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十大文豪之，汤显祖为何能让人念念不忘？

汤显祖，字义仍，嘉靖二十九年出生在有“才子之乡”美誉的江西临川。汤显祖天资聪颖，自幼便展露出不俗的文学才华，汤显祖五岁即能属对，十四岁补入临川县学为诸生，二十一岁参加江西乡试考取举人，这时的汤显祖必能写得一手好八股。

据史料记载他“于古文词而外，能精乐府、歌行、五七言诗；诸史百家之外，通天官、地理、医药、卜筮、河籍、墨兵、神经、怪牒诸书”。汤显祖涉猎之广，说他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也不为过。

汤显祖过人的才能，使得他年纪轻轻便颇有学识，本来在仕途上可以顺遂平稳，但奈何当时的明代社会中，科举制度已经腐败，考试成了无数上层角逐的名利场，成就了贵族弟子的世袭地位。

万历五年、万历八年两次会试中，当朝首辅张居正要安排自己的儿子取中进士。为掩人耳目，找几个有真才实学的读书人作陪衬，他打听到了汤显祖和沈懋学二人，便派人前去笼络他们，并许下了地位、名气等等诱惑。沈懋学选择配合，中了高科，而汤显祖憎恶这样的风气，不愿同流合污，前后两次回绝了招揽，于是名落孙山。只要张居正当权一天，他便无法翻身。张居正死后，张四维、申时行相继为相，他们也都尝试过将汤显祖招入靡下，但汤显祖始终拒绝。

汤显祖一生蔑视封建权贵，常常得罪名人。他晚年淡泊守贫，不肯浪费时间与郡县官周旋，想来他与当时讲究气节、抨击贪污腐败的东林党人顾宪成、邹元标等交往密切也是因为自身这样的性格作风。

花园里的花都开了，姹紫嫣红、争芳斗艳，本是一番美景。只可惜因为无人打扫、修剪，周围杂草丛生、一番落魄的景象。断井、颓坦都是萧条的象征。表达了杜丽娘的思春之情。本是二八芳龄，女人最美好的时光，被封禁礼教束缚，只恨无处诉说，无奈又自怨自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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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背景

汤显祖自幼心性灵慧，才华卓越，但因时运不济、兼得罪权贵而四次科举考试失利，使汤显祖对科举制度的弊端与权贵以势压人、恶意报复的丑陋面目有了清醒深刻的认识，人生之路上的磨难未能改变汤显祖坚持自我、重视德行的做人准则，反而造就了他坚定意志、注重操守品行的风格。

不久，身处官场险途的汤显祖慢慢消减了其经世致用的雄心壮志，上疏贬官事件后，汤显祖下定决心告别官场，将满腔报国热情投注于戏曲创作之中。重情重义的汤显祖始终将“情”与“志”紧密相联，并指出“万物之情各有其志”，很早就开始尝试以言情主题为核心开展戏曲创作。

而汤显祖与好友之间“梦生于情”、“情生于适”的友情互动带给了他特别的感情体会，最终促使汤显祖走上“因情成梦、因梦成戏”的创作之路。

——牡丹亭

汤显祖的政治理想与当时昏庸的朝政是格格不入的，种种打击更激起他对现实的强烈不满。如在《感宦籍赋》中，再现了仕林中种种丑恶之举，他认为士人中“虮虱之使”、“粪土之士”大有所在，有“作奸犯科”者，有“迂平取奇”者，有“卖功爵于攫金之后”者，有“乞告身于枕袖之时”者……

对各种腐朽世事他都毫不避讳地讽刺挖苦、嘲弄斥责，表现出敏锐的洞察力和大无畏的斗争精神。如此痛快淋漓地揭露官场黑暗的总根源，体现出批“龙鳞”、逆“圣听”的大智大勇。

总之，他对黑暗腐朽的种种现状，从首辅权臣的专横暴戾、宦官酷吏的贪赃枉法，到皇帝的荒*昏聩;从抑贤祸国的科举制、“恩荫制”到堂而皇之的《大明律》等等，都进行了勇敢的揭露和批判。

汤显祖这种对理想热情追求、对丑恶猛烈抨击的行为继承了老庄思想。老庄也曾以居高临下的气势，以比常人更敏锐的感触去批判社会，对一切假仁假义和黑暗肮脏也进行过无情的抨击。他也和老庄一样，终无“挽狂澜于既倾”之力，老庄只能将理想付诸乌托邦式的幻想，汤显祖也只能将理想寄之于“四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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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情论”是一种文学理论，学术界一般将其归纳于明代戏曲家汤显祖的创作思想。

汤显祖先后创作了《牡丹亭》（1598）、《南柯记》（1600）、《邯郸记》（1601），连同以前所写的《紫钗记》在内，合称为“临川四梦”或“玉茗堂四梦”，并在剧作中完整地展示了他的“至情”论。

汤显祖特别强调“情”，汤显祖推崇的情，核心是真，他认为情是世上最宝贵的东西，应出生人死去追求。他“一往之情，则为所摄”，创作了“临川四梦”。他如此重“情”就是受了道家影响的结果。

汤显祖唯情文学观的逻辑解析

　内容提要 明代文学家汤显祖主张唯情论(至情论)的文学观。对此，既往学术界的论述失之于简单地说明汤显祖在《牡丹亭记题词》等文献中关于“唯情论”的主张，而没有就其“情”的观念作具体、系统的理论阐述。本文围绕汤显祖的“世有有情之天下，有有法之天下”，“天下文章所以有生气者，全在奇士”，“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三个重要命题，对其“唯情论”文学观的核心思想作了系统阐释，并在“情”、“奇”和“神”三个层面阐述了汤显祖文论观的逻辑结构。

关 键 词明代文学/汤显祖/唯情论

作者简介肖鹰(1962- )，男，四川省威远县人，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美学与文化学研究，清华大学哲学系。

一、“世有有情之天下，有有法之天下”

　汤显祖的文论发端于对以“后七子”为代表的晚明文坛仿袭靡弱之风的不满。他说：“我朝文字，宋学士而止。方逊志已弱，李梦阳而下，至琅琊，气力强弱巨细不同，等赝文耳。弟何人能为其真？不真不足行。”[1](P1451)“不真不足行”，是汤显祖提出的文学能否传世的一个基本标准。在晚明文学语境中，“真”是以“情”为核心的，“真”就是自我情感的直率表达和抒发，以真情为文学的主宰——不仅文学表现的主题是真实情感，而且文学表现的方式也必须是真实和真诚的。在汤显祖之前，自李梦阳开始，唐顺中、焦竑、屠隆诸人都在倡导以直抒胸臆为内涵的“真情文论”，而以王阳明心学为宗的徐渭、李贽更将自我情感的自由表达推崇到超越楷法、美丑的自然主义层次。可以说，汤显祖的文学思想正是在徐渭、李贽诸位先驱开拓的个性情感理论的路线上展开的。

　然而，对于半生受“举业之耗，道学之牵”的汤显祖，“情”在文学创作中的主题化，就其内在心路历程而言，应当视作长久蕴积、抑制的自我情感释放所使然。五十以后的汤显祖，是毫不掩饰自己主情立场的。他创作张扬“为情而死，复因情而生”爱情主题的《牡丹亭》后，相国张新建当面婉言劝他说：“以君之辨才握麈而登皋比，何渠出濂洛关闽下，而逗漏于碧箫红牙队间，将无为青青子衿所笑？”汤显祖的回答是：“显祖与吾师终日共讲学，而人不解也。师讲性，显祖讲情。”[2](P82、84)张建新的话，是指汤显祖本来具有宏道传学的大才——他若登台讲学(“握麈而登皋比”)，影响当不在宋代道学大家周敦颐(濂)、二程(洛)、张载(关)和朱熹(闽)之下，但却浪费在并无意义的戏剧中了(“逗漏于碧箫红牙队间”)。汤显祖的回答，明确表示自己与张建新的人生理念不同，“师讲性，显祖讲情”。值得注意的是，他不仅把道学家所推崇的“性”与戏剧家表演的“情”对立起来，而且认为戏剧艺术与道学宣教一样，都是“讲学”——这就是说，戏剧艺术是对人的一种情感教育。

　但是，相对于明代文坛情感论先驱者李贽、徐渭诸人把自我情感中心化、主题化而言，汤显祖更注重于为情感在人生世界中确立一个不可取代的合法位置。在写于辞官后的《青莲阁记》一文中，汤显祖提出了“有情之天下”与“有法之天下”的对立观。他说：

　有是哉，古今人不相及，亦其时耳。世有有情之天下，有有法之天下。唐人受陈隋风流，君臣游幸，率以才情自胜，则可以共浴华清，从阶升，娭广寒。令白也生今之世，滔荡零落，尚不能得一中县而治。彼诚遇有情之天下也。今天下大致减才情而尊吏法，故季宣低眉而在此。假生白时，其才气凌厉一世，倒骑驴，就巾拭面，岂足道哉[1](P1174)？

　汤显祖此文题为《青莲阁记》，主旨并非写青莲阁，而是将明代风流文士李季宣与唐代谪仙人李白(青莲)相比。在汤显祖看来，李白是金粟如来后身，孤纵掩映，风流遂远，八百年后才有李季宣。二李均文才盖世、风流绝代，且均孤傲任性，不为俗屈。但李白为上至天子、下至凡夫所重，生前生后光照寰宇；李季宣却为蜚语所中，不为当世所容，不仅仕途不远，而且才困气抑，终归于落寞余生。汤显祖认为，二李命运的差异，原因不在两人自身，而是时代差异使然。唐代君臣，任性纵情(“率以才情自胜”)，创化的是一个人仙共游的世界(“从阶升，娭广寒”)，这是一个“有情之天下”。明代与唐代相反，治国宗旨是“减才情而尊吏法”，吏法重苛，钳情缚才，即以法灭情，这是一个“有法之天下”。生于有情之天下，李白得以放达而成人间仙人；生于有法之天下，李季宣风流而无奈才困情滞——“低眉而在此”。

　以“法”和“情”二分天下，一则是明确了“情”与“法”在人生世界中两种对立的生活精神，一则是在情—法对峙中确立“情”的独立位置和价值。“法”，不止于“吏法”，还包含和联系着礼、性、理——儒学主导的道学体系。自宋代以来，周敦颐、二程(程颢、程颐)、张载、朱熹诸大儒，将儒家礼法学说体系化，形成了礼、法、情、性一统于“理”(天理)的道学体系。儒家道学的要旨是以礼节情，以性统情，以理约情。要明确“法”与“情”之别，就要明确“情”与礼、性、理之别——归根到底，就是要明确情与理的分别，即“情理之辨”。

　汤显祖的情理之辨，集中表现在他与达观禅师释真可的书信致答的辩论中。汤显祖入四十以后拜达观为师，达观劝化他的主旨是“去情返道”。在致汤显祖信中，达观说：

　真心本妙，情生即痴，痴则近死，近死而不觉，心几顽矣，况复昭廓其痴驰而不返，则种种不妙不召而至焉？……故知能由境能，则能非我有；能非我有，岂境我得有哉？此理皎如日星，理明则情消，情消则性复，性复则奇男子能事毕矣，虽死何憾焉？仲尼曰：朝闻道夕死可矣。为是故也。如生死代谢寒暑迭迁，有物流动，人之常情。众人迷常而不知返道，终不闻矣。故曰反常合道。夫道乃圣人之常，情乃众人之常……近者性也，远者情也，昧性而恣情，谓之轻道[3](P366—368)。

　达观讲学，受宋儒道学影响，以“心统性情”(张载语)立义，即所谓：“夫理，性之通也；情，性之塞也。然理与情而属心统之，故曰心统性情。”[3](P2)他认为，理与情，是心的两种活动状态：理是心的觉悟状态，而情是心的痴迷状态。“觉”则是“理”，“迷”则是“情”。因此，理与情又是互相转化的。“性”指本心，即心的本然状态。“理”是“觉”，也就是“性之通”；“情”是“迷”，也就是“性之塞”。达观劝导汤显祖出离迷情、复归明理(“反常合道”)，认为汤显祖的情感执着为“昧性而恣情”的“轻道”行为。

　然而，汤显祖并没有接受达观师的劝导，正如他回答张新建的劝勉而称“师讲性，显祖讲情”一样，对于达观的教训，他也答以同样的拒绝。他说：

　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真是一刀两断语。使我奉教以来，神气顿王。谛视久之，并理亦无，世界身器，且奈之何？以达观而有痴人之疑，疟鬼之困，况在区区，大细都无别趣。时念达师不止，梦中一见师，突兀笠杖而来。忽忽某子至，知在云阳。东西南北，何必师在云阳也？迩来情事，达师应怜我。白太傅、苏长公终是为情使耳[1](P1351)。

　“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这是汤显祖对达观千言长信的极简要的概括。汤显祖引白居易(太傅)和苏东坡(长公)毕生钟情于文学创作而非以宏扬道学为己任(“终是为情使耳”)作辩，不仅是以古人为标榜，而且也是委婉呈其“讲情不讲性”之志趣。为戏剧即不为道学，这当是汤显祖的文学思想要义。

二、“天下文章所以有生气者，全在奇士”

　汤显祖论文主“情”，同时也主“奇”——“情”与“奇”是汤显祖文论的一体两面。清人姚康说：“悲夫，死于哭者，死于情也。古忠臣孝子不过钟情之至。故凡异，皆生于情。”[4](P67)“凡异，皆生于情”，这是从“异”的方面来说，从“情”的方面来说，则是“凡情，皆见于异”。在《合奇序》中，汤显祖集中表达了他的“文奇观”：

　世间惟拘儒老生不可与言文。耳多未闻，目多未见。而出其鄙委牵拘之识，相天下文章。宁复有文章乎？予谓文章之妙，不在步趋形似之间。自然灵气恍惚而来，不思而至。怪怪奇奇，莫可名状。非物寻常得以合之。苏子瞻画枯株竹石，绝异古今画格，乃愈奇妙。若以画格程之，几不入格。米家山水人物，不多用意，略施数笔，正使有意为之，亦复不佳。故夫笔墨小技，可以入神而证圣。自非通人，谁与解此？吾乡丘毛伯选海内合奇文止百余篇，奇无所不合，或片纸短幅，寸人豆马；或长河巨浪，汹汹崩屋；或流水孤村，寒鸦古木；或岚烟草树，苍狗白衣；或彝鼎商周，《丘索》《坟典》。凡天地间奇伟灵异高朗古宕之气，犹及见于斯编。神矣化矣。夫使笔墨不灵，圣贤减色，皆浮沉习气为之魔。士有志于千秋，宁为狂狷，毋为乡愿。试取毛伯是编读之[1](P1138)。

　汤显祖在此提出了关于“文奇”的几个要点：其一，文章之妙，要在打破规范体例，故不能用常规的标准来识别。其二，文章之妙，不能靠模仿学习得到，而是作者可遇不可求的灵感之产物。其三，不仅文章之妙，凡一切艺术之妙皆以出格为要端，都是无意为之的佳作，有意为之则不为佳。其四，“奇”是打破常规习气的自由超越的创作境界，达到了自我与创作对象(乃至于世界)的高度沟通、融合——“奇无所不合”。所以，“奇”是自我内在的心意和世界更深刻的、真实的化合，但前者更为根本，所以“奇”就是“宁为狂狷，毋为乡愿”人格的艺术体现。

　在晚期所作的《艳异编序》中，汤显祖从宇宙的广大丰富证明“奇”的合理性——“奇”就是超越迂腐习气之见的天地万物的丰富性。他说：“尝闻宇宙之大，何所不有？宣尼不语怪，非无怪之可语也。乃龌龊老儒辄云，目不睹非圣之书。抑何坐井观天耶？泥丸封口当在斯辈。而独不观乎天之岁月，地之花鸟，人之歌舞，非此不成其乎三材？”在此前提下，他将一切被讲经论道的“正统”排斥的“奇异”文艺都纳入到宇宙生气活跃、灵机创化的大景象中。他说：

　吾尝浮沉八股道中，无一生趣。月之夕，花之晨，嘟脑赋诗之余，登山临水之际，稗官野史，时一展玩，诸凡神仙妖怪，国士名妹，风流得意，慷慨情深，语千转万变，靡不错陈于前，亦足以送居诸而破岑寂……是集也，奇而法，正而葩，秾纤合度，修短中程，才情妙敏，踪迹幽玄。其为物也多姿，其为态也屡迁，斯亦小言中之白眉矣、昔人去，我能转《法华》，不为《法华》转。得其说而并得其所以说，则乐而不*，哀而不伤，纵横流漫而不纳于邪，诡谲浮夸而不离于正。不然，始而惑，既而溺，终而荡[1](P1503)。

　在这里，汤显祖明确将“八股道中”的文学与他所欣赏的一切“奇异”的文学相对比，以前者的“无一生趣”反衬后者的“风流得意，慷慨情深”。他赞赏奇文“奇而法，正而葩”，而且套用了“乐而不*，哀而不伤”，似乎有矫奇归正于儒家道统之意。但是，他的要旨是推崇“奇文”所呈现的心灵的自由和文学景致的丰富生动，进而言之，他认为“奇”必须有深刻的精神内涵，要体现作者对宇宙人生的生动觉悟，否则，“奇”就会因为迷惑于表象而沦陷于*荡——这显然不是汤显祖所肯定的“文奇”。

　汤显祖认为，正如自然界的奇景异观无害于天地山川之美、奇花异鸟无害于珍禽佳卉之丽，稗官小说也无害于经传子史、游戏墨花无害于涵养性情。汉代名臣东方曼倩，以辞令机巧幽默著称，在朝廷上谏时也杂以滑稽；汉末硕儒马季长(融)不拘儒节，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宋代文人石曼卿，以朝臣之身，野饮狂呼，成为巫医皂隶沿街戏仿的对象。南朝颜之推对前两人均有批评之语，“东方曼倩滑稽不雅”，“马季长佞媚获诮”[5](P19)。刘勰也说：“昔楚庄齐威性好隐语，至东方曼倩尤巧辞述，但谬辞诋戏无益规补。”[6](P14—15)但汤显祖却为这三人正名，他认为：“之三子，曷尝以调笑损气节，奢乐堕儒行，任诞妨贤达哉？”[1](P1252)

　在汤显祖看来，奇文异书，不仅无害于经传子史，而且是调养性情、获得“真趣”的必要资源。李白有“不读非圣之书”之说，而李梦阳劝人“不读唐以后书”。汤显祖批评道：“语非不高，然不足以绳旷览之士。”他说：

　太白故颓然自放，有而不取，此天授，无假人力；若献吉(李梦阳)者，诚陋矣！《虞初》一书，罗唐人传记百十家，中略引梁沈约十数则，以奇僻荒诞，若灭若没，可喜可愕之事，读之使人心开神释，骨飞眉舞。虽雄高不如《史》、《汉》，简淡不如《世说》，而婉缛流丽，洵小说家之珍珠船也。其述飞倦盗贼，则曼倩之滑稽；志佳冶窈窕，则季长之下绛纱；一切花妖木魅，牛鬼蛇神，则曼卿之野饮。意有所荡激，语有所托归，律之风流之罪人，彼固歉然不辞矣。使咄咄读古，而不知此味，即日垂衣执笏，陈宝列俎，终是三馆画手，一堂木偶耳，何所讨真趣哉[1](P1252)！

　“讨真趣”，是汤显祖鄙弃八股习气之作、推崇奇文异书的要旨所在，而在“讨真趣”的背后，则是做真人，发真性情，这就是他所谓的“奇士”：

　天下文章所以有生气者，全在奇士。士奇则心灵，心灵则能飞动，能飞动则下上天地，来去古今，可以屈伸长短生灭如意，如意则可以无所不如。彼言天地古今之义而不能皆如者，不能自如其意者也。不能如意者，意有所滞，常人也。蛾，伏也。伏而飞焉，可以无所不至。当其蠕蠕时，不知其能至此极也。是故，善画者观猛士剑舞，善书者观担夫争道，善琴者听淋雨崩山。彼其意诚欲愤积决裂，挐戾关接，尽其意势之所必极，以开发于一时。耳目不可及而怪也[1](P1252)。

　“士奇”，指为人如东方曼倩、马季长和石曼卿，不拘俗套，有出格之行；“心灵”，指精神自由，而且想象力无限生动活跃。汤显祖认为，只有达至自我行为的解放，才能实现自我心灵的解放——“士奇则心灵”，而自我心灵的解放，实现的是对天地古今之义无所不至的“自如其意”的感知和表现。奇士与常人之别，就在于奇士“无所不如其意”，而常人却不能如意——“意有所滞”。值得注意的是，汤显祖并不认为“奇士”与“常人”之间的区别是与生俱来的，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飞蛾在还是只蠕虫的时候，不仅不能飞，也不知其可能，但待成熟则任意飞翔。引申为说人，则人的心灵是具有自由超越的潜力的，只是常人伏于意滞，而奇士则“愤积决裂”、“尽其意势之所必极”。

　汤显祖对奇文、奇士的推崇，是与王阳明重新开启的孔学“乡愿狂者之辨”所包含的精神意向一脉相承的。自王阳明始，而后徐渭、李贽等士人，均以“宁为狂狷，毋为乡愿”的气节立世。不为俗屈，不守儒节，纵性恣情，任人非议而无悔，这便是明末士人之狂者风尚。汤显祖相比于李贽、徐渭，在行为上自然是检束有加，但他与后两者在精神意气上则是同调的。他在《答岳石帆》信中说：“兄书，谓弟不知何以辄为世疑。正以疑处有佳。若都为人所了，趣义何云？似弟习气矫厉，蚩蚩者故当忘言，即世喜名好事之英，弟亦敬之未能深附也，往往得其疑。世疑何伤，当自有不疑于行者在。”[1](P1333)汤显祖在此所谓“正以疑处有佳”，与李贽所称“今我等既为出格丈夫之事，而欲世人知我信我，不亦惑乎”[7](P57)，表达的是同样的自信和自负气节。而在《艳异编序》中，汤显祖更以“余与世两不相可”自许。他说：“不佞懒如嵇(康)，慢如长卿，迂如元稹，一世不可余，余亦不可一世。萧萧此君而外，更无知己。”[1](P1203)不相与可，即不相容，汤显祖的奇士精神正在独立不倚、傲世而行。这种狂者精神呈现在其文学观念上，则是对“高广而明秀，疏夷而苍渊”的奇文的推崇。他说：

　子言之，吾思中行而不可得，则必狂狷者矣。语之于文，狷者精约俨厉，好正务洁。持斤捉引，不失绳墨。士则雅焉。然予所喜，乃多进取者。其为文类高广而明秀，疏夷而苍渊。在圣门则曾点之空衮，子张之辉光。于天人之际，性命之微，莫不有所窥也。因以裁其狂斐之致，无诡于型，无羡于幅，峨峨然，沨沨然。证于方内，未知其何如。妄意才品所具若兹，于先正所为同而求独而致者，或不至远甚。各公卿郎吏贤豪好修之士，时而试天下第一者，将有在与。嘻，此诸君子所自为，岂世目所得定也[1](P1337)。

　“世目”，即常人的眼见，因为拘于俗套陈规，只可为鄙委牵拘之识，自然不能见识高明隽丽的“奇文”。为文必须奇士，识文亦须狂者。

三、“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

　汤显祖论文，“奇异”之外，则讲“灵性”。奇士之文，是如意之作，亦必是灵性之作。他在《秀才说》中说：“秀才之才何以秀也？秀者灵之所为。故天生人至灵也。”[1](P1228)显然，他是将“灵性”作为人之为人的优异特性来看，而这正是他论文的前提。

　在《张元长嘘云轩文字序》一文中，汤显祖论及作文中灵性与习气的关系时说：

　天下大致，十人中三四有灵性。能为伎巧文章，竟伯什人乃至千人无名能为者。则乃其性少灵者与？老师云，性近而习远。今之为士者，习为试墨之文，久之，无往而非墨也。犹为词臣者习为试程，久之无往而非程也。宁惟制举之文，令勉强为古文词诗歌，亦无往而非墨程也者。则岂习是者必无灵性与，何离其习而不能言也。夫不能其性而第言习，则必有所有余。余而不鲜，故不足陈也。犹将有所不足，所不足者又必不能取引而致也。盖十余年间，而天下始好为才士之文。然恒为世所疑异。曰，乌用是决裂为，文故有体。嗟，谁谓文无体耶。观物之动者，自龙至极微，莫不有体。文之大小类是，独有灵性者自为龙耳[1](P1139)。

　汤显祖提出，为什么能文的人少于有灵性的人？他认为这一现象不是由个人禀赋差异(“性”)造成的，而是由机械模式化的训练活动造成的。“试墨”是科考文章，“试程”是官场行文。科举前习于试墨，中举后习于试程，就导致绝大多数人灵性丧失，规模步趋，不能为灵性之文。汤显祖承认学习的必要，但却不能以放弃自我灵性为前提，更不能受制于规范体例。万物皆有体，但龙之体却在自在超越——“独有灵性者自为龙耳”。在这篇文章中，他特别赞赏张元长，称其文章“离致独绝，咸以成乎自然”，究其原因，是因为张元长“以灵性习之者也。度其十余年中，习气殆尽”。以灵性习之，就能超越习气而返于灵性——“龙何习哉”[1](P1139—1140)。汤显祖认为，文学创作的内在动机是自我情感高度积蓄状态下的意气渲发。他说：

　万物当气厚材猛之时，奇迫怪窘，不获急与时会，则必溃而有所出，遁而有所之。常务以快其慉结。过当而后止，久而徐以平。其势然也。是故，冲孔动楗而有厉风，破隘蹈决而有潼河。已而其音泠泠，其流纡纡。气往而旋，才距而安。亦人情之大致也。情致所极，可以事道，可以忘言。而终有所不可忘者，存乎诗歌序记词辩之间。因圣贤之所不能遗，而英雄之所不能晦也[1](P1098—1099)。

　“气往而旋”，是指“气”在舒畅流动的条件下才能达到和缓从容的状态；“才距而安”，则指个人才能(如文才)具有自我展现的要求，但只有在其充分展示中才能安定。文学创作的本质是情感达到极致状态的以“气”与“才”结合的方式产生的自我表达。“终有所不可忘者，存乎诗歌序记词辩之间”，这就是说，文学表现是因为情感具有非文学不能表现的情致。

　但是，汤显祖并未将文学创作归结为情感渲发的自然主义文论——在这一点上，他与李贽、徐渭是不同的。他在讲“气往而旋，才距而安”的同时，还认为：“声音出乎虚，意象生于神，固有迫之而不能亲，远之而不能去者。”[1](P1099)“虚”否定了单纯的喧嚣，“神”否定了直白的表达。“虚”和“神”这两个概念实际上对“气”和“才”的展现提出了更高的、超越的艺术要求——它们不能被认同为自然主义的渲发。“迫而不亲”、“远而不去”，便是对自然表现主义失误的指认。

　综观汤显祖的文学主张，如果说“情”是其文学的出发点，而“才”、“气”是“情”的表现载体，那么，“神”则是他所追求的情感表现的理想境界。正是对“神”的强调，使汤显祖与李贽、徐渭诸人分别开来。我们比较一下汤显祖与徐渭的两则言论：

　汤显祖认为：“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天下之声音笑貌大小生死，不出乎是。因以淡荡人意，欢乐舞蹈，悲壮哀感鬼神风雨鸟兽，摇动草木，洞裂金石。其诗之传者，神情合至，或一至焉；一无所至，而必曰传者，亦世所不许也。”[1](P1110—1111)。

　徐渭指出：“人生堕地，便为情使。聚沙作戏，拈叶止啼，情昉此也。迨终身涉境触事，夷拂悲愉，发为诗文骚赋，璀璨伟丽，令人读之喜而颐解，愤而眦裂，哀而鼻酸，恍若与其人即席挥麈，嬉笑掉言于数千载之上者，无他，摹情真则动人弥易，传世亦弥远，而南北剧为甚。”[8](P1296)

　汤显祖、徐渭两人论诗，都以情为主，而且将情归本于人性——在此，两人的着眼点当然略有差异，汤说“世总为情”，是从人生总体讲的；徐说“人生为情使”，是从人生个体讲的。汤显祖认为“情生诗歌，而行于神”，即诗歌表现情感的要件是达到高度的艺术性——“神”，而“神情合至”，是诗歌表现情感的理想境界；徐渭讲诗歌传情感人，只说“摹情真则动人弥易，传世亦弥远”，“真”在徐渭是“不可着一毫脂粉，越俗越家常”的本色表现。同是以情为出发点，徐渭归于“真”，汤显祖则归于“神”，两者之间具有俗与雅的理念冲突——准确讲，是情感表现的自然化与艺术化的冲突。

　进入暮年的汤显祖，发生了由情复道的思想转化。因此，其六十岁后的文论逐渐开始强调理和学。在六十二岁时，汤显祖明确指出须“学”与“才”结合，才可使“情”得以广传久远。他说：“先王既往，而钟鼓筦磬之音未衰。自汉以来，至于胜国，冠带之士，闾巷之人，或鼓或罢，或笑或悲，长篇短章，铿鋐寂寥，一触而不可禁御者，皆是物也。昔人常因其情之卓绝而为，此固足以传。通之以才而润之以学，则其传滋甚然。”[1](P1112)“通之以才而润之以学”，这句话从普通学理来看似乎很周全，但在晚明倡导个人情感主义自由表现的思想背景上来看，这确乎表现了汤显祖的思想逆复——这对于其个人和整个文坛都是如此，因为此说所传达的是“学”的主导意义，而不是“情”的自主性。

《牡丹亭》成于万历二十六年，据作者说，其题材来源是多方面的，其中明代话本《杜丽娘慕色还魂》影响最大。汤显祖对话本《杜丽娘慕色还魂》的加工改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突出杜宝等人的卫道士立场;二是改变杜、柳门当户对的关系;三是改话本杜丽娘封建淑女色彩为叛逆女性;四是强调追求自由爱情的艰难曲折。使这一传统的“还魂”母题具有了崭新的思想内容。

《牡丹亭》是一部爱情剧。少女杜丽娘长期深居闺阁中，接受封建伦理道德的熏陶，但仍免不了思春之情，梦中与书生柳梦梅幽会，后因情而死，死后与柳梦梅结婚，并最终还魂复生，与柳在人间结成夫妇。剧本通过杜丽娘和柳梦梅生死不渝的爱情，歌颂了男女青年在追求自由幸福的爱情生活上所作的不屈不挠的斗争，表达了挣脱封建牢笼、粉碎宋明理学枷锁，追求个性解放、向往理想生活的朦胧愿望。从内容来说，《牡丹亭》表现的还是古老的“爱欲与文明的冲突”这一主题，不过，在《牡丹亭》里，“文明”具有特殊的内涵，那就是明代官方所极力宣扬的理学、礼教。杜丽娘对爱情的向往是天生的，尽管她被长期看管，但仍然免不了强烈的思春之情，并最终获得了爱情。《牡丹亭》的意义在于用形象化的手法肯定了爱欲的客观性与合理性，并对不合理的“文明”提出了强烈批判。《牡丹亭》在思想上与《西厢记》有类似之处，但是，《西厢记》是先情后欲，《牡丹亭》则是先欲后情;《西厢记》描述的是情感的自然发展，更多的是表达“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美好愿望，而《牡丹亭》则特别突出了情（欲）与理（礼）的冲突，强调了情的客观性与合理性。这种不同，是时代的差异造成的。

《牡丹亭》的爱情描写，具有过去一些爱情剧所无法比拟的思想高度和时代特色。作者明确地把这种叛逆爱情当作思想解放、个性解放的一个突破口来表现，不再是停留在反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一狭隘含义之内。作者让剧中的青年男女为了爱情，出生入死，除了浓厚浪漫主义色彩之外，更重要的是赋予了爱情能战胜一切，超越生死的巨大力量。戏剧的崭新思想是通过崭新的人物形象来表现的，《牡丹亭》最突出的成就之一。无疑是塑造了杜丽娘这一人物形象，为中国文学人物画廊提供了一个光辉的形象。杜丽娘性格中最大的特点是在追求爱情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坚定执着。她为情而死，为情而生。她的死，既是当时现实社会中青年女子追求爱情的真实结果，同时也是她的一种超越现实束缚的手段。

作为影响极大的主情之作，《牡丹亭》虽然表现出 驰骋、辞采华丽的浪漫主义戏剧风格，但也必须看到，《牡丹亭》其实还未从根本上跳出“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传统轨道。特别是后半部戏在总体上还是遵理复礼的篇章，作者并没有彻底实现其以情代理的哲学宣言。他的个性解放思路尚未从根本上脱离封建藩篱，而只是对其中某些特别戕杀人性、极其违背常情的地方进行了理想化的艺术处理。乞灵于科考得第、皇上明断，这也是戏曲的常套之一。尽管如此，汤显祖还是封建时代中勇于冲破黑暗，打破牢笼，向往烂漫春光的先行者。《牡丹亭》也成为古代爱情戏中继《西厢记》以来影响最大、艺术成就最高的一部杰作，杜丽娘已经成为人们心中青春与美艳的化身，至情与纯情的偶像。

唐代文学对汤显祖的影响，首先表现在一个“情”字上。

众所周知，《牡丹亭》歌颂了人特别是青年男女的真情、至情，揭示了情与理的矛盾。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嗟夫，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牡丹亭记题词》）

这种情与理的矛盾，反映到现实生活中，就是情与法的矛盾。汤显祖在为朋友李季宣所作的《青莲阁记》中说：“世有有情之天下，有有法之天下。唐人受陈隋风流，君臣游幸，率以才情自胜，则可以共浴华清，从阶升，嬉广寒。令白也生今之世，滔荡零落，尚不能得一中县而治。彼诚遇有情之天下也。今天下大致灭才情而尊吏法，故季宣低眉而在此。假生白时，其才气凌厉一世，倒骑驴，就巾拭面，岂足道哉！”汤显祖认为，他所处的明代是“有法之天下”，其特征是“灭才情而尊吏法”。这种天下，不许人们有热情，有幻想，不许人们施展自己的才能，只许低眉顺眼，唯唯诺诺。而唐代却是“有情之天下”。这样的天下重才，故李白的才气方可凌厉一世；这样的天下重情，故唐明皇、杨贵妃方可共浴华清而嬉游广寒。汤显祖对明代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切中要害，入木三分，对唐代社会的描述则染上了一层理想的色彩。当然，这正反映了他的向往与追求。

汤显祖这里提到“唐人受陈隋风流”，而陈隋风流又来源于魏晋风流，所以汤显祖对魏晋风流也是肯定的。如据陆机《吊魏武帝文》序，曹操临终时吩咐诸妾：“汝等时时登铜雀台，望吾西陵墓田。”又云：“余香可分与诸夫人。诸舍中无所为，学作履组卖也。”对于曹操“分香卖履”的举动，有不少人斥之为虚伪。汤显祖却不这样看。他在《十咏·魏王分香》一诗中写道：“事业易委谢，恩爱难销沉。虞歌与戚舞，英雄同此心。”在《铜雀伎》一诗中也写道：“吴起张巡总为名，到头才识此中轻。若言铜雀分香假，泣向虞兮亦世情。”汤显祖此处除曹操外，还提到了四位历史人物。吴起妻为齐人，吴起欲率鲁军伐齐，故杀妻以求将；张巡当睢阳被围粮尽之时，为安定军心，杀爱妾以飨军士。这两位是无情的代表。项羽垓下被围之时，对虞姬歌而泣下；刘邦使戚夫人为舞，己为楚歌。这两位是有情的代表。汤显祖同时人陈继儒在《范牧之外传》中也赞扬了刘邦、项羽之情：“汉高、项羽英雄绝世，剑锋淬人，眼不为眨。乃心销神枯，终不能断虞、戚之爱。夫二公赖有此举，小足破俗，不然，项羽一倔强老卒，隆准公一村亭翁故态耳。语云：‘天下有情人，尽解相思死。’世无真英雄，则不特不及情，亦不敢情也。”这说明，英雄应当多情，在晚明已经成为一种引起人们共鸣的认识。

值得指出的是，汤显祖的这种认识，在唐人那里也可以发现同调。晚唐罗隐《邺城》诗云：“台上年年掩翠蛾，台前高树夹漳河。英雄亦到分香处，能共常人较几多。”《铜雀台》诗云：“强歌强舞竟难胜，花落花开泪满膺。只合当年伴君死，免交憔悴望西陵。”前一首说英雄亦自多情，同常人没有什么两样。后一首从姬妾这一面来说，虽然换了一个角度，但强调情感却是一致的。

大约当年汤显祖写这出戏的时候，无非有一颗怀春而简单的心罢了。

无非是想跳出那些纷杂回归到昆曲本身上来讲。

《牡丹亭》是个剧本。既然是剧本，究竟是要回归到舞台上来的，否则就只能是“案头卷”，作为文学作品来读。就算写的再好再妙，放在舞台艺术来讲，也要逊色一筹。曾就有人说过《牡丹亭》不适宜放在舞台上来演出，唱这戏根本就是要“拗折天下人的嗓子”。当然，这种说法已经在无数的实际演出中不攻自破了。任何人的评论都只是一种叫嚣，时间才是真理。时间给人以沉静之美。《牡丹亭》是汤显祖的一个春梦，是天下间痴情人的一个春梦。看上去有点可笑，有点疯狂，但单纯到没有任何想法的地步。借眼前美景以自然抒情，也许这就是所谓最初始的“天人合一”。

全本的《牡丹亭》，是一出冗长的戏。除了那经典的几出以外，许多情节都十分的无聊，让人有些瞌睡。不如挑去不看。这不过是戏，在手里把玩、口中吟咏的，闲来无事、心境宁谧的人用以赏鉴的。不过是附庸风雅的文人游戏罢了。在高中语文课本里，杜丽娘是一个“冲破封建牢笼、寻找自由恋情”的女子，陈最良是一个“封建礼教的维护者”。作品在那里好好的，非要在艺术欣赏之外更多的加上这么一点“思想性”，有必要吗？

汤显祖不过是一个性情中人罢了。他写《牡丹亭》的目的，不过是想表达一种对美的需求。光是看看那些戏词，也就够让人落泪。不光是中华语言那种巧妙的韵律之美，更是那种千回百转的情之所至。《牡丹亭》里所表现的情，是天真执着的，是最原初的。“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在《牡丹亭·序》里面，汤显祖慷慨而真挚。他单纯的人为，生者不可以死，死而不可生者，皆非情之至。这不是一种孩童一般的至善吗？然而面对这种天然，除了感动以外，谁又会去对他加以讥笑？

对于《牡丹亭》的爱，是出自于灵魂的，这一点不需要否认。对于这样一部美不胜收的作品，我想付出灵魂来爱，也是没有什么不可以的。这是我的一样执着的爱好。人逢少年时，谁没有杜丽娘的春愁缱绻，谁没有杜丽娘的顾影自怜。面对着无人打扰的自然美景，从而衍生出炽烈的情感，体会过造物力量的人们，又有谁不会对此产生共鸣？悠悠岁月易逝，青春苍凉。

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

待打偋香魂一片，阴雨梅天。

——日暮かごめ

汤显祖自己表达不出来的感情，就通过杜丽娘来表达。杜丽娘身上所拥有的至情，一种超脱人世的感情。那种感情纯粹而执著，穿越现实与虚幻，穿越生命与死亡，绝对不是爱情那么简单。他们不依赖这个世界为生，杜丽娘一直生活在自己的至情之中，而不是现实生活中。这种至情所给人的力量实在是太大了，使人可以抛弃了一切去追寻而无怨无悔。“似这等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但是这种可以抛开生死、世俗的勇气，即使上天赋予了，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的。汤显祖承受不起，就让杜丽娘来承受。这杜**就成了爱得最彻底的一个人。

所以说杜丽娘只是理想，《牡丹亭》只是一个梦，一个做了四百多年还在做的梦。我甚至能感觉到，汤显祖有时候也在迷惑，到底现实的世界是真实的，还是梦中那个至情的世界是真实的。

世人读《牡丹亭》，只见深情，不见妙赏，大误矣。所谓妙赏，便是对一切美好事物的深切感悟。不得不承认，我们的丽娘**确确实实是一个泛爱主义者。一个“一生爱好是天然”的小女孩，爱恋着世上一切美好的事物。她伤春、伤己，伤感着所有美妙而又无法保留的事物，越是美好，越是无能长久。任何自然的微小变化，都能触及她的心灵。书到今生读已迟，有些东西就是天生的不能强求。那些敏锐的直觉，便是与生俱来、前世注定的。她感悟到了许多一般人所不能感受到的感情，也体会到了一般人所体会不到的哀怨与痛苦。这样的人，如她、如黛玉，多少都是有点自作多情的。

——柳颜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