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医患关系哲学思考论文

当代医患关系哲学思考论文

　 一、当代医患关系性质的改变与医患利益共同体的分离

　医学，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一向是以服务于生命为宗旨的，客观地具有“善”的属性。从发生学角度看，医学起源于解救疾苦之“善”念。西方医学史上曾有：“减轻病患的痛苦的本能冲动是医学技艺起源的原因”［5］144这一观点。作为医学标志的“蛇仗”，意味着守护健康的向善志向。与此相同，中国医学史也认为由于面对“死于病”的人间苦痛，“圣人”兴发悲悯之情从而创建医药，促使医药学产生，“圣人悯之而医药兴”（《伤寒证治准绳》）。同时，医学的发展也是在“善”的力量推动下实现的。一部人类医学史，就是不断攻克疾病、维护健康、解救疾苦的历史。因此，在医学领域，维护健康、促进生命是一切价值的最终依据和标准。正是由于服务于生命的价值追求，自古以来，医学才得以享有崇高的荣誉。然而，在我国医学事业发展过程中，随着科学技术和市场机制不断深化其影响，医学的价值观念和宗旨出现了变化，这种变化深刻影响着医学性质，并强烈冲击着医患关系。

　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动着我国医学事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客观地说，医学离不开科学技术，重要的是要将科技的位置摆正。而在科技力量的推动下，医学本身产生了对技术的过度依赖，出现了“科学技术万能”、“科学技术至上”等观念，以至于在我国医学发展进程中出现了“技术主体化”［6］1－4的趋势。这一趋势主要表现为“当代医学的一些技术，不是依从医学目的自身的需要，而是依从于技术自身想要做什么和能够做到什么，依从技术自身潜能能够实现的目标，技术因其发展而发展”［6］2，也就是说在医学发展过程中，技术引领着医学目的、规定着医学过程、塑造着医学性质，从而使得技术成为了医学的全部。其中，最根本的改变在于技术由手段变为目的，这使得一向以服务于生命为目的的医学，在价值方向上发生了转变，“善”的属性沦为“技术性”。在这样的医学背景下，技术成了衡量医学价值的标准，医务人员自然充满对技术的无限追求，在为患者诊治过程中，对技术的应用缺乏足够的审慎意识，甚至于盲目应用，这不仅导致医源性和药源性疾病增加，也使得误诊误治率上升。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医学有时似乎由主要对发展它的技术能力感兴趣的精英领导，而他们很少考虑它的社会目的和价值，更不用说病人个体的痛苦”［7］11－12。传统中医文化认为“医乃仁术”，强调医学这一“生生之具”治病救人的作用。医学不应该是为了技术而发展技术，而应该始终将技术保持在“生生之具”的位置上。对于医术和患者的关系，中医认为是“病为本、工为标”（《黄帝内经》）的关系，意思是患者的生命是本，技术是标，技术是服务于生命的，医术必须基于患者的生命而使用，为和于生命而使用。相比之下，当代“技术主体化”的医学，变得“本末”倒置、“玩物丧志”，其结果是医学和技术形成具有一致过程和目标的共同体，反而将生命和健康从中分离出去。实际上，正是基于医学服务于生命的宗旨，医学和人类生命存在健康利益共同体的关系，医患才成为健康利益上的共同体。因此，当医学和人类生命的利益共同体分离之后，医患健康利益共同体就没有了内在依据，走向分离就是势所必然。

　市场的本性是求利，医学的本性是向“善”，两者在性质上互相冲突。如果说技术主体化使医学偏离了“善”的价值方向，那么市场机制进入医疗活动则使医学的发展背离了“善”的价值方向。在我国，作为医学载体的医院，被推入市场化以后，在其管理和经营过程中，十分注重“利润”，市场逻辑主导着医院的生存和发展理念，受此影响，医患关系发生了性质上的改变，“现在病人往往被称为医疗保健的‘购买者’或‘顾客’，医生则被称为医疗保健的‘销售者’或‘提供者’。这样医患关系就被当做商品交换关系。”［8］36置身于其中的医务人员以“销售者”、“提供者”角色自居，因此，在医疗活动中“求利”意识凸显出来，甚至出现“拜金主义”的现象。可见，市场机制进入医疗活动之后，医患关系被简化、扭曲为一种经济关系，当经济关系主导着医患关系，医患共同体就会受到强烈的冲击，以至于出现在看病的“消费”过程中，病人花得多、医生就挣得多，病人花得少、医生就挣得少的普遍现象。如果说技术主体化导致了医患健康利益共同体的分离，那么医疗对利润的追求则使得他们由健康利益共同体变为经济利益对立体。

　 二、当代医患关系人文精神的失落与医患情感共同体的分离

　医学的研究对象是“人”，而“人”是具有人文性质的，所以人文精神为医学所固有。医患关系是在医疗活动中形成的人际关系，医学观指导着医疗活动的整个过程，医学观念不同医疗活动的过程就不同，结成的医患关系就不一样。医学观念决定着医患关系的特征和类型，在某种程度上，有什么样的医学观念就会有什么样的医患关系。当医学观念具有人文精神时，医患之间就具有情感凝聚力。在传统整体性医学模式的指导下，医生会关注患者的心理和情感，如希波克拉底曾说：“我们必须知道疼痛是什么，为什么会有疼痛，并且对人造成了何种危害”［5］13。《黄帝内经》也有：“凡治病必察其下，适其脉，观其志意与其病也。”在这种医学观念中，“人”是完整的，其整体性被尊重。医生“既是肉体的医师，也是灵魂的医师”［5］18。同时，在医疗活动中，医患之间注重情感交流和联系，“医师与病人之间应亲密无间”［5］17，医生对病人应“笃于情”（喻昌）等。总之，传统医学观念保持着较为浓厚的人文精神，在医疗活动中，患者的精神需要被关注，医患保持着亲近感，基于治病恢复健康的共同目标，双方具有团结意识，能够真诚协作，在情感上是一个具有凝聚力的共同体［4］。

　在1977年美国学者恩格尔哈特教授就提出医学模式应该由“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我国医学界也从理论上认可这种转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这种转变在医疗实践层面并未实现［9］337－340。也就是说，实际上，生物医学模式仍然主导着今天的医疗活动。在生物医学模式指导下，诊治过程是在“生物属性”的视域里开展并完成的，医生局限于患者的生物层面去探寻疾病及其治疗。患者的心理、感受和情感等得不到充分地关注，这样，疾病和患者发生了分离，疾病和人发生了分离，人的整体性被简化为“生物性”。在医疗活动中，“人很久以来就已经消失了并不停地在消失”［10］419，医疗由“人道主义”变为“病道主义”，逐渐“重病不重人”。同时，医学朝着追求实证化、客观化的方向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医学经历“祛魅”淡化了对生命的敬畏之情［11］2，在诊治过程中医生为了更好地专注于他的“科学世界”，不仅对患者的疾苦少有关注，还与患者保持必要的情感距离。比如，按照现代医学的要求，在病历书写过程中，描述患者情况时要求杜绝使用任何主观性的词语，越客观越好，在这样的医学观念影响下，医学不仅没有了敬畏，也弱化了情感。医学认识上主客二分，表现在医患关系层面，即作为认识主体的医生和作为认识客体的患者成为主客二分的关系，彼此相互分离，患者成为医生的客观化、外在化的世界。在医患交往过程中，医生沉浸于“科学世界”、患者身处于“生活世界”，医患成为两个世界的人。不仅如此，医疗活动中大量仪器设备等技术化手段的介入，大大减少了医患之间的直接交流，面对面的交流在技术设备的介入中面前变得无足轻重，医患关系被“物化”。在医学被生物模式掌控，由自然科学引领，让技术手段干预的时候，“我们的治疗是机械的和非人格的，我们的医治者以拉开距离、冷静超然、关系正式并运用抽象概念为特征。”［12］可以看出，在医学不断地强化其科学技术性、削弱人文精神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医患之间被主客二分，情感交流的和人情关怀的缺失，医学的人性品质在下降，医学的人文精神在失落，使得原本应该具有亲密感情的医患之间彼此疏远，团结精神欠缺，合作性较低，内在凝聚力丧失，情感走向分离。

　 三、当代医患关系德性的削弱与医患道德共同体的分离

　医学具有“善”的属性，它的最终实现离不开医务人员内在人性之“善”。虽然在我国医学发展史上，科学技术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医学离不开科学技术，但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没有了人性之“善”的指导，其作用就可能是“恶”的。因此，“善”的事业只能依靠“善”的力量给予保证。所以，德性是医学的根本性力量这一根本性力量表现在医患关系上，即德性是医患交往的主要调节力量。实际上，因为医学是“善”事业，与此相应，医患关系的本质是道德性质。其内容是救助者与被救助者的关系。只有以德性作为主要调节力量，这种道德性质才能得到保证，道德性质的医患关系才与医学本身相符合，医疗活动才得以顺利开展。自古以来，医学对德性、美德都极为重视。西方医学自希波克拉底开始就对医生的美德提出了十分全面的要求，强调“他的性格必须像个君子”［5］17西方大哲柏拉图针对医学美德也曾提出：“他们是用心灵医治身体，如果心灵原来是坏的或者变坏了，他们就不可能很好地医病了”［5］22。中医在对美德的要求程度之高，内容之丰富在世界医德史上都十分突出。中医认为“医乃仁术”，以“仁心”行医才能实现医术救人的功能“仁心”即救人之心、活人之心、不忍之心等，它尤其注重仁、智、廉、不欺等主要美德。传统医疗活动以内在德性为基础，在医患交往过程中以内在德性作为调节力量，医生会将患者的需求转化为自我的道德要求，对道德责任的承担是“由仁义行”而非“行仁义”，这样，医生认同并主动践行医疗活动的道德要求，患者信任医生的道德品质，双方形成了一个道德共同体。

　随着医学的发展，医学由个体行医模式转变为团体行医模式，在道德上，由对“好的人”的侧重转变为“好的行为”的侧重，由对个体性美德的注重逐渐转变为对团体性规范的强调。在一定意义上，对规范的强调增强了道德的可操作性，并有利于实现道德要求的客观化和普遍化。这种强调是对医学的促进。但是，由此削弱德性、美德的作用，认为伦理学在医学领域关注的重点是“规范”［8］31－37，使得道德的内在性力量和外在性力量之间失去了张力，这势必会影响道德要求的践行。总之，道德作用的发挥需要在内在德性和外在规范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并形成合力，道德建设需要“合内外之道”。道德规范作用的发挥是建立在内在德性基础上的，如果在医患交往过程中，单纯依靠道德规范的调节而失去内在德性的保障，那么道德要求就会沦为形式，患者对医生的信任就难以建立。实际上，在调节医患关系的形式上，我国医学事业不仅越来越倚重道德规范，还增加了法律和行政手段。这些手段的增加虽然是必要的，但如果没有德性做基础，很难取得实质上的成效。就法律手段来看，依靠法律约束医患双方，医生对道德责任的承担不仅会变得更为被动，而且会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上。因此，“2002年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要求医生在医疗纠纷中要证明自己无过。这一点现在被普遍认为是过度医疗的开端，医生为了避免有一天对簿公堂时无法自证清白，用‘可做可不做的检查都做’的方式提早准备‘证据’。”［1］可见，没有内在德性的支撑，法律手段不仅不会达到预期效果，甚至会增加新的问题。国家卫计委要求（从2014年5月1日起）全国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在患者住院24小时内，均须和患者签订《医患双方不收和不送“红包”协议书》，双方承诺不收、不送红包以及贵重的物品。虽然这一行政手段的效果如何还有待证实，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道德规范的要求还是法律要求、行政要求，这些外在要求如果没有转化为内在自我要求，其践行就不是必然的。在我国医学事业发展过程中，从对道德规范的侧重，到增加法律和行政手段，调节力量趋向于外在化和强制化，但削弱了内在德性的作用，最终外在要求和医生内在要求之间不能实现统一，其落实就没有保证。这样，在医患交往过程中，医生对道德要求欠缺认同和主观意愿，其对道德责任的承担就会是被动和消极，乃至于沦为形式，因此，患者对医生的道德品质就不能形成信任，医患道德共同体走向了分离。

　 四、当代医患关系局限性的弱视与医患生命共同体的分离

　从生命的角度看，患者是生命需要救助的人，医生是救助生命的人，和谐的医患关系离不开医患之间关于生命的共识，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生命共同体。虽然医学在救助生命这一方向上的追求是无限的，“医术造成健康是由于本性”［5］29，但表现在特定时期，医术的能力总是有限的。进一步看，医学虽然高扬“救死扶伤”的旗帜，但生、老、病、死的客观规律决定了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在现实中，医学总呈现为一门“有缺憾的艺术”。作为患方，基于医学的局限性，对不能治疗尤其是病人死亡的情况形成客观的理解和评价，对医患交往有深刻影响。但患方的正确认识离不开医学的引导。在传统医学史上，对于医学的局限性，医生是很关注的。据《史记》记载，因为医术高超，扁鹊在当时“名闻天下”，人们对他的评价是“尽以扁鹊为能生死人”，以为他能使“死人”复活，听闻这样的赞语，扁鹊说：“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当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自当生”是医生努力的前提，“非能生死人”则是医生能力的限度。对医学的局限性表现得客观且清醒。因此，中医比较关注“死症”。如《黄帝内经》中说，“五藏已败，其色必夭，夭必死矣”（《素问·三部九候论》）。“死证”代表着生命危机的讯号，洞晓这一讯号，一方面可以救其于萌芽中，另一方面如果死亡已无法挽回，那就只好“顺天”以对之。所以，遇到不能救治的情况，如三国时期的名医华佗就会以实相告。与此相同，在西方医学史上，希波克拉底也曾明确指出“那些病入膏肓的人”，“医学无能为力”［5］15。

　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医学在发展过程中将很多“不能”变为“能”，医学能力持续增强，这种发展趋势甚至使人类具有了“上帝”的能力，充当起“上帝的角色”。在医学凯歌高奏、能力巨大的时代背景下，人们习惯了医学之“能”，以至于忽略了医学本身永远存在“不能”。在医疗活动中，医学遗忘了谦虚，医生也往往傲慢。由于医学对自身局限性认识变得弱视，欠缺对患者的正确引导，人们对医学能力的要求和期望拉高，以至于“现代人已无法接受死亡了”、“因为他或她觉得自己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死去实在是不应该，怎么如此发达的医学科技就治不好自己的病呢？”［13］655这种认识带给医患交往很深的隐患。在今天的医疗活动中，当患者死在医院时，往往成为医患产生冲突和纠纷的导火索。“患者无论得到多么好的治疗，如果没有治好要走向死途，那么绝对是不甘心的；而患者家属在患者去世后总要把怒火集中投向医生与医院，绝不肯接受这样的后果”［13］655。患者的这种认识和态度固然是医患信息不对称的表现，但从医学角度看，则反映出强化对医学局限性认识的重要性。客观评价医学能力，可以推动人们正确理解死亡。而在医学对其局限性弱视的背景下，由于欠缺对患者关于医学能力客观评价的引导和教育，患者不能正确理解医学“不能”的情况，医生和患者在对死亡的认识上欠缺共识，导致了生命共同体的分离。

　综上所述，我国现代医患关系的问题是医患共同体的分离，因此，缓解医患关系紧张的发展趋向，进而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实际上是医患共同体的重建。如果说，医患共同体的分离是医学偏离了其本身的结果，那么重建医患共同体，实际上是医学向其本身回归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完成，至少需要医学回归“善”的属性以此重建医患利益共同体。需要医学大大提升其人文精神，以此使医患重回情感共同体。需要医学强化对德性力量的重视，以此重建医患道德共同体。需要医学客观面对其局限性，引导人们的死亡观念，以此实现医患生命共同体的重建。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医患共同体应该是在医患“主体间性”（胡塞尔）基础上的重建，不能以共同体的统一性、整体性取消医生的独立性，尤其是在当前医生的人身安全屡遭危险的情况下，更应关注医生的合理权益。这应该成为医患共同体重建的一个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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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

在即将离开故乡北京的一刹那，作者的心灵突然受到强烈的触动，这种触动包括对故乡、母亲、文明的眷恋，也许还包括对不可知的未来的恐惧。“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所表现的正是文学中源远流长的对母爱的眷恋，在这种普通而强烈的人性面前，政治权力者们制造的所有神话都褪去了绚烂的光彩，显得苍白无力，而隐藏在其背后的现实的黑暗、悲哀与人性永恒的喟叹赤裸裸地表露出来。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诗歌原文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片手的海洋翻动；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声雄伟的汽笛长鸣。

　北京车站高大的建筑，

　突然一阵剧烈的抖动。

　我双眼吃惊地望着窗外，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

　　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

　　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

　风筝的线绳就在妈妈手中。

　线绳绷得太紧了，就要扯断了，

　我不得不把头探出车厢的窗棂。

　直到这时，直到这时候，

　我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阵阵告别的声浪，

　就要卷走车站；

　　北京在我的脚下，

　已经缓缓地移动。

　我再次向北京挥动手臂，

　想一把抓住他的衣领，

　然后对她大声地叫喊：

　永远记着我，妈妈啊，北京！

　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

　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

　因为这是我的北京，

　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

　1968年12月20日　

诗歌鉴赏

　第一诗节：诗人把对北京的记忆定格在“四点零八分”，这一刻是诗人记忆中最深刻的一道印痕。诗人用反复的修辞手法强调了“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就是诗人心中“最后的北京”。眼前是一片挥手送别的景象，耳边是一声离别的汽笛长鸣，混乱哄闹的场面里，隐含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情与冲动背后的难以言喻的复杂情感。

　第二、三诗节：蒙太奇式的幻觉。 在即将离开故乡北京的一刹那，作者的心灵突然受到强烈的触动，这种触动包括对故乡、母亲、文明的眷恋，也许还包括对不可知的未来的恐惧。食指具有天生的诗人的敏感气质，表现在这首诗中就是敏锐地抓住个体的“我”心灵中的几个幻觉意象，并把它们自然而集中地组合起来。幻觉中“剧烈的抖动”的北京车站作为 “我”的心灵的外化，强烈地表现了诗人的感情震动之巨，表现了那种“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的茫然与无助。另一个幻觉“蒙太奇”也很精彩“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对“幻觉”的出色表现，在文革中年轻一代的艺术探索中成了一个很重要的手段，表现出他们对政治权力话语的轻蔑与反叛。只是与西方现代主义起源于对“人”的深刻怀疑不同，中国年轻一代的艺术探索从一开始就以对人的肯定作为其目的与出发点，“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所表现的正是文学中源远流长的对母爱的眷恋，在这种普通而强烈的人性面前，政治权力者们制造的所有神话都褪去了绚烂的光彩，显得苍白无力，而隐藏在其背后的黑暗、悲哀与人性永恒的喟叹赤裸裸地表露出来。

　第五诗节：物我颠倒的错觉。　原本是火车离开车站，但在诗人看来却是“告别的声浪”“卷走车站”，是“北京在我的脚下，已经缓缓地移动”。作者仿佛感觉脚下的大地------北京已经被 抽空，自已已经被这个时代、被北京抛弃了，从此注定漂泊。这样的结果，其实在错觉中已经非常明晰而深刻地烙印在食指的心上了。　结尾：最后的诀别　诗歌多次提到对母爱的依恋，因为，在诗人的心中，北京和母亲始终是叠合在一起的。想“抓住她的衣领”，对着她“大声地喊叫”，茫然而绝望地抓住同样迷惘的青年人的手，仿佛落水者去抓住一根稻草，这样的迷惑不安，绝望与痛楚牵动着读者的心，动乱时期青年一代的生存状况不能不说透射着浓烈的悲壮色彩。

食指的诗《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16与赵振开的小说《波动》17，不但与“文革中”的公开发表的文学大相径庭，即使与五六十年代公开发表的作品相比，也具有迥然不同的特点。这标志着年轻一代不但在精神上从“乌托邦神话”中觉醒，而且尝试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的感性体验与理性思考，从而走出政治权力者制造的梦魇，回归到个体的真实体验，也因此它们具有一种涤除了政治权力话语之后的真率与清新。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与作者的另一首诗《相信未来》一起在知青中广为流传。作为上山下乡队伍中的一员，在即将离开故乡北京的一刹那，作者的心灵突然受到强烈的触动，这种触动包括对故乡、母亲、文明的眷恋，也许还包括对不可知的未来的恐惧。“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在“一片手的波浪翻动”与“一声雄伟的汽笛长鸣中”，诗人突然感到：“北京车站高大的建筑，突然一阵剧烈地抖动。我双眼吃惊地望着窗外，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风筝的线绳就在妈妈的手中。”

　　在当时的官方政治话语里“上山下乡”被解释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改天换地、大有作为的神话，从而掩盖了当事人的真实感受，食指这样的诗却以真率朴素的态度，将个体的真实而独特的经验彰显出来。他具有天生的诗人的敏感气质，表现在这首诗中就是敏锐地抓住个体的“我”心灵中的几个幻觉意象，并把它们自然而集中地组合起来，这在1949年以后的大陆文学中是很罕见的。幻觉中“剧烈地抖动”的“北京车站”，作为“我”的心灵的外化，强烈地表现了诗人的感情震动之巨，表现了那种“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的茫然与无助。另一个“幻觉蒙太奇”也很精采，“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对“幻觉”的出色表现，在文革中年轻一代的艺术探索中成了一个很重要的手段，表现出他们对政治权力话语的轻蔑与反叛。只是与西方现代主义起源于对“人”的深刻怀疑不同，中国年轻一代的艺术探索从一开始就以对人的肯定作为其目的与出发点，“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所表现的正是文学中源远流长的对母爱的眷恋，在这种普通而强烈的人性面前，政治权力者们制造的所有神话都褪去了绚烂的光彩，显得苍白无力，而隐藏在其背后的现实的黑暗、悲哀与人性永恒的喟叹赤裸裸地表露出来。

　　赵振开的小说《波动》被称为“从黑暗与血污中升起的星光”，其中也有类似的对幻觉的描写。在女主人公萧凌的意识中，母亲惨死的场面作为一种“创伤性经历”不断地强烈地回复到她的幻觉中：

　　“皮带呼啸着，铜环在空中闪来闪去。突然，妈妈冲出重围，向阳台跑去，她敏捷地翻到栏杆外面。‘反正一死，谁要过来，我就跳！’一切都静止了。天那么蓝，白云纹丝不动，阳光抚摸着妈妈额角上的伤口。

　　‘ 妈妈——’我大叫一声。

　　‘ 凌凌——’妈妈的眼睛转向我，声音那么平静。妈妈。我。妈妈。眼睛。血珠。白云。天空……

　　娃娃脸似乎清醒过来，他用皮带捅捅帽檐，向前迈了一步。‘跳呀，跳呀！’我扑上去，跪在地上紧紧抱住他的腿，用苦苦哀求的目光望着他。他低下头犹豫着，嘴唇微微张开，露出亮闪闪的牙齿。他咽了口唾沫用力把我推开。

　　“妈妈——”白云和天空陡地翻转过来。“

　　很难设想，如果不是这种蒙太奇式的幻觉描写，食指诗歌与赵振开小说中的强烈情感如何表现出来。在当时的流行的艺术模式中，个人的爱憎感情必须以阶级标准来判断，“小我”的感情必须服从“大我”的理想，在这种话语模式中，个人的真正的感情必须按阶级的标准来过滤与消解，其任何流露如果最终不归结为对革命理想的衬托都有可能被认为是可疑甚至是反动的。（即使在当时知青的地下文学中，这种话语模式也颇有市场，其典型例子如同样表现年轻一代中思想冲突的长诗《决裂。前进》。）在这一背景下反观食指与赵振开的作品，我们不难发现其精神上的觉醒与艺术上的探索的同步性。这种艺术探索以一种“陌生化”的方式对现实进行祛魅除幻，其目的正如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所说的，是“为了恢复对生活的感受，为了感受到事物，为了使石头成为石头”，18就此看来食指与赵振开对个人主观感受的表现，无疑是冲破文革中虚假的权威话语对个人的真实生活经验的遮蔽的有力手段，在这种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的艺术中，蒙在时代表面的灿烂辉煌的神话面纱才被撕得粉碎，显示出现实“黑暗与血污”的真相。在此之后，人性的觉醒才有可能随着个人的觉醒进入人们的脑海与视野之中。

　　事实上，食指诗歌与赵振开小说中充满了个人象征与个人意象。上举的幻觉意象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而《波动》中的个人象征与个人意象还要丰富，“书中那座城市充满了纯粹的错觉、埙坏的偶像、邪恶、暴力、种种荒谬还有孤独。”如杨讯出场时的叙述：“车站小广场飘着一股甜腻腻的霉烂味。……一路上，没有月亮，没有灯光，只是在路沟边草丛那窄窄的叶片上，反射着一点一点不知打那儿来的微光。”这种充满了个人情绪的意象为全书定下了压抑的基调，有一种整体的效果。又如萧凌的意识活动，其中有些意象特别具有尖锐的刺激力：

　　“我和黑夜面对着面。

　　空虚、缥缈、漫无目的，这是我加给夜的感觉，还是夜加给我的感觉？真分不清楚，哪儿是我，哪儿是夜，似乎这些都浑然一体了。“”天空变得那样黯淡，那样狭小，象一块被海鸟衔到高处的肮脏的破布。“

　　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在看惯了当时充斥在公开发表的文学中的那种虚假、枯燥、干瘪与程式化的共同象征之后，再看这些个人性的象征与意象，虽然传达的一种压抑的情绪，但还是让人感受到生人的清新气息。

　　在个人的主体性回复之后，政治权力话语对现实的权威解释模式必然发生动摇，代之而起的是独特的个人在与其血肉相关的生活经验的基础上对现实与未来的思考。这些充满个人性的思考必然会激起更多的尖锐的矛盾与冲突，从而形成一个“多音齐鸣”的世界。就这一点而言，《波动》无疑得风气之先。小说的采用了复调叙述的方式，主要的叙述者不但有主人公杨讯与萧凌，还有充满矛盾的地方领导林东平及其女儿，彻底的虚无主义者、充满了原始兽性的流浪汉白华等等。这些叙述者的不同视角展现出那个特定年代的现实的方方面面，以及不同经历与地位的人们冲突而矛盾的内心世界，从而展示了一幅多角度、多侧面的时代图景。以相恋的主人公杨讯与萧凌而言，同是时代的反叛者，他们的内心世界却有很大的差异与冲突。对这一点的表现是小说最成功的地方，因为这两个主人公代表了觉醒中的知青一代中的两种典型心态，他们的个性互相冲突而又互相衬托。萧凌几乎经受了人世间最为惨烈的苦难，父母惨死以及被前男友抛弃的创伤性经验使她变得孤僻而封闭，趋于极端的怀疑主义，她不相信什么“终极的意义”，认为那只不过是“一种廉价的良心达到一种廉价的平衡的手段” 她眼中看到的是现实的黑暗与血污，正如她所说：“这代人的梦太苦了，也太久了，总是醒不了，即使醒了，你会发现准有另一场恶梦在等着你。”与此相反，杨讯却愿意设想“一个比较好的结局”，插队时因农村大旱他领头反对交公粮并因之被逮捕的经历，也没有使他摆脱自己的理想主义。然而相对来说，由于其高干家庭出身，他没有更直接地面对现实的血淋淋的残酷，他的理想主义未免显得有些浅薄，正如萧凌一针见血地指出的：“……你们总是相信结局……，因为在每个路口都站着这样或那样的保护人，”“你们毕竟不用付出一切，用不着挨饿受冻，用不着遭受歧视与侮辱，用不着为了几句话把命送掉……”，由于这种浅薄，他得知萧凌有私生女时，不能体会她的难以言说的痛楚而残酷地与她分手。但在另一方面，这两个人物能走到一起，就有其共同之处，这就是对人性的执著。他们虽然各趋一端，但又互相补充。即使极端绝望的萧凌也企图在充满了“粗暴”、“狂野”与“残忍”的环境中保住人性中的一点“优雅”与“诗意”，而永远不可能与残酷粗暴的现实协调。这一点“优雅”与“诗意”，就是在时代的黑暗中一点人性的“星光”。“星光”这一意象，在小说中多次出现，正如杨健所指出的“星光是这个黑夜中唯一的光明，在没有温暖阳光的时候，这冷冷的光明就显得极其宝贵。这星光就是深藏在萧凌等人心底的未曾泯灭的人的良知。这星光是对要不变为兽或畜生，而保留的一点对人性的执著。”19可以说，这一点对人性的执著，是年轻一代精神上觉醒的契机与艺术探索的动力，它也为文革后中国文学的复苏作了预告。

最近看了一本书，叫做《世界如此险恶，你要内心强大》，不少以前心中的疑虑一扫而光了,原来这是我内心不够强大的原因啊。比如和专业人士或者有权利的人打交道会感到自卑等等。作者还叙述了使你内心变得强大的几个方法，现简述如下：一、剥去比你强悍的人的社会属性外衣1、原理：把一个披上具有让你在心理上处于弱势的价值符号的社会属性外衣的人看成一个和你一样的动物，他在你面前就没有任何心理优势，因为导致你在心理上处于弱势的，只是那一层社会属性外衣。2、步骤。举例子永远是阐述原理、理论和方法的最好方式（因此我也希望你提供案例）。　　　你有没有在厕所和你的上司或一个你敬畏的人一起屙屎屙尿的经历？如果有，你是否发现，在你们并排掏出JJ朝尿池里撒尿的那一瞬间，你们实际上是平等的（你们好像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才是平等的），而这种平等，恰恰是因为你们都被还原成了动物？你又是否想到，剥去衣服，他屁都不是？用术语来说，就是：在某种情境中如果一个人丧失他的嵌于社会价值排序中的社会属性，他就会被祛魅。　　二、阻击他人的语言和行为进入你的心理结构为了在心理上变得强大，你就需要打破这一点，不让他人的语言和行为进入你的心理结构。简单来说就是要挣脱社会的价值排序。只要你对他人的语言和行为不作价值判断，它就无法进入你的心理结构，而只停留在你的智力结果里面。而恰恰是这样，你不再是他人的客体，相反可以成为解读他人语言与行为的主体。在他面前，因这种主客体关系的转为转变，你是有心理优势的。比如：　A、想像一个人（比如你的上司）在你面前狠狠地骂你。这个时候，一定要克制住自己的情绪。这不是叫怕你冲动地回骂或揍他，而是说，一定要克制住自己的愤怒、恐惧或耻辱感之类。在心里面一定要告诫自己。在这方面，开始的时候一定要对自己狠一点，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因为你这是要切断他的语言、行为与社会的价值观念的联系，褪去他的语言、行为的价值属性，消解掉它们所携带的价值信息；　　　B、同时，你冷静地盯住他因为骂你而呈现为某种表情（观察到他的表情的扭曲更好）的脸，直视他的眼睛。告诫自己，一定不要怕。只要你的眼睛没有多大的挑衅性，没多大问题的；　　C、同时（注意，这些反应都要求在很短的时间里发生），尽力不要去想像他的语言和行为对于你产生的后果（比如被扣奖金）。一定不要去感觉和想像，而是思考他的表情，思考他的话。比如：这个人说这些话，属于一个有点权力的人针对下属的一种表演，它们传递的信息就是让这个人证明他的权威，而他那些配合的表情也表明了这一点。感觉和思考是不能并存的，当你在思考时，你的感觉就不复存在。这个时候，你的思考把你变成了一个主体，你的那个被他的语言和行为作用的“我”已经不见了。是你在把他当一个客体进行分析、解剖；三、狙击他人的语言行为进入你的心理结构四、消除掉他人强大的幻像你会领悟到，强大或高贵之类东西并不是你面前的实体本身所具有的，而是借助于一定的表情、姿式、服饰等，使它们对应于一定的社会角色，契合背后的社会价值排序等“烘托”出来的。也就是说，它们不是自然物，而是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个人性地还是社会性地装出来的。而既然你知道这一切是装出来的，它们对于你所拥有的力量就会消失。当你在心里面可以说“你就装吧！”，你实际上已有心理优势。人类的心理是这样的：对于真实的东西，可能会有心理弱势，但对于“假”的东西（不一定是认知层面的假），则有心理优势，因为“真实”对应于无法否认其存在的实体，这意味着力量，而“假”的东西，则可能是一种虚幻，隐含着没有力量的设定。五、学会用理性应对外部世界你需要做的是：对一个让你痛苦的事情，或你自己的心理活动进行反思、观察（如果有时间和心情，在一些高兴的事情上，也可以问问自己为什么高兴），追问这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会这样。非常有必要先记住以下几点：　　1、人不是机器，但非常容易变成机器。从你踏入社会的第一天起，你的心理就常常会脱离你的控制。也就是说，你的心理经常被一些你从未意识到的心理学、社会学、哲学原理、规律所操纵--当然，有时也难以避免地被那些了解和掌握这些原理与规律的人操纵。　2、面对任何让你在心理上自卑、屈辱、窝囊、无能、愤怒、恐惧。。。的人和事，你的对手绝对不是他们（它们），也不是你自己，而是这些原理和规律。因此，要想让自己在心理上变得强大，你不是在与他人作战，也不是与自己作战，而是与这些原理、规律作战。　　　3、你之所以在心理上很弱小，重要原因当然是那些控制你的情绪、情感的原理、规律的强大，但还有更重要的原因是你没有意识到、揭破它们。也就是说，你是否强大，主要取决于你是否具有对于他们的认知能力。　　4、牢记住这一点：正如我们第一眼看上去的世界只是世界的表象，而不是世界本身一样，事实是什么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在我们心理上如何。是“事实在我们的心理上如何”激起了我们的语言和行为，而不是其它东西。在心理上，我们是柏拉图的“洞穴人”，而不是禅宗中的开悟者。也就是说，在这个社会里生活，在很多时候我们是睡着的，但我们从未意识到自己是昏睡的。　　5、恰恰由于此，修改我们的认知结构，我们面前的世界将是另一种样子。而修改我们的心理结构，我们对于世界将作出不同的反应。　6、修改我们的心理结构，会碰到“自我”这一心理功能。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取消自我的存在。没有自我的人，指的是他的自我是虚假的，他把社会、他人的东西看成了他的自我，因此他人的看法极大地操纵了他。而有自我的人，是指他的自我与人性相连，并能保持独立性。佛教中的无我绝不是指消灭了自我，而是看穿了虚假的自我的虚妄，并不执着它　。　　7、心理的第一铁律是人在心理上必须生存，正如在生理上人必须生存一样。它和自我一起，成为破解我们的心理秘密的密码。　　8、人是社会动物，具有诸多社会属性，比如职业、朋友关系、地域、信仰、价值观念等，这些东西构筑了一个人的存在的确认，并形成他的认同。这些认同本身，既可以是他“强大”的来源，也可以成为控制他的心理的武器。六、静观　原理：所谓静观就是“静静地看着自己的情绪，让自己摆脱情绪的雾障而变得异常警觉”。这不是指用眼睛看，也不仅仅是用头脑思考，而是用全身来“看”它，觉知它。一种情绪的产生在你的身体里，其作用不是孤立的，而是引起全身的变化。　　七、直面死亡恐惧作者所说的很多东西，在我身上都是存在的。开始，一直以为，只要我以后获得了财富以及身份、地位，肯定不会是现在这种状况了。却不知，如果以后这么比下去，如果遇见一个比你更有钱或者地位的人，那你是不是又要感到不自信了呢？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啊。所以说，构建你内心的强大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成功不仅仅取决于你的能力、机遇之类东西，还严重取决于你的心理素质。在心理上输了，有的时候意味着你已经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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