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作品有哪些

　　1、季羡林代表作品：《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牛棚杂忆》。

　2、学术著作：

　《〈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福力太子因缘经〉的吐火罗语本的诸异本》、《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印度简史》、《印度古代语言论集》

　《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义》、《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大唐西域记校注》、《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吐火罗文A中的三十二相》、《敦煌吐鲁番吐火罗语研究导论》、《大国方略：著名学者访谈录》、《东方文学史》、《东方文化研究》、《禅与东方文化》、《东西文化议论集》、《世界文化史知识》。

　3、收入教科书的文章：

　《自己的花是给别人看的》、《怀念母亲》、《夹竹桃》、《夹竹桃》、《幽径悲剧》、《清塘荷韵》、《成功》、《做人与处世》、《永久的悔》、《忘》、《月是故乡明》。

1、季羡林代表作品：《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牛棚杂忆》。

2、学术著作：

《〈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福力太子因缘经〉的吐火罗语本的诸异本》、《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印度简史》、《印度古代语言论集》

《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义》、《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大唐西域记校注》、《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吐火罗文A中的三十二相》、《敦煌吐鲁番吐火罗语研究导论》、《大国方略：著名学者访谈录》、《东方文学史》、《东方文化研究》、《禅与东方文化》、《东西文化议论集》、《世界文化史知识》。

3、收入教科书的文章：

《自己的花是给别人看的》、《怀念母亲》、《夹竹桃》、《夹竹桃》、《幽径悲剧》、《清塘荷韵》、《成功》、《做人与处世》、《永久的悔》、《忘》、《月是故乡明》。

中印婚姻被采访是在2020年2月12日播出的《新闻1+1》节目中，由央视主持人白岩松搭档印度主持人Kanwal Sibal共同主持。该节目邀请了多位中印婚姻的夫妻进行访谈，探讨他们的爱情、婚姻和文化差异等问题。这一集的节目引起了广泛关注。这一节目引起关注有几方面原因：1 此节目讨论的是两个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的国际关系。这是一个常被忽视但十分重要的主题。近年来，中印两国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双方在边界、贸易、军备竞赛等领域存在争议。而此节目则从更为亲密的个人层面探讨，通过让夫妻们分享他们的经历、观点和感受，调和两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理解和友谊。2 中印婚姻在两国之间越来越常见。随着两国经济和文化交流的不断加强，越来越多的中印婚姻诞生。这样的现象既是两国关系进一步多元化的体现，也带来了新的文化交融的机遇和挑战。3 委员会，该节目是央视与印度NDTV联合制作的，两国的主持人在现场互动、交流，为两国关系的沟通与协调构建了良好的平台。

曾江：中国印度学发展要靠真正的学术眼光——访美国堪萨斯大学历史学学者陆扬

《中国社会科学报》

陆扬从梵巴利文专业转入史学专业，先后在中国、欧洲、美国接受教育，现在他在中古史和佛教史的研究中仍常以梵文作为研究工具，由于这种种独特或说殊胜 的助缘，作为“圈外”的“内行”，陆扬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观察中国梵文学术的视角，这是记者执意对他进行访谈的原因。

三年前的10月底，记者曾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往北大二院（历史学系）旁听，领略陆扬谈史学问题的风采，在安谧的二院，史学系三代师生晤谈一室之内，砥砺往复，也许学术传承的因缘即在此时无声潜运。

此次，记者就一系列梵文学术相关问题采访了陆扬。这是一次愉快而很有收益的访谈，虽然记者在一些小的细节问题上不一定完全赞同陆扬的看法。记者与陆扬先生的对话从他对金克木和蒋忠新两位师长的回忆谈起。

某：前几天拜访黄宝生先生，他给我看了金克木先生当年给他们授课时的梵文语法课本，是一本薄薄的油印小册子，他整理后还作为“附录”收入了他新近出一本书 ——《梵文文学读本》，以示“薪火相传”之意。金克木先生对你们1984级梵巴利文本科生有什么影响？对给你们授课的蒋忠新先生有什么回忆吗？

陆扬：印象中我们当时并没有采用金克木先生授课的小册子。但是金先生教授梵文的一些基本方式很明显影响了对我们的教授方式，因为当时直接担任授课的蒋忠新 和郭良鋆两位老师都深受金先生的影响，所以潜移默化也影响到我们，比如强调梵文的诵读和语言本身的文化特性。金先生对我的影响更多是通过他的各种著作以及 在北大时经常向他老先生求教而获得。这方面我将有专文回忆，这里就不再特别说明了。

教授过我梵文的蒋忠新和郭良鋆两位先生都是第一流的老师和纯粹的学者。有趣的是这两位老师都是上海人，据我所知郭先生更是出自旧上海富贵之门，却没有丝毫 的世俗之气，这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和美好的记忆。他们的方法都是循循善诱，让我体会到求学的温馨。隔了这么多年，我对他们的尊敬没有丝毫减退，这可以说 是我在北大最好的收获之一。

两位中当然蒋先生和我们的接触更多，可以说是我学习梵文和印度文化的真正的“亲教师”。蒋先生身体很不好是当时我们师生圈内都知道的事，但他不避寒暑，撑 着来上课，而最了不起的是他只要一讲起课来，就神采飞扬，忘情于此中，感人极了。当时他虽然身体很不好，但我猜那段岁月对他来说应该是快乐的。他有机会重 返杏坛，我们这些学生虽然并不出色，但和我们年轻学子接触，还是会给他带来安慰。而可能更重要的是，在遭受那么多年对学术的摧残之后，他得以重新投身学术 工作。他的两项最重要的学术成就——民族文化宫图书馆藏本梵文《法华经》的转写和梵文《摩奴法论》的翻译，都是在那段时期完成的。教学加上研究，他的毅力 真是内在的。

蒋先生对我非常关心，不仅是学业上的也是个人生活上的。他住在离北大很远的劲松地区。我常跑他家去向他讨教，每次都会感到一种无比的放松和快乐。谈学问之 余，蒋师母每次都准备丰盛的饭菜招待我，对于一个家不在北京的学生而言，这种照顾是很令我感动的。对我来说，最内疚和最遗憾的一件事就是去国之后，没能再 和蒋先生见面。他的突然去世使这种遗憾无法弥补。我1987年秋去国之后，直到 2000年夏首度回国到北京，当时行程极为匆忙。到北京我即向师友们打听蒋先生的情况，得到的讯息是蒋先生的健康状况比以前改善多了，气色也好了，这让我 感到意外的欣慰。但正因为这一念，就没能及时安排时间去看望他。其实那些天住在北大，我也没有去拜访对我影响至深的金克木先生。这实在并非因为我不懂礼 貌，而是对这两位影响我人生的先生，我内心有一种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的不安，诚不足为外人道。可惜过后不久，两位先生都驾鹤西去了。

某：您在北大和维也纳大学接受的梵文训练，对您现在的研究工作中有何助益？

陆扬：我目前的学术工作和古代印度中亚的宗教历史还时时发生关联，因此梵文训练能提供许多直接和间接的帮助。但梵文训练本身有其独立的价值，因为在接受这 种训练的过程中我能多多少少进入了另一种重要古代文化的核心，找到一种能够终身受用的参照体，对日后的学术思路有不能低估的帮助，即便我直接的学术工作不 再以梵文或印度古代文化为中心。而且由于北大维也纳诸位先生的影响，也能使我倾向于从印度文化历史的内部来了解这种文化的特点，而不是满足于了解其对于中 国文化的影响。

作为一种语言工具，梵文训练还有另一个好处，那就是对这种语言不再有莫名其妙的神秘感和崇拜感。同时对语言的掌握和人文学术之间的关系脉络也有比较客观的理解。

某：您曾留学欧洲，现在任教北美，能否向我们介绍下您所了解的国际上梵文教学和研究的现状，尤其是其与印度学之关系？

陆扬：我因为到美国后学术专业迅速转向中国古代史，因此没有再着意关心国际梵文教学和研究的现状，了解有限。当然我们也应该注意的是梵文教学和研究并不等 同与印度学的研究。在西方，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梵文都是作为一种学术工具附着在印度学的框架之下的，或者作为比较语文学附着在语言学的框架之下。但并不 等与说有印度学研究的学术机构，就一定强调梵文的教学和研究。我觉得中国学界对梵文和印度学关系的理解比较狭隘且单一，和国际学界在这方面认知上有相当的 距离。

和欧洲相比，美国以梵文文献为基础的印度学和佛教学研究相对较短，在学术体系中占有的位置也比较边缘，但还是有其特色。传统上重要的中心像哈佛、宾夕法尼 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华盛顿州立大学西雅图分校和哥伦比亚大学，等等。这些学校中的梵文文献研究不只是在亚洲研究的系科里，也可以在神学院（Divinity School）或宗教学系里。

欧洲梵文和印度学的中心很多，难以一一列举。仅以我曾学习过的维也纳大学而言，这是一个自19世纪以来的印度学重镇，出过Wilheim Geiger这样的巴利文大家，Erich Frauwallner这样的印度思想和佛教思想的研究大师以及Manfred Mayrhofer这样的印度伊朗语的语文学宗匠。我求学期间，维也纳的梵文文献研究其实分成三块，一是和佛教学西藏学结合，在Ernst Steinkellner教授领导下的藏学和佛教学研究所；一是和印度学结合，在Gerhard Oberhammer教授领导下的印度学研究所；还有一个就是在Mayrhofer影响下的印欧比较语文学研究所里。我记得我曾听过将近一个学期的吐火罗 文的课（虽然当时所学我差不多都还给老师了），就是在比较语文学所，主讲的是从德国请来的客座教授K H Schmidt。Schimidt是研究吐火罗的专家，对吐火罗语B方言（也被某些学者称为龟兹方言）造诣尤深。但我记得即便像他这样的专家，在德国也没 有正式的教职，挂在德国Hall－Wittenberg的马丁·路德大学的职位只是个Privat Docent的空衔，没有固定的薪水，好比日本的“非常勤讲师”。Gerhard Oberhammer和Steinkellner先生都是Frauwallner的弟子，后术业各有专攻，但都可以说是从Frauwallner的学术体 系里分流出来的。我上过好几门Gerhard Oberhammer的课，都是解读印度部派和印度教思想文献的，如弥曼差、数论和商羯罗吠檀多，等等。他当时在维也纳大学的地位很高，著作也多。以他的 造诣来上这种入门课，颇为难得。他又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所以特别注重打通天主教神学和印度古典思想的关联。当然这种学术立场必然影响到他对印度思想文献的 解读，不过我通过上课获得了这种经验，到美国后再转读陈荣捷、狄百瑞等对儒家经典的解读，就非常能引起共鸣。

某：我有一个关于国内梵文流别的问题。以徐梵澄先生为例，在接触中我发现，有的人很敬服徐梵澄先生，而一些梵文学者对徐先生之学则颇有非议，记得您曾经在跋《徐梵澄文集》的文章曾经略提及中国印度学存在分野的观点，能否在这里略展开谈谈这方面的看法？

陆扬：我对您提的问题的理解是梵文研究在中国有派别倾向之分，这的确是存在的，虽然我个人对这种分别的理解和其他学者未必相同。在有些相关问题上这一领域 的专家更有发言权，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所以我的意见仅供参考。我对中国印度学研究的分野在回忆季羡林先生和金克木先生的文章里都会分别谈到。这里只就徐 梵澄先生说几句。

徐先生在现代学林中是非常特别的人物。他在人文学方面的很多造诣不是同辈所能企及的。这是他的一项优势，比如他对中西古典的掌握就远远超过了季羡林先生， 也比金克木先生有系统。他在这个基础上再转入梵学和印度思想研究，当然视野就会不同，领悟力也会很高。但徐先生又具有很强的艺术家和文人气质，有时不够冷 静，而且他对思想的理解也有古为今用，六经注我的意识在里头，这都会影响到他的学术见解。比如他对《奥义书》等的译注，就受到印度现代思想学问家阿罗频多 的诠释的制约，有时类似于熊十力对唯识的解释。我也读过他英译的《肇论》，发现译得很不精确，几乎不能采信。但徐先生和金克木先生一样，都注重从文化内部 去观察，而不仅仅是从外部做些观察或实验，这个态度我很欣赏。

某：有一个很多人包括学术界和公众都很关心的问题，有的人认为古代高僧梵文水平很高，现代梵文学者的梵文水平和玄奘等唐朝高僧相比如何？

陆扬：现代梵文学者的梵文水平和玄奘时代的高僧相比如何，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在玄奘的时代，梵文还是一种被文化精英所广泛使用的语言，并不是一种死语言。 这和罗马和中古时代的拉丁语一样，是印度古典文化的承载体，是名副其实的“雅言”。近年美国学者Sheldon Pollock发表了一部大著《人士间的天语》（The Language of the Gods in the World of Men），专门探讨在梵文的促进下印度文化的雅言化过程，有相当精彩的分析。现代梵文学者可能对梵文的历史变化有更好的了解，但不可能对梵文有像古代印度 文化之士那样的亲近的认知，更不太可能对这种语言有丰富的运用。当然我的印象中，西方优秀的梵文学者也并不完全将梵文作为死语言看待，比如不少学者能够从 事还原梵文文献的工作。当然即使印度古典时代的知识人梵文掌握水平很高，但这并不等于玄奘时代的中土高僧就一定能达到类似的水平。这其实是一个有争议的学 术课题。玄奘和义净等游历过五天竺的中土高僧有相当高的梵文水平应该不成问题，但他们未必接受过当时印度声明的系统教育，所以我推测他们的梵文素养是会有 局限的。而且像他们这样的僧人毕竟是极少数。以前学者常不加考虑的认为中国中古时代有很多精通梵文的僧人，但荷兰学者高罗佩就撰文打破这个迷思。他认为中 土僧人更多的只是懂悉昙而已，而非梵文。他的这个看法在西方学界颇有影响。他的见解我觉得过于偏颇，因为古代中印交流的丰富情况很多并没有在现存文献中得 到反映，而玄奘这样的僧人的出现也不是偶然的。

某：梵文在中国作为一种非常小众的研究语种，但是在普通公众中有时却拥有可以带来很大声誉的神秘感，您是如何看待这一文化现象？

陆扬：在国际范围内，这种现象固然显得很特殊，但如果从中国当前的社会学术生态来看就不太难理解。当然这种现象的出现也依靠某种机遇。坦率的说，在长远的 潜因方面，梵文的神秘感恰恰产生于公众对梵文和梵文在研究古代文化中所具有的具体作用并不了解。其次是中国近代学术传统始终有过度强调某种工具或某种材料 的作用的倾向，仿佛有绝技或秘籍在身，便可纵横天下，这是幼稚的想法。这种想法其实最早存在于中国人文学界，原先普通公众并不关心这个。

我记得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季羡林先生曾多次对我们说，他80年代去开全国人大，和侯宝林一起，记者都只围着侯宝林采访，根本无人知道季先生。但这种情况 到了90年代以后完全颠倒过来了。可以说，梵文研究在普通公众中获得的声誉和季先生个人影响力的突然增加有直接的关系。但这种影响力的突然增加主要来自学 术圈以外。整个社会舆论对“国粹”的突然重视，而梵文虽不能算“国粹”，却也在公众的想像中和这种国粹主义挂上了钩，于是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之下，一发而不 可收拾。这种潮流对梵文研究本身能有多大的促进作用，我并不太乐观。当然说完全没有积极的作用也不符事实，但中国梵文研究和以梵文文献为基础的印度学研究 本身的发展主要还是要靠真正的学术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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