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我所欲也本文表达了孟子怎样的思想

舍生取义的思想，孟子与孔子一样充分肯定了人之自然生命的重要性，但他也看到了人的生命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是可能存在矛盾的。在面对这种矛盾时，他与孔子一样更强调了社会道德的优先性。不同的是孔子侧重于“仁”，而孟子则侧重于“义”，即“仁”的外在表现。义者宜也，也就是符合仁的行为表现。孔子认为“仁”是最高的价值，而孟子认为“义”是最高的价值。按照孟子的解释：“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上》）“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孟子·告子上》）孟子认为，仁，是指人的善良之心；义，则是指人在行动上所应走的正路，也就是在行动上去实践善良之心。孟子主张在义和利之间，要舍利取义。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问他：“'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在面对生死抉择时，孟子则明确提出舍生取义的人生价值观。他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在生活中，人们经常会面临在两者中作出选择的情况，这时人们往往权衡利弊大小，得失多少来取其一。“鱼与熊掌”明显是熊掌更难得，选熊掌而舍鱼是得多失少，所以人们一般会选熊掌。在生死抉择中，选择生比死获利大，因为“生”就意味着有希望，“死”则相反，但在孟子看来，当生命的存在有违“义”的价值时，应弃“生”而取“义”。他说：“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吾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同上）孟子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不能以得失多寡来作选择，他所谓“欲甚于生”就是仁义，而“恶甚于死者”就是背弃仁义的言行。这种“舍生取义”的人生价值观显然是孔子“杀身成仁”思想的发展，是同一问题的不同表达。来源：学理论·中

通过鱼和熊掌的比喻引出。

《鱼我所欲也》出自《孟子·告子上》，作者是孟子。《鱼我所欲也》是孟子以他的性善论为依据，对人的生死观进行深入讨论的一篇代表作。强调“正义”比“生命”更重要，主张舍生取义。

《鱼我所欲也》阐明的道理:

阐明了义重于生、义重于利和不义可耻的道理,提出舍生取义的主张告诫人们要辨别义和利．不要失去“本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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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用人们生活中熟知的具体事物打了一个比方：鱼是我想得到的，熊掌也是我想得到的，在两者不能同时得到的情况下，我宁愿舍弃鱼而要熊掌；生命是我所珍爱的，义也是我所珍爱的，在两者不能同时得到的情况下，我宁愿舍弃生命而要义。在这里，孟子把生命比作鱼，把义比作熊掌，认为义比生命更珍贵就像熊掌比鱼更珍贵一样，这样就很自然地引出了“舍生取义”的主张。这个主张是全篇的中心论点。

《鱼我所欲也》（以下简称《鱼》）是一篇传统的语文教材，也是《孟子》一书中的代表篇章之一。但是，不仅很多教师在教学时误把“舍生取义”当作《鱼》文的中心论点，而且不少教参和新编教材也多有此误。其实，“舍生取义”既不能统摄《鱼》文本身的结构和材料，也不能与《孟子》全书，尤其是《告子》全篇的思想内容相吻合。

《鱼》文本身的结构和材料所揭示的中心论点应当是：人皆有“所欲有甚于生，所恶有甚于死”的“本心”，“贤者能勿丧耳”。如果把《鱼》文分成三段来分析，是不难说明这一观点的。

第一段包括两层，从“鱼我所欲也”到“故患有所不避也”是第一层。这一层的开头两句：“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只是作为一个比喻，借以说明“我”“舍生取义”的果敢，只具有使文章生动形象，鲜明可感，富于气势的修辞效果（孟文的特色之一），完全没有使论点得以证明的论据作用。因为人能“舍鱼而取熊掌”并不能证明人就能“舍生取义”。所以，如果把上述两句换成“果敢地”三字放在“舍生取义”四字的前面作状语，是不影响文章的思想内容和结构的。可见，这一层的重心全在后面的几句话中。后面几句中的“舍生取义”、“不为苟同”、“患有所不避”是同一个意思，即不贪生怕死。这些都是作为事实论据的，分别放在第一个分论点我“所欲有甚于生，所恶有甚于死”的前后，进行回环论证，即从事实得出结论，再用事实证明它（孟文常用的方法）。所以这一层不是用“舍鱼而取熊掌”为论据证明“舍生取义”。而是用“舍生取义”，（即“不避患”、“不苟得”）为论据证明：“我”有“所欲有甚于生，所恶有甚于死”的“本心”。

从“如使人之所欲”到“贤者能勿丧耳”是第二层，首先用“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两个假设反问句所蕴含的普遍事实，从反面证明第二个分论点：人们具有“所欲有甚于生，所恶有甚于死”的本心。接着又用两个肯定句：“由是则生而有不用”；“由是则可以避患而有不为”从正面论证分论点。然后顺承上文的事实论证，正反论证和酣畅的行文气势，概括性地提出了中心论点：“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体现了孟文的辩论色彩），可谓水到渠成，顺当明快。

概括上面两层可知：第一段是用“我”“人”的行为作事实论据，通过推究原因论证了中心论点。

承接第一段，文章的第二、第三段又用具体的事实进一步论证中心论点，使论证更加严密有力。第二段（从“一箪食”到“乞人不屑也”）举出“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的事实证明饥者照样有人的“本心”：“所欲有甚有于生，所恶有甚于死”。第三段用反问排比句式，通过把“向为身死而不受”与“今为宫室之美而为之；……今为妻妾之奉而为之……今为所识穷乏者得（德）我而为之”作比较，深刻地提示了“万钟不辨礼义而受之”是失去了“本心”的行为，从而证明了他们也是有“本心”的，只是已经丧失罢了。“是亦不可以已乎！”是在中心论点得以充分论证后提出的一句号召，增强了文章的现实批判性。

通过分析《鱼》文的结构和材料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鱼》文是用“我”“人”“行道之人”“乞人”“万钟不辨礼义而受之”“者”的行为作论据，通过推究原因，然后概括提示出中心论点的（论证过程见下图）。

从《鱼》文的出处看，《鱼》是《孟子》一书中第六篇《告子》中的第十章。《孟子》全书对人性的看法是人所共知的性善论。第六篇《告子》更是系统地，全面地，集中地阐明了人性善的哲学观：其中第二章指出：“人性之向善也，犹水之就下也。”第六章又集中地指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紧接着第八章又以牛山上本来有繁茂的树木为喻，说明人皆有“性善”的“本心”，在有些人身上看不到善的行为，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善”的“本心”，只是因为它像牛山上的树木那样被砍伐殆尽了。正是这样，第十章《鱼》与以上诸章在思想内容上一脉相承，论证了人皆有“所欲有甚于生，所恶有甚于死”的“本心”。恰如朱熹在《孟子集注》中所指出的，“此章言善羞恶之心，人皆有之。”只有这样确认人皆有“本心”为《鱼》文的中心论点，才能和《告子》全篇乃至《孟子》全书的思想内容相吻合，才有利于正确理解孟子“王道仁政”思想的哲学根源，才有利于把握孟文的艺术风格，才有利于把它作为论说文的范文进行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