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女生都喜欢《诗经》，为什么这本书能赢得读者的喜欢？

1《诗经》是中国诗歌启蒙的源头。毫无疑问，中国是诗的国度，中国人的教育是从娃娃抓起的。从娃娃牙牙学语开始，已经整理了300首唐诗。从我床脚如此明亮的一线，到白发飘绿水，每个娃娃都会背一些诗。那么，作为中国古代第一部诗集，《诗经》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第一本关于诗歌的书，虽然有些诗句有些拗口。

2《诗经》塑造了我们的语言。子曰:“不学诗，无话可说。”以国风周南管局为例，有多少熟悉的成语！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有求必应，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善弹琴，善打钟鼓。总共五段短短的诗句，十个句子，浓缩出了八个成语。多么美妙的语言！其实不仅仅是成语，我们的表达方式受《诗经》的影响更大。《诗经》最重要的表达是赋、比、兴。

3《诗经》展开一张中国文化的地图。《诗经》里还有一个主题，与我们的文化发展息息相关，那就是《诗经》的农事诗。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有着几千年重视农业的传统。一个文化群体如何想象和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存在着很大的文化差异。这是一个文化群体对天地自然的认同，充满了情感，这种东西是有起源的。通过阅读农事诗，我们可以看到人与自然的关系。

4《诗经》是了解历史的一面镜子。如果你想了解周朝皇帝的生活，读读颂歌吧！《周颂》、《鲁歌》、《商歌》都详细记述了周、鲁、宋的历史。比如西周大力提倡农耕，但单靠政令是不行的，这一点在《西》和《载记》两首诗中都有详细记载。《诗经》是我们文化的起源，就像我们的父母一样，承载着我们的文化基因。我们看我们的笑容，举手投足，都像我们的父母。同样，我们的思想、表达、审美趣味都打上了《诗经》的烙印，这是文化的传承。

作为中国第一部诗集，《诗经》以其丰富的生活内容、广泛的创作题材，向我们展示了殷商社会乃至包含着远古社会的历史风貌。可以这样说，《诗经》中的305篇作品，交织成一幅多层次的、多角度的，从多个方面展现殷周社会历史的立体画卷。它的每篇作品，都潜含着无数的可以发扬的文化内容。因此对于《诗经》，我们不仅仅需要从题材上的大体分类中去认识其伟大，而且更需要从整体上去把握这部作品中所包孕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从这方面讲，它的意义也是无限的，下面，我们从几个方面略作概括。

一、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士情蕴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民族。农业发展，一方面使中国人很早就摆脱了依赖自然采集和渔猎的谋生方式，有了更为可靠的食物来源，促进了文明的进步；另一方面也改变了因采集和渔猎不得不经常迁徙的生活方式，形成了高于周边民族的定居农耕文化。从而也很早就培养了中国人那种植根于农业生产的安土重迁、勤劳守成的浓重的乡土情蕴。

《诗经》是具有浓重的乡土之情的艺术。且不说十五《国风》散发着浓郁的各地乡土的芬芳，即便是在《雅》、《颂》的抒情诗中，也莫不沉潜着植根于农业文化的深深情蕴。这不仅仅表现为周人对农事的关心，对农神的崇拜和农事诗的创作，而且表现为体现在《诗经》中大部分作品中的眷恋故土乃是各民族的共同心理。

农业生产培养了周人安土重迁的文化品格，反过来，对农业生产的破坏，由于战争、徭役等造成的远离故土家园，也就成了诗人最痛苦的事件。翻开《诗经》，我们感受最为深刻的内容之一，就是《国风》和《小雅》中那种浓浓的相思怀归之情,如《击鼓》、《扬之水》、《匪风》、《东山》、《破斧》、《出车》、《卷耳》、《汝坟》、《草虫》等等。如此众多的作品，尽管各有其独特的艺术表达和情感抒发的不同情境，却又共同指着眷恋故土家园的乡思之情，这不能不说是农业文明所培养起来的特殊民族情感。

《诗经》是植根于中国农业文明的艺术，农业社会塑了中国人的农业文化心态。从一定意义上说，《诗经》就是我国一部充分体现了中国农业文化精神的诗集。这不独表现为在思想情感上浓厚的乡土情蕴，还表现在创作态度、表现方式、写作目的、审美观念等各个方面。所有这些得到农业社会集体文化心理的普遍认同，从而成为创作与鉴赏的审美规范，并构成传统诗歌农业文化形态的基本特征，在《诗经》中，我们都可以得到或多或少的印证。正是这些，使《诗经》不但在作品题材内容上，更使它在文化精神上成为后世中国诗歌创作的楷模与典范，成为中国人读来最亲切因而也最喜爱的作品。

二、以为人本的人文精神

人本来是文化的主宰，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都是人的创造，文学作品丰富的内容以人为中心得以表现，应该是世界各民族文学的基本表征。因此，人在世间的一切活动，都是一种神意的安排，古希腊文学中最伟大的作品，据说是盲诗人荷马创作的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修记》，是以歌咏氏族部落和过去历史事实为基础的。“荷马的史诗以及全部神话——这就是希腊人由野蛮时代带入文明时代的主要遗产”。在古希腊,把神看做人的主宰，认为上帝和众神永远控制着人类的生活与命运，并且以这种观念和情感进行艺术创作，是古代西方文学的重要特征。

可是，在中国文化中，却没有一个像西文基督教那样创造了宇宙和人类，而且一直干预并指导人类生活的“上帝”。中国文化中的“天”（或“上帝”）主要指宇宙的自然力量，“天”对人的主宰只能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出现，而不是有意志的神发号施令，人的命运主要由人自己来把握。中国古代文化中也有一种所谓“天命”的东西，但是这种“天命”只是人自身的善恶之行的必然结果。人的命运，或者是国家的命运靠人自身来争取，正因为具有这种面对人类自身的理性精神，中国文化才真称得上是人文文化，中国文学才真正称得上是人的文学而不是神的文学。

《诗经》作为我国古代第一部诗集，表现出鲜明的以人为本的民族文化特色。在这里我们看不到众神的足迹，也看不到神对人事的判决和预言。

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神为本，这使中国人很早就摆脱了原始社会的巫术宗教观念，也使诗这种文学体裁很早就从巫术宗教中脱离出来。所以在《诗经》中，除了颂诗这种“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的祭祀歌之外，在占有作品总数近十分之九的雅诗和风诗中，几乎很少带有宗教巫术观念的诗作。其实，即使是在《周颂》这样的祭祀诗中，面对冥冥中的上天先祖，周人也并不把自身的一切托付于神，更重要的意义是借此追念先公先王的道德功业，表达自己要“不懈于位”，要敬德保民，以求国家长治久安的想法。这里没有像奥林帕斯山上的众神存在的场所，他们也不能相信神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并决定自己的生活，在这里人就是自己生活的主宰，是诗歌的全部内容，情感投射的全部指向。他们是那样肯定自己，信任自己，愉快地表现着自己，并且以自已的创作实践，把“文学是人学”这一在西方近代社会才真正提出的永恒命题，早在2500多年前的时代就给予了充分的表现，并且奠定了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神为本的中国诗歌发展的民族心理传统。它使《诗经》充满了浓郁的人情味，使诗成为表达人宗族伦理情感和乡土情蕴的最好形式，凡是他们的念亲、爱国、思旧、怀乡等各种喜怒哀乐之情，都可以在这里得到最好的表达。

三、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

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土情蕴，宗法制下浓重的伦理情味和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也必然形成《诗经》创作的现实主义态度。

“现实主义”本是我们借用西方的名词，它最早在文学领域里的出现是在席勒的《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1794-1796年）这篇论文里。作为一种创作方法，恩格斯曾概括其特点为“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而它进行比较宽泛的理解，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者又泛指那些以描写现实主义为主的文学创作，由此他们认为《诗经 国风》里有许多优秀的现实主义诗篇。这里借用“现实主义”这一名词来概括《诗经》的创作传统，并不仅仅止于《国风》的一些创作，而是从民族文化的传统出发，看整部《诗经》的创作者们如何立足于社会现实，用自己特殊的文化眼光去观察生活，描写生活，抒发情感和表现理想，并如何形成一种特殊的民族文学创作精神的。

首先，我们这里所说的现实主义，指《诗经》是直面现实的艺术。古老的反映农事生活的诗篇《豳风 七月》，最鲜明地表现了周人由农业生产实践而产生的面对现实的创作态度。全诗从夏历七月初大火星开始西移的天象说起，一一叙述每一个节令农夫们的生产与生活，细备而周详。它说明，正是农业社会的生产实践，培养了周人的务实精神，使他们把自己的生活看成是不需依赖超自然的神灵的可以把握的生活。面对生活进行认真的记述和描绘，从而引导和教育他们对现实采取正确的认识态度，树立起直面对现实的生活观念。

《诗经》是面向现实的艺术,不仅表现为农事诗的描写，而且面向现实的生活观念使人把诗的创作看成对自己现实生活的真实再现,是现实主义的眼光使诗人对社会生活具有了最为敏锐的观察能力从而对各种生活现实进行深刻的提示与描写。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使《诗经》具有写实和朴真特征，具有生活的亲切感，从而引导人们去关注现实，热爱生活，批判社会中的一切不合理现象，激发人们对于理想生活进行不懈的追求，它本身就成为一部生活的教科书，具有巨大的社会教育力量。

其次，这里所说的现实主义，指《诗经》直面现实的情感抒发。中国很早就有“诗言志”的传统，把诗歌看作表达诗人思想情志的主要艺术形式，这也使抒情诗很早就成为中国诗歌的主要样式，使中国成为抒情诗的国度。按黑格尔的话说，“正式史诗只能出现于原始时代，而抒情诗却在民族发展的任何阶段中都可以出现。”从这一角度上讲，抒情诗的产生和史诗不同，更需要文明的高度发展和人的诗心的启悟，需要有高度的文化修养。正是由于抒情诗要求打开心胸的凝聚幽禁状态，去容纳多种多样的情感和进行更广阔的考察，所以，抒情诗也需要一种用力得来的艺术修养。总之，诗人在直面现实生活中所产生的各各样的情感，都可以在一首首短小的抒情诗中得到表现。

以上我们从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土情蕴、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等三个方面对《诗歌》的文化精神做了概括。其实，它所包含的文化精神远不止此。《诗经》是中国上古文化诗的总结和艺术的升华，它生成于中华民族丰厚的文化土壤，具有极为丰厚的文化内容。这使它在中国历史上影响远远超出了诗的界域，关于它的文化意蕴的开掘也将是无限的。

(网上抄来的，比我还懒啊！)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意思：

过去我离开的时候，杨柳随轻风飘拂，像是依依不舍，而今日我又来到这里，这里雪花飘零，*雨霏霏。

艺术手法：

1、对比，通过昔盛今衰对比，强调突出眼前的悲凉。

2、对偶，在诗经中这很难得。

3、叠词使用，反复吟唱，情感倾露无疑。这种手法后人多用，如：李清照的《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种叠词描声摹状效果极好。

4、融情于景，昔盛杨柳绿，今衰*雨飞，何情何景，请君自品。

现存《诗经》中的周代农事诗约有十一首，这十一首农事诗即是我国田园诗的先驱。

周礼将这十一首农事诗分为《豳诗》、《豳雅》、《豳颂》三类。《豳风》中的七月为《豳诗》；《小雅》中的《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篇为《豳雅》；《周颂》中的《思文》、《臣工》、《噫噫》、《丰年》、《载芟》、《良耜》为六篇《豳颂》。

据《周礼。春官》记载，上面这十多篇农事诗有明显的祭祀祈年的目的：“中（仲）春，昼击土鼓，籥（吹）《豳诗》以逆（迎）署。中秋之夜迎寒，亦如之。凡国祈年于田祖，籥（吹）《豳雅》，击土鼓以乐田畯。国祭祀蜡则籥（吹）《豳颂》，击土鼓以息老物。”可见，这些作品是周人祭祀所用的乐歌，在每年的寒暑交易之际，要举行仪式，在这个仪式上，众人相聚，吹豳籥，击土鼓，歌《豳诗》，祈求节序分明，风调雨顺。而在祭祀田祖，或逢蜡祭时，也以此仪式来祈求丰年，劳送万物，使其休息。因此，这些以农事为内容的乐歌，实际上是在特定的场合用来祈求丰年的祭歌。

由于周代的这些农事诗带有明显的宗教目的，所以这十一首农事诗实际上是宗教活动和农家生活的混合物——祭祀与农事的混合；宗教精神与田园风情的混合；祈年的目的和描摹劳动场面的混合；这种混合，不是个别的现象，它不同程度地存在于这十一首农事诗中。（关于《七月》，我们留在下面谈）。对于雅颂中的十首农事诗，过去的评价不高，原因是它没有更多地表现下层农人的生活和情感，其实这些作品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视角，即为了祈年的目的，如何去叙述农事活动，以求得神灵的庇佑。这些诗当然是以上层人物的观念去观照农村生活，而且还要达到祈年的目的，这就不能不使这类诗有一些虚饰的成分，但它毕竟还是反映了一些周代社会的真实情况： 这些诗大多首先是叙述农人的垦荒耕植：

倬彼甫田，岁取十千。我取其陈，食我农人，自古有年。

今适南田，或耘或籽，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甫田》）

太田多稼，既种既戒，既备万事。以我覃耜，俶载南亩，播厥百谷，既庭且硕。（《大田》）

类似的叙述还见之于《楚茨》、《噫噫》、《丰年》等诗中，这些诗自然没有反映下层农人的劳累和贫困生活，它表现的是作为农场主或高层统治者对农事的观感。大规模的垦植，庄稼长势良好，农官与农人克守厥职，诗中洋溢着一种土地所有者对生活的满足感。这种满足感还延伸到了秋收以后谷粮满仓与祈求富足的场景：

自昔何为，我艺黍稷．我稷与与，我稷翼翼。我仓既盈，我庚维亿．以为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楚茨》）

丰年多黍多徐，亦有高廪，万亿及秭。（《丰年》）

在统治者眼中，农业兴旺，五谷丰登，自然是诱人的景色，但他们所希望的是神灵庇佑，万世永享福酢。于是，这些诗无例地又将笔锋转向祈求万世基业的祭祀场面：

执爨躇躇，为俎孔硕。或燔或炙，君妇莫莫，为豆孔庶。为宾为客，献酬交错。礼仪卒度，笑语卒获。神保是格，报以景福，万寿攸酢。（《楚茨》）

来方禋祀，以其骍黑，与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大田》）

雅颂中这些农事诗的叙述程式，一般从开荒垦殖写到五谷丰登，再到祭祀求福，表明了这类农事诗具有鲜明的功利目的，即祈求神灵保佑来年风调雨顺，永享景福。我猜想这类诗应起源于远古部落的祭祀活动，通过叙述族人的活动，咏唱部落的成长状大，以求得神灵的庇佑，雅颂中的这类农事诗，将农事与祭祀相结合，其渊源也应该是上古的祈年风习。

这些作品的价值在于它与《七月》可以形成互补，它所展现的一些场景是《七月》中所没有的。譬如周代大规模的垦荒活动，周初五谷丰登的社会状况，祈年的风俗等等。把它与《七月》相结合，才能够较为全面地了解周人的田园与农事生活。故而我们对它的评价，也不能拘泥于是否表现下层百姓的生活，因为这类诗所表现的内容，毕竟也是周代社会的一种真实现象。并且它艺术上的平和雅正，在《诗经》中自然也能独树一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