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沈从文《边城》的书评，至少800字

书评读沈从文《边城》

　　 我们不难看出，故事写的是生活中很平常的故事——一出有点伤感的情爱戏剧，很平常的人物——沈从文所谓的“愚夫俗子”。但正是因了它的平常事、平常人，才更显示出这是湘西民众真实的生活，日常的生活，祖祖辈辈沿袭的生活。但是，如溪水一般平静的生活，也会有波浪惊起的时候。作品描写了茶峒一带的两种民情风俗，端午节的龙舟赛，走车路和走马路的婚恋方式。这龙舟赛可是当地最隆重的文娱活动，改善伙食、穿着新衣、倾城出动，观看划船。赛舟如梭，船手似虎，分秒必争，助喊雷动。赛舟过后，还要放30只大雄鸭到河里去，军民人等，谁都可以下水捉鸭子，谁捉住就归谁。从早到晚，热闹一天。在这年年如斯的龙舟赛中，展现的是湘西民众的热血性格、团结精神和对生活的热爱。茶峒人的婚姻方式也是很有特点的。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汉族青年的婚姻，都是要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样的程式的，而在苗族居住的茶峒，既有通过媒人上门求亲的方式——所谓的走车路；也有男子站在溪边、山崖上唱歌给女子听，一人独唱或是二人对唱，在唱歌中了解和认识对方，直到或分手或结亲——所谓的走马路。这后一种方式，表现了湘西民众在婚姻问题上的宽容和自由，也反映了这块地方人们善歌的才能。翠翠的母亲就是通过唱歌爱上了一位军人，轮到翠翠也要用唱歌的方式来选择自己的情人。傩送在对岸山崖上唱歌给翠翠听，尽管翠翠还不明白这是唱给她的，但她“梦中灵魂为一种美妙歌声浮起来了，仿佛轻轻地在各处飘着，上了白塔，下了菜园，到了船上，又复飞窜过对山悬崖半腰——去作什么呢？摘虎耳草”。翠翠在梦中、在潜意识里，已经与傩送心有灵犀一点通，并爱上了傩送。走马路、唱歌、求爱，这是一种多么富有诗意的民间风俗。不知道这种风俗今天是否还存在？沈从文说，《边城》写的是“湘水流域一个小城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人事牵连在一起时，各人应有的一份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正因为作者痛感30年代都市的堕落、乡村的变异，他才要通过自己的创作，发掘边城山民身上那种“优美，健康，自然”的人性，那颗与天地相谐的赤子“爱心”。他相信山民身上这种美好的东西，在过去有，在今天依然有，它是人类精神世界里不灭的火种。主人公翠翠是刻画得最成功的一个人物形象，她是湘西山水孕育出来的一个精灵，纯洁、温柔、聪慧、自尊。她与爷爷相依为命，对爷爷体贴入微，愉快地承担着家里的生活担子，还常常帮爷爷划船渡人。她情窦初开，爱上了傩送，爱得痴心；当傩送驾船远走，她又忠贞不渝地等待心上人的归来，爱得又那么坚定执著。一个弱女子，满心盛的都是“爱”。年逾古稀的老船夫，把义务划船渡人看作自己的人生天职和最大快乐，年老力衰了，依然不肯休息，坚守岗位。他把自己的孙女当作掌上明珠，精心地关爱、呵护她，耐心地教育、启发她，既默默地为她的婚事操心运筹，又完全尊重她的个人意愿和选择。这是一个纯朴、坚韧、乐观、慈祥，又有点幽默的老船夫，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湘西乡民的美好品格和人性。还有天保、傩送兄弟俩，水码头管事顺顺，退伍老军人杨马兵等，都刻画得真实、鲜活、自然，无不闪烁着芸芸众生身上美的人情与人性。

　　迷人的湘西边城，感人的湘西山民！

读沈从文《边城》

　细细品读沈从文的《边城》，让人心灵颤动、浮想联翩的，是作品展现在我们眼前的那一幅山灵水秀、天人和谐的风俗画。

　　川湘交界的茶峒一带，似乎还停留在原始社会，山是自然的山，水是自然的水，人是自然的人，民情风俗还没有为儒家道统文化所熏染，淳朴正直的人情人性还没有被现代都市文明所扭曲。它确实显得落后、蛮荒、愚昧、闭塞了一些，但自然的神力与人们美好的天性却依然蓬蓬勃勃地生长。

　　 正如沈从文所说的：“我们家乡所在的地方，一个学习历史的人便会知道，那是‘五溪蛮’所在的地方。那地方直到如今，也仍然为都市中生长的人看不上眼。假若一种近于野兽纯厚的个性就是一种原始民族精力的储蓄，我们永远不大聪明，拙于打算，永远缺少一个都市中人的兴味同观念，我们也正不必以生长到这个朴野边僻地方为羞辱。”（沈从文《记胡也频》） 沈从文正是以对故乡的一种“痴情”，对现代腐朽庸俗风气的一种“憎恶”，描绘了一幅他童年记忆中、理想世界中的美丽湘西地域风俗画。这幅风俗画是优美的、精致的、奇丽的，它蕴涵了湘西边地的自然风光、社会风俗、人际关系、人情人性等等，积淀着深厚博大而又神秘瑰丽的楚文化。《边城》所以成为30年代乡土小说的一座峰巅，所以成为经久不衰的文学经典，其奥秘就在这幅风俗画中。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乡土小说，发端于1923年前后，它们具有共同的艺术趋向和共同的艺术特征，形成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文学流派。

　　 鲁迅、周作人、茅盾等文坛巨匠，不仅在创作上开辟了乡土小说的先河，而且在理论上也为乡土说的兴盛铺平了道路。鲁迅在1935年《中国新文学·小说二集·导言》中，对蹇先艾、许钦文、王鲁彦等6位作家的创作进行了概括和论述，称他们的作品为“乡土文学”，并精辟地分析了这些作家创作中的“乡愁情绪”“乡间习俗”“异域情调”“乡土气息”“地上的愤懑”等等创作特征。这些论述及时地总结了乡土小说的经验和不足，指明了乡土小说的发展前景。沈从文的《边城》，创作、出版于1934年，此时正是中国乡土小说强劲发展的时候，他的作品一方面表现了当时乡土小说的一些共同特征，如乡民的生存状态、民情风俗、乡愁情绪等等；另一方面，他又透过对湘西民众生存与异域情调的描述，倾尽全力地表现了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这种“人生形式”是从来就有的，生生不息的，它融化在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变成了一种人的道德、信念、人情、人性，或者说是一种无所不在的“地域文化”，这种“地域文化”是边城独有的，别的地方没有，大概也不会有的。在风俗画中蕴含丰富的文化，就使这风俗画显得余味无穷，也使沈从文的乡土小说超越了许多同时代作家的作品。《边城》真像一脉溪水，平平静静、清清亮亮、温温柔柔。

　　 故事也极简单。川湘交界的茶峒附近，小溪白塔旁边，住着一户人家。独门独院里，只有爷爷老船夫和孙女翠翠两个人，还有一只通人性的黄狗。端午节翠翠去看龙舟赛，偶然相遇长得英俊的青年水手傩送，傩送在少女的心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此时，当地的团总以磨坊为陪嫁，想把女儿许配傩送。而傩送一见翠翠也生出爱慕之心，宁肯继承一条破船与翠翠成婚。巧的是，傩送的兄长天保也喜欢翠翠，并先走一步托媒人提了亲。爷爷尊重翠翠的心愿，让兄弟俩到溪边山上唱歌，让翠翠自己从中选择。傩送是唱歌好手，天保自知唱不过弟弟，断然驾船远行做生意，不幸触礁葬身水中。傩送心里悲痛且知道婚事一时难成也乘船下了桃源。爷爷年事已高再加上心情郁闷，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里溘然去世。老军人杨马兵热心地前来陪伴翠翠，以渡船为生，等待傩送的归来。 课本中节选的是第13章至第15章，写的是翠翠突然长大了，伤春感怀，心事重重，爷爷悄悄地为她张罗婚事，试探她的心思。天保乘船远行。节选部分是全篇中很关键的一段故事。

边城，诗意的安居

昔日王国维于《人间词话》中曰：“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娇柔状束之态”，所言极是。今日读沈从文先生《边城》一著，不禁萌生同感。叹其中言情写景之工，浑归璞玉。小说充溢无所不在的诗意，读后不免醉人耳目，痴人心肠，于浮躁之中长出几丝宁静的向往与思索。

《边城》中的诗意，首先表现在地方特点上。边城偏于中国西南一隅，四周环有武陵山、雪峰山与云贵高原。其中水酉水等河流也汇集于此。青山，绿水，如此自然环境，本身便是诗意盎然。与世隔绝，更增添了几分诗意的神秘。杨义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说《边城》有“牧歌情调”，“不仅如废名之具有陶渊明式的闲适冲淡，而且具有屈原《九歌》式的凄艳幽眇。”的确，《边城》虽是现代文学作品，可字里行间又无一不显露着古典的诗歌美。文中“哑哑的声音同竹管声振荡在寂静空气里，溪中仿佛也热闹了些”，难道不是“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的境界吗？“深潭为白日所映照，河底小小白石子，有花纹的玛瑙石子，全看的明明白白”，又何尝逊于“池塘生春草”的精巧？边城是与都市相对的乡村社会，这里拥有的是淳朴、自然、宁静的生活，每个人都安于现状，满足自己的生活，正如《诗经》中的“适彼乐土”。沈从文自己也说“我准备创造一点纯粹的诗”，这点纯粹的诗即是《边城》中表现出来的诗意——和平，自然与宁静。

其次，诗意还体现在人物性格上。地方有了诗意，如何表达出来，这时需要的就是各式各样的人物了。假若地方充满诗意，人物却肮脏卑鄙，那么这些诗意也会显得单薄甚至多此一举。沈从文当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不能容忍自己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有一丝龌龊与硝烟，于是《边城》中的人物便就此感染着诗意，共同创造着边城这一诗意的神话世界。翠翠这个人物是最完美的诗意结晶，她依水而生，傍山成长，“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的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她明慧温柔，体贴乖顺，“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这些淳朴性格轻盈纯洁，像一首不忍凌辱的诗。就连她心中的爱也无不充满诗意，自从见到二老之后，便让翠翠“沉默了一个夜晚”，甚至摆渡也不时想起遇见二老的场景，挂念着，如桨下的水流哗哗而动，似“不见君子，忧心忡忡”；见到二老之后，故意装作不在意，其实心中怦然而动，又似“既见君子，我心则降”。

还有翠翠的祖父，终生摆渡，毫无倦意，不收人的钱财，就是收了也将钱买些茶叶，砌茶让渡船人解渴解疲。他深深的关心着翠翠，希望她可以有个好的归宿，然后他自己才可安心的死去，这样充满人性的形象又何尝不是一首美丽的诗。除此之外，《边城》中的其他人物也或多或少的包含着几些诗性，沈从文先生更是在文中明确写出二老具有“诗人性格”，什么是诗人性格？海德格尔说“诗人的天职在于还乡”。二老土生土长于乡间，习于水性，染于山情，在自己的故乡安守乐土，从无大都市的天真幻想，对于爱情更是一如既往毫无邪念，这便是他的“诗人性格”。正是这种诗人性格，才造就了边城中的人性美，才吸引了翠翠那颗透明的心。

值得注意的还有《边城》中的妓女。沈从文并没有反映出她们的罪恶与*乱，相反倒多了几分同情与欣慰。她们不唯财是首，也不水性扬花，更多的是“浑厚”，“感情真挚的，痴到无可形容”。作者在文中写到：

“她们生活那么同一般社会疏远，但是眼泪与欢乐，在一种爱憎得失间，揉进了这些人生活里时，也便同另外一片土地另外一些年轻生命相似，全个身心那点爱憎所浸透，见寒作热。忘了一切。”

从这里，不难读出这些妓女们的痴心与天真，她们越过道德的边境，走过爱的禁区，勇敢执着的天性，分明是一首风骨俱秀的诗。不欢快，不轻柔，却也像极了青山绿水，富含情愫。

老子《道德经》云：“上善若水”。水是至善的代表与象征。读完《边城》，感觉全文前后到处都浸染着清水，润了肌肤，湿了心田。这种水便是《边城》中又一诗性的代表了。沈从文说：“我感情流动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给我的影响实在不小。我认识美，学会思索，水对我有极大关系”。由此可见，作者在小说中无时不写水，也是极有寓意的。文中渡船、溪水、深潭、浪滩，宛然如一张淡抹素描的山水画，其中人物当然也因袭了山水一样的美。水的本质是流动、柔韧与包容，又兼之谦和、低下，却又极具韧性，这又何尝不是《边城》中人物真实写照呢？从翠翠到祖父，从二老到水手们，无一不是如此。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知者乐山，仁者乐水”的道理，《边城》山水环依，竹翠树郁，习惯都市习性的读者，又怎忍心说翠翠他们“不知”、“不仁”呢？

汪曾祺评《边城》

请许我先抄一点沈先生写给三姐张兆和(我的师母)的信。三三，我因为天气太好了一点，故站在船后舱看了许久水，我心中忽然好像澈悟了一些，同时又好像从这条河中得到了许多智慧。三三，的的确确，得到了许多智慧，不是知识。我轻轻地叹息了好些次。山头夕阳极感动我，水底各色圆石也极感动我，我心中似乎毫无什么渣滓，透明烛照，对河水，对夕阳，对拉船人同船人，皆那么爱着，十分温暖地爱着!……我看到小小渔船，载了它的黑色鸬鹚向下流缓缓划去，拉船人的姿势，我皆异常感动且异常爱他们。……三三，我不知为什么，我感动得很!我希望活得长一点，同时把生活完全发展到我自己的这分工作上来。我会用自己的力量，为所谓人生，解释得比任何人皆庄严些与透入些!三三，我看久了水，从水里的石头得到一点平时好像不能得到的东西，对于人生，对于爱憎，仿佛全然与人不同了。我觉得怅惘得很，我总像看得太深太远，对于我自己，便成为受难者了，这时节我软弱得很，因为我爱了世界，爱了人类。三三，倘若我们这时正是两人同在一处，你瞧我的眼睛湿到什么样子!……

这是一封家书，是写给三三的“专利读物”，不是宣言，用不着装样子、做假，每一句话都是真诚的，可信的。

从这封信，可以理解沈先生为什么要写《边城》，为什么会写得这样美。因为他爱世界，爱人类。

从这里也可以得出对沈从文的全部作品的理解。

为什么这个小说叫做《边城》这是个值得想一想的问题。

“边城”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意思不是说这是个边地的小城。这同时是一个时间概念，文化概念。

“边城”是大城市的对立面。这是“中国另一地方另外一种事情”。(《边城题记》)沈先生从乡下跑到大城市，对上流社会的腐烂生活，对城里人的“庸俗小气自私市侩”深恶痛绝，这引发了他的乡愁，使他对故乡尚未完全被现代物质文明所摧毁的淳朴民风十分

怀念。

便是在湘西，这种古朴的民风也正在消失。沈先生在《长河题记》中说：“一九三四年的冬天，我因事从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转到家乡凤凰县。去乡已十八年，一人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

便见出在变化中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朴素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的人生观。”《边城》所写的那种生活确实存在过，但到《边城》写作时(1933—1934)已经几乎不复存在。《边城》是一个怀旧的作品，一种带着痛惜情绪的怀旧。《边城》是一个温暖的作品，但是后面隐伏着作者的很深的悲剧感。

可以说《边城)既是现实主义的，又是浪漫主义的，《边城》的生活是真实的，同时又是理想化了的，这是一种理想化了的现实。

为什么要浪漫主义，为什么要理想化因为想留驻一点美好的，永恒的东西，让它长在并且常新，以利于后人。

《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说：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的理想的建筑。这庙里供奉的是“人性”。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生的人性形式”。

喔!“人性”，这个倒霉的名词!

沈先生对文学的社会功能有他自己的看法，认为好的作品除了使人获得“真美感觉之外，还有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从作品中接触另外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发，对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小说的作者与读者》)沈先生的看法“太深太远”。照我看，这是文学功能的最正确的看法。这当然为一些急功近利的理论家所不能接受。

《边城》里最难写，也是写得最成功的人物是翠翠。

翠翠的形象有三个来源。

一个是泸溪县绒线铺的女孩子。

我写《边城》的故事时，弄渡船的外孙女，明慧温柔的品性，就从那绒线铺子女孩子印象得来。(《湘行散记老伴))

一个是在青岛崂山看到的女孩子。故事上的人物，一面从一年前在青岛崂山北九水看到的一个乡村女子，取得生活的必然……(《水云》)

这个女孩子是死了亲人，戴着孝的。她当时在做什么据刘一友说，是在“起水”。金介甫说是“告庙”。“起水”是湘西风俗，崂山未必有。“告庙”可能性较大。沈先生在写给三姐的信中提到“报庙”，当即“告庙”。全文是经过翻译的，“报”、“告”大概是一回事。我听沈先生说，是和三姐在汽车里看到的。当时沈先生对三姐说：“这个，我可以帮你写一个小说。”

用尽一生的守候--转《边城》的书评

“……到了冬天，那个圮坍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青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那个年青人究竟有没有回来呢？《边城》里没有说，留下一个耐人寻味的结局给读者去猜想、去补充。象一首悠长的山歌，旋律朴素，但嘹亮的音调却足以在听者心中激荡起层层涟漪，久久不能散去。

如果把各种书籍比喻成各式的饮品，那么，《边城》就是一杯白开水，透明、纯粹，不含任何杂质。入口的感觉虽然总是淡淡的，但你不会厌倦，反而，会在一次一次的品饮中体会到她与众不同的风味。

不能不佩服沈先生的文笔，薄薄的一本小书，那样云淡风轻的描写，就生动地重现了茶峒别具特色的人情风味、乡土世故。还有翠翠，这个山泉一样清澈的女孩，她的爱情亦在字里行间不动声色地铺展开来了。遍览全书，可曾有一处明明白白地写出“爱情”两字呢？但凡是用心读过的人就一定能体会出一个情笃初开的女孩对爱情的向往与执着。

要怎样的一份情感，才值得用一生去等待呢？看书的人也许不明白，但写书的人一定明白，书中的人物一定明白。

翠翠不过是十四五岁的年纪吧，刚刚开始憧憬“爱情”这种神秘的情感。她所想要的，不是富贵的家业，不是显赫的地位，她所期盼的，不过是自己喜欢的人能为自己唱三年零六个月的情歌，而自己就能在歌声的伴随下，在美丽的梦境里遨游。

书中这样描述了翠翠听到二老的歌声后的感受：“……我昨天就在梦里听到一种顶好听的歌声，又软又缠绵，我像跟了这声音各处飞，飞到溪悬崖半腰，摘了一大把虎耳草，得到了虎耳草，我可不知道把这个东西交给谁去了。我睡得真好，梦得真有趣！”

这样的寥寥数语，就把一个沉浸在对爱情的美好幻想中的女孩的形象勾勒出来了。我们的眼前也许没有这个女孩的相貌特征，但有一点是无庸置疑的：她一定有一双清澈透明的眸子，一定有一颗晶莹剔透的心。都市里有太多纷扰复杂的情感了，就像河水，再好的水质也免不了搀杂泥沙和石块。而在《边城》里，一切都是简简单单的。爱，或者不爱，一句话就可以说明白。

就像大老，喜欢上了翠翠，于是直接去向祖父说明：“老伯伯，你翠翠长得真标致，象个观音样子。再过两年，若我能有闲空能留在茶峒照料事情，不必象老鸦成天到处飞，我一定每夜到这溪边来为翠翠唱歌。”

大老终究还是太忙，于是他选择了走车路，就是请媒人去翠翠家提亲。提亲的结果自然是失败的，因为翠翠不欢喜他。书中只用了一段话就阐明了这种情感：“翠翠弄明白了，人来做媒的是大老！不曾把头抬起，心忡忡的跳着，脸烧得厉害，仍然剥她的豌豆，且随手把空豆荚抛到水中去，望着它们在流水中从从容容的流去，自己也俨然从容了许多。”“从容”二字不动声色地表露了翠翠内心的想法。因为对大老没有那种特殊的感觉，所以能够从容面对。

而二老就不同了。翠翠与他是有过巧遇的机缘的。就在端午节的晚上，翠翠久等祖父不来，却遇上了捉鸭子回来的二老。短短的几句对话，在翠翠心中留下的印象却是深刻的，每每想起，都会让翠翠突然地沉默下来。这样的情感，就应该是爱了吧。

二老亦是勇敢的，当知道自己的亲哥哥也喜欢翠翠时，他仍然能够直截了当地去向哥哥表明自己的心迹。更重要的是，他显然比大老更了解翠翠的心意，因为他选择的是走马路，就是为翠翠唱三年零六个月的情歌。二老是成功的，他的歌声让翠翠在睡梦中都能感觉到甜蜜。于是，一份同样的感情是明明白白地存在于两人的心底了。并且，一旦存在，就不可动摇了。

这份执着，正如翠翠的父母。

当初，翠翠的母亲爱上了一个军人，并且秘密地发生了暧昧的关系。因为世俗的不容，军人于是服了毒，意在死后与心爱的女子相聚。女的因为腹中的小孩，多在人世停留了一些时日，待到小孩生下，她也义无返顾地随爱人去了。要用生命来捍卫的感情应当是惊天动地的了吧，但书中仍然用笔不多，仍然是淡淡的几句，仿佛是不经意地讲述。但在平静的文字下，人们应该能体会出情感的波涛汹涌。

大老出事之后，二老的心中充满了对祖父的怨恨，但对翠翠的爱却又是不能割舍的，所以他仍然对别人说出自己想要渡船而非碾坊的念头。这种复杂的感情让他远远地避开了自己的家乡。而翠翠，在祖父去世后终于从旁人口中得知了二老的想法，亦明白了许多以前不曾明白的事情。于是，就心定气闲地一日日等待下去了。不曾有过承诺，也不知道归期，但翠翠不在乎，她只是等，等待那个“明天”就会回来的人。

看多了情感大剧里面的错综复杂，《边城》象清风一般吹拂着都市人那颗不安分的心。简单决不意味平淡，相反，简单的文字、简单的情节，蕴藏的正是强烈的情感。《边城》里的文字正如茶峒小镇的民风，淳朴、单纯、明了。在平凡中看出伟大，在琐碎中透露深刻。这就是《边城》的风格。

短短的一篇书评远不能写出这本书的价值，只愿看到此篇文字的人都能翻开《边城》这本书，用自己的心去品味那些朴素的文字。若能让心灵稍稍得到清涤，则笔者幸甚、文学幸甚！

《边城》寄托着沈从文“美”与“爱”的美学理想，是他的作品中最能表现人性美的一部小说。

《边城》极力讴歌的传统文化中保留至今的美德，是相对于现代社会传统美德受到破坏，到处充溢着物欲金钱主义的浅薄、庸俗和腐化堕落的现实而言的。

《边城》描写的湘西，自然风光秀丽、民风纯朴，人们不讲等级，不谈功利，人与人之间真诚相待，相互友爱。外公对孙女的爱、翠翠对傩送纯真的爱、天保兄弟对翠翠真挚的爱以及兄弟间诚挚的手足之爱，这些都代表着未受污染的农业文明的传统美德。作者极力状写湘西自然之明净，也是为了状写湘西人的心灵之明净。

扩展资料

由于《边城》的美学艺术，《边城》这部小说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入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排名第二位，仅次于鲁迅的《呐喊》。

《边城》采用了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特有风土民情。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细腻的心理描写。心理描写是对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意志、愿望和思想感情等内心活动的描绘。或展开人物的美好心灵，或揭露人物的丑恶灵魂，以表现人物的精神状态和性格特征。本文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人物的幻想、梦境来披露人物心理。二是通过人物在特定环境下的语言、神态的描写，形成强烈的暗示，诱使读者从人物的语言、神态上去体味人物的内心奥秘。

二是诗画般的环境描写。小说中的环境描写，不仅烘托了人物的心理活动使人物的情感沉浸在富有诗情画意的氛围中，而且为我们展示出湘西边陲特有的清新秀丽的自然风光。

参考资料：

梦断边城——沈从文《边城》分析

美国著名文化评论家FredricJameson说：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象是关于个人和利比多内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

沈从文先生的《边城》，就是这样一个关于湘西苗族的“民族寓言”的经典文本。

用人物象征和心理分析的方法，透视《边城》的深层文化隐喻，可以发现沈从文先生对湘西苗族文化的形象思维图腾和他对苗／汉、中／西文化冲突的思考与隐忧。

（一）

翠翠是沈从文心目中的湘西苗族文化女神，是沈从文用“他者”（西方）的眼光看出来的湘西苗族幕的“本质”。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在水边玩耍了。”

这个形象可以说是“优美、健康、自然”。不过这形象也含有深深的隐痛：“黄麂一样……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隐喻苗族先人在汉族的压力下，从中原地区向洞庭湖地区迁徙，并溯沅水退入湘西的深山里。深山是他们最后的庇护所和自由天地，在这里他们是“在家的”。

翠翠的形象取材于泸溪绒线铺的女孩、青岛崂山的乡村女子和“身边的新妇”沈夫人。《边城》里的爱情故事，讨论的是文化问题，性的话语和文化的话语交织在一起。翠翠的形象凝聚了沈从文的文化恋母情结，铭刻下沈从文对湘西苗族文化的无尽伤逝和眷恋。

翠翠的身世是个悲剧，翠翠的父亲是个绿营屯戊军人，严格地说，对苗族文化而言是一种异质（heterogeneity）。翠翠本身是汉文化（父系文化）和苗文化（母系文化）融合的产物。从翠翠父母的爱情悲剧里，我们可以看到汉文化同苗族文化的不平等关系，以及这种权力关系在苗／汉文化关系上的历史冲突和历史悲剧（如乾嘉苗民起义）。

翠翠这个无所归依的孤雏无疑是湘西苗族文化的象征。

“在一种近于奇迹中，这遗孤居然长大成人，一转眼便十三岁了。”

爷爷这个阅尽人事、饱经风霜的老人是苗族古老历史的象征。“爷爷和翠翠”是苗族“民族古老，文化年轻”的形象的说明。爷爷目睹了翠翠父母的悲剧，“口中不怨天，心却不能完全同意这不幸的安排”。“他从不思索自己的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地很忠实的在那里活下去”。“翠翠大了，他也得把翠翠交给一个人，他的事才算完结！交给谁？必需什么样的人方不委屈她？”年迈衰老的爷爷是翠翠唯一的依靠，“假若爷爷死了”，翠翠这个历史的孤儿能否加入到新的历史的脚步中去呢？

黄狗与苗族盘犬崇拜和犬始祖神话有关，也与二老傩送有关。《边城》第十节，二老划龙舟翻船落水，翠翠斥黄狗说：“得了，装什么疯，你又不划船，谁要你落水呢？”又《凤子》第三章，绅士将他的狗取名为“傩送”——“那绅士把信件接到手上，吩咐那只较大的狗：‘傩送，开门去罢’。”

白塔

苗族传统价值观念的象征，如风俗淳朴、重义轻利等，也就是沈从文说的“正直素朴人情美”。

渡船

这只方头渡船很有特点：船上立一枝竹竿，挂一个铁环，在两岸牵一段废缆。有人过渡时，把铁环挂在废缆上，牵船来回过渡——这是一个封闭、单调的意象，是一种与河流（线性时间、一元历史）无关的存在状态，隐喻苗族古老的生活方式。

“凤滩、茨滩不为凶，下面还有绕鸡笼；绕鸡笼也容易下，青浪滩浪如屋大。爷爷，你渡船也能下凤滩、茨滩、青浪滩吗？”

时间观

翠翠“轻轻哼着巫师十二月里为人还愿请神的歌玩”，请张果老、铁拐李、关夫子、尉迟公、洪秀全、李鸿章等“云端下降慢慢行”，“今来坐席又何妨！”——这是一种原始的时间意识，在这里，所有的时间段落：过去、现在、未来都共时性地展现。以祖先崇拜和原型回归为基础的时间描述，通过节日期间的神话和礼仪庆祝活动，不断地获得再生。

边城的人们用端午、中秋、过年等周期循环的节日记录时间，汉族的改朝换代对他们几乎没有影响，西历（公元纪年）还没有进入边城，以西方的眼光看来，“边城”在世界历史之外。

在不舍昼夜的川流上，翠翠一家守着渡船，日复一日地，过着十分拮据的生活。白塔守护着渡头，守护着翠翠一家，守护着翠翠的梦（翠翠在白塔下午睡，梦里为山鸟歌声所浮）。

（二）

翠翠大了，多了些思索，多了些梦——看到团总家王**有一副麻花绞的银手镯，心中有些韵羡、发痴。“白鸡关出老虎咬人，不咬别人，团总的**派第一……大姐戴副金簪子，二姐戴副银钏子，只有我三妹没得什么戴，耳朵上长年戴条豆芽菜”。翠翠通过与其他女孩的区别来认识自己，这是形成“自我”的必然途径。

船总顺顺家向翠翠提亲，翠翠想到许多事：“老虎咬人的故事，与人对骂时四句头的山歌，造纸作坊中的方坑，铁工厂熔铁炉里泄出的铁浆……”

“老虎咬人的故事”与团总王**有关。王**以碾房陪嫁与二老攀亲的事重重地压在翠翠心上，“白鸡关出老虎咬人，不咬别人，团总的**派第一”，这是翠翠对“碾房陪嫁”这件事的虚幻的超越。

“四句头的山歌是看牛、砍柴、割猪草的小孩子随口乱唱的”——翠翠其实仍未脱离童雏状态。

“方坑”与性有关（凹形物），也与死亡有关（爷爷的坟是“方阱”）。从某种意义上说，翠翠（苗族文化）的新生、成人，就是爷爷（苗族古老历史）的死亡。“铁浆”是少女发育成熟，性的觉醒——翠翠处于少女和**的边缘。

翠翠的年龄——十五六岁的少女——很关键。湘西苗族文化的这种“本质”（少女），是沈从文用作为“他者”的西方的眼光看出来的；或者说，在这里，湘西苗族文化被“少女化”了。用（日本）竹内好的话来说：对非西方民族而言，“现代性”首先意味着一种自己的主体性被剥夺的状态。

翠翠和大老二老的关系是黑格尔的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关系：翠翠是少女、被看者（spectacle）和听者，大老二老是男人、看者（spectator，大老二老都夸过翠翠长得好看）和说者（说媒和唱歌）。翠翠只有得到男性（汉族、西方）的唤醒和肯定，才能从少女长大成人，才具有成人才有的“主体性”。翠翠爱情的美满，既是翠翠个人的成人仪式，也是湘西苗族文化的现代化转型。

在这里，翠翠个人的发育成长过程与历史的发展是同步的。通过个人的经历展现民族的自我改造，这是成长小说（德语bildungsroman）的模式，当然，在《边城》的结尾，翠翠的成长并没有完成。

大老二老同时爱上翠翠，这是两种文化观念为争夺湘西苗族文化女神的归属权而发生的历史冲突。大老二老的形象以及他们对翠翠的不同的“看法”和“说法”，应该按照“国家话语密码”来解读。

（三）

大老象父亲——船总顺顺。

沈从文说顺顺的原型是《往事》（1926．11）中的“长子四叔”。

《往事》中的一个重要情节是：沈从文和他大哥各人坐在一只箩筐里，被长子四叔从城里担到乡下。《往事》中的人物关系是：长子四叔—大哥—二哥沈从文；《边城》中的人物关系是：顺顺—大老天保—二老傩送。《边城》里大老二老的隐喻已经呼之欲出了。不过，在我看来，顺顺这个形象是“湘西王”陈渠珍的隐喻。

船总顺顺，是“一个前清时便在营伍中混过日子来的人物，革命时在著名的陆军四十九标做个什长”，做码头执事人的代替者时，还只五十岁。

“湘西王”陈渠珍（1882～1952），凤凰人，1906年任陆军四十九标队官，1920年代替湘西镇守使田应诏领湘西军政时38岁。在当时湘西军政人员心目中，是个“父亲”的形象。沈从文在《从文自传》、《湘西》等许多作品里，对陈渠珍表示过钦佩之情。《长河题记》里的一段话，对陈渠珍和顺顺都适用：“地方上年事较长的，体力日渐衰竭，情感已近于凝固，自有不可免的保守性。唯其如此，多少尚保留一些治事作人的优美崇高风度”。

“大老”的形象，是在陈渠珍的湘西军人政权里，与沈从文大致同龄的湘西同乡军人的隐喻。从某种意义上说，沈从文的大哥沈云麓、表兄黄玉书、堂兄沈万林、好友陆以及湘西青年军官顾家齐、戴季韬等都是“大老”的原型。

大老为人处事象顺顺，他说：“翠翠太娇了，我担心她只宜于听点茶峒人的歌声，不能作茶峒女子做媳妇的一切正经事。我要个能听我唱歌的情人，却更不能缺少个料理家务的媳妇。”对于娶了翠翠以后的生活，大老是这样设想的：“若事情弄好了，我应当接那个老的手划渡船了。我喜欢这个事情，我还想把碧溪咀两个山头买过来，在界线上种大南竹，围着这条小溪作为我的砦子！”

大老的想法很容易让人想起1923年陈渠珍的“湘西自治”。1920年陈渠珍任湘西巡防军统领后，整军经武，剿抚兼施，统一了湘西。他提出“保境息民”的口号，在湘西这个独立王国里关起门来建设湘西。陈渠珍兴办教育，设立了师范讲习所，联合模范中学，中级女校，职业女校等，兴办各种工厂、实业、林场等，成立了湘西农村银行和湘西农村研究所等。陈渠珍的“湘西自治”是湘西走向近代的重要一页。当然，陈也有保守的一面。他根据湘西各自然村寨多系同姓家族的特点，效法古代部族制进行统治：以同一家族组成大保或联保；其下为若干同姓的自然村寨，相当于一个大家庭，大家庭以下又编为“十户一联”的所谓小家庭；若干部族联合组成行政乡，乡长由陈渠珍直接任免。这样层层设网，最后由陈总揽。因此有人比喻陈是“湘西土酋长”。湘西人也被人称为“中国式哥萨克”。

大老托保山说媒向翠翠求婚，未得结果。他自知唱歌不是二老敌手，于是自弃离开了茶峒。大老在茨滩淹死了，似乎很偶然。后来二老说：“老家伙（按，指爷爷）为人弯弯曲曲，不利索，大老是他弄死的。”这句话值得深思。爷爷是苗族古老历史的隐喻，大老的死，蕴含着某种必然。

《长河·题记》里说：“一九三四年冬天，我因事从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转到家乡凤凰县。去乡已经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当时我认为唯一有希望的，是几个年富力强，单纯头脑中还可培养点高尚理想的年青军官。然而在他们那个环境中，竟象是什么事都无从作。地方明日的困难，必须应付，大家看得明明白白，可毫无方法预先在人事上有所准备。因此我写了个小说，取名《边城》，写了个游记，取名《湘行散记》，两个作品中都有军人露面。在《边城》题记上，且曾提起一个问题，即拟将‘过去’和‘当前’对照，所谓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

沈从文这次回湘西，正是写作《边城》的时候。湘西的古老传统，在“现代”的冲击下“几几乎消失无余”的现状；沈从文对曾抱有唯一希望的年轻军官的失望；和沈从文对“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这个问题的思考，是沈从文写作《边城》的根本动因。这三个方面的内容，通过翠翠、大老、二老三个形象分别表达出来。

《边城》题记里说：“我的祖父、父亲及兄弟，全列身军籍，死去的莫不在职务上死去，不死的也必然的将在职务上终其一生。”

《一个传奇的本事》里说：“……由于这么一种离奇的传统，一切年轻人的出路，都不免寄托在军官上。一切聪明才智及优秀禀赋，也都一律归纳吸收于这个虽庞大实简单的组织中，并陆续消耗于组织中。而这个组织于国内省内，却又若完全孤立或游离，无所属亦无所归。……接田（按，指田应诏）手的陈渠珍，头脑较新，野心却并不大，事实上心理上还是‘孤立割据自保’占上风。……这自然就有了问题，即对内为进步滞塞，不能配合实力作其他任何改进设计。……他本人自律甚严而且好学，新旧书都读得有一定水平，却并不鼓励部下也读书。因此军官日多而读书人日少，必然无从应付时变。对外则保持一贯孤立状态，多误会，多忌讳，实力越来越增加，和各方面组织关系隔绝，本身实力越大，也只是越增加困难。……我想起我生长那个小小山城两世纪以来的种种过去。……在社会变迁中，我那家乡和其他地方青年的生和死，因这生死交替于每一片土地上流的无辜的血，这血泪更如何增加了明日进步举足的困难。我想起这个社会背景发展中对青年一代所形成的情绪、愿望和动力，既缺少真正伟大思想家的引导与归纳，许多人活力充沛而常常不知如何有效发挥，结果便不免依然一个个消耗结束于近乎周期性悲剧宿命中。”

从某种意义上说，“大老”即使不死于急流，也必然糊里糊涂地死于各种内战和仇杀（如沈的堂兄沈万林和满叔远的哥哥等），或者为时间和鸦片所毁（如“爱惜鼻子的朋友”印瞎子和“老伴”赵开明等）。悲剧是宿命的。

沈从文敏锐地看到了“大老们”的悲剧性命运，他不愿大老得到翠翠。在沈从文看来，大老不可能使翠翠得到“主体性”，不可能使湘西走向现代，因此让大老在急流中死去。这是沈从文以西方的眼光，对以陈渠珍为代表的湘西同乡大老们的深刻的文化批判（“国民性”批判）。

沈从文以湘西军人、水手、农夫为主角的作品如《会明》、《柏子》、《连长》、《传奇不奇》、《顾问官》、《张大相》、《贵生》、《一个传奇的本事》、《湘行散记》里的《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老伴》等为我们描绘了各种“大老”的形象，可以看作“大老系列”，对此，当另有专文讨论。

（四）

二老的形象是沈从文自己的隐喻。

沈从文在他的许多自传性的作品中都以“二哥”的名字出现。沈从文和二老的性格在许多方面相似：“我的气度得于父亲影响的较少，得于妈妈的似较多”。“气质近于那个白脸黑发的母亲，不爱说话，眼眉却秀拔出群，一望而知其为人聪明而又富于感情”。两人都有诗人气质，擅唱情歌（写情书）。《边城》中二老提出代替大老唱歌，沈从文在常德时曾代替表兄黄玉书写情书。

沈从文这样分析自己与“大老们”的区别：“……由于一种偶然机会，少数游离于这个共同趋势以外恶性循环以外（按，‘共同趋势’和‘恶性循环’指陈渠珍等湘西军人们的悲剧性命运）……我和这一位年纪青青的木刻艺术家（按，指黄永玉），恰可代表一个小地方的另一种情形：相同处是处理生命的方式，和地方积习已完全游离，而出于地方性的热情和幻念，却正犹十分旺盛，因之结合成种种少安定性的发展。”

那么，二老的命运是否比大老好呢？二老能使翠翠长大成人吗？二老与翠翠相互爱悦，然而，有碾房陪嫁的王团总家的**档在二老与翠翠之间。在苗族文化—汉族文化—西方文化这一多重权力关系中，“碾房陪嫁”这个意象有多层文化含义，我们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1）翠翠—碾房—王**

“碾房陪嫁”这件事，对于翠翠所代表的湘西苗族文化传统而言，是一种异质。“翠翠心想；‘碾房陪嫁，稀奇事情咧’。”在一些人看来，“一座崭新碾房陪嫁，比十个长年还好一些。”“一座碾房的出息，每天可收七升米，三斗糠”。

这种异质的，与边城传统的重义轻利的淳朴民风截然相反的，唯实唯利的价值观念悄然地进入了边城，不可抗拒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这种“来自外部另一方面的巨大势能”，将在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上摧毁传统生活方式的基础，湘西古老的传统世界行将崩溃。

正如马克思说的：“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象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翠翠心中乱乱的，……‘爷爷今年七十岁，……三年六个月的歌——谁送那只白鸭子呢？……得碾子的好运气，碾子得着更是好运气？……’”

“翠翠觉得好象缺少了什么。好象眼见到这个日子过去了，想在一件新的人事上攀住它，但不成。好象生活太平凡了，忍受不住。”

于是，翠翠想象出走——

“我要坐船下桃源县过洞庭湖，让爷爷满城打锣去叫我，点了灯笼火把去找我。”

“出走”是个极富文化含义的意象，是非常“现代”的。因为受到西方现代性的冲击，“在家”的感觉（同质的状态）被打破了，传统的和谐世界已不再完整，家园成了废墟。于是要出走——寻找精神家园。

那爷爷怎么办？“怎么办吗？拿把刀，放在包袱里，搭下水船去杀了她！”翠翠吓怕了，叫道：“爷爷，爷爷，你把船划回来呀！”“我要你！”

翠翠需要爷爷，需要传统，她不能割断历史。

翠翠“坐在悬崖上，很觉得悲伤。”

“悬崖”这个意象，准确地揭示了翠翠濒临深渊、进退两难的困境：梦醒了却无路可走——这是所有非西方民族和文化面对西方现代性冲击的共同命运。

假如翠翠真的出走了，那么，翠翠走后怎样？——

“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鲁迅语）。沈从文以湘西少女或**为主角的小说，如《一个女人》、《萧萧》、《三三》、《巧秀与冬生》、《丈夫》、《小砦》等可以看作是“翠翠系列”。在这些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翠翠的“出走”，以及她们在“堕落”与“回来”之间绝望挣扎的心路历程。

2）二老—碾房—王**

碾房是个封闭、循环的意象，它将水的线性流动转换成石碾的周期循环，可以看作是汉族文化（沈从文的父系文化）的象征。

王团总家以“碾房陪嫁”与船总顺顺家联姻，很容易让人想起近代湘西的田（兴恕）家、沈（宏富）家、和熊（希龄）家非常复杂的姻亲关系。据《从文自传·女难》，1921年沈从文在沅州时，有四个乡绅的女儿供他挑选，其中一个是沈的姨表妹，熊捷三（熊希龄七弟）的女儿。“四个女孩子生得皆很体面，比另外那一个（按，指沈苦恋的马姑娘）强得多，全是平时不敢希望得到的女孩子”。“假若命运不给我一些折磨，允许我那么把岁月送走，我想这时节我应当在那地方做了一个小绅士，我的太太一定是个略有财产商人的女儿，我一定做了两任知事，还一定做了四个以上孩子的父亲，而且必然学会了吸鸦片烟。照情形看来，我的生活是应当在那么一个公式里发展的”。“一份离奇的命运，行将把我从这种庸俗生活中攫去，再安置到此后各种变故里，因此我当时同我那亲戚说：‘那不成，我不作你的女婿，也不作店老板的女婿。我有计划，得自己照我自己的计划作去’。”

“碾房陪嫁”预示的生活方式就是在“一个公式里发展”的“庸俗生活”，这与沈从文来自苗族古老文化的十分旺盛的热情与幻念和少安定性发展的性格是十分不相容的。用沈从文自己的话说：“我用不着你们名叫‘社会’为制定的那个东西，我讨厌一般标准，尤其是什么思想家为扭曲蠹蚀人性而定下的乡愿蠢事”。二老对“碾房陪嫁”的反抗可以看作是沈从文对汉族文化霸权的反抗。

3）二老—碾房—渡船

“我不知道我应当得座碾房，还是应当得一只渡船，我命里或只许我撑个渡船！”

在这里，“渡船”是苗族文化特殊性的象征，“碾房”是“来自外部另一方面的巨大势能”——汉族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普遍性的象征。

选择渡船意味着捍卫苗族文化的传统和特殊性。但是，二老“记忆着哥哥的死亡”。或许，在二老看来，翠翠就象那个象征着爱情的虎耳草一样，“美丽的常常是有毒的”？

选择碾房意味着认同汉族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普遍性，放弃自身的特殊性。这样，翠翠这个历史的孤儿将永远被历史遗弃，沈从文本人也将失去他安身立命之处。

二老沈从文陷入了两难的困境：“我是留在这里享受荒唐的热情，听这神之子支配一生，还是把她带走，带到那个被财富、权势，和都市的礼貌、道德、成衣人、理发匠，所扭曲的人间去，虐待这半原始的生物肉体与灵魂？”

在二老看来，翠翠、白塔、渡船是密不可分的，得到翠翠就必须继承爷爷传下来的古老的渡船，换句话说，爱上翠翠的唯一方法和结果就是继承渡船。离开了白塔、渡船，翠翠将不成其为翠翠；与翠翠所代表的湘西苗族文化完全异质的都市文明将吞噬这“半原始的生物肉体和灵魂”。

沈从文的困境是西方的权力和文化逻辑造成的。西方在使自己的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是通过“寻找他性”来获得自我认识的。西方总是通过将非西方文化描述为特殊性的东西，从而确立西方文化的普遍性。“寻找他性”的方法随着西方文化的全球化，已变成所有非西方民族认识世界和自身的基本方法。沈从文对湘西苗族文化传统（本质）的认识，也只能用“寻找他性”的方法，以他者的眼光来看自己的文化，以他者——实际上是西方作为普遍性的所在来看出自己的特殊性。如果没有西方作为普遍性的承载者，就不可能在自己的领域中找到自己的特殊性（本质）。在黑格尔的普遍性—特殊性二元对立关系中，越是强调非西方文化的特殊性，就越是加强了西方文化的普遍性，以特殊性反抗普遍性只能使问题加剧（exacerbate）。

沈从文对自己有中肯的分析：“我依然不免受另外一种地方性的局限束缚，和阴晴不定的‘时代’风气俨若格格不入。即因此，将不免如其他乡人似异实同的命运，或早或迟必僵仆于另外一种战场上，接受同一悲剧性结局”。

“另外一种地方性的局限”可以理解为沈从文强调苗族文化自身的价值和特殊性，反抗汉族和西方的文化霸权的文化相对主义（CulturalRelativism）立场。“阴晴不定的时代风气”是指在急于发展现代性，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各种互相超越、互相攻讦的文化普遍主义（CulturalUniveralism）思潮。

在现存的权力秩序中，用文化相对主义（苗族文化本位）反抗西方的文化普遍主义或许注定不能成功，这就是沈从文“于另外一种战场上”的“同一悲剧性结局”。

二老“被家中逼着接受那座碾房，意思还在渡船，因此赌气下行”，出走了。大老则是自知唱歌不是二老对手，自弃离开茶峒的。

《湘西·题记》里说：“湘西到今日，生产、建设、教育、文化在比较之下，事事都显得落后，一般议论认为是‘地瘠民贫’，这实在是一句错误的老话。老一辈可以借从解嘲，年轻人决不宜用之卸责，二十岁以下的年轻人更必须认识清楚：这是湘西人负气与自弃的结果！负气与自弃本来是两件事，前者出于山民的强悍本性，后者出于缺少知识养成的习惯；两种弱点合而为一，于是产生一种极顽固的拒他性。……负气与自弃使湘西地方被称为苗蛮匪区”。二老和大老似乎分别具有“负气与自弃”的性格。在这里，“负气”就是捍卫传统，反抗汉族和西方的霸权；“自弃”是因为缺少知识（当然是“西方的知识”）。“负气和自弃使湘西地方被人称为苗蛮匪区”这句话，类似于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说。其实救亡与启蒙是统一的，与西方的权力有关。由于西方率先进行了工业革命，

进入现代，迫使非西方民族不得不发展现代性，建设现代民族国家。对非西方民族而言，启蒙本身就是一种救亡活动，而救亡的目的正是启蒙，它们共同的目标就是建设现代民族国家。这一点在沈从文身上体现出来：沈从文在他的所有关于湘西的作品里，都采用了启蒙和救亡的双重话语，不论是对湘西苗族文化传统的浪漫的寻找，还是对湘西同乡大老的冷峻的国民性批判，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使湘西不再“被称为苗蛮匪区”。

（五）

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古老的渡船被大水冲走了，事关边城风水的白塔坍倒了，满怀忧惧的爷爷死了，苗族的古老历史中断了。爷爷葬在倾圮的白塔后面。

年轻时曾为翠翠母亲唱歌的杨马兵接替了爷爷，安排翠翠的一切。“我要一个爷爷喜欢，你也喜欢的人来接收这渡船！不能如我们的意，我老虽老，还能拿柴刀同他们拼命”。

“我们”、“他们”两个词耐人寻味。边城的人们用“我们”和“他们”的区别和对立来认识自己，并试图维护自身文化的同一性，反抗异质文化的冲击。这是一种典型的“寻找他性”的方法，是西方认识自身和世界的方法，由于西方的权力，也成了非西方认识自身和世界的方法。我们看到非西方对西方的反抗，也不得不使用西方的逻辑（黑格尔的二元对立），这种反抗只能意味着认同并加强了西方的权力和文化逻辑，而问题在于非用它不可！这就“宿命”的含义。

翠翠清楚自己的对手是谁吗？边城的人们了解这悲剧的含义吗？

白塔重新修好了（这是沈从文的梦想——强烈要求复原曾经丢失的存在的整体性）。翠

《边城》的文本存在深刻的破绽 ,它一方面是由于沈从文所提倡的道家理想面临着现实的挑战 ,同时也与作家创作主体立场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游移有关 ,《边城》的悲剧是作家理想和时代错位所造成的文化悲剧 ,虽然从社会层面上讲是失败的 ,但在审美上却取得了成功 ,至今仍然能够影响我们的情感并使我们进入审美状态。 沈沈从文的《边城》向我们描绘的是撑渡船的老人和他的孙女翠翠相依为命的淳朴生活以及当地掌水码头团总的两个儿子同爱一个翠翠以至造成的悲剧结局。整篇小说洋溢着爱的主旋律，但在缕缕情丝中却透出一种沉重忧郁。亲情和爱情之间不协调性让作品蒙上一层淡淡的凄凉色彩。我们不妨从三个方面来探讨《边城》中亲情与爱情的矛盾冲突。

（1）、死是必然结果还是偶然现象

《边城》中讲到四个人的死亡：翠翠父母的死，大老天保的死，爷爷的死。

翠翠父亲是一个茶峒军人，有幸赢得老船夫独生女的青睐，于是发生了暧昧关系。这位屯戍军人便想邀她私奔，可是这样一来，“一个违悖军人的职责，一个必定要远离孤独的父亲”。“经过一番考虑后，军人见她无远走的勇气，自己也不便毁去做军人的名誉，就心想：一同去生既无法聚首，一同去死当无人可以阻挡，首先服了毒。”“女儿一面心怀羞惭，一面却怀了怜悯，仍守在父亲身边，待到腹中小孩生下后，却到溪边吃了许多冷水死去了。”翠翠父母的死，在当时是一种必然的归宿。在沈从文生活的那个年代，周围环境还很愚昧，虽然没有阶级斗争的图画，但自由爱情和伦理道德之间还存在诸多矛盾，中国儒家社会历来极为鄙视那些未婚先有性爱关系的女性，这样的女性遭人唾弃，为人所不齿。翠翠妈妈背着父亲做下所谓的苟且之事，难免羞愧难当，所有的舆论压力我们都可以想象。这一切只能让这对不幸的情侣无路可走，唯死方能解脱。其实，这种无形的压力曾在历史上——在较弱程度上仍包括今天——造成无数有形或无形的悲剧。

在翠翠父母身上，我们看到爱情与亲情的矛盾冲突。当这种冲突不可调和时，死，就成了必然的选择。

沈从文在《边城》中还塑造了大老和二老两兄弟的形象。他们都具有典型的湘西人生样式。只是，这种“人生”是美丽善良的，但却被引向了毁灭。小说中对大老天保着墨不是很多，但仍可见大老的性格特点。大老天保“雄强进取”十万大山般矗立，诚实，勇武，豪爽，豁达。也许，是他的性格造成他悲剧人生。当兄弟二人同时爱上翠翠时，亲情和爱情之间的矛盾便自然而然产生了。二人同是那么优秀。可是，翠翠喜欢的是二老傩送。二老拥有诗人的气质和浪漫，像竹雀一样拥有动听的歌喉。兄弟二人必然要有一人牺牲自己的爱情，作出让步。躲避在此时反而成了最好的办法，时间是愈合伤口的良药。然而，究竟要多久才能抹平这种伤痛呢没有人能够知道。“什么都来不及说！这几天他都不说话！”心神不宁，神思恍惚，在这种状态下出事，便是必然结果了。试想，大老即便不死，结果又会如何？心已死，躯体也跟着解散，灵魂也跟着崩溃。由此看来，死与不死实质相同，形体已成虚设，大老的结局便唯有此路。

《边城》中还蕴含一种散文的优美，创设出耐人寻味的意境。至于老船夫，作者是将他的死放在一个大的背景中，一种具有雄壮美的境界中来完成。

“夜间落了大雨，夹以吓人的雷声。电光从屋脊上掠过时，接着就是轰的一个炸电。”

“翠翠看看屋前悬崖并不崩坍，故当时还不注意渡船的失去。但再过一阵，她上下搜索不到这东西，无意中回头一看，屋后白塔已不见了……才知道白塔业已坍塌，大堆乱世凌乱地摊在那儿。”在这样的风雨之夜，老船夫带着未了的心愿默默离去。那座象征着茶峒的白塔也轰然间倒塌。这么个凄风苦雨，这么个乱石浊浪，即是老船夫内心凄凉，心乱如麻的写照。

在翠翠身上，老船夫总能看到女儿的影子。翠翠对二老的爱恋与老船夫自以为是的理解是不同的，由此产生种种误会。老船夫极力张罗翠翠的婚事，可是在这层层叠叠的误解中，反而弄巧成拙。“二老的唱歌，顺顺大儿子的死，顺顺父子对祖父的冷淡，……”等等，无不在深深刺痛这位可怜老人的心。这就形成了爱情与亲情的第三重矛盾。那么，在日思夜想，惴惴不安中，年老体弱的老船夫也不得不带着对翠翠的牵挂依依离去。所以，我们说，老船夫的死也有一定的必然性。

（2）出走能走出心灵的挣扎吗

当爱情和亲情产生不和谐时，摆脱束缚，寻找一种精神出口，出走，看似为一种上策。当“家”这个概念在心中形同废墟时，便要出走。这不仅仅是躯体上离开了家，更是精神上的脱离。

小说中点到翠翠父母的出走。可是，因为客观条件制约，出走，获得美好的爱情生活，婚姻生活只是海市蜃楼般的美好幻觉。在当时淳朴的民俗民风中，这种幻觉可望而不可即。所以，通过出走获取爱情，对于他们来讲也只是心底的愿望，从来就没有真正实现过。除非，走向极端，以结束自我生命的方式达到出走的目的，才能摆脱心灵的挣扎。

翠翠也有一次出走。可是翠翠的出走是思想上的出走，精神意念的出走。小说中这样来描绘翠翠的出走“我要坐船下桃源县过洞庭湖，让爷爷满城打锣去叫我，点了灯笼火把去找我。”“她便同祖父故意生气似的，很放肆的去想到这样一件事。她且想象她离家出走后，祖父用各种方法寻觅全无的结果，到后来如何无可奈何躺在渡船上。”从描绘中，我们感觉翠翠的出走实际上是在赌气，是种孩子脾气。她在生那一根筋爷爷的气，爷爷竟然丝毫不能理解她。处于青春期的她，对爱情还那么朦胧，隐隐觉得爱情会带来伤痛，可是，这种感觉也是渺茫、模糊、转瞬即逝的。她出走只是想毁坏这种平静的生活，但却不属于逃逸，不是为了自我调整，不是为了得到一份心的安宁。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翠翠的天真幼稚。

小说中对二老傩送的出走描绘最少。“中寨人用碾坊做陪嫁妆诱惑二老，二老记忆哥哥的死亡，得不到翠翠的理会，又被家中逼迫接受那座碾坊，意思还在渡船，因此赌气下行。”可见，二老的出走是因为对父爱不满。自己的青春应由自己作主。二老要打破那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习俗，争取自己的爱情自由。出走，在这里成了无声的反抗。我想，也算是一种情感的宣泄吧？

真正蒙上悲剧色彩的应该是大老天保的出走。在确定得不到翠翠的爱情时，“大老坐下水船到茨滩出了事，闪不知这个人掉到滩下漩水里就淹坏了。”沈从文对大老天保怀有深深的同情。在二者选一之间，天保知道自己敌不过拥有竹雀般歌喉的弟弟，自然就退出爱情的角逐。其实，大老的命运安排，也体现出沈从文在小说中着重人事的调和。大老的坚韧、豁达性格使他想让自己把这样一种创伤抛在脑后，想让自己“悄悄地，我走了，正如我悄悄地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般洒脱。可是，这样的潇洒该需要多大的毅力呵！大老其实是在逃避，避免亲情和爱情在他身上发生冲突。然而，人虽然远去，心却还在原地。那份纯洁的情愫让他久久不能释怀。理智和情感的对撞中，理智选择了离开，而感情最终将他埋葬。

（3）等待是亲情和爱情之间矛盾调和的最好选择吗

小说结尾这样写道：“……以为名分既不定妥，到一个生人家里去不好，还不如在碧溪岨等，等到二老驾船回来时，再看二老意思。”但直到最后，这个人还没有回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会来了，也许明天就回来。”未来，是难以预测的。在漫长的等待中，失望和希望互相交织着，撕扯着这个长久将自己的爱情心思埋藏极深的小女子翠翠的心。然而，终究是要等待，等待中有一丝哀伤也有一丝希望。也许，坚持，才有可能再次相遇。等待，才能使翠翠柔弱的心充盈。

那么，此时，等待是否是亲情和爱情不可调和时最好的选择？一切的伤痛都会愈合，一切的等待或许都值得，只是，时间多久？天荒地老？还是指日可待？

细细分析《边城》，我们会发现，《边城》中布满爱的点滴，形成爱的线条，织成爱的丝网。《边城》中所有人物都具有淳朴的天性。他们都是作者理想美的化身，表现了生活的宁静，淳厚的人性，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加上乡村风俗自然景物的渲染，托出了作者心向往之的那块人类童年期的湘西土地。《边城》是一部温暖的作品，但是，通过对不同人物命运的探测，我们又发现其中隐伏着作者很深的悲剧感。作者借这部乡土小说，表达对真善美的追求，让我们在主人公的爱情和亲情悲剧中去认识这个民族过去伟大处和日前堕落处，从而达到沈从文常说起的美丽总令人忧愁的那种境界。

翠翠情窦初开，“在成熟的生命中，觉得好像缺了什么。……想要在一件新的人事上攀住它，”渴望新的生活，“好像生活太平凡了，忍受不住。于是胡思乱想：”下桃源县，过洞庭湖。深深的依恋爷爷，担心爷爷会离她而去。当她设想到爷爷要搭下水船去杀了她的时候，就吓怕起来，“一面锐声喊着祖父，一面从坎上跑向溪边渡口去”喊爷爷，看见爷爷依然后，小“小心子还跳跃不已。”朦胧中渴望着爱情。听父母的故事，神往倾心。间或吸气，释放心中被压抑的“分量沉重的东西”。对傩送一见倾心，但又含蓄而不善表白。在梦中听到傩送唱的歌，梦见自己摘到了平常摘不到的虎耳草。当爷爷提及到傩送向她攀交情的时候，先是“吃了一惊”，然后借故走开。天真而幼稚。爷爷在溪中渡船，她一个人坐在悬崖上，觉得很悲伤，看见萤火虫闪着蓝光，便又想“看你飞得多远”便把眼睛随着那萤火虫的明光追去。可以说，翠翠是淳朴的边城一个天真、善良、温柔、清纯的女孩形象。她过着自由的生活，关心爷爷，也被爷爷宠爱关心；但她已经到了情窦初开的年龄，祖父并不能真正理解她，她的内心是清纯的，同时又是孤寂的。

　　沈从文论

　　苏雪林

　　五四运动以后的六七年中，北方有几个作家颇引起读者的注意，而使得一群青年读者特别倾倒的则推那个年龄最轻而出身又有些奇异的沈从文了。这是一个以作品产量丰富迅速而惊人的作家。屈指他自从事文艺生活以来，至今不过八九年光景，而单行本著作，已有《入伍后》，《蜜柑》，《好管闲事的人》，《阿丽思中国游记》，《旧梦》，《一个天才的通信》，《阿黑小史》，《都市一妇人》，《虎雏》，《石子船》，《山鬼》、《龙朱》，《神巫之爱》，《旅店及其他》，《篁君曰记》，《长夏》，《一个女剧员的生活》，《老实人》，《十四夜间》，《从文子集》，《沈从文甲集》，《记胡也频》，《月下小景》等20余种；零星发表于报章杂志者如记《丁玲女士》，《湘行散记》，《边城》等也还有十来种。我们现在将他的作品总括起来则有以下的四类：1。军队生活，2。湘西民族和苗族的生活，3。普通社会事件，4。童话及旧传说的改作。

　　现在先论他第一类作品。沈从文是当兵出身的，所以熟稔军队生活。像《入伍后》，《会明》，《传事兵》，《卒伍》，《夜》，《虎雏》，《我的教育》等篇所写人物都以军人为典型。所记事迹也不过是军队间曰常发生的琐屑。像《我的教育》那篇描写自己少时混迹军队的生涯，每曰除上操以外，无非看审土匪，看杀头，看捉逃兵，或在修械所看工人修械。情节原平淡无奇，不过我们读着时很感觉得一种新鲜趣味。这因为我们普通人生活范围仄狭，除了自己阶级所能经验的以处，其他生活便非常隔膜，假如有一个作家能于我们生活经验以外，供给一些东西，自然要欢迎了。

　　所谓富于“异国情调”的诗歌小说得人爱好，也是一个道理。但沈氏在军队中所处地位，似乎比一般士兵优异。据《卒伍》那篇自述，他是在一个亲戚军官领率的队伍中当学习兵，与营长连长儿子同居一处，正如世俗所讽嘲的“少爷兵”的资格是。他没有受过刻苦的训练，没有上过炮火连天惊心动魄的战线，也没有经验过中国普通士兵奸*杀掠升官发财的痛快，也没有经验过他们饥渴劳顿流离琐尾的惨苦。所以所写军队生活除了还有点趣味之外，不能叫人深切的感动。近来有一位署名黑炎的所著《战线上》，颇为文坛所称道。他的军队生活经验较沈氏丰富，所以他虽显明地受了沈从文这类文字的启示写成，却有出蓝之誉。韩侍桁批评沈从文这类文字道：“带着游戏眼镜来观察士兵的痛苦生活，而结果使其变成了滑稽。”这话说得似乎不大公允。士兵生活诚然是痛苦的，但也有很舒服的。沈氏所过军队生活，原属于后者一类，教他怎样捏造呢？黎锦明有《水莽草》，《黄药》等篇，论者谓足以表现湘西的地方色彩。但黎氏以写故事为首要目的，表现地方色彩为次要目的，所以成功不大。至于沈从文则不然。他的《旅店》（一名《野店》），《入伍后》，《夜》，《黔小景》，《我的小学教育》，《船上》，《往事》，《还乡》，《渔》，对于湘西的风俗人情气候景物都有详细的描写，好像有心要借那陌生地方的神秘性来完成自己文章特色似的。有些故事野蛮惨厉，可以使我们神经衰弱的文明人读之为之起栗，像《夜》的那篇写自己少时混迹军队时和同伴四个军人寄宿某老人家，各讲自己离奇的经历。一个同伴说自己从前曾和一个在沙罗寨的苗族妇人恋爱。妇人虽黑却甚美丽，她的丈夫是一个巫师。这军人每夜必邀一个朋友去那巫师屋后树林中与妇人相会，有一夜因为有点事不得早脱身，便使朋友先去通知妇人，自己事毕立即赴约：

　　到了那里，凭借月光，看到妇人同朋友在一株大树下搂在一处，像没有知道他会来，心中非常气忿。走拢去一看，才吓慌了，原来两个人皆为一个矛子扎透了胸脯，矛尖深深的固定在树上，两人皆死了。他不由得惊喊了一声。那个凶手，那个头缠红巾同魔鬼常在一块的怪物，藏在林里阴惨的笑了。像一个鸱枭，用那诅人的口，向他说：“狗，回到你营里去告诉他们，你那懂风情的伙伴，我给他一矛子永远把他同妇人连在一块儿，这是他应得的一种待遇。”他先是为那奇突的事情所恐怖，到后来是为这暗中的嘲弄所愤怒，且明白那伙计是在一种误会中代替了自己遭了这苗人的毒手，他就想跑进深林去找寻这个东西。但是，进去时，已经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他走回营去报告时，这人家已起了火，火焰烛天，这火就是巫师放的，他完全明白。

　　又像《渔》的那一篇写两个家族间械斗的情形道：在田坪中极天真的以相互流血

　　为乐，男子向前作战，女人则站到山上呐喊助威。交锋了，棍棒齐下，金鼓齐鸣，软弱者毙于重击下，胜利者用红血所染的巾缠在头上，矛尖穿着人头，唱歌回家，用人肝作下酒物，此尤属诸平常的事情。最天真的还是各人把活捉俘虏拿回，如杀猪把人杀死，洗刮干净，切成小块，用香料搀入，放大锅中把文武火煨好，抬到场上，一人打小锣，大喊吃肉吃肉，百钱一块。凡有呆气汉子不知事故想一尝人肉走来试吃一块，则得钱一百。然而更妙的却是在场的一端也正如此喊叫，或竟加钱至二百文。在吃肉者大约也还有得钱以外，在火候咸淡上加以批评的人。

　　据说湘西沅水上游，和川黔边境一带有许多苗瑶民族和汉族杂居在一起，惟其生活习惯与我们大不相同。沈从文是湘西人，又曾在黔边军队混过几年，对于苗族生活比较别人多知道一些，故他的作品关于苗族生活的描写要占一部分。这种描写，许多人称为作者作品特具的色彩，也似乎为作者自己所最得意，观其常引“龙朱”二字可知。但以我个人的观察，则较之湘西民族生活之介绍似逊一筹。我们现在以《龙朱》与《神巫之爱》为例。这两篇故事大致仿佛，可说是姊妹篇。龙朱与神巫同是苗族中

　　的美少年；同为许多青年妇女所倾心而庄矜自持；后来同为一个极美少女所感而陷入

　　情网；同有一个愚蠢而颇具风趣像DonQuixote里的山差邦诧的奴仆。故事是浪漫的，而描写则是幻想的。特别对话欧化气味很重，完全不像脑筋简单的苗人所能说出。像《神巫之爱》里五羊知道主人思慕某女郎，自愿充媒介人而主人不许时的

　　一段对话：

　　仆：“主人，差遣你蠢仆去做你所要做的事吧，他在候你的命令。”

　　主：“你是做不到这事的，因为我又不愿意她以外另一人知道我的心事。”

　　五羊喋喋不已，坚欲充任斯役，主仆又有一段对话：主：“你舌头的勇敢恐怕比你的行为大五倍。”

　　仆：“主人，说金子是在火里炼得出来的，仆人的能力要做去才知道。”

　　神巫既见所思慕的女子呈现于前，便向她求爱道：“我的主人，昨夜里在星光下你美丽如仙，今天在曰光下你却美丽如神了。……神啊，你美丽庄严的口辅，是应当为命令愚人而开的，我在此等候你的使唤。我如今是从你眼中望见天堂了。就立刻入地狱也死而无怨……我生命中的主宰，一个误登天堂用口渎了神圣的尊严的愚人行为如果引起了神圣的憎怒，你就使他到地狱去吧。”

　　作者原想写一个态度娴雅辞令优美的苗族美男，然而却不知不觉把他写成路易十四宫庭中人物了。又苗族男女恋爱时喜作歌辞互相唱和，其歌辞虽非我们所能知，但想也不过和《楚辞九歌》，《巴俞欠舞歌》，六朝民间乐府，刘禹锡所拟《竹枝词》；以及今曰所采集的《蜓歌》，《狼情歌》，《岭东恋歌》，《客音情歌》大同小异。不意在沈从文笔下写来，却都带着西洋情歌风味。像神巫所唱：瞅人的星我与你并不相识，我只记得一个女人的眼睛，这眼睛曾为泪水所湿，那光明将永远闪耀我心。

　　又：

　　天堂门在一个蠢人面前开时，徘徊在门外这蠢人心实不甘；若歌声是启辟这爱情的钥匙，他愿意立定在星光下唱歌一年。

　　本来大自然雄伟美丽的风景，和原始民族自由放纵的生活，原带着无穷神秘的美，无穷抒情诗的风味，可以使我们这些久困于文明重压之下疲乏麻木的灵魂，暂时得到一种解放的快乐。我们读到这类作品，好像在沙漠炎曰中跋涉数百里长途之后，忽然走进一片阴森蓊郁的树林，放下肩头重担，拭去脸上热汗，在如茵软草上躺了下来。顷刻之间，那爽肌的空翠，沁心的凉风，使你四体松懈，百忧消散，像喝了美酒一般，不由得沉沉入梦。记得从前读过法国19世纪大作家夏都伯里阳（F。A。

　　Chateaubriand）的名著《阿达拉》（Atala）、《海纳》

　　（Rene）等关于美洲北部未开辟时土人生活的描写，颇感此等妙趣。但夏氏曾亲赴美洲游历，对北美蛮族的风俗习惯曾下过一番研究功夫，所以其书虽然富于浪漫气氛，实非向壁虚造的故事可比。至于沈从文虽然略略明白一些“花帕族”、“白面族”的分别；能够描写神巫做法事的礼仪；哪能够知道他们男女恋爱时特殊的情形。

　　而他究竟没有到苗族中间去生活过，所有叙述十分之九是靠想象来完成的。许多地方似乎从希腊神话，古代英雄传说，以及澳洲、非洲艳情**抄袭而来，虽然另有用意——解释见后——初读尚觉新奇，再读便味如嚼蜡了。最近发表的《月下小景——新十曰谈序曲》，还是以苗族中间英雄美人做题材，意境也没有超过《龙朱》和《神巫之爱》，不过篇幅很短，所取又是散文诗体裁，使读者陶醉于故事的凄厉哀艳的情绪之中，不暇去苛求它的“真实性”，以文笔论，这倒可算沈从文一切苗族生活介绍之中最优秀的一篇。

　　关于第三项作品题材，极为复杂，以中上阶级而论则报馆的编辑，官厅的小科员，大学教授，大学男女学生，亭子间里潦倒文士，官僚，军阀，资本家，土豪，下台后终朝拜佛念经而又干着男女秘密勾当的政客，假作正经暗地养着姘夫的太太，争妍取怜妖*百出的姨太太，骄贵如太子公主的少爷**……都曾在他的文中字间留下了一幅剪影。以下等阶级而论则像船夫，厨子，仆役，草头医生，小店主，边城旅店的老板娘，私娼，野鸡，荒村的隐者，老农夫，小贩子，运私者，木匠，石匠，建筑工人，猎人，渔夫，强盗，土匪，兵士，军队中的伙夫，勤务兵，刽子手……也曾在他作品中当过一度或数度的主角。不过作者对于写作题材虽然这么“贪多”，而他的人生经验究竟不怎样丰富，他虽极力模拟他们的口吻，举止；解剖他们的气质，研究他们职务上的特别名称，无奈都不能深入。他所展露给我们观览的每个人物，仅有一副模糊的轮廓，好像雾中之花似的，血气精魂，声音笑貌，全谈不上。我们若把茅盾的《春蚕》，《林家铺子》，丁玲的《法网》，《水》；鲁迅的《风波》，《祝福》，《阿Q正传》等篇，和沈从文作品并读，便可以辨别出写作工力的差异来。这就是说茅盾等人的作品好像一股电气震撼读者心灵，沈从文的作品，则轻飘飘地抓不着我们痒处。

　　童话有《阿丽思中国游记》上下两卷。这是根据英国加乐里（carroll）

　　《阿丽思漫游奇境记》而写作的。上卷写阿丽思与兔子约翰傩喜先生到中国游历，发现中国许多腐败情形。下卷则写阿丽思由上海大都市到了他湘西的故乡，看到湘西许多野蛮风俗。这是沈氏著作中最失败的作品，内容和形式都糟。正如他自己序文中所说：“我不能把深一点的社会沉痛情形融化到一种天真滑稽里，成为全无渣滓的东西，讽刺露力乃所以成其浅保”又说：“在本书中思想方面既无办法，要救济这个失败，若能在文字的美丽风趣，好好设法，当然也可以成为一种大孩子读物。可惜这个又归失败。蕴藉近于天才，美丽是力，这大致是关乎所谓学力了。”这算是他还有自知之明的话。新近称为改变作风的《月下小景》——原名《新十曰谈》——体裁模仿意大利的卜伽丘的《十曰谈》，借一群偶然聚集某处的旅客，在消遣漫漫长夜或无聊光阴的方便谈出一个个故事来。题材取之唐释玄晖所撰《法苑珠林》中《知度论》，《大庄严论》，《生经》，《长阿含经》，《树提伽经》，《起世经》，《五分律太子须大拿经》，《杂比喻经》等。或把不完全的故事写成完全；或把几个并非同出一

　　经的小故事连缀一处成为一个大故事；或把故事中人物性格改变了赋以现代人的灵魂

　　血肉。里面如《扇陀》，《慷慨王子》，《寻觅》，《一个农夫的故事》，《爱欲》，写得都很动人。不过作者存心模仿《十曰谈》体裁，把每个美丽如诗的故事，放在骡马贩子，珠宝商人，市侩，农夫，猎人口中说出，我觉得很有些勉强。但这还可恕，最不该是故事中间往往插进作家自己的议论或安上毫无意义的头尾，将好好一篇文章弄成“美中不足”。有人说沈从文是一个“文体作家”（Stylist），他的义务是向读者贡献新奇优美的文字，内容则不必负责。不知文字可以荒唐无稽，神话童话和古代传说正以此见长——而不可以无意义。《月下小量》这本书无意义的例子我可以举出几个来。像《寻觅》那篇，X地青年为了有所不满足抛弃家财和娇妻远赴朱笛国。朱笛国王为了有所不满足抛弃王位而远赴白玉丹渊国，二人努力的结果，知道宇宙的字典永远没有“满足”这二字的存在，要想快乐除非你自己能“知足”。故事写到这里本可以戛然而止了。但作者为要使故事由本人口中叙出起见，又把那个国王和青年打发上“寻觅”的道路，并把他们一生的运命支配在到处飘泊之中，这岂不成了蛇足么？或者我们的作家以为“知足”是东方懒人思想，永远追求真理，才是现代人精神，所以要给故事这样一个结束。不知道文章的结构是要前后相称的，像裁制衣服一样，你起头既裁成一件宽袍大袖的东方式衣服，后来又加上一个西洋式尾巴，便弄得不伦不类了。又如《猎人故事》把《五分律》乌龟鸿雁迁居一小段文字敷衍成为一大篇，原不容易，但一定要把鸿雁变成人和猎人谈话，我也猜不出作家的命意。《爱欲》那篇《被刖刑者的爱》，全文既侧重妇人与刖者发生恋爱那一点，则前面兄弟为求学之故携带眷属旅行沙漠以至弟妇自杀等等描写都成了累赘。我考《法苑珠林》前后两段本属两个故事，作者将它们连接一起，又不肯使它们互相照应，所以到底还是两橛。

　　我们既将沈从文四部分作品讨论完毕，不妨再将他作品的哲学思想和艺术来观察一下。

　　沈氏虽号为“文体作家”，他的作品不是毫无理想的。不过他这理想好像还没有成为系统，又没有明目张胆替自己鼓吹，所以有许多读者不大觉得，我现在不妨冒昧地替他拈了出来。这理想是什么？我看就是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态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青起来，好在20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中国民族以年龄论并不怎样衰老，我们只须将中国民族组织的历史研究一下便可以知道。先秦时代夏商周三民族历史虽比较久远，代之而兴的楚秦民族却是很青春的。五胡十六国之际鲜卑，匈奴，跖跋等族，以及唐以后辽金元清等游牧民族之同化于我。衰老身体里也增加不少新鲜血液。若说现代欧美民族是个20左右的少年，我们也不过30来岁的壮年罢了。说起竞争，我想我们的力量并不见得比他们逊色，不过中国民族的年龄虽不算老，文化的年龄却太老了。文化像水一样流注过久，便会发生沉淀质。我们血管曰益僵硬，骨骼曰益石灰化，脏腑工作曰益阻滞，五官百骸的动作曰益迟缓，到后来就百病丛生了。加之东汉以后，又接受了印度文化。印度文化是很奇怪的。那些生长热带衣食无忧的圣人，终曰危坐森林：

　　竖则恒河沙劫，阿僧劫；横则大千世界，三十三天，将精神驰骋在无边无际的境界里，将心灵陶醉在冥想法悦中。实际生活，永远闭着眼睛不看。这思想流传到中国来，与我们固有的老庄无为哲学结合，于是我们的文化便更酵发一层毒素了。胡适曾说印度人曾赠给我们两种有害礼物：一是佛教思想，一是鸦片烟。这话我认为是极有见地的。因为这种种关系，中国文化不但富于沉淀质而已，后来竟成了一潭微波不起臭秽不堪的死水。无论你是一个怎样勇敢有为的青年，到这死水里洗个浴，便立刻变成恹恹不振的病夫。许多新民族入了这老国以后，多则一二百年，少则七八十年没有不腐化的，便是铁样的证据。我们生长在这文化里，生存竞争，引为大戒。乐天安命，视为固然。由保守而退化，由退化而也就失去在地球上立足的权利。我们瞻望民族的前途，哪能不黯然以悲，又哪能不栗然以惧！

　　西洋民族那样的元气淋漓，生机活泼，有如狮如虎如野熊之观，大约因为他们的文化比较年轻的缘故。我们要想恢复民族的青春，便应当接受西洋文化。接受西洋文化，便应先养成强悍粗犷的气质。记得一个曰本学者曾说中国人比之曰本人和西洋人，面貌上似乎缺乏一种野兽气息。五四运动前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极力提倡青年的兽性，或者就是为此。沈从文虽然也是这老大民族中间的一分子，但他属于生活力较强的湖南民族，又生长湘西地方，比我们多带一分蛮野气质。他很想将这分蛮野气质当做火炬，引燃整个民族青春之焰，所以他把“雄强”、“犷悍”，整天挂在嘴边。他爱写湘西民族的下等阶级，从他们龌龊，卑鄙，粗暴，*乱的性格中；酗酒，赌博，打架，争吵，偷窃，劫掠的行为中，发现他们也有一颗同我们一样的鲜红热烈的心，也有一种同我们一样的人性。那怕是炒人心肝吃的刽子手，割负心情妇舌头来下酒的军官，谋财害命的工人，掳人勒索的绑票匪，也有他的天真可爱处。他极力介绍苗瑶的生活，虽然他觉得苗瑶是被汉族赶入深山退化民族，但他们没有沐浴汉族文化，而且多与大自然接触，生活介于人兽之间，精力似乎较汉族盛旺。所以故意将苗族的英雄儿女，装点得像希腊神话里阿波罗、维纳斯一样。他嘲讽中国文化的地方也极多，如《阿丽思中国游记》，《猎人故事》等等皆是。沈从文文字能得多数青年的同情，或者就因为他文字中具有这种投合青年心理的哲学思想吧。

　　谈到沈从文作品的艺术，我也有点意见想倾吐。沈氏作品艺术好处，第一是能创造一种特殊的风格。在鲁迅，茅盾，叶绍钧等系统之外另成一派。丁玲在文坛上的地位虽然高过他，但丁玲文体却显然受过他的影响。他的文字虽然很有疵病，而永远不肯落他人窠臼，永远新鲜活泼，永远表现自己。他获到这套工具之后，无论什么平凡的题材也能写出不平凡的文字来。好像吕纯阳的指头，触到山石都成黄金，好像神话里的魔杖能够将平常境界幻化为缥渺仙国。第二，结构多变化。茅盾在《宿莽》弁言中曾说：“一个已经发表过若干作品的作家的问题，也就是怎样使自己不至于粘滞在自己所铸成的一定的模型中。”郁达夫除自叙体小说外，不能写别的东西，张资平三角恋爱小说千篇一律，可见茅盾所说的困难打破之不易。沈从文小说题材既极广博，结构上要使它不雷同很难办到。但我们的作家，在这方面很显了些手段。他的小说有些是逆起的，例如《喽罗》；有些是顺起的，例如《岚生同岚生太太》；有些是以议论引起来的，例如《第四》；有些是以一封信引起来的，例如《男子须知》。他虽然写了许多篇短篇小说，差不多每篇都有一个新结构，不使读者感到单调与重复，其组织力之伟大，果然值得赞美。而且每篇小说结束时，必有一个“急剧转变”

　　（a quick turn）。像《虎雏》那篇，他所收养教育的聪明小兵终于逃走；《夜》那篇，隐居老人开房示人以死妇尸体；《牛》那篇，牛大伯的牛被拉夫者拉去；《冬的空间》那篇，X女士之投海；《入伍后》那篇，二哥之被仇人支解；《岚生同岚生太太》那篇，太太闻女校学生烫头发出而掷其火酒瓶……全篇文字得这样一结，可以给人一个出乎意外的感想，一个愉快的惊奇。

　　第二，句法短峭简练，富有单纯的美。听说沈氏常以此自夸，则这种文笔之造成，一定是他有意的努力。如《我的小学教育》自述小时生活道：“正月，到小教场去看迎春；三月间，去到城头放风筝；五月，看划船；六月，上山捉蛐蛐，下河洗澡；七月，烧包；八月，看月；九月登高；十月打陀螺；十二月扛三牲盘子上庙敬神；平常曰子，上学，买菜，请客，送丧。”这似由一首旧式儿歌变化而来，句法则似《月令》。举此一例可概其余了。

　　第三，造语新奇，有时想入非非，令人发笑。像“这个人那时正从山西过北京，一个又体面又可爱的人物，在×××最粗糙的比喻上，说那个人单是拿他的脸或者一张口，或者身上任何一部分放到当铺中去也很容易质到一笔大数目款项。”（《第四》）“因为好的天气，是不比印子钱可以用息金借来的。”（《牛》）“人家的怜悯，虽不一定比送礼物来得不慷慨，却实在比礼物还无用的一种东西。”（《爹爹》）诸如此类的言语，沈氏作品中几于俯拾即是，不必具引。别说这是容易，一个性灵尚未被旧文学格式压扁和窒死的人才能有这样自由的想象，才能作这样有趣的譬喻。

　　沈从文创作的缺点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首为过于随笔化。他好像是专门拿EssayConter的笔法来写小说的。他曾自己解释道：“从这一小本集子上看，可以得一结论，就是文章更近于小品散文，于描写虽同样尽力，于结构更疏忽了。照一般说法，短篇小说的必需条件所谓‘事物的中心’、‘人物的中心’、‘提高’或‘拉紧’，我全没有顾到。也像有意这样做，我只平平的写去，到要完了就止，事情完全是平常的事情，故既不夸张，也不剪裁的把它写下去了……我还是没有写过一篇一般人所谓的小说的小说，是因为我愿意在章法外接受失败，不想在章法内得到成功。”（《石子船跋》）本来用随笔体裁写故事，在法文有所谓“Conte”①者之一体。如佛郎士《我友之书》（LeLiverdemonami）

　　，都德的《磨坊尺牍》（LesLettresdemonmoulin）、《曰曜故事》（LescontesduLundi）就是这类文章，这与小说（Novel）

　　是大有分别的。沈氏原是个“说故事的人”，用Conte体裁来写故事亦未尝不可，不过篇篇如此，也就有些讨厌了。

　　次则用字造句，虽然力求短峭简炼，描写却依然繁冗拖沓。有时累累数百言还不能达出“中心思想”。有似老妪谈家常，叨叨絮絮，说了半天，听者尚茫然不知其命意之所在；又好像用软绵绵的拳头去打胖子，打不倒他的痛处。他用一千字写的一段文章，我们将它缩成百字，原意仍可不失。因此他的文字不能像利剑一般刺进读者的心灵，他的故事即写得如何悲惨可怕，也不能在读者脑筋里留下永久不能磨灭的印像。在这一点上他与王统照初期作风倒有相象处。据赵景深说，王统照的文字“都是经过若干次的修改和锤炼的”，然而我们读了他的《春雨之夜》，《黄昏》，《一叶》等作只觉得它们“肉多于骨”，只觉得它们重复，琐碎，令人厌倦。世上如真有“文章病院”的话，王统照的文字应该割去二三十斤的脂肪，沈从文的文字则应当抽去十几条使它全身松懈的懒筋。作者写文字时信笔挥洒毫不着急，思想到了哪里，他的笔锋也就到了哪里。不幸他的思想是有些夹杂不清的，所以文字的体裁也就不能十分精醇爽利。

　　作者虽未曾受过高深的教育，未曾读过多少书，然而他有像英国哲学家斯宾塞磁石一般善于吸收的头脑，野猫一般善于侦伺的眼光。那怕在一个平凡人生经验上，一篇书上，一句普通朋友谈话上，都可以找到他创作的灵感。似乎世间没有一件事一件东西不足融化而为他写作的题材的。有时他的灵感从什么地方得来，我们都可以清楚知道，不过叫我们去写却写不出来。他自己说能在一件事上发生五十种联想（《阿丽思中国游记自序》），大约不是一句夸诞的话。为了他有这样能力，所以拼命大量生产，拼命将酝酿未曾成熟的情感，观察未曾明晰的对象，写成文章。有时甚至不惜捏造离奇古怪不合情理的事实来吸引读者的兴趣，像《都市一妇人》和《医生》简直写成了一篇低级趣味的Romance①，他文章的轻飘，空虚，浮泛等病均由此而起。这时候他过强的想象力变成了他天才的障碍，左右逢源的妙笔也变成他写作技巧的致命伤了。我常说沈从文是一个新文学界的魔术家。他能从一个空盘里倒出数不清

　　的苹果鸡蛋；能从一方手帕里扯出许多红红绿绿的缎带纸条；能从一把空壶里喷出洒

　　洒不穷的清泉；能从一方包袱下变出一盆烈焰飞腾的大火，不过观众在点头微笑和热烈鼓掌之中，心里总有“这不过玩手法”的感想。沈从文之所以不能如鲁迅，茅盾，叶绍钧，丁玲等成为第一流作家，便是被这“玩手法”三字决定了的！

　　但是作者的天才究竟是可赞美的。他的永不疲乏的创作力尤其值得人惊异。只要他以后不滥用他过多的想象力，将作品产量节制一点，好好去收集人生经验，细细磨琢他的文笔，还有光明灿烂的黄金时代等着他在前面！

　　原载《文学》，1934年9月，第3卷第3期

《边城》所写的故事很简单，然而却极美：在湘西风光秀丽、人情质朴的边远小城，生活着靠摆渡为生的祖孙二人，外公年逾七十，仍很健壮，孙女翠翠十五岁，情窦初开。他们热情助人，纯朴善良。两年前在端午节赛龙舟的盛会上，翠翠邂逅当地船总的二少爷傩送，从此种下情苗。傩送的哥哥天保喜欢上美丽清纯的翠翠，托人向翠翠的外公求亲，而地方上的王团总也看上了傩送，情愿以碾坊作陪嫁把女儿嫁给傩送。傩送不要碾坊，想娶翠翠为妻，宁愿作个摆渡人。于是兄弟俩相约唱歌求婚，让翠翠选择。天保知道翠翠喜欢傩送，为了成全弟弟，外出闯滩，遇意外而死。傩送觉得自己对哥哥的死负有责任，抛下翠翠出走他乡。外公因翠翠的婚事操心担忧，在风雨之夜去世。留下翠翠孤独地守着渡船，痴心地等着傩送归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小说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表现自然、民风和人性的美，描绘了水边船上所见到的风物、人情，是一幅诗情浓郁的湘西风情画，充满牧歌情调和地方色彩，形成别具一格的抒情乡土小说。

一、山水美

《边城》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样一副画面：“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小溪流下去，绕山岨流，约三里便汇入茶峒的大河，人若过溪越小山走去，则一只里路就到了茶峒城边。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故远近有了小小差异。小溪宽约二十丈，河床为大片石头作成。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

小说中那清澈见底的河流，那凭水依山的小城，那河街上的吊脚楼，那攀引缆索的渡船，那关系茶峒“风水”的白塔，那深翠逼人的竹篁中鸟雀的交递鸣叫，……这些富有地方色彩的景物，都自然而又清丽，优美如画让人如入梦境，无不给人美的享受。

二、风情美

沈从文在《边城》描绘了一幅他童年记忆中、理想世界中的美丽湘西地域风俗画。这幅风俗画是优美的、精致的、奇丽的，它蕴涵了湘西边地的自然风光、社会风俗、人际关系、人情人性等等，积淀着深厚博大而又神秘瑰丽的楚文化。

沈从文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因此，《边城》中就有了一个质朴而又清新的世界，一个近乎“世外桃源”式的乡村社会，表现出仁厚、纯朴的土性乡风。他笔下的湘西是这样的：中秋节，青年男女用对歌的形式在月夜下倾吐爱意；端午节，家家锁门闭户，到河边、上吊角楼观赏龙舟竞赛，参加在河中捉鸭子的活动，“不拘谁把鸭子捉到，谁就成为鸭子的主人”；正月十五，舞龙、耍狮子、放烟火，“小鞭炮如落雨的样子”，小城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

这种氛围里生活的人们质朴而又善良,任何剑拔弩张在这里都显得格格不入。

在划船比赛中，胜利的队伍可以得到一枚小银牌，在边城之外，总会有人计较谁会得到它，但是在边城人看来，银牌不拘缠到船上哪一个人的头上，都显出一船人合作努力的光荣。在边城，没有争名夺利。

“从文出生于苗汉杂居的湘西，他最熟悉的是这一地区的风土人情。非但熟悉，而且是热爱。”施蛰存如是说。

三、人性美

边城的人民是“一群未被近代文明污染”的善良人，他们保持着昔日宁静和谐的生活环境与纯朴勤俭的古老民风。透过字里行间，我们能感受到沈先生努力建构了一个充满自然人性的世外桃源，创造的人物闪烁着人性中率真、美丽、虔诚的一面，边城的人民就是人性美的代表。

在《边城》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人的淳朴、勤俭、友善、和平的景象。“管理这渡船的，就是住在塔下的那个老人。活了七十年，从二十岁起便守在这溪边，五十年来不知把船来去渡了多少年。年纪虽那么老了，本来应当休息了，但天不许他休息，他仿佛不能够同这一分生活离开，他从不思索自己的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的很忠实的在那里活下去。”文章在写到掌管水码头顺顺时说：“这个大方洒脱的人，事业虽十分顺手，却因欢喜交朋结友，慷慨而又能济人之急，……明白出门人的甘苦，理解失意人的心情……为人却那么公正无私……既正直和平，又不爱财”。在说到两位年青人的时候，又写得是那样受人欢迎：“结实如小公牛……豪放豁达，不拘常套小节……和气亲人，不骄惰，不浮华。”而更让人称奇的那只小狗也格外显得乖巧、懂事：“有时又与祖父黄狗一同在船上，过渡时与祖父一同动手，船将岸边，祖父正向客人招呼：慢点，慢点时，那只黄狗便口衔绳子，最先一跃而上，且俨然懂得如何方为尽职似的，把船绳紧衔着拖船拢岸。”

主人公翠翠是其中刻画得最成功的一个人物形象，她是湘西山水孕育出来的一个精灵，“她在风日里成长着，皮肤黑黑的，触目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如水晶，自然抚养着她，教育着她。”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从不想残忍的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边城的风日、山水，使她出落成一个眉清目秀、聪慧温柔，且带几分矜持、几分娇气的少女。她是美的精灵与化身。傩送远走他乡，爷爷溘然长世，她痛苦悲伤但并没有倒下，她谢绝船总让她住进他家的好意，她像爷爷那样守着摆渡的岗位，苦恋着并等待傩送归来，充分表现她性格坚强的一面，展现着柔中有刚的美，她怀着希望与自己坎坷命运作持久的抗争。

《边城》用人性描绘了一个瑰丽而温馨的“边城”世界，这里人性皆真、皆善、皆美，由每个人身上所焕生的人性美、人情美营造了这个世界，这里看不到邪恶、奸诈和贪欲；这里有贫富区分和社会地位高低的差别，但他们都互相亲善着、扶持着；这里也有矛盾，但那决不是善与恶的冲突；小说结局是悲剧性的，但也绝非是奸邪之徒所致。

正如批评家刘西渭所说：“这些可爱的人物，各自有一个厚道然而简单的灵魂，生息在田野晨阳的空气。他们心口相应，行为思想一致。他们是壮实的，冲动的，然而有的是向上的情感，挣扎而且克服了私欲的情感。对于生活没有过分的奢望，他们的心力全用在别人身上：成人之美。”

《边城》在一首清澈、美丽但又有些哀婉的田园牧歌中，为人类的爱做了恰如其分的说明。在这样一篇美丽的文字之中，我们更能感受到一种似乎已为我们所陌生的自然、优美、健康的人性，那种如大自然本身一样凝重、明慧而又本色真实的人生形式。因此，读这样的作品，我们获得的不只是文学艺术的美的享受，更有着对我们心灵人性的滋养与疗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