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这本书，可以看出作著是怎样的立场？

首先作者是拥刘反曹的态度，他认为刘备才是正统，主要是因为刘备的仁德和能得民心。当时作者生活的时代很动荡，作者希望能有一位明君能平定局面，最重要的是关注民生，爱护老百姓，使天下能安定。而刘备恰好符合作者的观点，所以作者明显支持刘备就是希望统治者能够像刘备一样，爱护老百姓什么的。。。

　　三国是人才辈出的时期。在众多英雄才俊里，东吴孙坚、孙策尤其突出。孙坚父子事在陈寿的《三国志》里记载颇详。脱胎于讲史话本的三国小说，其最早存世者如《三国志平话》，到罗贯中编著《三国志通俗演义》以及最后通行毛本《三国演义》，都或多或少地吸收历史著作的滋养。这样，在历史、口传和文人的加工、熔铸之下，便形成了绵延不绝、波澜纷呈的独特的三国文化现象。本文拟将史籍与小说不同之孙坚、孙策加以映照比对，试图探讨三国小说的演变轨迹及得失。

一、民间立场下损害了的孙氏父子

三国事迹，连同陈寿的《三国志》与裴松之注，成为以后三国小说生长的丰厚土壤。当然，小说不会比照历史而敷衍，于是就出现怪异之现象：孙坚、孙策事于史书记载颇丰，其精彩程度绝不亚于小说；而小说简陋竟有捉襟见肘之窘。以孙坚事为例可看出小说与历史之差别。

《三国志》载孙坚事颇详，是：少年孙坚驱逐盗贼；任吴郡司马讨伐许生；讨黄巾孙坚率先登上宛城；讨西羌劝张温杀董卓；任长沙太守讨伐区星；计杀太守王叡、张咨；驻鲁阳时董卓大兵忽至，孙坚安之若素甚有大将风度；兴义兵讨伐董卓，大败吕布；勇斩华雄；大义凛然拒绝董卓利诱；袁术与孙坚纠葛种种；传国玺事；等等。这些都说明，孙坚乃一风云人物，影响自不在袁绍、曹操之下，以至于董卓亦说：“但杀二袁、刘表、孙坚，天下自服从孤耳。”（《三国志·吴书》）

材料丰富如此却没有或很少被小说吸纳。早期所存话本《三国志平话》关于孙坚的情节是：仅一句提到孙坚以长沙太守身份讨伐董卓；仅一句提到长沙子弟最先，在虎牢关与吕布对峙；孙坚败于吕布，金蝉脱壳得以逃生。孙坚结局没有。

到《三国演义》，孙坚事迹丰富一些，但亦颇有限，比之平话所增加有：讨董卓首登宛城；讨区星；以16镇诸侯身份讨伐董卓；虎牢关拒吕布被华雄追击，脱帻与祖茂戴而逃脱；匿传国玺；袁术遣孙坚击刘表；被黄祖兵射杀。

小说之孙坚与历史宛然两人。历史之孙坚叱咤风云，见解高远，甚至令敌手感佩。小说之孙坚，不但斩华雄为关羽夺去，且又被华雄追杀，让属下做替身。匿传国玺事情亦被夸大渲染，以至成为身死之导火索。

孙坚事于小说简陋如此，孙策事更为寒碜：平话干脆一字不著。

由此看出，史料丰富如此，但能否为小说吸纳，却受到观念、主题左右。孙坚、孙策事被小说压抑忽略如此，应是民间叙事“帝蜀寇魏”主题所致。正面和反面主角被蜀、魏两家瓜分后，吴只能作陪衬。草船借箭本是孙权杰作，到了平话，则成为周瑜之事，而在罗贯中笔下，又成了孙坚、诸葛亮所为，到毛本演义，则成为诸葛亮的独家发明。本是孙坚斩华雄，却成了关羽的彩头。

毋庸置疑，三国小说在传播三国历史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胚胎于民间传说，结集于民间说话基础之上的小说，往往为了民间情结而误传历史，对历史造成了很大伤害。如吴艳红说：“《平话》更多地体现出民间曲艺的特色，它为了突出西蜀人物的忠义、勇敢、机智，对曹魏和东吴的贬斥常常走极端，既不照顾史实，又不重视情节的合理性。”［1］孙坚父子形象史传之与小说的巨大反差，充分说明遵循民间立场和历史的公正性有多么大的距离。

二、虚构多民间，史实文人增

南宋罗烨的《醉翁谈录·舌耕叙引》说：“得其兴废，谨按史书；夸此功名，总依故事。”讲史话本取材于历史，在兴废存亡这些大的关节方面，一般按照史书，一旦讲起功名事业这些易引发兴趣的地方，则不惜夸张虚构。

章学诚说《三国演义》是“七分事实，三分虚构”。当今研究者已认识到《三国演义》的虚构部分超过了三分。由此引出的问题是：二者来源不同之辨析。有研究者说：“《三国演义》有关刘蜀的部分，基本上依据平话，很少增删，而有关曹魏、孙吴的部分却大大增加，二者在全书中所占的比例合起来几与刘蜀部分接近，因此，这不单单是一个‘尊刘抑曹’的问题。它从一个方面表明了作者的艺术情趣和追求。”［2］可以说，孙吴部分的大大增加解决了艺术结构的非对等性问题，也是造成《三国演义》“事实”陡增的原因所在。

限于所存材料甚少，不得不以最早且以较为完整面貌出现的《三国志平话》作为例子。有人对平话内容进行了统计，结果是：“从与内容相配合的图上标题看，以蜀汉内容为标题的达54个，占了总共69个标题的783％……蜀汉以外的15个标题中，卷首仲相断狱占4个，黄巾起义占1个，王允连环计占3个，曹操占4个，孙吴占3个。曹魏内容只占全书的58%，孙吴只占43％。蜀汉的内容是曹魏的135倍。”［3］

这就可得出一个结论：《三国志平话》并不是“说三分”完整之遗存，否则不会畸轻畸重若此。同时亦可说明，罗贯中所增加东吴之内容，当采自史传而非民间。

小说毕竟不是历史，为趣味性，为突出主要人物，以牺牲历史真实为代价亦多常见。孙策之死在《三国志》仅寥寥数笔，且与于吉无涉。裴松之注时，广采《江表传》《志林》《搜神记》诸书，字数大增。但裴氏亦知于吉事荒诞，以“未详孰是”作结。《三国演义》却围绕孙策、于吉大为敷衍。似这样加工，看似取自历史，实则仍与取材于民间传说无异。如有论者所言：“由于罗贯中对于历史小说和历史科学的认识还处于一种混沌的模糊状态，所以就把《搜神记》一类的怪异记述也搬进了他的历史小说之中……罗贯中写《演义》采撷的书广，是其优点，但有时采撷的书却太杂，把一些怪诞荒谬的东西也收罗了进来，则是其缺点，有关于‘斩于吉’的一系列事情，则可以说是《演义》的败笔了。”［4］是否败笔不论，但以如此笔墨描绘孙策，亦是《演义》虚构性颇著之显例，亦说明源于民间讲史之三国，起初民间虚构甚多，自罗贯中加工后，史实添加之比例陡增。

三、平话与演义不同创作方式之探讨

《三国志平话》刊刻于元英宗至治年间，其简陋粗鄙久已为人诟病。它“全书内容大半是不同于正史的附会和传说，像司马仲相断狱的因果报应故事，张飞殴打常侍段珪、杀定州太守以及刘、关、张太行山落草等，情节都很离奇”。（游国恩《中国文学史》）这与民间文学的创作特点是一致的。三国故事的流传显然分为两个体系，一是正统史传典籍，一是民间口头讲说。前者以陈书裴注为代表，后者以宋代“说三分”、元代《三国志平话》以及宋元“三国戏”为代表。《三国志通俗演义》显然既吸收民间创作成果，又大量采纳历史典籍材料，这是两种不同的创作方法和思路。向民间的倾斜，意味着对民间立场的倾服和对历史细节事实的忽略；向正统典籍的倾斜，意味着对正统观念的接受与对历史细节事实的重视。这本是相互矛盾的两种方法，很难协调地整合在一起。但演义所呈现出来的情况却看起来很协调，比如演义的“三绝”：曹操“奸绝”、关羽“义绝”、诸葛亮“智绝”，这样将人物性格以极致的方式刻画，恰好符合民间创作之特点。但接着就有一个问题：既然“七分事实”作为基础，而作为基础的正史实际上并没有这样极致的刻画，那么所谓的“三绝”由何而来？笔者觉得“三绝”与“七分事实”就是不能同时存在的一个悖论。其实，“三绝”不过是评论家们的省事的却是简单化的熟语。阅读演义的印象，往往觉得曹操很真实，诸葛亮很假，关羽又很迂。造成这样反差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两种不同创作方式对接在一起，必然会产生不协调呢？笔者甚至觉得，演义的创作就是一种拼接的创作方式。这种拼接的创作方式就是拿来一个主题，就是所谓的“扬刘抑曹”，以此先入为主，再吸纳正史，因而形成民间材料与典籍材料相互龃龉矛盾之局面亦不足奇怪了。

再回到平话与演义对孙坚、孙策事的不同处理。作为民间口头文学结晶的平话，以“帝蜀寇魏”为主题，对立的双方就构成了故事正、反两个方面的主角，处在夹缝中的东吴，无奈地只有退居次要角色。所以，东吴事情在叙述蜀魏争斗时，就可有可无，惯于以单线进展的民间文学，往往顾不得照顾受到委屈的东吴。而演义呢，想取得一种均衡，就必须增加东吴内容。所以在平话里被忽略的东吴的史传材料就大量地增加进来。毕竟这是一种添加，而不是起于最初的、完全的融合，以历史典籍为依据对《三国演义》进行扩充，如果不是十分娴熟，就会出现“食史书而不化之处”［5］。小说里孙坚父子形象比之历史典籍大为逊色，原因即在于此。

四、结语

三国历史留下了丰富的史料，也留下了世代口耳相传的民间作品。经过漫长时代发展过程而形成的《三国演义》，既带有民间文学色彩，在思想情感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都具有群体性和普遍性，同时又打上了作家个人创作的烙印。虽然作家的个性经常湮没于集体意识和群众情感里，但拾取了历史资料作为小说的补充时，又带入了写史者与引用者个人的观点。这就使得这部著作的思想情感呈现出复杂的局面。只有把民间与个体创作的区别与表现梳理出来，才能勇于承认二者衔接所产生的矛盾与不协调，从而给出较为客观的评价。

［参考文献］

［1］ 周兆新三国演义丛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291

［2］ 夏炜略论《三国演义》的整体结构特色［J］中州学刊，1984（04）

［3］ 关四平以俗融雅以心驭史［J］北方论丛，2000（01）

［4］ 徐传武《三国演义》与史实之六［J］昌潍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01）

［5］ 徐传武《三国演义》与史实［J］阅读与写作，1995（06）

［作者简介］

李继华（1958—），男，河南太康人，周口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文学及当代文学。

叙事角度分析历史著作对三国志演义的影响：

汉灵帝死后大将军何进与阉宦势力的斗争是一个大事件，但小说将何进描述为刚愎自用的颟顸角色，整个过程也只作为引出董卓的铺垫性情节。可是从《后汉书》本传看，何进决意革除“天下所疾”，很有一番摧陷廓清的抱负，他与太后百般周旋，甚至不惜站到自己家族的对立面。作为一个励志进取的失败者，小说却没有把他写成悲剧人物，为什么？因为在小说语境中何进的外戚身份跟十常侍一样令人厌憎，这里不能忽视叙述者的情感与立场。其实，当初的情势跟后人的认识不一样，汉末自党锢之狱以来，外戚与士族结盟已形成一种政治传统，如当年窦武、陈蕃便是。

　　小说与史传对同一人物或同一事件的不同叙述，往往包含不同的伦理认识。如，《三国志》叙说刘备战场上屡屡抛妻弃孥，让人一眼看出嘲讽之意——其未能整齐阃内，有违风教之旨，何论“治国平天下”？小说家却藉其家室屡经丧乱的史实，刻画刘备对女色不甚用心，更于忧患中苦其心志、动心忍性的大人之风。史家着眼于修身齐家，小说家却道“妻子如衣服”，似乎置于截然不同的历史语境。再如，曹操杀吕伯奢之事，《三国志》的隐匿态度与《三国演义》之精彩描述恰成对照。此事见诸裴注所引王沈《魏书》、郭颁《世语》和孙盛《杂记》，并非后世小说家之结撰，陈寿撰史不取此节，自有掩饰回护之意。《三国志》记述曹操行事往往托于目标与纲领之大义，顾不得些许“不仁”之事。曹操杀吕之际尚为国家奔命，小说里陈宫碍于曹操刺卓之义，未能下手除去这“狼心之徒”，却想：“我为国家，跟他到此，杀之不义，不若弃而他往。”京剧《捉放曹》便是抓住陈宫这句话大做文章，戏中一迭声的“悔不该”，实是纠结于心的“仁”“义”之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