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出自哪部典籍？

出自：孔子的《论语·八佾》之《关睢》：乐而不*，哀而不伤。

怨而不怒是后人仿写，人物已不可考。

意思是快乐而不放荡，忧愁而不哀伤。

哀而不伤（读音：āiérbùshāng）为偏正式中性成语，作主语，分句。出自《论语•八佾》。意为悲哀而不过分。多形容诗歌、音乐等具有中和之美。也比喻处事适中，没有过分与不及之处。近义词：哀感顽艳、怨而不怒、恰如其分。反义词：悲不自胜、哀毁骨立、哀痛欲绝、亡国之音。

语出《论语·八佾》：“《关雎》；乐而不*；哀而不伤。

出处：《论语·八佾》：“子曰：‘《关雎》乐而不*，哀而不伤。’”

哀而不伤图册

孔子对《关雎》的评价，实质上表达的是他对情感控制的看法，也就是凡事讲求适度的“中和之美”，再进一步深究，就是《中庸》里面所说的：“中庸其至矣乎！”

以中庸之道来评价美与艺术，处理情感与理性的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评价和处理不同于后世的“道学先生”一味否定情感，而是肯定了“乐”与“哀”的合法地位，只不过要求“乐”与“哀”都不过分，都有所节制罢了。

这当然是一种古典的审美观，也是具有古典情趣和修养的人才能做到的。对现代人来说，崇尚歇斯底里的先锋艺术，寻找强烈刺激，追求“过把瘾就死”的生活，哪里还有什么“乐而不*，哀而不伤”的涵养呢？

这就是时代的差异吧。

《何晏集解》：孔曰：“‘哀不至伤，言其和也。’”

《朱熹集注》：“伤者，哀之过而害于和者也。”

明·陶宗仪《辍耕录·绿窗遗稿》：“先生之诗，哀而不伤，举得性情之正，是可传也已。”

作为道教神职人员，当道士需要具备多方面的条件才能胜任各项任务。

首先，当道士需要具备良好的道德素养和精神修养，必须遵守道德准则，避免任何言行不当或虚伪行为。只有拥有高度的道德意识和修养，才能够更好地守护社会、人民的祥和、幸福与安全。

其次，当道士需要拥有扎实的道学功底和丰富的宗教文化知识，掌握各种占卜、祈福、驱邪等宗教仪式，同时理解和传承道教基本的思想、道义和文化内涵，为信众的精神抚慰和思想教化起到推动作用。

此外，当道士应该有一定的医学基础和医疗安全意识，这是因为在接触和治疗病人过程中，需要遵守相关谨慎措施，并时刻保持对自身健康的关注和保护。

最后，当道士还需要有高度的敬畏之心和爱心，始终坚持以人为本、贴近民生，不忘初心，以长远的角度、深厚的情感和爱心关怀聆听和抚慰信众的心灵。只有用宗教的无私爱心和关怀，充满慈悲和包容，才能让人们感受到基督教的精神家园和温暖。

综上所述，当道士需要具备道德修养、丰富文化知识、宗教常识和技能，医学基础和爱心关怀等多方面的条件。只有这样，才能胜任这一神圣而光荣的职业。

朝花夕拾二十四孝图表达了作者什么样的思想感情

《朝花夕拾 狗、猫、鼠》读后感

。《狗、猫、鼠》这篇散文出自鲁讯的散文集《朝花夕拾》，我曾对这篇文章进行了多次阅读，才基本明白了它之中的含意，希望我的理解能够正确。这篇文章主要通过对猫和鼠的一些秉性，行为的描写来比喻某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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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讯先生在文中阐述了他仇猫--即不喜欢猫的原因。其时这些原因与一类人的行为，性格很相像，例如写猫捕食到比自己弱小的动物就尽情玩弄，直到玩厌了，才吃掉，就像某些人，抓住了别人的弱点或不足之处，就想尽办法慢慢地折磨别人，好像如果不折磨够，就不甘心一样，如果别人犯了什么错，受到批评，说不定那种人就会在某个角落里偷偷地歼笑。鲁讯先生说他讨厌猫的第个原因就是猫虽然和狮虎同族，都食比自己弱小的动物，但猫却具有一副媚态，正同我们现在的某些人，常常刻意掩饰自己的某种本性，其是反而会让别人觉得他更加虚伪。猫平时总是吃饭不管事，就像一些好吃懒做的人，有东西吃就比谁都积极，一要他做事，就一溜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就像广东话中的一句俗语："吃野吾做野，做野打烂野。"鲁讯先生还告诉我们，老鼠中并非全部都那么讨厌，其实有写隐鼠很讨人喜爱，很有灵性，但却遭到别人的摧残，其实，人人都可以对这些弱小的生灵赋予一些爱心和同情，为什么有人就做不到？这可需要反思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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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这篇带有深刻寓薏的问张文章，虽说我不是受益匪浅，但是我却在其中悟出了一些做人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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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长与〈山海经〉》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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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闻《朝花夕拾》，但没有机会去欣赏一下。所以，趁这个暑假，我饱读了《朝花夕拾》。

。初读《朝花夕拾》，似乎有些不知所云。但顺顺溜溜地将全书读完后，便知其大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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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花夕拾》是作者追怀青少年时代的往事而作的，既描写了他对童年生活的回忆和对师友的诚挚的怀念，又真实的书写了戊戌政变和辛亥革命前后作者所经历的生活种种——从农村到城镇，从家庭到社会，从中国到日本，每一篇都生动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的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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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喜欢读的是《阿长与〈山海经〉》。

。《阿长与〈山海经〉》里的长妈妈，在幼年鲁迅的心中爽直而多嘴，有很多繁琐的礼节。但她又能做别人不能做的事，买到《山海经》。对于长妈妈鲁迅只挑了几个富有典型意义的细节，如长妈妈睡觉时伸开手脚在床中间摆成一个大字，占领全床；切切察察说话时，竖起第二个手指，在空中上下摇动，或者点着对方或自己的鼻尖等，简略几笔，就活画了长妈妈的个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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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阿长与山海经》，描写的是鲁迅家的保姆阿长。文章生动地塑造了一个非常典型的旧时中国农村劳动妇女的形象。有人比喻这篇文章是鲁迅从记忆土壤中培育出的一朵异常鲜美的“朝花”。的确，对于这个妇女，鲁迅不但没有避讳写出她的美与丑，反而是怀着真挚的感情怀念她的一切。不论鲁迅对她是佩服、厌烦、喜欢或是讨厌，字里行间都流露出他的感情。而且我还发现，这个“长妈妈”跟 “孔已己”很相似，同是旧中国的人民，遭遇也差不多，比如他们的名字，都是已经被人遗忘了的，而外号也是随便起的。可悲的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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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孝图》读后感

。《朝花夕拾》中有一篇叫《二十四孝图》的文章，给我印象十分深刻，颇有感受。

。文章讲的是作者忆述儿时阅读《二十四孝图》的感受，揭示封建孝道的虚伪和残酷。作品着重分析了“卧冰求鲤”、“老莱娱亲”、“郭巨埋儿”等孝道故事，指斥这类封建孝道不顾儿童的性命，将“肉麻当作有趣”，“以不情为伦纪，诬蔑了古人，教坏了后人”。作品对当时反对白话文、提倡复古的倾向予以了尖锐的抨击。

。所谓《二十四孝图》是一本讲中国古代二十四个孝子故事的书，主要目的是宣扬封建的孝道。但其中的“老莱娱亲”和“郭巨埋儿”“尝粪忧心”令人发指。

。先说说那个郭巨埋儿吧。说是晋代有个叫郭巨的，原本家道殷实，父亲死后，他把家产分为两份，给了两个弟弟，自己独养母亲，对母极孝。后来家境逐渐贫困，妻子生一男孩，郭巨担心养这个孩子，必然影响供养母亲，就和妻子商量：“儿子可以再生，母亲死了不能复活，不如埋掉儿子，节省粮食好供养母亲。”夫妻遂把儿子抱出，挖坑要埋。兴好挖出一坛金子来，才免了儿子一死。

。郭巨虽有孝心，但杀儿之举，却有违人性，不合儒家“天地之性，人为贵”的人本观念。看似大孝，其实是残忍。古有为求神为父母治病舍身的，也有割股肉以解父母想吃肉之念的，今有为父母治病献五脏的，极少有为父母去杀人的。为了节约粮食，就想把自己的亲生儿子杀了，一则有违老母爱孙之心，二则陷老母于不仁。所以后来有人把这种孝举，称为“愚孝。“

。随便一翻《二十四孝图》，这样的字眼映入眼帘：“卖身葬父”、“埋儿奉母”、“哭竹生笋”。“刻木事亲”、“埋儿奉母”让人感到冷酷无情；“孝感动天”、“卧冰求鲤”、“哭竹生笋”迷信思想严重；“尝粪忧心”则让人恶心。

。孝是应该的，迂腐是愚蠢的，盲从是可悲的，卫道是可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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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猖会读后感

。《五猖会》是鲁迅儿时回忆去东关看五猖会的一件罕逢的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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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东关离县城远，大清早大家就起来。前夜预定好的大船，已经泊在河埠头，船椅、饭菜、茶炊，点心盒子，都续搬下去了。儿时的鲁迅笑着跳着，催他们搬得快些。忽然，工人脸色变得很谨肃了，小鲁迅四面一看，父亲就站在他身后。父亲叫他把书拿来，他忐忑著，拿著书来到父亲面前。父亲教他读，“两句一行，大约读了二三十行。”背出来就让他去看会，否则不准去。这犹如一盆冷水浇在了鲁迅的头上，他读著，强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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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升得很高了，鲁迅才有把握走进了父亲的书房，梦似的就背完了。父亲这才答应让他去。大家同时活动起来。工人们把他抱起来，仿佛在祝贺他的成功一般，但鲁迅却并没有他们那么高兴，开船后，水路中的风景，盒子里的点心，以及到了东关的五猖会的热闹，这一切对他都失去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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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描述了儿时父子之间一场微妙的冲突，“我”对五猖会的热切盼望和父亲的阻难，表现了父亲对儿童心理的无知和隔膜，含蓄地批判了封建思想习俗的不合理。鲁迅说出了孩子在父母毫不顾及孩子心理时的无奈和厌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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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封建统治的社会中，鲁迅生在一个县城里的家境小康的读书人家，遭逢社会变革和家庭的日渐败落。鲁迅被包围在这种黑暗封建的家庭风习和社会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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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童年，许多来自儿童的玩性，天真的稚气都被抹杀了。我们的大人，真该反省反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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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读后感

。我读了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这篇文章后，十分羡慕鲁迅先生在百草园度过的美好时光。文中充分描写了百草园给鲁迅先生的童年带来的无限乐趣。“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光这些景色，就让鲁迅先生百玩不厌。百草园这个乐园仿佛会让读者恨不得马上去那儿饱饱眼福呢！

。文中的长妈妈还给鲁迅先生讲过一个关于美女蛇的故事。故事告诉我们倘有陌生的声音叫你名字，你万不可答应他。然而这个故事给鲁迅先生有了些“后遗症”。鲁迅先生从此在夏夜乘凉时，总有些担心，而且极想得到一盒老和尚那样的飞蜈蚣。这合理的写出了鲁迅先生年幼时害怕的心情

。当鲁迅先生要到上学的时候，家里人将他送到三味书屋，也就意味着鲁迅先生要和他的蟋蟀、覆盆子、木莲等……要说拜拜了

。进了三味书屋，鲁迅先生开始了乏味的学生生涯，“每天只读书，正午习字，晚上对课”，这便是鲁迅先生的生活。尽管如此，鲁迅先生还是经常和同窗们出三味书屋后的一个小园玩。虽然能折梅花、寻蝉蜕、喂蚂蚁，但人去多了，时间久了，就会被老师叫回来，继续读书，这远远不及在百草园的自由、快活

。这篇文章不仅用百草园的自由快乐同三味书屋的无味作对比，表现了儿童热爱大自然、向往自由的心情，而且通过对百草园和三味书屋的回忆，表达了鲁迅先生儿童时代对大自然的热爱，对知识的追求，以及天真、幼稚、欢乐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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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父亲的病》读后感

。这篇文章十分生动地体现了当时就社会庸医的无能，他们明明知道病已经没法治了还故意蒙骗，看似开的是神丹妙药，其实就是故弄玄虚，使用障眼法，对病是没有一点疗效，搞得家人东奔西走到头来还是白忙活一场，并且对治病只是忙于应付而草草了事，给人看病都只为的是那些身外之物——金钱。那时的社会就像鲁迅的父亲一样病重了

。落墨的部分是很令人惊诧的。“名医”居然对临之将死的人说“不要紧的”果不其然治死了人，却仍然提笔写下百元的药方为死人服下。荒唐！而那主人仍旧很客气地送他出门。鲁迅前辈真的是很伟大，所以，我便要推翻第二段对上的事发表的观点了。从这篇文章——根据看得懂的文章分析，鲁迅前辈不是那种使劲骂的人，我觉得，他只是通过大量的讽刺而让人们认识自己的错误，例如这个事件，骂了么？找不到骂人的词语。所以，鲁迅前辈是那种很厉害的人——批判家（好像是这个词），用俗话说，就是骂人不带脏字，不过，鲁迅先生比这还高一些，他是为了民族的崛起而批判，全是出于公心。我只能深深地在他身后的风尘里鞠躬了。“名医”的贪财便如山峰般“屹立”

。接下来，就是“名医”用大量杂乱的药治了鲁迅前辈的父亲两年，没有医好，就介绍别人来医治。“名医”的形象如雕刻般越刻越深，为了保全名声不顾病人的死活。唉，我只能叹气。不过，这种人值得为他叹气么？算了

。也许，这位才是名医。可惜，这位又是“名医”。依我看来，他满脑子装的不是学问，而是借口。尤其是最后一个，特别具有代表性“医能疫病，不能医命，对不对”，好小子，有一个推卸责任的泥鳅，居然还有颜面问“对不对？”再看看他们用的药：河边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原配的一对蟋蟀、旧鼓皮制成的败鼓皮丸。看到这里，我已经快说不出话了，也只能向老牛喘月一样扑哧扑哧地大口地喘气

。鲁迅似乎就是在呐喊著，对当时封建、腐败的社会作批判！而现实社会中这种现象也不少见 对于社会上游荡、坑蒙拐骗、我们要与他们斗争到底！并从小懂得追求真理、学会揭穿丑恶事物的本质、辨明是非，并呼吁大家、广泛宣传、共同促进精神文明的时代进步！

。鲁迅前辈，真的是一个很难得的人。对于他的文学功底，不是我最钦佩的；而他那大无畏的精神和满怀为国的火红的心，是令我崇敬的。鲁迅前辈也是人，然而他不甘做一个平常的人，他不愿在沉默中死去，而愿意在沉默中爆发。他像一道雷鸣闪电，炸醒了沉睡的人们，震惊了后人的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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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琐记》 读后感

。《琐记》是鲁迅先生的一篇散文，是《朝花夕拾》一书中第八篇文章

。《琐记》介绍了鲁迅先生冲破封建束缚，为追求新知识，离家求学至出国留学的一段生活经历。文章从作者切身感受出发，写出了进化论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对进步青年的影响 第九段中说城中唯一的一所中西学堂也成了“众矢之的”。这也的确说明了封建旧思想的根深蒂固，人们对新思想的不了解、不认同

。令我感受最深的是作者在雷电学堂求学时，校长出了个《华盛顿论》的文题，国文老师竟不知华盛顿是什么。这也足见当时人们头脑之古旧、思想之老化，人们对新思想的不接受与排斥。这样的老师，岂不是要耽误学生的学业吗？

。我也很痛恨那些所谓的“中国通”、“支那通”，对中国悠久文化的曲解。他们简直是对华夏文化的污辱。当然，那些奇谈怪论是肯定永远不会被我们所接受，也永远应该去抵制的

。文中最有趣之处当数要去日本留学之前的那两条所谓的“经验”，简直是一堆废话，没有一点可用之处，也由此可见中国人当时对一些外国事物的误解

。后面的几段中，也写出了当时一些新文化对青年学生的影响，和老一辈对学习新知识的不支援

。《琐记》可以说是哪个时代社会的一个缩影，很好地写出了当时社会的一些现象，是一篇不错的回忆性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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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野先生》读后感

。《藤野先生》回忆鲁迅在仙台留学时期的生活，记叙了鲁迅与藤野先生的相识、相处，离别的过程和对他的怀念。鲁迅初到东京时，看到的是清国留学生在饱含中国人的耻辱的上野公园的樱花树下的身影，听到的是留学生们傍晚学跳舞的喧闹。这让鲁迅甚为厌恶，也正是这样，他去了仙台，在那与藤野先生相识。藤野先生的衣着模糊，他为鲁迅添改讲义，他就正解剖图，他关心解剖实习，他了解中国女人裹脚。在这一个个片断中，我看到了那个对学生要求严格的藤野先生，那个对鲁迅关爱有加，毫无民族偏见的藤野先生，那个对科学严谨求实的藤野先生。这样一位有着高贵人格的老师，也难怪鲁迅说：“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它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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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野先生》也同样记录了鲁迅的心路历程，学医救国到弃医从文的转变，表达了鲁迅深深的爱国主义情感。在鲁迅留学日本之时，是“风雨如磐暗故园”之时，也是鲁迅个人处于“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时期。他曾说：“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但从匿名信事件、看**事件，中国人的麻木不仁中，鲁迅才深刻地认识到，学医可以拯救人的身体，却不能拯救人的灵魂。鲁迅说：“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学医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强健，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提倡文艺运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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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爱农读后感

。《范爱农》，追叙作者在日留学时和回国后与范爱农接触的几个生活片段，描述了范爱农在革命前不满黑暗社会、追求革命，辛亥革命后又备受打击迫害的遭遇，表现了对旧民主革命的失望和对这位正直倔强的爱国者的同情和悼念

。文章一开头，作者就用平凡又朴素的语言，记叙了他曾经在茶馆认识范爱农的事。先抒发自己对他的憎恶，为后文写对他的亲切友善作铺垫。欲扬先抑的写作手法十分到位，朴素却又不失精练的语言，为我们展现了鲁迅先生对死难者的同学们的一种同情，一种责任感

。文中谈到，开始时，两人并非朋友，甚至几次争论过。但作者回国后，两人再次相遇，就由“敌”转友了。从此以后，他们几乎成了挚友。接着，又是一次偶 然的机会，使他们成了同事。但“天下无不散之宴席”，作者与范爱农因工作的原因分别了。最后，范爱农生活越来越拮据。一天晚上，在醉酒之后，范爱农失足溺 死于河中

。文中有一个重要的细节，即对光复后的绍兴换汤不换药的描述。这其实已埋下了范爱农悲剧的伏笔。鲁迅对范爱农没有一句正面的赞扬，只是从他的神情“那 笑容是从来没有见过的”，从他的行动“实在勤快得可以”表现了革命后的范爱农心情愉快的一面。但范爱农心里产生的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鲁迅其后又用了 很多笔墨写光复后绍兴的现实，其实就是在探讨造成他的朋友悲剧命运的原因

。范爱农，一位觉醒的知识分子，但是无法在黑暗社会立足，他的内心是痛苦、悲凉的

朝花夕拾二十四孝图作者所见所闻所做所感

《二十四孝经》中的故事，包括：忠孝双全，望云思亲，上书救父，彩衣养亲……等一系列的故事，都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的“孝”之道，"孝"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是千百年来中国社会维系家庭关系的道德准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元代郭居敬辑录古代24个孝子的故事，编成《二十四孝》。著作后来的印本都配上图画，通称《二十四孝图》，成为宣扬孝道的通俗读物。

“孝道”是我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精髓。新《二十四孝图》，乃陈少梅先生41岁时盛年之杰作，其题材不多见，笔墨工雅，设色清丽，非同寻常，故堪称国之重宝。

另有，鲁迅认为二十四孝图主要目的是宣扬封建的孝道。他从自己小时阅读《二十四孝图》的感受入手，重点描写了在他本人在阅读“老莱娱亲”和“郭巨埋儿”两个故事时所引起的强烈反感。因此《朝花夕拾·二十四孝经》使得更多的青少年能够分享鲁迅的“温馨的回忆和理性的批判”。

而个人结合目前社会对孝的认识和体现所理解，孝是后辈对长辈的尊重，是理所当然的，迂腐是愚蠢的，盲从是可悲的，卫道是可恨的。

朝花夕拾二十四孝图主要内容是什么

鲁迅认为二十四孝图主要目的是宣扬封建的孝道。他从自己小时阅读《二十四孝图》的感受入手，重点描写了在他本人在阅读“老莱娱亲”和“郭巨埋儿”两个故事时所引起的强烈反感

朝花夕拾二十四孝图 你觉得“二十四孝图”有哪些可以勉力仿效

个人认为，这几个是可以做的：二、戏彩娱亲三、鹿乳奉亲 四、百里负米 六、芦衣顺母 七、亲尝汤药（这个还是算了，现在的药不能乱吃，不过看看吃药的水温还是可以的） 八、拾葚异器 十三、怀橘遗亲 十四、扇枕温衾 十五、行佣供母 十九、扼虎救父 二十三、弃官寻母 二十四、涤亲溺器。

其他的不是太做作就是太神话 ，还是算了。

朝花夕拾中二十四孝图中作者对孝持什么态度

孝是应该的，迂腐是愚蠢的，盲从是可悲的，卫道是可恨的

《朝花夕拾》是鲁迅唯一一部回忆性散文集。《朝花夕拾》是鲁迅后来修改的名字，又名《旧事重提》。“朝”表示早年时候，“夕”表示晚年时期。书名的意思是早晨盛开的鲜花，傍晚的时候摘掉或捡起，这里指鲁迅先生在晚年回忆童年时期、少年时期、青年时期的人和事。

虽然《朝花夕拾》不是为少年儿童写的，但写了许多关乎少年儿童的事，读起来兴趣盎然，这本书是鲁迅回忆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中不同生活经历和体验的文字。全书由《小引》《狗·猫·鼠》《阿长与<山海经>》《二十四孝图》《五猖会》《无常》《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父亲的病》《琐记》《藤野先生》《范爱农》《后记》等组成。《朝花夕拾》一书使得更多的青少年能够分享鲁迅的“温馨的回忆和理性的批判”。

《二十四孝图》：

"孝"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是千百年来中国社会维系家庭关系的道德准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元代郭居敬辑录古代24个孝子的故事，编成《二十四孝》。后来的印本都配上图画，通称《二十四孝图》，成为宣扬孝道的通俗读物。“孝道”是我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精髓。新《二十四孝图》，乃陈少梅先生41岁时盛年之杰作，其题材不多见，笔墨工雅，设色清丽，非同寻常，故堪称国之重宝。

另有，鲁迅认为二十四孝图主要目的是宣扬封建的孝道。他从自己小时阅读《二十四孝图》的感受入手，重点描写了在他本人在阅读“老莱娱亲”和“郭巨埋儿”两个故事时所引起的强烈反感。

找出朝花夕拾《二十四孝图》作者表达阅读引起反感的句字

作者在回忆自己阅读《二十四孝图》时，“最使我不解，甚至于反感的”是：

作者最反感的是“老莱娱亲”和“郭巨埋儿”两个故事。

揭露了封建孝道的虚伪和残酷，揭示了旧中国儿童的可怜的悲惨处境。

二十四孝图表达了鲁迅的什么思想感情

《二十四孝图》——所谓《二十四孝图》是一本讲中国古代二十四个孝子故事的书，配有图画，主要目的是宣扬封建的孝道。鲁迅先生从自己小时候阅读《二十四孝图》的感受人手，重点描写了在阅读“老莱娱亲”和“郭巨埋儿”两个故事时所引起的强烈反感，形象地揭露了封建孝道的虚伪和残酷，严厉地批判了封建复古主义的倒行逆施。揭示封建孝道的虚伪和残酷。《二十四孝图》对荒谬愚昧的封建孝道和反对白话文、提倡复古的倾向予以了尖锐的抨击。

朝花夕拾之《二十四孝图》中作者得到“二十四孝图”后很高兴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当时没有什么可读的有画的书，只有此一本，所以很高兴。

朝花夕拾无常中作者想表达什么思想感情

朝花夕拾无常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情感？

作品记述了作者童年的生活和青年时求学的历程，追忆那些难以忘怀的人和事，抒发了对往日亲友和师长的怀念之情。作品在夹叙夹议中，对反动、守旧势力表现打击和嘲讽。

朝花夕拾中的二十四孝图中作者反感哪两件事？为什么？

“其中最使我不解，甚至于发生反感的，是“老莱娱亲”和“郭巨埋儿”两件事。”

摘自《二十四孝图》

师觉授《孝子传》云，“老莱子……常衣斑斓之衣，为亲取饮，上堂脚跌，恐伤父母之心，僵仆为婴儿啼。”（《太平御览》四百十三引）较之今说，似稍近于人情。不知怎地，后之君子却一定要改得他“诈”起来，心里才能舒服。邓伯道弃子救侄，想来也不过 “弃”而已矣，昏妄人也必须说他将儿子捆在树上，使他追不上来才肯歇手。正如将“肉麻当作有趣”一般，以不情为伦纪，诬蔑了古人，教坏了后人。老莱子即是一例，道学先生以为他白璧无瑕时，他却已在孩子的心中死掉了。

至于玩著“摇咕咚”的郭巨的儿子，却实在值得同情。他被抱在他母亲的臂膊上，高高兴兴地笑着；他的父亲却正在掘窟窿，要将他埋掉了。说明云，“汉郭巨家贫，有子三岁，母尝减食与之。巨谓妻曰，贫乏不能供母，子又分母之食。盍埋此子？”但是刘向《孝子传》所说，却又有些不同：巨家是富的，他都给了两弟；孩子是才生的，并没有到三岁。结末又大略相象了，“及掘坑二尺，得黄金一釜，上云：天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夺！”

汤显祖唯情文学观的逻辑解析

　内容提要 明代文学家汤显祖主张唯情论(至情论)的文学观。对此，既往学术界的论述失之于简单地说明汤显祖在《牡丹亭记题词》等文献中关于“唯情论”的主张，而没有就其“情”的观念作具体、系统的理论阐述。本文围绕汤显祖的“世有有情之天下，有有法之天下”，“天下文章所以有生气者，全在奇士”，“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三个重要命题，对其“唯情论”文学观的核心思想作了系统阐释，并在“情”、“奇”和“神”三个层面阐述了汤显祖文论观的逻辑结构。

关 键 词明代文学/汤显祖/唯情论

作者简介肖鹰(1962- )，男，四川省威远县人，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美学与文化学研究，清华大学哲学系。

一、“世有有情之天下，有有法之天下”

　汤显祖的文论发端于对以“后七子”为代表的晚明文坛仿袭靡弱之风的不满。他说：“我朝文字，宋学士而止。方逊志已弱，李梦阳而下，至琅琊，气力强弱巨细不同，等赝文耳。弟何人能为其真？不真不足行。”[1](P1451)“不真不足行”，是汤显祖提出的文学能否传世的一个基本标准。在晚明文学语境中，“真”是以“情”为核心的，“真”就是自我情感的直率表达和抒发，以真情为文学的主宰——不仅文学表现的主题是真实情感，而且文学表现的方式也必须是真实和真诚的。在汤显祖之前，自李梦阳开始，唐顺中、焦竑、屠隆诸人都在倡导以直抒胸臆为内涵的“真情文论”，而以王阳明心学为宗的徐渭、李贽更将自我情感的自由表达推崇到超越楷法、美丑的自然主义层次。可以说，汤显祖的文学思想正是在徐渭、李贽诸位先驱开拓的个性情感理论的路线上展开的。

　然而，对于半生受“举业之耗，道学之牵”的汤显祖，“情”在文学创作中的主题化，就其内在心路历程而言，应当视作长久蕴积、抑制的自我情感释放所使然。五十以后的汤显祖，是毫不掩饰自己主情立场的。他创作张扬“为情而死，复因情而生”爱情主题的《牡丹亭》后，相国张新建当面婉言劝他说：“以君之辨才握麈而登皋比，何渠出濂洛关闽下，而逗漏于碧箫红牙队间，将无为青青子衿所笑？”汤显祖的回答是：“显祖与吾师终日共讲学，而人不解也。师讲性，显祖讲情。”[2](P82、84)张建新的话，是指汤显祖本来具有宏道传学的大才——他若登台讲学(“握麈而登皋比”)，影响当不在宋代道学大家周敦颐(濂)、二程(洛)、张载(关)和朱熹(闽)之下，但却浪费在并无意义的戏剧中了(“逗漏于碧箫红牙队间”)。汤显祖的回答，明确表示自己与张建新的人生理念不同，“师讲性，显祖讲情”。值得注意的是，他不仅把道学家所推崇的“性”与戏剧家表演的“情”对立起来，而且认为戏剧艺术与道学宣教一样，都是“讲学”——这就是说，戏剧艺术是对人的一种情感教育。

　但是，相对于明代文坛情感论先驱者李贽、徐渭诸人把自我情感中心化、主题化而言，汤显祖更注重于为情感在人生世界中确立一个不可取代的合法位置。在写于辞官后的《青莲阁记》一文中，汤显祖提出了“有情之天下”与“有法之天下”的对立观。他说：

　有是哉，古今人不相及，亦其时耳。世有有情之天下，有有法之天下。唐人受陈隋风流，君臣游幸，率以才情自胜，则可以共浴华清，从阶升，娭广寒。令白也生今之世，滔荡零落，尚不能得一中县而治。彼诚遇有情之天下也。今天下大致减才情而尊吏法，故季宣低眉而在此。假生白时，其才气凌厉一世，倒骑驴，就巾拭面，岂足道哉[1](P1174)？

　汤显祖此文题为《青莲阁记》，主旨并非写青莲阁，而是将明代风流文士李季宣与唐代谪仙人李白(青莲)相比。在汤显祖看来，李白是金粟如来后身，孤纵掩映，风流遂远，八百年后才有李季宣。二李均文才盖世、风流绝代，且均孤傲任性，不为俗屈。但李白为上至天子、下至凡夫所重，生前生后光照寰宇；李季宣却为蜚语所中，不为当世所容，不仅仕途不远，而且才困气抑，终归于落寞余生。汤显祖认为，二李命运的差异，原因不在两人自身，而是时代差异使然。唐代君臣，任性纵情(“率以才情自胜”)，创化的是一个人仙共游的世界(“从阶升，娭广寒”)，这是一个“有情之天下”。明代与唐代相反，治国宗旨是“减才情而尊吏法”，吏法重苛，钳情缚才，即以法灭情，这是一个“有法之天下”。生于有情之天下，李白得以放达而成人间仙人；生于有法之天下，李季宣风流而无奈才困情滞——“低眉而在此”。

　以“法”和“情”二分天下，一则是明确了“情”与“法”在人生世界中两种对立的生活精神，一则是在情—法对峙中确立“情”的独立位置和价值。“法”，不止于“吏法”，还包含和联系着礼、性、理——儒学主导的道学体系。自宋代以来，周敦颐、二程(程颢、程颐)、张载、朱熹诸大儒，将儒家礼法学说体系化，形成了礼、法、情、性一统于“理”(天理)的道学体系。儒家道学的要旨是以礼节情，以性统情，以理约情。要明确“法”与“情”之别，就要明确“情”与礼、性、理之别——归根到底，就是要明确情与理的分别，即“情理之辨”。

　汤显祖的情理之辨，集中表现在他与达观禅师释真可的书信致答的辩论中。汤显祖入四十以后拜达观为师，达观劝化他的主旨是“去情返道”。在致汤显祖信中，达观说：

　真心本妙，情生即痴，痴则近死，近死而不觉，心几顽矣，况复昭廓其痴驰而不返，则种种不妙不召而至焉？……故知能由境能，则能非我有；能非我有，岂境我得有哉？此理皎如日星，理明则情消，情消则性复，性复则奇男子能事毕矣，虽死何憾焉？仲尼曰：朝闻道夕死可矣。为是故也。如生死代谢寒暑迭迁，有物流动，人之常情。众人迷常而不知返道，终不闻矣。故曰反常合道。夫道乃圣人之常，情乃众人之常……近者性也，远者情也，昧性而恣情，谓之轻道[3](P366—368)。

　达观讲学，受宋儒道学影响，以“心统性情”(张载语)立义，即所谓：“夫理，性之通也；情，性之塞也。然理与情而属心统之，故曰心统性情。”[3](P2)他认为，理与情，是心的两种活动状态：理是心的觉悟状态，而情是心的痴迷状态。“觉”则是“理”，“迷”则是“情”。因此，理与情又是互相转化的。“性”指本心，即心的本然状态。“理”是“觉”，也就是“性之通”；“情”是“迷”，也就是“性之塞”。达观劝导汤显祖出离迷情、复归明理(“反常合道”)，认为汤显祖的情感执着为“昧性而恣情”的“轻道”行为。

　然而，汤显祖并没有接受达观师的劝导，正如他回答张新建的劝勉而称“师讲性，显祖讲情”一样，对于达观的教训，他也答以同样的拒绝。他说：

　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真是一刀两断语。使我奉教以来，神气顿王。谛视久之，并理亦无，世界身器，且奈之何？以达观而有痴人之疑，疟鬼之困，况在区区，大细都无别趣。时念达师不止，梦中一见师，突兀笠杖而来。忽忽某子至，知在云阳。东西南北，何必师在云阳也？迩来情事，达师应怜我。白太傅、苏长公终是为情使耳[1](P1351)。

　“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这是汤显祖对达观千言长信的极简要的概括。汤显祖引白居易(太傅)和苏东坡(长公)毕生钟情于文学创作而非以宏扬道学为己任(“终是为情使耳”)作辩，不仅是以古人为标榜，而且也是委婉呈其“讲情不讲性”之志趣。为戏剧即不为道学，这当是汤显祖的文学思想要义。

二、“天下文章所以有生气者，全在奇士”

　汤显祖论文主“情”，同时也主“奇”——“情”与“奇”是汤显祖文论的一体两面。清人姚康说：“悲夫，死于哭者，死于情也。古忠臣孝子不过钟情之至。故凡异，皆生于情。”[4](P67)“凡异，皆生于情”，这是从“异”的方面来说，从“情”的方面来说，则是“凡情，皆见于异”。在《合奇序》中，汤显祖集中表达了他的“文奇观”：

　世间惟拘儒老生不可与言文。耳多未闻，目多未见。而出其鄙委牵拘之识，相天下文章。宁复有文章乎？予谓文章之妙，不在步趋形似之间。自然灵气恍惚而来，不思而至。怪怪奇奇，莫可名状。非物寻常得以合之。苏子瞻画枯株竹石，绝异古今画格，乃愈奇妙。若以画格程之，几不入格。米家山水人物，不多用意，略施数笔，正使有意为之，亦复不佳。故夫笔墨小技，可以入神而证圣。自非通人，谁与解此？吾乡丘毛伯选海内合奇文止百余篇，奇无所不合，或片纸短幅，寸人豆马；或长河巨浪，汹汹崩屋；或流水孤村，寒鸦古木；或岚烟草树，苍狗白衣；或彝鼎商周，《丘索》《坟典》。凡天地间奇伟灵异高朗古宕之气，犹及见于斯编。神矣化矣。夫使笔墨不灵，圣贤减色，皆浮沉习气为之魔。士有志于千秋，宁为狂狷，毋为乡愿。试取毛伯是编读之[1](P1138)。

　汤显祖在此提出了关于“文奇”的几个要点：其一，文章之妙，要在打破规范体例，故不能用常规的标准来识别。其二，文章之妙，不能靠模仿学习得到，而是作者可遇不可求的灵感之产物。其三，不仅文章之妙，凡一切艺术之妙皆以出格为要端，都是无意为之的佳作，有意为之则不为佳。其四，“奇”是打破常规习气的自由超越的创作境界，达到了自我与创作对象(乃至于世界)的高度沟通、融合——“奇无所不合”。所以，“奇”是自我内在的心意和世界更深刻的、真实的化合，但前者更为根本，所以“奇”就是“宁为狂狷，毋为乡愿”人格的艺术体现。

　在晚期所作的《艳异编序》中，汤显祖从宇宙的广大丰富证明“奇”的合理性——“奇”就是超越迂腐习气之见的天地万物的丰富性。他说：“尝闻宇宙之大，何所不有？宣尼不语怪，非无怪之可语也。乃龌龊老儒辄云，目不睹非圣之书。抑何坐井观天耶？泥丸封口当在斯辈。而独不观乎天之岁月，地之花鸟，人之歌舞，非此不成其乎三材？”在此前提下，他将一切被讲经论道的“正统”排斥的“奇异”文艺都纳入到宇宙生气活跃、灵机创化的大景象中。他说：

　吾尝浮沉八股道中，无一生趣。月之夕，花之晨，嘟脑赋诗之余，登山临水之际，稗官野史，时一展玩，诸凡神仙妖怪，国士名妹，风流得意，慷慨情深，语千转万变，靡不错陈于前，亦足以送居诸而破岑寂……是集也，奇而法，正而葩，秾纤合度，修短中程，才情妙敏，踪迹幽玄。其为物也多姿，其为态也屡迁，斯亦小言中之白眉矣、昔人去，我能转《法华》，不为《法华》转。得其说而并得其所以说，则乐而不*，哀而不伤，纵横流漫而不纳于邪，诡谲浮夸而不离于正。不然，始而惑，既而溺，终而荡[1](P1503)。

　在这里，汤显祖明确将“八股道中”的文学与他所欣赏的一切“奇异”的文学相对比，以前者的“无一生趣”反衬后者的“风流得意，慷慨情深”。他赞赏奇文“奇而法，正而葩”，而且套用了“乐而不*，哀而不伤”，似乎有矫奇归正于儒家道统之意。但是，他的要旨是推崇“奇文”所呈现的心灵的自由和文学景致的丰富生动，进而言之，他认为“奇”必须有深刻的精神内涵，要体现作者对宇宙人生的生动觉悟，否则，“奇”就会因为迷惑于表象而沦陷于*荡——这显然不是汤显祖所肯定的“文奇”。

　汤显祖认为，正如自然界的奇景异观无害于天地山川之美、奇花异鸟无害于珍禽佳卉之丽，稗官小说也无害于经传子史、游戏墨花无害于涵养性情。汉代名臣东方曼倩，以辞令机巧幽默著称，在朝廷上谏时也杂以滑稽；汉末硕儒马季长(融)不拘儒节，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宋代文人石曼卿，以朝臣之身，野饮狂呼，成为巫医皂隶沿街戏仿的对象。南朝颜之推对前两人均有批评之语，“东方曼倩滑稽不雅”，“马季长佞媚获诮”[5](P19)。刘勰也说：“昔楚庄齐威性好隐语，至东方曼倩尤巧辞述，但谬辞诋戏无益规补。”[6](P14—15)但汤显祖却为这三人正名，他认为：“之三子，曷尝以调笑损气节，奢乐堕儒行，任诞妨贤达哉？”[1](P1252)

　在汤显祖看来，奇文异书，不仅无害于经传子史，而且是调养性情、获得“真趣”的必要资源。李白有“不读非圣之书”之说，而李梦阳劝人“不读唐以后书”。汤显祖批评道：“语非不高，然不足以绳旷览之士。”他说：

　太白故颓然自放，有而不取，此天授，无假人力；若献吉(李梦阳)者，诚陋矣！《虞初》一书，罗唐人传记百十家，中略引梁沈约十数则，以奇僻荒诞，若灭若没，可喜可愕之事，读之使人心开神释，骨飞眉舞。虽雄高不如《史》、《汉》，简淡不如《世说》，而婉缛流丽，洵小说家之珍珠船也。其述飞倦盗贼，则曼倩之滑稽；志佳冶窈窕，则季长之下绛纱；一切花妖木魅，牛鬼蛇神，则曼卿之野饮。意有所荡激，语有所托归，律之风流之罪人，彼固歉然不辞矣。使咄咄读古，而不知此味，即日垂衣执笏，陈宝列俎，终是三馆画手，一堂木偶耳，何所讨真趣哉[1](P1252)！

　“讨真趣”，是汤显祖鄙弃八股习气之作、推崇奇文异书的要旨所在，而在“讨真趣”的背后，则是做真人，发真性情，这就是他所谓的“奇士”：

　天下文章所以有生气者，全在奇士。士奇则心灵，心灵则能飞动，能飞动则下上天地，来去古今，可以屈伸长短生灭如意，如意则可以无所不如。彼言天地古今之义而不能皆如者，不能自如其意者也。不能如意者，意有所滞，常人也。蛾，伏也。伏而飞焉，可以无所不至。当其蠕蠕时，不知其能至此极也。是故，善画者观猛士剑舞，善书者观担夫争道，善琴者听淋雨崩山。彼其意诚欲愤积决裂，挐戾关接，尽其意势之所必极，以开发于一时。耳目不可及而怪也[1](P1252)。

　“士奇”，指为人如东方曼倩、马季长和石曼卿，不拘俗套，有出格之行；“心灵”，指精神自由，而且想象力无限生动活跃。汤显祖认为，只有达至自我行为的解放，才能实现自我心灵的解放——“士奇则心灵”，而自我心灵的解放，实现的是对天地古今之义无所不至的“自如其意”的感知和表现。奇士与常人之别，就在于奇士“无所不如其意”，而常人却不能如意——“意有所滞”。值得注意的是，汤显祖并不认为“奇士”与“常人”之间的区别是与生俱来的，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飞蛾在还是只蠕虫的时候，不仅不能飞，也不知其可能，但待成熟则任意飞翔。引申为说人，则人的心灵是具有自由超越的潜力的，只是常人伏于意滞，而奇士则“愤积决裂”、“尽其意势之所必极”。

　汤显祖对奇文、奇士的推崇，是与王阳明重新开启的孔学“乡愿狂者之辨”所包含的精神意向一脉相承的。自王阳明始，而后徐渭、李贽等士人，均以“宁为狂狷，毋为乡愿”的气节立世。不为俗屈，不守儒节，纵性恣情，任人非议而无悔，这便是明末士人之狂者风尚。汤显祖相比于李贽、徐渭，在行为上自然是检束有加，但他与后两者在精神意气上则是同调的。他在《答岳石帆》信中说：“兄书，谓弟不知何以辄为世疑。正以疑处有佳。若都为人所了，趣义何云？似弟习气矫厉，蚩蚩者故当忘言，即世喜名好事之英，弟亦敬之未能深附也，往往得其疑。世疑何伤，当自有不疑于行者在。”[1](P1333)汤显祖在此所谓“正以疑处有佳”，与李贽所称“今我等既为出格丈夫之事，而欲世人知我信我，不亦惑乎”[7](P57)，表达的是同样的自信和自负气节。而在《艳异编序》中，汤显祖更以“余与世两不相可”自许。他说：“不佞懒如嵇(康)，慢如长卿，迂如元稹，一世不可余，余亦不可一世。萧萧此君而外，更无知己。”[1](P1203)不相与可，即不相容，汤显祖的奇士精神正在独立不倚、傲世而行。这种狂者精神呈现在其文学观念上，则是对“高广而明秀，疏夷而苍渊”的奇文的推崇。他说：

　子言之，吾思中行而不可得，则必狂狷者矣。语之于文，狷者精约俨厉，好正务洁。持斤捉引，不失绳墨。士则雅焉。然予所喜，乃多进取者。其为文类高广而明秀，疏夷而苍渊。在圣门则曾点之空衮，子张之辉光。于天人之际，性命之微，莫不有所窥也。因以裁其狂斐之致，无诡于型，无羡于幅，峨峨然，沨沨然。证于方内，未知其何如。妄意才品所具若兹，于先正所为同而求独而致者，或不至远甚。各公卿郎吏贤豪好修之士，时而试天下第一者，将有在与。嘻，此诸君子所自为，岂世目所得定也[1](P1337)。

　“世目”，即常人的眼见，因为拘于俗套陈规，只可为鄙委牵拘之识，自然不能见识高明隽丽的“奇文”。为文必须奇士，识文亦须狂者。

三、“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

　汤显祖论文，“奇异”之外，则讲“灵性”。奇士之文，是如意之作，亦必是灵性之作。他在《秀才说》中说：“秀才之才何以秀也？秀者灵之所为。故天生人至灵也。”[1](P1228)显然，他是将“灵性”作为人之为人的优异特性来看，而这正是他论文的前提。

　在《张元长嘘云轩文字序》一文中，汤显祖论及作文中灵性与习气的关系时说：

　天下大致，十人中三四有灵性。能为伎巧文章，竟伯什人乃至千人无名能为者。则乃其性少灵者与？老师云，性近而习远。今之为士者，习为试墨之文，久之，无往而非墨也。犹为词臣者习为试程，久之无往而非程也。宁惟制举之文，令勉强为古文词诗歌，亦无往而非墨程也者。则岂习是者必无灵性与，何离其习而不能言也。夫不能其性而第言习，则必有所有余。余而不鲜，故不足陈也。犹将有所不足，所不足者又必不能取引而致也。盖十余年间，而天下始好为才士之文。然恒为世所疑异。曰，乌用是决裂为，文故有体。嗟，谁谓文无体耶。观物之动者，自龙至极微，莫不有体。文之大小类是，独有灵性者自为龙耳[1](P1139)。

　汤显祖提出，为什么能文的人少于有灵性的人？他认为这一现象不是由个人禀赋差异(“性”)造成的，而是由机械模式化的训练活动造成的。“试墨”是科考文章，“试程”是官场行文。科举前习于试墨，中举后习于试程，就导致绝大多数人灵性丧失，规模步趋，不能为灵性之文。汤显祖承认学习的必要，但却不能以放弃自我灵性为前提，更不能受制于规范体例。万物皆有体，但龙之体却在自在超越——“独有灵性者自为龙耳”。在这篇文章中，他特别赞赏张元长，称其文章“离致独绝，咸以成乎自然”，究其原因，是因为张元长“以灵性习之者也。度其十余年中，习气殆尽”。以灵性习之，就能超越习气而返于灵性——“龙何习哉”[1](P1139—1140)。汤显祖认为，文学创作的内在动机是自我情感高度积蓄状态下的意气渲发。他说：

　万物当气厚材猛之时，奇迫怪窘，不获急与时会，则必溃而有所出，遁而有所之。常务以快其慉结。过当而后止，久而徐以平。其势然也。是故，冲孔动楗而有厉风，破隘蹈决而有潼河。已而其音泠泠，其流纡纡。气往而旋，才距而安。亦人情之大致也。情致所极，可以事道，可以忘言。而终有所不可忘者，存乎诗歌序记词辩之间。因圣贤之所不能遗，而英雄之所不能晦也[1](P1098—1099)。

　“气往而旋”，是指“气”在舒畅流动的条件下才能达到和缓从容的状态；“才距而安”，则指个人才能(如文才)具有自我展现的要求，但只有在其充分展示中才能安定。文学创作的本质是情感达到极致状态的以“气”与“才”结合的方式产生的自我表达。“终有所不可忘者，存乎诗歌序记词辩之间”，这就是说，文学表现是因为情感具有非文学不能表现的情致。

　但是，汤显祖并未将文学创作归结为情感渲发的自然主义文论——在这一点上，他与李贽、徐渭是不同的。他在讲“气往而旋，才距而安”的同时，还认为：“声音出乎虚，意象生于神，固有迫之而不能亲，远之而不能去者。”[1](P1099)“虚”否定了单纯的喧嚣，“神”否定了直白的表达。“虚”和“神”这两个概念实际上对“气”和“才”的展现提出了更高的、超越的艺术要求——它们不能被认同为自然主义的渲发。“迫而不亲”、“远而不去”，便是对自然表现主义失误的指认。

　综观汤显祖的文学主张，如果说“情”是其文学的出发点，而“才”、“气”是“情”的表现载体，那么，“神”则是他所追求的情感表现的理想境界。正是对“神”的强调，使汤显祖与李贽、徐渭诸人分别开来。我们比较一下汤显祖与徐渭的两则言论：

　汤显祖认为：“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天下之声音笑貌大小生死，不出乎是。因以淡荡人意，欢乐舞蹈，悲壮哀感鬼神风雨鸟兽，摇动草木，洞裂金石。其诗之传者，神情合至，或一至焉；一无所至，而必曰传者，亦世所不许也。”[1](P1110—1111)。

　徐渭指出：“人生堕地，便为情使。聚沙作戏，拈叶止啼，情昉此也。迨终身涉境触事，夷拂悲愉，发为诗文骚赋，璀璨伟丽，令人读之喜而颐解，愤而眦裂，哀而鼻酸，恍若与其人即席挥麈，嬉笑掉言于数千载之上者，无他，摹情真则动人弥易，传世亦弥远，而南北剧为甚。”[8](P1296)

　汤显祖、徐渭两人论诗，都以情为主，而且将情归本于人性——在此，两人的着眼点当然略有差异，汤说“世总为情”，是从人生总体讲的；徐说“人生为情使”，是从人生个体讲的。汤显祖认为“情生诗歌，而行于神”，即诗歌表现情感的要件是达到高度的艺术性——“神”，而“神情合至”，是诗歌表现情感的理想境界；徐渭讲诗歌传情感人，只说“摹情真则动人弥易，传世亦弥远”，“真”在徐渭是“不可着一毫脂粉，越俗越家常”的本色表现。同是以情为出发点，徐渭归于“真”，汤显祖则归于“神”，两者之间具有俗与雅的理念冲突——准确讲，是情感表现的自然化与艺术化的冲突。

　进入暮年的汤显祖，发生了由情复道的思想转化。因此，其六十岁后的文论逐渐开始强调理和学。在六十二岁时，汤显祖明确指出须“学”与“才”结合，才可使“情”得以广传久远。他说：“先王既往，而钟鼓筦磬之音未衰。自汉以来，至于胜国，冠带之士，闾巷之人，或鼓或罢，或笑或悲，长篇短章，铿鋐寂寥，一触而不可禁御者，皆是物也。昔人常因其情之卓绝而为，此固足以传。通之以才而润之以学，则其传滋甚然。”[1](P1112)“通之以才而润之以学”，这句话从普通学理来看似乎很周全，但在晚明倡导个人情感主义自由表现的思想背景上来看，这确乎表现了汤显祖的思想逆复——这对于其个人和整个文坛都是如此，因为此说所传达的是“学”的主导意义，而不是“情”的自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