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呐喊》、《彷徨》的思想主题

作品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诞生的：中国政治革命运动的低潮期和歇期，中国思想革命运动的活跃期和高潮期。作品的现实性很强，鲁迅在作品中对辛亥革命的描写深刻而又全面，充分地表现了从辛亥革命前夕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之前这一时期的历史特点，集中地揭露了封建主义对国民的思想毒害。小说中写到的很多人物都是在封建旧势力的残酷迫害中无辜地死去。因此，《呐喊》和《彷徨》思想内容的核心应该说是揭露国民性的弱点或“攻打国民性的病根”，以引起疗救的注意。

"《呐喊》是鲁迅写于1918--1922年的15篇小说,鲁迅自己对《呐喊》是这样评价的,他说这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尊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尊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南腔北调自选集自序》)而且《呐喊》写于""五四""高潮时期,当时进步刊物《新青年》的编辑钱玄同催促下从事小说创作的(所以鲁迅自己说这是""遵命文学""),""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由于当时的革命情绪高涨,所以鲁迅在《呐喊》中,删削些黑暗,装点些希望,使作品尽量闪现出亮色而且你看他这部小说集的名字《呐喊》,就是很有气势的了还有《呐喊》中大都以反封建为主

至于《彷徨》嘛,写于1924年--1925年,这个时期正是""五四""退潮之后,当时军阀混战,内忧外患,复古势力对新文化运动进行疯狂的反扑,先进的知识分子中有右翼开始分化出去,中间派处于动摇彷徨的状态比起《呐喊》,《彷徨》更多的描写了知识分子的题材指出那些处于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是正直的,却又是软弱的;他们充满理想,却又缺乏毅力他们曾经和封建势力战斗过,可是没有几个回合就败下阵来,所以他们处于苦闷之中,这是鲁迅在""五四""退潮后对知识分子出路和寻求新的思想武器等问题的思考。

这两部小说集的异同点:

相同:1创作目的相同(揭露国民性)

2题材相同(知识分子农民)

3作者体现的思想主题(揭出病痛,引起疗救)和艺术创作的多样化

不同:1创作背景不同

2因为背景不同,创作心态不同,导致两部作品的思想特色不同

3较之《呐喊》,《彷徨》战斗意气冷了不少,减少了热情,但是技巧却稍微圆熟了,刻划也稍加深切"

下产生在两个不同的作品“呐喊”和“彷徨”是一个概念，有人从字面上讲，“彷徨”显示了一些更密集的“悲观”或其他有人从“彷徨”的卷头引“离骚”句，这意味着笔者认为，“转型”的起点，“吾将上下而求索。”在我看来，这两种意见，是一个问题，我认为“呐喊”和“彷徨”宇宙学表中没有看到相同的，但是，作者观察现实的角度来看显然是一个特殊的。 “呐喊”的作者一方面，虽然我觉得那个时候在“新文化运动”的主张没有“完成”，但另一方面，在反封建的赞助应该在这一点上， - 在这样他派出了他的“呐喊”，“呐喊”主要来自那些长期压迫，封建主义和人民的麻醉性能，但他们有多么痛苦麻痹住，急怒一个独立点，但多么愚蠢，他们不这样做了解痛苦的生活来源，他们有原因，顽固，但他们可以哭，可以笑，哭敢不敢笑，不敢骂;喜欢作为一条红线贯穿他们生活的痛苦和瘫痪的是，他们尊重生命奉献，其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的！他们是“地球的孩子”从土壤中走了出来，绑札幌在土壤中，土壤的生活不能离开人在这样一个人，笔者看到了革命的力量，然而，革命尚未见过字符;这股革命的力量，你需要醒来，但醒来后，你需要给他们一拼，“武器”，笔者在“新文化运动”，有时间，没看到实物武器，所以他说，醒来后，仍禁止在黑暗的房间是双重痛苦，但终于发出一个宏伟的“呐喊”。

“彷徨”，然后是笔者目睹了“新文化运动”的“主”和“分化”，一方面，揭示了一个妥协，另一个方面是“变”社会力量的需要有人来带领！然而，一旦“新文化运动”唤醒青年知识分子怎么样？ - 这种质疑，从而导致了“无奈”。在这方面，主要演示了从黑暗中，满肚子的不公，那些觉醒恨愤怒，然而，缺乏头脑，成日价仅不均匀喂养他们的灵魂投诉，但他们肩上的担子与旧时代的负载，偏见，无知，固执，虚无主义，冒险主义，短视，懦弱， - 这样的人，这样的人，也革命力量？当然！他们将是革命性的工人和组织者。 “彷徨”了很多热情，明亮的数字，但这些数字也有很多缺陷，梦泽伏莽“涓生”的深山丛林，与旧时代的人是一个大漏洞，受极热到冷极“独行侠”中的主人公是没有什么不同，但主人公玩世不恭和无情的自我娱乐的那一刻，他仍然有“热” - 也就是说，照顾无辜的孩子，谁不能生活在没有现代硬伤因为现代人是上一代的后代，但人长期受压迫的后裔，和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所包围，周围是各种偏见和无知，但笔者并不认为这个缺陷是“奉派”是天老地荒的一天困境，恰恰是因为他不相信永远是如此，所以他毫不留情地折返，为什么这些缺陷的根本原因;也因为他不相信，于是他借“没有更多的”写他的愿望，“离骚”句 -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暗示他的愿望。

如果我们觉得应该算是上面的解释，但也有一些道理，那么“彷徨”，“呐喊”的发展，是更为积极探索;说，这是“悲观”的作者来到一个头，从而预示着“转型” - 这样的论文，似乎是表面的皮肤深层。

所谓的“悲观”，“彷徨”和“呐喊”，并没有做什么颜色的？如果你认为没有，那么，作者自己在“呐喊”自序中说，笔者在别处“药”的注释，是完全相反的话吗？答案是：这不是。盖子是不是终于能够得到悲观通读鲁迅显然后的作品，这是中国人民的解放，如果我们不和他断绝所有的时间看。

但是千万不要以为，“呐喊”，“彷徨”的思想内容用刀子切断整齐地分成两边，不拌匀水像一条河，每一个男人，并在两者之间，有复杂的地方，即使是在一个复杂的有。然而，主基调，我想无非就是如上所述。艺术家代表作的功能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内容，如此严格的分类是不可能的，是一个人的智力发展的模仿，从未被作为一个孩子一样的过去的，有序的，从来没有重复之前和之后，读一本书而艺术家的形象，特别是考虑当然，持久的感情来论谈，所以经常的危险，如“阿Q”，这是典型的一类，它属于什么？或农民，或流氓无产阶级，但我觉得不是那么简单。 AQ强烈的“破落户”，这个意义上，他是一个典型的农民，自然缺陷，但“破落户”这通常是不等同于所谓的流氓无产者“破落户”的一些人物，阿Q没有。阿Q不势利，但他不在，“义侠”之流。阿Q经常反抗，然而，“健忘”化做的事件，意识到他的反抗消散。的所谓“道义上的胜利”，这是神奇的，从一个角度，固体作为一个失败的被压迫者对精神不屈的表征，然而，也不是开始的斗争是不会瘫痪的意识“奴隶的理念”，“AQ正传“，所谓的”精神胜利法“，”奴隶哲学“是讽刺，鲁迅在其他地方，都一再反对所谓的”精神胜利法“，阿Q已经成为不朽的经典之作，因为它不是简单，它是如此复杂。

鲁迅的“呐喊”和“彷徨”茅盾

一、“表现的深切”----独特的题材、眼光与小说模式

1、开创“表现农民与知识分子”两大现代文学的主要题材。

2、始终关注着“病态社会”里人（知识者与农民）的精神“病苦”。

3、“看/被看”与“离去--归来--再离去”两大小说情节、结构模式。

二、“格式的特别”----“创造新形式的先锋”

1、借鉴西方小说形式，通过自己的转化、发挥以及个人的独立创造，以建立起中国现代小说的新形式。例如：《狂人日记》（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等。

2、追求表达的含蓄、节制以及简约、凝练的语言风格。例如：《故乡》里那幅“神奇的图画”、祥林嫂最后的“肖像”等。

总上，鲁迅的《呐喊》、《彷徨》通过独特的取材，视角和模式，向人们展示了其“反抗绝望”的鲁迅哲学内蕴；所建立的中国现代小说新形式，既是自觉地借鉴外国小说形式的结果，也是由不自觉到自觉地借鉴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经验的结果。因此，不愧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开端与成熟标志。

鲁迅在小说创作上给我们留下了思想和艺术都达到相当高度的两本小说集：《呐喊》和《彷徨》。他的小说正如他同时代的许多作家的作品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欧洲文学的强烈影响，特别是俄罗斯文学。而先生的独到之处则在于他一向和封建主义的、官僚资本主义的锁国政策作坚决的斗争，他要求大家“收纳新潮，脱离旧套”（2），认为“要进步或不退步，总须时时自出新裁，至少也必取材异域”（3）。在《340328致陈烟桥》（4）的信中，他鲜明地表达了他的文化态度：“至于手法和构图，我的意见，认为不必问西洋风和中国风，只要看观者能否看懂，而采用其合宜者。”由此可以看出，鲁迅先生正是从自己的民族情况出发，期待着中国文化的崛起。而他的“不必问西洋风和中国风”正显示了他的中国文化精神。

早年的鲁迅，“为着吸引世界的文化思潮，也是为着从各国的优秀作品中采取各种形式和风格”（5），他在日本曾孜孜以求文学“新声”，介绍异域文艺思潮和流派，写下了著名的《摩罗诗力说》等研究论文。二十年代，他提倡我国历史上的“汉唐气魄”（6），敢于吸收外来的文化，认为“不敢吸收外来的东西”，“这实在是没有力量的表示”（7）。一九二七年后，他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潮，并且继续不厌其烦地介绍西欧、日本诸国的文艺现象，对外来文化提出了著名的“拿来主义”的观点。根据不完全统计，鲁迅“一共翻译了十四个国家将近一百位作家的两百多种作品，总数超过两百五十万字”（8）。从鲁迅一贯的行动来看，他不但注意吸收中国优秀的古典文学，而且很注意吸收外国一切有用的东西，或者说他把两者有意识地置于同等的地位。

二

一个民族，由于其自身的条件（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和历史等），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形态，并形成了民族的文化心理。而这种心理反过来会无条件地肯定这种文化结构的优越，有时甚至面对外来文化思潮的冲击，仍墨守成规而无动于衷，拒外来文化于国门之外。具有“汉唐气魄”的鲁迅，却“不必问西洋风和中国风”，提出了“拿来主义”的主张，写下了震荡文坛的两本小说集。在此，我想就小说《呐喊》《彷徨》的结构形态作一粗略的分析，以管窥这位文学巨匠的文化精神。

在长期的历史行程中，中国古典小说和西洋小说在结构形态上形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格局。中国传统小说重叙述，虽亦有描写，但它不大段大段地铺叙，往往比较简练，又总是设法把描写纳入叙述的形式管道，以讲故事为主要线索，串起某些段落的描写。如果说“中国风”小说像连环画一样，不受时空限制，用一幅幅不同时间和地点的画面连缀成完全整一之图景的话，那么“西洋风”的小说则类似历史或现实题材的壁画和油画，包含着一段故事或经历，但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常常是一幅发生在片刻间而被拉长了的生活画面。这类西洋小说重描写，虽也用不少笔墨来叙述故事情节的发展，但作品往往脱离故事情节去写场景和心理活动，把情节的发展寓于描写之中，情节完全受制于描写的总体形态。对这两种迥异的结构形态，我们应当选用哪个呢？一个作家最怕的是对形式的依恋、膜拜和因保守而形成的心理定势，而作家本身却时常自我感觉到这样创作的得心应手和无比优越。在创作中不管什么内容，只管往已有的形式管道里输送，而不是量体裁衣，根据主题和题材的需要选择相应的形式。通俗文学迎合了特殊层次的欣赏心理而拥有大量的读者，所以作家便偏爱于这种固有的模式，并挖空心思地使这种模式臻于完善，而究其实，则往往是思想情感与表现形式，创作理想与审美效果显示出一种反比例的格局。可见，这种得心应手的形式在内容所不需要的时候就成了令人讨厌的东西。与此相反，那些现代派技法的猎奇者，却总满足不了猎奇的心理，取法必为西洋，从不因题制宜，采用更为合适，更具有表现力的方法。正当赵树理的评书体小说日臻完善之时，有人问他今后的努力方向，他开明地说：“我对这种形式稍为熟悉……但也并不是非这样做不可。如果这种形式与后来选定的题材不相适应，那也只好割爱。”（9）可惜他不能忍受痛割爱的痛苦，仍有保守的一面。但是对于鲁迅先生来说则没有这样的心理定势，“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10）使其小说不拘一格，千姿百态。

美国评论家帕士利卡·哈南曾谈到鲁迅的小说：“相对其他作家来说，他的每篇短篇小说在艺术技巧上都堪称是一种冒险的事业，一种主题与形式完美结合的新鲜尝试。”（11）确实，鲁迅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以极大的影响”（12）。鲁迅创作形式之多，是否意味着他的极大的随意性呢？当然不是。“手法与构图”，惟“其合宜者”才用。艺术技巧必须服从于生活规律，故“火中无鱼，泥里无鸟也”（13）。从主题出发，从人物的性格出发，这是鲁迅选择小说结构形态的基本特色。

鲁迅小说的结构形态虽多种多样，但归纳起来，大体上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以《药》《肥皂》《幸福的家庭》《明天》《离婚》《风波》和《白光》为代表，受“西洋风”的影响较大，约占三分之二，它们在主人公一生中摄取一个独立的镜头，在单一的时间、场景和事件中去展示人物的性格，描绘人物之间的关系和冲突，从而展示了一个深刻而独立的主题；另一类，如《故乡》《孔乙己》《祝福》《在酒楼上》《阿Q正传》《端午节》《孤独者》《伤逝》等，是“中国风”的小说，不到三分之一，它们选取人物悲剧经历中的几个关键环节，组成几个在纵向上缓慢发展的横断面，而横断面间的时间跨度较大，非一朝一夕，情节在纵向伸展的长度上和在横向扩展上虽都很大，但从二者的比例上看来，纵向伸展较横向扩展更大一些，亦即描写包含于叙述的总体形态之中。

“有了新颖的题材，决定了主题思想，如果没有适当的形式可以运用，就难以写成深刻生动的作品。”（14）小说创作从主题出发选择结构形态，这是鲁迅“不必问西洋风和中国风”的文化精神的重要表现。

比如《药》的深刻主题技术鲁迅通过描写的结构形态表现出来的，这具体表现在明暗两条线的运用上。明暗两线以“人血馒头”为引子，交叉结合在一起。作者主要篇幅是明线似的描写。先写华老栓在秋天的后半夜里带着多年积蓄的洋钱，到“古□亭口”去买药；次写他得到了“人血馒头”后，“仿佛抱着一个十世单传的婴儿”似的，“要将这包里的新生命移植到他的家里，收获许多幸福”；直到第三部分，情节进展了一大半了，这才由刽子手康大叔的嘴里点出这馒头所蘸的都是革命者的鲜血，而且由此从反面表达出了革命先烈夏瑜英勇不屈的气概，并通过茶客们的闲聊，进一步表现了群众对革命的冷漠情绪；第四部分才较为正面地写出夏瑜这条线：革命者虽然牺牲了，但在他的坟上出现了花圈。《药》的这种双线结构方式，倘使用传统的叙述方式，极易造成人为的扭合，两件事放在一起说显得不伦不类，不如描写法写得自然。有人认为这篇小说表现了“亲子之爱”或“夏瑜的英勇牺牲”，认为《药》觉得结构失败了。其实，《药》的艺术结构非但没有“失败”，而恰恰通过双线交叉的方式，最成功地表现了深刻的底蕴，即“辛亥革命的失败在于未能唤醒民众”的主题。有人之所以讥之为“失败之作”，是因为这种结构形态与传统的结构模式迥然有别。鲁迅不仅仅从民众的欣赏习惯出发，而常常把表现丰富深刻的主题放在第一位。

“鲁迅借鉴西洋技巧，吸收本国传统的技法，目的都在于塑造性格。人物不同，表现手法也在发展”（15）。在以刻画人物为主的小说里，鲁迅从人物性格的要求出发，选择相应的结构形态，这是鲁迅“不必问西洋风和中国风”文化精神在小说创作中的又一表现。

譬如《离婚》写的是慰老爷府上爱姑与以七大人为首的诸多封建势力的面对面斗争的场面。作者并没有较多地叙述爱姑跟“老畜生”“小畜生”的斗争，而仅仅选择了她去庞庄请七大人评理的前后很短的时间，把过去的行动穿插在对话中，描写她如何从泼辣、勇敢走向胆怯、妥协的心理历程，从而揭示了中国农村妇女的局限和弱点。在未到庞庄之前，她发誓：“七大人也好，八大人也好，我总要闹得他们家败人亡！”而“慰老爷她是不放在眼里的”。船靠了岸，爱姑一跨进黑油大门，不敢看坐满两桌的船夫和少年，“只是溜了一眼”。当有人搬出年糕汤来时，她“越加局促不安起来，连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但仍想着“难道和知县大老爷换帖，就不说人话了么？”接着，她看到七大人了，便“很觉得稀奇”——他慢条斯理，那派头咄咄逼人。尽管如此，她仍勇敢地向他诉起苦来：“小畜生”姘上了小寡妇，已经闹了整三年，总是不落局。这时七大人对她看了一眼，慰老爷仰着脸，尖下巴少爷“必恭必敬”地附和着；于是，爱姑觉得自己是“完全孤立”了，但她“在胡里胡涂的脑中，还仿佛决定要作一回最后的奋斗”。她继续诉说下去，看见七大人“忽然两眼向上翻，圆脸一仰，细长胡子围着的嘴里同时发出一种高大摇曳的声音来”，便噤若寒蝉，“仿佛失足掉在水里一般，但又知道这实在是自己错”。至此，她心里的糖塔完全溶塌了，“大势已去，局面都变了”。最后，她不但同意了七大人不公平的解决措施，而且还“谢谢慰老爷”，那要“拼出一条命”的倔强劲儿已彻底失去了。作者把爱姑的性格放在特定的场面，很短的时间内，围绕“离婚”的一件事，淋漓尽致地描述了她由泼辣、大胆走向胆怯、妥协的心理历程。如果按照传统的写法，先大段地叙述爱姑与“老畜生”“小畜生”的斗争，然后把这一矛盾带到老爷府上去由七大人解决，篇幅就会显得冗长，爱姑心理的微妙嬗变就难以揭示，主题倒反有所冲淡。

同样地，从主题和性格的要求出发，鲁迅在另一些小说中又采用了“中国风”的结构方式。这些小说的民族形式，许多研究鲁迅的专家已经“长篇大论”过了，我在此只想极其扼要地谈谈。叙述体的结构形态使作品的情节主要是环绕着人物性格的发展而表现在叙述的内在线索上，并不在于某一事件本身的发展，各个场面在时间上也不一定紧密相连。比如中篇小说《阿Q正传》在开始时，作者并未选择特定的场景、通过特定的事情来展示人物的性格，而完全以叙述人的姿态来讲述作传时的种种“困难”和阿Q的种种“行状”。这种种“行状”之间，未必都有时间上的直接联系，但有着性格上的内在联系。所以，通过这些事情的讲述，就很形象地讲出阿Q性格上的“精神胜利法”的特征来。作品中也有生动的场景描写，但它往往穿插于叙述之中，为叙述的主题服务。又如《孔乙己》通过短短几个镜头的剪辑，组成在纵向上缓慢发展的横断面，反映了主人公在封建科举制度下命运的渐变性，从而表达了深刻的思想主题。这与同类题材的《白光》恰恰相反，因为陈士成性格的突变性决定了它不需要采用叙述体的结构形态。

总之，鲁迅先生本着只要读者能够看懂的原则就“不必问西洋风和中国风”，只管“拿来”，从而“采用其合宜者”。

鲁迅自己曾经说过，他开始“取法于外国”的短篇，逐渐起了变化，技巧更加“圆熟”，刻画更深刻，终于“摆脱了外国作品的影响”（16）。有人据此说鲁迅逐渐认识到自己国库中文化的重要性。其实，先生的这番话正反映了他吸收两类不同风格的文化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是说他创作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即既区别于“中国风”，又区别于“西洋风”的特色。这并非说他的小说仅仅受民族形式的影响，而没有外来因素。因为他这样“圆熟”的技巧，本身就是中西两股文化流的“大团圆”，含有两种文化中优秀的因子。技巧的“圆熟”，并非逐渐摆脱了外国文学的影响，其实这种因子早已在鲁迅创作意识里积淀和蛰伏，因为他最后的日子里写的《离婚》，结构形态也仍受“西洋风”的影响。如果说他逐渐摆脱了外国文学的影响，那么同样也可以说，他逐渐摆脱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影响。这正如沈从文所说的“不大可能受什么影响，也可以说受总的影响”（17）。鲁迅之所以写出一系列成功的小说，就是因为他既没有“全盘继承”，也没有“全盘西化”；既没有机械地以“中学为体”，也没有偏颇地以“西学为体”。古今中外，一切拿来，“不必问西洋风和中国风，只要看观者能否看懂，而采用合宜者”。所以，鲁迅在小说创作上是一个集大成的人物，成为新文学的奠基者；他的作品，是“大团圆”的产物，成为新文学的代表作。

三

在中外文化的关系上，台湾社会批评家李敖曾将不同的文化精神归纳为十一种“病”，如“义和团病”，“古已有之病”，“中土外传病”，“大团圆病”，等等。“病”者，乃“癖好”之谓也，其中有的文化态度是较为得体的。鲁迅的文化精神实际上正是其中之“大团圆病”，即杂糅中西，而具体应用时，“看观者能否看懂，而采用合宜者”。赵树理在《社会·主题·人物·语言》中也曾表述过这样的思想：“各种各样的艺术，都有两套传统，一是民间传统，一是外国传统，现在我们什么都综合运用。”（18）这种精神，“摈除种族的时代的自大心，用远大的眼光来观察人类文明的全史”（19）。如果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仅仅在量的比例上给予谨慎的规定，呈现出一种较为开放的体系，那么“大团圆”的思想则显示了一种完全开放的系统，它“不必问西洋风和中国风”，俨然一个宇宙人，置身高处，将自己的视线之网撒在整个地球上，广为搜罗，将所需的一切集中于自己的艺术熔炉之中。

“我国的小说，从唐开始是一次革命。从宋开始，也是一次革命。到了鲁迅，又是一次革命。”（20）鲁迅在小说结构形态上的大胆探索，当初颇受到人们习惯的排挤，在今天我们师承先生的结构技巧时，是该感谢他的。鲁迅先生逝世近七十年了，但其文化态度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在中西文化交流频繁进行的今天。

时代在不断变化，文化在迅猛发展。面对西方涌来的各种现代艺术现象，“我们的现代文明更是从四面八方东拼西凑起来的百衲衣”（21）。鲁迅在谈到美术创作的时候曾经说过：“倘参酌汉代的石刻画像，明清的书籍插图，并且留心民间所赏玩的所谓‘年画’，和欧洲新法融合起来，也许能够创造出一种更好的版画”（22）。他不论什么“西洋风和中国风”，不适宜的，即便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也“全都踏倒”（23）；合宜者，“虽是西洋文明”，也能吸收，使之“变成自己”（24）的东西。当心存“各种顾忌，各种小心，各种唠叨”（25）的人们，小心翼翼地声称“借鉴”或“参考”的时候，鲁迅独以一种“汉唐气魄”，解开胸襟，伸出巨掌：“拿来！”

不仅拿来西方技巧！

而且拿来传统方法！

现在，我们理解鲁迅的“拿来主义”，正如重温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样，应当从他论述的时代性和特殊性中，看到这种特殊性所反映出的普遍性。他主张“拿来”西方的东西，何尝不提倡“拿来”传统的东西！“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富，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26）。这条条通向罗马殿堂的光明之路，充分显示出鲁迅先生“不必问西洋风和中国风”这种文化精神的伟大之生命力！

反省国民的性格，批判旧的制度和文化，基调是悲观地反抗！

《呐喊》和《彷徨》是反应了社会底层的民众的无奈生活和内心的挣扎，社会变了，但人民受旧文化的压迫已经形成了惯性，偶尔会有人反抗，但那好像太微不足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