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个时代的传统节日 现在什么都是文化,但是对于一个民族、国家来说,文化有认同文化和消费文化之分。对于有些文化,我们内心里认为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它们是我们自我认同的内容,我们把它们看作和我们的生命是互为表里的。我们有时不觉得它们和我们是一体,一旦这种一体性的关系受到冲击,我们会非常强烈地意识到这一点。对于另一些文化,我们会使用、享受它们(往往要花钱),甚至非常喜好它们,但是我们只是看重它们的功用,用完了,就过去了。时尚,尤其是好莱坞大片,是这种体验的代表。 今天仍然活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之中的所谓“传统节日”应该被理解为具有传统属性的现代节日。我们生活在现代,我们的一些节日无论多么传统,归根结底都是多少已经有些“现代化”的节日。自觉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不仅会把传统节日当作“传统”加以尊重,还会积极地把它们放置在现代的条件下加以发展。 中国人是在民族感情受伤害之后被迫进行现代化运动的。在这个漫长的运动中,中国人时常处于被扭曲的偏激心态,习惯以激愤对外,以激进对内。帝国主义势力不断打压、伤害我们,而我们从此产生奋斗的压力的同时也产生着自我伤害的破坏力,这种破坏力不断指向自己的传统。从“打倒孔家店”到“破四旧”,中国的大传统和小传统,中国的雅文化和俗文化,中国的典籍文化和生活方式,都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洗礼”。它们在我们的现实和生活中都以片面和残缺的形式存在。古老的传统节日民俗在近代的遭遇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中国人以牺牲传统为部分代价的奋斗在今天达到的成就使中国人能够以比较健康的心态看待自己的传统。善待自己的传统的命题终于从学术层面进入政治议程。最近,受韩国成功保护“端午祭”传统的经验的激发,中国人举国上下都在关注传统节日的问题。我们今天有机会把恢复、发展传统节日民俗作为一个国家文化事件来大张旗鼓地讨论、规划。我们现在不一定能够把春节、端午节申报成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我们能够在现代的物质条件下使一些民间节日成为国家的既传统又现代的重大节日,使它们成为我们善待自己的传统的代表作。 春节和端午节在民间被列入“四大节”,这个地位却是在进入现代之后才定型的。辛亥革命之后,中华民国政府为了标榜自己的现代性,放弃作为王朝遗产的“夏历”的官方地位,改用“公历”(西历)。纪年以中华民国取代历来的帝号,但不是以夏历,而是以西历的1912年1月1日为中华民国元年的开始。在中华民国还没有形成自己的节假日体系之前,曾经乐于借用传统的节日作为国家法定的假日。1914年1月北京政府内务部在致袁世凯的呈文中提出:“拟请定阴历元旦为春节,端午为夏节,中秋为秋节,冬至为冬节。凡我国民均得休息,在公人员亦准给假一日。”袁世凯批准了该呈文。阴历的1月1日把自己原有的名称“元旦”、“新年”让给阳历的1月1日,自己则被称为“春节”。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春节被列为全民节日,有三天的假期,比国庆节、劳动节、元旦的假期都长。春节虽然纳入国家制度,全民年年在过,但是,其他假日都是按照政府的设计在举办仪式活动,与政府的理念具有天然的内在一致性,只有春节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法定假日,与时代话语具有先天的紧张关系。春节期间的祭拜活动(迷信)、燃放鞭炮(危害)、大吃大喝(浪费)一直在受批判。“文革”兴起不久,国务院在1967年1月30日发出通知,说是为了适应革命形势,根据群众要求,春节不再放假。全国的报纸发出一片响应之声。以后十来年的每年此时,报纸都要大张旗鼓地宣传,要求大家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也就是春节不休息,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到1979年1月17日,《人民日报》分别以题为“为什么春节不放假?”、“让农民过个安定年”的两篇读者来信为信号,表明政府对春节休假制度的回归态度,几天之后,部分省区宣布恢复春节放假,次年全国恢复旧制。 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来,人们获得了越来越大的自主性,可以自主支配自己的时间,可以在私下和非正式的公开场合安排自己的活动。经过这么多年的自发选择,传统节日民俗在全国城乡得到了很大的复兴。国家面对民间节日体系恢复的事实,把春节作为法定假日,并对假日的时间有所延长。这种调整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由于认识的局限性,调整远远没有到位。国家春节假日的安排并没有充分考虑民俗活动的需要。例如,假期从初一开始,不便于人们开展传统的节俗活动。不为大年三十的节俗提供时间保证,就说明不是在传统的立场考虑过年的问题。 如果我们再联系端午节的例子来看就更加明显了,国家立场还没有改变到充分顾及传统节日体系的要求。我们可以推论,端午节在当下的发展潜力是值得国家更加积极、完整地对待传统节日的。 与日本、韩国不同,中国主流知识分子在创造现代思想体系的过程中所走的路线是“破旧立新”,而不是通过传统、借助传统创造新文化。这种思维倾向落实在民众的生活方式上,就是对传统习俗的污名化,以便破除“旧风俗、旧习惯”。民俗被贴上“封建”、“落后”、“迷信”的标签,就不可能在公共空间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只能在社会的边缘,以隐蔽、扭曲的形式存在。在最极端的时期,公开的民俗活动甚至完全被取缔了。其实,传统的节日习俗是可以和现代生活方式结合的。这是许多先行现代化的社会的历史经验。我们一直在学习西方如何创造新技术,却没有用心注意别人怎样保护传统。西方人利用新技术服务于他们固有的生活方式,尽管这样做的结果可能仍然是渐渐地改变了传统;而我们却痴迷地为了新技术而牺牲自己固有的生活方式,尽管这样做的结果并不能完全抛弃传统。前一种路向给平凡的人更多的幸福感,后一种路向给平民百姓更多的自卑、迷茫和失落感。 当我们在物质生活上不如人的时候,我们不惜代价地以牺牲自己的文化传统来增加我们改善物质条件的效率。当我们觉得自己的物质生活已经接近发达社会的时候,我们需要通过找回自己的文化生活来找回自己,找回自己的信心。 现在什么都是文化,但是对于一个民族、国家来说,文化有认同文化和消费文化之分。对于有些文化,我们内心里认为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它们是我们自我认同的内容,我们把它们看作和我们的生命是互为表里的。我们有时不觉得它们和我们是一体,一旦这种一体性的关系受到冲击,我们会非常强烈地意识到这一点。近年人们围绕端午节的讨论所表现出的激烈情绪就显示,端午节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认同文化。对于另一些文化,我们会使用、享受它们(往往要花钱),甚至非常喜好它们,但是我们只是看重它们的功用,用完了,就过去了,有点像我们每天用水一样。我们消费它们,并不会认为它们与我们的民族有什么内在的关系。时尚,尤其是好莱坞大片,是这种体验的代表。 一个共同体有多大的凝聚力和自信,取决于它有没有足够的认同文化。因此认同文化对于一个民族国家来说是无价之宝。而认同文化几乎都是传统的(或许有老传统、新传统之别)。其中,传统节日民俗是一个主要的部分。 我们认为传统节日习俗完全可以借助现代物质条件、城市空间得到恢复,并且获得新的发展。关键是要注入新的资源,给予新的舞台。例如对于各地的端午习俗,就可以鼓励多元发展。在乡土社会,可以恢复当地的本来面目,保持它的原汁原味。在城市社会,有必要以新的物质条件来表现端午习俗的传统。实惠的粽子进城了,吉祥的香包也可以进城。还有更重要的,像赛龙舟,也可以进城。 在现代世界,一个民族要显示文化自信,标榜自己所钟情的特定的体育运动项目是一个途径。这种特色运动项目要在本国有历史传统,有普及性的群众基础,最好有比较好的对抗性和观赏性。国人相信只有本国人玩得最地道,别国的人跟风也好,冷漠不解也好,都不能左右国人的信心和热情。美国有美式足球,日本有相扑,韩国有跆拳道。而赛龙舟是中国的一个较优的选择。赛龙舟是集体运动,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有民俗心理的依托(所谓不赛不发)。它是一种对抗性的体育运动,也是一种传统和艺术的展示。龙的装饰、选手的装扮、鼓手的指挥、啦啦队的表演,都可以是很“现代”的艺术展示。这项运动如果能够在端午节日文化的烘托下发展起来,反过来带动端午习俗的全面复兴,我们自然就保护了一项无可争议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杰作。如果它真正在我们的社会之中,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在我们的心中,那么它是否在代表作名录之中就不是问题了。 各种文化公司所经营的大体是消费文化,但也不乏有识之士在经营消费文化的同时直接或间接地在营造民族的认同文化。国家机构和知识分子所倾心的应当是认同文化,尽管这些机构和这些人有时候也会采取文化商品的形式去运作,但不管以什么方式,他们对于建设、丰富和发展本民族的认同文化是责无旁贷的。推动传统节日民俗的复兴和发展是我们完成这项使命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自发地以身体力行启动了复兴节日民俗的工程,那么我们今天就要自觉地来推动它,让它有更好的机会与当代社会契合。
说起对过年的感触与感情,作为一个70后,虽然已经有不小的年纪了,但每逢春节来临之时,内心深处总会有一股喜悦感和期待感,在小时候,过年可以说是最快乐的日子了。
相信很多70后的人大都会相同的体会,因为这一代人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的一代,能够深切感受到7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日新月异的变化。记得大概四、五岁时,过年吃得最好的就是 豆腐了,其它的时间很少有肉吃的,平时家时也有喂猪,但那是农村人家所说的“积钱筒”,就是储钱 的意思,杀猪卖的时候,家里只能留猪红(猪血)、一些猪杂之类,好卖的肉好像吃不起的样子。然后,把猪红、猪杂煮一大锅,左邻右舍和亲戚各家分享一小碗,之所以现在还记得那么清楚,那是小时候,我是家里专干这个工作的。可以,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深入,农村的经济不断地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是一年比一年好了。回忆过去,觉得那时的过年近乎每一次都有新的变化,就是过年可以穿新衣服了,过年的餐桌上越来越丰富了。而且,人们的手中有闲钱了,给小孩子发红包也 渐成为了风气,那对儿童来说,无疑是无比开心的事了。
还有一个感触就是觉得小时候的过年人情味比现在要浓厚很多,当然有这种感觉是年纪多了,生活经历也多了,比这方面就比较敏感的 故吧。小时候过完除夕,初二开始就要去窜亲戚了。那时交通没有现在那么发达,亲戚们常年也难得见过一次面。每当过年亲戚来了的时候,自然是欢天喜地的样子,让人感受到浓浓的亲情。
对比现在的年轻一代,过年只是个形式而已,在他们的心中,恐怕和平时并没有多大的差别,也许情人节之类的对他们更有吸引力。时代不同,经历不同,对同一事物的感觉是不同的。
春节对于中国人有着特殊的意义。它不仅仅是一个假期,更是一种文化的符号和象征。春节是一个全家团圆、共享天伦之乐的节日,是一个满怀生机、为来年积蓄力量的节日。“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百节年为首,春节是中国人一年之中最隆重的节日。它寄托了中国人最为深沉的感情,是我们“家国同构”的心灵寄托和最有乡愁的感触仪式。从某种意义上说,春节是中华民族“集体文化身份”的确认,是中国人“大宇宙与小宇宙”天人合一等千年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春节迎新是顺应自然、天人合一思想的重要体现。“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向自然学习,与天合德,是天人合一思想的最高境界。自古以来,人们就期望与天地自然和谐共生。西周初年已经出现一年一度的庆祝丰收祭天祈年,通过祭祀祈年表达对天地的敬畏,借此酬谢自然神明过去的关照,祈愿新的一年能够风调雨顺、免去灾祸。除了信仰性的祭祀活动,在辞旧迎新的自然更替中,人事的更新也体现了对天时变化的顺应与尊敬。也即所谓的“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在四时交替,旧年过去新年到来时,人们会回顾一年的所作所为,总结过去的收获也生成新的展望。在过年期间,人们会沐浴更新,脱旧衣换新衣;会打扫房屋,贴门神、贴对联,用“新桃”换“旧符”;会吃饺子,以谐音“交子”寓意时间的更新。因此,春节是中国人“参赞天地之化育”的重要仪式,对于天地自然的大宇宙,我们除了研究,还需崇拜。人只有“参赞天地”的大宇宙,才能更好地与自然融合并彼此相通,反对一切违逆和破坏天地自然的行为,将保护天地自然养育子孙后代上升为我们的重要使命。
过年的方式在变化,但春节作为中国人的文化仪式与情感根脉始终没有变。审视好传统文化的迭代进程,采撷有助于文化流传的形式、载体和资源,在节日的仪式感中品味生活的温暖,在“此处心安”的根脉感中体悟家的慰藉,我们定能以最好的姿态,迎接每一次全新的出发。
对中国人而言,一个家字承载着太多情感。有寒衣针线密,家信墨痕新的浓浓亲情,有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的绵远乡愁,更有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的家国情怀,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家中所蕴含的人生逻辑、价值观念。
影响了中国几千年,对家的精神归属早已浸润在每个中国人的血脉中,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基因。正所谓每逢佳节倍思亲,一到春节,国人对家的感念和追逐便会愈加强烈,回家过年便成为华夏大地上最强劲的律动。落叶归根、思乡恋家,这是中国人幸福观的基本经纬,朴素而有力量。
感自然节律而成,蕴人文精神而丰
变动不居的时代,在春节这样的传统节日中,找寻生于斯、长于斯的文化仪式、情感根脉,对我们来说意义深远。全速前行的中国,匆忙的脚步、远方的梦想成了许多个体生活的主线。但无论风筝飞得多高,总离不开一根线的牵引。
节日的喜乐、家庭的温馨之于游子,也正如这根线一般,丝丝缠绕着人们心头最柔软的部分。有人说,你越是走得远,那份缱绻乡情越是浓厚;你越是走得快,那份安静、祥和越让人怀念……的确,对一个社会、一个民族而言,文化根脉是源自历史的醇醪佳酿,也是走向未来的精神通道。
眼下,我们的生活窗口急剧扩大,虚拟世界也在空前膨胀,当此之时,那些缓缓流淌着的阖家团聚的亲情、慎终追远的家风和孝悌忠信的追求,显得尤为珍贵。透过这些承载文化的仪式感,我们捕捉到的正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深层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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