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士德》是歌德所著的悲剧作品。《浮士德》这部作品不仅仅是关于浮士德个人遭遇的悲剧,而且是一部反映人类前途命运的史诗。
《天上序幕》的中心内容是上帝与魔鬼的赌赛。浮士德想从天上得到最美丽的星辰,要从地上得到最大的快乐,靡非斯特认为,这是怪诞的、愚蠢而又可笑的痴想。他表示,他有十分的把握可以把浮士德引上歧路,使他放弃信仰,叫他象蛇一般地在地上匍匐而行。他就此要同上帝赌赛。上帝接受了魔鬼的挑战,并且也很有把握地说,在浮士德有生之年可以把他交给魔鬼,但浮士德最后绝不会落入魔鬼之手。上帝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把握敢于冒这样的风险呢?他知道,浮士德通过不断的追求定会走出迷津,找到他所渴求的真理。上帝有这样的信念是因为他懂得:人在努力时,总不免会走迷路,但是一个好人在他探索中总会找到正确的道路。同时他在这里还充分估计到了魔鬼在人类发展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他说:
人们的精神总易于弛靡,
动辄贪爱绝对的安静;
我因此才造出恶魔,
以激发人们的努力为能。
上帝的这些看法包含着深刻的意义。这里歌德对原来浮士德传说中的所谓“善”与“恶”的对立进行了彻底的改造。跟传说中不同,在这里“善”与“恶”并不是处于绝对的对立之中,而是“善”中有“恶”,“恶”中有“善”,两者相互依存,互相转化,又彼此斗争。所以,人在努力时会走上迷途,在迷途中通过摸索又会找到正路。但更为重要的是,“恶”所起的作用并不总是破坏性的,它还是推动人们不断前进的必不可少的因素。“人们的精神总易于弛靡,动辄贪爱绝对的安静”。
所以,倘若没有“恶”的存在,人们就会停止前进。只是因为“善”与“恶”处于经常的对立斗争之中,人们才得以不断发展,不断前进。这是歌德对“善”与“恶”的一种辩证的看法。
歌德的这个思想在《浮士德》里就是通过上帝的形象表达出来的。
魔鬼的观点与上帝的观点完全不同。在他看来,世上的一切都是固定不变的,不管浮士德如何努力,最后必然以毁灭告终。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上帝和魔鬼并不是争论浮士德个人的命运,而是争论人类的前途,因为他们在争论时是把浮士德看作人类的一个例子。当魔鬼大谈人世的苦难和人类的罪孽时,上帝没说别的,只是问他:你认识浮士德吗?在随后的争论中,上帝在重要的地方都只说“人”,而不提浮士德的名。
这就告诉我们,即将出场的悲剧主人公浮士德是人类的代表,他所经历的发展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缩影,他所追求的理想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前景。因此,上帝与魔鬼争论的焦点就不是浮士德这个个人最后是否得救,而是人类的前途如何。人类到底是不断发展,还是日趋灭亡,它的前途究竟是光明还是黑暗,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全剧的主题。
《浮士德》这部诗剧所要回答的也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第一次见到浮士德是在一个深夜。一盏昏暗的小灯,映出了一间狭窄的哥特式书房。这种气氛烘托出学者浮士德内心的苦闷。他正倚桌而坐,痛苦地回忆他的一生。几十年来他孜孜不倦地勤奋学习,刻苦钻研。他读了无数的典籍,研究过所有的问题,但是现在依然是个“傻子”,一点真正的知识也没有学到。使他更为悲愤的是,长期的书斋生活使他脱离了大自然:
上天造了人,放在生动的自然里面,
你却背弃了那儿的自然,
埋没在这儿的尘烟,
你和这些死骨相周旋。
他不想再去啃死的书本知识,而要认识活的自然。“我可再也不挥酸汗说那些我也不知道的东西;我要认识什么把世界内在地联系在一起,我要看看万物的活力和起源,再也不玩弄辞令。”
抛弃死的书本知识,要求恢复人与大自然的本来联系,试图揭开宇宙的秘密,了解万物的起源,这些都是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的要求,因而也是浮士德觉醒的标志。但是长期形成的积习,不易一下根除,因袭的重负还压抑着浮士德的心灵。就是在他以巨大的勇气抛弃了以基督教教义为基础的僵死教条去探求宇宙根源的同时,却又走上错误的老路。他不了解知识与社会的关系,也不了解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他以为像过去一样,脱离社会,脱离现实,脱离实践,就能获得他所企求的知识。
于是,他打开《大宇宙的符征》,想借此来认识宇宙万物相互关联的原因。在这个符征中,他虽看到了自然现象和谐的联系,但这不过是好看的“幻景”!这使他大失所望,他呼喊道:“无穷的自然,在那里我能把你捉住?”强烈的求知欲望使他以为不经过实践单凭主观努力就可以一下子认识绝对真理。于是他召来了地祇,即大自然的象征,感到自己同它十分相近,并称自己是它的“同类”。但是地祇却回答说:“你相似的是你能了解的精灵,而不是我!”
地祇的回答说明浮士德在旧的道路上追求知识已经失败。这时浮士德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也正是在这时,他更加痛切地感到他所生活的那个世界是他贪求知识的最大障碍。他知道自己置身于“错误的大海之中”,他周围的世界犹如牢笼,而他自己是其中的一名囚徒。他悲痛地想起布鲁诺、伽利略这些先驱者的遭遇,向那个罪恶的社会发出悲愤的控诉:
啊,说什么认识哟,认识!
谁个能呼唤小孩的真名?
古来有几位认识了点的人们,
他们都是大愚,不会明哲保身,
向着庸众披示了意见和感情,
已经遭受了谋杀和鼎镬的非刑。
在这个世界里得到真知已经不可能了。于是,冲出禁锢他的牢笼,摆脱妨碍他求知的现实世界,以实现他了解宇宙的那种不可抑止的主观欲求,就成了他新的努力方向。他不顾可能“冲向虚无”的危险,为了“打通那条出路”,决定采取最后的步骤——自杀。他相信,通过自杀,可以到达一个“纯洁活动的新的境界”,在那里可以实现他的追求。
因此,浮士德自杀并不是象通常人们以为的那样,是因为他悲观绝望,走投无路,因而放弃追求,自我毁灭。浮士德的自杀是他那种为了认识真理,一切都在所不惜的主观奋斗精神的表现,同时也是他坚持脱离现实、脱离实践的错误道路必然导致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在浮士德决定自杀的时候,他的头脑中萌发出对他后来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新认识,他说:
现在必须通过行动来证明,人的威力不亚于神。浮士德把自杀看作是一种“行动”,而且要通过这种“行动”来证明,人有能力实现他的要求。
尽管自杀这种行动对认识真理毫无价值,但浮士德终于意识到行动的意义,认识到行动是解决问题的途径,这是浮士德认识上的一大进步。因此,打算自杀就成了浮士德在因袭的错误道路上继续向前的一个终点,也是使他朝着新的方向前进的一个起点。
当浮士德举起盛着毒药的杯子欲饮之际,响起了复活节的钟声,传来了天使的歌声。这在少年时代就熟悉的声音,使他想起自己走进书斋以前经历过的那种自然朴素生活的快乐情景。“昔日的追怀唤起我年幼时的情感,在这最后的,严肃的一步把我引回”。浮士德现在想起,在他所诅咒的现实社会中还有另外一个世界,那里还有实现他的要求的可能。一种美好的憧憬驱使他走出书斋,走向原野和森林。
复活节的早晨春光明媚,浮士德由瓦格纳陪同走过欢乐的人群,来到充满生机的田野。这里,作者把浮士德和瓦格纳这两个性格完全相反的艺术形象放在一起,通过他们对同一事物的不同感受和截然相反的态度来揭示他们所代表的不同的时代精神。
大自然的生机,人民的快乐,使浮士德无限感慨,他觉得这儿是“真正民间的天下”,只有在这儿,人才可以说“我是一个人”。瓦格纳对这一切不仅无动于衷,而且觉得人民的欢乐简直是“粗暴”,他们的歌声象着魔似的难听。浮士德看到大自然永不止息的运动,希望自己也能象小鸟似的立地飞升,在无边的天空自由翱翔。瓦格纳则表示,他从未有过这样的感受,他的精神快乐来自另一方面,即从书本到书本,从这章到那章。浮士德说,他希望能有“一件魔术的外衣”,把他引向“海外的异邦”,预示他将借助魔鬼的力量走向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浮士德这一大胆的想法使瓦格纳惊恐万状,赶忙劝浮士德千万不要去惊动魔鬼,否则就会陷入灾难重重的境地。
浮士德和瓦格纳性格上的对立是多么鲜明。浮士德向往自然,热爱生活,瓦格纳脱离生活,仇视人民;浮士德追求真理,有远大抱负,敢想敢做,大胆无畏;瓦格纳一味追求僵死的教条和空洞的理论,前人没有说的话不敢说,前人没有做的事不敢做,鼠目寸光,谨小慎微。
总之,浮士德要求打破中世纪的思想枷锁,冲出封建经院思想的牢笼,去探求新生活的道路,瓦格纳则竭力维护这个过时的思想体系,决心继续沿着现成的道路爬行。浮士德和瓦格纳的对立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两种势力的斗争。浮士德代表了觉醒的新兴资产阶级的感情、思想和要求,而瓦格纳则代表了落后、保守、反动的封建势力。浮士德站在历史前进的一边,瓦格纳站在反动的一边。
这两个曾是志同道合的老师和学生,由于对历史发展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而分道扬镳。瓦格纳随着历史的前进而销声匿迹,浮士德则跟着历史的步伐愈来愈放射出灿烂的光辉。
外出散步回来,浮士德又走进他长期国居的书斋。接触人民,重返自然,固然使他深为快慰,但是他心中的烦恼并没有因此消除。他苦苦思索他那渴求的欲望得不到满足的原因。
为了找到一个满意的答案,他拿出希伯来文的古本《新约圣经》,打算把它译成德文。头一句话就是:“泰初有道”。浮士德认为这句话不能照译,因为对“道”不能估价太高。他想到几种译法,都不能表达他的真实感情。经过反复考虑,终于找到了一种说法,于是欣然落笔,译成“泰初有行”。“泰初有道”,还是“泰初有行”,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说法问题,而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我们知道,中世纪的教会和世俗统治者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捏造了一整套所谓“理论”,并且把这些理论教条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永恒真理。他们强迫人们只准对这些“理论”作烦琐的推论,而不准人们从事有碍于这些理论的实践。新兴资产阶级为了求得自身的解放,就必须打破教条的统治,同时为了建立自己的事业,就必须行动,因此实践对他们来说便成了一条重要原则。浮士德的这一改动,不仅表明了浮士德思想上的一个重大突破,而且也揭示了16世纪新兴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在思想领域中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
当然这也说明歌德本人对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有深刻理解。在这方面他发表过许多精辟的言论,例如靡非斯特说的“灰色是一切理论,只有生活的金树长春”这句话已经成了人们的座右铭。
从“泰初有道”过渡到“泰初有行”,这是浮士德思想上的一个伟大飞跃。现在他要“跳进时代的奔波,跃身进事变的车轮,不管痛苦和欢乐,失败和成功相互变换,大丈夫只是不停地行动”。他决心走向生活,通过行动来满足他的追求。这样,他与魔鬼的订约就是势在必行。
正如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说的那样,“假如追求着的浮士德不再进行纯精神的苦斗而转向‘实际生活’,他就不得不与魔鬼结盟。”这是为什么呢?生活本身充满了矛盾,它有许多陷阱;而任何一项行动的结局都有两种可能:成功或者失败,它所产生的后果也有两种:积极的或者消极的。这样,浮士德要享受人生,从事实践,就给专门作恶的靡非斯特提供了施展其影响的可能。
关于靡非斯特和浮士德的关系,我们还须进一步加以分析。靡非斯特打算让浮士德充分地享受人生,得到生活中的一切乐趣。这对长期过着枯燥无味书斋生活的浮士德来说不仅必要,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他的要求。
所以,就这个意义来讲,浮士德和靡非斯特是统一的。但是这种统一只是他们关系中的一个方面,而且是非本质的方面。对立才是他们之间关系的实质。
浮士德所理解的生活并不是库非斯特所认为的那种低级庸俗的,只是为了满足感官的要求,浮士德把生活看作是他从事实践的场所。另外,更为重要的是,浮士德并不象靡非斯特所认为的那样,把生活享受当作目的,而且把它仅仅看作是一种手段,看作是发展自己个性和认识现实的一种手段。正是在这些本质的方面,浮士德与靡非斯特是根本对立的。所以我们说,他们是对立的统一,他们订约是事物发展的必然,但他们又各有各的打算。
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他们两个订约是由于浮士德在求死未成、求生不能时给魔鬼钻了空子。更不能说,浮士德这么做是把自己出卖给魔鬼。歌德是完全从积极意义上去写浮士德与魔鬼订约的。
在歌德看来,人类是在同各种恶势力的斗争中发展的,人类历史是在不断克服矛盾中前进的。浮士德离开了靡非斯特就不会有任何作为,没有靡非斯特,他也就没有了促使他前进的对立面。浮士德无论在“小世界”享受人生还是在“大世界”从事社会活动,靡非斯特都跟他影息相随,他的任何一项行动都离不开靡非斯特的帮助,即使象与海伦相会和改造自然这样的伟大行动也不例外。
因此,浮士德与靡非斯特是不可分离的。他们的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又相互斗争,歌德正是通过这样一种关系,全面而又深刻地反映了从资产阶级兴起到资本主义社会初期这个重要历史阶段的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社会斗争。
悲剧第2部是第1部的继续和发展。它概括了从古希腊到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近3000年的历史;它的背景从中世纪的德国移到了古希腊的神话世界,又从那里回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德国。主人公浮士德在第2部里进行了各种实践,经历了意义重大的发展。
悲剧第2部的写作手法也有不少独特之处。它没有一个统一的,结构严谨的故事情节,而是由许多形式上互不相关,内容上却是紧密相连的故事组成。这里,作者运用了更多的比喻,采用了更多的神话故事,创造了更多的虚构场面。这样作者就有了更大的自由对各种社会问题表述自己的见解,使这部作品反映出了更为广阔的社会现实。
对于悲剧第2部的思想社会意义以及它的艺术价值,不少资产阶级学者提出过非议。费希尔武断地认为《浮士德》第2部是“不能理解的”,并写了一篇《浮士德悲剧第三部》来讽刺歌德的《浮士德》第2部。德国19世纪文学史家赫特纳认为:“《浮士德》第2部的艺术力量和艺术效果远不及第一部”,而且这主要不是因为作者年龄的关系,而是由于“题材的性质和对它的处理”造成的。按照赫特纳的意见,甚至第5幕“艺术上也是微不足道的”。这些论断是不能使人悦服的。
歌德在《浮士德》第2部里,不仅生动、具体而又深刻地反映了封建制度在德国的衰亡,揭露了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矛盾,而且预见了人类历史本来的发展。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歌德在描写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时候,他没有象资产阶级自由派那样竭力掩饰和美化资本主义的矛盾,把资本主义说成是人类历史最高的、最完美的发展;相反,他毫不留情地把资本主义的矛盾如实地、赤裸裸地揭示出来,从而证明资本主义并不是人类最理想的社会,更不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最后阶段。另一方面,歌德在揭露资本主义的矛盾的时候,并没有象反动的浪漫派那样是为封建制度唱挽歌,全面否定资本主义的进步,企图退回到封建社会;相反,他对资本主义,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在人类历史发展中所起的积极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热情的歌颂。
拿第2部的开头同第1部相比,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情景。时间不再是深夜,而是旭日东升的清晨;地点不再是令人窒息的书斋,而是令人心旷神怡的原野。主人公浮士德也不再是倚坐桌旁心里充满忧虑和烦恼,而是身卧百花丛中逐渐苏醒。他感到生命的脉搏在跳动,心中产生了一种坚毅的决心:不断地向更高的存在飞跃。这截然相反的气氛和完全不同的心情,表明浮士德已经摆脱了中世纪加于他的沉重负担,他将以新的精神开始新的征程。
作者先把我们带到了封建德国的皇宫,从这个全国的政治中心,我们看到了德国社会的全貌。这种社会简直是个邪恶的世界,整个国家四分五裂,皇帝形同虚设,诸侯小邦各自为政。反动统治者只顾寻欢作乐,挥霍浪费,结果国库空虚,民不聊生。抢劫和骚乱弥漫全国,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怒不可遏。
歌德在这里所描绘的德国社会的悲惨景象,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一切都烂透了,动摇了,眼看就要倒塌了,简直没有一线好转的希望,因为这个民族连清除已经死亡的腐烂尸骸的力量都没有。”
在这样的社会里,浮士德当然不可能有什么作为。为了实现他的理想,他就必须摈弃这个社会,走向另外的世界,这就是古希腊的神话世界。
歌德生活的那个时代,虽然欧洲其他国家资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但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尚未成熟,加之德国资产阶级十分软弱,所以德国资产阶级没有法国资产阶级那种通过夺取政权来实现他们理想的要求,而是象梅林所说的想在“文学里创造资产阶级世界的理想图像”。于是,他们找到了希腊艺术,希腊神话世界。
在那里,他们发现了美的理想,看到了一个纯洁的世界;那里的人自然而又和谐,并且享有充分的自由。所以,他们崇尚古希腊并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要实现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理想。
出于这样的认识,歌德让他的主人公离开了封建的德国来到了古希腊的神话世界。为了强调古希腊的神话世界及其代表海伦是进步人类追求的理想,作者特地写了一个饶有风趣的插曲。
在化装舞会上,皇帝出于享乐的目的要浮士德召来巴妮斯和海伦这两个美人。浮士德要靡非斯特帮忙,靡非斯特表示无能为力,他说:“你以为海伦是容易召来,象纸币妖魔一样?”并且承认自己与海伦“实在无缘”。这个刚才还在皇宫里大显神通的魔鬼,现在又变得如此无能,说明他与海伦的精神水火不容。
巴妮斯和海伦的幻影出现之后,宫廷里的人出于各自的动机,对他俩有的赞赏,有的挑剔。但不管是谁,都把巴妮斯和海伦幻影的出现仅仅看作是一种惯常的游戏。至于巴妮斯和海伦的美和他们所代表的精神,这些宫廷里的高官显贵和皇妃贵妇是不愿也不能理解的。只有浮士德才真正懂得海伦的美和她的伟大精神。他一见海伦的幻影,就不顾一切地要捉住她。他感到,只是在这时他才找到了立定脚跟的现实,于是他喊出:
她原在远处,今已在咫尺,
我要救她,她双倍地成为我的。
谁认识了她,谁就不能同她分离。
浮士德要捉住海伦的幻影非但没有成功,反而招来了一场灾祸。但已经失去知觉的浮士德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要见到真正的海伦。何蒙古鲁土洞察浮士德的心思,于是在纯属虚构的古典瓦普几司之夜带领浮士德和靡非斯特来到古希腊的神话世界。
浮士德一落地,就“象安泰触地而生新力一样”。在这里,他“预感到未来的福祉”,而且终于找到他久已向往的海伦。作者借浮士德与海伦的结合表明,那已经从中世纪解放出来的进步人类能够掌握希腊古典艺术。再联系到海伦在此以前一再遭受“苦难的厄运”,还说明古希腊的艺术只有被进步人类掌握才能获得新生。浮士德与海伦结合的直接结果是欧富良的出生。
根据大多数《浮士德》研究者的意见,欧富良指的是英国著名诗人拜伦,这是完全正确的。歌德确实很推崇拜伦,并且在《浮士德》里为他建立了一座丰碑。但是,歌德塑造欧富良并非仅仅是为了纪念拜伦这位伟大诗人,更主要的是要表达他的理想,体现一种精神。歌德在1829年12月20日同爱克曼谈到赶车童子时说:“这就是欧富良!”爱克曼十分奇怪,为什么在第2部第1幕就出场的赶车童子,竟与第3幕才出生的欧富良是一个人呢?歌德解释道:“欧富良不是一个人,仅仅是一种比喻。……同一种精神后来可以是欧富良,现在则是赶车童子。这种精神象幽灵似的,无所不在,可以随时出现。”
那么欧富良所代表的是一种什么精神呢?
歌德让他豪迈地
那么让我跳,
那么让我飞,
无论任何高处,
我都要冲上,
这是我的憧憬。
他觉得他不能受任何限制,而且为了自由必须战斗;
祖国所产生的人们,
在危险里进进出出,
自由的勇气无限,
自己的血白流也心甘;
神圣的意志,
属于不屈服的人,
一切的胜利,
归诸战斗的人。
摆脱一切束缚,求得绝对自由,实现人的真正解放,并且为了实现自由必须勇敢无畏地战斗,这就是欧富良的精神。歌德正是在伟大诗人拜伦身上发现了这种精神,并且以拜伦为素材创造了欧富良这个艺术典型。歌德说过:“他既不是古典时代的,也不是浪漫时代的,他体现的是现时代。我所要求的就是他这种人。他具有一种永远感不到满足的性格和爱好斗争的倾向,……因此用在我的《海伦后》里很合适。”
在歌德笔下,欧富良是古典美与浪漫精神相结合的产物,他的出现标志着旧时代的结束、新时代的开始。当欧富良在音乐声中登场时,福尔基亚斯说:“听那些悦耳的声音,把古话赶快忘记干净;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请抛掉那班古老的神。”这个新时代已经不是以复兴古代艺术为中心的那个时代,而是随之而来的蓬勃兴起的资本主义时代。
如果说希腊神话世界的光芒驱散了中世纪鬼怪世界的阴云,那么现在人的现实世界又代替了希腊神话中的梦幻世界。这一切都是歌德人道主义思想的体现,同时也说明歌德热情歌颂古希腊的“美”仅仅是为了人的更高发展。
毫无疑问,歌德对所谓欧富良精神是热情赞颂、倍加推崇的。但是,他又认为这种精神,这种理想,远远超越了现实,因而无法实现。当欧富良觉得“荣名之路已开”,决心冲锋陷阵时,在幻觉中以为自己长出了翅膀,于是纵身飞跃,结果坠落在地,粉身碎骨而亡。欧富良遭到这样结局的原因是,他只求个人的自由离开了集体,他只是孤军奋战脱离了群众,他只凭主观意志不考虑客观的可能。那么,在歌德看来,欧富良的伟大精神,伟大理想,如何才能实现呢?关于这一点,在悲剧第2部的最后部分作者作出了答复。
浮士德在遨游了古代神话世界之后,驾着海伦的衣裳化成的云彩又回到了现实的德国社会。从此开始了浮士德实现其理想的新阶段。
现在,他不再是在主观的、艺术的虚幻世界里努力满足个人的渴求,而是要在改造客观的现实生活中,在社会实践中寻求真理,实现理想;现在激励他前进的不再是个人主观的要求,而是造福于他人的伟大事业。这是浮士德在探求真理的道路上取得的意义深远的重大进步。当靡非斯特要他当个统治者去过骄奢*逸的生活时,他斩钉截铁地拒绝了这个建议,并且说:
……
在这个地球上
还有余地做伟大的事业。
惊人的功业应该成就,
我感到我有力量担任。
浮士德所要完成的伟大事业是什么呢?那就是:围海造田,征服自然,发展生产。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面对腐朽透顶的封建制度,浮士德为什么不采取政治行动,而把征服自然,发展生产看作是一条理想之路呢?这样我们就需要简略地谈一谈歌德对法国革命和革命暴力的态度。象当时德国大多数进步作家一样,歌德对法国革命表示了极大的热情。但正如恩格斯在《德国状况》一文中指出的那样,“这种热情是德国式的,它带有形而上学的性质,而且只是对法国革命的理论表示的。”这就是说,这种热情主要是对法国革命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等理论口号表示的。一旦革命从理论宣传发展成为革命的行动,成为流血的、暴力的行动,这种德国式的热情就变成“对革命的疯狂的憎恨了”。歌德并不反对法国革命本身,他对法国革命的社会和政治内容始终是充分肯定的,完全赞同的;但实现这个革命要用暴力他是反对的。歌德拥护变革,但这种变革不应是暴力的。歌德不是一个革命者,而是一个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歌德的思想中有许多辩证法的因素,但在对待革命,对待暴力的问题上他却完全陷入形而上学的泥坑。
可见当时德国社会上的那种庸人习气是多么的浓厚,连这样一位伟大人物也摆脱不掉它的影响。
歌德对待革命的基本态度决定了浮士德不可能通过政治行动来实现他的追求。在歌德看来,最理想的道路是,不必进行什么政治革命,就能实现变革,使社会前进。如果说过去他力图“在文学里创造资产阶级世界的理想图像”,那么现在则希望通过征服自然,发展生产来实现他的理想。
19世纪初资本主义生产蓬勃发展,这使歌德眼界大开,深受鼓舞,他热情赞颂这一伟大进步。当他得知开凿巴拿马运河的计划时,他认为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全人类都将由此得到无可估量的好处。他很想能看到这条运河的建成,他还希望建立一条连接莱茵河与多瑙河的运河和很快能建成苏伊士运河。
为了能亲眼看见这3件大事,他觉得再活几个50年也完全值得。从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中,歌德看到了新的希望,他认为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会给人们带来巨大的物质利益,而且会使许多政治问题获得解决。例如他曾对爱克曼说过,现有的公路和将要建筑的铁路会使德国统一。歌德对生产发展的歌颂以及他对生产发展所抱的希望,显然是从他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德国庸俗市民的立场出发的。
在他看来,只要生产发展了,那就既可实现社会进步又不必实行暴力革命,这种想法是片面的,也是不现实的。他看不到生产力是在一定生产关系之中发展的。当然,他更不懂得阶级斗争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意义了。
浮士德自强不息、追求真理,经历了书斋生活、爱情生活、政治生活、追求古典美和建功立业五个阶段。这五个阶段都有现实的依据,它们高度浓缩了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初期几百年间德国乃至欧洲资产阶级探索和奋头号的精神历程。在这里,浮士德可说是一个象征性的艺术形象,歌德是将他作为全人类命运的一个化身来加以塑造的。当然,所谓全人类其实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一个先进知识分子典型形象的扩大化罢了。同启蒙时代的其他资产阶级思想家并无二致,歌德也是把本阶级视为全人类的代表的。浮士德走出阴暗的书斋,走向大自然和广阔的现实人生,体现了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直到“狂飙突进”运动资产阶级思想觉醒、否定宗教神学、批判黑暗现实的反封建精神。浮士德与玛甘泪的爱情悲剧,则是对追求狭隘的个人幸福和享乐主义的利己哲学的反思和否定。从政的失败,表明了启蒙主义者开明君主的政治理想的虚幻性。与海伦结合的不幸结局,则宣告了以古典美对现代人进行审美教化的人道主义理想的幻灭。最终,浮士德在发动大众改造自然,创建人间乐园的宏伟事业中找到了人生的真理,从中我们不难看到18世纪启蒙主义者一再描绘的"理性王国"的影子,并依稀可闻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呼唤未来的声音。
浮士德的形象还有更高的哲学涵义。这主要表现在著名的“浮士德难题”以及面对这种困境所表现出来的“浮士德精神”上。歌德以深刻的辩证法意识揭示了浮士德人格中的两种矛盾冲突的因素,即“肯定”和“善”的因素同“否定”和“恶”的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发展历程,更以乐观主义的态度表现了浮士德永不满足,不断地克服障碍、超越自我,“不断地向最高的存在奋勇”前进的可贵精神。“浮士德难题”其实是人类共同的难题,它是每个人在追寻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时都将无法逃避的“灵”与“肉”,自然欲求和道德灵境,个人幸福与社会责任之间的两难选择。这些二元对立给浮士德和所有人都提出了一个有待解决的的内在的严重矛盾。在《浮士德》中,这一矛盾贯穿了主人公的毕生的追求,体现为浮士德的内心冲突和他与靡非斯特的冲突的相互交织。
从某种意义上说,浮士德的内心冲突同时也是他与靡非斯特的矛盾冲突的内在化的体现,而他与靡非斯特的矛盾冲突则同时也是他内心冲突的外在化体现。在与靡非斯特这“一切的障碍之父”、恶的化身结为主仆,相伴而行之后,浮士德的前途可谓危机四伏,随时皆有可能堕落为恶魔的奴隶。但是,不断追求,自强不息,勇于实践和自我否定是浮士德的主要性格特征,这使他免遭沉沦的厄运,实现了人生的价值和理想。而恶在这里却从反面发挥一种“反而常将好事做成”的推动性作用。歌德辩证地看待善恶的关系,不是视之为绝对的对立,而是把它看作互相依存、互相转化的关系,揭示了人类正是在同恶的斗争中克服自身的矛盾而不断取得进步的深刻道理。这在诗剧的开头时上帝有关善人须努力向上才不会迷失正途的议论,以及诗剧结束时天使们唱出的"凡是自强不息者,到头我辈均能救"的歌词中都得到了明确的体现。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浮士德》是一部无可指摘的完美之作。从思想上看,它有将政治革命消极为精神探索,将社会改造转化为自我完善的倾向,这体现了资产阶级固有的软弱和妥协的本性,以及它作为剥削阶级的掠夺性。从艺术上看,内容庞杂,用典极多,象征纷繁,使作品艰深隐晦,令人索解为难。尤其是第二部,浮士德的形象有抽象化、概念化的倾向,给一般读者的阅读和理解造成了较大的困难。
《浮士德》构思宏伟,内容复杂,结构庞大,风格多变,融现实主义与浪温主义于一炉,将真实的描写与奔放的想象、当代的生活与古代的神话传说杂揉一处,善于运用矛盾对比之法安排场面、配置人物、时庄时谐、有讽有颂、形式多样、色彩斑驳,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
浮士德自强不息、追求真理,经历了书斋生活、爱情生活、政治生活、追求古典美和建功立业五个阶段。这五个阶段都有现实的依据,它们高度浓缩了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初期几百年间德国乃至欧洲资产阶级探索和奋头号的精神历程。在这里,浮士德可说是一个象征性的艺术形象,歌德是将他作为全人类命运的一个化身来加以塑造的。当然,所谓全人类其实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一个先进知识分子典型形象的扩大化罢了。同启蒙时代的其他资产阶级思想家并无二致,歌德也是把本阶级视为全人类的代表的。浮士德走出阴暗的书斋,走向大自然和广阔的现实人生,体现了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直到“狂飙突进”运动资产阶级思想觉醒、否定宗教神学、批判黑暗现实的反封建精神。浮士德与玛甘泪的爱情悲剧,则是对追求狭隘的个人幸福和享乐主义的利己哲学的反思和否定。从政的失败,表明了启蒙主义者开明君主的政治理想的虚幻性。与海伦结合的不幸结局,则宣告了以古典美对现代人进行审美教化的人道主义理想的幻灭。最终,浮士德在发动大众改造自然,创建人间乐园的宏伟事业中找到了人生的真理,从中我们不难看到18世纪启蒙主义者一再描绘的"理性王国"的影子,并依稀可闻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呼唤未来的声音。
浮士德的形象还有更高的哲学涵义。这主要表现在著名的“浮士德难题”以及面对这种困境所表现出来的“浮士德精神”上。歌德以深刻的辩证法意识揭示了浮士德人格中的两种矛盾冲突的因素,即“肯定”和“善”的因素同“否定”和“恶”的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发展历程,更以乐观主义的态度表现了浮士德永不满足,不断地克服障碍、超越自我,“不断地向最高的存在奋勇”前进的可贵精神。“浮士德难题”其实是人类共同的难题,它是每个人在追寻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时都将无法逃避的“灵”与“肉”,自然欲求和道德灵境,个人幸福与社会责任之间的两难选择。这些二元对立给浮士德和所有人都提出了一个有待解决的的内在的严重矛盾。在《浮士德》中,这一矛盾贯穿了主人公的毕生的追求,体现为浮士德的内心冲突和他与靡非斯特的冲突的相互交织。从某种意义上说,浮士德的内心冲突同时也是他与靡非斯特的矛盾冲突的内在化的体现,而他与靡非斯特的矛盾冲突则同时也是他内心冲突的外在化体现。在与靡非斯特这“一切的障碍之父”、恶的化身结为主仆,相伴而行之后,浮士德的前途可谓危机四伏,随时皆有可能堕落为恶魔的奴隶。但是,不断追求,自强不息,勇于实践和自我否定是浮士德的主要性格特征,这使他免遭沉沦的厄运,实现了人生的价值和理想。而恶在这里却从反面发挥一种“反而常将好事做成”的推动性作用。歌德辩证地看待善恶的关系,不是视之为绝对的对立,而是把它看作互相依存、互相转化的关系,揭示了人类正是在同恶的斗争中克服自身的矛盾而不断取得进步的深刻道理。这在诗剧的开头时上帝有关善人须努力向上才不会迷失正途的议论,以及诗剧结束时天使们唱出的"凡是自强不息者,到头我辈均能救"的歌词中都得到了明确的体现。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浮士德》是一部无可指摘的完美之作。从思想上看,它有将政治革命消极为精神探索,将社会改造转化为自我完善的倾向,这体现了资产阶级固有的软弱和妥协的本性,以及它作为剥削阶级的掠夺性。从艺术上看,内容庞杂,用典极多,象征纷繁,使作品艰深隐晦,令人索解为难。尤其是第二部,浮士德的形象有抽象化、概念化的倾向,给一般读者的阅读和理解造成了较大的困难。
《浮士德》构思宏伟,内容复杂,结构庞大,风格多变,融现实主义与浪温主义于一炉,将真实的描写与奔放的想象、当代的生活与古代的神话传说杂揉一处,善于运用矛盾对比之法安排场面、配置人物、时庄时谐、有讽有颂、形式多样、色彩斑驳,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
歌德笔下的浮士德是文艺复兴时代一个巨人的形象,他厌恶宗教和传统加于他身上的束缚,渴求生活,不断进取,为实现人的价值、生活的真谛而不停地追求。在浮士德身上有着一种活力,使他日益高尚和纯洁,这种活力就是对人的存在的意义进行锲而不舍的探求,就是在不断克服错误和过失中去追求真理,最后走上正途。就在对“最高存在”的意义的探索中,他要把全人类的苦乐集于一身,要在个人的内心中领略人类的全部感情。他冲破了知识的牢笼,摆脱了官能的享受和此文来源于文秘写作网情的羁绊,走出了“小世界”,而进入了“大世界”。在这个“大世界”中,他曾为帝王服务,曾同古代的美结合,但这给他留下的是一片空虚和一场幻景。最后他在为人类造福、征服大自然的宏伟斗争中,感到了最大的满足,得出了智慧的最后答案。浮士德所得出的最后答案无疑是积极的,但有着空想的性质。离开改造社会单纯地改造自然,到头来也只能是一个幻想。失明的浮士德把魔鬼为他挖掘坟墓的场面当作是他的人民与大海搏斗的壮丽景象,为这种幻想提供了一个例证。这也正是浮士德悲剧意义之所在。 我特别欣赏书中浮士德所说的一句话:“我要纵身跳进时代的奔波,我要纵身跳进时代的车轮;苦痛、欢乐、失败、成功,我都不问,男儿的事业原本要昼夜不停。”虽然浮士德是一个悲剧人物,但是从他身上体现出来的这种面对人生的积极态度和积极的进取、追求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浮土德》中五个悲剧《浮士德》的五个悲剧:第一是知识悲剧。写浮士德在阴暗的书斋里钻研枯燥的书本,一无所得,感到厌倦,便同魔鬼订约,走出书斋,投身社会实践。知识悲剧否定了陈腐的书本知识和脱离现实的书斋生活,肯定了活的知识和丰富多彩的生活实践,表达了觉醒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满现状,要求个性解放,渴望实践的强烈愿望。第二是生活悲剧。写浮士德和小市民出身的玛甘泪相爱,遭到封建和宗教势力压制,他们的私生子被溺死,玛甘泪被投入监狱,判处死刑。浮士德的生活悲剧表现了新兴资产阶级的现世人生享乐的幸福观与中世纪禁欲主义的对立,反映了他们的人生追求。第三是政治悲剧。写浮士德到罗马帝国宫廷服务,企图有所作为,但以失败告终。政治悲剧反映了资产阶级对封建王朝的反抗及其妥协性、软弱性。第四是美的悲剧。写浮士德幻游希腊神话世界,与美女海伦(古典美的象征)结合,他们的儿子在探索世界中不幸身死,海伦悲痛欲绝,也随之消逝。这一悲剧说明,对古典美的追求也不能实现改造社会的美好愿望。第五是事业悲剧。写浮士德带领人们在国王赏赐的一块封地上用劳动开辟了万亩良田,创建了一个人间乐园。征服大自然的成功,使浮士德感到无比欢乐,便情不自禁地喊出:“停一停吧,你真美丽!”于是倒地而死,结束了探索的一生。但他的灵魂并未被魔鬼带走,而是被天使接到了天堂。浮士德创建的理想社会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它反映了文艺复兴以来资产阶级思想家对美好社会的向往,也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对黑暗现实的强烈不满和改造社会的美好愿望。
「复活」精神与「浮士德」精神
陈韵琳
▲歌德与托尔斯泰▲
比较歌德与托尔斯泰是有原因的。他们两人有某种雷同处:同样是贵族;同样关切国家与社会并致力于改革(歌德走上政途、托尔斯泰走上土地改革与农民教育);同样对大自然有崇高、神秘、伟大的体会;同样处在伟大的「主义」时代。
他们不同的是,歌德历经拿破仑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呼唤与堕落衰亡,托尔斯泰则是熟谙马克斯的理想,并期待这理想的革命浪潮。歌德度过一时代理想与其幻灭,托尔斯泰则是正面对著另一理想时代的来临。歌德看清了伟大英雄人物灵魂深处的幽暗,托尔斯泰虽然放弃了英雄式的伟大,却对小人物的人性仍旧过度乐观(这正是复活这部小说善恶太简单的重要原因);最后,他俩都活的很老,所以虽属于不同的文化分期,两人生命竟然还有短短交错。歌德曾与拿破仑碰面,拿破仑十分喜爱歌德,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两个男主角,都曾用拿破仑作他们的象徵。歌德是怎样用「浮士德」来交代他对生命、对人性、对社会改革的看法呢?
▲我要用我的精神抓住最高最深的东西▲
歌德笔下的浮士德,是个深居学术象牙塔中,终至垂垂老矣的人物。面对即将朽坏的身躯,浮士德有非常多的懊丧,他觉得他的人生彷佛还没有开始就要结束了,他花了一生的时间研究学问,却对人生体验品尝太浅,却对知识有说不出的厌倦。烦恼之余,魔鬼适时出现,引逗他出卖灵魂,交换条件就是让他的人生重新开始,给他机会去品尝所有过去为了知性而放弃的体验。
浮士德在那时,其实是胸怀大志的,他说:「我要投入时间的急流里,我要投入事件的进展中快乐对我而言并不重要,因此我若在某瞬间说:「我满足了,请时间停下!我就输了。我要用我的精神抓住最高和最深的东西,我要遍尝全人类的悲哀与幸福。」这种心情,像不像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的德烈?就这样,浮士德被魔鬼变换了身躯,人生重新来过一般,变的年轻有劲。他开展他生命的体验之旅。魔鬼一直想让浮士德心中出现享乐主义、投机主义或让他变的庸俗不堪,但浮士德却不是这样的人,对他而言,体验,是追求知识一生后,对生命重新燃起的理想与热情,在他内心深处,绝不是为体验而体验、也不可能步向享乐主义。
就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歌德像托尔斯泰一样,对知识大脑袋很不以为然。歌德透过浮士德说:「知识追求到后来,竟然只剩下零碎。」浮士德的生命体验,历经追求爱情、追求美,最后走向社会实践的道路。每一种尝试,都是生命货真价实的充满激情体验,但在浮士德这个理想主义者的心中,的确发现没有什么过程是让他满意到觉得生命完满不再有欠缺的。
▲爱情幻灭▲
在体验爱情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浮士德与女主角葛丽卿中间出现了感受的疏离。
很多人在分析浮士德与葛丽卿时,都认为他们的悲剧是来自于社会观念的封闭,导致奸情与私生子演变成随后生发的杀母杀兄杀子重罪。但这只是其中的一点原因。
因为我们还看到,当葛丽卿因罪恶而痛苦到极点时,浮士德都不在身边。浮士德自承,他跟葛丽卿有「不同的性质」,浮士德犯罪前后可以避居山林、或深夜跟魔鬼去狂欢,但葛丽卿是何等孤独的一人面对痛苦。
葛丽卿深爱浮士德,浮士德的心中却不是只有爱情。
葛丽卿入狱后,浮士德痛苦的说:「她对爱情疑迷!」浮士德也爱葛丽卿,却永远不可能这么疑迷,因为他们性质不同,这才是爱情永恒的悲刽即使他们没有社会规范的约束,发生性爱不算犯罪,他们将一样的,经会因这种性质的不同,而经历爱情的幻灭。男女性质不同,导致最后彼此伤害,不正是在社会规范解严后的现代,更常发生的爱情幻灭版本吗?葛丽卿为了赎罪,放弃任何逃亡的计画。最终是从天上传来声音:「她得救了(她的灵魂被上帝接纳了)。」
▲美与幸福是不能长久并存的▲
浮士德再度透过自然,让自己安详而渐渐淡忘,终于走出痛苦的过去后,他开始另一个追求,那就是永恒的美—艺术。
从思索到完稿,歌德几乎用了六十年才完成浮士德的。很明显可以看出,在处理追求永恒之美与社会实践时,歌德的笔法与思想,都比葛丽卿时代老练深厚许多。
歌德是用浮士德透过魔法唤出希腊神话中的天下第一美女海伦,并与之结婚的比喻手法来铺陈的。这样的婚姻按理来说,比葛丽卿要更合适。因为葛丽卿太过纯朴简单,跟浮士德复杂的心灵「性质不合」,海伦是永恒之美,浮士德又有高度的理想性格,其实是很配衬的,但后来还是幻灭了。
歌德用了非常高明的暗喻来处理这种幻灭,那就是浮士德开始说出类似「心灵不看过去和将来,只有现今!」海伦接著答:「这就是我们最幸福的时辰。」然后他们生下一个儿子:「跳到坚固的地面,却被地面反弹到空中,触到屋顶。」海伦忧虑的说:「你可以跳,但是不要飞。」然后跟浮士德说:「他集合了我们两人。」最后这孩子说:「我不愿长久的留在地上。我要去寻找最难得到的东西。」孩子浪漫的选择了战争,并死在战场上。(隐射浪漫时代的诗人拜伦)海伦悲伤的说:「美和幸福是不能长久并存的!」然后跟浮士德分开了。
歌德透过这一幕表达美的瞬间感受激情、是撤彻底底不能平凡的,因此美不可能长久,只能跟幸福擦肩而过。
▲什么是理想国?▲
经历了美与艺术的激情和幻灭后,浮士德步向社会实践之路,他说:「我要作大事业。」魔鬼以为浮士德开始堕落,想要声名,但浮士德其实不在乎声名,他想要济世救民。
浮士德想要填一块海边之地,创造出一个他心目中的理想国。
而在计画实行过程中,浮士德发现碰到了问题:每个人对理想国的期待不同!就有这么一对老夫妇,他们完全不想改变现状,拒绝迁出要大兴土木的地方。浮士德底下的官僚,想用绩效讨好浮士德,便用不正当的途径,把两夫妇杀了。
如果建立理想国的过程中,已经出现凶杀残暴,理想国还是理想国吗?然而浮士德还是用心建构他心目中的理想国。他又回到了最初的心境:「在任何瞬间,我都不得满足。」但他学会了谦卑:「以为自己可以超越到云层之上的人是蠢汉。这世界我已经洞察了,我不再有超越尘世成为神的欲念。」「这世界对追求理想的人并不沈默。」「我要坚定生活在尘世间。」他年老而眼瞎,但仍坚强的追随他心目中的理想。
当一个新地终于出现,却是浮士德离世死去的日子。魔鬼没有收取浮士德的灵魂,因为上帝先取走了。
葛丽卿是因著她的强烈的悔罪而得上帝的恩宠。
浮士德是因他这一生的努力追求,至终识得人永不可能自比为神的谦卑,却仍自强不息,而得到上帝的恩宠。
浮士德故事就在这里结束。
▲浮士德精神▲
歌德的作品一样处理了爱情、处理了对理想的追求、处理了最接近永恒之感的艺术之美、也处理了对社会国家的期待;他也一样看重生命历程远胜过思想主义知识。
但歌德并没有把道德宗教的自我悔罪自我要求当成最终的答案。
在浮士德中,歌德的确非常强调人在世需要竭力克服堕落、努力向上,并为更多人谋得幸福,可是歌德还是强调,人不可能成为上帝,越是有理想性格的人,这一生就越需要经历谦卑的洗练。
歌德认为,我们这一生不可能有任何意愿,是完美无缺不具有任何伤害性的。但他相信上帝的怜悯与爱,悔罪与这一生奋斗的过程,上帝会纪念,并接纳进永恒、给我们恩宠。
上帝接纳人此生的每个阶段,也乐意看见认真面对生命的人,在这一生的各种经历中更接近善。每一场奋斗都伴随著自我的软弱,而每一个经历都更看清自己也更认识上帝。
最终,人的获救,不是因著努力获得至善,而是至善的上帝以怜悯慈爱伸手接纳这些认真一生的人。
因此,在歌德的「浮士德」中,心灵革命与社会实践,感官之爱与艺术之美,共组一种平衡的生命观照。它们共同驱使冀望超越自己的人迈向善。而最终,绝对完美的善,却是在上帝手中,要透过上帝的恩宠才能获得。这是获救的真义。
所以浮士德说:「这世界我已经洞察了,我不再有超越尘世成为神的欲念。」「这世界对追求理想的人并不沈默。」「我要坚定生活在尘世间。」歌德比托尔斯泰更往前走一步,在人生一切经验,不管是爱情、美、社会实践甚至是道德宗教的追求中,都承认自有其价值与意义,也承认一定会经历自我的幻灭,最终,每一个幻灭无非都是让人看见「人不是上帝,人需要谦逊」。
但他却肯定在经历幻灭之后,不是虚无颓废,而透过恩宠与至善的上帝相遇。
经历过英雄大起大落、自由平等理想成为暴民政治的笑谈的时代,歌德沈淀自我反省历史,能不落入虚无,反而写出浮士德精神,肯定人世一切向善的努力与最终的上帝恩宠,未尝不是从一个伟大时代中洞见自我实现的真意。
反观托尔斯泰的「复活」,他无法跳脱历史十字路口的困境,做出清楚明朗的历史判断,因而下笔竭力的自我说服、或说服别人,这或许可说是他不如歌德幸运之处;但他对人性观照的处理,竟然也受限时代困局,无法看出人性的复杂深度,造成好人坏人过于简单的分析,而他的结尾企图给的答案,比之小说内容对整体社会的控诉,也十分贫弱,这就应当是他不如歌德之处了。
《浮士德》的主题是作者歌德将浮士德这一剧中人物作为全人类命运的一个化身来加以塑造。以主人公浮士德对宇宙奥秘和人生意义的探索、对理想和真理的不断追求为贯穿全剧的红线,通过浮士德这个人的体验、追求和发展,对西欧启蒙运动的发生、发展和终结在德国民族式中加以艺术概括,并根据十九世纪初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展望人类社会的将来。高度浓缩了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初期几百年间德国乃至欧洲资产阶级探索和奋头号的精神历程。 剧中形象的发展体现出人类历史的道路:它是怎样摆脱了中世纪的蒙昧时期,探寻新的生活道路,跟一切困难和障碍搏斗,克服了内在和外在的矛盾,最后实现自己的目标,并且展望到将来美好的远景。
浮士德的经历表明:人类的命运既是因果的又是宿命的,既是自主的又是他主的,既是乐观的又是悲观的,最终还是乐观的。
主要时代意义,是通过浮士德的人生经历,宣传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宣传挣拖中世纪的愚昧状态,克服人类内在和外在的矛盾,创造资产阶级理想王国,的启蒙思想,诗剧肯定创造和劳动,表达了作者深刻的人生体验,——生活就是追求,而追求的过程又是循环前进的。肯定人的作用,认为人生的目的在于行动、在于作出有益于社会的实践。诗剧表达了作者对人类的坚定信念:在前进的道路上,人们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阻碍,但最终会找到人生的真理,为实现崇高的目标而奋斗;诗剧还表达了一种现代意义,即人始终处于与外界的冲突中,失败和灾难无法避免,但主人公以自身的行动决定自己的本质,从而奠定了现代人格的基础。
我最喜欢该悲剧中的一句话,即:
“人要每天每日去争取生活与自由,才配有自由与生活的享受”。
我也刚学,嘻嘻
1:浮士德是一个虚构的、同时又是一个有着鲜明个性的艺术形象。他不断地追求知识和真理,追求美好的事物,追求崇高的理想。他具有一种“浮士德精神”,即:自强不息、不断进取、用不满足,积极向上的精神。但同时又有贪图享乐、安于现状的一面,这就够成了其内部的矛盾。浮士德的一生是一个毛肚运动的过程。他爹的积极向上的精神是他前进的内动力,靡非斯特利用他身上的弱点,诱使他堕落,然而浮士德的自强不息的精神使他能够从错误中吸取教训,继续前进这。样辩证发展之中,浮士德日益高尚化、纯洁化,最后达到个性的完善。
2:而靡非斯特,作者笔下的魔鬼,是作为与浮士德对比的形象二出现的。浮士德的内心冲突同时也是他与靡非斯特的矛盾冲突的内在化的体现,而他与靡非斯特的矛盾冲突则同时也是他内心冲突的外在化体现。在与靡非斯特这“一切的障碍之父”、恶的化身结为主仆,相伴而行之后,浮士德的前途可谓危机四伏,随时皆有可能堕落为恶魔的奴隶。但是,不断追求,自强不息,勇于实践和自我否定是浮士德的主要性格特征,这使他免遭沉沦的厄运,实现了人生的价值和理想。而恶在这里却从反面发挥一种“反而常将好事做成”的推动性作用。歌德辩证地看待善恶的关系,不是视之为绝对的对立,而是把它看作互相依存、互相转化的关系,揭示了人类正是在同恶的斗争中克服自身的矛盾而不断取得进步的深刻道理。这在诗剧的开头时上帝有关善人须努力向上才不会迷失正途的议论,以及诗剧结束时天使们唱出的"凡是自强不息者,到头我辈均能救"的歌词中都得到了明确的体现。
3:实在不行的话,用哲学中的观点:矛盾的普遍性来说:时时有矛盾,事事有矛盾来理解。正式在靡非斯特这一反面形象的衬托下,浮士德的形象才更加具有感染性、真实性~
梅菲斯特人物形象分析:梅菲斯特是作为对生命的否定的角色而出现的,他同天主、同浮士德的较量是生与死、善与恶之间的较量。但这只是表面的印象。
如果我们能够破除庸俗化的社会批判学的观念,将作品作为一件艺术品来久久地凝视,就会感到那种肤浅的先入之见被彻底颠覆 ,作品的丰富层次逐一显现。歌德在这部伟大的作品中要说的,是人性当中那个最为深邃的王国里的事。那个王国又是无边无际的,对它的探索,是一切优秀的诗人的永久的题材。
扩展资料:
梅菲斯特虽然是个恶魔,但是歌德将他设定为代表「为惩大恶而行善者」,他刚登场的时候,并不是个恐怖的恶魔,而是一个身躯瘦弱,微微驼背,鹰勾鼻的 男子,睑上浮著嘲笑似的笑容。
不过他毕竟是个恶魔,能够变成种种样子,变成尨犬跟在浮士德身旁散步,或者变成旅行的学生待在浮士德的书房中。而在要与浮士德签订契约时,则是变身成西班牙的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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