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一谈杨绛和钱钟书他们

家庭富裕的费孝通，和杨绛是同学，而且他们是青梅竹马。憨厚老实的他在20岁的时候就暗恋这位有才华美丽17岁的少女杨绛，对她一直有男女好感之情。

在东吴大学，有同学要追求杨绛，费孝通就担心被人抢了，立马就告诉情敌说：“杨绛是我老同学，你们想追她必须先过我这一关”。

但他没有勇气告白，不过他这招挺灵的，大家觉得他们青梅竹马的感情更深厚。追求者就退缩了。后来杨绛听到了也比较生气地说到：我们只是初中同学，这个语气明显在拒绝他了。

1932年，杨绛求学于清华大学，在清华大学附近住宿，类似于走读生，一次偶然机会和钱钟书第一次见面，他身着大褂，呆着一副老式眼镜，眉宇间“蔚然而深秀”是个温文尔雅的书生，见面时，他的第一句话：“我没有订婚”而杨绛则紧张的回答：“我也没有男朋友”。她们一见钟情了，美好的爱情就此拉开了序幕

紧接着，在两人确定关系后，杨绛对执着追求费孝通来了一封信说：我有男朋友了。随后，费孝通还是鼓起勇气表白：能否和你做朋友？杨绛见费孝通不死心，干脆杨绛将他约到了与钱钟书相识的清华古月堂前，杨绛明确说道：做朋友，可以。但朋友是目的，而不是过度。

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可能成为男女朋友关系，可以成为一般普通朋友。费孝通也郁郁寡欢而走了。

1935年，他们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从此他们两人携手走过了半个世纪，成为世人羡慕的爱情的样子。法国著名作家莫罗阿曾说过“不少幸福的婚姻，在数年之后已变成真正的友谊，凡友谊中最美的形式，如尊敬，如精神沟通，都具备了”

虽然是知名的大文人，但他们的婚姻生活状态也是我们普通人的一部分样子，可可爱爱，相处如友。

有一次他们做一次活虾，简直是厨房里的一场兵荒马乱。杨绛开始假装很内行地说，虾，我懂得怎么做，得剪掉须须和脚。结果她刚剪了一刀，虾在她手里抽搐，她连忙急得扔下剪刀，扔下虾，逃出厨房，又走了回来。钱钟书问她怎么了，她说：“虾，我一剪，痛得抽抽了，以后咱们不吃了吧！”

这简直是我们现在《撒娇女人最好命》电视剧‘‘兔兔那么可爱，怎么舍得吃兔兔”的场景，钱钟书看到厨房这样的场景觉得可爱又好笑。于是跟她讲道理，说虾不会像她这样痛，它还是要吃的，以后可以由他来处理虾。

王小波曾说过：一辈子很长，要跟有趣的人在一起。从他们的相处平淡的日子里，简单地做饭都可以这么有乐趣。

在《我们仨》中杨绛回忆道：钱钟书一辈子分不清左右脚，60岁才学会擦火柴。杨绛在医院生孩子，钱钟书说自己在家里“干了坏事”。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家的桌布染了。

杨绛说：“不要紧，我会洗得”。

钱钟书说，是‘‘墨水呀！‘’

杨绛安抚他，“墨水也能洗。”

回家后钱钟书把台灯不小心砸了，杨绛问清楚了是什么灯，杨绛说“不要紧，我会修”

从他们夫妻的相处之道来说，所谓恩爱，就是先好好说话，安抚情绪，一个犯傻，一个包容；一个犯错；一个温柔地说，不要紧。然后再解决问题。

我们现实日常生活中，80%的夫妻是因为生活的蒜皮小事而引起争吵，互相推卸责任，互相怪罪没有办法沟通，导致冲动离婚也很多，现在虽然有离婚冷静期，也是给双方好好思考清楚问题的所在。夫妻两人之间，没有必要争输赢。

杨绛和钱钟书曾在出国的轮船上吵过一次架，原因是为一个法文“bon”的读音，杨绛说他的口音带乡音，男人嘛，爱好面子，不服输，说了许多伤感情的话；互相伤害。

学者对于专业的东西就较真，凡事要追求原因，俩人吵了半天没有结果之后，杨绛索性在轮船的乘客中，找到一位能说英语的法国夫人来当裁判。夫人说杨绛是对的，他是错的。

虽然杨绛赢了，却觉得无趣，也不开心。钱钟书输了，自然也是不开心的。

夫妻两个人在生活中如果老是你输我赢的状态下，有什么意义呢？

我爸和我妈吵架，每次都是我爸输，是我爸主动认错，两个人之间，真的没有必要赢了道理，输了感情，家和万事兴。

喜欢一个人，是从他的优点开始的，但结婚后，很多人的缺点就暴露出来了，在结婚前一定要想想这个人的缺点是不是你能够承受的。但杨绛和钱钟书不一样，他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伴侣的优点。

他们的女儿出生了。她说：孩子的每一个优点，都像你。“阿圆温厚，不与人争，像钟书”

“阿圆好静，像钟书。”

“阿圆肚子大，像钟书。”

“阿圆喜欢格物致知，像钟书”

他们夫妻是发自内心地欣赏对方。

你们最不能接受对方哪些缺点呢？欢迎吐槽

杨绛一百岁感言：

1在这物欲横流的人世间，人生一世实在是够苦的。你存心做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实人吧，人家就利用你欺侮你。你稍微有才德品貌，人家就嫉妒你排挤你。你大度退让，人家就侵犯你损害你。你要不与人争，就得与世无求，同时还要维持实力准备斗争。你要和别人和平共处，就先得和他们周旋，还得准备随时吃亏。

2少年贪玩，青年迷恋爱情，壮年汲汲于成名成家，暮年自安于自欺欺人。

3上苍不会让所有幸福集中在某个人身上，得到爱情未必拥有金钱；拥有金钱未必得到快乐；得到快乐未必拥有 健康 ；拥有 健康 未必一切都会如愿以偿。

4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得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得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

5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

钱钟书被誉为“博学鸿儒”，他之所以会写文暗讽林徽因，主要是因为林徽因家的猫非常令人讨厌。

话说钱钟书家和林徽因家距离非常近，可以说就是对方的邻居，当时两家都非常喜欢养猫，不过，两家的猫却经常打架，由于钱钟书家的小猫非常瘦弱，老是被林徽因家的猫欺负，回来时总是遍体鳞伤的，钱钟书心疼极了小猫，也对林徽因家的猫相当厌恶。再者，林徽因家的猫经常**来到钱钟书的家中，只要一见到有吃的就会偷吃，钱钟书家的东西好几次丢莫名其妙地消失了，这让钱钟书非常的不满。除此之外，钱钟书睡觉的时候不希望被人打扰，由于林徽因家的猫经常叫唤，严重影响了钱钟书先生的睡眠。

钱钟书也是一个性情中人，为了制服林徽因家的猫，钱钟书经常熬到半夜，只要听到响动，钱钟书就出去查看是不是林徽因家的猫过来偷食，如果是林徽因家的猫，钱钟书往往会毫不留情，用事先准备好的竹竿打猫，将它赶走。这样时间一长，钱钟书恨极了林徽因，不过，他毕竟是一个文人，很好面子，也不好直接找上门去，要求林徽因管一管她家的猫，况且，都说“好男不跟女斗”，林徽因一介女流之辈，钱钟书直接找上门去说的话，又会被旁人戳脊梁骨，说自己小家子气。

最后，钱钟书想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在文章中进行暗讽。钱钟书专门写了一篇叫做《猫》的小说，小说中提到了一个富家太太，钱钟书将她描绘成一个貌美如花、风流豪爽的太太，可谓是极尽赞美之词，但是在文章的最后，钱钟书话锋一转，说：“她的丈夫最驯良，最不碍事！”其实这句话就是针对的林徽因，暗讽林徽因“不干净”。

林语堂、郭沫若、沈从文、胡适、丁铃和鲁迅都有这样或那样的关系，他们都生活在差不多的时代（早晚差不了多少）都是文化名人，有的是左联下的，有的是对立面

详细看：房向东:《鲁迅与他骂过的人》;上海 : 上海书店, 1996

房向东:《鲁迅,最受诬蔑的人》

http://xysfreednsus/xys/classics/Lu-Xun/criticism/enemies/enemies00btxt

http://wwwsdaueducn/dushu/sjwz/17/010htm

提起中国的民国时期，大家可能会想到军阀混战或者五四运动，又或者是我们党派之争，其实在民国时期，我国的文化事业也在逐渐的发展阶段。而且民国时期的文学大家们更是层出不穷，比如说大家所熟知的鲁迅，又或者冰心，钱钟书等等。这些文学大家彼此也因为意见或者三观的不同，有些许的矛盾。比如说民国才女林徽因，大家可能会想到你是人间的四月天这句话。林徽因和前面我们所说的这些人，关系似乎并不是特别的融洽。鲁迅、冰心还有钱钟书，都曾讽刺过林徽因，她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说鲁迅，冰心还有钱钟书和林徽因有矛盾并不是空穴来风，的确是有真凭实据的，我们来说一下鲁迅和林徽因之间的恩怨。

提起鲁迅的作品，大家可能想到的是《呐喊》又或者《彷徨》，其实鲁迅还写过一首打油诗，这个叫打油诗的名字叫做《我的失恋》。鲁迅这首诗中所讽刺的就是在当时的文学创作中，以爱情为一切，以爱情为一切事物前提的这种主题。

而有些人认为鲁迅这首《我的失恋》，最主要讽刺的就是林徽因和徐志摩的爱情故事。提起徐志摩，大家可能会想到的是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而且徐志摩特别擅长写情诗，他在自己的感情也是非常的丰富，喜欢的人认为他这是感情丰富，而不喜欢的人认为他是矫情。

而鲁迅写的这首《我的失恋》，就是通过辛辣的语言来讽刺这些以爱情为一切的矫揉造作的诗句。人们都认为鲁迅最主要讽刺的就是林徽因和徐志摩，所以这也算是鲁迅对林徽因一种讽刺。

那我们再来说说钱钟书和林徽因之间的恩怨情，投入诚意，写过一篇叫做《猫》的文章。而这篇《猫》的文章讽刺的就是林徽因不知检点，林徽因搬到了钱钟书的家的隔壁居住，总是搞派对，扰了钱钟书的清净，所以钱钟书就写了一篇《猫》来讽刺林徽因的做法。

而我们再说说冰心和林徽因之间的恩怨，大家都知道林徽因是一个非常貌美的女子，而她也依靠自己的貌美吸引了很多异性，她经常举办一些沙龙来和这些异性交流感情。对于当时的人来说，有些人认为她这是时髦，而有些人认为她这则是一种交际花的行为，冰心就写了一篇《太太的客厅》来讽刺林徽因在沙龙上和男人玩暧昧。鲁迅、冰心还有钱钟书，都曾讽刺过林徽因，她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林徽因为什么会落到这种被许多文坛大家讽刺的地步呢？因为林徽因在一些条件下，比一些女子要优秀，所以自然受到别人嫉妒，但她的一些做法也的确让当时的中国人所不接受，可能这就是个人思想的问题。

林徽因在为人处事方面的确有她的缺点，她没有办法做到兼容其他人的感情，她首先要想的就是她自己，而首先关心的也是她个人。这种做法并不能说是错误的，但有些人的确不喜欢这种性格的人，这也是无可厚非的事情。并且林徽因在自己的沙龙上只邀请异性的文人墨客，并不邀请同性的，这也能看出来她的为人处事的不恰当。

“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响点亮了四面风”不必多言，读者一定知道这首诗出自于谁之手，不错，此诗作者正是民国一代才女美人——林徽因。如今提起林徽因，相信众人对她的感觉就如同读这首诗一般——温婉、动人，清逸，让人感觉非常舒适。

众所周知，文人不是武将，若对对方反感必然不会大打出手，但会以笔为武器写文“讨伐”，其杀伤力与刀枪有得一拼，毕竟语言暴力也是极为伤人的，林徽因就承受过这样的对待。

《我们太太的客厅》一文出自冰心之手，相信有阅读过此文章的读者都有印象，在文章中冰心以温婉调侃的笔调描写了这样的一个林徽因——她乐于被众多男人环绕，享受他们的阿谀奉承，爱出风头且工于心计。

文中的描写实在令人瞠目结舌，因为这确实与公众眼中的林徽因形象完全相反。本以为得知此事的林徽因一定会气愤不已，对冰心狠狠回击，但林徽因只让人拿了一罐山西老陈醋给冰心，以此反讽冰心，此行为实在是让人觉得她机智又有些俏皮。

除了冰心，钱钟书先生对林徽因也似乎颇有不满，他在自己的短篇小说《猫》中描写了一个尖酸刻薄、虚荣、且整过容的李太太，言辞犀利，而这位虚构的李太太，家世背景和人物描写又与林徽因十分相似，于是在当时众人都默认了这位李太太就是林徽因。

而大文豪鲁迅也曾写过一首打油诗《我的失恋》讽刺林徽因，直指林徽因对爱情不忠诚且儿戏，对徐志摩的感情也是极为浅薄的，据闻当时这首诗因指向太明显，而被报社的扣留下来没有发布。

林徽因生于名门望族，自幼就受到良好的教育，长大后又接受了先进的西方思想的洗礼，成为一个思想通透的聪慧女子，良好的教养使其懂得在面对他人的讽刺和冷言冷语是依然保持冷静和作出体面的回应——不理会，想必就是最好和最有力的回应。

鲁迅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文学地位是大家有目共睹的，直到现在也有许多人都十分推崇他的作品。并且他的作品在教科书中也有收录，并且篇幅还不少。这就侧面表明了鲁迅作品的影响力，不论是在近代还是现代，都是十分巨大的。钱钟书不谈鲁迅应该有三个原因，第一个是他对待当时文人的态度，第二个是与他和杨绛的婚姻关系有关，第三个是鲁迅与他并不是完全处于一个时代。

首先我们谈谈第一个原因，钱钟书并不只是不谈鲁迅一个人，很多我们推崇的文人，比如说金岳霖，冯友兰他都不怎么谈起。这是因为和他的家庭教育有关，他的父亲曾经说过，想让钱钟书成为诸葛亮讨陶渊明这样的人，而不是像徐志摩，胡适他这类的人。相对于当时的文人，钱钟书更加向往和推崇古代的文人。

第二个原因就是和他妻子杨绛有关，杨绛的三姑曾经做过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校长，而在她三姑当校长的期间，发生了“女师大风潮”，她的三姑也被鲁迅讽刺为“”上海洋场上的恶虔婆”，当时鲁迅的影响力如此之大，杨绛的三姑因此被许多人唾弃，而发生这件事的时候，杨绛和钱钟书已经开始认识了，并且杨绛晚年的书中也提起过这件事情，为他三姑鸣了不平。

最后一个原因就是钱钟书并不想引起争议。鲁迅和钱钟书并不是处于一个时代的，钱钟书开始崭露头角的时候，鲁迅的名头已经是非常的高了，如果钱钟书贸然地对鲁迅进行评价，肯定会引来很多人的议论。

因为以上几个原因，钱钟书才会这一生都很少对鲁迅进行评价。

众所周知，鲁迅笔战很多，其中包括以下三位文坛巨匠。

鲁迅一直将文字做武器抵抗侵略者的武器，而林语堂则习惯借助幽默表现性灵闲适。鲁迅对此非常不满。南云楼风波，鲁迅与林语堂彻底闹翻，但导火索居然是因为稿费。鲁迅不满李小峰拖欠作者稿费，在宴席上指责，林语堂帮腔，却被鲁迅理解为是讽刺。二人便开始你来我往的互骂。那此后，二人常在文章中互相讽刺挖苦。

鲁梁论战是民国文坛中非常著名的一场文斗。梁实秋从美归国后，发表了一篇大肆批评卢梭的文章。卢梭是鲁迅的头号偶像，见偶像被攻击，鲁迅立刻拉开与梁实秋论战的序幕。从那里以后，二人在文章中互相挖苦，进而到了人生攻击的地步。

徐志摩在《语丝》杂志上发表了波德莱尔的翻译诗集。翻译前，徐志摩对诗歌音乐性的描述得神乎其神。鲁迅认为徐志摩太夸张，而且扭曲了对音乐的认知，于是发文对徐志摩加以调侃，讽刺其产生了幻觉，将其“送进疯人院”也不足为奇。此后，鲁迅好友刘半农也加入“战局”，写文章驰援鲁迅，讽刺徐志摩。

冯友兰之女、作家宗璞在其小说《东藏记》中描写了一对留洋归来的青年教授夫妇。小说中提到男教授学贯中西，在中文系和外语系同时开课，夫妇两人互相吹捧，总之，作者没给文中的教授夫妇塑造一个好形象。很多人说，《东藏记》中的教授夫妇就是影射钱钟书、杨绛夫妇。

范叙仑说：“《东藏记》中写到家住‘刻薄巷’的尤甲仁、姚秋尔教授夫妇，我认为原型就是钱钟书和杨绛，因为钱先生很博学，以照片式的记忆力而著称，同时，他又很爱批评人，连他父亲都批评过。这些特点和尤甲仁很相似。”

这场笔仗关系复杂。宗璞是冯友兰的女儿，杨绛是钱钟书的妻子；冯友兰是钱钟书的老师，宗璞是杨绛的学生。据说，这场笔战的导火索是由钱钟书对冯友兰的一句话引发的。为了给各自的亲人辩解，双方在报刊上公开撰文，引起了文坛的轩然大波。

那是1979年，钱钟书随中国社会科学院访美。在旧金山史丹佛大学时，钱钟书应邀参加了一场座谈会。有人撰文回忆，座谈会中有人提到了冯友兰，钱钟书把他骂了一大顿，还说冯友兰没有文人的骨气和知识分子的节操观念，更最不应该的是出卖朋友。

1998年，宗璞在公开撰文，要求杨绛向钱钟书问明究竟。杨绛很快也写了回应文章，否认钱钟书指责冯友兰。据说，最后这场笔墨官司以江苏文艺出版社向宗璞的公开道歉而基本了结。

马尔克斯因为《百年孤独》为中国人所熟知。他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拉丁美洲泰斗级作家。略萨也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而且还差点当上秘鲁的总统。这两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矛盾火星四溅。他们不仅打笔战，而且直接动了拳头。

1976年2月，在墨西哥城一家小**院里，略萨给马尔克斯的这一记结实的拳头，彻底击碎了他俩近十年的友情，但事后两人都绝口不提打斗的缘由。

30年后，有人透露了他当时看到的细节。当时，略萨怒骂马尔克斯，“你对帕特里夏做了些什么”，随后便一记重拳打在他脸上。帕特丽夏是略萨的妻子，据媒体报道，那时候略萨迷上了一个瑞典女郎，帕特丽夏就哭着跑去找马尔克斯夫妇诉苦，对方建议她跟略萨离婚。后来，帕特丽夏就常跟马尔克斯夫妇在一起，有时候马尔克斯的妻子外出，他们也毫不避讳。

2007年，80岁的马尔克斯终于向71岁的略萨伸出了和解的手，请他给40周年特别版《百年孤独》作序。略萨欣然接受。2010年，略萨终于也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马尔克斯祝贺调侃说：“如今我们扯平了。”

布勒特·哈特成名比马克·吐温早，而且前者是后者文坛的引路人。两人关系一度非常亲密。两人关系破裂源自一次合作。

1876年前后，哈特经济陷入困境，于是经常向马克·吐温借钱。刚开始，为报答哈特的知遇之恩，马克·吐温很慷慨。据说，哈特借了钱，背地里却嘲笑马克·吐温铺张奢侈的生活。这时，马克·吐温并不知道背后遭朋友挖苦，他还接受了哈特的提议，两人决定合写一部叫做《阿辛》的戏剧。在创作过程中，彼此都不满意对方的修改意见。这时，哈特开始酗酒，他抱怨马克·吐温让他损失了数千美元。得知此事，马克·吐温向哈特寄出一封信。他拒绝再借钱给哈特，但可以聘请他合作写剧本，每周付费25美元。这封信对于哈特来说是奇耻大辱。他说：“马克·吐温在利用我的贫穷大做文章。”后来，戏剧《阿辛》在百老汇公演。演出结束，两个伟大作家的友谊也就此落幕。

马克·吐温性格有牛仔般的性格。他对这段恩怨一直没有释怀。马克·吐温成为美国文坛巨匠，但哈特混得越来越窘迫。通过朋友的关系，哈特好不容易才谋得到中国任外交官的机会，但马克·吐温一封“检举信”让他丢了差事。马克·吐温在检举信中说，“不论他到什么地方，他的身后都会留下被骗的杂货商和借钱无归的老实人……”从此之后，哈特成为马克·吐温的“宿敌”。直到哈特因喉癌去世后，他仍没有停止言语上的攻击。

海明威是众所众知的“文坛硬汉”。他好斗，爱好拳击，对自己的才华的绝对自信。海明威曾不可一世地说，“我不声不响开始写作，慢慢地，我打败了屠格涅夫先生。接着我严格训练自己，我又打败了莫泊桑先生。我与司汤达先生两局打成平手，在决胜局中我想我还是以微弱的优势占了上风。可是谁也没法拖我到拳击场上去和托尔斯泰先生比个高低，除非是我疯了，或是我的水平还在不停地提高。”

当年，“斯泰因的沙龙”非常有名。画家马蒂斯、毕加索、哲学家罗素、诗人艾略特、庞德都是斯泰因的座上宾。斯泰因对海明威前期很多作品有过重要的意见和指导。海明威也凭借自己的努力和天赋迅速成名。因为耿直的性格，海明威借写小说为名，评价了斯泰因的先锋文学的弊端。后世中立的评论家说，海明威的评价不无中肯之处，对斯泰因的创作看得很透彻。不过，对于自视甚高的斯泰因来说，海明威的评论肯定难以接受。

随着《永别了，武器》等作品陆续出版，海明威成为国际文坛巨匠，但他因文字结下的恩怨也越来越多。1933年，斯泰因在新作中用整整6页的篇幅，抨击海明威创作迂腐、外强中干。这本《自传》很快畅销美国。这使海明威受到了沉重打击。

出乎很多人意料，海明威并没有猛烈回击。有好事者挑唆海明威写文章反击，也被他拒绝。人们无法探知“文坛硬汉”对斯泰因雷霆一怒到底是怎样的感受。一些学者在海明威自杀后才发表的遗作里，多少看出一些端倪。海明威说，“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可以被打败。”

别林斯基对陀翁的《孪生兄弟》提出批评，陀翁敏感的心灵受到打击，于是新作投给了别的杂志。从此以后，陀翁和别林斯基为代表的《现代人》杂志闹翻。一直与陀翁不睦的屠格涅夫跳出来，与别林斯基合写了一篇文章《别林斯基致陀思妥耶夫斯基》嘲讽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下便是这首文章：

有作者在《回忆录》里说：“陀翁情绪容易激动又很傲慢……他们在背后议论他，用嘲讽和闲话伤害他的自尊心。屠格涅夫特别长于这一手。他故意引陀思妥耶夫斯基参与争论，把他搞得气愤到了极点。”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陀翁和妻子去国外度蜜月，却和当时也在国外的屠格涅夫大吵一架。这场“世纪笔战”在《陀思妥耶夫斯卡娅1867年日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安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回忆录》里都有提到，也成了文学界的著名题材。之后，他们便展开了各种笔战，直到1881年陀翁去世才停止。

屠格涅夫指责说：“他（陀翁）早就开始憎恨我，这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激情，异常强烈且持久。”屠格涅夫对《罪与罚》的评价是“霍乱引起的心绞痛”、对《少年》的评价是“一团谁也不想听的喃喃自语”、“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里，每隔两页，他的主人公就要说胡话，发疯，发热病。”

陀翁也毫不示弱。他对屠格涅夫作品《烟》的评价是：“该让刽子手来把它烧掉”。他在小说《群魔》里塑造了卡尔马津诺夫来嘲讽屠格涅夫。

他们两个撕逼笔战异常激烈，以至于有一本书叫做《屠格涅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相互敌视的历史》。

1861年，两位文学巨匠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应邀到朋友做客，不料却引发激烈的争辩，两位伟大作家的关系决裂。

矛盾起因是因为对儿女的教育问题。当时大家闲聊，屠格涅夫认为女儿的英国女教师教育方法很不错。托尔斯泰一贯对贵族的教育方法颇为不满。激烈争吵之后，托尔斯泰立刻派人找来手枪子弹，准备与屠格涅夫决斗。万幸的是，他并没有立即实施，只希望得到屠格涅夫的道歉。

屠格涅夫也意识到，当时争吵中自己言辞确实太粗鲁，激怒了托尔斯泰。他立即给托尔斯泰回了一封道歉信，阴差阳错的是，这封信送到了，托尔斯泰却不在家。

托尔斯泰以为屠格涅夫没有道歉诚意，又写了一封措词严厉、要求决斗的信送给屠格涅夫。屠格涅夫接到这封措词严厉、要求决斗的信，也就不打算道歉了。他接受了托尔斯泰要求的决斗。所幸在朋友们的劝说下，事态终于得以平息，否则世界文学史上恐怕至少会少一个文豪。此后17年，两位文豪都没有对此释怀。

17年后，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和解了，而且相互钦慕。经过屠格涅夫的努力，《战争与和平》法文译本出版。屠格涅夫把这部巨著送给福楼拜等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尔斯华绥说：“这是从古至今所有作品中最最伟大的一部。”因此，托尔斯泰享誉世界，屠格涅夫有不灭的功劳。

1883年9月，屠格涅夫在法去世。托尔斯泰十分痛苦。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倾吐了他对这位艺术大师的重要评价：“关于屠格涅夫我写不出什么，因为光是提起他一个方面我就有许多话要讲。我是永远爱他的……我相信，您会同我一样看到屠格涅夫的意义……在他身上主要的东西是真诚。”

冰心与林徽因在才情上算是在伯仲之间。在生活中，两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后人很多揣测，是因为二人彼此妒忌，才会相互疏远。

上世纪30年代，林徽因与丈夫梁思成在家中定期举办文学沙龙，被称之为“太太客厅”。太太客厅中往来的都是当时的名流，林徽因时常在谈论中众星捧月。后来冰心便写了一篇《太太客厅》的小说映射林徽因。林徽因没有写文反驳冰心，而是给她寄过去一瓶陈醋让其享用。

徐志摩去世，冰心便说：志摩是蝴蝶，而不是蜜蜂，女人的好处就得不着，女人的坏处就使他牺牲了。这话让林徽因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苏轼和王安石都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文人。刚开始，两人政见不同、文风迥然，因此时常笔战。

最初，苏轼参加科举考试，因文采出众而引起重视，但王安石认为苏轼文中所表达出的观点与自己政见不合而斥责。初次交锋，两人就有了恩怨。后来，他们同朝为官，王安石时常在皇帝面前弹劾苏轼，导致苏轼失去很多机会，于是矛盾愈演愈烈。

有一次，两人来到一片碑林，见一处石碑有点倾斜，王安石张嘴便说：“此碑东坡想歪!”苏东坡立刻反击：“当初安石不正!”。两人互不相让。两人到了晚年反倒是修好，各自反思了自己，认为都是自己的嫉妒心在作怪。当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被关押候斩时，王安石曾极力上书劝阻。再往后，二人便成了惺惺相惜的文友，互赠诗词，留下了万世美名。

其貌不扬的威尔逊与颇具绅士风度的纳博科夫几乎就是一对典型的高瘦与矮胖经典组合。同样两人在文学欣赏上却也存在着分歧。威尔逊曾表示《洛丽塔》，这部纳博科夫最著名的作品是一部“*秽之作，令人不悦。”

随后在纳博科夫于1958年完成了艰辛的翻译工作，将亚历山大·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带入英语读者视野后，威尔逊这样评价纳博科夫的译本：“一个令人失望的东西，就是在炫耀辞藻”。纳博科夫花费几年时间完成的三卷注释和编辑注记，被威尔逊用几行文字就否定了。

一向以绅士气度著称的纳博科夫，忍住了威尔逊对《洛丽塔》的否定，却没有忍住他对《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差评。纳博科夫在《纽约书评》上如此回击：“威尔逊先生的批评漏洞百出，他的语气非常离奇，是浮夸的自恃与别扭的无知的奇怪结合。”而这次回击却让更多作家越发坚定地支持威尔逊——他们认为绅士如纳博科夫之所以被激怒，恰恰是因为被威尔逊捏住了软肋。这也让两人的友谊加速毁灭。

正如安东尼·阿瑟所说：“两人争吵的真正原因绝不仅限于字词和写作动机，而是他们对文学自身的目的，以及他们期望读者从他们的作品中得到什么理解不同”——这也是大多数作家反目成仇的直接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