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托尔斯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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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夫托尔斯泰(ЛевНиколаевичТолстой)

(1828～1910) 俄国作家。1828年9月9日出生于图拉省克拉皮文县的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今属图拉省晓金区)。托尔斯泰家是名门贵族，其谱系可以追溯到16世纪，远祖从彼得一世时获得封爵。父亲尼古拉•伊里奇伯爵参加过1812年卫国战争，以中校衔退役。母亲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是尼•谢•沃尔康斯基公爵的女儿。托尔斯泰一岁半丧母，9岁丧父。1841年他的监护人姑母阿•伊•奥斯坚—萨肯去世后，改由住在喀山的姑母彼•伊•尤什科娃监护。于是他全家迁到喀山。

托尔斯泰自幼接受典型的贵族家庭教育。1844年考入喀山大学东方系，攻读土耳其、阿拉伯语，准备当外交官。期终考试不及格，次年转到法律系。他不专心学业，迷恋社交生活，同时却对哲学尤其是道德哲学发生兴趣，喜爱卢梭的学说及其为人，并广泛阅读文学作品。在大学时代，他已注意到平民出身的同学的优越性。1847年4月退学，回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这是他母亲的陪嫁产业，在兄弟析产时归他所有，他的漫长的一生绝大部分时间在这里度过。

回到庄园后，他企图改善农民生活，因得不到农民信任而中止。1849年4月曾到彼得堡应法学士考试，只考了两门课就突然回家。是年秋天为农民子弟兴办学校。11月起名义上在图拉省行政管理局任职，次年12月被提升为十四品文官，实际上却周旋于亲友和莫斯科上流社会之间。但他渐渐对这种生活和环境感到厌倦，1851年4 月底随同服军役的长兄尼古拉赴高加索，以志愿兵身份参加袭击山民的战役，后作为“四等炮兵下士”在高加索部队中服役两年半。虽然表现优异，但也有赖亲戚的提携才晋升为准尉。1854年3月，他加入多瑙河部队。克里木战争开始后，自愿调赴塞瓦斯托波尔，曾在最危险的第四号棱堡任炮兵连长，并参加这个城市的最后防御战。在各次战役中，看到平民出身的军官和士兵的英勇精神和优秀品质，加强了他对普通人民的同情和对农奴制的批判态度。

托尔斯泰在高加索时开始创作，在《现代人》杂志上陆续发表《童年》、《少年》和《塞瓦斯托波尔故事》等小说。1855年11月他从塞瓦斯托波尔来到彼得堡，作为知名的新作家受到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等人的欢迎，并逐渐结识了冈察洛夫、费特、奥斯特洛夫斯基、德鲁日宁、安年科夫、鲍特金等作家和批评家。在这里他以不谙世故和放荡不羁而被视为怪人，他的不喜爱荷马和莎士比亚也使大家惊异。不久，他同车尔尼雪夫斯基相识，但不同意后者的文学见解。当时德鲁日宁等人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所谓“优美艺术”，反对所谓“教诲艺术”、实即革命民主派所主张的暴露文学。托尔斯泰倾向于德鲁日宁等人的观点，但又认为任何艺术不能脱离社会生活。至1859年，他同《现代人》杂志决裂。

1856年底以中尉衔退役。次年年初到法国、瑞士、意大利和德国游历。法国的“社会自由”博得他的赞赏，而巴黎断头台一次行刑的情景则使他深感厌恶。在瑞士看到英国资产阶级绅士的自私和冷酷，也激起他很大的愤慨。但这次出国扩大了他的文学艺术的视野，增强了他对俄国社会落后的清醒认识。

对于50至60年代之交的农奴制改革以及革命形势，托尔斯泰的思想是极其矛盾的。早在1856年他曾起草方案，准备以代役租等方法解放农民，并在自己庄园试行，因农民不接受而未实现。他同情农民，厌恶农奴制，却认为根据“历史的正义”，土地应归地主所有，同时因地主面临的是要性命还是要土地的问题而深深忧虑。他不同意自由主义者、斯拉夫派以至农奴主顽固派的主张，也看到沙皇所实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的虚伪性质，却又反对以革命方法消灭农奴制，幻想寻找自己的道路。由于无法解决思想上的矛盾，曾企图在哲学、艺术中逃避现实，但很快又感到失望；1860年因长兄尼古拉逝世，更加深了悲观情绪。1859至1862年间几乎中辍创作，先后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和附近农村为农民子弟办了20多所学校，并曾研究俄国和西欧的教育制度，1860至1861年还到德、法、意、英和比利时等国考察学校。后又创办《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教育杂志。这些活动引起沙皇政府的注意。加之在农奴制改革中，他作为本县和平调解人，在调停地主和农民的纠纷时，常常同情农民，又招致贵族农奴主的敌视。1862年7月他外出时，家中遭到宪兵连续两天的搜查。不久他关闭了学校。这段时间他思想上所受的震荡以及因同农民的频繁接触而接受的他们对事物的一些看法，成为他的世界观转变的契机和开端。

1856年夏至1857年冬，托尔斯泰曾一度倾心于邻近的瓦•弗•阿尔谢尼耶娃，此后又为婚事作了多次努力，但都没有成功。1862年9月，他同御医、八品文官安•叶•别尔斯的女儿索菲亚•安德列耶夫娜结婚。在他一生中，他的夫人不仅为他操持家务，治理产业，而且为他誊写手稿，例如《战争与和平》就抄过多次。但她未能摆脱世俗偏见，过多为家庭和子女利益着想，不能理解世界观激变后托尔斯泰的思想。夫妻的不和造成家庭悲剧。

新婚之后，革命形势逐渐转入低潮，他也逐渐克服了思想上的危机。他脱离社交，安居庄园，购置产业，过着俭朴、宁静、和睦而幸福的生活。从1863年起他以6年时间写成巨著《战争与和平》。这段时间的较重要的事件是1866年他出席军事法庭为士兵希布宁辩护。希布宁因不堪军官的虐待打了军官的耳光，虽经托尔斯泰为之奔走，终被枪决。这一事件使他开始形成反对法庭和死刑的看法。

托尔斯泰的心灵的宁静与和谐没有保持多久。1869年9月因事途经阿尔扎马斯，深夜在旅馆中突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忧愁和恐怖。这就是所谓“阿尔扎马斯的恐怖”。在这前后，他在致友人书信里谈到自己近来等待死亡的阴郁心情。1868年秋至1869年夏，他对叔本华哲学发生兴趣，一度受到影响。从70年代初起，“乡村俄国一切‘旧基础’……的破坏”的加剧，“到民间去”等社会运动的兴起，使他开始新的思想危机和新的探索时期。他惶惶不安，怀疑生存的目的和意义，因自己所处的贵族寄生生活的“可怕地位”深感苦恼，不知“该怎么办”。他研读各种哲学和宗教书籍，不能找到答案。他甚至藏起绳子，不带猎枪，生怕为了求得解脱而自杀。这些思想情绪在当时创作的《安娜•卡列尼娜》中得到鲜明的反映。此后，他访晤神父、主教、修道士和隐修士，并结识农民、独立教徒康•修塔耶夫。他终于完全否定了官办教会，接受了宗法制农民的信仰，最后在70至80年代之交新的革命形势和全国性大饥荒的强烈影响下，弃绝本阶级，完成了60年代开始酝酿的世界观的转变，转到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上。在《忏悔录》(1879～1880) 和《我的信仰是什么？》(1882～1884)等论文里，他广泛阐述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对富裕而有教养的阶级的生活及其基础——土地私有制表示强烈的否定，对国家和教会进行猛烈的抨击。然而，他却反对暴力革命，宣扬基督教的博爱和自我修身，要从宗教、伦理中寻求解决社会矛盾的道路。这是因为他不仅反映了农民对统治阶级的仇恨和愤怒，也接受了他们因政治上不成熟而产生的不以暴力抵抗邪恶的思想。列宁剖析这种惊人的矛盾说：“作为一个发明救世新术的先知，托尔斯泰是可笑的……作为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快到来的时候的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托尔斯泰是伟大的。托尔斯泰富于独创性，因为他的全部观点，总的说来，恰恰表现了我国革命是农民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从这个角度来看，托尔斯泰观点中的矛盾，的确是一面反映农民在我国革命中的历史活动所处的各种矛盾状况的镜子。”

从此托尔斯泰厌弃自己及周围的贵族生活，不时从事体力劳动，自己耕地、缝鞋，为农民盖房子，摒绝奢侈，持斋吃素。他也改变了文艺观，指斥自己过去的艺术作品包括《战争与和平》等巨著为“老爷式的游戏”，并把创作重点转移到论文和政论上去，以直接宣传自己的社会、哲学、宗教观点，揭露地主资产阶级社会的各种罪恶。当时写的剧本、中短篇小说以及民间故事，同样为了这一目的。他还从事广泛的社会活动：1881年因子女求学全家迁居莫斯科，他访问贫民窟，参加1882年莫斯科人口调查，深入了解城市下层生活；1881年他上书亚历山大三世，请求赦免行刺亚历山大二世的革命者；1884年由其信徒和友人弗•契尔特科夫等创办“媒介”出版社，以印行接近托尔斯泰学说的书籍；1891年给《俄国新闻》和《新时代》编辑部写信，声明放弃1881年后自己写的作品的版权；1891至1893年和1898年，先后组织赈济梁赞省和图拉省受灾农民的活动；他还努力维护受官方教会迫害的莫洛康教徒和杜霍包尔教徒，并在1898年决定将《复活》的全部稿费资助杜霍包尔教徒移居加拿大。

从90年代中期开始，托尔斯泰增强了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态度，对自己宣传的博爱和不抗恶思想也常常感到怀疑。这在《哈泽—穆拉特》等作品中有所反映。沙皇政府早就因他的《论饥荒》一文而企图将他监禁或流放，但慑于他的声望和社会舆论而中止。至此又因《复活》的发表，指责他反对上帝，不信来世，于1901年以俄国东正教至圣宗教院的名义革除他的教籍。这个决定引起举世的抗议，托尔斯泰却处之泰然。同年他因沙皇政府镇压学生运动而写《致沙皇及其助手们》一文；次年致函尼古拉二世要求给人民自由并废除土地私有制；1904年撰文反对日俄战争。他同情革命者，也曾对革命的到来表示欢迎，但却不了解并回避1905年革命。而在革命失败后，他又反对沙皇政府残酷杀害革命者，写出《我不能沉默》一文。

托尔斯泰在世界观激变后，于1882年和1884年曾一再想离家出走。这种意图在他80至90年代的创作中颇多反映。在他生前的最后几年，他意识到农民的觉醒，因自己同他们的思想情绪有距离而不免悲观失望；对自己的地主庄园生活方式不符合信念又很感不安。他的信徒托尔斯泰主义者和他的夫人之间的纠纷更使他深以为苦。最后，他于1910年11月10日从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秘密出走。在途中患肺炎，20日在阿斯塔波沃车站逝世。遵照他的遗言，遗体安葬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森林中。坟上没有树立墓碑和十字架。

托尔斯泰的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早期(1851～1862)这是他的探索、实验和成长的时期。思想和艺术风格都在发展和变化，个别作品带有模仿的痕迹。他后来作品中的一些基调和特色也已初具雏型。

托尔斯泰早在1847年起开始写日记，以后一直坚持到晚年。大量的日记和书信，几乎占他的文学遗产的二分之一。日记是他朝夕反省和不断进行探索的心灵的纪录，也是锻炼写作、通过自身研究人的内心生活秘密的手段。象《昨天的故事》(1851)那样的早期作品，就是由日记扩充和艺术加工而成的。

托尔斯泰的许多作品带有自传性质，这首先见于最早发表的作品、在高加索写成的中篇小说《童年》(1851～1852)以及后来陆续发表的《少年》(1852～1854)和《青年》(1855～1857)(据他的构思还要写最后一部《青春》，构成长篇小说《四个发展时期》，但没有写成)。这个三部曲表现主人公如何在周围环境影响下成长。他不满自己，醉心于反省和自我分析，追求道德完善。作品洋溢着贵族庄园生活的牧歌情调，但也表现了一定的民主倾向，尽管作家晚年说这是不真诚的。同一时期创作的《袭击》(1853)、《伐林》(1853～1855)和《塞瓦斯托波尔故事》等军事小说，是根据作者亲身经历和见闻写成的。这些作品克服俄国文学中战争描写的虚假的浪漫主义倾向，表现流血和死亡的真实场面，描写普通士兵和军官的朴素但却悲壮的真正爱国主义，揭示贵族军官的虚荣心和装腔作势。车尔尼雪夫斯基指出的托尔斯泰才华的两个特点：“心灵的辩证法”(即写心理的过程)和道德感情的纯洁，主要就是根据上述作品概括出来的。

从他的心灵探索和精神面貌发展的线索来说，继三部曲之后的是：《一个地主的早晨》(1856)，探索在农奴制下通过改善农民生活以协调地主和农民的关系的道路。这也是他亲自观察所得，因此能够“钻到农民的心灵中去”(车尔尼雪夫斯基语)。《家庭幸福》(1858～1859) ，有他同瓦•弗•阿尔谢尼耶娃爱情关系的反映，但也表现了他当时逃避现实、追求与世隔绝的家庭“幸福小天地”的幻想。他很快就否定了这篇作品。《哥萨克》(1853～1863，这是原计划中的上半部，下半部没有写成)，表达了作家要脱离自己环境、走“平民化”道路的初步尝试。主人公奥列宁厌弃上流社会的空虚和虚伪，在奇伟的大自然和纯朴的哥萨克中间，认识到幸福的真谛在于爱和自我牺牲，为别人而生活，但他未能摆脱贵族的习性，这幻想以破灭告终。这个“出走”的主题后来不断出现在作家晚年的作品中。在艺术上，《哥萨克》开始从心理的细致刻画转向客观地广泛描写现实生活的史诗画面，为创作《战争与和平》作了准备。

关于托尔斯泰的小故事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9世纪中期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他的文学传统不仅通过高尔基而为苏联作家所批判地继承和发展，在世界文学中也有其巨大影响。在文学创作和社会活动中，他提出了“托尔斯泰主义”，对很多政治运动有着深刻影响。下面是我整理的关于托尔斯泰的小故事，欢迎阅读。

　除了写小说，还能做什么

　一个谈笑风生的场合，有人话赶话地调侃托尔斯泰：你除了会写小说还能干什么

　当时在场的人都觉得这句玩笑话说得过分了，而且也不是事实。年近花甲的托尔斯泰并没有对朋友的嘲讽还嘴，不吭一声地回到家里，就忙起来了。他的“车间”紧挨着他的书房，当中一张大木台子上摆放着榔头、钳子、钢锯、锉刀等工具，墙上挂着干活儿时围的围裙……他为回应朋友的调侃，亲手制作了一双漂亮而结实的高靿牛皮靴，郑重地送给了大女婿苏霍京。

　苏霍京哪舍得将老岳丈这么珍贵的礼物穿在脚上，便将皮靴摆上了书架。当时《托尔斯泰文集》已经出版了12卷，他给这双皮靴贴上标签：“第13卷”。此举在文化圈里立刻传为佳话。托翁知道后哈哈大笑，并说：“那是我自己最喜欢的一卷。”

　托翁乘兴又做了一双半高靿牛皮靴，送给了好友——诗人费特。费特灵机一动，当即付给托尔斯泰6卢布，并开了一张收据：“《战争与和平》的作者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伯爵，按鄙人订货，制成皮靴一双，厚底，矮跟，圆靿。今年1月8日他将此靴送来我家，为此收到鄙人付费6卢布。从翌日起鄙人即开始穿用，足以说明此靴手工之佳。空口无凭，立字为证。1885年1月15日。”后面还有费特的亲笔签名，并加盖了印章。

　手艺是精神的标记，行为体现了一个人的思想面貌。现代年轻人厌恶体力劳动，拒绝学习和掌握一门手艺，不管喜欢不喜欢读书，读得好和读不好书的人，都一窝蜂地往上大学一条道上挤，正应了契诃夫的话：“大学培养各种才能，包括愚蠢在内。”

　而托尔斯泰，被誉为“全人类的骄傲”。他的全集出版了90卷，是“每一个作家必读的百科全书”、“文学艺术中的世界性学校”，其精神之丰富、深邃和博大，为世人所叹服。况且又货真价实地出身贵族，可以顺理成章地当个令现代人无比羡慕的“精神贵族”。而最让托翁深恶痛绝的也正是这种贵族意识。

　列宁称“在这位伯爵以前的文学里，就没有一个真正的农民”。他比国家废除农奴制早4年就解放了自己庄园里的农奴，还一直想把属于自己的土地转赠给农民，让自己的作品自由地无报酬地任由想出版它们的人去出版，为此不惜跟家人一次次闹僵。到82岁时还离家出走，想去当个农民，过一种自食其力的生活，在普通的劳动者中间度过残年。

　他到临死都信奉：“劳动，只有在劳动中才包含着真正的幸福。”

　有一次托翁路过码头，被一位贵夫人当做搬运工，叫过去扛箱子。他为贵夫人搬运完箱子还得到了5戈比的奖赏。这时码头上有人认出了托尔斯泰。他的大胡子和身上那件自己设计的“托尔斯泰衫”，太好辨认了。于是许多人围过来向他问好，那位贵夫人见状无地自容，还想要回那让她含羞的5戈比，却被托尔斯泰拒绝了：“这是我的劳动所得，我很看重这个钱，不在乎有多少。”

　伟大的精神导致伟大的劳动，强有力的劳动培养强有力的精神，正如钻石研磨钻石。本是伟大作家的'托尔斯泰，却用自己的一生证实：体力劳动是高贵而有益的。轻视体力劳动和手艺，只说明精神贫弱，思想空虚。

　托尔斯泰和他的妻子

　托尔斯泰是俄罗斯的大文豪，他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都是享誉世界的名作。但他的妻子却是有名的泼妇，脾气甚坏。她是一位医生的女儿，托尔斯泰跟她结婚时已经 34 岁了，而她却是一位芳龄 18 的天真少女。托尔斯泰年轻时风流成性，玩弄过不少女人，他为了真诚地对待这位少女，便把详述过去荒唐事情的日记，交给了她。这位少女虽吃了一惊，仍然勇敢地重申她的诺言。于是她们结合了，开始了一种互相忠诚又互相苦恼的生活，一直维持了 48 年。

　48 年中，他们生了 13 个孩子，然而两人的情仍有介蒂，性格与脾气也大异其趣，经常是吵吵闹闹的。托尔斯泰曾写有三种日记：第一种是夫妻可以同看的，第二种是只写给自己看的，第三种是写了自己也不再看，死后才可让人看的。有人问他成名的秘诀，他说，“因为我娶了一个脾气不好的太太!”

　但托尔斯泰最终还是与太太分离了。82 岁那年的一个严寒的冬天，他为了永远躲开吵吵闹闹的妻子，在黑夜之中离家出走了。他坐上一辆又慢又冷的火车，漫无目的地行驶。但他没走多远便突然得了急性肺炎，不得不在阿斯他波佛车站的站长室休息。他的太太赶来后，为了不影响他的病情，未能及时见面。直到他昏过去后，她才被准许入内，在他听不到的耳边说了她的爱，在他无感觉的嘴唇上印下了她的吻。然而，为时已晚，托尔斯泰竟因年老体衰而承受不了心身打击，已经长辞人世。托尔斯泰离家出走的悲剧就这样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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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夫·托尔斯泰逸事：“我害怕听到说不！”

1903年秋天，托尔斯泰的近友比留科夫想写他的传记，便书面向他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其中有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便是关于爱情。未来的传记作者想知道，《克莱采奏鸣曲》的作者爱过谁，是什么时候、怎样相爱的。下面是托尔斯泰的回答：

“关于我的爱情：最强烈的初恋是孩提时代对索涅奇卡科洛申娜的爱。后来，大概是齐纳伊达莫洛斯托娃。这种爱只是我的单相思，她未必知道这一点。后来是哥萨克镇上的女哥萨克—这在《哥萨克》中描写了的。再后来是上流社会交际中对谢尔巴托娃一乌瓦罗娃的倾心，她也未必知道什么。我总是很羞怯。后来是主要的、最认真的一次—这是阿尔谢尼耶娃瓦列里娅……我几乎是未婚夫了(《家庭幸福》)，有一大沓我写给她的信。”

讲真话的老人匆匆写出来的恋爱对象名单是否完整了呢没有。比如，名单中没有阿克西尼娅巴济金娜，她是雅斯纳波良斯克的农民，30岁的托尔斯泰曾在日记里写到她：“她很漂亮……我爱上了她，这是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过的。没有别的念头。我感到痛苦。” 但是在恋爱名单中还有一个空白是更为重要的，还有一位女人没有提到过。托尔斯泰在给自己的表姨妈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夫娜写信谈到了她：“我这个没牙的老傻瓜爱上人了。”过了三星期还是给她写信说，“我……不知道可以这样相爱，这样幸福。”而在这之前他写过一封信，可能是最热烈的情书，“我变得无法忍受。三个星期中我每天都在说：现在我要把一切都讲出来，可还是带着那样的苦恼、悔恨、恐惧和心中的幸福离去。每天夜里，就像现在这样，我都逐一回忆过去，我感到痛苦并对自己说：为什么不说出来，假如要说，又怎么说，说什么，我随身带着这封信，如果我又不能或缺少勇气对您说出一切，就把它交给……我害怕听到说不，但是我预感到这一点，我会找到力量来承受的。”

他在信里是神气十足—说什么会找到力量，在日记里写的却是，是否朝额头开一枪。“我在恋爱，我曾经很不相信可以爱。我发疯了。如果这样继续下去的话，我会开枪自杀的……她各方面都非常美。”他责备自己没有表白。“我真想现在就回去，当着众人面说出一切。上帝呀，帮帮我吧。”上帝没有帮忙。“我又带着苦恼、悔恨、心中的幸福走了出来。明天我一起来就去，要把一切都说出来，要么开枪自杀。”

他没有说—又没有说!—但是，所幸的是没有开枪自杀，而是写了一封语无伦次和充满激情的信，只是没有立即交出去，在口袋里放了两天。“我害怕听到说不。”假如她心上人的妹妹不会唱华尔兹结束部分的高音犷他也不会交出去，因为他在心里想：“她唱上去，我就交出去，她唱不上去—我就带回去。”

妹妹唱上去了，姐姐从伯爵那冰凉的手中拿过了已经有点破损的纸。“我抓过了信，急忙跑下楼，跑到我们女孩子共用的房间。”未来的经典作家只好等待，但是情况不明的痛苦延续的时间并不长：意中人扫一眼信，弄清意思，三分钟就够了，她马上就飞也似的回来了。“仿佛长了翅膀似的，我异常迅速地跑上楼梯，经过餐厅、客厅，跑进了母亲的房间。列夫尼古拉耶维奇靠墙站着，在房间的角落里等我。”

他此刻是什么感觉“飞快轻盈的脚步声在地板上响了起来，还有他的幸福。他的生活，他自己……比他自己更好的、他寻觅和憧憬了这么久的东西，飞快地向他靠拢来。她不是在走，而是有某种看不见的力量载着她，朝他而来。”这是托尔斯泰自己的描述。“他只看见她那明澈真实的眼睛流露着爱情的喜悦带来的惊慌，这种喜悦也充溢了他的心头。这双明亮的眼睛越来越近了，它们射出的爱情的光芒照亮了他。她停在他旁边，碰到了他。她的手举了起来，落在他肩上。”

为什么这里不是“我”，而是“他”因为这已经不是日记，也不是信件。这是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这里出场的不是列夫·托尔斯泰，而是康斯坦丁·列文。作者慷慨地把自己的名字(把它改成姓)，对真理的爱，当然还有自传分给了主人公。这可不是什么列文在解释他用粉笔写的每个词开头的字母，而是托尔斯泰本人在做这事：“没有任何可能让她明白这个复杂的句子;但他望了她一眼，用的是这样一种神情：他的生活就取决于她是否懂这些词。”恋爱中的她懂了。“我注视着她那又大又红的手并感到，我全部的精神力量和能力，我全部的注意都坚决地集中在这支粉笔上，集中在握这粉笔的手上。”这可不是什么列文为了纯洁良心，把详尽地描绘自己的单身生活的日记给她，这又是托尔斯泰本人做的事：“他知道，在他和她之间不可能，也不应有秘密，因为他认为应该这样。”也就是他认为，恋人应该知道一切，其中包括知道阿克西尼娅·巴济金娜的事(未来“秘密”的中篇小说的女主人公)。“她很漂亮，……现在在古老的大森林里……黝黑的脖颈……我爱上了她，这是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过的(可以想像，18岁的姑娘在用自己的近视眼看到这话时会有什么感受)。”这当然不是康斯坦丁·列文，这是列夫·托尔斯泰：居然在结婚那天没有穿衬衫，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打好包了，因为新婚夫妇“今晚动身”，而星期天店铺不开门。“教堂里等着新郎，而他犹如被锁在笼里的困兽，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不时张望一下走廊，惊慌地设想着，新娘会怎么想。新娘想的是：我头脑里闪过一个念头：他跑了。”

“一个念头：他跑了”，这不是小说中的引文，这是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托尔斯泰娅伯爵夫人过了许多年后写的回忆录中的话。托尔斯泰在向传记作者比留科夫列举自己爱过的女人时，令人惊讶地正是忘了提及她。

不过，也没什么惊奇的：女人是女人，妻子是妻子。令人惊奇的是另一点。荒谬的，奇怪的，乍看是荒诞的“一个念头：他跑了”，竟是个预言性的念头。要知道他真的跑了!虽然不是当时，虽然过了48年，他已是个垂暮老人，可是他跑了，正是离开她跑了，夜里，偷偷地……

读着小说，能否想像到，艺术家描绘的与安娜和沃伦斯基的非法爱情相对立的、幸福得几乎是田园诗般的婚姻，会这样可怕地结束能否想像到，吉蒂会像安娜那样想到了结自己的生命，只是不是卧轨而是投人池塘

能想到的……读着小说—一定要仔细阅读—是能作这样的推测的。问题不在于嫉妒，它不时地既折磨吉蒂又折磨列文，而且已不年轻的列文比他年轻的妻子更有理由。他只见过安娜一次，他喜欢，他激动，他像男孩那样脸红，说话结巴，他使自己相信，他怜悯这个被上流社会排挤的有罪的女人，实际上，他赞赏她。“惊人的……”，“不平常的……，”

可怜的吉蒂!“你爱上了这个下流的女人，她迷住了你。”

迷住了……另一个虽然不是名门出身，但也是贵族血统的农民阿克西尼娅·巴济金娜，确实曾经迷住了高贵的安娜的塑造者。她很长时间使雅斯纳亚·波良纳的女主人不得安宁。“每当想到她，我常常感到痛苦。”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在日记里写道。

但问题不在嫉妒。问题也不在托尔斯泰并未因结婚而终止这种倾心，不是这颗炸弹把半个世纪建立起来的家庭炸成灰烬，而是另一颗炸弹，它在最幸福最安宁的家庭生活开始时就已经埋下了。

“他惊讶，这个富有诗意的美妙的吉蒂怎么会想到并记住去操心桌布、家具、来客用的床垫、托盘、厨师、午餐等等……”那么，潜心于探索永恒问题的人的妻子只好做什么呢“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珍惜自己，不能也不想把自己的精力、时间化在家庭上。”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在至今尚未完全发表的《我的生活》中说。这是她在暮年，部分是在托尔斯泰死后写的总结性著作，因此有一种哀伤的调子。“但作为一个艺术家和思想家，他是对的。”她全能理解，全能原谅，全能找到解释的理由，但这是在垂暮之日，事情已经像烟一般消逝，而在当时的日记里是怎么写的呢她要照顾病中的孩子，要读丈夫即将发表的作品校样，托尔斯泰本人顾不上看，在耶稣受洗节前后的严寒中他忙着运水……“啊，他对我们，对家庭多么缺少善良!只有严厉和冷漠。而在传记里人家会写：他替院子里的人运水，却无论什么时候，无论谁都不会知道，他没有给孩子喝过一口水，没有代替妻子，哪怕是让她休息一下，32年中他没有与病孩一起呆过5分钟，哪怕是让我休息一会，睡一会，散一会步或者让我从劳累中喘口气。”

当然，托尔斯泰运水不是为了传记，而是为了“完善自己”。1895年1月的日子里他记述道：“真正的生活在于向前运动，完善自己以及通过完善别人来完善世界的生活。所有不是通向这一目标的，就不是生活。”他认为，帮助像头狼似的忙得团团转的妻子，无论如何也不是完善世界的生活，因此，最好还是套上滑板去运水，同时这也是给娇惯的莫斯科人上一堂热爱劳动和民主的课，以此完善他们。 当然，也可以完善妻子，但这很麻烦，必须深人她的问题、她的内心世界，真正介人实际生活，而不是停留在小说创作上。在创作小说上他十分乐意做这样的事，只要会安排材料。而他是善于这么做的：“他从周围撷取的只是于他的才能、于他的工作有用的东西，一切其他的东西他都置之度外。比如，他从我这儿索取的是抄写的劳动、我对他身体方面的关心、我的肉体，而所有我生活的精神方面，他根本不感兴趣，也不需要，因为他从不介人。”这是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在婚后25年写下的话。是什么时候开始疏远的呢不是曾经有过那样的爱情吗“我非常爱他—我只拥有这种感情……我越是了解他，就越觉得他可爱。每天都想，我还从来没有这样爱他。而且越来越爱他。除了他和他的利益，对我来说，别的什么也不存在。” 婚后15天，索涅奇卡·别尔斯，即托尔斯泰伯爵夫人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我突然感到，他和我不知怎么地越来越各行其是。”这是女人的感觉。那么男人呢“他是幸福的，但完全不是如期待的那样，每一步他都发现失望…… 列文，同时也是他的创造者，“每一步”感到失望的是什么他在日记里抱怨年轻的妻子：“她的性格日益变坏，我在她身上看到的是喜欢唠叨和发出恶狠狠声音的波列卡和玛申卡。”原来是这么回事，他看到她跟所有的女人一样是普通的女人，这使他产生优郁的念头。“看着别人的夫妻生活，为小事操劳，吵架，嫉妒，他只是在心里轻蔑地嘲笑。在他未来的夫妻生活中不仅不可能有这样的事，甚至所有外表的形式，他觉得也应完全不同于别人的生活。突然取代这一点的是，他与妻子的生活不仅没有特别的地方，相反，一切也是由那些最微不足道的琐事构成，而这些琐事正是过去他极为蔑视的，现在却违背他的意愿具有不平常的、不可否认的重要性。” “可怕，痛苦，没有意义，”在夫妻生活的第一年，第一个孩子出生前一个半月时，他写道，“把自己的幸福与物质条件—妻子、儿子、健康、财富联系在一起是可怕的、痛苦的、没有意义的。”但暂时他还没有想到逃离这一切。没到时候。也没有彻底认识真理。而他年轻的妻子却理解他。后来，在40年共同生活后，她归结道：“应该为天才创造和平的、愉快的、舒适的环境。应该给天才吃、穿、洗，应该无数次地为他抄写作品，应该爱他，不要嫉妒，让他平静，应该赡养和教育天才生的孩子……”如果托尔斯泰潜心于探索真理，对在他身边生活的人的内心世界“不感兴趣，也不需要……因此从来也不深人其中”，那么，相反，她却想“整个儿认识他，理解他”。“为了进人他的心灵，我愿付出宝贵的一切……”这不是空话，18岁的伯爵夫人真的给予了宝贵的一切，而且也善于“进人”他的心灵，否则，难道他会给她—第一个—念所有他写的东西“我常常跟他谈论长篇小说，他不知为什么(这使我感到骄傲)非常相信并听取我的意见。”为了使他听她的意见，甚至改动什么(这可是托尔斯泰的作品!他可是不承认任何权威的)，应该不只是“进人他的心灵”，而应该成为这个心灵的一部分，成为他的第二个“我”。她做到了，她的妹妹回忆道：“是因为年轻，还是因为性格，索尼娅……用丈夫的眼睛来看待一切。” 现在这一切渐渐远去了。确切些说，是他远去，首先是他背离了自己——过去的自己——接着是离开自己的第二个“我”，走向抽象的思想的空间……“把自己的幸福与物质条件—妻子、孩子、健康、财富联系起来是没有意义的。” 他是没有联系起来：所有家庭的操劳早已由她肩负起来了，他是自由的，几乎是自由的，但是他渴望完全的自由，却还有妨碍。“按老习惯我带着自己的兴趣、想法忙着孩子、书籍、随便什么事—我看见的是惊奇的、严峻的、反对的目光，他仿佛想说：‘你忙着自己的傻事还指望着来干预我’” 老妇人害怕这种反对。“这种反对比所有的殴打、话语、沉默、冷漠、严峻、不爱更使人感到痛苦。”她忿忿地补充说，“他不会爱，从年轻时起就不习惯。”但是，在庆祝托尔斯泰八十寿辰时，作为漫长而严肃的思考的结果，她写道，“谁也不了解他，也不理解他，我比别人更好地了解他性格和智慧的本质。但是无论写什么，人家总不相信我。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是个具有非凡智慧和才能的人，是个富有想像和感情的、异常敏感的人，但他是个没有心眼的真正善良的人。他的善良是原则性的，不是直接的。” 托尔斯泰不会爱的想法贯穿了她的全部日记(他的日记也是：“要说这是什么—是爱的愿望，而不是爱。”—他在追求索涅尼卡·别尔斯时写道)，但这丝毫也不否定他过去的、21岁时所作的表白—《五月的塞瓦斯托波尔》的结尾：“我全心全意所爱的、努力表现其全部美的中篇小说的主人公，过去、现在、将来都是美的—这是真的。” 这里不是爱的愿望，这里是真正的爱情。为了他所理解的真理，为了他所认识的真理，列夫·托尔斯泰准备牺牲一切，抛弃一切，随便去什么地方……他抛弃了，出走了……

当然，托尔斯泰不是为了传记，而是为了“完善自己”。1895年1月的日子里他记述道：“真正的生活在于向前运动，完善自己以及通过完善别人来完善世界的生活。所有不是通向这一目标的，就不是生活。”他认为，帮助像头狼似的忙得团团转的妻子，无论如何也不是完善世界的生活，因此，最好还是套上滑板去运水，同时这也是给娇惯的莫斯科人上一堂热爱劳动和民主的课，以此完善他们。

当然，也可以完善妻子，但这很麻烦，必须深人她的问题、她的内心世界，真正介人实际生活，而不是停留在小说创作上。在创作小说上他十分乐意做这样的事，只要会安排材料。而他是善于这么做的：“他从周围撷取的只是于他的才能、于他的工作有用的东西，一切其他的东西他都置之度外。比如，他从我这儿索取的是抄写的劳动、我对他身体方面的关心、我的肉体，而所有我生活的精神方面，他根本不感兴趣，也不需要，因为他从不介人。”这是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在婚后25年写下的话。是什么时候开始疏远的呢不是曾经有过那样的爱情吗“我非常爱他—我只拥有这种感情……我越是了解他，就越觉得他可爱。每天都想，我还从来没有这样爱他。而且越来越爱他。除了他和他的利益，对我来说，别的什么也不存在。”

婚后15天，索涅奇卡·别尔斯，即托尔斯泰伯爵夫人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我突然感到，他和我不知怎么地越来越各行其是。”这是女人的感觉。那么男人呢“他是幸福的，但完全不是如期待的那样，每一步他都发现失望……

列文，同时也是他的创造者，“每一步”感到失望的是什么他在日记里抱怨年轻的妻子：“她的性格日益变坏，我在她身上看到的是喜欢唠叨和发出恶狠狠声音的波列卡和玛申卡。”原来是这么回事，他看到她跟所有的女人一样是普通的女人，这使他产生优郁的念头。“看着别人的夫妻生活，为小事操劳，吵架，嫉妒，他只是在心里轻蔑地嘲笑。在他未来的夫妻生活中不仅不可能有这样的事，甚至所有外表的形式，他觉得也应完全不同于别人的生活。突然取代这一点的是，他与妻子的生活不仅没有特别的地方，相反，一切也是由那些最微不足道的琐事构成，而这些琐事正是过去他极为蔑视的，现在却违背他的意愿具有不平常的、不可否认的重要性。”

“可怕，痛苦，没有意义，”在夫妻生活的第一年，第一个孩子出生前一个半月时，他写道，“把自己的幸福与物质条件—妻子、儿子、健康、财富联系在一起是可怕的、痛苦的、没有意义的。”但暂时他还没有想到逃离这一切。没到时候。也没有彻底认识真理。而他年轻的妻子却理解他。后来，在40年共同生活后，她归结道：“应该为天才创造和平的、愉快的、舒适的环境。应该给天才吃、穿、洗，应该无数次地为他抄写作品，应该爱他，不要嫉妒，让他平静，应该赡养和教育天才生的孩子……”如果托尔斯泰潜心于探索真理，对在他身边生活的人的内心世界“不感兴趣，也不需要……因此从来也不深人其中”，那么，相反，她却想“整个儿认识他，理解他”。“为了进人他的心灵，我愿付出宝贵的一切……”这不是空话，18岁的伯爵夫人真的给予了宝贵的一切，而且也善于“进人”他的心灵，否则，难道他会给她—第一个—念所有他写的东西“我常常跟他谈论长篇小说，他不知为什么(这使我感到骄傲)非常相信并听取我的意见。”为了使他听她的意见，甚至改动什么(这可是托尔斯泰的作品!他可是不承认任何权威的)，应该不只是“进人他的心灵”，而应该成为这个心灵的一部分，成为他的第二个“我”。她做到了，她的妹妹回忆道：“是因为年轻，还是因为性格，索尼娅……用丈夫的眼睛来看待一切。”

现在这一切渐渐远去了。确切些说，是他远去，首先是他背离了自己——过去的自己——接着是离开自己的第二个“我”，走向抽象的思想的空间……“把自己的幸福与物质条件—妻子、孩子、健康、财富联系起来是没有意义的。”

他是没有联系起来：所有家庭的操劳早已由她肩负起来了，他是自由的，几乎是自由的，但是他渴望完全的自由，却还有妨碍。“按老习惯我带着自己的兴趣、想法忙着孩子、书籍、随便什么事—我看见的是惊奇的、严峻的、反对的目光，他仿佛想说：‘你忙着自己的傻事还指望着来干预我’”

老妇人害怕这种反对。“这种反对比所有的殴打、话语、沉默、冷漠、严峻、不爱更使人感到痛苦。”她忿忿地补充说，“他不会爱，从年轻时起就不习惯。”但是，在庆祝托尔斯泰八十寿辰时，作为漫长而严肃的思考的结果，她写道，“谁也不了解他，也不理解他，我比别人更好地了解他性格和智慧的本质。但是无论写什么，人家总不相信我。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是个具有非凡智慧和才能的人，是个富有想像和感情的、异常敏感的人，但他是个没有心眼的真正善良的人。他的善良是原则性的，不是直接的。”

托尔斯泰不会爱的想法贯穿了她的全部日记(他的日记也是：“要说这是什么—是爱的愿望，而不是爱。”—他在追求索涅尼卡·别尔斯时写道)，但这丝毫也不否定他过去的、21岁时所作的表白—《五月的塞瓦斯托波尔》的结尾：“我全心全意所爱的、努力表现其全部美的中篇小说的主人公，过去、现在、将来都是美的—这是真的。”

这里不是爱的愿望，这里是真正的爱情。为了他所理解的真理，为了他所认识的真理，列夫·托尔斯泰准备牺牲一切，抛弃一切，随便去什么地方……他抛弃了，出走了……

“至今我还看到，他顺着白桦树林阴道远去，”女儿塔季扬娜回忆道，“我看见母亲坐在屋旁树下，她的脸痛苦得变了样。她睁大眼睛，忧郁、死板的目光望着自己面前。她该要分娩了，已经感到最初的躁动了。半夜里我哥哥伊利亚来，小心地把她带到床上。到早晨就生下了妹妹亚历山德拉。”

这是托尔斯泰第一次出走，后来他回来了。但过去的态度没有回来，甚至抄手稿—她忘我地抄了一生—也遭到了拒绝。“现在他把一切都给了女儿们，对我则小心翼翼地隐瞒着。他不断折磨我……这是难以忍受的、痛苦的。常常有这种情况：在这种没有关心的生活中我产生了疯狂的绝望，我想自杀，想逃到什么地方去，想爱上什么人。”

所有这一切不是空话。她试图自杀(投人池塘，但被救起了)，企图出走(没有放她走……)……如果不是爱上，也是迷恋、忘情、潜心于新的精神世界—这便是音乐世界，就还会重蹈覆辙。这个世界的主宰是谢尔盖·塔涅耶夫，他是作曲家、钢琴家。“我记得，听着塔涅耶夫美妙深沉的演奏，我感到内心的激动。痛苦、心中的烦恼消逝了，平静的欢乐充满了我的心。演奏停止了，我的心又充满痛苦、绝望、不想活的想法。”她想一而再再而三地听他演奏。

当然，妻子这种“奇怪的内心的激动”躲不过具有非凡洞察力的丈夫的眼睛。许多年前，他在一封开玩笑的信中把自己的妻子描绘成瓷娃娃。“列瓦，”她问，“为什么我变成了瓷娃娃”列夫不知所措，他不知道回答什么，便没有做声。她说，“我是瓷娃娃，这没关系吧”“我不想使她伤心，”列夫撒谎说，“没关系。”信是开玩笑，但年轻的索菲娅·托尔斯泰娅伯爵夫人绝没有开玩笑，她在日记里写道：‘妆口果我不占有他，如果我是瓷娃娃，如果我只是妻子，而不是一个人，那么我不想，也不能这样生活。”

就这样，瓷娃娃发生了“奇怪的内心的激动”。她的行动、微笑不是为了他威严的夫君，而是为另一个男人，夫君能容忍这样的事吗“你与塔涅耶夫的接近是令人厌恶的，我不能平静地承受它。在这种情况下继续与你生活，我是在缩短和损害自己的生命……剩下只有一条路—分手。对此我坚定地下了决心。”

托尔斯泰没有把这封信交给妻子，而将它放在扶手椅的包面下，夜里在蜡烛光下又写了另一封信，也没有发出。信中又提到出走的事—在雅斯纳亚·波良纳经常谈到这一点。因此，1910年深秋发生的事丝毫没有使89他的亲人感到吃惊。

另一件事却让人吃惊。当有电报告知丈夫在阿斯塔波沃车站病倒、发烧达40度时，抑郁、痛苦、几昼夜都未进食的老妇人瞬间突然振作起来。家里自然一片惊慌，全都不知所措，只有“我的母亲”，女儿塔季亚娜回忆说，“心急慌忙地考虑着一切，操心着一切。她带去一切父亲可能需要的东西，她什么也没忘记。”

丈夫没有叫她去，但是半个世纪来，关心他，为他操劳已成为她习惯的本能，有一种无形的力量驱使她去他那里。“她带去了一切可能需要的东西，什么也没忘’，—甚至他心爱的枕头。看见枕头，垂危的老人很激动，他知道，谁是世上惟一能想到这种小事的人。

人们安慰他，枕头是女儿带来的，他们没有告诉他，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就在隔壁房间。半个世纪来他是第一次生病，病得这么重，而她不在身边。“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健康恶化令我痛苦……非常痛苦。看见他受折磨、虚弱、心力交瘁，我很难过。我把他的头捧在手里或是握住他那瘦骨嶙峋的手，温柔而小心地吻他，他却无动于衷地望着。他出什么事了他在想什么”

现在，在弥留之际，他跟平常一样，想的是真理。他最后说的话就是这一点：“我爱真理……非常……爱真理。”

这是真的：他在世上最爱的是真理。

而她在世上最爱的是他

大家好，这里是笑薇读书，今天我们继续共读《俄国革命的镜子－－托尔斯泰》，这是一本关于托尔斯泰的人生传记，想走近这位世界顶级大文豪，不妨跟我一起阅读本书。

通过今天的阅读，我们主要了解三个问题：

1 托尔斯泰是如何从一名军人成为知名作家的？

2 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之间的冲突是怎么产生的？

3《战争与和平》与《安娜·卡列妮娜》是在什么情况下创作的？

01

上一节我们讲到，19岁的托尔斯泰从大学辍学后，回到家乡办学校，帮助农奴进步，但并没有得到支持和理解。为此，托尔斯泰消极沉闷了一段时间，每天就以喝酒、打猎、打桥牌混日子。

一段时间后，托尔斯泰意识到不能再浑浑噩噩下去了，于是他又去了大城市莫斯科，希望能找份工作好好干，但托尔斯泰没有大学文凭，找工作并不顺利，处处碰壁，无奈之下，他还是回到了老家雅斯拿雅·波里雅。

回老家后没多久，碰巧当兵的哥哥尼克莱回来探亲，在哥哥的建议下，托尔斯泰跟随尼克莱一起去了高加索。在高加索，美丽的自然环境让托尔斯泰心旷神怡，多日的阴霾也逐渐消散。一开始他加入了义勇兵队，半年后，他顺利通过了考试，成为了一名炮兵。

但军队的生活是很枯燥的，没仗打的时候，士兵们都聚在一起喝酒、打牌，托尔斯泰并没有满足于此，他开始尝试写小说。处女座《幼年时代》第一次投递到《现代人》杂志，就得到了杂志的认可。后来，他又继续写了《少年时代》《青年时代》，这三部小说刊载之后，取得了不错的反响，一举奠定了他文坛新星的地位。

在部队期间，托尔斯泰还参加了克里米亚战争，在西伯史特波里战役中担任炮兵副连长，战争期间，他撰写并发表了大量战记，甚至得到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关注，沙皇命令要重点保护奇才托尔斯泰，并下令将托尔斯泰的战记印成法文出版。

但与此同时，托尔斯泰开始反思战争，四年的高加索军旅生涯让他见识了战争的残酷和血腥，也使得本性善良的托尔斯泰产生了一种罪恶感。

在《一日一善》书中，托尔斯泰曾反省地写着，“战争是最使人讨厌的，是一群罪孽深重的人们，为了想获得权力与名誉，而互相残杀的暴力行为，”

他还写道，“如果人们将杀人罪，归咎于战争的话，那么杀人就变成无罪。”

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托尔斯泰去西欧旅行旅行，参观了巴黎断头台，托尔斯泰对战争更有些深恶痛绝，他开始坚决否定暴力。

02

屠格涅夫是第一个欣赏托尔斯泰才华的知名作家，自《少年时代》发表之初，屠格涅夫就曾对托尔斯泰的才华大加赞赏。

托尔斯泰的妹妹玛利亚和作家屠格涅夫是邻居，有一天晚上，屠格涅夫拿了一本《现代人》杂志到玛丽亚家，一脸高兴地谈论杂志上刊载的《幼年时代》，并且不断称赞这位无名作者LN（托尔斯泰一开始并没有用自己真实姓名发表文章）。

接着他还朗读了小说里面的故事，玛利亚听了之后尴尬地红着脸，因为这部小说中的情节和托尔斯泰家中所发生的事情一模一样。但托尔斯泰的妹妹完全没有想到这篇小说会是自己的哥哥写的，因为当时的托尔斯泰还在高加索当兵。

后来屠格涅夫还专门写了一封信给《现代人》杂志的总编辑，说道，“这位作家充满了光明的前途，你应该不断地写信催促他继续写下去，最后希望你在给他的信末尾替我加上一句：屠格涅夫在感动之余不断地为他鼓掌。

但在一次文化界人士参加的活动中，托尔斯泰惹恼了屠格涅夫。当时屠格涅夫盛赞托尔斯泰的才华，并向当时在座的诸多文化界名人介绍托尔斯泰。看屠格涅夫都如此称赞托尔斯泰，其他人自然也都开始大加追捧，但在觥筹交错之间，当时还是军人的他却觉得很空虚，他发现这些道貌岸然的文人和思想家不过是一些满嘴道理，只知阿谀奉承，却没有奉献精神的伪君子。

他甚至当面质问在场的文化界人士，“你们心里想的是什么？你们能教导别人什么？你们对这些疑问连自问自答的意愿都没有，你们难道不应该反思自己的吗？”

这样的言辞显然有些过激，而且打击面也太广。屠格涅夫是最先欣赏托尔斯泰的大家，但托尔斯泰却表现得有些“不合时宜”，甚至是“不识抬举”，这让屠格涅夫不由得有些生气，认为托尔斯泰是一个傲慢之人，当然也得罪了在场其他知识分子。

但应该庆幸的是，屠格涅夫并不是一个心胸狭窄的人，在托尔斯泰写出了两部巨著《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之后，屠格涅夫依然一如既往地欣赏和称赞托尔斯泰的文学创作才华。

中国有句话叫文人相轻，但屠格涅夫的眼光和胸怀的确值得称道。

03

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托尔斯泰返回了故乡，并顺利与心爱的姑娘索菲亚·安德烈耶夫娜结为夫妻。婚后，两人过着幸福的生活。在妻子的鼓励之下，托尔斯泰决定抛开一切，专心投入文学创作，决定停办学校和杂志。

《战争与和平》正是创作于两人的婚姻初期，全书以1865年至1821年间西欧发生的历史事件为背景，以拿破仑战争为中心，反映俄国人民真实生活的大叙事诗，在这部著作中，贵族、农民、地主、军人、官吏、政客、宗教家等几乎所有的俄国人民都登场了。通过这些人物，托尔斯泰描写了俄国人民的全部生活与精神，堪称当时俄国社会的整个缩影。

这部小说的主角是洛斯托夫家族与宝康斯卡雅家族，大多以托尔斯泰的父亲与母亲家族的祖先为背景，小说中的娜塔霞则是以托尔斯泰的妻子索菲亚和他的长女塔佳娜为参考。

为了完成这部巨著，托尔斯泰参考了大量的书籍，他的书房中堆积得好像一座图书馆。不仅如此，他还亲自到战地考察，并根据自己的实战经验，想象出各种战争场景。

妻子索菲亚则充当了托尔斯泰的工作助手，每天她都会把托尔斯泰写好的字迹潦草的手稿誊写清楚，全书抄了将近七遍，只有极少部分是雇人抄写的。抄写工作也加深了夫妻间的感情，这部耗时六年的辉煌巨著的诞生也是托尔斯泰夫妻爱的结晶。

那段时间，托尔斯泰的写作欲望非常地强烈，他曾跟朋友写信说，“我不断地想吐出思想，内心充满了写作的意愿。不管我所吐出的汁液是上好的或最下级的，但我以能在这美妙的秋天长夜中一吐心中思虑为快。”

当时，他所生活的村庄附近发生了一桩自杀事件。一位地主的妻子怀疑自己的丈夫与女家庭教师发生了暧昧关系，夫妻俩因此经常爆发激烈争吵。终于有一天，这位妻子出走并卧轨自杀。

这一事件使托尔斯泰内心受到了强烈的震撼，以此为影射，托尔斯泰创作了《安娜·卡列尼娜》。但小说与事实依然是有些出入的，托尔斯泰将这部小说中这位美丽的妇人安娜卡列尼娜描写成抛弃年轻丈夫奥布朗斯基军官，因为违背人道，不得不走上卧轨自杀的道路。

《安娜·卡列尼娜》具有强大的思想和艺术价值，一发表便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通过这个故事，托尔斯泰揭露了俄国社会中妇女的地位，并由此来鞭挞它的不合理性，描写了个人感情需要与社会道德之间的冲突。

伟大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评论道，“这是一部尽善尽美的艺术杰作，现在欧洲文学中没有一部同类的东西可以和他相比。” 书中的女主人公安娜·卡列尼娜也成为了世界文学史上优美丰满的女性人物形象之一。

金句：

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所谓人生，是一刻也不停地变化着的，就是肉体生命的衰弱和灵魂生命的强大、扩大。

一个人单是心存不做坏事而想过清闲日子的生活是不够积极的，这可说是白白的糟蹋了人生。

有的人为了自己的欲望而生活，有的人则为了精神而生活。

每个人都想改变世界，但没有人想改变他自己。

好了，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我将继续为大家解读这本书的精彩内容。如果喜欢我的文章，请关注“笑薇读书”或分享给您的朋友。

我是笑薇——一个从帝都回归四线小城，靠读书写作月入过万，实现自由生活的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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