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是什么人？

郭沫若算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文人，也正是他所创造的那一首再别康桥，让他的知名度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很多人觉得郭沫若应该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人，其实很多熟悉郭沫若的人应该了解，他在感情当中并不是一个负责任的人，因为他曾经在感情当中出轨过，也曾经历过很多段婚姻和爱情，因此郭沫若更是一个花心的男人。

我想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使得郭沫若受到许多人的唾骂，当然一个人的人设崩塌，单从他的情感方面并不足以，郭沫若在国务院也曾担任过重要的职务，因此他也曾经打着保护文物的幌子，主动去挖掘了皇帝的陵寝定陵。也正是因为郭沫若的主张，对于这座皇陵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当然在如今这座皇陵也是不对外参观。

因为当年挖掘的时候造成文物的大量损失，以至于郭沫若主持挖完这座皇陵之后，国家发布一条法规，10年内不允许对任何黄龄进行挖掘。在我看来，郭沫若完全是满足个人私欲，才对皇陵进行如此的盗掘，也正如鲁迅对于郭沫若的一种评价，简直就是一个才子流氓。

时至今日，无论是秦始皇陵还是武则天的乾陵，我们都有能力去挖掘，之所以不那样做，毕竟这是我们的祖先，我们应该给予最起码的尊重，而对于郭沫若这样的一个人来说，他完全没有道德底线，也没有尊师重道的心，所以郭沫若也因此事件得到了更多人的唾骂，因此大家对于郭沫若的评价更多的都是负面性的，也正是因为他的人品不行。

郭沫若的早期诗歌理论与他的早期诗歌创作的时间基本重合，是指五四到二十年代中后期。作为现代诗歌的****，白话诗歌的最早践行者之一，在现代诗歌史上拥有重要的作用。而他的诗歌评论以他本身的诗歌创作为基石，融汇东西，博古通今，自成一家，在许多问题上有许多自己的独到而精辟的见解。一诗歌内核的情绪特征郭沫若认为诗歌的起因是感性的创造，诗歌的内涵也包含着感性的因素，感性在诗歌的创造和诗歌的内容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并且是诗歌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二、文学本质的诗性内涵郭沫若以壮美的组诗《女神》登上文坛，技惊四座，他的一生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诗歌的探索，所以可以说诗歌是郭沫若的生命，因此他怀着对诗歌的极大的深情，而郭沫若以他独特的创作经验出发，鲜明的提出诗歌是文学的本质，赋予了文学本质浪漫而丰富的诗兴特征，这既与西方浪漫主义强调主观性、抒情性相一致，也吸收了古典文学以诗歌为正统的观点。三诗歌内在律的情感特征郭沫若提出诗歌节奏的内在律的观点，认为优秀的诗歌的节奏应该是内在的，是情绪的涨落，也就是把诗歌的节奏全部寄托在诗歌中情感的流露，情感的喷发，情感的轨迹，实际上这种认知也是对诗歌情绪内核说的扩展和升华，因为特别崇尚情绪，崇尚情感，所以就对一种纯感情流露的无任何矫饰的诗歌特别推崇，也就推崇诗歌的内在律。

　　郭沫若逝世已经20年了，但对他的评价，很多方面尚未定论，特别是他的人格问题，更是议论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说他很伟大，有的说他很平庸；有的说他是“青春型”人格，有的则说他是投机分子；有的说他是敢于创造的天才，有的则说他是御用文人；有的说他是一代知识分子的楷模，有的则不以为然，等等。郭沫若究竟具有怎样的人格，他在现代和当代文化界、知识界、教育界心目中到底是什么形象，在这里我们不准备全面评述，只想就其有关的点点滴滴的具体问题谈点看法，供读者参考，也请专家学者赐教。

　　（一）信仰中的人格问题

　　严格地说，信仰并不属于人格研究范畴。但在本世纪初的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我们宁可把信仰共(和)产主义，追随共(的)党视为一种高尚和伟大的人格体现。这时的郭沫若真的信仰共(和)产主义，跟随共(的)党吗？不是。共(和)产主义、共(的)党对于郭沫若来说，只能算作一种倾向，一种想法，一种愿望而已，始终未形成为真正的信仰。尽管在作品中，在一定的场合，他也曾喊“我是个无产者”，“我愿意成为共(和)产主义者”的口号，这正如他自己所坦言的，那“只是文字上的游戏”；瞿秋白也认为这是“吊膀子”罢了。

　　下面的例证也说明这一点：

　　①1926年初，郭去广州之前，完全了解共(的)党和国民党之间在政治路线、思想理论上的根本分歧，他也亲自参加过与国家主义团体、国民党右派的激烈论战；在到达广州时又发生了蒋介石诬陷、迫(和)害共(的)党的“三·二0”中山舰事件， 而且他从历史中也非常清楚“世界上最黑暗的角落是官场，最黑心的人是官吏；世界上最黑暗的官场是中国的官场，最黑心的官吏是中国的官吏”，但他还是很快加入了有实权的国民党，混入了官场。这时的官场更加黑暗，官吏更加黑心；他们搞的是特务政治，是流氓权力。

　　②1926年他曾两次要求加入共(的)党，可是1927年真的批准入党后，不足半年他却又自动脱党了。这时共(的)党处于最危难、最需要党员坚定信念、团结一致。

　　③郭在日本流亡期间，几乎从未发表过政治性的言论声援共(的)党，无论蒋介石怎样围剿，无论白色恐怖多么严重，即令在接到挚友、共(的)党领袖人物瞿秋白临刑前给他的秘信，他也未敢吭一声；就是建国后在《题瞿秋白笔名印谱》中也显得苍白无力，淡然寡味——“名可屡移头可断，心凝坚铁血凝霜。今日东风吹永昼，秋阳皓皓似春阳。”全诗对于杀害秋白的人们未置一词予以谴责。

　　④1937年回国后，看不出他有向共(的)党的意思。周扬要他去延安，他拒绝；陈诚邀他去武汉，他“立即命驾”。他不仅如此，他还主动请求吴稚晖介绍前往南京拜谒汪精卫、蒋介石，并“恭恭敬敬地向蒋委员长忏悔过去的罪过，要求蒋委员长饶恕他，他要献身党国，将功折罪，回去马上写了《蒋委员长会见记》”。该文对蒋大加赞许和颂扬，此文虽不长，但三次描写蒋的眼睛，如何“眼睛分外的亮”，如何“眼睛分外有神”，如何“眼神表示了抗战的决心”；然而，恰恰相反，这时周恩来正在上海，他却未与会面。

　　⑤郭沫若1928年自行脱党之后，从不要求恢复党籍，从不主动申请入党，这好像正如他女儿郭平英所说“与他无甚关系”，他从来也不关心。1958年重新入党时，他也未写入党申请书。（秘书王庭芳语）

　　当然我们也不据此认为他信仰的就是三民(和)主义。他加入国民党，仅仅是为了升官发财，获得特权，提高社会地位、稳定和增加经济收入，以及其他各种好处。

　　（二）信用中的人格问题

　　在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学史中，曾经发生过六次宗派主义斗争，其中两次的直接原因是郭沫若的故意失信。

　　第一次，1921年5月初，茅盾、郑振铎听说郭沫若到了上海， 由郭的熟人柯一岑陪同，盛情邀郭于闻名的半淞园饭店，请他加入文学研究会，帮助把该会的《文学旬刊》办好。当时他许诺“尽力帮忙”。可是话音未落，他不仅未予帮忙，反而急急在他主办的《创造》季刊广告和《创造》第一卷第一期上就指责文学研究会里的人“垄断文坛”，是“假批评家”，“存在着党同伐异的劣等精神，和卑陋的政客不相上下”，声称要把他们送“到清水愤(和)坑里去和蛆虫争食物”；并攻击、丑化茅盾，耻笑他身材短小、牙齿外露，像只“耗子”，从而挑起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首场论战，涉及批评、创作、翻译等多方面的问题，前后耗时近三年，分散了大家的精力，影响了文学的正常发展和实绩收获。

　　第二次是失信于鲁迅。其表现更为不佳，做法更有损于自己的形象。

　　1927年，郭沫若参加南昌起义失败后，于11月初由香港回到上海。（公开）不几天，他即主动派蒋光慈、郑伯奇、段可情前往鲁迅住处，邀请鲁迅联合起来，共同“向旧社会进攻”。鲁迅非常高兴，欣然同意，并主张不再另办刊物，恢复创造社过去的《创造周报》，作为共同园地。不久，郭沫若果然于12月3 日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刊出《创造周报复活了》的消息，同时公布了特约撰述员的名单：鲁迅领衔，麦克昂（郭沫若）居二，其余还有蒋光慈、冯乃超、张资平等三十余人； 1928年1月1 日出版的《创造月刊》第一卷第八期也刊载了内容相同的广告。

　　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环境条件，如果郭沫若等出于真诚，联合起来共同对敌，是再好不过的事了。这中间似乎既蕴藉着对鲁迅的尊重和私人情谊，又包含着捐弃前嫌、顾及革(和)命全局的苦衷和大义，可以说是为郭沫若一个方面的人格形象绘上了一笔重彩。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那与鲁迅合作的广告墨迹未干，1928年1月由郭沫若、 蒋光慈等才刚刚创办的《文化批判》、《太阳月刊》等刊物，就哗啦啦连篇累牍发表文章，围攻鲁迅。（包括人身攻击）说“鲁迅终究不是这个时代的表现者”，“阿Q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再不要专事骸骨的迷恋，而应该把阿Q的形骸与精神一同埋葬掉”！把鲁迅和周作人、陈西滢等相提并论，指称他“蒙蔽一切社会恶”、“麻醉青年”，是“反动的煽动家”，比“贪污豪绅还要卑劣”。

　　这时的鲁迅还蒙在鼓里，正热切地期盼着与郭沫若“联合起来，造一条阵线，更向旧社会进攻”呢！

　　呜呼！郭沫若等大太令鲁迅失望了！如此失信，后来郭沫若还屡屡辩称这是因为当时从日本回来的成仿吾、冯乃超、李初梨等不同意和鲁迅联合，责任全在他们，而与他本人无关。

　　郭的这种辩解是没有根据的，理由也是不充分的。郭是创造社的元帅，只有帅旗指到哪里，兵卒才会奔到哪里，成、冯等不肯与鲁迅合作，正说明是郭沫若的旨意，他们决不会单独行动的。

　　再举一例——1928年2月27日逃亡到日本去的郭沫若， 可以说自身难保，但他却仍然没有忘记攻击鲁迅。他一面安排日本作家采访，宣称“鲁迅在中国文坛受着清洗”，借国外媒体非议鲁迅；一面用假名假姓撰文对鲁迅大肆诬蔑。请看他1928年6月1日写就的、署名“杜荃”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是怎样恶意、刻薄吧：“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和)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和)命”、“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和)命人物”、“是一位不得志的法西斯谛”。……据此，难道我们还能相信郭沫若的自我辩解？还应该说郭沫若对鲁迅失信是偶然的？是误会？是受他人左右的吗？不是的，绝对不是。他到死也不承认“杜荃”二字就是他郭沫若的化名，可见他当时内心多么阴暗。

　　（三）婚恋家庭中的人格问题

　　郭沫若一生中正式婚姻三次。原配夫人张琼华、（1890—1980 ）1912年结婚，旋即被抛弃，但未离异，在郭家空守六十八年，无子女。第二位夫人安娜，（原名佐滕富子，1893—1994）日本女子，1916年恋爱同居，后被抛弃，五个子女。解放后由中国政府安置，副部长级待遇，七十年代末始任全国政协委员，直到病逝止。再就是于立群，（1916—1976）被称为“抗战夫人”，1938年初与郭同居，共生四男二女， 1979年3月缢死于北京故居。

　　另外，他还有婚外情人三五个：彭漪兰（安琳），南昌起义途中的“革(和)命伴侣”，1927年10月底，起义失败后回到上海，在内山书店楼上同郭度过短时“蜜月”后被抛弃，下落不明；于立忱（1912—1937），于立群的胞姊，被抛弃后自杀；黄定慧（黄慕兰，1907——，郭的早年密友，大革(和)命时期的一代风流，武汉市党部妇女部长，尚健在，定居山西省；妓女×××等，姓名不详，只知太过多情，将性病传染给了郭沫若，并殃及安娜。（《郭沫若传》北京文艺版，1988）

　　安娜的五个子女是：长男郭和夫，次男郭博，三男佛生，女儿淑子，四儿志鸿。他们学有专长，均有所成。

　　于立群的六个子女：儿子——汉英、世英、民英，女儿——庶英、平英，最小的一个儿子名不见经传。其中三儿子民英在“文(和)革”中自杀，二儿子世英于1968年在北京农业大学被殴打致死。

　　这两家儿女之间不相往来。郭沫若这十一个后辈中，除女儿郭平英任北京郭故居纪念馆副馆长，沾点文史的边儿外，无人继承父业。他们，特别是安娜的子女，对郭沫若也不亲近，也不敬重，更无感情。二儿子郭博曾在记者面前这样评价父亲：“对于家庭，郭沫若是个罪人。”这一意见，语惊四座，值得郭研界关注，郭沫若的确在家庭婚恋问题上出现了不容忽视的毛病。先看郭沫若与情人于立忱之间的问题。

　　于立忱原籍广西，是民初要人岑春煊的外甥女，随父在天津求学，后为《大公报》记者，约1934年被报社派驻东京。到东京即与早已相识的郭沫若来往，过从甚密。1937年5月在上海突然自杀。 对于她的自杀，几十年中间一直是个谜，有的人只是这样猜测：于立忱之死是因为她参加东京游行示威，高喊反日口号，被日方驱逐，回国后又受到《大公报》主编张季鸾的纠缠，无法摆脱，加之身患重病，绝望之余，寻了短见。

　　其实，这一说法纯系捕风捉影，或故意为郭沫若掩饰。究竟真象如何，请让在北伐时期就深知郭的女作家谢冰莹向我们详细揭示这个谜底：

　　这是半个世纪前一个令人同情立忱、痛恨文丑郭沫若的真实故事。

　　于立忱长得亭亭玉立，皮肤又白又嫩，两道柳眉、配着满口贝齿，说起话来有条有理，一见就给人亲切可爱的印象，这正是当记者的标准条件。唉！谁曾料到，这样一个聪明、美丽的女性，竟被鼎鼎有名的郭沫若害死了！

　　这是一个秘密。一天，于立忱告诉我，她要去医院割盲肠炎，我按约定的时间去医院看她。护士说她在产房，孩子都取出来了。在产房，立忱看到我，摇摇头，一串热泪滚了下来。我连忙安慰她。

　　她说“我告诉你，将来你要替我申冤，答应不答应？”

　　我说：“没有问题，当然答应。”

　　这时立忱拿出我的手帕擦了擦眼泪说：

　　“你想不到吧，郭沫若是这样一个卑鄙无耻、人面兽心的大骗子！”

　　“三年前，他拼命追求我，说他和安娜根本没有感情，更谈不上爱。他说自从爱上了我之后，他下决心要摆脱安娜，正式提出离婚，然后和我结婚，可是自从我受骗怀孕之后，他的态度突然改变，对我冷淡，吞吞吐吐敷衍我。肚子里的孩子已经三个多月了，他要我把孩子拿掉。这时我才大觉大悟，才知道他原来是寡廉鲜耻的，人格扫地的大骗子。我恨透了他。大姐，我实在无脸面见人了，我要自杀。我对不起父母，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朋友，我一切都完了。”

　　果然，她出院回上海后，就真的自杀了。（《于立忱之死》，《传记文学》第六十五卷第六期，1984）。

　　谢冰莹讲的这个故事，如果我们善于思考的话，从于立忱的绝命词“如此家园，如此社会，如此自身，无能为力矣”中就应知道了。“如此家园”者，是指国家破败，民族危亡人(和)民离散，令人忧心；“如此社会”者，是指像郭沫若这样的名诗人，革(和)命者，青年们崇拜的偶像，竟然也如此肮脏，如此卑劣，实在令人失望；所谓“如此自身，无能为力矣”，当然就是指她本人还这样年青，才25岁，却被人诱骗失身，颜面丧尽，事已至此，而又无可奈何，不得不向社会，向公众发出她再也不能为祖国，为人(和)民挥洒笔墨，奔走呼号了的凄厉叹声。其悔恨、羞耻、疾首蹙额之哀痛状，实难言表，那就是说对国家、对人生、对自己已经彻底绝望，只有自杀。

　　六十年前情人于立忱对郭沫若的认识，和六十年后儿子郭博对郭沫若的认识不谋而合，这是偶然的吗？不是。他们都是亲身体验，近距离观察，大概比学者们说的话更可信。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个问题，我们再请他的另一位夫人安娜作点补充。

　　安娜不同于张琼华。我们可以说张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造成的封建包办婚姻，你逃婚也好，抛弃也好，无可厚非；而与安娜是自(和)由相爱结合的，理应永远忠诚。然而他不。他不仅在婚姻存续期间就与安琳、与于立忱等发生婚外情，去妓院嫖娼，而且从1937年始，借回国之机，把安娜连同五个孩子一起彻底抛弃，另寻新欢。（当时长男和夫20岁，次男郭博18岁，三男佛生15岁，女儿淑子13岁，四儿郭志鸿6 岁）此后从不给这群孤儿寡母寄一封信，汇一文钱，任他们辗转挣扎，啼饥号寒，被日本警宪铁蹄践踏，皮鞭抽打，其境况遭遇，苦不堪言。当《改造日报》记者陆立之先生于1947年前往东京安娜住处时，面前一片惨景：室徒四壁，空无一物，全家仅靠一点山芋充饥。见中国的记者到来，安娜涕泪交流，哽咽难语，她只能断断续续地泣诉：“鼎堂他不应该是这样。自从他走掉之后，我们，我和孩子们都为他担惊受怕，他却音信全无，把这个家全忘了。如果说是战争阻隔，信息不通，这也是借口胡说，这里还是不断的有中国人的消息，我就读到过他回去后写的一篇文章叫做《在轰炸中来去》，说自己光荣的见到了蒋介石……。”（《上海滩》1995年11月28日）

　　这类问题，反复出现在郭沫若身上，对他的形象必然造成负面影响。所以他本人也说：我不是个“人”，我是坏了的人，“我自己的人格确实是坏透了”。然而，在四川一次学术讨论会上，一位女学者却提出与此相反的看法。她认为郭沫若多次背叛爱情，不断抛弃和更新爱情对象，正表现了他在这方面的超前意识；并进一步说：爱情是艺术的永恒的主题，没有爱情，便没有文学，便没有诗歌。爱情产生灵感，产生激情，如果没有郭沫若和安娜之间的爱，便不会诞生《女神》，不会出现诗人郭沫若；只有不断更新爱之对象，艺术家的灵感和激情才会像泉水一样不断涌出，天地间才有可能树起一座座艺术的丰碑。

　　这位女学者的演说词很精彩，观点也新鲜。不过我们要问：所谓“超前”，“超”谁的“前”？就是六七十年后现在的美国总统不还是因为非正常两性关系而受到追究吗？多少大英帝国的重臣不也是因为未管好自己的裤带而被迫下台吗？这类绯闻直到今天不还是被常称性开放的欧美斥为“国耻”、“国丑”吗？怎么一到我们这里，郭沫若一干起来就变成不受时空限制的、先知先觉似的“超前意识”了呢？莫非我们的郭沫若成了衡量万物的唯一尺度了？这种名人效应式的惯常思维，可以被广告媒体用来去满足小市民兴趣的需要，但决不应该存在于学者的头脑之中。不要说起来那么轻松。

　　至于这位学者所谈的激情和灵感与爱情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认为——也许是，但不尽然。莎士比亚有几个情人？弥尔顿呢？郭沫若曾模仿过的辉煌诗篇《草叶集》是作者在红唇的拥吻中写出来的吗？要知道惠特曼——这位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一生还没有结过婚呢！何况像郭沫若那种爱的方式，未必都是出于高尚的情感。没有高尚的情感，便没有高尚而伟大的人格；没有高尚而伟大的人格，就不会创作出伟大的作品。丑和恶不会直接产生美和善的。

　　在这里请读者不要误解，我们并不主张禁欲主义，也不以婚恋次数多少来论是非，不认为婚恋次数少就一定贞洁伟大、次数多就一定卑污渺小。乔治·桑的恋人不止十个八个，谁能说她卑污渺小呢？那位每天都被成群的裸体女性包围着的毕加索，他的一张画不是每每都可换回几千百万美元吗？好莱坞名星离异一百三十多次，不还是追求者塞道吗？的确，两性关系只与当事者有关，其他人是管不着的。我们所谈的问题的核心在于你是否进行了性欺骗，性讹诈，性强制，性背叛，或性出卖；在性爱问题上你是否和政客们一样搞了什么阴谋诡计，玩了什么花招伎俩；一旦发生了性矛盾，性分歧，性冲突，性危机，或性变迁时，你是否表现出了充分的理智和负责任的态度，耐心地、妥善地去解决，也就是告诫人们切不可像郭沫若那样，饮够了爱情的甘甜佳酿之后而不惜将杯杯鸩毒硬灌进对方的口中，制造一出出婚恋家庭悲剧。张琼华是悲剧，安娜是悲剧，于立忱是悲剧，于立群也是悲剧。这四大悲剧，可说是郭沫若人生人格的一绝，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无人可与之比肩。

　　当然，如果更坦率一点的话，让我们从更广阔的领域、更丰富的内容、更深刻的意义去认识，去理解，郭沫若本人更是一出典型的悲剧。

从1919到1947年间，郭沫若创作了小说四十余部，其中有借古喻今的“寄托小说”，有细腻描写身边小事的“身边小说”。他创作戏剧达到十几天一部的速度，五四期间他创作了八个戏剧奠定了他的中国戏剧史上的基础，其中《卓文君》、《王昭君》、《聂 》合称三个叛逆的女性，而新中国解放后他的《屈原》、《蔡文姬》、《虎符》等剧作更是证明了他的创作源泉不息。他早期的翻译作品《少年维特之烦恼》、《浮士德》等作品把国外的文艺新风引起了中国。 郭沫若的作品中浪漫是始终的笔调，但于浪漫之中又藏匿着不露声色的锋芒。他不喜欢引经据典，也不照常规出牌，他借历史的原结构，把对现实的抗争隐匿于历史人物之中。他把生活搬上了舞台，又把地上的舞台搬到了天堂。他在中国艺术领略里的学术影响力使他成为中国国内战争尚未平息时两大政党争相接纳的政治人物，然而他选择了一条正确的人生道路，使他在人生的后29年为新中国的政治文化建设发挥了作用。

走进乐山，你会发现郭沫若与这座城池息息相通，沙湾美女峰下巨型雕塑郭沫若潇洒从容的扼腕向天，具有时代标志的乐山广场，郭沫若的又一塑像淡定自若。乐山城中心里有沫若广场、沫若剧院，郭沫若的母校——乐山一中和乐山草堂高中成了乐山学子争相就读的重点学堂。因为有了郭沫若，乐山多了很多国内外学者和要人的脚印，因为有了郭沫若，整个乐山城池增添了几分素养。在乐山对郭沫若的研究有民间的，有院校的，有自发的、甚至有的是孤独的。人们用不同的形式让这位伟大的文化巨匠生命不朽，以他的名字名命的各种活动、各种文化场所数不胜数。

浪漫主义诗派（创造社）。

高昂激越，火山爆发，狂飙突进式的诗作，强烈地震撼和激动了“五四”一代青年的心灵，并形成了一支独特的浪漫主义文学流派。

“五四”文学革命以后,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创造社，形成了浪漫主义文学倾向和文学流派 为我国现代文学开辟了新的途径。郭沫若的诗歌理论和诗歌创作，鲜明地表现了浪漫主义文学倾向。

在五四时期的诗坛，集结在浪漫主义旗帜下的有创造社、湖畔诗社、弥洒社、新月诗派等团体。

创造社在前期以尊重天才、主张自我表现为艺术宗旨，作品有典型的早期浪漫主义唯美特征，对我国的新文学运动起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以创造社为核心所形成的诗歌流派也称为早期浪漫主义。

创造社力倡“主情主义”，注重内心情感、情绪的表现。郭沫若特别注重文学的情感性，尤其强调情感的“自然流露”。

1921年8月，郭沫若的第一部新诗集《女神》的问世，震动了“五四”新文坛。他以崇尚主观、崇尚自我、崇尚自然的崭新艺术风格，开一代诗风，奠定了“五四”新文学浪漫主义诗人的不朽地位。瞿秋白说他“代表着黎明期的浪漫主义运动”，“开辟了新文学的途径”。

自我表现，是郭沫若“五四”时期浪漫主义诗歌理论的重要内容，也是他的浪漫主义诗歌的首要特征。他说：“诗底主要成分总要算是‘自我表现’了”。所谓“自我表现”，就是诗人要以最激越的语言形式表现自己的个性，反映主观的内心生活，抒发自己的情绪和情感。

《女神》就是郭沫若表现自我、张扬个性、直抒情感的最成功的艺术作品。《女神》的每一首诗都有诗人的形象，他的自我以特别突出的姿态和鲜明的色彩，渗透在奇特的、优美的诗意诗境中。

郭沫若（1892—1978），原名郭开贞，四川省乐山县人。童年起即接触了大量的古典文学作品，尤其对诗歌有浓厚的兴趣。中学时开始接触西方先进的现代民主思想和外国文学作品，逐渐培养起叛逆和反抗的性格。1914年赴日本留学，初任东京第—高等学校预科，后考入福冈帝国大学医科。留学期间，郭沫若阅读了大量外国思想家和文学家的作品。斯宾诺莎泛神论思想成为他反抗陈规、张扬个性的思想武器，泰戈尔、歌德、惠特曼、海涅、雪莱等人的浪漫主义诗篇则深深地影响了郭沫若诗歌的主题意向、艺术风格乃至整个审美观念。1919年初到1920年上半年郭沫若开始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新诗，显示出惊人的浪漫主义诗才。1921年与郁达夫、田汉、张资平创立“创造社”并出版诗集《女神》，随后又有诗集《星空》、《前茅》、《恢复》等。1929年以后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倡导革命文学，在激烈复杂的斗争形势中积极参与并领导进步的文化和政治活动。四十年代，创作了《屈原》、《孔雀胆》、《虎符》、《南冠草》、《高渐离》等历史题材的话剧，有力地配合了当时我党反蒋、抗日的伟大斗争，艺术上也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女神》是郭沫若的第一部诗集，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第一部成熟的新诗集。它是郭沫若早期诗歌代表作的结集。

任何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既是时代的产物，又是作家个人的天才创造。“五四”就是这样一个催生了许多天才和杰作的伟大时代：旧思想和旧文学的束缚被挣脱了，新思想和新文学的权威范式还没有建立起来。此时正在日本留学的青年郭沫若强烈地感受到这个狂躁的世界在他面前展开的无数可能，感受到了涌动于自己胸中的创造的巨大活力。如火如荼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爱国学生已经把古老的中国变成了一个波澜起伏的海洋。对中华民族新生的期盼、对自我力量的自信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相互应，社会思潮的汹涌澎湃与他内心情感、情绪的大波大澜发生着强烈共鸣，于是“个人的郁积和时代的郁积”在新诗这里找到了发泄的火山口，汇集成了充满激情和乐观情调的《女神》。闻一多评论《女神》说：“若讲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最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底时代底精神。有人讲，文艺作品是时代的产儿。《女神》不愧为时代的一个肖子。”

《女神》完整地体现了“五四”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这是理解《女神》的关键。在《女神》里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可以视为郭沫若“自我表现”的产物，但这“自我”是与他心目中的整个宇宙、整个世界、整个人类社会融为一体的。在他的诗里，内与外，主体与客体，个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已经消失了界限，整个宇宙都在诗人内心情感与情绪的波动中辉映涌动着，而诗人的情感与情绪又在整个宇宙中滚涌着、流泻着。在这里，大自然与人的统一是动的精神的统一，是充满活力的大自然与充满活力的人的统一，大海、波涛、地球、太阳、万里长城、金字塔都构成了豪迈壮阔的青春的意象群体。他礼赞太阳，要太阳把他的生命“照成道鲜红的血流”（《太阳礼赞》）；他“站在地球边上放号”，看到“无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立在地球边上放号》）；他面对整个宇宙祷祝晨安，祷祝的是“常动不息的大海”、“明迷恍惚的旭光”、“浩荡荡的南方的扬子江”、“冰结着的北方的黄河”、“尼罗河畔的金字塔”等等表现了大自然神秘力量的事物（《晨安》）。即使是在《梅花树下的醉歌》、《夜步十里松原》这样一些很接近传统诗歌题材的作品中，也流动着阔大雄浑的气概。他感到大自然“到处都是生命的光波，／到处都是新鲜的情调，／到处都是诗，／到处都是笑”（《光海》）。

自然是伟大的，人类同样伟大。《女神》中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在“崇拜 ”太阳、山岳、海洋、江河的同时，又“我崇拜偶像破坏者，崇拜我!”最突出地反映了诗人的自我意识的诗篇是《天狗》：“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俄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我便是我了。俄是月底光，俄是日底光，／我是一切星球底光，／我是x光线的光，／我是全宇宙底Energy底总量!”诗人感到整个宇宙的生命力都在自己的周边涌动，似乎就要挣破肉体的躯壳爆炸开来：“我便是我呀! ／我的我要爆了!”在“天狗”这个意象中，读者分明能够感受到“五四” 个性解放给中国青年带来的巨大鼓舞，他们再也没有“少年老成”的旧青年那萎靡的气息和困顿的状貌，他们再也不甘于作自然、社会和他人的奴隶；他们充满生命的饥渴，同时又感到生命力的涌动；他们在自己的生命力的流泻中感到狂喜和惊异。大自然和人类社会一样是在不断地破坏和建设中显示出生命力的存在的，《凤凰涅盘》和《女神之诞生》等便是这样的否定旧世界、歌颂新生的光彩夺目的诗篇。《凤凰涅粲》借凤凰“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的故事，体现了诗人否定旧我、诅咒旧世界、追求新生的精神。在诗中，现实的世界已经变得陈旧腐朽，梧桐已经枯槁，澧泉已经消歇，四周“冰冷如铁” 、“黑暗如漆”、“腥秽如血”，成了“脓血污秽着的屠场”、“悲哀充塞着的囚牢”、“群鬼叫号着的坟墓”、“群魔跳梁着的地狱”。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一切都变得陈腐了，连凤凰也失去了年轻时的“新鲜”、“甘美” 、“光华”和“欢爱”。但凤凰毫不怜惜旧生命的死亡，为了新生，它们集香木自焚。最后，它们获得了新生，整个世界也获得了新的生命。一切都变得“新鲜”、“净朗”、“华美”、“芬芳”，一切都变得“生动”、“自由”、“雄浑”、“悠久”。《凤凰涅盘》把社会的改造和个人精神的自新结合在一起，表达了诗人追求理想、追求精神自新的决心。在《女神之再生》里，女神们再也不能忍受黑暗混乱的世界，再也不安于在壁龛中静享人间的牺牲，她们毅然来到世间炼石补天，创造能给世界带来温热的新的太阳： “为容受你们的新热、新光，／我要去创造个新鲜的太阳!”其他如《匪徒颂》、《地球，我的母亲》、《炉中煤》等也多以歌颂破坏、歌颂创造、歌颂祖国为主题。

总之，《女神》中的优秀诗篇，都活跃着一个个性鲜明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这是一个充满青春朝气、热情洋溢，对自我的力量充满自信、对光明的未来充满向往的五四青年，他厌恶一切陈腐的事物，厌恶平庸无为的生活。 憎恨现实生活的黑暗和冷酷，赞美一切新鲜的生命，崇拜一切具有旺盛生命力的伟大事物，同时也在自己的青春的生命力面前感到惊异和欣喜。动的精神、反抗的精神和创造的精神构成了《女神》的主旋律。

《女神》的艺术特色是与其思想特色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郭沫若是继屈原之后又一位面对整个宇宙、整个人类社会和整个中国发言的诗人，这使他的诗歌大多具有构思宏伟的特点。《凤凰涅槊》、《女神之再生》等表现的是世界的再造、人类的新生的主题，诗境开阔，构思宏伟。诗人的诗思在整个宇宙和整个世界自由驰骋，从而又显示出想象力极为丰富、跳跃迅捷、奇丽壮观的特点。不论是《晨安》还是《我是个偶像崇拜者》，不论是《天狗》还是《匪徒颂》，诗人的视野都不局限在具体的事物上，甚至也不局限在亲见耳闻的事物上，万里长城、金字塔、太平洋、太阳、宇宙、地球、扬子江、泰戈尔、列宁、泛神论，国内国外、天上地下、抽象具象，一切人类能够想象和接受的东西都进入诗篇，构成内涵独特的意象，并被组织在激越的情感和急骤的节奏中，给人的心灵产生剧烈的震撼和深刻的美的享受。宏伟的构思、丰富的想象、激越的情感、急骤的旋律形成《女神》诗歌的主要特色。另外，在诗歌的语言上，可以明显看出古典诗词在节奏上的影响，排比、叠句、反复等修辞的运用，词语的两两对应、平仄音韵的协调整饬，使诗句既能挥洒自如，又琅琅上口，甚至个别字词的粗糙也没能减损诗歌激荡的节律和摇滚乐般的震撼力。

郭沫若的第一个妻子是张琼华，她是在家中安排郭沫若的妻子，但是当他的妻子结婚时，郭沫若对她没有感情，所以郭沫若不想成为和她在一起。 待在这里，所以郭沫若在婚礼当天就坚定地离开了，这种离开真的再也没有回来。 当时郭沫若离开的原因是张琼华。 面对所有人的压力，张琼华尽管无奈，却不想结束自己的生命，因此决定等待郭沫若。

郭沫若先后与其他三名妇女结婚或同居，但张琼华从未再婚，也没有孩子。 他一直活到90岁以上，然后寂寞逝世并离开了人世。 重阳去了日本郭沫若学习，并在国外认识了一位日本女孩。 她的名字叫佐藤富子，是仙台一个贵族家庭的女儿。 在与郭沫若接触的过程中，佐藤富子逐渐被英俊的年轻人吸引，在他面前暗自感伤，郭沫若也非常喜欢这个英俊的日本女孩。

所以两人坠入爱河，但是佐藤富子不知道对方实际上是丈夫。 顺便说一句，郭沫若的举动应被视为婚姻的出轨，但是当他在约会佐藤富子时，他也在约会另一个中国女人。 抗日战争爆发，郭沫若悄悄回到中国，留下了许多妇女和儿童。 佐藤富子尽管这是不能接受的，但她最终还是坚决地存活了下来，另一名妇女死亡。 巧合的是，郭沫若回到中国后，遇到了一个被杀女子的姐姐，两人坠入爱河并结婚了。

妹妹发现了有关姐姐死亡的真相，这是无法接受的自杀。 这样，即使社会贡献高达郭沫若，他也不如承担婚姻的社会责任那么成功，并且他欠了许多这些杰出的和未透露姓名的妇女。 因果循环，可怜的是，这个善良而有品德的女孩没有做任何事情，但最终她不得不忍受一切。 在崩溃中，我选择了和姐姐一样的不归路， 对我姐姐的内，对我自己的自责，对郭沫若的纠缠，以及随着死亡而消散的各种心理，对她来说，这种结局可能会更加解放。

尽管郭沫若在文学界的成就是毋庸置疑的，但撇开所有文学成就，就情感而言，郭沫若确实是一个典型的不负责任的代表。 在这些妇女中，唯一有幸的是有钱的儿子，从她坚决选择与郭沫若在一起的那一刻起，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女人并不容易，她敢于追求自己的幸福，她非常坚强，但可惜没有遇到合适的人。 如果对此有任何想法，可以留言和发表评论。

我国的一代爱国文豪郭沫若，为我们留下了无数的经典佳作，可以说，他的存在，为我国的文坛史上做出了无数贡献。其编著的《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篆》、《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至今仍然是研究甲骨文领域最具影响力的著作。其所编撰的《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奴隶制时代》、《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同样也都是伟大的著作。

但是，纵观郭沫若的一生，我们不难发现，他的感情经历十分坎坷，为人处世也有些不妥帖，被人称作是无耻文人。

首先，是他的情感经历为人所不齿。郭沫若一生共结过三次婚，第一任夫人叫做张琼华，这一次的婚姻是在那个年代的典型旧式婚姻，在媒人、和父母的一手包办之下，郭沫若别无他法，娶了张琼华，她不受郭沫若的喜欢，于是在婚后的第5天，郭沫若便毅然决然地离开了。远赴日本进行留学时，与日本东京一所医院的佐藤富子相识后，开始对她展开了猛烈的追求，没多久二人就坠入了爱河，并与家族断绝了关系。第三任妻子名为于立群，是上个世纪我国出了名的才女和演员，而且对于书法方面十分有造诣，如今在很多博物馆，我们尚能看到她的佳作。由于当年自己的丈夫郭沫若在与佐藤富子在一起的时候，曾与她的姐姐于立忱发生过一段恋情，并间接的害死了自己的姐姐，后来得知这一真相的于立群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绝望之中选择了自杀。郭沫若都抛弃或辜负了他们，很渣。

他还是个墙头草，在追随蒋介石之后，看事态有变，就果断弃主，还写文骂他。这种人是为人所不齿的。种种，他被人称为是无耻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