解救雷先生在第几期

解救雷先生在第几期,第1张

第六期。

《演员的诞生》彭昱畅解救吾先生是第六期,彭昱畅是在第一轮的第二场中出现。

彭昱畅、陈龙、李泽锋在小组赛凭借《解救吾先生》中的发挥惊喜晋级,最终选择PK导师陶虹。

时下世界各国都比较推崇史料教学法,把学生带入历史现场,努力教会学生以不同的身份、不同国家、不同时代重新审视各国历史,注意利用历史资料帮助学生再现过去的面貌与形象,从而理解和掌握历史知识,强调史料的“证据”作用。读了《新课程理念下的创新教学设计》,使我认识到史料教学的巨大潜能。

一利用史料教学 提高学生兴趣

在课堂上,教师将补充史料、照片、画页、地图等发给学生,使教学具有强烈的历史感和切身感。学生通过自主学习,掌握历史知识,发现问题,师生交流。在此过程中教师可采用形式多样的教学方式,比如制作图表、知识竞赛、情景再现、讲故事、演历史剧。使课堂气氛始终活泼而热烈,学生学习热情高涨。

二利用史料教学 培养学生合作性学习

《学记》中言 “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学会生活”作为教育的四大支柱之一。所谓“学会生活”就是“学会共同生活,学会与他人一起生活”。在教《多彩多姿的艺术》时,我把学生分成三个小组,课前分别布置了三个任务:描摹王羲之《兰亭序》中不同形态的“之”字;向美术老师请教顾恺之《洛神赋图》的艺术价值;搜集秦始皇兵马俑材料,展示其价值。各小组利用网络、图书馆、课本等资源,分工合作,搜集资料、分析、概括对自己有用的资料。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有学生独立思考和操作,而且有学生之间的信息交流和竞争,更有学生之间的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三利用史料教学 培养学生探究性学习

苏霍姆林斯基曾说“人的心灵深处,总有一种把自己当作发现者、研究者、探索者的固有需要。”

探究性学习强调将学生引导到问题情境中去,促使他们去发现问题,自主探究,自主解决问题,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历史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实践和创新能力。在教《重庆谈判》时,展示了《美国军用飞机空运国民党军队到内战前线》和重庆谈判时的《毛泽东和蒋介石》,启发学生探究:蒋介石电邀毛泽东去重庆的真实目的是什么?照片中的毛泽东蒋介石在想什么?毛泽东为什么要冒风险去重庆谈判?播放《双十协定》资料片,启发学生探究:《双十协定》内容能实现吗?本节课通过多媒体给学生放历史资料片,使学生置于历史场景中,走进历史,充分感知历史,主动探究问题,培养了学生创新能力。

使用史料教学的教学过程,扩宽了学生的视野,学生的积极性很高,课堂气氛十分活跃,学生是真正的学习的主体,自主探索,主动获取知识,完全改变了被动接受的地位。同时还培养学生的阅读材料能力,分析概括问题能力。随着史料教学在课堂中不断成熟,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中,有写日记的习惯,并留下了较为完整的日记的人屈指可数,其中,胡适、吴宓、竺可桢的日记无疑是史料价值最高的几种。吴宓的日记前些年已出版了1910年到1948年的部分,其重要性读书界早有定评。这次出版的《吴宓日记续编》,时间跨度从1949年到1974年,不仅是他后半生跌宕经历的真实记录,也是知识分子命运的一个完整个案。考虑到胡适1949年离开了大陆,竺可桢在1949年以后身居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高位,吴宓以一个普通大学教授的身份写下的日记,就拥了独特而且更为珍贵的价值。在他同时代受过西方教育的第一流知识分子中,能始终坚守传统文化精神,并保持独立人格的人本来就很稀有,以“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相标榜的陈寅恪可以算一个,可惜不写日记,其私人记录只有零星的书信和旧体诗。也正因为如此,《吴宓日记续编》几乎就成了“绝唱”。它记录的不仅是他生活的经历,还有他作为独特的个体生命留下的心灵轨迹。可以看作是大时代里一部私人的信史。

吴宓生前就对自己日记的价值有着自觉而清醒的认知。1957年8月20日,他萌生写自传的念头时说,自传可以和诗集和历年的日记相辅而行,“虽记私人生活事实,亦即此时代中国之野史。”

《往事》毛彦文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1月版]

我是因为吴宓才知道毛彦文的,这位吴宓苦恋终生、苦苦追求而不得的新女性,谢世已有多年,她留下的这本回忆录,今年首次在大陆出版。在民国历史上,毛彦文的人生经历不无传奇色彩,她是浙江江山人,受过完整的新式教育,留学美国密歇根大学获得硕士学位,与胡适等都有来往,更因为吴宓对她的相思,以及她嫁给民初做过总理、比她大三十多岁的熊希龄,而广为人知,那段少妻老夫的姻缘曾经是报刊争相报道、轰动一时的娱乐新闻。她在回忆录中对仅仅三年的婚姻生活很满意、很满足,她辅佐熊氏生前办有香山慈幼院,熊氏去世她继续主持这个人道主义机构。这大概是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业。吴宓曾万里追她,漂洋过海直到欧洲,她为什么拒绝吴宓?回忆录语焉不详,这个谜底也许永远不会有准确的答案了。但她肯定吴宓是一位人文学者,心地善良,为人拘谨,有正义感,有浓厚的书生气质而兼有几分浪漫气息,且决不是一个薄情的人。离开大陆后,她在遥远的美国其实也在关心吴宓的下落。大约在1950年代末,她偶尔看到译成为英文的大陆杂志,其中有吴宓的坦白书,说自己用纯文学的观点教莎士比亚戏剧,现在知道错了,应该用马克思的观点教才正确。她说自己当时气得发指,为吴宓的命运而感喟、悲伤、愤怒。晚年回首往事,这位当年风华照人的新女性心境已归于平淡,她说自己是一个平凡的人,所写的都是平凡的事,虽其中有几件突出的记载,因为事过境迁,也成为平凡的了。我喜欢这样的表述。平凡的“往事”才有着长久的生命力。

《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汪荣祖著

[中华书局2006年11月版]

汪荣祖是海外华人史学家,我个人以为,他对郭嵩焘和那个时代的研究最具有开创性,长期以来,郭嵩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有之,就是从汪荣祖那本书开始的。在鸦片战争之后,继续蒙头沉睡了足足20年的华夏民族,1860年以后才逐渐有了危机感、紧迫感,但也只限于洋务运动,引进西方的技术,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声光化电。这个时代,中国最有见识、最具世界眼光的人,实际上不是那些造成“同治中兴”的名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之类,而是亲眼目睹了西方制度运作,对西方文明有亲身体验的湖南人郭嵩焘。他于1877年到1879年出使英国,虽然只有短短两年,却大大开拓了视野。在出使日记中他肯定并赞美了西方的制度、文化、社会,认为现在的“夷狄”和以前不同,他们也有二千年的文明。然而,因为太超前了,郭嵩焘这位“孤独的先行者”不被同时代的人所理解,当他的《使西纪程》出版后,竟然引起满朝士大夫的“公愤”,结果他的书被毁版,人在驻英公使任上被召回,从此再也没有被朝廷起用,于1891年郁郁而终,他的思想直接影响了几年后主持湖南新政的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可惜戊戌变法迅速失败,湖南新政连根拔起,他稳健的渐进式变革思路从此被忽略。(在他生前,具有珍贵价值的200万字日记一直未能问世。在他死后9年,还有人上奏要戮他的尸以谢天下。)汪荣祖敏锐地抓住郭嵩焘这个人物,对于中国走向世界进程中的曲折和艰难有深入的研究,通过郭嵩焘的悲剧命运解剖他栖身的那个时代,对于我们认识近代中国的不幸有独特的启发意义。

《五月花号——关于勇气、社群和战争的故事》[美] 纳撒尼尔·菲尔布里克著

[李玉瑶、胡雅倩译,新星出版社2006年12月版]

美国只是一个有着几百年历史的年轻国家,然而要真正清楚地了解这个国家的起源,也并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随着时光的推移,很多历史细节逐渐变得模糊,有些重要事情当时可能就没有留下可靠的文字记录。带着《五月花号公约》上岸的美国第一代先民并非一帆风顺,他们经历过饥饿、疾病、寒冷的威胁,面对过土著印地安人的弓箭、猎枪和陷阱,他们曾一次次在生存和死亡之间挣扎,度过了无数难以想象的困难。登上新大陆,并不意味着铺在他们面前的就是金色的蔷薇。换言之,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过信仰上帝的生活,创建一个属于自己的社会,一样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五月花号”乘客组成的第一代移民和他们的子孙,与印第安人之间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关系?中间又发生过什么变化?以往我们所知不多,不光是中国人,就是在许多美国人的想象中,开始于1620年天路客登岸的美国历史,也是像青蛙跳跃一样,转眼就到了莱克星顿枪响,美国独立战争的号角吹起来了。中间一下子就跳过了150年,在这漫长的一个半世纪中,这块大陆到底发生过哪些不可回避的惊心动魄的故事,有过那些值得铭记的名字,这几乎是一个空白地带,一个历史的盲区。有鉴于此,菲尔布里克写下了这本书。我觉得,美国的最伟大之处在于,它有勇气直面自己历史中的不幸、不义和不光彩的一面,容忍不同观点的审视和批评,容许自揭历史的伤疤。菲尔布里克没有回避17世纪后期发生在美国土地上的那场血腥的“菲利普王战争”,正是美国有着很强自我反省的能力,这个国家才会始终沿着《五月花号公约》轨道上前行,找到自己的方向。

 《火星纪事》:浪漫的挽歌

  

  《火星纪事》或许不是雷•布拉德伯里最伟大的作品,那部以批判集权统治和思想禁锢为主题的《华氏451》,让布拉德伯里成为科幻小说领域最为受人推崇的大师之一。但要论作家最具有个人风骨的作品,《火星纪事》绝对要算上一号。

  《火星纪事》脱胎于雷•布拉德伯里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开始创作的一系列以火星为背景的短篇小说。一九五〇年以《火星纪事》为名,将这些作品集结成长篇小说出版,从一九九九年元月的“火箭之夏”为开端,到二〇二六年十月“百万年的野餐”结束。作者在不到三十年的跨度里,浓缩了一段不同种族、文明之间互相攻掠、侵蚀,直到在物理定义上取而代之却又在各个领域受到对方幽灵般无所不在的精神影响,直到最终轮回繁衍的外星幻想故事。

  布拉德伯里曾经说自己的作品应该是“幻想小说”,而不是“科幻”,因为他觉得自己写的大多数小说都是不可能发生的,甚至还觉得自己应该被称为是诗人(老雷先生确实出过诗集)。雷先生在《火星纪事》里就借《厄舍古屋续篇》里的斯滕达尔之口说他讨厌海明威那样的写实主义:在这里,在火星,写实主义都去死去死吧。所以,经得起考验推敲的冷硬科技在书里很少见到,他愿意留下的,只有能对现实丑陋作出精准映射的写作材料。

  比如开篇那夸张又浪漫的《火箭之夏》。无论火箭燃料转换出的热量有多大,要将俄亥俄州的冬天变成万物复生的夏天都是不可能实现的。更遑论在后文里,布拉德伯里把地球人发射火箭这原本非常具有技术含量的事情变成了小孩放鞭炮一样的轻而易举。可是高超的火箭科技带来了什么呢?在火星人的心灵感应能力、催眠技术,以及分割包围、逐个击破的战略战术面前,一向为地球人世界所称道的最宝贵财产:人类最真挚的亲情、爱情、友情,轻易就被敲碎、打破,宇航员们要么被骗进了疯人院,要么被送进了坟墓。

  布拉德伯里从来不认为发达的科技是什么值得称道的事情,在他眼里科学技术走得太快,已经远远超过了人类应该所处的位置。对先进性、精密性的要求越高,其消极后果和负面作用也就越严重、越不可控。《月色依然明亮》中的斯彭德原本是作为占领者登陆火星的,却被火星人留下的文明所吸引:“他们拥有的一切正是我们长久以来所向往的”,“他们的脚步停留在我们一百年前就该停下的地方”。雷先生借斯彭德之口不留情地嘲讽美国人:任何奇特的东西,在美国人眼里都是一坨烂货。而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世界的斯彭德毫无意外地死去,但他的生命终究还是让怀尔德船长对现存真理产生怀疑,从而放弃了火星先驱者、征服者的荣光,转去探寻更远的地外文明。

  建立一个文明需要几个甚至几十个世纪,毁掉它却可能只要几年。最早的三波地球探险者没有抵挡住火星人虚无的心灵感应,却还之对手以无形的病毒。只需要一年零两个月,在地球上连小孩子也杀不死的水痘,就把又大又美丽的火星城市变成了一座座死城。

  “地球人有种专长,就是擅长把又大又美的东西破坏掉。”

  但第四波探险者以及更后面的地球移民到来的时候,前人就成了先驱、英雄。至于新来者,就立即开始污染脚下的河流,破坏身处的环境,以统治者的优越感为山川、河流冠以地球名字,而罔顾那早已存在千年的火星名词所具有意义。地球占领者愚昧的自傲、自以为是,早已无可救药。

  这个属于火星“开拓者”的年代是粗砺甚至举步维艰的,不过在科幻小说作家中独具诗人气质的布拉德伯里却用一篇篇散文般的短故事,将切入点对准了人类内心对孤独的恐惧。无论穷人还是富人、年轻人还是老人、诗人作家还是加油站工人,地球人来火星并不见得真的抱有什么理想,就像《翱翔天际》里的黑人,他们并不在乎、也不知道火星上究竟有什么,甚至并不挂心能不能安全抵达,他们只是想去一个陌生的地方,然后去了解那里究竟有什么。

  特别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二〇〇五年九月 火星人》这一篇:面对蝗虫一般铺天盖地而来的地球人,残存的火星人也耐不住寂寞,拥有心灵感应术的他们尝试着进入人类最脆弱的心灵深处,希望在满足他们情感渴望的同时也籍此填补自己的孤寂,却发现脆弱的地球人实在太多,招架不住之余,反而自己一命呜呼。雷先生的黑色幽默冷得像刀:“火星是个万花筒,除了原来的模样,别强迫它变成其他的样子”

  这种对孤寂近乎变态的恐惧或者好奇,或许正反映了人类对外星文明如此渴望的原因。但可悲的是,布拉德伯里认为,当地球人把这份渴望真正变成现实的时候,固有的贪婪、虚荣就会让他们把本应该彻底抛弃的种种规矩、法律、制度、官僚等腐烂腐朽的东西重新当作宝贝拾起。

  于是,被永恒孤独伤害的地球人,在看到故乡开始打仗的时候,立刻热血沸腾拎起行李箱就回了地球参加核战。当然火星上还留下了少数几个地球人,他们要么预言了世纪末中国著名网络名词“美眉、恐龙、见光死”的出现,要么成了理查德•马特森《我是传奇》的创作灵感,要么做着卖出百万个热狗的发财大梦。总之,回地球的可能都变成了墙壁上被核辐射烧焦的白色影子,留在火星的只能空伴永不会变老的机器人,直到生命走到尽头,直到地球核战二十年后,“火星人”这个名词,由最后几个活着逃离地球的人类继承了下来。

  这是一种只有诗人才会有的对象征、对隐喻的渴求和尝试。布拉德伯里完美地将小说在“乔治•奥威尔style”与“爱伦•坡style”之间转换,厄舍古屋被焚毁后留下的焦土,就是作者对艺术、文学、想象力和美的赞颂,也是对思想禁锢、对文化卫道士们作出强力反抗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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