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蝉的诗句与赏析

1对古诗“蝉”的赏析

蝉 垂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

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 这首托物寓意的小诗，是唐人咏蝉诗中时代最早的一首，很为后世人称道。

首句“垂緌饮清露”，“緌”是古人结在颔下的帽带下垂部分，蝉的头部有伸出的触须，形状好象下垂的冠缨，故说“垂緌”。古人认为蝉生性高洁，栖高饮露，故说“饮清露”。

这一句表面上是写蝉的形状与食性，实际上处处含比兴象征。“垂緌”暗示显宦身分（古代常以“冠缨”指代贵宦）。

这显贵的身分地位在一般人心目中，是和“清”有矛盾甚至不相容的，但在作者笔下，却把它们统一在“垂緌饮清露”的形象中了。这“贵”与“清”的统一，正是为三四两句的“清”无须藉“贵”作反铺垫，笔意颇为巧妙。

次句“流响出疏桐”写蝉声之远传。梧桐是高树，着一“疏”字，更见其枝干的高挺清拔，且与末句“秋风”相应。

“流响”状蝉声的长鸣不已，悦耳动听，着一“出”字，把蝉声传送的意态形象化了，仿佛使人感受到蝉声的响度与力度。这一句虽只写声，但读者从中却可想见人格化了的蝉那种清华隽朗的高标逸韵。

有了这一句对蝉声远传的生动描写，三四两句的发挥才字字有根。 “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这是全篇比兴寄托的点睛之笔。

它是在上两句的基础上引发出来的诗的议论。蝉声远传，一般人往往以为是藉助于秋风的传送，诗人却别有会心，强调这是由于“居高”而自能致远。

这种独特的感受蕴含一个真理：立身品格高洁的人，并不需要某种外在的凭藉（例如权势地位、有力者的帮助），自能声名远播，正象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说的那样，“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这里所突出强调的是人格的美，人格的力量。两句中的“自”字、“非”字，一正一反，相互呼应，表达出对人的内在品格的热情赞美和高度自信，表现出一种雍容不迫的风度气韵。

唐太宗曾经屡次称赏虞世南的“五绝”（德行、忠直、博学、文词、书翰），诗人笔下的人格化的“蝉”，可能带有自况的意味吧。沈德潜说：“咏蝉者每咏其声，此独尊其品格。”

（《唐诗别裁》）这确是一语破的之论。 清施补华《岘佣说诗》云：“三百篇比兴为多，唐人犹得此意。

同一咏蝉，虞世南‘居高声自远，端不藉秋风’，是清华人语；骆宾王‘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是患难人语；李商隐‘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是牢骚人语。比兴不同如此。”

这三首诗都是唐代托咏蝉以寄意的名作，由于作者地位、遭际、气质的不同，虽同样工于比兴寄托，却呈现出殊异的面貌，构成富有个性特征的艺术形象，成为唐代文坛“咏蝉”诗的三绝。（刘学锴）。

2对古诗“蝉”的赏析

蝉 垂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

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 这首托物寓意的小诗，是唐人咏蝉诗中时代最早的一首，很为后世人称道。

首句“垂緌饮清露”，“緌”是古人结在颔下的帽带下垂部分，蝉的头部有伸出的触须，形状好象下垂的冠缨，故说“垂緌”。古人认为蝉生性高洁，栖高饮露，故说“饮清露”。

这一句表面上是写蝉的形状与食性，实际上处处含比兴象征。“垂緌”暗示显宦身分（古代常以“冠缨”指代贵宦）。

这显贵的身分地位在一般人心目中，是和“清”有矛盾甚至不相容的，但在作者笔下，却把它们统一在“垂緌饮清露”的形象中了。这“贵”与“清”的统一，正是为三四两句的“清”无须藉“贵”作反铺垫，笔意颇为巧妙。

次句“流响出疏桐”写蝉声之远传。梧桐是高树，着一“疏”字，更见其枝干的高挺清拔，且与末句“秋风”相应。

“流响”状蝉声的长鸣不已，悦耳动听，着一“出”字，把蝉声传送的意态形象化了，仿佛使人感受到蝉声的响度与力度。这一句虽只写声，但读者从中却可想见人格化了的蝉那种清华隽朗的高标逸韵。

有了这一句对蝉声远传的生动描写，三四两句的发挥才字字有根。 “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这是全篇比兴寄托的点睛之笔。

它是在上两句的基础上引发出来的诗的议论。蝉声远传，一般人往往以为是藉助于秋风的传送，诗人却别有会心，强调这是由于“居高”而自能致远。

这种独特的感受蕴含一个真理：立身品格高洁的人，并不需要某种外在的凭藉（例如权势地位、有力者的帮助），自能声名远播，正象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说的那样，“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这里所突出强调的是人格的美，人格的力量。两句中的“自”字、“非”字，一正一反，相互呼应，表达出对人的内在品格的热情赞美和高度自信，表现出一种雍容不迫的风度气韵。

唐太宗曾经屡次称赏虞世南的“五绝”（德行、忠直、博学、文词、书翰），诗人笔下的人格化的“蝉”，可能带有自况的意味吧。沈德潜说：“咏蝉者每咏其声，此独尊其品格。”

（《唐诗别裁》）这确是一语破的之论。 清施补华《岘佣说诗》云：“三百篇比兴为多，唐人犹得此意。

同一咏蝉，虞世南‘居高声自远，端不藉秋风’，是清华人语；骆宾王‘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是患难人语；李商隐‘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是牢骚人语。比兴不同如此。”

这三首诗都是唐代托咏蝉以寄意的名作，由于作者地位、遭际、气质的不同，虽同样工于比兴寄托，却呈现出殊异的面貌，构成富有个性特征的艺术形象，成为唐代文坛“咏蝉”诗的三绝。（刘学锴）。

3（一）诗歌鉴赏蝉◇虞世南垂缕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

(1) 蝉声响亮而高远，古往今来，那“知了，知了”的鸣唱，曾使情感丰富而细腻的诗人们写下了诸多优美动人的诗篇“秋蝉鸣树间，玄鸟逝安适？”（玄鸟，即燕子）（《古诗十九首·明月皎夜光》） “鸣蝉厉寒音，时菊耀秋华”（潘岳《河阳县作二首） “ 哀蝉无留响，丛雁鸣云霄”（陶渊明《己酉岁九月九日》） “园柳吟凉久，嘶蝉应序惊”（隋 王由礼《赋得高柳鸣蝉》） “造化生微物，常能应候鸣”（唐 许裳《闻蝉》） “高蝉多远韵，茂树有余音”（宋 朱熹《南安道中 》） “流音绕丛藿，余响彻高轩”（南朝 萧子范《后堂听蝉》） “清吟晓露叶，愁噪夕阳枝忽尔弦断绝，俄闻管参差” （唐 刘禹锡《酬令孤相公新蝉见寄》） “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王籍《入若耶溪》） “泉溜潜幽咽，琴鸣乍往还长风剪不断，还在树枝间”（唐 卢仝《新蝉》）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宋 辛弃疾《西江月·月夜行黄沙道中》） “得饮玄天露，何辞高柳寒”（南朝陈·刘删《咏蝉诗》） “饮露身何洁，吟风韵更长”（唐·戴叔伦《画蝉》）。

4描写蝉的古诗词

1、莫侵残日噪，正在异乡听。——五代楚·刘昭禹《闻蝉》

2、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已平。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蝉》

3、门柳不连野，乍闻为早蝉。游人无定处，入耳更应先。——《早蝉》

4、蝉发一声时，槐花带两枝。只应催我老，兼遣报君知。——《闻新蝉赠刘二十八》

5、一声初应候，万木已西风。偏感异乡客，先于离塞鸿。——《闻蝉》

6、秋来吟更苦，半咽半随风。——唐·姚合（《闻蝉寄贾岛》）

7、早蝉孤抱芳槐叶，噪向残阳意度秋。也任一声催我老，堪听两耳畏吟休。得非下第无高韵，须是青山隐白头。——《早蝉》

8、日夕凉风至，闻蝉但益悲。——唐·孟浩然《秦中寄远上人》

9、饮露身何洁，吟风韵更长。斜阳千万树，无处避螳螂。——《画蝉》

10、落日早蝉急，客心闻更愁。一声来枕上，梦里故园秋。——《闻早蝉》

11、一闻愁意结，再听乡心起。渭上新蝉声，先听浑相似。——衡门有谁听？日暮槐花里。——唐·白居易《早蝉》

12、鬓蝉似羽。轻纨低映娇妩。凭阑看花，仰蜂粘絮。春未许。宝筝闲玉柱。东风暮。——《垂丝钓》

13、新蝉忽发最高枝，不觉立听无限时。正遇友人来告别，一心分作两般悲。——《闻蝉感怀》

14、火云初似灭，晓角欲微清。故国行千里，新蝉忽数声。——《闻蝉》

15、红树蝉声满夕阳，白头相送悲相伤。——唐·元稹《送卢诗》

16、萧条旅舍客心惊，断续僧房静又清。借问蝉声何所为，人家古寺两般声。——《秋蝉声》

17、蝉鸣兮夕曛，声和兮夏云。白日兮将短，秋意兮已满。——《听早蝉歌》

18、新蝉终夜叫，嘒嘒隔溪濆。杜宇仍相杂，故人闻不闻。——《闻新蝉寄桂雍》

5蝉 虞世南 （古诗鉴赏题目）

蝉 虞世南 垂绥饮清露，流响出疏桐。

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 注：垂绥，指蝉。

蝉的头部有伸出的触须，形状好像下垂的冠缨。 A首句写蝉的形状与食性，含有象征意义。

古代常以“冠缨”指代贵宦，诗人将“贵”与“清”统一在“垂绥饮清露”的形象中。 B次句说蝉声之远传。

“流响”状蝉声长鸣不已，悦耳动听，一个“出”字，使人感受到蝉声的响度与力度。 C三四句蕴含深意，表面立身品格高尚的人，不需要某种外在的凭藉，自能声名远播，表达出对高尚品格的热情赞美。

D这首诗，事、景、情、议融为一体，显示出诗人寓情于景的艺术才能。 新题型 ※（1）这首诗从整体上看运用了什么表达手法？请说出运用这种手法的好处 答案：运用了托物寓意的手法，借对蝉的生动描写，表达出对人的内在品格的热情赞美。

（2）作者从哪些方面描写了蝉的特点？指出相应诗句并简要分析。 答案：首句写了蝉的形状“垂绥”，食性 “饮清露”，写出了蝉的生性高洁；次句写蝉声“流响”写出了声音的响度与力度。

（3）通过这首诗作者告诉我们什么道理？ 答案：蝉声远传，是由于“居高”而致远，这告诉我们一个道理：立身品格高洁的人，并不需要某种外在的凭借，自然能够声名远播。

6蝉 虞世南 赏析

蝉 虞世南 垂緌饮清露， 流响出疏桐。

居高声自远， 非是藉秋风。 这首托物寓意的小诗，是唐人咏蝉诗中时代最早的一首，很为后世人称道。

首句“垂緌饮清露”，“緌”是古人结在颔下的帽带下垂部分，蝉的头部有伸出的触须，形状好象下垂的冠缨，故说“垂緌”。古人认为蝉生性高洁，栖高饮露，故说“饮清露”。

这一句表面上是写蝉的形状与食性，实际上处处含比兴象征。“垂緌”暗示显宦身分（古代常以“冠缨”指代贵宦）。

这显贵的身分地位在一般人心目中，是和“清”有矛盾甚至不相容的，但在作者笔下，却把它们统一在“垂緌饮清露”的形象中了。这“贵”与“清”的统一，正是为三四两句的“清”无须藉“贵”作反铺垫，笔意颇为巧妙。

次句“流响出疏桐”写蝉声之远传。梧桐是高树，着一“疏”字，更见其枝干的高挺清拔，且与末句“秋风”相应。

“流响”状蝉声的长鸣不已，悦耳动听，着一“出”字，把蝉声传送的意态形象化了，仿佛使人感受到蝉声的响度与力度。这一句虽只写声，但读者从中却可想见人格化了的蝉那种清华隽朗的高标逸韵。

有了这一句对蝉声远传的生动描写，三四两句的发挥才字字有根。 “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这是全篇比兴寄托的点睛之笔。

它是在上两句的基础上引发出来的诗的议论。蝉声远传，一般人往往以为是藉助于秋风的传送，诗人却别有会心，强调这是由于“居高”而自能致远。

这种独特的感受蕴含一个真理：立身品格高洁的人，并不需要某种外在的凭藉（例如权势地位、有力者的帮助），自能声名远播，正象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说的那样，“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这里所突出强调的是人格的美，人格的力量。

两句中的“自”字、“非”字，一正一反，相互呼应，表达出对人的内在品格的热情赞美和高度自信，表现出一种雍容不迫的风度气韵。唐太宗曾经屡次称赏虞世南的“五绝”（德行、忠直、博学、文词、书翰），诗人笔下的人格化的“蝉”，可能带有自况的意味吧。

沈德潜说：“咏蝉者每咏其声，此独尊其品格。”（《唐诗别裁》）这确是一语破的之论。

清施补华《岘佣说诗》云：“三百篇比兴为多，唐人犹得此意。同一咏蝉，虞世南‘居高声自远，端不藉秋风’，是清华人语；骆宾王‘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是患难人语；李商隐‘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是牢骚人语。

比兴不同如此。”这三首诗都是唐代托咏蝉以寄意的名作，由于作者地位、遭际、气质的不同，虽同样工于比兴寄托，却呈现出殊异的面貌，构成富有个性特征的艺术形象，成为唐代文坛“咏蝉”诗的三绝。

（刘学锴） 赞同我哦！。

7虞世南写蝉的赏析

虞世南 《蝉》垂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

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对诗的内容进行理解赏析。

这是初唐名臣虞世南的一首咏物诗，咏物中尤多寄托，具有浓郁的象征性。句句写的是蝉的形体、习性和声音，而句句又暗示着诗人高洁清远的品行志趣，物我互释，咏物的深层意义是咏人。

关键要把握住蝉的某些别有意味的具体特征，从中找出艺术上的契合点。垂緌，是古代官帽打结下垂的带子，也指蝉的下巴上与帽带相似的细嘴。

蝉用细嘴吮吸清露，由于语义双关，暗示着冠缨高官要戒绝腐败，追求清廉。蝉居住在挺拔疏朗的梧桐上，与那些在腐草烂泥中打滚的虫类自然不同，因此它的声音能够流丽响亮。

诗的最后评点道，这完全是由于蝉能够“居高声自远”，而不是由于凭借秋风一类外力所致。这些诗句的弦外之音，它们所隐喻的深层意义无非是说，做官做人应该立身高处，德行高洁，才能说话响亮，声名远播。

这种居高致远完全来自人格美的力量，绝非依凭见风使舵，或者什么权势、关节和捧场所能得到的。实际上，咏蝉包含着虞世南的夫子自道。

他作为唐贞观年间画像悬挂在凌烟阁的二十四勋臣之一，名声在于博学多能，高洁耿介，与唐太宗谈论历代帝王为政得失，能够直言善谏，为贞观之治作出独特贡献。为此，唐太宗称他有“五绝”（德行、忠直、博学、文辞、书翰），并赞叹：“群臣皆如虞世南，天下何忧不理！”从他不是以鲲鹏鹰虎，而是以一只不甚起眼的蝉来自况，也可见其老成谨慎，以及有自知之明。

译文我喝的是清冽的露水悦耳的叫声自梧桐林向外远播声音传的远是因为我站的高并不是借助了的秋风。

8赏析《禅》这首古诗

答：这是首咏物诗，具有浓郁的象征性。句句写的是蝉的形体、习性和声音，而句句又暗示着诗人高洁清远的品行志趣，物我互释。

1、第一、二句：“垂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垂緌，是古代官帽打结下垂的带子，也指蝉的下巴上与帽带相似的细嘴。蝉用细嘴吮吸清露，语义双关，暗示着冠缨高官要戒绝腐败，追求清廉。蝉居住在挺拔疏朗的梧桐上，与那些在腐草烂泥中的虫类自然不同，因此它的声音能够流丽响亮。

2、第三、四句：“居高声自远，非是借秋风。”是全篇比兴寄托的点睛之笔。蝉能够“居高声自远”，不是凭借“秋风”，如见风使舵，或者什么权势、关节和捧场一类外力所致，而是来自品行高洁、来自人格的力量所致。这些诗句所隐喻的深层意义是说，做人做官应该立身高处，德行高洁，才能说话响亮，声名远播。

扩展资料：

《禅》虞世南

垂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

居高声自远，非是借秋风。

1、这首诗作于高宗仪凤三年（678）。当时骆宾王任侍御史，因上疏论事触忤武后，遭诬，以贪赃罪名下狱。

(1)、起二句在句法上用对偶句，在作法上则用起兴的手法，以蝉声来逗起客思，诗一开始即点出秋蝉高唱，触耳惊心。接下来就点出诗人在狱中深深怀想家园。

(2)、三、四两句，一句说蝉，一句说自己，用“不堪”和“来对”构成流水对，把物我联系在一起。诗人几次讽谏武则天，以至下狱。大好的青春，经历了政治上的种种折磨已经消逝，头上增添了星星白发。在狱中看到这高唱的秋蝉，还是两鬓乌玄，两两对照，不禁自伤老大，同时更因此回想到自己少年时代，也何尝不如秋蝉的高唱，而今一事无成，甚至入狱。就在这十个字中，诗人动作比兴的方法，把这份凄恻的感情，委婉曲折地表达了出来。

资料来源：华语网

1、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王维《终南别业》

2、但觉衣裳湿，无点亦无声。——白居易《微雨夜行》

3、草满池塘水满陂，山衔落日浸寒漪。——雷震《村晚》

4、秋丛绕舍似陶家，遍绕篱边日渐斜。——元稹《菊花》

5、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孟浩然《岁暮归南山》

6、少年心事当拿云，谁念幽寒坐呜呃。——李贺《致酒行》

7、雨窗和泪摇湘管。——许棐《后庭花·一春不识西湖面》

8、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李商隐《锦瑟》

9、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

10、远路应悲春晼晚，残宵犹得梦依稀。——李商隐《春雨》

11、最爱芦花经雨后，一蓬烟火饭鱼船。——林逋《咏秋江》

12、雨洗娟娟净，风吹细细香。——杜甫《严郑公宅同咏竹》

13、免教人见妾，朝云暮雨。——柳永《迷仙引·才过笄年》

14、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欧阳修《生查子·元夕》

15、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杜牧《江南春》

16、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崔颢《黄鹤楼》

17、伫倚危楼风细细。——柳永《蝶恋花·伫倚危楼风细细》

一、关于微型诗

微型诗是三行以内的小诗，特点是短、精、深，优势是快餐文学，难点是于一粒砂中雕刻世界。‘螺蛳壳里做道场’，要求着一种更为精细、精审与精制的艺术营造，同时也开拓了生活与诗的新天地。(《微型诗》创刊辞)

中国微型诗古已有之，现代微型诗也随着现代小诗的产生应运而生。现代小诗诞生于“五四”前后，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迎来了中国小诗创作第三次高潮（第一次为“五四”时期，第二次为“抗日战争”时期），诗人们纷纷致力于现代小诗的创作，这是时代变革与发展的需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世界信息的一体化进程加快，人们需要在短、频、快的信息中获取物质发展机遇，而其密不可分的精神食粮，即文学、艺术等，理所当然地不能去占用其宝贵时间和精力。加之生活节奏的加快，随之而来的精神疲劳，使人们产生紧张、压抑之感。这个时候，如果有瞬间的精神愉悦，必然会使人们的紧张和疲劳得到松弛，焕发新的激情。小诗以其篇幅、语言短小精悍，意味隽永深长满足了这一需要，所以得到了较快的发展，而小诗中的微型诗创作也越来越丰富多彩，并逐渐形成独立的创作群体。

二、微型诗的出现及思想潮流

　　

　　1917年初发生的文学变革，是中国文学历史上一个鲜明的界碑，标志着古典文学的结束，现代文学的起始。上世纪末尾，在维新运动的直接促助下，就出现了突破传统的观念和形式，以适应社会改良与变革要求的尝试，其中就包括“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的新诗派，让诗歌“适用于今，通行与俗”的诗界革命。虽然由于当时的条件尚未成熟，这一系列由社会变革的热情所煽动的文学革新尝试只开花，未见其果。但是，其文学因时而变的信念和关注社会变革的使命感，其向传统文学观念与手法挑战的激进精神，都为后起的文学革命奠定了基础。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论》，他从“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文学进化论角度，认为文言文作为一种文学工具已经丧失了自身的再生力，中国文学要适应现代社会，就必须进行语体革新，废文言而倡白话。他提出文学改良应从“八事”着手：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胡适此文的发表适逢其时，毫无疑问是文学革命的发难之作。在同年二月号《新青年》上，陈独秀发表了措辞严厉的《文学革命论》，表明了更坚定的走文学革命之路的立场。文中提出“三大主义”作为“文学革命”的征战目标：“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立平易的抒情的平民文学；曰推倒陈腐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文的社会文学。”陈独秀从内容到形式对封建旧文学持批判否定的态度，主张以“革新文学”作为革新政治改造社会之途。

　　“五四”文学革命在创作实践上是以新诗的创作为突破口，而新诗运动则从诗的形式上解放入手。梁启超曾努力在诗歌上进行实质性的改革，他提倡“新意境”“新语句”“古风格”，但最终因三者存在着实际上的矛盾，改革就此流产。胡适在纲领性的《谈新诗》里明确提出，必须“推翻词调曲谱的种种束缚；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胡适无疑是中国第一个白话诗人，他的《尝试集》充满了矛盾，显示出从传统诗词转变到新诗的艰难历程。那一时期，比较活跃的白话诗人还有刘半农、周作人等，他们的诗集主要发表在《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学灯》等刊物，这些刊物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

　　1923年对于中国微型诗是极其重要的一年。冰心同时出版了《繁星》《春水》以及宗白华的《流云小诗》，引起了人们对“小诗体”的关注与兴趣。毫无疑问，冰心是中国微型诗之母。小诗体来源于外国，是在周作人翻译的日本短歌和郑振译翻译的泰戈尔《飞鸟集》影响。它的主要作者除了上述所提到了二位外，还有徐玉诺、何植三等人。小诗是一种即兴式的短诗，一般以三五行为一首。小诗的出现，一方面表现了诗人对于诗歌形式的多方面努力和探索，另一方面从外部表现了诗人捕捉自己内心世界微妙感情与感受的努力。小诗体从外部客观世界的描绘转向内心感受、感觉的表现，句法与章法趋于简约化。这里所提到的“小诗体”即是现在的微型诗，微型诗一般要求在三行以内，以巧以小制胜，表现作者刹那间的感兴，寄寓一种人生哲理或美的情思。

　　

三、后期新月派对微型诗的影响

　　

　　1926年6月10日《晨报》“诗携”停刊，徐志摩承认发现了我们所标榜的格律可怕的流弊及危险：“单讲外表的结果只是毫无意义乃至无意识的形式主义”，徐志摩由此得出结论：“一首诗的字句是身体的外形，音节是血脉。诗感觉或原动的诗意是心脏的跳动，有它才有血脉的流转”徐志摩的这段结论，采用了内容和形式的二分法，这是对中国诗歌一贯的格律的一次挑战。“我们绝不坚持非格律不可的论调，因为情绪的空气不容许格律来应用时，还是得听诗的意义不受拘束的自由发展。”在后期新月派诗人的诗歌创作中，整个趋势是向自由诗的发言。

　　后期新月派对格律的松动，对中国诗歌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它扮演了一个开拓者的角色。徐志摩在这一时期写出了名篇《再别康桥》，在此诗中，徐志摩回归于自我的内心世界之中。后期新月派诗人将创作的重点放到了内心世界的回归，这有别于同时期中国诗歌诗人对外部世界叙事的过于偏重。内心是人的灵魂，精神在人的生命中起着顶梁柱的作用，外部的叙事，其本质是内心世界的涌动。微型诗便偏重于寓意和抒情，重于内心感受的抒发，后期新月派对微型诗以至于整个中国诗歌的影响都是极其深远的。

　　后期新月派的诗人同样以极大的热情从事诗形式的研究和大胆的试验，影响最大的是十四行诗体的转借和创造。在探索中，有人质疑“用中文写十四行诗”是否写得像，徐志摩认为，转借十四行诗，正是我们探询中国语言的柔韧性，乃至探检语体文的浑成、致密，以及别一种单纯的字的音乐的可能性较为方便的一条路。陈梦家《太湖之夜》、罗念生《自然》等作品为绵延至今的汉语十四行诗的写作开辟了道路。

　　新的探索、新的创造是文学的动力和灵魂，后期出现的微型诗也是在诗歌形式上的探索和创新。

　　新月派在文学改良中的作用深烙在史册之中。

　　

四、微型诗的创作方式

　　

　　时下微型作品几为时代主流，盖现代社会的快节奏使然，人们对长篇大论失去了耐心，这实际上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个时代的浮躁特征，但既然存在了就自然有它的道理，我对此不欢呼也不踏贬，由着它去便了。简单更让人接受，简单中也能出真理。

　　说到微型诗的创作，可以从以下两点谈起：

　　1、微型诗的随意性。随意不是随便，更不是东拈西拿的拼凑。诗歌是文学作品，人之所以称为高级动物就是因为人有思想。人对所见事物有所感想，便是文学的起始。公元前4世纪，战国时期的楚国以其自身独特的文化基础，加上北方文化的影响，孕育出了伟大的诗人屈原。屈原以及深受他影响的宋玉等人创造了一种新的诗体枣楚辞。屈原的《离骚》是楚辞杰出的代表作。楚辞发展了诗歌的形式。它打破了《诗经》的四言形式，从三、四言发展到五、七言。在创作方法上，楚辞吸收了神话的浪漫主义精神，开辟了中国文学浪漫主义的创作道路。建安时代之后的阮籍(210--263)是正始时代的代表诗人，他的《咏怀诗》进一步为抒情的五言诗打下基础，他常用曲折的诗句表达忧国、惧祸、避世之意。与阮籍同期的还有嵇康(224--263)，他的诗愤世嫉俗，锋芒直指黑暗的现实。他们俩人的诗风基本继承了“建安风骨”的传统。南北朝时期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又一发展时期，这表现在又一批乐府民歌集中地涌现出来。它们不仅反映了新的社会现实，而且创造了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这一时期民歌总的特点是篇幅短小，抒情多于叙事。南朝乐府保存下来的有480多首，一般为五言四句小诗，几乎都是情歌。北朝乐府数量远不及南朝乐府，但内容之丰富、语言之质朴、风格之刚健则是南朝乐府远不能及的。如果说南朝乐府是谈情说爱的“艳曲”，那么，北朝乐府则是名符其实的“军乐”、“战歌”。在体裁上，北朝乐府除以五言四句为主外，还创造了七言四句的七绝体，并发展了七言古诗和杂言体。北朝乐府最有名的是长篇叙事诗《木兰诗》，它与《孔雀东南飞》并称为中国诗歌史上的“双璧”。“五四”文学革命中，中国的现代文学诞生了。经过开辟阶段，新诗形成了以自由体为主，同时兼有新格律诗、象征派诗的较为完善的形态。40年代后半期，被后来称为民歌体的新诗在解放区农村成熟了。民歌体新诗的突出成就表现在李季与阮章竞的叙事诗中。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诗歌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新题材、新主题伴随着新生活应运而生。诗人们满怀激情抒写了一首首新时代的颂歌。同时，新的社会也造就出一批诗坛新人和崭新的作品。新时期以来，沉寂十载的诗坛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新景象。诗歌在表现手法上，得以古今中外广泛借鉴，形式则更趋于松散的自由体，风格千姿百态。新时期初期，欢呼胜利、反思历史的诗歌继承了现实主义的传统，并使之继续发展。与此同时，一批青年诗人，如舒婷、顾城、江河等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快速成长起来。他们的诗通常表现出一种晦涩的、不同于寻常的复杂情绪，人们谓之“朦胧诗”。80年代中后期以后，诗坛又出现了自称为“第三代诗人”的现代派潮流。

微型诗没有古典诗歌格律的要求，所以就有了它的随意性。你可以寓意，你可以抒情，你也可以边随意边抒情。在写作微型诗之前，你应当在脑海里明确两点：一、我要写什么；二、我要怎么写。一份内心的感情，你要用微型诗表现出来，你在脑海里有了一个写作的轮廓，你可以先把它用普通散文的形式写出来；有了成型的散文框架后，你就要开始“缩文”了，把华丽的辞藻扔了，把主干留下来，再进行加工，便可以成为一篇微型诗了。当然，在微型诗的实际创作中，并没有特定的程序，当代诗歌形式已经趋于松散的自由体。

　　2、微型诗的立意

　　一切文学创作之前，作者心中得先有个情节和情感，你可以不用去考虑想要表达什么意思，让读者去想好了。这种方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作者的生活经历，因而往往是主动写作，创作上却是被动的。这种方式写出来的东西往往主题有些迷糊，但精品却往往出现在这种方式中，因为主动写作往往是有了情感积累才得以进行的，更多地体现出了天然去矫饰的意境。在微型诗的创作中，先立意而后创作。也就是说，作者在动笔之前已经明确了要表达的思想，然后根据自己的立意去寻找题材，这完全是为主题服务的。这种写作目的性很强，主题很鲜明，但却往往容易陷入牵强附会的编篡之中不能自拔，失去作品自然的本色。这种方式写出来的东西往往比较稳定，作品质量的一致性较好，但难出精品。

　　微型诗创作应当遵循“先因风起皱而后扬波”的道理。也就是说，在动笔之前，先对某一个有了感觉的事物进行提炼，找出其中最闪亮的东西，从中挖掘出其内涵，确定自己的表达方向，然后再对其本身进行剪裁，使其情节完全符合自己的表达方向，如果不够，还可根据表达的需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编出一些情节来为主题服务。这其中有一个提炼加工的过程，说得再通俗些就是，作品来源于生活但又比生活更高。

五、微型诗的形式

　　在所有的文学样式中，诗歌是起源最早、历史最久的一种样式。散文、小说等文学作品要靠文字记录才能流传，而最早的诗歌是人们的口头创作，靠口耳流传，可以不依赖文字。像《左传》所记的宋国筑城民夫们讽刺华元的诗，就是口头创作，那些民夫都是一个大字不识的。当然，这还不是最早的诗歌，最早的诗歌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诗歌的起源和劳动有关系。西汉时代的典籍《淮南子•道应训》里有这样的记载:

　　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

　　许多人一起抬大木头，用喊号子协调大家的步伐，鼓励大家出力，号子很有节奏。如果在号子中加进一些有内容和有趣的话，那就是原始诗歌了。鲁迅曾把这种喊着“杭育杭育”声音的劳动号子称作最早的诗歌，并风趣地说这就是“杭育杭育”派。此外，诗歌的起源还同宗教和娱乐有关系。古书《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载:

　　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

　　葛天氏是传说中的古代部落。他们的宗教兼娱乐活动是，由三个人拿着牛尾巴，边跳舞，边唱歌，歌辞有八段。歌辞没有流传下来，但从同书所记的《玄鸟》、《遂草木》、《奋五谷》等题目推测，内容大约是有关图腾崇拜、神话传说和农业生产的。古代有“玄鸟生商”的说法，商民族奉“玄鸟”(燕子)为图腾，这里的“玄鸟”可能也是类似的神话传说。“草木”、“五谷”显然是有关牧业和农业的事。这些歌辞就是原始的诗歌，不过它们不是独立存在，而是和音乐、舞蹈结合在一起的。这种情形从现在世界上某些原始民族中仍可看到。诗歌首先和舞蹈脱离，后来又渐渐脱离曲调，成为朗诵和阅读的诗歌，但仍保留着音乐性，即有节奏和韵律。诗又称“诗歌”，就说明了它与音乐的关系。

　　中国诗歌虽然已经突破了格律的束缚，但我认为诗歌若完全将格律抛弃，诗歌将乱成一团。诗歌需要自由，诗歌也同样需要格律。当然，这里的格律并非岿然不动。微型诗是诗歌的组成部分，微型诗也应当同音乐站在同一战线上，不断创新。

　　诗是分行的艺术，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把微型诗限定在三行以内是否必要呢？微型诗是诗体的创新。所谓诗体，即是诗的格式，一般包括句式、句法，篇章结构，声韵等因素，这些因素，用不同的方式组合所形成的格式，丰富多样，无限精彩，而微型诗只是其中之一。微型诗从其勃兴的客观环境来看，是“变革时代的快餐文化”，是适应现代生活的快节奏而蓬勃发展的微型文学大潮的一条支流；从创作主体来看，体现了诗人对精致化艺术的自觉追求；从诗体发展本身来看，微型诗是从小诗中分离出来的独立诗体。所以，微型诗是客观现实需要、主观自觉追求和诗歌发展规律交互作用下兴盛的一种崭新诗体。虽“微”，但却承载着时代发展的需要、折射着诗人灵魂的颤动，也承负着探索新诗发展的使命。不成规矩无以成，限制微型诗的行数是“有的放矢”。闻一多先生就曾把诗歌创作中追求格律形象地比喻为“戴着镣铐跳舞”，但他说：“恐怕越有魄力的作家，越是要戴着镣铐跳舞才跳得痛快，跳得好。只有不会作诗的才感觉格律的束缚。对于不会作诗的，格律是表现得障碍；对于一个作家，格律便成了表现得利器”。所以，有限制必有反限制。正如歌德所说的“在限制中才显示出能手，只有规律能给我们自由”。明王夫之《姜斋诗话》云：“论画者曰：'咫尺有万里之势。’'势’字宜若眼。若不能势，则缩万里于咫尺，直是《广舆记》前一天下图耳。五方绝句以此为落想时第一义。”微型诗虽三行之内，却能孕蓄无限于有限，以有限体现无限，如同在一幅不足盈尺的画面，渲染出浩瀚无际、绵邈不尽的景象和情意，激发出读者丰富的联想、杳渺的遐思。这正是微型诗“限制”与“无限”的艺术辩证法。当然，若是创作者把“三行以内”抓住牢牢不放，你将可能陷入一个创作的误区。微型诗并不将三行以上的诗拒之门外，三行以上的诗仍可以冠上“微型诗”这个响亮的名字。诗，应该是生命个体精神世界的自由抒写，正确的态度应该是：行于当行，止于当止，不削足适履，该多少行就多少行。只不过多于三行，就是小诗、短诗甚或长诗了。

六、微型诗与禅

中国古代诗歌从逐渐摆脱儒家传统诗教的束缚，走向唐代的多元与辉煌，禅宗的影响不容忽视。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禅宗的顿悟思维方式改变了诗人的艺术思维模式。由于顿悟思维与灵感思维十分相似，所以，禅悟的非功利化、非逻辑化和非客观化特征使诗歌创作在内容上由重再现客体转向重表现主体，风格上由温柔敦厚转向空灵幽远，为中国古代诗歌艺术开辟了一个不同于儒家传统诗教的崭新天地，大大增强了诗的美感。在我国古代诗歌的发展历史上，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因为从总体看，我国诗歌无论是内容还是风格，在这一时期均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内容上，从重再现客体转向重表现主体；风格上，从温柔敦厚转向空灵幽远。这种转变自魏晋始，到盛唐达到高峰。造成我国诗风这一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佛教的影响是主要原因之一。

　　我国诗歌发展的历史，基本上依两条线索发展。一条以儒家哲学为基础，强调诗歌的济世化人的功利作用，重诗的“兴观群怨”，带有强烈的入世精神；一条以道家哲学为基础，强调诗人审美体验的深化和诗的审美境界的开拓，重内心观照，带有浓浓的出世色彩。然而，以上两条线索的发展既非同步，亦非平行。禅属宗教，诗属艺术；两者是不同的意识形态。但宗教与艺术之间往往有着趋同性，或有着形式上的异质同构。因而，二者是可以互相渗透的。而禅宗与诗歌的联系就更为密切了。

　　禅宗以“梵我合一”为其世界观理论，在它看来，我心即佛，佛即我心，客观世界中的万物均为我心幻化而已。据说有一天，印宗和尚问众人，风吹幡动，究竟是风动还是幡动？众人或说风动，或说幡动。而慧能说：风也不动，幡也不动，而是人心自动。慧能后来成为禅宗的奠基人。故禅宗认为，既然人人皆有佛性——本心，那么只要能发掘出“本心”，就人人皆可成佛。而发掘本心的方法就是“顿悟”。“顿”是指“直接当下”，“悟”即妙悟。“顿悟”就是“直指人心，见性见佛”，它强调在直觉体验中“直接当下地领悟佛教真谛。如果揭开禅宗神秘主义的宗教外衣，我们会发现，“顿悟”其实与艺术思维中的“灵感”十分相像。“这是一种非分析又非综合、非片断又非系统的飞跃性的直觉灵感”。它是人类的一种基本思维形式。钱学森把人类的思维分为三种形式，即抽象（逻辑）思维、形象（直感）思维和灵感（顿悟）思维。“顿悟”和艺术创造中的灵感有着同形同构的关系。

佛教倡导“摄心静坐，潜神内观，息虑静缘”、“简单为真理”，微型诗的创作主旨便是“以小取胜，以巧取胜”，那三行小诗正是佛的真实写照，也正是非功利化的象征。

　　现代心理学已经发现，灵感思维主要发生在潜意识，是显意识和潜意识相互交融的结果。它的发生一般分为准备、松弛、爆发、验证四个阶段。对艺术创造主体而言，准备阶段实际是一个长期观察、不断积累的过程，观察时间越长，所积淀的形象形式也就越丰富，并最终形成某一定势的直觉力。松弛阶段的主要特点是理性思维加工停止，而非理性思维开始运转，即显意识活动处于停顿状态，而潜意识活动渐趋活跃。因为灵感主要发生在潜意识，故这是灵感爆发的重要前提。禅悟是由欲界到禅界，主张“对境观心”，即往往借取客观事物作暗示，促使联想的飞跃，从而获得顿悟，达到佛我同一、物我双忘的境界。而诗悟是由客观到主观，即从对外物的静心观照中获得物我双遗的审美愉悦。因此，两者均不离欲界，又超越欲界，而这一超越又建立在不以功利为目的和静心观照的基础上，最终又都获得了心灵的净化。这是禅悟与诗悟相通的又一个方面。这实质上就是艺术思维的超越性。只有超越了功利，审美主体才能在审美时获得最大程度的审美愉悦。费歇尔在《美学》中说：“我们只有隔着一定的距离，才能看到美，距离本身能够美化一切。”瑞士心理学家布洛更是明确指出，距离是美感的一种显著特点。禅僧与诗人的这种超越功利性的顿悟正与这种“心理距离说”相符。一切文学的创作，根本便是静其心。禅宗发展了他们的“言不尽意”说，把“不立文字”作为其根本宗旨之一。所谓“不立文字”，就是不借助文字解释禅法大意。在他们看来，每一个语言符号均有明确的规定性，而这种规定性会使被表达事物固定化。禅理是丰富的、多义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所以，语言文字远远代替不了禅理真义，而只能是帮助人们通向禅理真义的工具。禅理真义只能靠内心自悟。

　　“不立文字”并非“不用文字”，而是超越文字，将语言文字从逻辑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不可言说毕竟又要言说，不可表达却还要表达；既不能落入平常的思辨、理性和语言，又得传达、表示某种意蕴。这就不但把日常语言的多义性、不确定性、含混性作了充分的展开和运用，而且也使得禅宗的语言和传道非常主观任意，完全不符合日常的逻辑和一般的规范”。微型诗将短小的诗歌进行了进一步的再加工，缩之为精华，字里行前透着天地，言不尽意。四川大学的张弢教授曾提出过“无我相”的概念：儒、释、道三家哲学的共同特征是“无我相”；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的根本精神也是“无我相”。代表儒释道三家精神的诗人屈原、王维和陶渊明三派诗歌，以艺术手段显现至高无上之境——“物我皆忘”，“物我一体”。在此境界之中，诗歌作为艺术家心灵的外化，绝不是单纯的语言文字对情感的渲泄，而是生命中修炼境界的极致，通达这种“无我”的人格境界和艺术精神，正是中国微型诗歌创作的根本精神。微型诗追求诗的意境，拘以体物而取之象外，张文勋先生在《从佛学的“六根”、“六境”说看艺术“境界”的审美心理因素》一文中，曾就佛学的“境界”说与艺术创造的“意境”说的关系，作过深入系统的论述，证明了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1、《花无语》歌词：

美丽的约定已成追忆

说过牵手共赴一场花期

守在春光明媚中等你

谁知等来的却是情感的叛逆

相知的岁月缱绻如诗

怎奈转念之间爱成往事

春光殆尽恨无计可施

暮色中有谁心疼落花的消逝

红色的是喜

蓝色的是郁

白色的是念

**的是忆

温柔的花香

善感的花语

短暂的花期

无尽的期许

相知的岁月缱绻如诗

怎奈转念之间爱成往事

春光殆尽恨无计可施

暮色中有谁心疼落花的消逝

红色的是喜

蓝色的是郁

白色的是念

**的是忆

温柔的花香

善感的花语

短暂的花期

无尽的期许

红色的是喜

蓝色的是郁

白色的是念

**的是忆

温柔的花香

善感的花语

短暂的花期

无尽的期许

2、《花无语》由若离演唱

若离，著名女诗人、作家、词作家、新生代歌手。国际汉语诗歌协会理事长、世界五百强企业董事局副主 席、中国诗歌万里行形象代言人、华语诗歌春晚爱心形象大使、中国诗歌春晚首任形象大使、国际诗歌邮轮首任形象大使、全民阅读北京阅读会形象大使，香港金马凯旋集团等多家文化企业形象代言人，2014年成立若离文化创意工作室。已出版文学作品：《若离诗集》《若离散文》《那些迷途的青春》《与春天对望的女子》《我的爱遗失在江湖》《四月细雨湿红颜》《路过你的忧伤》《最后的慈悲》《贩卖孤独》《汉英双语若离短诗选》另主编文学作品多部。音乐作品：《遥望千年》《蝶殇》《惜别离》《为爱执迷不悔》《诗与禅》《古典新娘》《后会无期》《蓝颜》《我曾经爱过你》《相爱原来是场误会》《清纯如你》《碎碎念》《剪爱》《勿念》《女人心》《这一年你过的好吗》《花无语》等。荣获第二届中国青年诗人奖、人人文学诗歌特别奖、中国诗歌春晚杰出贡献奖等多种文学奖，2008寻找中国美才艺大奖，2017中国好品牌影响力人物奖，中国邮政连续五年发行她个人肖像明信片以及肖像纪念邮票。

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先秦文学还处在一种文史哲不分的状况,所谓纯文学的概念尚未形成。文学史重点介绍的对象,如《老子》、《庄子》、《论语》、《韩非子》等,既是文学作品,同时也是哲学著作;同样,《尚书》、《左传》、《国语》、《国策》等,恐怕首先是历史著述,其次才是文学创作;就是文学色彩较为明显的《诗经》、《楚辞》,也多少不无历史和哲学的意味。在这一时期(其实后代也有延续),作家同时也是思想家、历史家,我们甚至可以说,诸如老子、庄子、孔子等人,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远远高于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作为世界文化名人,他们的贡献更多地表现在哲学、伦理学方面。所以,对于此类作品,仅仅从文学角度进行研究是不够的,还必须引入哲学、伦理学、历史学观念;而且即使是文学研究,也不能不多几个视角,在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历史之间互为参照,进行比较,这才有可能更好地理解作品,更好地把握其在文学发展史上的意义。

而两汉以降,哲学、宗教对文学的影响同样是文学史研究的重要方面。如经学之于两汉文学,玄学之于魏晋文学,禅宗之于唐宋文学,理学、心学之于宋明文学,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该时期的文学特色的形成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以魏晋时期的文学研究为例,文论中的意、物、文关系之讨论,创作中的玄言诗、宫体诗,或源自先秦道家思想,或与印度佛学相关,若只是将视野局限在文学范围内,恐怕很难探究其发展演变的深层原因,因此也就难以对之作出客观公允的评判。

文学家兼通其他艺术,如绘画、音乐、书法等,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种颇为常见的现象。魏晋时期的文人不少具有多方面的才能,竹林名士如嵇康、阮籍、阮咸等人,除了擅长诗文以外,在音乐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既能演奏,亦能作曲。如嵇康作过“嵇氏四弄”(《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四首琴曲),阮籍作有《酒狂》,阮咸则有《三峡流泉》传世。王羲之、顾恺之二人分别以书法、绘画著称于世,但在当时也颇有文名。魏晋时期的文论多有取譬音乐者,如曹丕《典论·论文》论文气不可力强而致,谓“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陆机《文赋》更直接从音乐中借用来“应、和、悲、雅、艳”五个术语用于评论文病,认为好的文章应该具备“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的特征,给人以“犹舞者赴节之投袂,歌者应弦而遣声”的美感。当然,造成此种现象之原因不能完全归结为兼才的出现,而毋宁说是由于音乐、绘画、书法和文学同步成熟所形成的时代风气。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固然可以举出像王维那样集诗人、画师、乐师于一身的特殊人才,但更具有普遍意义的,是不同艺术样式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借鉴而导致的体式、风格、技巧的趋同或新变。对于这两方面——在多个艺术领域都颇有创获的文人和不同艺术样式相互影响的研究,也需要我们有一种开放的视野,需要打通不同艺术样式之间的壁垒。

还有一种情况应该提到。中国古代文学中有一类综合了两种以上艺术样式的特殊文体,如词是文学(诗)和音乐相结合的产物,戏曲则除了文学、音乐之外还有表演的成分。我们固然可以撇开其他因素对之作纯文本的研究,等同于一般的抒情文学或叙事文学,但那也就取消了它们的独特性。事实上,对于词(应该还包括散曲)这类特殊文体,不论是探讨它的起源、发展,还是研究其文体特性,音乐的引入都必不可少;而且应该承认,在词的起源,词体的演变,词、曲之间的过渡衔接等方面还存在不少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最终解决,恐怕仍需从词与音乐的关系,从诗乐分合的历史入手去进行探究;戏曲亦然。清人李渔曾区分案头之曲与场上之曲,这说明他已明确意识到戏曲并不只是曲词,还有一个表演的问题。研究中国古代戏曲,除音乐因素外,至少还有表演、剧场、观众等因素必须关注。换句话说,要有戏剧意识,在戏剧艺术与文学艺术的关联中来考察研究古代戏剧文学。李渔《闲情偶寄》之所以能在中国古代戏剧理论史上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主要原因也就在此。

古代小说的情况与此相类而略有不同。英国著名小说理论家福斯特曾经这样描述小说:“它处于两座峰峦连绵但并不陡峭的山脉之间……一边是诗,另一边是历史。”[3](P4)中国古典小说有不少正属于这种情况。譬如,早期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志人小说,文学史家将其作为小说来评价,同时它又是研究魏晋时期社会文化的重要历史文献,与当时其他历史著述具有同样的价值。后来的历史演义小说更是如此,尽管不乏虚构的成分,但大体上并不违背史实。就是《三言》、《二拍》之类的白话小说,也因其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而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对于这些作品,除了从文学角度进行考察研究,也还有必要关注诸如历史家与小说家如何处理同一题材,以及文体的差异在其中起了何种作用等问题。就是说,虽然我们可以不把它当历史看,但仍无法回避历史。

三

正是因为存在这样一个悠久的文学传统,中国古人很早就在文学批评中有意无意地尝试了跨学科比较的方法;而自近代以来,运用该方法研究古代作家作品的论文、著作更是层出不穷,并取得了颇为可观的成果。

上文曾提到陆机《文赋》借音乐以评文,而据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陆机还将文章与绘画作过比较,认为“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文与画各有短长。这已经体现出一种不同艺术样式之间的比较意识。相对说来,早期的跨学科比较似乎更关注比较对象之间的同而不是异,如扬雄《法言》谓言为心声,书为心画;刘勰《文心雕龙·情采》论文质关系,认为“形文”、“声文”、“情文”虽然表现形式不一,但都遵循文质相符的原则。宋代苏轼评论前人诗画,仍着眼于二者的相通。他对王维诗的评论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此外,如“少陵翰墨无形画,韩干丹青不语诗”(《韩干马》),同样是将杜甫诗与韩干画并举,寓含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意味。《书鄢陵王主薄所画折枝》更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宋元人大多附和苏轼此论,如《王直方诗话》引述苏轼二诗,谓“欲常以为法”。元人杨维桢《无声诗意序》道:“东坡以诗为有声画,画为无声诗,盖诗者心声,画者心画,二者同体也……故能诗者必知画,而能画者多知诗,由其道无二致也。”王冕《梅谱》也说:“写梅做诗,其来一也。名之虽异,意趣实同。”明清以后,人们逐渐认识到诗、画到底分属两种艺术样式且各有其特征,因而不宜简单等同。如明人张岱指出,前人之所以说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原因在于“摩诘一身兼此二妙,故连合言之”;实际上,诗以空灵为妙,“可以入画之诗,尚是眼中金银屑也”。(《琅环文集·与包介严》)叶燮也承认,像杜诗“碧瓦初寒外”、“晨钟云外湿”,即使让董源、巨然那样的高手来画,恐怕也只能束手搁笔。(《原诗·内篇下》)应该说,像这类对诗、画异同的辨析,与跨学科比较方法的精神是相通的。

不止是不同艺术样式之间的比较,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除了诗与音乐、诗与绘画、诗与书法的比较外,诗与史、诗与禅也都是谈论较多的话题。王充的《论衡》、刘知几的《史通》,是讨论诗史之别、文史之别较为典型的例子;严羽的《沧浪诗话》则立足于诗禅的相通,所谓“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范温《潜溪诗眼》论韵,更是出入诗文书画,兼及立身行事,堪称古代韵论中空前绝后之作。钱钟书先生对之极为称许,认为范温所论,“因书画之‘韵’推及诗文之‘韵’,洋洋千数百言,匪特为‘神韵说’之弘纲要领,抑且为由画‘韵’而及诗‘韵’之转捩进阶……融贯综赅,不特严羽所不逮,即陆时雍、王士祯辈似难继美也”。[4](P13611363)虽然这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跨学科比较,但的确表现出一种较为开阔的视野和融贯会通的态势。

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外来文学观念和方法的引入,以及古代文学研究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比较成为一种为研究者普遍采纳的研究手段。这不难理解,正如方孝岳在其1934年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中所说:“百年以来,一切社会上思想或制度的变迁,都不是单纯的任何一国国内的问题;而且自来文学批评家的眼光,或广或狭,或伸或缩,都似乎和文学作品的范围互为因果,眼中所看到的作品愈多,范围愈广,他的眼光,也从而推广。所以‘海通以还’,中西思想之互照,成为必然的结果。”[5](P227)中西思想之互照对于文学研究的影响,除了推动中外比较文学研究的开展之外,还促进了人们对文学自身性质的思考。在外来文学观念、理论的影响下,人们开始反思中国文学传统,文学自身的独立意识渐趋明显——以小说、戏剧、诗歌、散文为内涵的纯文学观念彻底取代了传统的泛文学观念,文学的审美特征及功用得以被重视。正是在这一进程中,文学与其他艺术的关联受到关注,从而引发了文学与哲学、历史、宗教和文学与其他艺术样式的比较。另一方面,随着中外比较文学的拓展与深化,为更好地认识中外文学各自的特征及其形成原因,研究者的目光必然会从文学层面延伸到文化层面,而这也会将研究导向多学科、跨学科比较。说到底,文学和其他艺术样式、社会意识形态一样,都是特定文化的产物,同时也是该文化的具体表现,因此,对于文学的深度研究便不能不将其置于整个文化的有机构成中来考察,不能不关注文学与其他文化构成之间的关系。

以是之故,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跨学科比较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产生了一批颇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如钱钟书之《谈艺录》,朱光潜之《文艺心理学》、《诗论》,宗白华之《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中国诗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等。这些论著的一个共同特色,就是打通文学与艺术的疆界,或探询中外古今文艺创作的共同规律,或在比较中凸显中国古典文学、艺术各自的特色。前者如钱钟书《谈艺录》“说圆”一节,通过广征博引,多方比较,论述“贵圆”乃是中外文艺创作史上共有的现象;后者如朱光潜《诗论》对莱辛“诗画异质说”的讨论,指出中国画推崇“气韵生动”而诗歌却偏重物象刻画以传情达意,均与莱辛所说有明显的差异。此外,如闻一多有关《诗经》物象的研究,融语言学、民俗学、文化学于一炉;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以史释诗、以诗证史,兼及不同作家、不同文体的比较辨析,也具有明显的跨学科比较的特征。

20世纪80年代以后情况与三四十年代不无相似,同样是文学观念的变革,同样是方法、理论的引入,同样是中外文学比较和跨学科比较。所不同者,在方法、理论的借鉴上较先前更为丰富多样,跨学科比较的对象更为宽泛,研究更趋深入, 成果也更为显著。以唐代文学研究为例,程千帆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傅璇琮的《唐代科举与文学》、戴伟华的《唐代幕府与文学》、《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等专著,对唐代科举制度、幕府制度与文学的关系作了较前更为深入全面的探讨;孙昌武的《唐代文学与佛教》、葛兆光的《想象力的世界——道教与唐代文学》则将目光集中于唐代宗教与文学的关系。1996年,漓江出版社推出了由梁超然主编的“唐诗与中国文化丛书”,分别为林继中的《唐诗与庄园文化》、朱易安的《唐诗与音乐》、陶文鹏的《唐诗与绘画》、张明非的《唐诗与舞蹈》、陈飞的《唐诗与科举》、毛水清的《唐诗与佛教》、黄世中的《唐诗与道教》、梁超然的《唐诗与儒家》。丛书以“唐诗与中国文化”为名,同时也可以说是应用跨学科比较方法对唐诗的研究。此外还有数以百计的论文,围绕唐代文学与政治、历史、宗教、艺术的关系作了多角度、多方位的研究。跨学科比较方法在古典文学研究中的盛行,于此可见一斑,无怪徐公持先生在概括上个世纪后20年古典文学研究特点时,特别将“学科的拓展与打通”列为该时期“最引人注目的现象”。徐先生指出:“自80年代中期以来,古典文学研究逐渐融入其他学科的观念和方法,如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神话学、宗教学、心理学、语言学等等。这大大拓宽了研究视野,增添新的研究手段,并且为学科开拓了许多边缘性的研究课题。尤其是文化学的研究视角的确立,给本学科带来了新的气象。”[6](P159)1998年9月在天津召开的全国古代文学文献学博士点新世纪学科展望及信息交流座谈会上,罗宗强先生也谈到这一点:近20年来,“与观念和方法多元共存的同时,学科交叉也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普遍现象,国学文史不分家的传统得到了发扬,人类学、民俗学、心理学、语言学、宗教与神话等等学科广泛介入古代文学研究,整个古代文学研究界在研究模式和研究方法上表现出多元并存的活跃局面”。[7](P105)

四

由此说来,跨学科比较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确有其独特的意义,而不应视为比较文学研究者的专利。但有意思的是,在古代文学研究界很少有人提跨学科比较,而似乎更倾向代之以“多学科融和”、“学科交叉”一类术语,那么,比较文学研究者心目中的跨学科比较,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所使用的方法究竟有无差异这种方法称谓上的差异,是否意味着古代文学研究者对该方法有自己的理解和取舍

事实恐怕正是如此。如前所述,跨学科比较的意义主要在于将文学与人类整个精神活动联系起来,通过比较更好地认识文学的独特性、文学与其他人文学科乃至自然科学的基本差异,以及文学与其他学科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推进跨国别、跨文化的“总体文学”的研究。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首先是一种国别文学研究,其所关注的重点不在“总体文学”而在中国文学自身,尽管对于中国文学自身的认识也需借助比较,但到底与比较文学关注的重心不同。此外,就跨学科比较的功用而言,更侧重解决理论层面的问题,因而更近于比较诗学;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则主要以具体的作家作品为对象,即使与其他学科发生关联,也不必强求比较或从中抽绎出具有普遍性的规律。是否可以说,这两个差异决定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更倾向于“多学科融合”——引入、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成果来考察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现象,而不是像比较文学研究者那样从国别文学研究走向总体文学研究。

就具体的操作层面来说,无论是跨学科比较还是多学科融合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如何真正做到以文学为本位。在罗宗强先生的上述发言中就曾谈到这个问题。他一方面肯定了多学科的交融“是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向”;另一方面也表示了对存在问题的隐忧:“多学科融合的落脚点是什么……文史哲不分、文学社会学、文学人类学、文学心理学等等,落脚到什么地方是落脚到不分,落脚到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还是落脚到文学是用文学来解释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等还是用这些学科来解释文学这个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似都还没有完全解决。”[7](P106)这确实是多学科融合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从实际的研究情况来看,虽然有不少成功应用多学科融合解决文学问题的研究,但也有一些论著不过是将文学作品当作印证其他学科理论的材料,这在罗先生提到的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研究中表现尤为突出。其实类似的情况在哲学、历史、宗教、艺术研究中也同样存在,只是由于和文学关系较近而不那么明显罢了。

如果认真追究起来,这种解释的偏离可以说由来已久。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的等诗于史,等诗于禅,等诗于画,其实也就是以史释诗,以禅释诗,以画释诗,就是抹煞了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区别。韦勒克将文学研究分为两种类型: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认为外部研究尤其要注意“以文学为中心”,也是有见于外部研究常常会偏离文学。[8](P67)跨学科比较同样如此。既然是比较,就免不了要互为主客、彼此参照,因此也必然就会有用文学解释、印证其他学科特性的时候。钱钟书的《中国诗与中国画》、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是跨学科比较的经典之作,尚且难免以诗证画、以诗证史,更何况才力远在钱钟书、陈寅恪二人之下的一般人的研究呢!所以,问题的关键恐怕不在名目,而在研究者的动机、目的。外部研究也罢,跨学科研究或多学科融合也罢,关键是如何应用。不错,我们是可以强调、可以规定必须以文学为本位,但在具体应用过程中往往因人而异,研究者的学术背景、知识构成、研究兴趣等因素对其研究指向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鲁迅论《红楼梦》有一段名言,说“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9](P145)阅读如此,学术研究当然也不例外。

与一般说的多学科融合或外部研究相比,跨学科比较之于古代文学研究的特殊意义或许在于:(1)不同于外部研究的单向考察。跨学科比较强调比较,因之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必须变换视角,互为主客,虽然不能保证绝对不偏离文学研究,但较之单向考察当更有利于回归文学,而且双向阐发确实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文学的特性。毕竟比较的最终目的仍在解决文学问题,作为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之一的跨学科比较所以不同于比较史学、比较宗教学或比较艺术学中的同类研究,根本原因也就在此。(2)不同于多学科融合的多角度切入。多角度切入自有其优势,即能够以一种宏观的视野多方位、多侧面地研究文学现象,然相对说来在具体问题的考辨方面不免鞭长莫及,难以深入到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内部去识同辨异;而跨学科比较在此方面似更具条件,尤其是在相邻学科的比较中更易于聚焦放大,洞幽烛微,辨疑似于毫厘之间。(3)与文化研究的关系更为密切。跨学科比较需要在一个更为宽泛的背景下来进行,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关联、彼此的共性与个性,既与各自的构成要素相关,也受制于特定的文化背景。所以,随着跨学科比较趋于深入,自然会将研究导向文化层面,并由此整合文学的外部研究,形成点面结合的立体研究格局。

总之,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角度来说,跨学科比较与多学科融合、外部研究的关系应该是互补而非互斥,也就是说,对于跨学科比较方法可以采取一种灵活的态度,而不必拘泥于比较文学理论的约定。我们相信跨学科比较有助于更好地认识总体文学,但仍可以将研究限定在中国古代文学的范围之内;承认跨学科比较更多理论色彩,但也可以借助该方法来考察具体的文学现象;我们赞成跨学科比较应该在具有体系性的独立的学科之间进行,但未尝不可以将之用于文学内部,譬如对于文学史上以文为诗、以诗为词等现象,若能循此思路进行比较,识同辨异,相信会有更客观公允的认识。说到底,方法总是由研究对象来决定的,是对象选择方法而不是方法选择对象,从中国古代文学的实际出发,以跨学科比较为平台整合传统与现代学术范式,应该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