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二黑结婚,总结山药蛋派的风格特点

《小二黑结婚》是赵树理的代表作之一，描写了山西农村中的一段爱情故事。该作品具有鲜明的山药蛋派风格，其特点包括：

1 描写真实的农村生活：山药蛋派作品通常以农村生活为背景，注重描写细节和真实的生活场景。在《小二黑结婚》中，赵树理生动地描绘了山西农村的风土人情、农民的生活状态以及农村社会的一些矛盾和问题。

2 语言通俗易懂：山药蛋派追求语言的通俗易懂，强调语言的生动、形象、易懂和口语化。在《小二黑结婚》中，赵树理运用了丰富的民间语言和地方方言，让读者感受到浓郁的乡土气息。

3 情节跌宕起伏：山药蛋派作品通常具有紧凑的情节和跌宕起伏的剧情，注重故事的戏剧性和矛盾冲突。在《小二黑结婚》中，赵树理通过描绘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情感变化，让读者感受到了情感的波动和故事的悬念。

4 反映社会问题：山药蛋派作品通常关注社会问题，揭示社会矛盾和不合理之处，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和价值。在《小二黑结婚》中，赵树理通过对农村婚姻问题的描写，反映了当时农村社会的一些问题和弊端。

总的来说，《小二黑结婚》以生动的描写、通俗的语言、跌宕起伏的情节和反映社会问题等特点，展现了山药蛋派作品的艺术风格和独特魅力。

您好，赵树理的代表作有:

1、《小二黑结婚》

《小二黑结婚》是现代小说家赵树理写于1943年的短篇小说。小说描写了抗战时期解放区一对青年男女为追求婚姻自由，冲破封建传统和守旧家长的阻挠，最终结为夫妻的故事。

小说塑造了二诸葛、三仙姑两个落后农民和小二黑、小芹两个年轻进步农民的形象，通过这两对思想观念截然相反的农民的对照。

揭示了当时农村中旧习俗的封建残余势力对人们思想行为的束缚，以及新老两代人的意识冲突与变迁，说明实行民主改革、移风易俗的重要性。

同时歌颂了民主政权的力量，反映了解放区的重大变化。小说结构完整，情节跌宕，语言通俗，富于地方色彩，开创了中国评书体的现代小说形式。

2、《李家庄的变迁》

《李家庄的变迁》，赵树理编著，描写李家庄激烈尖锐的阶级大搏斗。主人公铁锁是作者精心塑造的人物形象。

他是李家庄的外来户，一个勤劳、忠厚、憨直的贫苦农民。他安分过日，却遭到地主李如珍、小喜、春喜等人的欺压迫害，以致破产，为养家糊口去太原做工，又受到军阀欺凌。

在***员小常的帮助下，他提高了觉悟，团结群众，与地主展开正面斗争，并在斗争中逐渐成长，后来参加了八路军，走向了武装斗争的道路。

通过铁锁的个人生活的线索寓于整个李家庄的变化之中，将抗日战争作为大背景，叙述了农民与地主的斗争取得的阶段性的胜利。

3、《三里湾》

《三里湾》，赵树理著长篇小说，成于1955年(乙未年)。是我国第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优秀作品。

华北解放区模范村三里湾在进行着如火如荼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秋收、整党、扩社 、开渠……合作化运动给农村带来新气象，但由此也引发了有关于两条道路、两种思想、两种生活方式的种种矛盾，三里湾在发生着巨变。

4、《李有才板话》

《李有才板话》是现代作家赵树理创作的一部中篇小说。1943年发表。小说主要内容为：抗战时期，地主阎恒元把持了敌后根据地阎家山的村政权，村干部贪污盗窃，营私舞弊，欺压群众，却居然骗取了“模范村”荣誉。

李有才带领小字辈，以“快板诗”为武器，同他们进行智斗，并取得胜利。作品采用有说有唱、夹叙夹议的板话形式，生动活泼。

5、《锻炼锻炼》

《锻炼锻炼》是赵树理的小说。赵树理与农民有深厚的感情。五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创作要求体现国家意志和时代声音。

作为代表农民思想情感的赵树理在表面上不得不随时代强流而迎合国家政治的需要,但是在潜意识和灵魂深处却始终与农民共命运,同呼吸。《锻炼锻炼》无疑就是这方面的显著代表。

很高兴能够回答您的问题。

　1943年4月20日，农历三月十六。

　横岭上村，位于晋冀鲁豫边区晋东南的辽县(今山西省左权县)，一个仅13户人家的村庄。

　这天晚上黑极了，月亮没有像往常一样出来。位于村中心位置的民革室里，5名年轻的村干部在开会。

　此时，抗日战争已经到了第6个年头。之前一年的夏天，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刚刚在反扫荡战斗中牺牲。在驻扎县城里的日军的持续扫荡下，就像整个边区一样，辽县的形势依然严峻。

　严峻的形势，从当夜村干部会议的议程中也可以看出一二：25岁的村抗日救国联合会主席石羊锁，先是向干部们布置了反扫荡工作，之后又安排了村里的春耕事宜。一年之计在于春，这些都是耽误不得的大事。

　而在会议的末尾，石羊锁话锋一转，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的“不调戏妇女”一项，委婉地对在场的民兵队长岳冬至提出了批评，督促这个20岁的小伙子把精力放在工作上，少做些违法乱纪的事。村里人都知道，他指的是岳与村妇女主任智英贤之间不寻常的恋爱关系。

　“人才长得好，长脸，身高不赖，眼睛不小，大粗辫子一直垂到腰”，对于故事女主角智英贤的美貌，村民记得很清楚。更加让村里的老人们印象深刻的，是她的新思想，“活泼开放，胆子大”。而在这个村里，即便是现在，有客人来家吃饭，女主人仍是不能上桌的。

　像那个时代的很多人一样，青春妙龄的岳冬至和智英贤，在十二三岁时就被父母订了亲。岳冬至的未婚妻是他爹给订的一个童养媳，智英贤则以200块大洋被许给了老家河北武安县一个四五十岁的富商。

　说不清什么时候，这对各有“家室”的年轻人的爱恋之火开始燃烧。村里人只是慢慢发现，岳冬至有事没事都爱上智英贤的家门口叫她出来，而这显然引起了女方父亲智老成的不快，他对岳开始有些骂骂咧咧，女方的两个哥哥智恩元和智魁元也颇多牢骚。但智家父兄的不满没能阻止这段恋情越出轨道，有人已经在村子的玉茭地里发现两人在“那个啥”了。

　扑朔迷离的案情

　在这个会议之后，岳冬至一夜未归。

　第二天早晨，他的三哥起早喂牛，发现弟弟双膝跪地，脖子上吊着一根绳子，绳子的另一头系在牛棚门的顶上。不过据村里人说牛棚的门不到一人高，根本不可能吊死人。

　根据山西省公安厅档案馆馆长董维民的转述，当时赶到现场的辽县公安局侦查员赵晋鏖也在尸检后发现，尸体的“嘴唇微开，牙关紧咬，颈部索沟无充血现象”——这显然不是自缢该有的迹象；而脊背、 和两腰肾囊上的黑青伤痕，则让自杀的说法更加站不住脚。

　作为最后见过死者的人，当晚参会的其余4名村干部，被带到了当时县 所在地黄漳村的公安局看守所。之后又随着县 的转移，被安排关押在邻近的武乡县一处煤窑的竖井中。

　村里的文化人曹旺生从2003年开始，曾遍访村里的老人和案件当事人，写下了数千言的调查文字。根据老人们对曹的讲述，4名村干部被认为是嫌疑人，还有一个背景，其中的3位未婚村干部与智英贤有着微妙的情感关系：无论年纪还是相貌都与岳冬至相仿的村青年部长史虎山，和岳冬至一起追求智英贤，举棋不定的智英贤则在同时与两位同样优秀的年轻人交往。而同样未婚的村长石献瑛和王天保，也在工作接触中对智英贤有了好感。

　史虎山，这个在老人们眼里“说话和气、处事稳重、不计较”的人，虽然与智英贤的关系仅仅是发乎情止乎礼，“不搞这种拉拉扯扯的事”，但作为死者的情敌，他自然而然成为嫌疑最大的人。

　太原市收藏协会会长王艾甫收藏着当年这宗命案的案判决书。判决书称：“史虎山踢死岳冬至，因其尚未成年，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剥夺公权五年。王天保殴伤岳冬至身体，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剥夺公权一年六个月。石献瑛、石羊锁滥用职权，命令史虎山、王天保殴打岳冬至，各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剥夺公权一年。岳冬至死后所用棺材洋一百六十元。葬埋时食用小米六十三斤、炒面四十五斤由史虎山、王天保、石献瑛、石羊锁共同负担。”

　作家一丁编写的《太行根据地文化》中，记载了一段关于赵树理和《小二黑结婚》的故事，与判决书上的情节大致相似——

　与同村的小伙子岳冬至相爱。尽管情投意合，两人的爱情却并不顺利。一是因为冬至父母已为他收养了童养媳，在他人眼中是‘有妇之夫’。二是他们的爱情遭到村长石献瑛、青年部长史虎山、救联会主席石羊锁等人的嫉妒。

　那年4月的一天，岳冬至被发现在家中的牛圈上吊自杀，后经尸检排除了自杀的可能。在左权县公安局侦查员的努力下，终于查出真凶原来是史虎山、石献瑛、王天保等人。因情生恨，再加上当天双方发生口角，四人就把冬至叫来“教训”一下，谁承想，竟然活活打死了冬至。

　案情真相大白，一直参与调查的赵树理却感慨良多。赵树理认为这不是一般的情杀，而是反映了新旧两种势力的斗争。于是他以这件案子为基础，把悲剧改为大团圆式的喜剧。”

　然而，村里对命案的凶手却另有说法。2005年9月，石羊锁向曹旺生回忆道：在竖井里的几个月，对于4名村干部来说，可谓煎熬。他们从竖井里出来时，头发长得像个道士一样，浑身虱子，由于井下潮湿，几个人身上都生满了疥疮。

　如果没人出来认罪，大家恐怕很难脱身。经过一番思量，4名村干部在井下议定，让嫌疑最大的史虎山虚报年龄，以17岁的年龄顶罪——这样起码不至被枪毙，而作为对史虎山义气的回报，其余3人承诺将承担起他养家的重担。

　村民们认为史虎山无辜的证据，来源于案发当事人多年后的讲述。石献瑛曾对曹旺生透露，案发当晚，史虎山其实一直呆在家里。而石起元也曾问过父亲石羊锁关于该夜散会后，岳冬至的去向，得到的答案是，岳又跑到智英贤家去了。于是，怀疑的矛头便指向了智英贤的两个哥哥，他们推测，岳应该是在从智家回自己家的路上被智家兄弟无意间打死了。

　在办理这个案子的过程中，赵晋鏖发现边区文联的作家赵树理对此案非常感兴趣，不但亲自听取审讯，还在横岭上村和河北武安县做了调查，前后与办案人员一起吃住了20多天。

　中国赵树理研究会会长、山西学者董大中编写的《赵树理年谱》，1943年3月到4月间，作家正在离横岭上村不远的后柴城村搞调研，并在该村接到了死者叔叔的告状。

　在横岭村调查此案时，赵树理就是住在了石羊锁家里，他住过的那间现在已经废弃。石起元说，那间房里原来有张大桌子，赵树理当时就是在桌子上办公。

　被村里人认为是疑凶的智家兄弟中的智魁元，差一点受到公安人员和赵树理的调查，但他当年参加中央军走了，差不多3年后才回来，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被改变的命运

　1943年5月，赵树理写成了他的小说文稿《小二黑结婚》。两个月后，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在读完书稿后，欣然题词：像这种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又过了两个月后，小说由(华北)新华书店出版。

　在小说《小二黑结婚》里，作家呈现了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故事的主线是进步青年小二黑、小芹与落后父母二诸葛、三仙姑的婚嫁矛盾。在边区 的做主下，两个落后人物最终醒悟，一对有情人也终成眷属，双双投身革命。

　同时，作家也保留了故事的大致线索。以至于案件当事人王天保，在以后去县里开会看戏，发现戏文内容与自己村里的案件和人物一一吻合时，惊讶地说，“这不是咱村里发生的事吗？怎么编到戏上了呢？”

　这本封面上标为“通俗故事”的小册子首版只印了4000册，但在出版当年就传遍各地，并出现了众多翻印的版本。1950年前后，这本小说更被英、美、苏联、日本、法国和东欧国家翻译出版，并被译为朝鲜文、越南文、 文和西班牙文。

　此外，它还被改编成戏剧、舞蹈、**、曲艺、连环画，仅仅山西武乡县的一个剧团，前后就曾演出4000场。90岁的高等教育出版社原党委书记、时任左权剧团编剧的皇甫束玉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他在小说出版当年，就将其改编成了山西梆子剧走进乡村里演出，并为该剧添加了一个“文明结婚”的结尾，以宣传根据地的临时参议会于1942年1月制定的《晋冀鲁豫边区婚姻暂行条例》——董大中说，事实上，这也是赵树理创作小说的动力。

　王艾甫说，以 在根据地各村的俱乐部、小学和农民学校为依托，这本小说在农村广泛流传，甚至于“有学校的地方就有这本书”。王艾甫认为，很难估量《小二黑结婚》在移风易俗上所起到的作用。在这位民间收藏家收集到的山西地区婚书中，从清末到民国，童养媳、一夫多妻的现象比比皆是，甚至有“租婚”现象：把老婆借给别人，生完孩子再还回来。

　几位案件当事人因此在今后的人生中，背着沉重的包袱。

　疾病缠身的史虎山在出狱当年就去世了。

　智英贤在案发当年就被父兄送回了河北武安老家，但此事在老家传开后，她没能嫁给与其订婚的富商，而是远嫁并终老于黑龙江。

　智的母亲，因为羞愤难当及思念女儿，在智英贤离开村里不久，就在一棵核桃树上上吊死了。而与岳冬至订亲的那位童养媳，则在岳死后嫁到了上百里地外的旗枝村。

　终生惊恐的石羊锁，每每提及此事都浑身发抖，噤若寒蝉。曹旺生曾多次向他询问当时的一些细节，都遭拒绝，最后还是在其去世的15天前才终于将往事合盘托出。

　“这时他的心很明亮，没有了往日的怕意，言谈很是自然”，曹旺生在其调查文章里写道。(本文来源：中国新闻网)

　　山药蛋派

　　山药蛋派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代表作家是赵树理，主要成员包括西戎、李束为、马烽、胡正、孙谦，人称“西李马胡孙”。

　　山药蛋派的浮沉

　　20世纪40年代延安的特殊时空环境是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产生的客观基础，作家与农民关系的变化，改变了作家对农民的态度。“山药蛋”派的大众化形式成为政治话语与民间对话的一种交流方式。而“山药蛋”派从辉煌走向衰落正是作家的创作思想与创作模式和时代的契合与疏离。

　　40年代的晋冀鲁豫边区和晋绥边区是抗日民主根据地，翻身农民逐渐成为自己生活和命运的主人，而且成为革命斗争的主力军，一改过去他们在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地位————不再是知识分子同情与启蒙的对象，而成为知识分子崇敬与热爱的对象。知识分子开始向农民学习，挖掘其身上的可爱之处。此时农民大众成为作家创作服务的对象。赵树理带着他浓厚的农村生活基础，进入晋绥抗日根据地，怀着他对农民的深厚情感，一往情深地写出了翻身农民喜爱的“山药蛋”派作品。

　　“山药蛋”派作家的农民本位思想，使他们以仰视的目光把农民作为其创作主体，而且把农民的文化价值视为一种审美理想。他们创作的农民视角博得了农民群众的欢迎。解放区的高昂精神面貌传染给作家一种乐观主义哲学观，使他们过分乐观地看待农民，表现人物性格的美与善，忽视其人性上的弱点，完全以农民视角审视问题。但是，农民本位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作家对问题的深层思考。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活在延安这片解放区土地上的作家，表现出了某种停滞，没有及时调整其时空观念，“山药蛋”派作家的思考方式与创作模式便逐渐成为他一种不想摆脱的枷锁。

　　形式有时可以作为内容来理解，有时形式与意识形态有某种潜在的关系。40年代的政治现实引起了一场以弘扬民族意识和本土意识为内涵的政治文化运动。赵树理的农民立场和民间形式的写作在潜意识中契合了这场运动。政治话语找到了与农民沟通信息的方式，而农民也找到了向上传递对生活状况看法的话语方式。赵树理的创作方式成为被政治话语与民间话语共同接受的一种存在。赵树理的创作不仅具有了一种形式上的民族特色，更是一种精神上的民间意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这种创作方式加以肯定，使赵树理的创作被称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这是一种暗合。赵树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选择大众化创作为其安身立命之地，完全是一种理性的自觉行为。这一方面取决于他来自民间的生活基础，从而有着服务民间的创作思想，更重要的是他读了《讲话》后，认识到农民将在未来生活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民间文化也将改变命运。他的创作要求是“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赵树理就是要以他的创作方式，向上与政治意识相接通，传达时代精神，向下站在农民的立场上看待问题，反映农民生活，从而使其明显区别于以往作家农民题材的创作风格。50年代，赵树理仍然坚持他的民间意识，完全站在农民立场上观察问题，继续揭露农村干部的阴暗面，这已不是阶级分明的时代政治意识所需要的。文本中的民间话语与时代政治话语产生龃龉，以至赵树理晚年不得不放弃大众化小说的创作，转向传统戏曲。“山药蛋”派的创作方式在《讲话》发表以后戏剧性的命运，可以说是作家农民立场或民间意识创作走过的尴尬道路。

　　半个世纪的“山药蛋派”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以赵树理为代表的一批写农村题材的现实主义作家被文学界调侃为“山药蛋派”。原因是这些作家都是山西人，作品都涉及农村生活，再加上他们都喜欢用“土得掉渣”的乡土语言，文学评论家们就用山西最有名的土特产给他们命名。

　　最初的这种称呼是带有贬义的，因为用土豆入菜很少有叫得响的佳肴。那个年代的评论家们就用这个词意喻这个流派的作家及作品都比较土，难登大雅之堂。但很快，“山药蛋派”的作品就得到了文学评论家的认可。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三里湾》、《锻炼锻炼》，马烽的《吕梁英雄传》（与西戎合作）、《我的第一个上级》、《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作品在中国文坛上都有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山药蛋派”是一个有特点、有成就的重要文学流派。

　　“山药蛋派”的辉煌留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这些作家再也不能主宰文坛时，他们仍然发挥自己的特长，继续写作。马烽和孙谦合作的《新来的县委书记》被改编为**《泪痕》，被认为是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伤痕文学的代表作之一。之后又创作了**剧本《咱们的退伍兵》，这两部**囊括了当时中国所有的**奖项。

　　如今，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留下辉煌成就的“山药蛋派”只留下80岁高龄的胡正。可以说，作为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一个文学流派，他们这一代人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

赵树理“评书体”小说大量运用经过加工提炼的群众口语进行叙述、描写，沿袭中国传统小说“讲故事”的结构特点，讲究情节的连贯性和完整性，人物的来龙去脉、故事的发生、发展和结局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但又摒弃传统章回体的形式框架，把人物放到故事情节的发展中，放到矛盾冲突中进行塑造，不作静止的心理描写。例如《李有才板话》在人物塑造、情节结构和语言驾驭上，都开辟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他所创造的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小说民族形式，开辟了新文学发展的新生面。后来人们把这一群体的作家，形象而友善地称为“山药蛋派”，赵树理是这一文学流派的当然的领袖。

赵树理、孙犁两位作家对中国二十世纪文学有着重要影构。农民作家赵树理的小说反映了农民的思想情感和审美趣味，创造了一种知识者缺席的农民化的小说范式；而坚持人文品性的作家孙犁传承了中国古典诗性文学的精华，创造了荷花淀派的诗化小说。

就艺术风格而言，对民间文化的孜孜以求形成了赵树理作品以乡土俗文化为主的厚朴的审美特色，并藉此创造性地拓展了一片新文学无缘抵达的广大社会空间。当主流意识形态利用“赵树理方向”大面积涂改文学领域时，孙犁却以诗人和学者气质，把中国传统文化中雅正的一面与西方文学现代手法相融合，形成以“雅”为主的阴柔的审美特色，获得了一种区别于农民文化的艺术品位。 就人性主题而言，这是二位作家作品得以超越政治层面保持艺术魅力的根本所在。赵树理作品表面给人以疏朗明快的印象，但通过描写乡村变革的矛盾冲突，显示了作家对国民劣根性的深刻洞见，其意旨多在“曝丑”。孙犁则认为作家永远是现实生活中真善美的探寻者，他的作品透过战争浓重的硝烟，弘扬人性之善、人情之美和人伦之和谐，其意在“掘美”。 就人格精神而言，在那段错位的历史中，赵树理与孙犁仍坚守知识分子精神，保持着知识分子品格。传统文化在二者身上打下鲜明的烙印。赵树理深受儒家文化影响，以天下为已任，积极地“干预生活”，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纵观孙犁同志的全部作品，可以说是晶莹剔透，醇厚馥郁，蔚为大观。这些经过几十年历史和时间检验的佳作，至今依然熠熠生辉、异彩纷呈。“荷花淀派”的流派风格特色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他坚持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描写晋察冀边区和根据地人民的抗战生活，刻画抗日军民的英雄形象，情感真挚，质朴清新，风格鲜明。小说追求诗的意境，文笔婉约流畅；散文笔触细腻，明快自然，于淡淡的客观描述中包含著浓浓的情致。孙犁作品的语言质朴、简炼、雅致，有一种朴素、单纯的美，最能显示他的气质和品质。他是一位文学大家，也是一位有独特造诣的风格家。他独树一帜、不可替代的作品，是中国文学宝库中的宝贵财富。

赵树理的创作以农村生活斗争和社会关系的变革为题材，塑造了一系列新型的农民形象。他的小说情节生动，故事性强，语言质朴凤趣，善于通过人物自身的行动和语言来展现性格，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在小说艺术的民族化、群众化方面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