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显祖唯情文学观的逻辑解析

汤显祖唯情文学观的逻辑解析

　内容提要 明代文学家汤显祖主张唯情论(至情论)的文学观。对此，既往学术界的论述失之于简单地说明汤显祖在《牡丹亭记题词》等文献中关于“唯情论”的主张，而没有就其“情”的观念作具体、系统的理论阐述。本文围绕汤显祖的“世有有情之天下，有有法之天下”，“天下文章所以有生气者，全在奇士”，“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三个重要命题，对其“唯情论”文学观的核心思想作了系统阐释，并在“情”、“奇”和“神”三个层面阐述了汤显祖文论观的逻辑结构。

关 键 词明代文学/汤显祖/唯情论

作者简介肖鹰(1962- )，男，四川省威远县人，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美学与文化学研究，清华大学哲学系。

一、“世有有情之天下，有有法之天下”

　汤显祖的文论发端于对以“后七子”为代表的晚明文坛仿袭靡弱之风的不满。他说：“我朝文字，宋学士而止。方逊志已弱，李梦阳而下，至琅琊，气力强弱巨细不同，等赝文耳。弟何人能为其真？不真不足行。”[1](P1451)“不真不足行”，是汤显祖提出的文学能否传世的一个基本标准。在晚明文学语境中，“真”是以“情”为核心的，“真”就是自我情感的直率表达和抒发，以真情为文学的主宰——不仅文学表现的主题是真实情感，而且文学表现的方式也必须是真实和真诚的。在汤显祖之前，自李梦阳开始，唐顺中、焦竑、屠隆诸人都在倡导以直抒胸臆为内涵的“真情文论”，而以王阳明心学为宗的徐渭、李贽更将自我情感的自由表达推崇到超越楷法、美丑的自然主义层次。可以说，汤显祖的文学思想正是在徐渭、李贽诸位先驱开拓的个性情感理论的路线上展开的。

　然而，对于半生受“举业之耗，道学之牵”的汤显祖，“情”在文学创作中的主题化，就其内在心路历程而言，应当视作长久蕴积、抑制的自我情感释放所使然。五十以后的汤显祖，是毫不掩饰自己主情立场的。他创作张扬“为情而死，复因情而生”爱情主题的《牡丹亭》后，相国张新建当面婉言劝他说：“以君之辨才握麈而登皋比，何渠出濂洛关闽下，而逗漏于碧箫红牙队间，将无为青青子衿所笑？”汤显祖的回答是：“显祖与吾师终日共讲学，而人不解也。师讲性，显祖讲情。”[2](P82、84)张建新的话，是指汤显祖本来具有宏道传学的大才——他若登台讲学(“握麈而登皋比”)，影响当不在宋代道学大家周敦颐(濂)、二程(洛)、张载(关)和朱熹(闽)之下，但却浪费在并无意义的戏剧中了(“逗漏于碧箫红牙队间”)。汤显祖的回答，明确表示自己与张建新的人生理念不同，“师讲性，显祖讲情”。值得注意的是，他不仅把道学家所推崇的“性”与戏剧家表演的“情”对立起来，而且认为戏剧艺术与道学宣教一样，都是“讲学”——这就是说，戏剧艺术是对人的一种情感教育。

　但是，相对于明代文坛情感论先驱者李贽、徐渭诸人把自我情感中心化、主题化而言，汤显祖更注重于为情感在人生世界中确立一个不可取代的合法位置。在写于辞官后的《青莲阁记》一文中，汤显祖提出了“有情之天下”与“有法之天下”的对立观。他说：

　有是哉，古今人不相及，亦其时耳。世有有情之天下，有有法之天下。唐人受陈隋风流，君臣游幸，率以才情自胜，则可以共浴华清，从阶升，娭广寒。令白也生今之世，滔荡零落，尚不能得一中县而治。彼诚遇有情之天下也。今天下大致减才情而尊吏法，故季宣低眉而在此。假生白时，其才气凌厉一世，倒骑驴，就巾拭面，岂足道哉[1](P1174)？

　汤显祖此文题为《青莲阁记》，主旨并非写青莲阁，而是将明代风流文士李季宣与唐代谪仙人李白(青莲)相比。在汤显祖看来，李白是金粟如来后身，孤纵掩映，风流遂远，八百年后才有李季宣。二李均文才盖世、风流绝代，且均孤傲任性，不为俗屈。但李白为上至天子、下至凡夫所重，生前生后光照寰宇；李季宣却为蜚语所中，不为当世所容，不仅仕途不远，而且才困气抑，终归于落寞余生。汤显祖认为，二李命运的差异，原因不在两人自身，而是时代差异使然。唐代君臣，任性纵情(“率以才情自胜”)，创化的是一个人仙共游的世界(“从阶升，娭广寒”)，这是一个“有情之天下”。明代与唐代相反，治国宗旨是“减才情而尊吏法”，吏法重苛，钳情缚才，即以法灭情，这是一个“有法之天下”。生于有情之天下，李白得以放达而成人间仙人；生于有法之天下，李季宣风流而无奈才困情滞——“低眉而在此”。

　以“法”和“情”二分天下，一则是明确了“情”与“法”在人生世界中两种对立的生活精神，一则是在情—法对峙中确立“情”的独立位置和价值。“法”，不止于“吏法”，还包含和联系着礼、性、理——儒学主导的道学体系。自宋代以来，周敦颐、二程(程颢、程颐)、张载、朱熹诸大儒，将儒家礼法学说体系化，形成了礼、法、情、性一统于“理”(天理)的道学体系。儒家道学的要旨是以礼节情，以性统情，以理约情。要明确“法”与“情”之别，就要明确“情”与礼、性、理之别——归根到底，就是要明确情与理的分别，即“情理之辨”。

　汤显祖的情理之辨，集中表现在他与达观禅师释真可的书信致答的辩论中。汤显祖入四十以后拜达观为师，达观劝化他的主旨是“去情返道”。在致汤显祖信中，达观说：

　真心本妙，情生即痴，痴则近死，近死而不觉，心几顽矣，况复昭廓其痴驰而不返，则种种不妙不召而至焉？……故知能由境能，则能非我有；能非我有，岂境我得有哉？此理皎如日星，理明则情消，情消则性复，性复则奇男子能事毕矣，虽死何憾焉？仲尼曰：朝闻道夕死可矣。为是故也。如生死代谢寒暑迭迁，有物流动，人之常情。众人迷常而不知返道，终不闻矣。故曰反常合道。夫道乃圣人之常，情乃众人之常……近者性也，远者情也，昧性而恣情，谓之轻道[3](P366—368)。

　达观讲学，受宋儒道学影响，以“心统性情”(张载语)立义，即所谓：“夫理，性之通也；情，性之塞也。然理与情而属心统之，故曰心统性情。”[3](P2)他认为，理与情，是心的两种活动状态：理是心的觉悟状态，而情是心的痴迷状态。“觉”则是“理”，“迷”则是“情”。因此，理与情又是互相转化的。“性”指本心，即心的本然状态。“理”是“觉”，也就是“性之通”；“情”是“迷”，也就是“性之塞”。达观劝导汤显祖出离迷情、复归明理(“反常合道”)，认为汤显祖的情感执着为“昧性而恣情”的“轻道”行为。

　然而，汤显祖并没有接受达观师的劝导，正如他回答张新建的劝勉而称“师讲性，显祖讲情”一样，对于达观的教训，他也答以同样的拒绝。他说：

　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真是一刀两断语。使我奉教以来，神气顿王。谛视久之，并理亦无，世界身器，且奈之何？以达观而有痴人之疑，疟鬼之困，况在区区，大细都无别趣。时念达师不止，梦中一见师，突兀笠杖而来。忽忽某子至，知在云阳。东西南北，何必师在云阳也？迩来情事，达师应怜我。白太傅、苏长公终是为情使耳[1](P1351)。

　“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这是汤显祖对达观千言长信的极简要的概括。汤显祖引白居易(太傅)和苏东坡(长公)毕生钟情于文学创作而非以宏扬道学为己任(“终是为情使耳”)作辩，不仅是以古人为标榜，而且也是委婉呈其“讲情不讲性”之志趣。为戏剧即不为道学，这当是汤显祖的文学思想要义。

二、“天下文章所以有生气者，全在奇士”

　汤显祖论文主“情”，同时也主“奇”——“情”与“奇”是汤显祖文论的一体两面。清人姚康说：“悲夫，死于哭者，死于情也。古忠臣孝子不过钟情之至。故凡异，皆生于情。”[4](P67)“凡异，皆生于情”，这是从“异”的方面来说，从“情”的方面来说，则是“凡情，皆见于异”。在《合奇序》中，汤显祖集中表达了他的“文奇观”：

　世间惟拘儒老生不可与言文。耳多未闻，目多未见。而出其鄙委牵拘之识，相天下文章。宁复有文章乎？予谓文章之妙，不在步趋形似之间。自然灵气恍惚而来，不思而至。怪怪奇奇，莫可名状。非物寻常得以合之。苏子瞻画枯株竹石，绝异古今画格，乃愈奇妙。若以画格程之，几不入格。米家山水人物，不多用意，略施数笔，正使有意为之，亦复不佳。故夫笔墨小技，可以入神而证圣。自非通人，谁与解此？吾乡丘毛伯选海内合奇文止百余篇，奇无所不合，或片纸短幅，寸人豆马；或长河巨浪，汹汹崩屋；或流水孤村，寒鸦古木；或岚烟草树，苍狗白衣；或彝鼎商周，《丘索》《坟典》。凡天地间奇伟灵异高朗古宕之气，犹及见于斯编。神矣化矣。夫使笔墨不灵，圣贤减色，皆浮沉习气为之魔。士有志于千秋，宁为狂狷，毋为乡愿。试取毛伯是编读之[1](P1138)。

　汤显祖在此提出了关于“文奇”的几个要点：其一，文章之妙，要在打破规范体例，故不能用常规的标准来识别。其二，文章之妙，不能靠模仿学习得到，而是作者可遇不可求的灵感之产物。其三，不仅文章之妙，凡一切艺术之妙皆以出格为要端，都是无意为之的佳作，有意为之则不为佳。其四，“奇”是打破常规习气的自由超越的创作境界，达到了自我与创作对象(乃至于世界)的高度沟通、融合——“奇无所不合”。所以，“奇”是自我内在的心意和世界更深刻的、真实的化合，但前者更为根本，所以“奇”就是“宁为狂狷，毋为乡愿”人格的艺术体现。

　在晚期所作的《艳异编序》中，汤显祖从宇宙的广大丰富证明“奇”的合理性——“奇”就是超越迂腐习气之见的天地万物的丰富性。他说：“尝闻宇宙之大，何所不有？宣尼不语怪，非无怪之可语也。乃龌龊老儒辄云，目不睹非圣之书。抑何坐井观天耶？泥丸封口当在斯辈。而独不观乎天之岁月，地之花鸟，人之歌舞，非此不成其乎三材？”在此前提下，他将一切被讲经论道的“正统”排斥的“奇异”文艺都纳入到宇宙生气活跃、灵机创化的大景象中。他说：

　吾尝浮沉八股道中，无一生趣。月之夕，花之晨，嘟脑赋诗之余，登山临水之际，稗官野史，时一展玩，诸凡神仙妖怪，国士名妹，风流得意，慷慨情深，语千转万变，靡不错陈于前，亦足以送居诸而破岑寂……是集也，奇而法，正而葩，秾纤合度，修短中程，才情妙敏，踪迹幽玄。其为物也多姿，其为态也屡迁，斯亦小言中之白眉矣、昔人去，我能转《法华》，不为《法华》转。得其说而并得其所以说，则乐而不*，哀而不伤，纵横流漫而不纳于邪，诡谲浮夸而不离于正。不然，始而惑，既而溺，终而荡[1](P1503)。

　在这里，汤显祖明确将“八股道中”的文学与他所欣赏的一切“奇异”的文学相对比，以前者的“无一生趣”反衬后者的“风流得意，慷慨情深”。他赞赏奇文“奇而法，正而葩”，而且套用了“乐而不*，哀而不伤”，似乎有矫奇归正于儒家道统之意。但是，他的要旨是推崇“奇文”所呈现的心灵的自由和文学景致的丰富生动，进而言之，他认为“奇”必须有深刻的精神内涵，要体现作者对宇宙人生的生动觉悟，否则，“奇”就会因为迷惑于表象而沦陷于*荡——这显然不是汤显祖所肯定的“文奇”。

　汤显祖认为，正如自然界的奇景异观无害于天地山川之美、奇花异鸟无害于珍禽佳卉之丽，稗官小说也无害于经传子史、游戏墨花无害于涵养性情。汉代名臣东方曼倩，以辞令机巧幽默著称，在朝廷上谏时也杂以滑稽；汉末硕儒马季长(融)不拘儒节，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宋代文人石曼卿，以朝臣之身，野饮狂呼，成为巫医皂隶沿街戏仿的对象。南朝颜之推对前两人均有批评之语，“东方曼倩滑稽不雅”，“马季长佞媚获诮”[5](P19)。刘勰也说：“昔楚庄齐威性好隐语，至东方曼倩尤巧辞述，但谬辞诋戏无益规补。”[6](P14—15)但汤显祖却为这三人正名，他认为：“之三子，曷尝以调笑损气节，奢乐堕儒行，任诞妨贤达哉？”[1](P1252)

　在汤显祖看来，奇文异书，不仅无害于经传子史，而且是调养性情、获得“真趣”的必要资源。李白有“不读非圣之书”之说，而李梦阳劝人“不读唐以后书”。汤显祖批评道：“语非不高，然不足以绳旷览之士。”他说：

　太白故颓然自放，有而不取，此天授，无假人力；若献吉(李梦阳)者，诚陋矣！《虞初》一书，罗唐人传记百十家，中略引梁沈约十数则，以奇僻荒诞，若灭若没，可喜可愕之事，读之使人心开神释，骨飞眉舞。虽雄高不如《史》、《汉》，简淡不如《世说》，而婉缛流丽，洵小说家之珍珠船也。其述飞倦盗贼，则曼倩之滑稽；志佳冶窈窕，则季长之下绛纱；一切花妖木魅，牛鬼蛇神，则曼卿之野饮。意有所荡激，语有所托归，律之风流之罪人，彼固歉然不辞矣。使咄咄读古，而不知此味，即日垂衣执笏，陈宝列俎，终是三馆画手，一堂木偶耳，何所讨真趣哉[1](P1252)！

　“讨真趣”，是汤显祖鄙弃八股习气之作、推崇奇文异书的要旨所在，而在“讨真趣”的背后，则是做真人，发真性情，这就是他所谓的“奇士”：

　天下文章所以有生气者，全在奇士。士奇则心灵，心灵则能飞动，能飞动则下上天地，来去古今，可以屈伸长短生灭如意，如意则可以无所不如。彼言天地古今之义而不能皆如者，不能自如其意者也。不能如意者，意有所滞，常人也。蛾，伏也。伏而飞焉，可以无所不至。当其蠕蠕时，不知其能至此极也。是故，善画者观猛士剑舞，善书者观担夫争道，善琴者听淋雨崩山。彼其意诚欲愤积决裂，挐戾关接，尽其意势之所必极，以开发于一时。耳目不可及而怪也[1](P1252)。

　“士奇”，指为人如东方曼倩、马季长和石曼卿，不拘俗套，有出格之行；“心灵”，指精神自由，而且想象力无限生动活跃。汤显祖认为，只有达至自我行为的解放，才能实现自我心灵的解放——“士奇则心灵”，而自我心灵的解放，实现的是对天地古今之义无所不至的“自如其意”的感知和表现。奇士与常人之别，就在于奇士“无所不如其意”，而常人却不能如意——“意有所滞”。值得注意的是，汤显祖并不认为“奇士”与“常人”之间的区别是与生俱来的，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飞蛾在还是只蠕虫的时候，不仅不能飞，也不知其可能，但待成熟则任意飞翔。引申为说人，则人的心灵是具有自由超越的潜力的，只是常人伏于意滞，而奇士则“愤积决裂”、“尽其意势之所必极”。

　汤显祖对奇文、奇士的推崇，是与王阳明重新开启的孔学“乡愿狂者之辨”所包含的精神意向一脉相承的。自王阳明始，而后徐渭、李贽等士人，均以“宁为狂狷，毋为乡愿”的气节立世。不为俗屈，不守儒节，纵性恣情，任人非议而无悔，这便是明末士人之狂者风尚。汤显祖相比于李贽、徐渭，在行为上自然是检束有加，但他与后两者在精神意气上则是同调的。他在《答岳石帆》信中说：“兄书，谓弟不知何以辄为世疑。正以疑处有佳。若都为人所了，趣义何云？似弟习气矫厉，蚩蚩者故当忘言，即世喜名好事之英，弟亦敬之未能深附也，往往得其疑。世疑何伤，当自有不疑于行者在。”[1](P1333)汤显祖在此所谓“正以疑处有佳”，与李贽所称“今我等既为出格丈夫之事，而欲世人知我信我，不亦惑乎”[7](P57)，表达的是同样的自信和自负气节。而在《艳异编序》中，汤显祖更以“余与世两不相可”自许。他说：“不佞懒如嵇(康)，慢如长卿，迂如元稹，一世不可余，余亦不可一世。萧萧此君而外，更无知己。”[1](P1203)不相与可，即不相容，汤显祖的奇士精神正在独立不倚、傲世而行。这种狂者精神呈现在其文学观念上，则是对“高广而明秀，疏夷而苍渊”的奇文的推崇。他说：

　子言之，吾思中行而不可得，则必狂狷者矣。语之于文，狷者精约俨厉，好正务洁。持斤捉引，不失绳墨。士则雅焉。然予所喜，乃多进取者。其为文类高广而明秀，疏夷而苍渊。在圣门则曾点之空衮，子张之辉光。于天人之际，性命之微，莫不有所窥也。因以裁其狂斐之致，无诡于型，无羡于幅，峨峨然，沨沨然。证于方内，未知其何如。妄意才品所具若兹，于先正所为同而求独而致者，或不至远甚。各公卿郎吏贤豪好修之士，时而试天下第一者，将有在与。嘻，此诸君子所自为，岂世目所得定也[1](P1337)。

　“世目”，即常人的眼见，因为拘于俗套陈规，只可为鄙委牵拘之识，自然不能见识高明隽丽的“奇文”。为文必须奇士，识文亦须狂者。

三、“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

　汤显祖论文，“奇异”之外，则讲“灵性”。奇士之文，是如意之作，亦必是灵性之作。他在《秀才说》中说：“秀才之才何以秀也？秀者灵之所为。故天生人至灵也。”[1](P1228)显然，他是将“灵性”作为人之为人的优异特性来看，而这正是他论文的前提。

　在《张元长嘘云轩文字序》一文中，汤显祖论及作文中灵性与习气的关系时说：

　天下大致，十人中三四有灵性。能为伎巧文章，竟伯什人乃至千人无名能为者。则乃其性少灵者与？老师云，性近而习远。今之为士者，习为试墨之文，久之，无往而非墨也。犹为词臣者习为试程，久之无往而非程也。宁惟制举之文，令勉强为古文词诗歌，亦无往而非墨程也者。则岂习是者必无灵性与，何离其习而不能言也。夫不能其性而第言习，则必有所有余。余而不鲜，故不足陈也。犹将有所不足，所不足者又必不能取引而致也。盖十余年间，而天下始好为才士之文。然恒为世所疑异。曰，乌用是决裂为，文故有体。嗟，谁谓文无体耶。观物之动者，自龙至极微，莫不有体。文之大小类是，独有灵性者自为龙耳[1](P1139)。

　汤显祖提出，为什么能文的人少于有灵性的人？他认为这一现象不是由个人禀赋差异(“性”)造成的，而是由机械模式化的训练活动造成的。“试墨”是科考文章，“试程”是官场行文。科举前习于试墨，中举后习于试程，就导致绝大多数人灵性丧失，规模步趋，不能为灵性之文。汤显祖承认学习的必要，但却不能以放弃自我灵性为前提，更不能受制于规范体例。万物皆有体，但龙之体却在自在超越——“独有灵性者自为龙耳”。在这篇文章中，他特别赞赏张元长，称其文章“离致独绝，咸以成乎自然”，究其原因，是因为张元长“以灵性习之者也。度其十余年中，习气殆尽”。以灵性习之，就能超越习气而返于灵性——“龙何习哉”[1](P1139—1140)。汤显祖认为，文学创作的内在动机是自我情感高度积蓄状态下的意气渲发。他说：

　万物当气厚材猛之时，奇迫怪窘，不获急与时会，则必溃而有所出，遁而有所之。常务以快其慉结。过当而后止，久而徐以平。其势然也。是故，冲孔动楗而有厉风，破隘蹈决而有潼河。已而其音泠泠，其流纡纡。气往而旋，才距而安。亦人情之大致也。情致所极，可以事道，可以忘言。而终有所不可忘者，存乎诗歌序记词辩之间。因圣贤之所不能遗，而英雄之所不能晦也[1](P1098—1099)。

　“气往而旋”，是指“气”在舒畅流动的条件下才能达到和缓从容的状态；“才距而安”，则指个人才能(如文才)具有自我展现的要求，但只有在其充分展示中才能安定。文学创作的本质是情感达到极致状态的以“气”与“才”结合的方式产生的自我表达。“终有所不可忘者，存乎诗歌序记词辩之间”，这就是说，文学表现是因为情感具有非文学不能表现的情致。

　但是，汤显祖并未将文学创作归结为情感渲发的自然主义文论——在这一点上，他与李贽、徐渭是不同的。他在讲“气往而旋，才距而安”的同时，还认为：“声音出乎虚，意象生于神，固有迫之而不能亲，远之而不能去者。”[1](P1099)“虚”否定了单纯的喧嚣，“神”否定了直白的表达。“虚”和“神”这两个概念实际上对“气”和“才”的展现提出了更高的、超越的艺术要求——它们不能被认同为自然主义的渲发。“迫而不亲”、“远而不去”，便是对自然表现主义失误的指认。

　综观汤显祖的文学主张，如果说“情”是其文学的出发点，而“才”、“气”是“情”的表现载体，那么，“神”则是他所追求的情感表现的理想境界。正是对“神”的强调，使汤显祖与李贽、徐渭诸人分别开来。我们比较一下汤显祖与徐渭的两则言论：

　汤显祖认为：“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天下之声音笑貌大小生死，不出乎是。因以淡荡人意，欢乐舞蹈，悲壮哀感鬼神风雨鸟兽，摇动草木，洞裂金石。其诗之传者，神情合至，或一至焉；一无所至，而必曰传者，亦世所不许也。”[1](P1110—1111)。

　徐渭指出：“人生堕地，便为情使。聚沙作戏，拈叶止啼，情昉此也。迨终身涉境触事，夷拂悲愉，发为诗文骚赋，璀璨伟丽，令人读之喜而颐解，愤而眦裂，哀而鼻酸，恍若与其人即席挥麈，嬉笑掉言于数千载之上者，无他，摹情真则动人弥易，传世亦弥远，而南北剧为甚。”[8](P1296)

　汤显祖、徐渭两人论诗，都以情为主，而且将情归本于人性——在此，两人的着眼点当然略有差异，汤说“世总为情”，是从人生总体讲的；徐说“人生为情使”，是从人生个体讲的。汤显祖认为“情生诗歌，而行于神”，即诗歌表现情感的要件是达到高度的艺术性——“神”，而“神情合至”，是诗歌表现情感的理想境界；徐渭讲诗歌传情感人，只说“摹情真则动人弥易，传世亦弥远”，“真”在徐渭是“不可着一毫脂粉，越俗越家常”的本色表现。同是以情为出发点，徐渭归于“真”，汤显祖则归于“神”，两者之间具有俗与雅的理念冲突——准确讲，是情感表现的自然化与艺术化的冲突。

　进入暮年的汤显祖，发生了由情复道的思想转化。因此，其六十岁后的文论逐渐开始强调理和学。在六十二岁时，汤显祖明确指出须“学”与“才”结合，才可使“情”得以广传久远。他说：“先王既往，而钟鼓筦磬之音未衰。自汉以来，至于胜国，冠带之士，闾巷之人，或鼓或罢，或笑或悲，长篇短章，铿鋐寂寥，一触而不可禁御者，皆是物也。昔人常因其情之卓绝而为，此固足以传。通之以才而润之以学，则其传滋甚然。”[1](P1112)“通之以才而润之以学”，这句话从普通学理来看似乎很周全，但在晚明倡导个人情感主义自由表现的思想背景上来看，这确乎表现了汤显祖的思想逆复——这对于其个人和整个文坛都是如此，因为此说所传达的是“学”的主导意义，而不是“情”的自主性。

　　没有《游园》这一出（出），昆曲里常说的《游园惊梦》，都是第十出《惊梦》里的，《寻梦》则是第十二出。之所以叫游园，我想是因为这一出是比较经典的剧目，而游园这一情节也是很经典的，经常演出的，所以就常称为“游园惊梦”。

　　以下是余秋雨《笛声何处》里的，我觉得回答你这个问题还不错。部分文字有所省略，你可以找找这本书看看。

　　“( 一）《牡丹亭》汤显祖的《牡丹亭》无疑可列入中国戏剧文化史上哪怕是以最苛严的标准选定的几部第一流的佳作之内。

　　为了论述的方便，，还需要把人们也许早已很熟悉的《牡丹亭》的故事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这是一个在明媚的春光里开始的故事。南安太守杜宝家的后花园里已是一片姹紫嫣红，但是，他的独生女儿杜丽娘还被牢牢地关在闺房里。一天，杜宝听说女儿在刺绣之余还偶尔午睡一会，，十分生气，觉得有失家教，决定聘请一位家庭教师来严加管束。请谁呢？杜宝夫妇合计：女儿除父亲外还没见过其他男性，，最好是请一位女先生来；但是合适的女先生是很难请到的，，他们终于选定了一个六十多岁、咳嗽多病的穷学究陈最良。

　　没料到，，刚开课就出了乱子。陈最良为杜丽娘和伴读丫头春香讲解《诗经》的第一篇《关雎》，，明明是一首求爱的恋歌，，陈最良却依据礼教习惯讲解成有什么贤达、风化的意义在内，，两位姑娘当然既不懂，，又不满。春香当着陈最良的面顽皮地抢白了一通，，杜丽娘则在先生背后反复吟味《关雎》中的词句，，悄然叹道：圣人不是也在这里说“情”吗？真是古今同怀啊！不读书还好，，一读书竟惹起了春愁，，惹起了杜丽娘青春的郁闷。春香丫头见**困闷，，就建议她到后花园走走，，消遣消遣。

　　虽然是自己家的后花园，，按照规矩，，姑娘们也是不准进的。知道有这么一个破败的后花园的存在，，还是春香丫头不久前的发现呢。杜丽娘当然很想去看看，，但又十分害怕父母亲得知，，后来想起父亲这些天外出了，，就郑重其事地取来历书选日期，，决定几天之后大胆地到后花园去领略一下春光！

　　杜丽娘终于一步跨进了后花园。这些花，，这些草，，这些鸟鸣，，是那样的平常，，但都在杜丽娘心中激起了青春的感应，，掀起了情感的波澜。她立即发觉，，自己的生命与眼前灿烂而又易凋的春花是那么相像。她奇怪地感受到，，在这恼人的春色中，，自己竟然产生了需要寻找一个“折桂之夫”, 与之“早成佳配”的强烈愿望。她闯到闺房后就迷迷糊糊地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一个手持柳枝的英俊青年朝她走来，，并把她搂抱到牡丹亭畔、太湖石边、芍药栏前，，千般爱恋，，万种温情。直到从梦中惊醒，，杜丽娘还在低声呼唤着: “秀才，，秀才，，你去了也？”

　　（部分文章省略）

　　“《牡丹亭》的情节，，奇异到了怪诞的地步。你看杜丽娘，，也不是有过两小无猜的爱侣，，也不是有过一见钟情的际遇，，只是游了一次园，，做了一个梦，，就恹恹而死。梦中之人果有，，死后尚能复生，，这就更奇特了。后代的人们有理由疑惑：这样大胆的艺术措置，，能够取信于人吗？戏剧领域的任何艺术创造都在睽睽众目的逼视之下，，一点细小的失真常常成为人们长年讥笑的话柄，，像《牡丹亭》这样的怪诞，，能在剧坛容身吗？

　　历史证明，，它不仅受到人们充分的信任，，而且还以巨大的力量震撼了无数青年男女的心。伟大的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写到，，林黛玉只是隔墙听了几句《牡丹亭》的曲调，，就已经“如醉如痴，，站立不住”。

　　明代末年可怜的妇女冯小青所写的这首诗，，是几乎所有研究《牡丹亭》的人都喜欢提及的：冷雨幽窗不可听，，挑灯闲读牡丹亭。

　　人间更有痴于我，，不独伤心是小青。

　　任何虚假的艺术都不可能引起如此强烈的情感共鸣的。

　　

　　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能够在奇幻无比的《牡丹亭》中看到一种强悍而热切的情感逻辑，，并在这种情感逻辑背后，，看到一种使它产生具有必然性的历史逻辑。

　　《牡丹亭》最精彩的部位，，不是在矛盾纠葛临近解决的后半部分，，而在于矛盾引起和展开的前半部分。不要轻视了那一堂近乎嬉闹的《诗经》课，，也不要轻视了那两个姑娘到后花园赏玩春色的小小举动。正是它们，，给了女主人公以出入生死的力量，，给了剧作家以上天下地的自由。

　　不妨说，，汤显祖在《牡丹亭》的开头就用轻松的笔触扳开了封建礼教的重闸，，哪怕只是一条缝，，放进来一股强大的新鲜气流，，让我们的女主角迷醉和晕眩。

　　她竟然在孔圣人编定的诗集中读到了坦率地表述恋情的诗句！她竟然在每日囚禁着自己的房舍后面看到了不加掩饰的春光！这两个发现，，在现代人看来是那样平常，，但对生活在浓郁的理学气氛中的杜丽娘来说简直有惊心动魄的力量。重重的礼教教条和闺房回廊的重重门槛在这里几乎构成了同一种形象。原先总以为是不可逾越雷池一步的，，但今天她惊恐地看到，，外面，，有一个更真实、更美好的天地。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 ”

　　这两个发现，，引起了她的另一个、也是更重要的一个发现：对自己的发现。

　　是啊，，连堂堂圣人也没有避讳男女间的恋情，，甚至还用在洲渚间互相呼叫、追逐的雎鸠来比拟，，杜丽娘为什么不能产生这样的联想呢: “关关的雎鸠，，尚然有洲渚之兴，，何以人而不如鸟乎？”

　　由这种联想，，她的胆子壮大起来。她敢于让自己的身心到真实的自然景色中去作一次短促的巡行。但这一步迈出去实在非同小可。这哪里是一次普通的游园，，分明是对她自己内心中已在发酵的情感激潮的一次验证和催动。汤显祖笔下的杜丽娘游园，，是一个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怡然融和的绝妙艺术片断，，在整个中国文化艺术史上都光彩夺目。人和自然，，在一片勃勃生机中互相感应着。对杜丽娘来说，，这次游园简直是一个重大的人生仪式。她事先选择吉日，，梳妆打扮，，在打扮时已经体味到自己与自然的特殊亲和关系。她对服侍她的春香说: “可知我常一生儿爱好是天然？”这是一种人生原则的自我表述，，也是在贴近自然美的时刻所获得的一种自我发现。待到进得园中，，她轻步慢踏，，美目四盼，，开始怨恨起父母不把这么好的景色告诉她。花草莺燕，，对她来说件件都能引起激动，，样样都在催发她生命的向往、青春的渴求。在这么一个美好的环境里，，她觉得，，她与这些花草声息与共，，她与如许春色魂魄相印。于是，，十分自然，，她由鲜花的易凋联想到自己青春的短暂。她烦恼了，，甚至伤心了。当杜丽娘离开后花园回到自己房中的时候，，满心充溢着一种青春的紧迫感。自然界雄辩地告诉她，，绚丽的春光雄辩地告诉她：必须赶紧追取情感、享受青春！请看她一回到闺房就这样叹息道：默地游春转，，小试宜春面。春啊，，得和你两留连。春去如何遣？咳！恁般天气，，好困人也。……天啊，，春色恼人，，信有之乎？常观诗词乐府，，古之女子，，因春感情，，遇秋成恨，，诚不谬矣。吾今年已二八，，未逢折桂之夫；忽慕春情，，怎得蟾宫之客？……吾生于宦族，，长在名门。年已及笄，，不得早成佳配，，诚为虚度青春。光阴如过隙耳，，( 泪介）可惜妾身颜色如花，，岂料命如一叶乎！

　　也这样，，当她从自然的怀抱中重新认识了自己、发现了自己，，她便忍耐不住了。她接受了自然的崇高指令，，要去过一种新的生活，，哪怕是短暂的，，哪怕在梦中。

　　一切能够享受正常的青春和感情的姑娘是难于理解杜丽娘这番心声的力度的。一切能够自由地观赏自然景色、领受天地恩赐的青年是不会面对春光产生杜丽娘这样强烈的生命冲动的。但是，，我们只要根据汤显祖提供的情境设身处地地想一想杜丽娘的烂漫青春陷落在如何深黑的泥渊里，，我们就能理解她。这是一股冲开顽石迸涌出来的激流，，在平常的情况下，，它也许只是一泓静静的泉水。

　　于是，，她立即做起了大胆的梦。这个梦，，就是她突然翻卷出来的情感的凝聚；这个梦，，就是对于由她的父母、腐朽的塾师、高高的门槛、整日相对的绣架、装着礼教的书柜等等组成的家庭生活的叛逆，，就是对于“宦族”、“名门”的叛逆。平时连午睡也不准许的森严家教，，怎会容忍这么一个梦呢？这个梦，，在杜丽娘活动的天地里，，是没有丝毫容身之地的。但这又正是她全部生命寄托所在，，因此她要背着人，，独个儿到花园“寻梦”。“寻梦”之举，，证明她的青春焦渴，，并不是一时冲动，，而是一种迈开了步不再想回头的决绝行动，，也证明她的这种行动是何等艰苦和可怜，，有着何等险恶和渺茫的现实背景。连梦还要寻，，连梦也值得寻，，汤显祖由此写出了梦境和实境的严重分裂，，理想和现实的严重分裂。他用梦境，，反衬了现实的黑暗；他又用现实，，反衬了理想的珍贵。

　　当这一切都写好了，，杜丽娘因梦而死、死而复生的理由已经大体沟通。当千百个杜丽娘只能在梦中享受她们的青春和理想的时候，，我们的艺术家为什么不能以自己深厚的同情心和丰富的想像力，，给她们以许诺呢？

　　然而, 汤显祖的许诺不是轻薄的。他不能伪造一种现实，，他必须如实地写出杜丽娘理想实现的艰难性。他宁肯运用怪诞的手法，，也不愿过多地粉饰。因此，，他只能先在梦中给杜丽娘引来一位青年男子，，而杜丽娘真的要和他结合，，还得经过一番生死磨炼。这样做，，不是炫奇竞怪，，而是为了说明，，在汤显祖生活的年代里（尽管他所采用的是历史上已有流传的故事），，要实现正常的感情理想几乎没有实现可能，，但是，，天地间又毕竟存在着一种不被现实困厄所掩埋的“至情”。只有这种力敌生死的“至情”, 才能构成对于扼杀感情的黑暗现实的挑战。一切萎弱的感情细流，，根本无法与那么沉重的礼教相抗衡。

　　质言之，，汤显祖笔下的“至情”, 因它从杜丽娘胸中迸发出来时已赋有了特殊的强度和浓度，，因它要对付的是一种像大山一样沉重和巨大的阻碍，，所以就流泻成一种怪异的行程。它无法平直地贴着地面行进。古今中外许多浪漫主义杰作的高强度的、怪异的情感行程，，都与之相类。

　　平心而论，，汤显祖通过一个春梦交付给杜丽娘的男子柳梦梅，，是配不上杜丽娘的。让杜丽娘为他而生生死死，，他是应该自惭形秽的。柳梦梅，，比上，，比不过张君瑞，，比下，，比不过贾宝玉。这或许是杜丽娘比崔莺莺和林黛玉更不幸的地方。傻乎乎的张君瑞要比柳梦梅真情，，而贾宝玉则更不用说了。林黛玉虽然未能与贾宝玉结合，，甚至连杜丽娘那样的梦也没有做过，，但无论如何她被一个真正理解自己的人爱过了，，这就够了。柳梦梅与杜丽娘还没有那样知心。柳梦梅也有一些大致不错的作为，，对杜丽娘的情感也不能说不深，，但总的说来，，他主要是在杜丽娘身上迸发出来的“至情”的承载体。在杜丽娘身边，，除了父亲，，只有腐朽塾师一个男性，，后来剧中还陆续出现过一些残疾人物，，在这么一个可怕的环境中，，柳梦梅，，已算是一线光明了。

　　虽然柳梦梅的形象内涵与杜丽娘对于他的情感强度并不相称，，但他无论如何是一个正常的男青年。杜丽娘并不是像林黛玉那样苦苦地寻求一个知音，，而只是寻求一种正常的恋爱生活，，正常的情感形态。因此如果塑造一个也是性格非常鲜明、情感非常奇特的柳梦梅是不必要的，，甚至是要不得的。就像后花园的春光并不奇特，，但对杜丽娘来说却珍贵之极一样，，柳梦梅的形象也应是平常的。这样看来，，《牡丹亭》的情感结构与许多爱情题材的剧作不同, 它是更加突出杜丽娘的主体性的。柳梦梅只是她的陪衬，，而不是像《西厢记》和《红楼梦》那样，，男女主人公面对面地向着爱情的峡谷奔跑。”

汤显祖“至情”论

受王学左派影响，汤显祖大胆提出一个“情”字，以与宋明之“理”对抗。他的“至情” 论主要内容有三：

第一，从宏观看，世界是有情世界，人生是有情人生。他认为“世总为情”（《耳伯麻姑游诗序》），“人生而有情”（《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万物之情，各有其志”（《董解元西厢记题词》）。

第二，从程度看，有情人生的最高境界是“至情”，《牡丹亭》便是“至情”的演绎。汤显祖在该剧《题词》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这种生死至情，呼唤着精神的自由和个性的解放。

第三，从途径看，有效的“至情”感悟方式是借戏剧之道来表达。“因情成梦，因梦成戏”（《复甘义麓》）。《临川四梦》的前两戏，是标举真情、至情的可歌可泣；后两戏是揭露矫情、无情的可鄙可憎，他的创作都围绕一个“情”字。

原文：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明代  汤显祖《游园》

汤显祖

译文：

这样繁花似锦的迷人春色无人赏识，都付与了破败的断井颓垣。这样美好的春天，宝贵的时光如何度过呢？使人欢心愉快的事究竟什么人家才有呢？雕梁画栋、飞阁流丹、碧瓦亭台，如云霞一般灿烂绚丽。和煦的春风，带着蒙蒙细雨，烟波浩渺的春水中浮动着画船，我这深闺女子太辜负这美好春光。

中国古代文学不同外国文学很少有直接深入刻画心理的描写。所以心理是由话语或者动作体现。

隔尾观之不足由他缱，便赏遍了十二亭台是枉然。到不如兴尽回家闲过遣。〔作到介〕〔贴〕“开我西阁门，展我东阁床。瓶插映山紫，炉添沉水香。”**，你歇息片时，俺瞧老夫人去也。〔下〕〔旦叹介〕“默地游春转，小试宜春面。”春啊，得和你两留连，春去如何遣？咳，恁般天气，好困人也。春香那里？〔作左右瞧介〕〔又低首沉吟介〕天呵，春色恼人，信有之乎！常观诗词乐府，古之女子，因春感情，遇秋成恨，诚不谬矣。吾今年已二八，未逢折桂之夫；忽慕春情，怎得蟾宫之客？昔日韩夫人得遇于郎，张生偶逢崔氏，曾有《题红记》、《崔徽传》二书。此佳人才子，前以密约偷期，后皆得成秦晋。〔长叹介〕吾生于宦族，长在名门。年已及笄，不得早成佳配，诚为虚度青春，光阴如过隙耳。〔泪介〕可惜妾身颜色如花，岂料命如一叶乎！

山桃红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是答儿闲寻遍。在幽闺自怜。**，和你那答儿讲话去。〔旦作含笑不行〕〔生作牵衣介〕〔旦低问〕那边去？〔生〕转过这芍药栏前，紧靠着湖山石边。〔旦低问〕秀才，去怎的？〔生低答〕和你把领扣松，衣带宽，袖梢儿揾着牙儿苫也，则待你忍耐温存一晌眠。〔旦作羞〕〔生前抱〕〔旦推介〕〔合〕是那处曾相见，相看俨然，早难道这好处相逢无一言？〔生强抱旦下〕〔末扮花神束发冠，红衣插花上〕“催花御史惜花天，检点春工又一年。蘸客伤心红雨下，勾人悬梦采云边。”吾乃掌管南安府后花园花神是也。因杜知府**丽娘，与柳梦梅秀才，后日有姻缘之分。杜**游春感伤，致使柳秀才入梦。咱花神专掌惜玉怜香，竟来保护他，要他云雨十分欢幸也。

论《牡丹亭》的诗剧特征

题文诗

诗本于情性，有性此有情，

有情此有诗，诗歌入戏剧 ，

诗情诗剧本，剧情寓诗情，

爱好是天然，自然去雕饰，

诗语与剧语，含蓄而简洁，

平淡亦激愤，惟情不虚假 ，

传情以达意，委婉 而 雅致，

西湖比西子，浓淡总相宜，

诗情戏剧化，戏剧传诗情。

至情遍寰宇，诗剧蕴真情。

摘要： 《牡丹亭》作为一部诗剧，在中国古典戏剧史上的地位与《西厢记》不分上下，其诗剧的特征主要表现在诗情与剧情，意象与形象以及诗语与剧语等方面的统一，使得《牡丹亭》的“至情”主题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同时也凸显了人物的个性化，刻画了戏剧史上“至情者”杜丽娘的形象。

关键词： 牡丹亭  诗剧  特征

      元明时期，戏剧作家迭起，明代大曲家汤显祖的《牡丹亭》更是冠绝一代的代表作。戏剧评论家沈德符曾评价：“汤义仍《牡丹亭》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乃才情自足不朽也。”在中国古代戏剧史上，《牡丹亭》可以说是一部不亚于《西厢记》的古典诗剧。

        诗剧是一种诗歌体的戏剧形式，介于诗歌与戏剧之间，既具有戏剧的外形，即戏剧的角色，对白，以及特定的结构，同时诗剧又具备了诗歌的内蕴。诗剧与一般的戏剧不同，它是诗歌与戏剧的融合与统一，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审美特征。

一、诗情与剧情的统一

       “诗发乎于情”是诗歌自古的文艺传统，如元明时期杨维桢说：“诗本情性，有性此有情，有情此有诗。”，而明清时期的曲论家认为“情”是剧曲唯一的本源和内质。诗剧作为诗歌体的戏剧，则兼具有“诗言情”的抒情性特征和戏剧的情节与线索冲突。

       汤显祖自称《牡丹亭》是“因情成梦，因梦成戏”。《牡丹亭》作为一部大型的诗剧，在行文之间确实像含蓄有致的抒情诗一般，凝聚着浓重的情思。其抒情性的特征主要表现在杜丽娘对爱情的萌发到追求整个过程中。作为封建家庭中的一个大家闺秀，杜丽娘待字闺中，接受的是封建正统思想的熏陶，直到在闺塾中读了《诗经》才为“诗章讲动情肠”，在诗的感发下萌生了对爱情的追求，感到“关了的雎鸠，尚然有洲渚之兴，可以人而不如鸟乎”。而杜丽娘最初对于自身的青春与美好是不自知的，在《惊梦》一折中，杜丽娘初涉后花园，第一次看到姹紫嫣红百花开遍的景象，才真正意识到自己正处在人生的春天之中，可惜这良辰美景都付与断井残垣，《牡丹亭》在此借后花园的春景以抒发杜丽娘 “生于宦族，长在名门。年已及笄，不得早成佳配，诚为虚度青春，光阴如过隙“的伤情。

       在《牡丹亭》中，“情”是作为一种强烈的感性体验而存在，由于杜丽娘在因情而逝之前，其情感对象具有梦境的虚幻性，在现实中对情的追求不可能通过外在的现实动作表现出来，因此汤显祖在刻画杜丽娘对爱情的执着上，更多的是将笔触专注于杜丽娘内心情感的抒发。而梦境就成了杜丽娘内心情感的载体，由游园，惊梦，寻梦整个过程，将杜丽娘的情思与忧愁表现得淋漓尽致，在亦真亦幻的情节中，杜丽娘“至情”本性便显露出来。

       诗剧是诗情与剧情的统一，剧情是诗剧的必然要求，诗情是诗剧的内在生命，《牡丹亭》的诗情必须借助于剧情才能得以抒发。在剧情上，《牡丹亭》全剧五十五折均以杜丽娘的“情”为线索，围绕杜丽娘因情而梦，因梦而逝，死而复生展开。通过剧中的冲突，即杜丽娘追求人间至情的叛逆精神与封建礼教之间的矛盾，使杜丽娘内心的诗情得以抒发。杜丽娘在封建礼教中艰难地追求爱情，一方面是杜宝代表的操控女儿命运的父权主义，一方面是陈最良代表的封建“妇德观”的传统思想，在与这两者的抗争中，杜丽娘的情感抒发使剧情与诗情统一在一起，给予了杜丽娘心灵深刻的探索与真实的临摹，使杜丽娘“至情者”的个性得以彰显。

二、意象与形象的统一

       诗剧作为诗歌与戏剧的统一体，除了一般戏剧人物形象之外，往往还借助于意象这一诗歌特定的语言特色来加以衬托。意象是融入了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借助物象来表现主观情意。《牡丹亭》中，汤显祖极力将“梅”这一客观的物象渗透在剧情当中，成为杜丽娘的象征。

       梅的品性自古有两种倾向，其一将梅作为不畏强权，绝尘孤傲的代表，其二则赋予了梅高洁，超凡脱俗的品质。《牡丹亭》中杜丽娘崇尚天然，在《惊梦》一折中，杜丽娘坦言自己“一生儿爱好是天然”，其品性朴素有如梅花，追求的是“天然去雕饰”的美好。但杜丽娘除了有着和梅花一样的美之外，还几乎囊括了梅花所具有的秉性。如文天祥《南安军》：“梅花南北路,风雨湿征衣”中梅花作为贬谪文化的意象，则带有颠沛流离的凄凉色彩。《牡丹亭》中杜丽娘痴情慕色，一梦而亡，化作一缕香魂，汤显祖将梅花贬谪意义的凄清赋予在杜丽娘身上，认为其伤情正像冢上的残梅一般，半开而谢，凄美温婉。同时，杜丽娘命运跌宕起伏，因梦而死，由死而生，也与梅花经冬历春，从枯枝老干到早花占春的生命历程相对应。从本性上看，杜丽娘心有所执，不屈服权威与梅花迎寒而放，不畏严寒的秉性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在爱情的追求上，她主张爱情自发，择偶自由，婚姻自主，剧中当杜宝呵斥她说:“鬼也邪,怕没门当户对,看上柳梦梅什么来”她反唇相讥:“人家白日里高结彩楼,招不出个官婿。你女儿睡梦里,鬼窟里,选着个状元郎,还说门当户对!”杜宝要杜丽娘“离异了柳梦梅“才肯认她时,她却坚决而又满怀愤懑地哭诉:“叫俺回杜家,赸了柳衙。便作你杜鹃花也叫不转子归红泪洒”，这种面对封建礼教顽强的抗争将杜丽娘的清高孤傲的人格的魅力体现得酣畅淋漓。

       在剧中，汤显祖笔下的梅并不仅限于梅花，还将梅子作为一种意象凸显杜丽娘内心的对爱情的希冀。从《诗经》始发，《召南·摽有梅》：“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摽有梅,顷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谓之。”中梅子就被赋予女子思嫁之心的象征意义。梅树历经开花而结果，磊磊可爱的梅子便是梅树青春的沉淀，杜丽娘也希望自己能够觅得佳婿，有如梅树一样，让自己美好的爱情开花结果。杜丽娘在写真中手捻青梅，实际上也暗含了自己的思嫁之心。青梅的意象在剧中已然融入杜丽娘对于爱情的渴望与执着追求。

       意象在诗剧中的运用，使得客观的自然物象与人物的主观情思得到统一，人物的形象特征也更为凸显，同时意象的运用，也使诗剧的语言含蓄有致。《牡丹亭》中单是“梅”这个意象，就婉转而全面地表现了杜丽娘这个闺中女子的美好，执着与绝尘孤傲的叛逆精神，使杜丽娘的形象生活灵动地显现出来。

三、诗语与剧语

       诗剧既是诗歌体的戏剧形式，其语言也应兼有诗歌与戏剧语言各自的特点，即除了诗歌的抒情性，含蓄简约的美感之外，同时还要体现剧中人物语言的个性化。《牡丹亭》中的诗剧语言便是诗语与剧语的统一很好的体现。

      《牡丹亭》中的诗语首先体现在剧中人物的对白往往借助意象或者典故来传情达意，使语言达到含蓄简洁的效果。如《冥判》一折中，胡判官列举花神迷误人间女子罪状时，在短短的一曲中分别借用了三十八种春花委婉地概括了女子从相恋、受聘、结婚、生子，直到老时的整个过程。花神辩解此各色花样均为天公而定，胡判官又借用“有一个夜舒莲，扯不住留仙带；一个海棠丝，翦不断得囊怪；一个瑞香风赶不上非烟在”三个典故，简洁点出自来女色玩花而亡的例子，使花神无从狡辩。这些意象和典故的运用，使得诗剧中流动委婉雅致而又凝练的美感，而无秽语之嫌。

       其次《牡丹亭》的诗语还表现在浓重的抒情性上，在剧中汤显祖大量化用了充满诗情画意的唐诗宋词，如《写真》一折春香与杜丽娘的唱词“肠断春色在眉间”，“待画出西子湖眉月双高”等句，分别化用了周邦彦《诉衷情》：“一段伤春，都在眉间”，苏轼诗《饮湖上初晴后雨》：“若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等词句。这种诗词情景相融的手法，可以看出汤显祖诗词底蕴之深厚，同时又贴合了剧中人物的感情与环境，为诗剧增添文采。

       而戏剧语言特色主要表现在剧中人物语言的口语化与个性化，不同人物的语言与其各自的身份、性格都一一对应，也正是剧语的这种个性化才使得每个角色都显得活灵活现，惟妙惟肖。在《闺塾》一折掉角儿中，陈最良与杜丽娘，春香三人的对话，浅白通俗，却将陈最良封建文人的迂腐，春香的俏皮活泼，杜丽娘为温文尔雅体现得淋漓尽致，这种语言矛盾冲突不仅使“春香闹学”这一幕富于喜剧性的效果，也彰显了每个人的个性特征。此外石道姑语言的鄙俗，杜宝的义正言辞……均体现了人物性格的独立性。

       《牡丹亭》中诗语与剧语的统一，既让诗剧富于语言的美感，同时个性化的语言特征也让剧中人物的思想性得到更好的刻画。

     《牡丹亭》既是诗的戏剧化，也是戏剧的诗化。诗与剧的融合与统一，营造出一个充满诗意的戏剧环境，使《牡丹亭》中的“情”在剧中大放异彩，大大增添了《牡丹亭》的戏剧魅力。这种独特的诗剧特征使《牡丹亭》成为戏剧艺术史上的奇葩，在中国古典戏剧中熠熠生辉。

喜欢听戏曲看戏曲的人应该都知道《牡丹亭》。《牡丹亭》在戏剧史上是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的。那么牡丹亭游园作者是谁？明代汤显祖的名作，《牡丹亭》的历史十分久远了，作者是明朝的著名戏曲家汤显祖。

牡丹亭游园作者是谁

汤显祖，我国明朝时期著名的戏曲家，文学家，主要代表者就是《牡丹亭》。了解完牡丹亭是明代谁的名作之后我们再来看看作者的一生吧。汤显祖出生在嘉靖年间，家庭环境也不错，从小就十分爱好学习，后来在万历年间考中了进士开始了自己的官场生涯，不过在目睹官场的腐败之后他开始了自己的戏曲文学研究。

汤显祖对于戏曲了可以说是有着很高的天赋的，这从《牡丹亭》、《紫钗记》、《南柯记》和《邯郸记》这四部代表者就可以看出来。这其中的《牡丹亭》更是一直流传到了现在依然被很多人喜欢着。

牡丹亭游园故事梗概：

看过《牡丹亭》的人都知道这主要讲的是杜丽娘与柳梦梅的爱情故事。但是其实作者主要想表达的是对于自由爱情的向往和追求。说到底这其实也作者的心中愿望，也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一个反射。其实汤显祖的其它作品也都是通过文学表达自己对现在社会的不满。

汤显祖除了在戏曲上有着极高的天赋之外，在文学，占卜，医学等方面也是有着十分不错的成绩的。就拿文学诗歌来说吧，现在还有《玉茗堂全集》等流传于世。可以说汤显祖是一位者真正的全才，但可惜的是生不逢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