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
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 幼年时从师学习,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7岁中举。后从师于康有为,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宣传家。
维新变法前,与康有为一起联合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运动,此后先后领导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又与黄遵宪一起办《时务报》,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并著《变法通议》为变法做宣传。
个人作品:
梁启超有多种作品集行世,以1936年 9月11日出版的《饮冰室合集》较完备。《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000余万字。1901至1902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
主要作品有《少年中国说: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国文化史》、《敬业与乐业》、《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主人自说》、《新民说》、《饮冰室主人全集》、《李鸿章传》、《王安石传》、《饮冰室合集》、《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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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政治主张:
梁启超一生致力于中国社会的转型。他竭力为国家的繁荣和国家的繁荣而奋斗。他跑来跑去,几乎付出了所有的努力。但是,他的政治观点不时有所不同,不断变化,不一致,因此很难被说服。
在改革运动中,梁启超顺应康有为的潮流。无论报纸还是教学,他都关注并大力阐述康有为改进思想和改革理论。基于拉姆三世理论和西方进化论,他主张改革,强调改革,宣传西方科学文化,充分展示了年轻爱国者的生命力和热情。
1898年改革运动的失败使梁启超意识到,要拯救中国,他必须实行“破坏”:现代世界各国的历史,没有人不先破坏时代。这个特定的课程是不可避免的。有爱,有珍惜,无法完成。
但是,梁启超在改革与革命之间的这种摆动并没有持续多久。他仍然与康有为一起倡导改革,倡导“保护皇帝”。
在革命者与改革派开始辩论之后,梁启超改变了旧的说法,主张实施“开明的专制”,企图反对“革命”理论。让梁启超尴尬的是,当他还在倡导开明的专制和反对宪政体制时,清廷正式宣布将“准备模仿宪政”。
以后,梁启超又高唱宪政,在立宪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随着武昌起义的爆发,统治中国近270年的清皇朝已经行将就木,眼看革命派就要取得政权,共和之制势在必行,梁启超再一次改变了以前的政治主张,提出了“虚君共和”的口号。
直到民国之后,这种多变的特征,在梁启超的政治生涯中依然时有反映,从拥袁到反袁,从护国到拥段。一变再变,终于技穷。
1925年11月,林徽因和梁思成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学院学习。当他们和我一起飞往海外时,他们被一场灾难搞得措手不及。原来,克洛克-1的父亲林长民突然去世了。他在参加反礼拜时被打败,被流弹打死。那时,林长民只有49岁。
林徽因听到父亲去世的消息,她悲痛欲绝。她为父亲的野心得不到回报而难过,也为父女深爱着对方却再也没有见面而难过。作为长女,她急于回国,但梁启超频频发电报劝阻,说当时福建局势混乱,暂时不要回来留在美国。
林徽因和林长民神父
林长民背后的悲惨局势也令人担忧。当时家里只有300元现金,难以维持家庭生计。林长民的两个妻子都是家庭主妇,没有谋生的能力。这时,梁启超作为林长民的朋友和公婆,站出来给政府写了一封信,为林家筹集了足够的资金,从而缓解了家庭暂时的危机。
林长民死后,他的二妾带着孩子回到福建老家,梁启超一直供养母亲,母亲需要赡养,留学费用也损失了。林徽因深深觉得自己已经不是一个衣食无忧的林老师了,本来打算休学一年缓解经济压力,但梁启超写信劝她:“要多注意学业和学费。”
梁启超
在梁启超眼里,她的孩子的学识和前途远胜于一切。即使林徽因当时是个没过门的媳妇,但不想耽误林徽因学业的梁启超,把自己的学习费用都交了,多筹了2000块,让林徽因用的时候要。
留学费用解决了。从此林徽因潜心求学,父亲的去世使林徽因在梁启超的支持下得以在宾夕法尼亚继续求学。梁启超作为岳父,一直像亲生父亲一样关心林徽因他。1928年春天,林徽因和梁思成举行了婚礼,之后他们的学业都很成功。
有这样的父亲林徽因是幸运的。梁启超把她当成自己的孩子。早在林徽因和梁思成欧洲之行的时候,梁启超就开始为事业奔走,为人父母。就连梁启超也不例外,总是想着为孩子多做点事。
林徽因父亲去世时,梁启超写了一封安慰信:不用担心学费,做我的女儿就好
林徽因和梁思成
当时梁启超得知东北大学渴求人才,建筑系已经招收了一个班的本科生,但是没有专业教授。当时沈阳的建筑业很发达,但是建筑工程师很少。梁启超审时度势,最终决定让儿子儿媳妇去东北大学读书。
林徽因和梁思成于1928年8月18日返回北京。回到北京不久,梁思成和林徽因被东北大学建筑系录用。梁思成27岁时担任东北大学建筑系系主任。他和林徽因是唯一的教授,他们看着梁思成和林徽因事业有成。
林徽因
1929年1月19日下午2时,梁启超病逝于协和医院,年仅57岁。当时,林徽因正好怀孕了。可惜梁启超没有看到孙女出生。他对梁启超的离开,林徽因,特别是在最艰难的一天林徽因父亲去世,感到非常难过。是梁启超帮她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
对林徽因,梁启超对她就像亲生父亲一样,恩情如山。林徽因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和妊娠反应,和梁思成一起,为梁启超安排了葬礼,并亲自设计了墓碑。
梁启超生平大事简介:
1斥责志摩
民国十四年(1925年)阴历七月初七,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请梁启超出席证婚。梁启超反对他们“使君有妇”、“罗敷有夫”之间的恋情,也规劝过徐志摩;碍于徐志摩之父和胡适的情面,梁启超答应出席证婚。
但在婚礼上梁启超却对徐志摩、陆小曼用情不专厉声训斥,滔滔不绝,使满堂宾客瞠目结舌。徐志摩不得不哀求:“先生,给学生留点脸面吧。”
2天涯知己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底,梁启超应康有为之请,赴美国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一日,檀香山一位加入保皇派的侨商设家宴招待梁启超,引来了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纠葛。
梁启超进入何家大院,出迎的除主人外还有一年轻女子。她是侨商的女儿,叫何蕙珍,芳龄二十,从小接受西方教育,16岁便任学校教师,于今已有4年,英文极好,因有西洋人参加宴会,由她做梁启超的翻译。
多年来,除了妻子李氏外,他还没有与一个女子这样接近过。席将罢,何**又将她在报上替梁启超辩护的文章原稿拿来给他看,并说:“这是我代先生笔战起草的英文中译稿,请先生惠存并予指教。”
接过何**的手稿,梁启超吃了一惊,他多日的疑惑顿时冰释。这期间,他陆续写了24首情诗,以记述对何蕙珍的赞美、思念和无奈之情,其中有一首这样写道:“颇愧年来负盛名,天涯到处有逢迎;识荆说项寻常事,第一知己总让卿。”
梁启超不愿把这件事绕开自己的结发妻子。他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5月24日的一封家书中,把檀岛奇遇说与李惠仙知。
李惠仙读了梁启超的信,给梁启超写了一封回信。梁启超最终以理智锁住情感,结束了这场苦恋。后来,在梁启超任民国司法总长时,何蕙珍又从檀岛来北京,欲与之结秦晋之好。
但梁启超只在总长的客厅裏招待何蕙珍,她只好怏怏而返。李惠仙病逝后,何蕙珍也从檀岛赶来,但梁启超仍然婉辞。梁启超的这一做法,对何蕙珍来说似乎有点薄情,以至何蕙珍的表姐夫、《京报》编辑梁秋水也责备梁启超“连一顿饭也不留她吃”。
3慷慨应问
梁启超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有一年他到广州拜见两广总督张之洞。梁启超锐意改良,对张之洞寄予极大的期望。张之洞拿着投刺(拜贴),见落款为“愚弟梁启超顿首”,大不高兴,于是出联刁难:“披一品衣,抱九仙骨,狂生无礼称愚弟。”
这上联高傲无礼,且拒人于千里之外。梁启超则气度不凡,坦然对出下联,请来人回送张之洞。联文是:“行千里路,读万卷书,侠士有志傲王侯。”对答不卑不亢,有理有据,文字高雅硬朗,气势慑人。张之洞一看,马上出衙迎接,大有相见恨晚之意。
后来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一次梁启超到江夏拜访他。张之洞再次出联:“四水江第一,四时夏第二,先生居江夏,谁是第一,谁是第二?”上联既包含四水(指古代江、河、淮、济四水),长江排首位,又总括四季春、夏、秋、冬,夏排第二。
接着提出了“谁是第一,谁是第二?”这样难以回答的问题。梁启超才思敏捷,略加思索即对出下联:“三教儒在先,三才人在后,小子本儒人,何敢在先,何敢在后。”张之洞吟读再三,不禁叹息说:“此书生真乃天下奇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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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贡献
1新史学
梁启超是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奠基人,是20世纪前期创建我国近代史学理论的代表人物。他前期发表的《中国史叙论》,《新史学》对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史学进行了较为系统和猛烈的批判,并且大呼“史学革命”。
继此,他又撰写了一系列论著,构建其资产阶级的新史学理论体系,如《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等,集中反映了梁启超的史学观及其突出贡献,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接连发表震动一时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猛烈抨击封建史学,倡导“史学革命”,较系统地阐述了有关史学功用、历史哲学、治史态度和方法等一系列资产阶级史学主张。
2目录学
梁启超一生于目录学贡献
卓越,代表著作有《西学书目表》在分类、著录上有创新,类分学、政、教,实有“西学”、“政学”两类,这个分类体系,突破了被订为“永制”的四部分类体系,为近代西方图书分类法的输入和我国新分类法的产生开辟了道路。
该目著录西学书籍400种,西政书籍168种,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成书。其他目录学著作有《西书提要》、《东籍月旦》、《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读书分月课程》、《东原著书纂校书目考》、《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佛经目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汉书·艺文志渚子略考释》等10余种。
-梁启超
梁启超的成就,大率三端:政治,学术,文章。此三事,皆有大创见,大突破。但未竟之业,未完之论,不确之言,自我否定也很多。
总而言之,大时代中天才知识分子之所为。
无论政治、学术还是文章,都有极强的关怀心。这种关怀,是数千年来知识分子所共通的。陈东、王夫之、顾炎武也。任公于其三者皆可见赤子之心。这份赤子之心,借由天才的文笔和厚积多年的学识,能够轻易感染很多人。
情怀用于文章,或可气盛言宜,汪洋恣肆。用之于学术,有能继绝学,开新面之得,又有以论代史,一叶障目之失。
任公的学说,满纸新论,择其一点可 作大文章,惜其文章都未能尽成,学说也就不能确立。规模既宏,偏颇亦多,任公海内共仰,他的只言片语,都有人信奉和辩驳,都能成一家之言,常人去学,必是语无伦次,岂不荒诞。
自然,我们钦佩任公的才华和功底,对中国文明和世界潮流,乃至政治社会,常常有很多洞见,但是学术体系的建立,不仅需要核心概念,还需要艰苦地建构和弥缝,需要沉下心来,步步为营,最终开宗立派。任公则天骋奇才,只顾把一个一个的疑问、判断、观点抛给后人,于己则“得其趣”,于学术则十分可惜。
清代大儒阮元说“少年科甲,往往目无今人,胸无古人,最是误事”。
梁启超少年得志,暴得大名,一生站在时代中心,当时可谓得意,影响力也一时无二,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脱离了转瞬即逝的舆论环境,学术史上,任公没有多少历久弥新的成就。是不是有点儿像微博,或是知乎?
参与政治,情怀是基础,但情势更为根本,最要紧的品质是袁世凯所讲的“谋定之后,行且坚毅"。缺了坚毅精神,情怀太切,则易迷失,又因自信,更易由迷失转为迷信,甚至陷入用新迷信破除旧迷信的轮回。当文人以此影响大众,则是以迷导迷,助长无休止的纷争。革命还是维新,立宪还是共和挺袁还是倒袁
政治活动有很多形式,军事、民政、议会活动等等,最终是要靠事功对历史进程进行再造。梁的政治活动和政治言论极多,但无论虚实,事功皆无。唯一可称道的,反倒是他后来深刻反思的戊戌变法。仅以此论,康梁在戊戌中的实际推动作用至今存疑,也反应出二人参与政治活动的迷信与轻躁。
或曰,梁启超所有者学识、言论、声誉也,所无者权力、兵权、官爵也,而近代事功,必仰赖其所无者。理固宜然,然张謇所恃者何?孙文所恃者何?
千古不刊之论,早已出任公笔下:“人各有其难,能胜其难者方为英雄”。反观任公参与政治数十年,声名固盛,但最终无能胜其难者。其责李鸿章之失曰:“数十年重臣,不能辑和国民,使为已用”,任公数十年民之领袖,海内共仰,而其于国家之大计,建树甚少,不可谓不可惜。
以才华,情怀和事功三者而论,任公生而有天才,学乃有情怀,惜学术未竟,终无事功。是否也是缺了一份“不避劳苦"之心?
最值得敬佩和深思的,是梁先生做为知识分子的的责任感和入局之心。
对自己的政治和学术观点,梁启超的反思非常自觉且坚定,呼号维新,康梁分途,呼吁革命,鼓吹立宪,到晚年抵制帝制,每一次,都是刀尖舔血,险象环生。
有人说,任公后来有盛名护体,并不危险,此说诚不知痛痒,即便真有所恃,如此盛名而能决然反醒,自我否定,能做到者有几人?可见,他从自己的良心和判断出发,从没想捞到什么好处。
中国近现代史上顺风倒的无良文人如过江之鲫,这些政治乞食者心怀叵测,以被政客利用为荣,犹自以为利用了政客。任公之秉心纯正,襟怀坦荡,大不易。
梁启超的时代乃至今天,一直充满了焦虑和浮躁。浮躁和私欲一结合,碰撞出一大批反对者。他们对社会事务表现出强烈的介入欲,游走奔忙,痴迷于起草宣言、发布谈话,享受旁观者的痛快与反抗者的光环。与其说他们关怀民众,不如说他们愚弄和消费民众;他们浪费着民众感情,极大地透支了社会对知识分子的信赖与期待。
梁启超也与这些人决然分野,他在每次政治运动中,都躬身入局,致力于建设,在险象环生的政治运动中,从未丧失信心,闭门不问,更从未沦为大言炎炎,不事建设的批判者。
无论是学术还是政治,他都能入乎其内而又出乎其外,在局内,敬畏真理,在局外,持一份入局之心,梁启超展现了知识分子最最宝贵的,正气和谦逊。我们不能认为,这纯然是一个人的天赋才能,这种转换与坚守,必然要面对许许多多的困难与阻遏,其中必有不足为外人道的诱惑和危险。
君子正道直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或者,也是他与他曾经的传主——大清王朝的裱糊匠李鸿章——最相契的精神内核。
梁启超是戊戌变法的****,梁启超也是我国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梁启超的九个孩子在各行各业的成绩都非常突出,为国家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梁启超的孩子每一个都这么优秀当然和梁启超对孩子教育息息相关,现在很多都是独生子女,很多独生子女的家长一个孩子都教育不好,梁启超每天要教育九个孩子,而且个个孩子都是精英当中的精英,确实有很多值得我们现代人学习和借鉴的地方,主要还是梁启超的教育理念,符合人才发展的客观规律。
梁启超非常重视孩子的道德教育。梁启超从小就教育孩子如何成为一个对社会对国家有用的人,注重培养他们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梁启超非常重视孩子的人格培养,梁启超从小就灌输尊老爱幼、诚实守信、爱岗敬业、乐于助人等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要想成为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首先自己是一个拥有正确人生观的人,德才兼备一直都是挑选人才的双重标准,德字在前,才字在后,突出了道德对于一个人才的重要性。
梁启超是一个文学家、政治家。但是他从来不要求自己的孩子学习文学知识和政治知识,梁启超注重孩子的自我培养,孩子可以自己选择自己学习的内容,兴趣是孩子最好的老师,梁启超从来不规定孩子的学习内容,但是绝对不允许孩子学习半途而废,选择之前要慎重,选择之后要坚持。
父母还是孩子最好的老师。梁启超不管自己的工作有多么忙碌,他一定会挤出时间陪伴孩子,孩子在小的时候最需要的就是父母的陪伴,梁启超在孩子面前一直都保持正面形象,为孩子树立人生榜样。
被称为中国家教第一人的梁启超,所处的社会背景是怎样的?各位,这个问题非常好。首先,它涉及到的是历史类的话题,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话题,很接地气。其次,这个话题比较轻松,所以是个难得的好题目。最后,作为文字工作者,小编认为,我们在阐述这些历史类话题时,应该尽量客观、公正,不偏不倚。而且,应该注意我们的价值导向。
在小编看来,普及生活小常识,做好科普教育工作,也是我们文字工作者的应尽之责。好了,基于以上原则,小编就来聊聊今天的话题。梁启超所处的时代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即清末民初。经济上,西方国家通过工业革命实现了工业化,确立了工业文明的主导地位;而中国传统的农业文明却逐渐衰落,我们正逐渐被迫融入到世界工业文明的潮流中去。
政治上,资本主义制度在多国确立,反封建、求民主的进步思想成为大势所趋。思想上,伴随着西方列强的侵略,东西方文明的冲突、交流、融合正在加强。据史料记载,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梁启超开始接触到上海制造局翻译的一些西方书籍。而这些书很好地开阔了梁启超的视野,从此他便对西方的政治、文化等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此基础上,梁启超毅开始追随随着康有为,投入到了一系列变法维新运动中去,从而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学问家。据史料记载,在随后的日子里,梁启超和康有为一起领导了百日维新。可惜,变法很快就失败了。梁启超被迫流亡日本。但他似乎并没有消沉下去,而是创办《清议报》,大力介绍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学说,批判封建专制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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