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文尊称

1 古代文言文中表尊称的词语

称字 古人幼时命名，成年（男20岁、女15岁）取字，字和名有意义上的联系。

字是为了便于他人称谓，对平辈或尊辈称字出于礼貌和尊敬。 如称屈平为屈原，司马迁为司马子长，陶渊明为陶元亮，李白为李太白，杜甫为杜子美，韩愈为韩退之，柳宗元为柳子厚，欧阳修为欧阳永叔，司马光为司马君实，苏轼为苏子瞻，苏辙为苏子由等。

称号 号又叫别号、表号。名、字与号的根本区别是：前者由父亲或尊长取定，后者由自己取定。

号，一般只用于自称，以显示某种志趣或抒发某种情感；对人称号也是一种敬称。 称谥号 古代王侯将相、高级官吏、著名文士等死后被追加的称号叫谥号。

如称陶渊明为靖节征士，欧阳修为欧阳文忠公，王安石为王文公，范仲淹为范文正公，王翱为王忠肃公，左光斗为左忠毅公，史可法为史忠烈公，林则徐为林文忠公。而称臣秦桧为缪丑则是一种“恶谥”。

称斋名 指用斋号或室号来称呼。如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斋名为诚斋，人们称其为杨诚斋；姚鼐因斋名为惜抱轩而被称为姚惜抱、惜抱先生。

再如称蒲松龄为聊斋先生，梁启超为饮冰室主人，谭嗣同为谭壮飞（其斋名为壮飞楼）。 称籍贯 如唐代诗人孟浩然是襄阳人，故而人称孟襄阳；张九龄是曲江人，故而人称张曲江；柳宗元是河东（今山西永济）人，故而人称柳河东；北宋王安石是江西临川人，故而人称王临川；明代戏曲家汤显祖被称为汤临川（江西临川人）；清初学者顾炎武是江苏昆山亭林镇人，被称为顾亭林；康有为是广东南海人，人称康南海；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被称为袁项城（河南项城人）。

清末有一副饱含讥刺的名联：“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上联“合肥”指李鸿章（安徽合肥人），下联“常熟”即指出生江苏常熟的翁同解。

称郡望 韩愈虽系河内河阳（今河南孟县）人，但因昌黎（今辽宁义县）韩氏为唐代望族，故韩愈常以“昌黎韩愈”自称，世人遂称其为韩昌黎。再如苏轼本是四川眉州人，可他有时自己戏称“赵郡苏轼”、“苏赵郡”，就因为苏氏是赵郡的望族。

称官名 如“孙讨虏聪明仁惠”，“孙讨虏”即孙权，因他曾被授讨虏将军的官职，故称。《梅花岭记》有“经略从北来”、“谓颜太师以兵解，文少保亦以悟大光明法蝉脱”句，“经略”是洪承畴的官职，“太师”是颜真卿官职“太子太师”的省称，“少保”则是文天祥的官职。

《与妻书》：“司马春衫，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司马”指白居易，曾任江州司马。

把官名用作人的称谓在古代相当普遍，如称贾谊为贾太傅；“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曾任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嵇康曾拜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官至右军将军，至今人们还称其王右军；王维曾任尚书右丞，世称王右丞；杜甫曾任左拾遗，故而被称为杜拾遗，又因任过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又被称为杜工部；刘禹锡曾任太子宾客，被称为刘宾客；柳永曾任屯田员外郎，被称为柳屯田；苏轼曾任端明殿翰林学士，被称为苏学士。 称爵名 《训俭示康》“近世寇莱公豪侈冠一时”，寇准的爵号是莱国公，莱公是省称。

《梅花岭记》“和硕豫亲王以先生呼之”，清代多铎被封为豫亲王。《柳敬亭传》“宁南南下，皖帅欲结欢宁南，致敬亭于幕府”，宁南是明末左良玉爵号宁南侯的省称。

再如诸葛亮曾封爵武乡侯，所以后人以武侯相称；南北朝诗人谢灵运袭其祖谢玄的爵号康乐公，故世称谢康乐；唐初名相魏徵曾封爵郑国公，故世称魏郑公；名将郭子仪在平定“安史之乱”中因功封爵汾阳郡王，世称郭汾阳；大书法家褚遂良封爵河南郡公，世称褚河南；北宋王安石封爵荆国公，世称王荆公；司马光曾封爵温国公，世称司马温公；明初朱元璋的大臣刘基封爵诚意伯，人们以诚意伯相称。 称官地 指用任官之地的地名来称呼。

如《赤壁之战》：“豫州今欲何至？”因刘备曾任豫州刺史，故以官地称之。再如贾谊曾贬为长沙王太傅，世称贾长沙；“建安七子”之一的孔融曾任北海相，世称孔北海；陶渊明曾任彭泽县令，世称陶彭泽；骆宾王曾任临海县丞，世称骆临海；岑参曾任嘉州刺史，世称岑嘉州；韦应物曾任苏州刺史，世称韦苏州；柳宗元曾任柳州刺史，世称柳柳州；贾岛曾任长江县主簿，世称贾长江，他的诗集就叫《长江集》。

兼称 如《游褒禅山记》“四人者，庐陵萧君圭君玉，长乐王回深父，余弟安国平父、安上纯父”，前两人兼称籍贯、姓名及字，后两人先写与作者关系，再称名和字；《五人墓碑记》“贤士大夫者，冏卿因之吴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长姚公也”，前两人兼称官职、字和姓，后一人称字和姓；《梅花岭记》“督相史忠烈公知势不可为”，兼称官职与谥号，“马副使鸣騄、任太守民育及诸将刘都督肇基等皆死”，兼称姓、官职和名；《促织》“余在史馆，闻翰林天台陶先生言博鸡者事”，兼称官职、籍贯和尊称。

2 求文言文称呼用语

文言文的日常称呼用词。

（1）自己谦称家父、家严：称自己的父亲。 家母、家慈：称自己的母亲。

家兄、家姐：称自己的兄姐。 舍弟、舍妹：称自己的弟弟和妹妹。

舍侄：称自己的侄儿。内人、内子、内助、拙荆：称自己的妻子。

外子：称自己的丈夫。犬子、小子：称自己的儿子。

小女：称自己的女儿。敝友：称自己的朋友。

敝人：称自己。（2）对人尊称令尊：尊称对方的父亲。

令堂：尊称对方的母亲。令郎、令子、令嗣：尊称对方的儿子。

令侄：称人侄儿。令爱、令媛：尊称对方的女儿。

令婿：尊称对方的女婿。 令媳：尊称对方的儿媳。

令正、贤阁，尊夫人：尊称对方的妻子。昆玉、昆仲：称人兄弟。

乔梓：称人父子。贤契：称自己的学生。

高足：称别人的学生。（3）常用敬词请：有求于对方。

请问：请求对方解答问题。 赐教：请人给予指教。

高见、高论：称对方的看法、见解。 恭喜：祝贺对方已经取得成功。

贵姓、尊姓：询问对方姓什么。 台甫：询问对方表字。

贵庚、芳龄：询问对方年龄。 高寿、高龄：问老年人的年龄。

尊府、府上、尊寓。 华居：称对方的住处。

（4）常用客气语恕：请求别人谅解，不要计较。 有劳：用于拜托&答谢对方帮助做事。

相扰：打扰。 难为：感谢对方的帮助。

（5）我国古代很多文明称呼，至今还被运用。称呼别人的父母为令尊、令堂；自称父母为家父、家严、家慈；称别人庭院为府上，尊府；自称为寒舍、舍下、草堂。

将父母称为高堂、椿萱、双亲；妻子的父亲俗称丈人，雅称为岳父、泰山。兄弟为昆仲、棠棣、手足。

夫妻为伉丽、配偶、伴侣。妇女为巾帼；男子为须眉。

老师为先生、夫子、恩师；学生为门生、受业。学堂为寒窗；同学又为同窗等。

（6）日常生活中时常有人错误的使用文言词汇自己的儿子可以谦称“犬子”，但不能说别人家的儿子：“你家犬子如何如何”。古代女子没有地位，于是丈夫称自己的妻子为“糟糠之妻”，这不是谦词，是鄙视之词。

年龄大一点可以自称“愚兄”；但不能称别人为“愚兄”。称呼比自己大一点同辈男子，应该称“兄长”、“仁兄”等。

称呼比自己小一点同辈男子，应该称“贤弟”。但称呼自己不能称“贤弟”，应该自称“小弟”、“弟”等都行。

现代女子交往中的称呼，可以参照男子的称呼。（7）文言用语不能和口语混在一起使用“贵庚”是询问中青年人年龄的敬语，口语是问您今年年龄多大了，如果问“仁兄今年贵庚多少”？“今年”二字重复了，“多少”二字也重复了。

“台甫”是敬辞。旧时用于问人的表字。

例如问别人“请教尊姓、台甫？”不能问“你的台甫”是什么？当得知对方姓名后，不能随口应付。可以说“久仰。”

或者说“幸会。”表示认识对方很高兴。

当对方问：“请问贵姓？”时，不能说我贵姓什么，应该说，免贵姓什么，或者说敝姓什么。“高足”是敬词，赞扬别人的学生本领高强。

不能用于指自己的学生。如：“敝高足某某的作品又获奖了。”

句中“敝”是称呼自己的谦词，“高足”是称呼别人弟子的敬词，所以这句话不伦不类。

3 古文的称呼

文言文的日常称呼用词。

(1)自己谦称

家父、家严：称自己的父亲。

家母、家慈：称自己的母亲。

家兄、家姐：称自己的兄姐。

舍弟、舍妹：称自己的弟弟和妹妹。

舍侄：称自己的侄儿。

内人、内子、内助、拙荆：称自己的妻子。

外子：称自己的丈夫。

犬子、小子：称自己的儿子。

小女：称自己的女儿。

敝友：称自己的朋友。

敝人：称自己。

(2)对人尊称

令尊：尊称对方的父亲。

令堂：尊称对方的母亲。

令郎、令子、令嗣：尊称对方的儿子。

令侄：称人侄儿。

令爱、令媛：尊称对方的女儿。

令婿：尊称对方的女婿。

令媳：尊称对方的儿媳。

令正、贤阁，尊夫人：尊称对方的妻子。

昆玉、昆仲：称人兄弟。

乔梓：称人父子。

贤契：称自己的学生。

高足：称别人的学生。

扩展资料

古代称呼

称呼是一种文化现象，从一个时代的称呼中，我们可以窥见一个时代的风貌。称呼也是一面镜子。称呼的变化是文化的变化，同时也被视为历史文化的折射。

中国人的称呼，实质上就是一部中国文化的发展史，其中蕴含着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历史的沉淀与变迁。中国人的称呼是宗法、习俗、等级、地位、声望等的反映，尊长、后辈、上级、下属各有各的一套称呼，谁也不能逾越。从称呼中我们可以看到国人对宗法礼制、尊卑长幼等礼法习俗的重视，对官职、科举的表示方式。

古代兄弟称呼

兄弟排行称谓：古代以伯、仲、叔、季来表示兄弟间的排行顺序；伯为老大，仲为老二，叔为老三，季排行最小。父之兄称“父”，父之次弟称为“仲父”，仲父之弟称为“叔父”，最小的叔叔称“季父”，后来父之弟都统称为“叔父”。

古代父母称呼

父母又称高堂、椿萱、双亲、膝下、考妣等。

1 苏洵的文言文200字左右的

苏洵《六国论》：

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或曰：六国互丧，率赂秦耶？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故曰：弊在赂秦也。

秦以攻取之外，小则获邑，大则得城。较秦之所得，与战胜而得者，其实百倍；诸侯之所亡，与战败而亡者，其实亦百倍。则秦之所大欲，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战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孙视之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则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奉之弥繁，侵之愈急。故不战而强弱胜负已判矣。至于颠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此言得之。

齐人未尝赂秦，终继五国迁灭，何哉？与嬴而不助五国也。五国既丧，齐亦不免矣。燕赵之君，始有远略，能守其土，义不赂秦。是故燕虽小国而后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卿为计，始速祸焉。赵尝五战于秦，二败而三胜。后秦击赵者再，李牧连却之。洎牧以谗诛，邯郸为郡，惜其用武而不终也。且燕赵处秦革灭殆尽之际，可谓智力孤危，战败而亡，诚不得已。向使三国各爱其地，齐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良将犹在，则胜负之数，存亡之理，当与秦相较，或未易量。

呜呼！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势，而为秦人积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趋于亡。为国者无使为积威之所劫哉！

夫六国与秦皆诸侯，其势弱于秦，而犹有可以不赂而胜之之势。苟以天下之大，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

《颜书四十韵》：

任君北方来，手出《邠州碑》。为是鲁公写，遗我我不辞。鲁公实豪杰，慷慨忠义姿。忆在天宝末，变起渔阳师。猛士不敢当，儒生横义旗。感激数十郡，连衡斗羌夷。新造势尚弱，胡马力未衰。用兵竟不胜，叹息真数奇。杲兄死常山，烈士泪满颐。鲁公不死敌，天下皆熙熙。奈何不爱死，再使踏鲸鳍？公固不畏死，吾实悲当时。缅邈念高谊，惜哉我生迟。近日见异说，不知作者谁。云公本不死，此事亦已奇。〈或云公尸解。虽见杀，而实不死。〉大抵天下心，人人属公思。加以不死状，慰此苦叹悲。我欲哭公墓，莽莽不可知。爱其平生迹，往往或孑遗。此字出公手，一见减叹咨。使公不善书，笔墨纷讹痴。思其平生事，岂忍弃路岐？况此字颇怪，堂堂伟形仪。骏极有深稳，骨老成支离。点画乃应和，关连不相违。有如一人身，鼻口耳目眉。彼此异状貌，各自相结维。离离天上星，分如不相持。左右自缀会，或作斗与箕。骨严体端重，安置无欹危。篆鼎兀大腹，高屋无弱楣。古器合尺度，法物应矩规。想其始下笔，庄重不自卑。虞柳岂不好，结束烦馽羁。笔法未离俗，庸手尚敢窥。自我见此字，得纸无所施。一车会百木，斤斧所易为。团团彼明月，欲画形终非。谁知忠义心，余力尚及斯。因此数幅纸，使我重叹嘻。

2 苏洵的文章有哪些

苏洵（公元1009-1066） 北宋散文家。

与其子苏轼、苏辙合称"三苏"，均被列入"唐宋八大家"。字明允，号老泉。

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据说27岁才发愤读书，经过十多年的闭门苦读，学业大进。

仁宗嘉□元年（1056），他带领苏轼、苏辙到汴京，谒翰林学士欧阳修。欧阳修很赞赏他的《权书》、《衡论》、《几策》等文章，认为可与贾谊、刘向相媲美，于是向朝廷推荐。

一时公卿士大夫争相传诵，文名因而大盛。嘉□三年，仁宗召他到舍人院参加考试，他推托有病，不肯应诏。

嘉□五年，任为秘书省校书郎。后与陈州项城（今属河南）县令姚□同修礼书《太常因革礼》。

书成不久，即去世，追赠光禄寺丞。 苏洵是有政治抱负的人。

他说他作文的主要目的是"言当世之要"，是为了"施之于今"。在《衡论》和《上皇帝书》等重要议论文中，他提出了一整套政治革新的主张。

他认为，要治理好国家，必须"审势"、"定所尚"。他主张"尚威"，加强吏治，破苟且之心和怠惰之气，激发天下人的进取心，使宋王朝振兴。

由于苏洵比较了解社会实际，又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以古为鉴，因此，他的政论文中尽管不免有迂阔偏颇之论，但不少观点还是切中时弊的。 曾巩说苏洵"颇喜言兵"。

苏洵的《权书》10篇、《几策》中的《审敌》篇、《衡论》中的《御将》和《兵制》篇，还有《上韩枢密书》、《制敌》和《上皇帝书》，都论述了军事问题。在著名的《六国论》中，他认为六国破灭，弊在贿秦。

实际上是借古讽今，指责宋王朝的屈辱政策。《审敌》更进一步揭露这种贿敌政策的实质是残民。

《兵制》提出了改革兵制、恢复武举、信用才将等主张。《权书》系统地研究战略战术问题。

在《项籍》中，他指出项籍不能乘胜直捣咸阳的战略错误。他还强调避实击虚、以强攻弱、善用奇兵和疑兵、打速决战、突击取胜等战略战术原则。

苏洵的抒情散文不多，但也不乏优秀的篇章。在《送石昌言使北引》中，他希望出使契丹的友人石昌言不畏 ，藐视敌人，写得有气势。

《张益州画像记》记叙张方平治理益州的事迹，塑造了一个宽政爱民的封建官吏形象。《木假山记》借物抒怀，赞美一种巍然自立、刚直不阿的精神。

苏洵的散文论点鲜明，论据有力，语言锋利，纵横恣肆，具有雄辩的说服力。欧阳修称赞他"博辩宏伟"，"纵横上下，出入驰骤，必造于深微而后止"（《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曾巩也评论他的文章"指事析理，引物托喻"，"烦能不乱，肆能不流"（《苏明允哀词》），这些说法都是比较中肯的。

艺术风格以雄奇为主，而又富于变化。一部分文章又以曲折多变、纡徐宛转见长。

苏洵在《上田枢密书》中也自评其文兼得"诗人之优柔，骚人之清深，孟、韩之温淳，迁、固之雄刚，孙、吴之简切"。他的文章语言古朴简劲、凝炼隽永；但有时又能铺陈排比，尤善作形象生动的妙喻，如《仲兄字文甫说》，以风水相激比喻自然成文的一段描写，即是一例。

苏洵论文，见解亦多精辟。他反对浮艳怪涩的时文，提倡学习古文；强调文章要"得乎吾心"，写"胸中之言"；主张文章应"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

他还探讨了不同文体的共同要求和不同写法。他特别善于从比较中品评各家散文的风格和艺术特色，例如《上欧阳内翰第一书》对孟子、韩愈和欧阳修文章的评论就很精当。

苏洵作诗不多，擅写五古，质朴苍劲。宋人叶梦得评其诗"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正类其文"（《石林诗话》）。

其《欧阳永叔白兔》、《忆山送人》、《颜书》、《答二任》、《送吴待制中复知潭州二首》等都不失为佳作，但总的成就远逊于散文。 苏洵著作，宋代以多种版本流行，原本大都散佚，今存者有北宋刊《类编增广老苏先生大全文集》残卷。

通行本有《四部丛刊》影宋钞本、《嘉□集》15卷。

3 苏洵项籍原文翻译

苏洵项籍原文翻译

我曾经谈论过项羽有夺取天下的才干，但是没有夺取天下的考虑：曹操有夺取天下的考虑，但是没有夺取天下的度量；玄德有夺取天下的度量，而没有夺取天下的才能。所以他们能三个人，终身都没有所成就。况且如果没有什么放弃的，就不可以获得统一天下的气势；如果没有所忍耐，就不能取得有利的东西。所以说疆域有些不能获取，城池有些不能攻克，胜利有些不能成就，战败有些不能躲避。不因为送来的而欢喜，不因为离去的而愤怒，收用天下有所作为的人控制在我的手中，于是攻克也是很容易的唉，项籍有百战百胜的才能，却死于垓下，就没有什么困惑了。我看他们在锯鹿作战，见他考虑不长远，气量不远大，不能不怪罪他死于垓下很晚了。当项籍过河的时候，沛公才开始整兵入关，项籍如果这时带领军队追赶秦兵，赶上他的先头部队然后利用它，就可以占据咸阳，控制天下。不知道出此计策，却与小小的秦将争一时的性命，保全了锯鹿之后却仍然徘徊在河南 新安之间，到了函谷关，沛公到咸阳已经几个月了。那秦人就已经安定于沛公而仇视项籍，他的势力不能强大却能够统治。因此项籍虽然把沛公迁于汉中，最终定都彭城，使沛公得以平定三秦，那么天下的形势在于汉而不在于楚。楚即时能百战百胜，又有什么好处呢！所以说：预兆垓下的败者，就是锯鹿之战。有人说："秦国可以打进去了，救赵怎么办呢？”说：“老虎正在抓鹿，人熊占据它的洞穴，抓它的小老虎，老虎哪能不放开鹿回来，回来就被人熊撕碎，这是明白了。兵法上说的 攻击他的必救。假使项羽进入函谷关，秦将王离、涉间一定放开赵国回来就自己，项羽占据函谷关在他的前面迎击，赵国与救赵的诸侯军有十几个营垒的军队跟踪在他后面，覆灭他是一定了。这是项羽一次行动解除了赵过的围困，在秦国获得大功。战国时代，魏国进攻赵国，齐国去旧赵国，齐将田忌领兵快跑向魏国大梁，因此保存赵国打败魏国。那个宋义号称懂得兵法，极不懂得这些，驻扎在安阳不进军，却说等待秦军的败坏。我恐怕秦军没有败坏，沛公已先占据函谷关了。项羽和宋义都失策。因此古代夺取天下的人，常常先考虑据守的地方。诸葛亮放弃荆州到西蜀去，我知道他的不能有所作为。他认为，剑门这个地方可以不亡。我曾经观察四川这个地方的险要，它防守不可以出来，出来的不可以继续，小心的自求保全，还是不能自给自足。怎么够用来控制中原啊。秦、汉的旧国都，有千里的肥沃土壤，大河大山，真可以控制天下，又怎么从事那不可以立脚的像剑门的，然后说是险要啊？现在富人一定住在四通八达的都市，使得他的财富流通到天下，然后可以收获天下的财利。有个小丈夫的，得到一个藏金的柜子，藏在家里，关了门来保守它。唉！这是要求不失掉，不是要求发财。大强盗来，用武力取去，又怎么知道它真的不失去呢？

4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列各题

小题1:B小题1:C小题1:C小题1:(1)只有天下最冷静的有修养的人，才能看到细微的变化便预知发展的结果，月亮周围起晕，将要刮风，屋柱石础返潮，将要下雨，这是人人皆知的事情。

（2）这真是把王衍、卢杞合成一个人了，他的祸害哪里说得完呢？ 小题1：略小题1：略小题1：略小题1:(1)5分“惟”，“乃”，“著”，“风”“雨”各1分。（2）5分；“是”判断句式，“岂……哉”“胜言”各1分，大意1分。

辩 奸 论苏 洵事情发展有必然如此的原因，情理有原本如此的根源。只有天下最冷静的有修养的人，才能看到细微的变化便预知发展的结果，月亮周围起晕，将要刮风，屋柱石础返潮，将要下雨，这是人人皆知的事情。

人事的发展变化，道理情势的因果关系，其空疏难知、变化莫测的程度，怎能与天地阴阳之事相比呢？而即使贤能的人也有不知道的。那是什么缘故呢？爱憎越乱了他们的思想，利害改变了他们的行为啊！从前，山巨源见到王衍，就说：“将来贻害天下百姓的，一定是这个人。”

郭汾阳见到卢杞，就说：这个人如果得志，我的子孙就会被他杀得一个不留。”今天分析起来，那道理确实是可以预见到的。

依我看来；王衍的为人，容貌漂亮，能说会道，确实有可以欺世盗名的本钱。然而，他不忌妒，不妄求，只是随波逐流，假使晋朝当时没有惠帝这个呆子，哪怕仅是一个中等的君主、即使有千百个王衍，又何处能把天下搞乱呢？卢杞的奸险，固然足以败坏国家，但是他不学无术，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谈不足以欺世，如果不是遇到鄙陋昏庸的唐德宗，又怎么会得到重用呢？由此说来，山、郭二公对王、卢二人的预言，也可能未必有那样的结果。

现在有个人，口中背诵孔于、老子的词句，亲身实践着伯夷、叔齐的行为，招纳一些好名誉、出风头、不得志的士人，共同制造舆论，自我标榜，把自己说成是颜渊再世；盂轲复生，实际上却居心叵测，阴险狠毒，与一般人的旨趣不同。这是王街、卢杞合成-个人了。

他将来造成的祸害岂可用言语细说呢？面孔脏了不忘揩洗，衣服脏了不忘洗涤，这是人之常情。现在这个人却不然，穿奴仆的衣服，吃猪狗的食物，头发蓬乱像囚徒一样，满面灰尘像居丧十榉，却大谈神圣的诗书，这难道是人的真实情感吗？凡是做事不近人情的人，很少不成为大奸大恶的；竖刁、易牙、开方就是这样的人。

用盖世的好名声，来促成他尚未形成的祸患。虽然有想把国家治好的君主；爱好贤才的宰相，还是会举荐他，任用他的。

那么他成为天下的祸患，将是必然而没有疑问的，这就不只是王、卢二人所能比拟的了。孙子说：“善于用兵的人，并无显赫的功勋。”

假使这人不被重用，那么我的话就说错了，而这个人会有怀才不遇韵感叹，谁能知道祸患将会达到上述严重地步昵？假使不是这样的，（他受到了重用）天下将要遭受到他的灾祸，而我会获得能见微知著、察言识人的美名，那就太可悲了。

5 苏洵的文章有哪些

苏洵（公元1009-1066）

北宋散文家。与其子苏轼、苏辙合称"三苏"，均被列入"唐宋八大家"。字明允，号老泉。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据说27岁才发愤读书，经过十多年的闭门苦读，学业大进。仁宗嘉□元年（1056），他带领苏轼、苏辙到汴京，谒翰林学士欧阳修。欧阳修很赞赏他的《权书》、《衡论》、《几策》等文章，认为可与贾谊、刘向相媲美，于是向朝廷推荐。一时公卿士大夫争相传诵，文名因而大盛。嘉□三年，仁宗召他到舍人院参加考试，他推托有病，不肯应诏。嘉□五年，任为秘书省校书郎。后与陈州项城（今属河南）县令姚□同修礼书《太常因革礼》。书成不久，即去世，追赠光禄寺丞。

苏洵是有政治抱负的人。他说他作文的主要目的是"言当世之要"，是为了"施之于今"。在《衡论》和《上皇帝书》等重要议论文中，他提出了一整套政治革新的主张。他认为，要治理好国家，必须"审势"、"定所尚"。他主张"尚威"，加强吏治，破苟且之心和怠惰之气，激发天下人的进取心，使宋王朝振兴。由于苏洵比较了解社会实际，又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以古为鉴，因此，他的政论文中尽管不免有迂阔偏颇之论，但不少观点还是切中时弊的。

曾巩说苏洵"颇喜言兵"。苏洵的《权书》10篇、《几策》中的《审敌》篇、《衡论》中的《御将》和《兵制》篇，还有《上韩枢密书》、《制敌》和《上皇帝书》，都论述了军事问题。在著名的《六国论》中，他认为六国破灭，弊在贿秦。实际上是借古讽今，指责宋王朝的屈辱政策。《审敌》更进一步揭露这种贿敌政策的实质是残民。《兵制》提出了改革兵制、恢复武举、信用才将等主张。《权书》系统地研究战略战术问题。在《项籍》中，他指出项籍不能乘胜直捣咸阳的战略错误。他还强调避实击虚、以强攻弱、善用奇兵和疑兵、打速决战、突击取胜等战略战术原则。

苏洵的抒情散文不多，但也不乏优秀的篇章。在《送石昌言使北引》中，他希望出使契丹的友人石昌言不畏 ，藐视敌人，写得有气势。《张益州画像记》记叙张方平治理益州的事迹，塑造了一个宽政爱民的封建官吏形象。《木假山记》借物抒怀，赞美一种巍然自立、刚直不阿的精神。

苏洵的散文论点鲜明，论据有力，语言锋利，纵横恣肆，具有雄辩的说服力。欧阳修称赞他"博辩宏伟"，"纵横上下，出入驰骤，必造于深微而后止"（《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曾巩也评论他的文章"指事析理，引物托喻"，"烦能不乱，肆能不流"（《苏明允哀词》），这些说法都是比较中肯的。艺术风格以雄奇为主，而又富于变化。一部分文章又以曲折多变、纡徐宛转见长。苏洵在《上田枢密书》中也自评其文兼得"诗人之优柔，骚人之清深，孟、韩之温淳，迁、固之雄刚，孙、吴之简切"。他的文章语言古朴简劲、凝炼隽永；但有时又能铺陈排比，尤善作形象生动的妙喻，如《仲兄字文甫说》，以风水相激比喻自然成文的一段描写，即是一例。

苏洵论文，见解亦多精辟。他反对浮艳怪涩的时文，提倡学习古文；强调文章要"得乎吾心"，写"胸中之言"；主张文章应"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他还探讨了不同文体的共同要求和不同写法。他特别善于从比较中品评各家散文的风格和艺术特色，例如《上欧阳内翰第一书》对孟子、韩愈和欧阳修文章的评论就很精当。

苏洵作诗不多，擅写五古，质朴苍劲。宋人叶梦得评其诗"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正类其文"（《石林诗话》）。其《欧阳永叔白兔》、《忆山送人》、《颜书》、《答二任》、《送吴待制中复知潭州二首》等都不失为佳作，但总的成就远逊于散文。

苏洵著作，宋代以多种版本流行，原本大都散佚，今存者有北宋刊《类编增广老苏先生大全文集》残卷。通行本有《四部丛刊》影宋钞本、《嘉□集》15卷

一代宗师

他为大清帝国谱写的国歌，仅仅传唱了6天，国歌竟成挽歌；

他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引入中国，自己却难以适应时代的变迁；

他不肯充当袁世凯的幕僚，却因“被签名”而上了复辟的耻辱柱；

他通过翻译和办报影响了一代年轻人，但当政者从没有在意他治国经世的理想。

严复为大清帝国谱写的国歌，仅仅传唱了6天。

1911年10月4日，严复作词、“红豆馆主”溥侗作曲的《巩金瓯》，取代了之前的代国歌，成为法定的国歌。“巩金瓯，承天帱，民物欣凫藻，喜同袍，清时幸遭。真熙皞，帝国苍穹保。天高高，海滔滔。”几经推敲的32个字，并没有给帝国带来好运。仅仅6天后，起义在武昌爆发，乱世的国运，已经经不起推敲。

人们还没有把这些复杂的歌词记熟，边远地方的人们甚至未及听到这段旋律，他们的兴致就被革命的热情裹挟而去。国歌，竟成挽歌。

执拗的旧式文人 对革命不以为然

起初，严复和大多数人一样，对武昌起义不以为然，半年前的“黄花岗起义”就以失败告终，革命党匆匆留下70多具尸体，曾经拒绝过慈禧太后招安的黄兴再度流亡海外。尽管人们已经对帝国普遍失望，然而，这种表面上的稳定与繁荣，看起来又似乎牢不可破。谁能相信，武昌的起义居然就能一蹴而就，甚至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迅速扯去了覆盖在孱弱帝国脸上的那张楚楚动人的画皮。

武昌起义20天后，局势已经日渐失控，清廷发布诏书，希望能挽回民心，然而为时已晚。对于清廷的迟钝，严复在写给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的信中颇有微词：“皇上发誓要永远忠实服从不久就要召开的国会的意愿。他发誓不让任何皇室成员进入内阁；他同意对所有政治犯甚至那些反对皇上的革命者实行大赦；宪法由议会制定并将被无条件接受。如果一个月前做到这三条之中任何一条的话，会在清帝国发生什么样的效果啊！”

这些姗姗来迟的誓言，已经无从重建公众对帝国的情感与信任，然而，严复却仍在固执地为立宪留存最后的希望。尽管他一手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残酷哲学引入中国，然而，对于一个失去帝王的中国，他依然无法想象。

就像张謇和梁启超一样，严复也将最后的赌注压在袁世凯身上。

人们一时很难理解严复近年来的转变。袁世凯当初如日中天的时候，严复曾屡次谢绝他的邀请，不肯充当他的幕僚，以至于一向极善于用人、拉拢人的袁世凯，都失去了耐心，忿忿地发誓，“严某纵圣人复生，吾亦不敢再用。”然而，袁世凯后来被摄政王要求解甲归田时，严复却公开站出来讲他的好话，辛亥革命爆发后，更开始主动示好，似乎全然放弃了早年的气节。

严复显然没有放弃气节，他只是秉承着一个旧式文人的执拗。席卷全国的革命风潮，并没有让严复看到国家的转机，他目睹的只有日复一日的混乱，接踵而至的危机。举目天下，严复不得不清醒地认识到，“于新旧两派之中，求当元首之任，而胜项城者，谁乎？”

严复别无选择，并且又一次一厢情愿地误以为身处局中。

思想上曾游移不定 回国后竟猛学八股

严复的矛盾选择,源自他思想上的游移。

严复留学英国，学习的是轮船驾驶，但他却是那一批留英学员中唯一未上军舰供职的人。据当年的留学监督李凤苞等人认为，严复的长项在理论、外文和交涉，“堪充教习”。学成归国后，他长期担任水师学堂教职，为时长达20年，但并不如意。

留学英国的两年多时间，严复关心欧洲社会政治情形，旁听议会辩论，显示出强烈的兴趣。然而，严复在北洋水师学堂执教时曾有“当年误习旁行书（即外文），举时相视如髦蛮”的诗句，对自己热衷西学似有悔意，以至于转向科举，“发愤治八比，纳粟为监生”。

从1885年至1893年，严复先后四次参加乡试，却均遭落第。这既表明严复不甘于平庸，也说明了他在思想上的游移不定。而甲午海战惨败后，清朝士林风气大变，思想界西风劲吹，严复才有机会发挥其长，翻译《天演论》等西方重要著作，几年间名满天下，成为一代启蒙大师。

补白

跟袁世凯搞复辟

皮后锋著《严复大传》，颠覆了过去一种较普遍的观点，即认为严复参加“筹安会”，支持袁世凯复辟，是被“盗名”的，而实际上，严复参加“筹安会”基本上是自愿的。该书还写到了一些对严复颇为负面的评价，比如，严复最亲密的学生熊纯如说：严复在西学方面，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所不及，但在“勇德”方面，严复则远不如康、梁等人；而革命党人称严复：只晓得自私自利，只享权利不尽义务；章太炎说严复：在政治上视汉人为猥贱，于革命、立宪非其所措意，在中国文史知识上是仅得句读而未领其要，在译介西学上是以与中学偶合为真为喜。

跟梁启超辩文风

梁启超和严复有过一场有关文风的公开辩论。1902年，梁启超在其所办的《新民丛报》第一期上，撰文推荐刚刚出版的严复译著《原富》，但同时也坦率批评了这本译著的复古文风。严复不接受梁的批评，他在答辩文章中称，他著作的读者范围，只限于中国多读古书之人，为了迎合这些读者的爱好，所以他主张文风复古。

这场论辩，虽由译著《原富》文风引起，但论辩内容，已经越出了《原富》这一译著文风的范围，实际上，这是梁启超、严复两种不同文风取向的冲撞。在当时的主流文坛，严复、梁启超的文风取向都有同道同志，例如古文名家吴汝纶就支持严复，著名诗人黄遵宪观点就与梁启超一致。

误陷复辟漩涡

隐于权力背后的改革派

倒向袁世凯举荐梁启超

民国建立之后，严复被迫与袁世凯捆绑得越来越紧。他向袁世凯举荐过许多人，包括梁启超，他相信这个比自己小19岁的年轻人，像袁世凯一样拥有非比寻常的力量，在报章上，他曾无数次亲身体验过这种力量，所以他敦告袁世凯，“梁启超不可不罗致到京。”他还警告袁世凯，无论如何，不要接受革命党的条件去南京任职，否则凶多吉少，对此，张謇也持有相同的态度。而袁世凯马上心领神会地找到借口搪塞革命党，态度坚决地留在北京。

民国初年，张謇、严复和梁启超，都热衷于政治改革，却又选择匿身于权力背后，三人之中，严复隐匿得最深，距离权力中心也最远。日本汉学家佐藤慎一后来这样点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不是贯穿某一特定的个人或党派的意志的革命。革命以这种形式展开，就是革命派也不曾预想到。辛亥革命是以各种各样的利害或疑惑为背景、以超出所有中国人所能预想的形式而展开的革命，在这种意义上是不可预期的革命。相对于这些错综复杂的政治权力之间的捭阖博弈，严复的想法则往往过于单纯，他的声望让他不可能置身事外，然而，他的执拗与天真又总是让他与时局格格不入，他曾试图影响这场“不可预期的革命”，却每每在意识到自己的边缘身份后马上选择了放弃，旧文人的敏感与自尊，塑造了他的性格悲剧，毕其一生，他都是一个局外人，满怀热忱，却又无能为力。

被唾弃的精神领袖 竟然为复辟而鼓噪

被袁世凯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时，严复曾以为自己终于等到了一展身手的机会，接踵前来应聘和举荐的朋友们，也让他颇感欣慰，他以为这一次终于可以置身于漩涡的中心，力挽狂澜，他甚至满怀憧憬地策划了许多改革的计划，试图重整京师大学堂的风气，甚至试图以经学来统帅北大的文科，“用以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然而，他自身与时代的格格不入，以及来自革命党的抵牾，终究还是让他难以招架。

民国教育总长蔡元培写给袁世凯的呈文，让严复的处境显得更加尴尬。蔡元培不动声色地向袁世凯暗示，任命严复，没有经过教育部提名及批准，流程上欠妥当，大总统不宜越俎代庖，“北京大学堂今拟改称为北京大学校，大学堂总监督改称为大学校校长，总理校务；分科大学监督改称为分科大学学长，分掌教务；分科大学教务提调即行裁撤；大学校长须由教育部于分科大学学长中荐一人任之，庶几各实相符，事权划一，学校经费亦得借以撙节。现已由本部照会该总监督任文科大学学长，应请大总统任命该学长署理北京大学校长”。

作为更名后的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严复仅仅在任上逗留半年，便被迫辞职。

北京大学的崛起，还需要长达五年的等待，从海外归来的蔡元培亲自出任北大校长，才终于开创了一个“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时代神话，那时，严复却被那些曾经景仰过他的年轻人们无情地唾骂。他在为袁世凯复辟而鼓噪的“筹安六君子”宣言上被动地签名，成为他难以抹去的政治污点，许多曾经视他为精神导师的年轻人，转而开始攻击他。

从北京大学卸任后的严复，渐渐淡出了中国的教育舞台，转向了政治舞台。民国三年（1914年），他任袁世凯政府参政院参政、总统府外交顾问。似乎与中国近代其他思想家如康有为、林纾等一样，严复晚年的思想趋于保守，从资产阶级改良派变成保守派。而他遗言的第一条也强调了这一点：中国必不灭，旧法可损益，而必不可叛。

信达雅

严复（185418－19211027），字又陵，福建侯官（今福州）人。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光绪三年（1877），严复作为清政府首批派遣留学英法的学员，赴英国学习。思想家、学者、教育家、翻译家。

严复在《天演论》中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信”（faithfulness）是指能够忠实准确地传达原文的意思，“达”（expressiveness）是指译文应尽量保证通顺流畅，而“雅”（elegance）则是指翻译要有文采。此后，中国的翻译家无不从这三条标准中起步，开始了自己的翻译生涯。

补白

一度消沉吸大烟

严复的留英同学刘步蟾、方伯谦、林泰曾、萨镇冰等人逐渐成为北洋海军栋梁时，严复仍在北洋水师学堂充当教习，自感失落，一度消沉而吸食鸦片烟。严复屡屡抱怨：“在北洋当差，味同嚼蜡”，甚至悲叹“四十不官拥臬比，男儿怀抱谁人知？”李鸿章得知后诚恳相劝：“汝如此人才，吃烟岂不可惜！此后当仰体吾意，想出法子革去。”对此严复颇受触动。

辜鸿铭“杀严复”

据说有一次，国学大师辜鸿铭与严复、林纾相遇，酒过三巡，一向好发奇谈的辜鸿铭突然感叹，如果我大权在握，一定要杀严复，诛林纾。严复只是微笑沉默，林纾则惊问其故，我们三人毕竟是同乡，请你刀下留人。辜鸿铭却毫不客气地回应，严复翻译《天演论》，国人只知道有物竞天择，而不知有公理，以致烽烟迭起，生灵涂炭；林纾翻译《茶花女》，年轻人从此着迷于谈恋爱，视礼教为无物。不杀掉这两个人，天下不会太平。辜鸿铭这一番话，足见严复与林纾的翻译对中国的影响。

严复的思想影响了梁启超、胡适、鲁迅、蔡元培、毛泽东……

魏源第二

严复的理想加速了中国的觉醒，然而，它们也被罹患国难的激进的国人简化并扭曲为弱肉强食的生存原则，这个一向主张仁义道德的国家因此所受到的伤害，是难以估量的。“进化论”后来甚至被引入一切领域，尤其是根本不能用“进化论”粗暴对待的文化与思想领域，为这个国家后来的命运埋下悲剧性的伏笔。而《天演论》的观点在中国过于耸人听闻，又过于暗合时代的脉搏，以至于严复翻译的《原富》、《群学肄言》、《法意》，种种寻求富强与体制改革的探索，都被有意无意地漠视。这些结果，都是严复无法预想的。

严复在翻译领域取得的成就，完全掩盖了他的海军将领的出身，许多年后，人们渐渐遗忘了，他曾与在甲午海战中阵亡的刘步蟾、邓世昌们是同学。在欧洲留学时，严复的老师曾经告诉公使郭嵩焘，按照严复的才能，“以之管带一船，实为枉其才”，他更适合做的事情是“交涉事务可以胜任。”然而，他终究没有作为舰长死在海上，也没能如愿挽救垂死的帝国。

年老的严复对过去只留下悲哀的感叹。史华兹写道：“在他的有生之年，他像卡珊德拉似的站在一边，注视着不断增长的混乱。在给他的门生熊纯如的一封信中，他回顾了一生经历，痛苦地感到一生努力，只为自己赢得了一个恶名，既无厚禄也无高官。”

不过，他的笔还是激发出一些意想不到的新的果实。他成为了他这一代人中的魏源，他的理想碎片将嵌进梁启超、胡适、鲁迅、蔡元培、毛泽东这些后世的年轻人身上，只有到数十年后，人们才能真正感受到他残留下的能量，究竟有多么巨大。

补白

中共出世前的

先进代表

对严复的历史评价，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的一段话：“自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中国***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

豫剧起源简介

　豫剧是我国最大的地方剧种，居全国各地方戏曲之首。2006年，国家文化部门统计的国有专业豫剧团体数量为167个，是全国拥有专业戏曲团体和从业人员数量最多的剧种。下面是我分享的豫剧起源简介，一起来看一下吧。

　豫剧旧称“河南梆子”、“河南高调”，由于早期演员用本嗓演唱，起腔与收腔时用假声翻高尾音带“讴”，又曾叫“河南讴”。“豫剧”之名最早泛指河南各剧种，直到1947年秋，开封、兰州、西安三地报界方以此称谓专指河南梆子。

　新中国成立后，在河南梆子的基础上，经过几代老艺术家的不断改革和创新，正式更名为“豫剧”。标志着豫剧艺术产生了质的飞跃，也标志着一门成熟的戏曲艺术开始全面繁荣。

　所以，河南梆子是豫剧的前身，两者的概念不尽相同。

　豫剧流行于河南、河北、山东、山西、湖北、陕西、甘肃、新疆、台湾等十几个省区，是我国最有影响的剧种之一。

　在声腔上，豫剧属梆子腔系，豫剧划分主要有五大流派：以开封为中心的唱法称“祥符调”;以商丘为中心的唱法称“豫东调”，又称“东路调”;以洛阳为中心流传的唱法称为“豫西调”，又称“西府调” ;流行于豫东南的称“沙河调”，又叫“本地梆”;建国后，在杨兰春等的领导下， 对豫剧四大地域流派唱腔进行了综合吸收和大幅改革，运用科学的发音，融入了歌剧元素，形成了“现代流派”，又称“现代戏流派”。

　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豫剧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起源

　豫剧前身河南梆子的起源已经很难考证。一说明末秦腔与蒲州梆子传入河南后，与当地民歌、小调相结合而成;一说由北曲弦索调直接发展而成;一说是在河南民间演唱艺术，特别是自明朝中后期，在中原地区盛行的时尚小令基础上，吸收“弦索”等艺术成果发展而成。

　河南梆子的班社最早始于何时何地，今无可考。据老艺人传说，过去的演员大多出于乾隆年间的蒋门和徐门两家的科班，而开封的“老三班”：义成班、公议班和公兴班，传说都经历了明、清两个朝代。

　义成班，据1916年2月15日《河声日报》载：“省内义成班，原为开封县署民壮总役于建清所组建，历年以来一般梨园子弟在各处演唱，颇享盛名。”义成班于1926年，在开封相国寺的火神庙内建立了永安舞台。舞台的组织管理分前、后台、前台，主要负责管理剧院内的各种杂务，如售票，接待观众，供应茶水;后台，主要负责演出方面的事务，如确定演出剧目，分配角色以及衣箱、道具等方面的工作。

　天兴班，原是封丘办的科班，历史比较悠久，不少豫剧名演员出自该班。清末民初曾不断到开封演出。知名演员有李剑云(小名壮丑，工旦)、阎彩云(工旦，1982年去世)，其他主要演员有时登科、张治林、聂二妮、孔宪玉、李玉仙、张廷华、李法魁等。

　杞县的"六班"、"捕班"(县衙办的)以及马、武、郑、郝、刘、常六姓联办的"六姓家班"等，均为辛亥革命后的著名班社，演员水成、一阵会、田苟、何运、金成等，均为当时名角。

　清朝时期

　据清李绿园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成书的《岐路灯》和乾隆五十三年(1788)《杞县志》记载，当时梆子戏已在开封、杞县一带盛行，并曾与罗戏、卷戏合班演出，称为“梆罗卷”。据当时的碑文资料记载内容，明皇宫是“当年演剧各班祈祷宴会之所，代远年湮，亦不知创自何时。于道光年间(1821-1850)河工决口，庙宇冲塌，瓦片无存”，可见在道光之前，梆子戏就早已存在。

　这些记述与艺人间的传说相符。据一些老艺人追忆，他们在1912年前后学艺时，曾听师傅说起河南的“内十处”，即祥符(今开封)、杞县、陈留(今开封)、尉氏、中牟、通许、仪封、兰封(今并入兰考)、封丘、阳武(今并入原阳)和“外八处”即淮阳、西华、商水、项城、沈丘、太康、扶沟、鹿邑。据艺人相传，河南梆子最早的传授者为蒋门、徐门两家，蒋门在开封南面的朱仙镇，徐门在开封东面的`清河集，都曾办过科班。

　民国时期

　辛亥革命以后，河南梆子更多地进入城市演出。当时开封较有名的茶社，如致祥茶社、普庆茶社、澄怀茶社、庆茶社、东火神庙茶社、同乐茶社等，均争相邀聘河南梆子班社，义成班、天兴班、公议班、公兴班等因而活跃一时。此后，郑州、洛阳、信阳、商丘等城市相继出现演出河南梆子的茶社、戏园。在农村，则每逢迎神赛会必演戏，在一些地区，所演多属河南梆子。

　20年代末到30年代，河南梆子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一时期，开封相国寺先后建立了永安、永乐、永民、同乐四个河南梆子剧场，许多著名艺人如陈素真、王润枝、马双枝、司凤英、李瑞云、常香玉、赵义庭、彭海豹等，云集于开封。

　1935年初，以樊粹庭为首成立了豫声戏剧学社，改永乐舞台为豫声剧院，陈素真所在的杞县戏班和赵义庭所在的山东曹县戏班均参加了该学社。豫声戏剧学社革除了旧戏班的一些不合理制度，对表演和舞台美术等进行革新，并演出由樊粹庭创作的《凌云志》、《义烈风》、《霄壤恨》、《涤耻血》、《三拂袖》等剧目。抗日战争爆发后，于1938年，采"醒狮怒"之意，改学社为狮吼剧团。

　1936年，常香玉随周海水班社到开封，演出于醒豫舞台。1937年成立中州戏曲研究社，演出由王镇南编写的《六部西厢》、《哭长城》等古装戏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现代戏《打土地》。《打土地》是豫剧演编现代戏的开始。与此同时，永安舞台的王润枝、马双枝、鼓海豹、杨金玉等也演出了不少传统剧目。名角云集，促进了豫东调、豫西调的合流，促进了河南梆子的发展和提高。

　1938年日本侵略军占领开封后，狮吼剧团、周海水的泰乙班，以及常香玉等团体和演员先后到西安，并以西安为中心，在西北城乡演出，扩大了河南梆子的影响和流行地区。从抗日战争开始到建国前，西安也出现了不少河南梆子团体，如樊粹庭领导的狮吼剧团，常香玉为首的香玉剧社，毛兰花为首的凤麟剧团，崔兰田为首的兰光剧社。还有孙老七创办的河南灾童戏剧学社(原西藏豫剧团前身)等。

　新中国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在河南梆子的基础上，经过几代老艺术家的不断改革和创新，正式更名为“豫剧”。标志着豫剧艺术产生了质的飞跃，也标志着一门成熟的戏曲艺术开始全面繁荣!

　1956年成立了河南豫剧院(后来解体为现在的省一、二、三团)，1962年举行了豫剧名老艺人座谈会演，1980年举行了“豫剧流派汇报演出”，逐渐形成各大豫剧流派，出现了不少描写现实生活的现代戏和新编历史剧，这次汇演有着重大意义，从艺术和影响力上确立了常香玉为首的、常陈崔马阎五大旦角流派。1990年后又举行了“93十大名旦”的评选和举办了中国豫剧艺术节，同时豫剧从河南周边向西北、西南、东北等地传播，最盛时北到黑龙江，南到贵州，包括西藏等省、区、市都有专业剧团的分布。据1984年统计，豫剧专业剧团数量达到239个，业余剧团总量则在7千个以上，成为梆子腔大家族最有生命力的一支。

　进入21世纪，豫剧事业在新一代****的努力下，新作品屡次获得国内国际大奖，并且多次出国演出，使豫剧又有了新的发展。

　台湾豫剧

　豫剧做为中原文化典型代表在台湾得到大力发扬，但该政时期，大力推行本土文化，豫剧环境受到影响。

　1950年陆军政战文工体系在高雄凤山排出台湾第1批豫剧公演。

　1951年中华民国空军成立以毛兰花为核心的业余豫剧团(大鹏豫剧队)。

　中华民国空军业余豫剧团开办了台湾史上第1个豫剧科班：中华民国空军业余豫剧团学生班(大鹏豫剧队学生班)，招收第1期学生8人，第2期学生4人，第3期学生8人后停办。

　中华民国陆军有黄龙豫剧队、虎贲豫剧队、捷豹豫剧队，1962年整并成立陆光豫剧队。

　中华民国海军陆战队有飞马豫剧队;联勤有四四豫剧团。

　1959年开办的中华民国海军陆战队飞马豫剧队学生班是台湾史上维持最久的豫剧科班(后来改成国立国光剧艺实验学校豫剧科)，停办前共培养出9期学生。

　台湾第3个豫剧科班是还没有培养出毕业生就随剧队停办的中华民国陆军陆光豫剧队学生班(在读生转到飞马豫剧队学生班)。

　1965年起台湾军方政战体系开始逐个解散各军种的豫剧团队，空军业余豫剧团1966年在屏东走进历史(联勤四四豫剧团已先散班)，1971年陆光豫剧队解散，只有1965年获时任中华民国国防部部长蒋经国下令特别照顾(时任副队长张岫云越级向小蒋力争，小蒋定调后，张在1968年退休)的飞马豫剧队留下。

　1973年台湾最后1个民营豫剧团：凤麟豫剧团散班(此前还有1个民营的捷音豫曲团已经先散了)，从此台湾只有公营的飞马豫剧队1个豫剧戏班，1990年代中期，台湾军方决定不再经营戏曲剧队，1996年1月1日飞马豫剧队从中华民国海军陆战队移到中华民国教育部下，改成国立国光剧团豫剧队，它就是现在的国营台湾豫剧团(2008年3月6日脱离国光剧团独立，同在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国立台湾传统艺术总处筹备处下)。

　豫剧艺术特点

　唱腔

　豫剧因各地语音差异，在音乐上形成带有区域特色的艺术流派。清末民初，洛阳等地的豫剧多用下五音，而开封等地的豫剧多用上五音，形成鲜明对比。为了区别，豫剧艺人将洛阳等地的唱腔称为豫西调（又称西府调），称开封各地的唱腔为豫东调（又称祥符调）。新中国成立后，豫剧专家又把豫东调细分为祥符调、豫东调、沙河调。这一划分得到广泛认同，即以开封为中心的祥符调；以商丘为中心的豫东调；以洛阳为中心的豫西调；流行于豫东南沙河一带的沙河调，又叫“本地梆”。其中祥符调、沙河调、豫东调多用上五音，豫西调多用下五音；如今祥符调和沙河调都已经没落，豫东调与豫西调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

　豫剧根植中原、昂奋勃发的宏大气魄，雅俗共赏的审美效应，高亢激越、简洁明快的唱腔曲调，古今兼具、老少咸宜的表演风格，幽默诙谐、乐观向上的语言情趣，不难不涩、南北易懂的中州韵音，质朴无华、宽厚浩然的文化风貌，反映现实、贴近生活、有血有肉的大众格局等。

　豫剧艺术古今兼纳、刚柔相济、豁达宽厚、有“中和”之美。首先，豫剧唱腔铿锵有力，大气磅礴、抑扬有度、富有热情奔放的阳刚之气，具有很大的情感力度。其次，豫剧行腔酣畅、吐字清晰、本色自然、有血有肉、善于表达人物内心情感。再者，豫剧节奏鲜明强烈、矛盾冲突尖锐、故事情节有头有尾，再加上曲调诙谐欢快，使得豫剧不仅适合演出轻松的喜剧，又适合演帝王将相的大场面戏，豫西调委婉动听，唱腔悲凉故很适合演悲剧。豫剧在关键剧情上一般都安排有大板唱腔，唱腔流畅、节奏鲜明、极具挑战性，一般吐字清晰，易被观众听清。

　祥符调

　祥符调发源于古都开封，是豫剧的母调。为标准的中州音韵，是最正宗的豫剧唱腔。男腔高亢激越、古朴醇厚；女腔庄重大方、委婉俏丽。祥符调唱词通俗易懂，多为7字句或10字句，唱功有“宁唱十句戏，不道一句白”的艺谚流传小生多用假嗓，老生用真嗓、假嗓等，旦角多用假嗓，丑角多用真嗓和假嗓，净多用疙瘩腔，风格清新典雅、悠扬婉转。代表人物中，旦行有陈素真、马双枝、李景萼、阎立品、桑振君、张岫云、宋桂玲、王秀兰、姚淑芳、王敬先、田岫玲、张水英等；老生有唐喜成；丑行有牛得草、高兴旺等。

　豫西调

　豫西调（西府调），发源于洛阳。 声音低沉，吐字清晰，字字入耳，生旦净丑多用真嗓，真嗓后挫下压；适合演悲观、愤慨，音乐深沉、悲壮。代表人物中，旦行有常香玉、崔兰田、毛兰花、苏兰芳、汤兰香等；老生有三张一周、贾宝须、王遂朝等；武生有王二顺等。

　豫东调

　豫东调发源于商丘。慷慨激昂，粗犷豪迈。咬字较重，弦高。女声花腔较多，具明快、俏丽等特点，真假嗓结合使用，男声粗犷豪迈，多以假嗓、真嗓多交替使用。代表人物中，老生有唐玉成、杨启超、刘新民、刘忠河、索文化、洪先礼、谢庆军等；小生有赵义庭、黄儒秀等；武生有李国范等；旦行有马金凤、花桂荣、王润枝、司凤英、陈玉英、张秀兰、黄爱菊、张卫华、董芙蓉等；净行（花脸）有李斯忠、吴心平等。

　沙河调

　沙河调（本地梆）活泼婉转，激昂嘹亮。既适宜表达愉快舒畅的心情，也适宜表达慷慨壮烈的气氛。流传于淮北、沙河流域，安徽称梆子剧、淮北梆子。代表人物中，老生（红脸）有顾锡轩等；小生有刘法印、张三旺等；武生有曹彦章等；旦行有刘玉梅、安金凤、徐梅兰等。

　行当划分

　豫剧角色行当按一般的说法是四生、四旦、四花脸。戏班组织也是按照“四生四旦四花脸，四兵四将四丫环；八个场面两箱官，外加四个杂役”的结构组成。

　四生即大红脸(又叫红净、戏生)、二红脸(又叫马上红脸)、小生、边生(又叫二补红脸)；

　四旦即正旦(青衣)、小旦(花旦、闺门旦)、老旦、帅旦；

　四花脸即黑头(副净)、大花脸、二花脸、三花脸；

　演员一般都有自己专工行当，也有一些演员则一专多能，工一行外，兼演他行。早期豫剧以“外八角”（四生四花脸）戏为主，生行戏占重要地位。武戏有“盘绳”、“吊水桶”、“空中还原”、“探海”、“元宝顶”、“大翻身”等不少绝招。旦行在以“外八角”为主时代，只占次要地位，但随女演员的登台与逐渐增多，在豫剧中取得了主导地位。

　服饰

　早期豫剧表演的舞台装置极为简单，往往只用芦席、箔子一挡，台上一桌二椅，即可开演。打小锣、敲梆子的人员兼"检场"。进入城市后，有较固定的剧场，舞台装置才有所改进。豫声剧院已采用一些布幕、布景，旦角服饰讲究"老旦清，正旦俊，花旦风流"。此后又受京剧服饰的影响，已基本与京剧服饰相同。

　妆容

　豫剧“浓墨重彩”的妆容,不论生旦净末丑何种角色，他们一律都用油彩上妆，而且画得很浓很浓。旦角一般都是杏核眼，眼线快挑到了耳根；樱桃嘴，都是那么一点点。生角画的各有不同，各种各样的脸谱更是五花八门，惟妙惟肖。

　表演

　豫剧的各行当都有自己的表演要诀，如手势要诀是“花脸过项，红脸齐眉，小生齐唇，小旦齐胸”，武打戏的短打要诀是“身如蛇形眼似电，拳如流星，腿似钻；稳如重舟急似箭，猛、勇、急、快、坐、站稳如山”，在枪路上，有“走丝”、“连九枪”、“十三枪”、“九个鼻”、“八杆”、“单倒”等路数。青衣和闺门旦表演要诀是“上场伸手似撵鹅，回手水袖搭手脖；飘飘下拜如抱子，跪下不能露脚脖”，“说话不看人，走路不踢裙，男女不挽手，坐下看衣襟”。彩旦表演要诀是“斜眼偷看人，说话咬嘴唇；一扭浑身动，走路摔汗巾”。小旦出场式是“出门按鬓角，双手掖领窝，弯腰提绣鞋，再整衣裳角”。小生表演要诀是“清、净、冲”。“清”是清秀，唱词吐字清，神态秀气；“净”是动作干净利落，恰到好处；“冲”是武打勇猛，精神振奋。

　乐器

　豫剧乐队的文场主奏乐器，早期为大弦（八角月琴，演奏员兼吹唢呐）、二弦（竹或木质琴筒蒙桐木面的高音小板胡）和三弦（拨弹乐器）。20世纪30年代，樊粹庭与陈素真把板胡引进豫剧舞台，并进行了细微的改良，此后板胡就成为了豫剧的主弦。

　50年代后，一般的文场逐渐增添二胡、琵琶、竹笛、笙、闷子、大提琴等。有的增加坠胡、古筝等。还有增加电子琴，小提琴及西洋铜管、木管乐器的，组成中西混合乐队。

　豫剧武场的锣鼓点共有三大类：一、开台锣鼓点，主要由混加官、毛边、鲍老催等。二、配合表演动作及烘托舞台气氛的锣鼓点。大多与京剧相同，但有的叫法不同。常用的有各种形式的一锣、两锣、三锣以及收头、四击头、紧急风、战场等。三、唱腔中的锣鼓点，剧种特色较突出，较常用的有迎风、回龙、拐头钉等。流水板类中有各种流水头以及一滴油等。散板类中有各种非板头、滚板等。二八板类锣鼓点最为丰富，又分为单鼓条和双鼓条两类。除两者都有的串锤、长锣等外，单鼓条类中常用的有里撇、外撇等，双鼓条中常用的有五钉锤、梆子穗、风搅雪等。加上其他附属板式唱腔中的各种锣鼓点，总共不下百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