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徵和唐太宗各是什么样的人请作简要分析

李世民比魏征小19岁，发动玄武门之变、逼取帝位时，他才二十六七岁，血气方刚，不择手段。初登帝位，内外危机重重，臣民上下观望，于是李世民核名实，买人心，把几个当时的人杰安排在宰相班子的重要位置上。

　　当时的宰相班子不是一两个，而是五六个人。这几个宰相每天上午到政事堂议政，其中房玄龄、李靖都是老狐狸。史载，李靖“每参议，恂恂似不能言，以沈厚称”。其实，李靖出将入相，文武全才；房玄龄深谋远虑，都不是不能言词，但偏偏不说出来。岑文本、戴胄都是低头做事的实干家。高士廉、长孙无忌是凭亲贵关系上位，所以只是在其位而已。与魏征出现言语交锋的，多为封德彝、温彦博这样的人物。

　　这正是李世民希望看到的。

　　李世民这个人，作为皇帝，术胜于武，武胜于才，才胜于德，德胜于自知之明。

　　房、长孙这些人，从李世民还是秦王时，就都是其藩邸旧人，号称“十八学士”。李世民取帝位后，水到渠成地把朝廷的实务交给了他们。但是，李世民最担心的也恰恰是这股势力太大，不好控制，所以常常暗地压制。房玄龄是智者，平素很少表露自己的心迹，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才出言说李世民对外用兵过度。李世民一见他的折子，眼泪立即就下来了，因为他素知房玄龄为人，知道此君谨慎隐忍，上这样的折子，说明他已经自知来日无多了。

　　此前，在太宗出征、房玄龄留守长安时，有人突然状告房玄龄。房玄龄见状不敢处置，赶紧派快马将状子送到军中。李世民看了很满意，就地拟令，把告状者杀了。侯君集是秦王府旧人，但李世民一直没有放心用他，直到魏征推荐了他，李世民才交给侯君集重权。

　　魏征跟王珪，原本都是太子李建成的旧人，不同的是，王珪做台面上的事，魏征做台面下的事。李世民竟然先后重用这样两个人做侍中，显然是要利用他们的“孤臣”身份，抑制秦王府旧人的势力过度膨胀，达到“兼听”的效果。

　　温彦博讨厌魏征，因为他不喜魏征“三姓家奴”的背景。封德彝也不容魏征，因为他和魏征在善于纵横术上面是一类的。封德彝在隋朝时是中枢佞臣，到唐高祖时，在太子和秦王处两边投机，他死后很久，李世民才了解到他的阴谋行为；而魏征死后，他的很多“袖里乾坤”同样被李世民了解。结果，两人的结局都相似：临终时备极哀荣，死后被削夺封赐。

　　封德彝处处为难魏征，魏征也在李世民面前说封德彝的坏话。李世民曾问：隋炀帝博学多才，为什么把天下丢了？魏征说：他以为自己最聪明，结果被奸臣虞世基蒙蔽了。李世民听了一度深以为然，而封德彝正是虞世基的死党。

　　其实，就是以能吏自居的岑文本，也毫不掩饰对魏征的不满。李世民曾问群臣：魏征比诸葛亮如何？岑文本说：诸葛亮文武全才，魏征怎能与之相比？

　　李世民在贞观年间的一次国宴上，失口对长孙无忌感慨了一句：“魏征、王珪事隐太子、巢刺王时，诚可恶，我能弃怨用才，无羞古人。”魏征也在场，他怎么说的呢？“陛下导臣使言，所以敢然；若不受，臣敢数批逆鳞哉！”

　　原来，被后世人目为诤臣的魏征，其“无限话语权”是李世民给他的，但实务权柄可就没有这位“孤臣”的份了。魏征是李世民的发言人，李世民不能讲，或不好突兀讲出的话，就由魏征说，或由他当众“启发”出来。

　　翻开《谏太宗十思疏》，可以看到其中的思考并没有触及唐朝政体的实质，不过是老生常谈的高调而已。李世民能够发动政变夺权，能够稳住瞬息万变的朝局，已经说明他是个很明白权力规则的人，魏征这篇上疏中的泛泛之谈对他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把这样的文字公诸天下，只不过是皇帝强调自己的施政取向而已，除了高调，什么都没有说。翻开古来明君忠臣的文辞簿，里边太多这样的高调和双簧。

　　魏征死后，李世民哀叹：我失去了一面镜子！这个比喻很精确：李世民始终把魏征当作自己的分身，让天下人可以从老魏身上看到一个更完美的自己，并且这个善于纵横术的分身，可以给自己增益美德的分数，把自己的言辞放大于天下。

　　不过，魏征毕竟是魏征，他比一般唱高调者伟大的地方在于，他的手段虽然复杂了些，但他的政治抱负还是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他是一个好人。

读资治通鉴197卷，唐纪13，唐太宗李世民与几位大臣间的几个故事，令人深思，记录之。其中第一个是，唐太宗亲自给魏征撰写碑文，将女儿许配给魏征儿子，几个月后却毁碑悔婚，这是为什么呢？有什么启示？

我们都知道魏征是个直臣和谏臣，一向以敢于犯颜直谏著称，唐太宗李世民对魏征的谏言绝大多数也都能采纳，即使其他大臣说话劝谏不管用，换做魏征也常常很管用。

二人之间明君与诤臣的故事在后世传为佳话。千百年来，一直作为后世君臣效仿的楷模。

所以在魏征去世之后，李世民特别伤心，亲临其丧礼，痛哭流涕，为魏徵废朝五天，并令内外百官与在长安的朝集使一同前来参加丧礼；还特别亲自撰写碑文，给予了高度评价。

这是发生在公元643年2月的事，但是仅仅过了半年左右，李世民就推倒了魏征的墓碑，并且不再提起将公主许配给魏征女儿的事。

这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唐太宗怀疑魏征生前结党营私。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魏征保荐的两个大臣。

一个是侯君集，侯君集是前太子李承乾的岳父，魏征称侯君集有宰相之才，推荐他为仆射，并且建议将宿卫兵马由侯君集专管。

李世民认为侯君集喜欢吹牛和自夸，没有重用。后来侯君集参与了太子谋反的事宜，并判处死刑。

第二个是杜正伦，也是魏征推荐给唐太宗的，后面被任命为中书侍郎兼左庶子，负责教授太子读书。但是杜正伦将李世民跟他之间的私密谈话泄露给了太子。李世民大为恼火，一路被贬职。

由于这两个人的关系，唐太宗开始怀疑魏征有结党营私之嫌。

再后来，又有人告诉唐太宗，说魏征将自己在朝中给李世民的谏言都摘录好，交给了负责起居注的褚遂良。

这个事情是个很严重的事。

因为在朝中给李世民的谏言，有些是在决策之前，有些甚至是很私密的事情，总的来说都是不利于李世民形象的，如果都告诉褚遂良，那么就肯定要损害李世民的形象。同时，也是在为魏征自己表功。

两件事恰巧碰在一起，李世民于是非常生气，将魏征的墓碑推倒了。

魏征儿子魏叔玉娶公主一事也就此作罢。

从上面可以得出几个启示。

尽管李世民与魏征之前的君臣关系是千古佳话，而且持续时间很长，但也会产生审美疲劳。

何况魏征还是总挑毛病的人，任何人都很难长久的喜欢一个专门给你挑毛病的人。

唐太宗已经是人间奇迹了，一直在以强大的意志对抗人性。

作为谏臣，魏征必须做到完美无缺，皇帝对他也会格外要求更严。

哪怕有一点瑕疵，也容易引起其他人的攻击，也会引起皇帝的反感。

因为你是负责提意见的，可是自己身上也还有不少毛病，是不能让人服气的。更何况他老是给皇帝挑毛病，人性使然。

在唐太宗对魏征的处理中，没有看到其他大臣为他说话，相反倒是有人告发说他私自将谏言整理好给褚遂良。

说明魏征在朝廷的人缘并不是太好，这点也能说明其实他并不是结党营私之人。

但也正是这样，关键时刻没有人在唐太宗面前替他说说话，做一些解释工作。

其实推荐人才是唐太宗自己对股肱大臣的要求，

例如，唐太宗即位之初，命令封德彝孝举贤才，可很长时间过去了，封德彝也没有选荐一个人。唐太宗诘问他为什么不推举人才。

何况侯君集是李世民的故旧，也参与了玄武门之变，并且李世民还让太子娶了侯君集的女儿为太子妃。

魏征作为太子的老师，也是李世民再三要求的。

因此，说魏征与侯君集结党实在是勉强。

但这个时候，没有人替他说句公道话。

此外，还有房玄龄，岑文本的故事要接着写。

魏征字玄成，魏州(今河北大名县东)曲城人。少年时孤苦伶仃，飘游四方。虽然不营家产，但人穷志不短，目光远大，通晓经史谋略。隋朝末年，天下大乱。魏征装扮成一个道土，周游四方。后来武阳郡太守元宝藏举兵响应李密的起义，魏征起草告示檄文。李密得到元宝藏的文书后，赞不绝口，听说是出自魏征的手笔，便连忙将魏征召至军中，加以重用。

窦建德的军队攻陷黎阳后，俘获了魏征，任命他为起居舍人。后来窦建德被唐军打败，魏征与裴矩奔走关中，被太子李建成招为冼马。魏征见秦王李世民的功名日益显赫，才华又在建成之上，便给建成出主意，要他早点除掉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质问魏征：“你挑拨离间我们亲兄弟，是什么意思？”魏征却回答说：“太子如果早听从了我的话，就不至于落到今天这个下场。”李世民听完魏征这番话不但不生气，反而更加器重魏征的朴直。李世民即位后，便任命魏征为谏议大夫。贞观三年(629年),魏征以秘书监身份参与朝政。

以前，李世民常常在大臣们面前长吁短叹：“国家现在是大乱之后，真是很难治理啊！”魏征回答说：“其实，大乱容易达到大治，就像饥饿的人容易喂饱一样。”李世民频频点头。接着又问：“古人不是说过能人治理百年江山？”魏征又回答说：“这些话不是论圣人君子的。圣人君子治理江山，上行下效，来得如同回声一样快，一个月即可实现，是不会很困难的。”坐在一旁的守旧派封德彝却说：“实际情况不是像魏征这样说的。夏、商、周三代以后，社会风气日益轻浮欺诈。

秦王朝任用严刑酷法，汉朝采用霸术，都是想治理好却做不到，并不是可以治理好而不去做。魏征只不过是介书生，好说空话，恐怕要白白地耽误国家大事，皇上您千万不能听他的。”魏征听了，十分生气，马上反驳道：“五帝三王，统治人民并没什么不同，行道则称帝，行王道则称王。皇帝战蚩尤，打了七十次仗终于战胜了蚩尤，从而达到了无为而治的境地。古代南方黎族部落破坏了德政，顺顼征服了他，并达到了大治。夏驾敢倡乱道，商汤将他放逐到边远的地方；商纣王昏聩无道武王便推翻了他。如果是像你说的人是越来越奸诈，不能返璞归真，那么发展到现在，人都将要变成鬼怪了，那还怎样施行德政教化呢！”

魏征的这一番话说得封德彝哑口无言，但是他心里却不服输。唐太宗对魏征的这番话十分欣赏，深信不疑，并采纳了魏征等人治国安邦的锦囊妙计。因此，在贞观年间，国内歌舞升平，天下大治。周边少数民族的首领们也学习汉中人习俗，穿衣献帽，入朝称臣，在宫中带刀值宿，担任警卫。东到大海，南过岭南，人们晚上睡觉都不须关上门窗，没有人来偷窃；旅行的时候不必带干粮，随时随地都有饭吃。面对如此盛世气象，唐太宗当然踌踏满志，喜笑颜开，他对朝臣们说：“之所以出现今天这种政通人和的局面，都是因为我听了魏征的话，施行仁义的结果。可惜封德彝死得早，看不到这种繁荣景象了。”

有一天，唐太宗在皇宫里大宴群臣。太宗在酒酣耳热之际，无比兴奋地闻说：“贞观以前，跟随我定天下，出生人死，礼尽艰险，同甘共苦，是房玄龄的功劳。贞观之后，采纳忠良的谏议奏疏，修正我的过错，为国家生财长利事就要首推魏征了。即使是古代的名臣，又有谁能比得过他们呢？”于是唐太宗缓缓走下龙椅，亲自解下身上的两把随他征战了多年的精美佩刀，赏赐给房玄龄和魏征。李世民曾经不止一次地这样问他的大臣：“魏征与诸葛亮相比，谁朝更贤能？”大臣岑文本回答说：“诸葛亮才能卓越，出将入相，非魏征所能比。”唐太宗从容反驳道：“魏征通晓仁、义、礼、智，辅佐我处理政务，治理国家是我大唐臻于尧、舜时代的气象，即使是文武双全的诸葛亮也无法与他相媲美。”

当时，地方上许多臣下给太宗写密封的奏章，其中所反映的情况，很多都不合乎实际。李世民看了非常讨厌，不禁眉头一皱，要谴责贬黜这些人。魏征连忙劝阻说：“古时候，贤君明主们立谤木，让百姓在上面提意见，是想了解自己的过错。写密封的奏章，不正好是立谤木的遗风么？陛下要知道自己的得失，就应当撇开胸怀，对臣下畅述己见。他们说得对，就采纳，这对江山社稷有好处；他们说得不对，对朝政也没有什么损害。”唐太宗听了魏征这番话心中的气也顺了，紧锁的眉头也舒展开了，并勉励那些上密封奏折的大臣们。

贞观十七年(643年),魏征患了重病，不久就去世了。唐太宗后来上朝总是叹息道：“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废；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我曾经有这三镜来经常地反省自己，以防出现差错。现在魏征去世了，我失去了一面镜子。我最近遣人到魏征的家里，得到了魏征生前写的奏折，只是一半草稿，其中可以辨认出来的字是这样说的：“天下的事情，有善有恶。任用善人则国家长治久安，恶人当道，则国家面临险恶。仁君对于那些公卿大臣感情上有爱憎之分，憎恶他，就只见到他的缺点的一面，爱他就只见到他优点的一面。仁君对于自己的爱憎要审慎详察。如果一个君主了解所爱的大臣的缺点，了解所憎恶的大臣的优点，除去邪恶时毫不犹豫，任用贤才时毫不猜忌，那么国家就可以兴旺发达。我前思后想，总担心我的这一方面出现了差错。公卿大臣们可以将魏征的这段话写在记事的手板上，知道什么就及时谏诫我。”

唐太宗在位期间，正是能够兼听百官的意见，知人善任，才出现了大唐开国之初的太平盛世。魏征凭借自己的才能，勇于劝谏，将个人安危置之不顾，充分显示其为国为民的大无畏思想。也正是有了唐太宗这样贤明的君主，魏征这样的贤臣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两者互相配合，终于出现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

有一次，唐太宗鉴于兵源短缺而应宰相封德彝之请求下诣征用不到参军年龄的中男入伍。当诏令转到门下省时，魏征竟拒诣意而不签字。太宗大怒，直斥道：「朕意已决，事与汝何干？」

魏征回道：「竭泽而渔，明年无鱼；焚林而猎，明年无兽。中男充军，租赋杂徭下降，更何况兵不贵多而贵精，毋须凑数。」

唐太宗沉吟半晌，下令停止征兵之事，还赏魏征一口金瓮。

抗旨是死罪，要是你生活在那个时代，你敢吗？不用想了，魏征敢，他凭什么？就凭对唐太宗的了解，就凭他是为了社稷，就凭他是谏臣，就凭他的刚直个性，重要的是他不但做了，还成功了，看看帝王就是这样教会的，可是注意呀，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像魏征这么幸运，更不是所有皇帝都能这样明辨是非，纳言改过的。

1封妃有约、直言阻止——为民请命、教君为民

正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可能魏征不是一般的清官，还是一个敢直言，敢犯颜的清官，他就替他的主子断了一把家务事，事情是什么样的呢，请看下文:

谁都知道在古代男人都三妻四妾，更别说天下之主君王，更是后宫妃嫔千千万万，见了这个想那个呀，都是正常的，先不管是不是君主好色，但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制度，唐太宗也不例外，这不就有人给他介绍了，就是长孙皇后，皇上的结发妻子。真是不知道是因为什么，难道是身处后宫的女子已经没有缘由嫉妒了，因为皇上的女人太多，但是也不会这样呀，主动介绍女人给自己的男人，先不说长孙皇后为什么这样做，就算说我们也无法知道，因为所有的想法都只能是猜测而已，那还是接着说此女子吧。

据皇后说，此女子是官员里一个姓郑的人的女儿，她十六七岁，不仅长得漂亮而且还是一个才女，在这偌大的京城里是数一数二的，就告诉唐太宗要将此女子纳入后宫，备为妃嫔，于是唐太宗就写了诏书，将这一女子聘为妃子。

魏征知道了这件事，其实本来这也没什么关系，因为他也管不到皇帝娶媳妇的事呀，关键是魏征听说这个女子已经有婚约，已经许配陆家，这可不行，这必须想个办法，不能让太宗在百姓的心里留下污点。

于是他就立即进宫，现在只有这样才能阻止这样有损民心的事情发生。见到太宗，时间匆忙他还没有什么巧妙的招数，只好保持一贯的作风，直言进谏了。他说:“陛下您是天子，为人父母，应该爱护体恤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居住的水榭楼台，要想到百姓是否有安身之所；吃着奇珍异禽，要想到百姓是否挨饿；嫔妃满院，要想到百姓有室家之欢。现在郑民的女儿，早已许配陆家，陛下没有查清楚就将其纳入宫中，如果传出去，这是为人父母该做的吗？”但是其他大臣说这是没有的事，陆家也上表说没有订亲这回事，这时唐太宗已没了主意，不知道该相信谁的话了，于是只好召见魏征来问，这个大臣真是不了解皇上的心，又是直截了当地说:“陆氏否定此事，是避杀身之祸，不得已才这么做”唐太宗这才坚决收回了诏令。

魏征真不愧是谏臣，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呀，这回又是一贯的做法，就是直接谏言，从不拐弯抹角，皇帝你一定要听，事实摆在那，你是要江山还是要美人，是民心，还是民反，唐太宗选择前者，是智慧，因为他知道刚直的魏征不会害他，有时候有这样的君主是好事，有这样的臣子也是好事，对魏征是幸运，对帝王是幸福。对于这样的贤明的主子，直言相教也许最好，果谄媚服软不一定能起到效果，魏征就是一个刚直丝毫不会狡猾的谏臣，遇事就去解决，在谏言中教导君主，所以他成功了。

但是已经说过的是遇到这样的君主才能做这样的谏臣，如若魏征碰到的是夏桀、商纣他还这样的犯颜直谏的话，那他真是不知道死了多少回了。所以是英雄也要看准时机，找对领导。魏征便是有这样智慧，因为他看到了唐太宗的贤明，看到了自己是有市场的，如若不然，倘若像前面假设的那样，他遇到了昏庸的君主，他也许会收敛自己的锋芒，做一个稳重的臣子，所以说时势造英雄不是白说的。

2征兵无度抗旨不签先斩后奏、为君保国

现在衡量一个国家的实力不单单是经济发展速度和实力，更看一个国家的综合能力，包括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等综合能力的高低，然而在古代军事在一定意义上起了更大的作用，王朝的更迭大多是战争后的结果，所以帝王就尤其重视军事实力和军事需要，但是须知在那个时候不只是军事，民心一样重要，然而唐太宗有的时候未必能考虑得很全面，这就需要魏征随时遇事提醒，谏言教导了。

例如有一次国家兵源短缺，宰相封德彝之请求征用不到参军年龄的男子入伍，唐太宗就下旨这么做了。魏征心里很明白这样的诏令只会激起民怨，未必能达到想要的效果。

那么自己要怎么做呢？现在去谏言君主取消恐怕是晚了。他只好来一招先斩后奏了，于是当诏令到门下省时魏征竟抗旨没有签字。没想到唐太宗这次是真生气了，心想你个魏征，平时也就看你为国着想的份上，听你谏言，可是现在管的也太多了，重要的是还敢抗旨，真是不想要脑袋了。于是唐太宗就呵斥道:“朕意已决，事与汝何干？”魏征则泰然自若地答道:竭泽而渔，明年无鱼；焚林而猎，明年无兽。中男充军，租赋杂徭下降，更何况兵不贵多而贵。”

精，毋须凑数。”唐太宗听后沉吟半晌，其实他虽然生气，但是他知道魏征是为自己好，为国家好，于是思考再三，就下令停止征兵的事情，并且还赏赐了魏征。

抗旨是死罪，要是你生活在那个时代，你敢吗？不用想了，魏征敢，他凭什么？就凭对唐太宗的了解，就凭他是为了社稷，就凭他是谏臣，就凭他的刚直个性，重要的是他不但做了，还成功了，看看帝王就是这样教会的，可是注意呀，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像魏征这么幸运，更不是所有皇帝都能这样明辨是非，纳言改过的。

白话释义：

我听说想要树木生长，一定要稳固它的根；想要泉水流得远，一定要疏通它的源泉；想要国家安定，一定要厚积道德仁义。

源泉不深却希望泉水流得远，根系不牢固却想要树木生长。道德不深厚却想要国家安定，我虽然地位低见识浅，（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更何况（您这）聪明睿智（的人）呢！

国君处于皇帝的重要位置，在天地间尊大，就要推崇皇权的高峻，永远保持政权的和平美好。如果不在安逸的环境中想着危难，戒奢侈，行节俭，道德不能保持宽厚，性情不能克服欲望，这也（如同）挖断树根来求得树木茂盛，堵塞源泉而想要泉水流得远啊。

（古代）所有的帝王，承受了上天赋予的重大使命，他们没有一个不为国家深切地忧虑而且治理成效显著的，但大功告成之后国君的品德就开始衰微了。

国君开头做得好的确实很多，能够坚持到底的大概不多，难道是取得天下容易守住天下困难吗？过去夺取天下时力量有余，现在守卫天下却力量不足，这是为什么呢？

通常处在深重的忧虑之中一定能竭尽诚心来对待臣民，已经成功，就放纵自己的性情来傲视别人。竭尽诚心，虽然一在北方，一在南方，也能结成一家，傲视别人，就会使亲人成为陌路之人。

即使用严酷的刑罚来督责（人们），用威风怒气来吓唬（人们），（臣民）只求苟且免于刑罚而不怀念感激国君的仁德，表面上恭敬而在内心里却不服气。

（臣民）对国君的怨恨不在大小，可怕的只是百姓；（他们像水一样）能够负载船只，也能颠覆船只，这是应当深切谨慎的。疾驰的马车却用腐烂的绳索驾驭，怎么可以疏忽大意呢？

做国君的人，如果真的能够做到一见到能引起（自己）喜好的东西就要想到用知足来自我克制，将要兴建什么就要想到适可而止来使百姓安定，想到帝位高高在上就想到要谦虚并加强自我约束，害怕骄傲自满就想到要像江海那样能够（处于）众多河流的下游。

喜爱狩猎就想到网三面留一面，担心意志松懈就想到（做事）要慎始慎终，担心（言路）不通受蒙蔽就想到虚心采纳臣下的意见。

考虑到（朝中可能会出现）谗佞奸邪就想到使自身端正（才能）罢黜奸邪，施加恩泽就要考虑到不要因为一时高兴而奖赏不当，动用刑罚就要想到不要因为一时发怒而滥用刑罚。

全面做到这十件应该深思的事，弘扬这九种美德，选拔有才能的人而任用他，挑选好的意见而听从它。

那么有智慧的人就能充分献出他的谋略，勇敢的人就能完全使出他的力量，仁爱的人就能散播他的恩惠，诚信的人就能献出他的忠诚。

文臣武将争先恐后前来效力，国君和大臣没有大事烦扰，可以尽情享受出游的快乐，可以颐养得像赤松子与王子乔那样长寿，皇上弹着琴垂衣拱手就能治理好天下，不用再说什么，天下人就已经都有教化了。

为什么一定要（自己）劳神费思，代替臣下管理职事，役使自己灵敏、明亮的耳、眼，减损顺其自然就能治理好天下的大道理呢！

原文：

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治，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

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也。(望国 一作：思国)

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岂其取之易守之难乎？昔取之而有余，今守之而不足，何也？

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吴、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虽董之以严刑，震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

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以怒而滥刑。

总此十思，宏兹九德，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争驰，君臣无事，可以尽豫游之乐，可以养松乔之寿，鸣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劳神苦思，代下司职，役聪明之耳目，亏无为之大道哉？

此文出自唐代魏征所写的《谏太宗十思疏》。

扩展资料

写作背景：

唐太宗李世民跟随其父亲李渊反隋时作战勇敢，生活俭朴，颇有作为。公元627年李世民即位，改元贞观。在贞观初年，他借鉴隋炀帝覆亡的教训，进一步保持了节俭、谨慎的作风，实行了不少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政策。

经过十几年的治理，经济得到发展，百姓生活也富裕起来，加上边防巩固，内外无事，唐太宗逐渐骄奢忘本，大修庙宇宫殿，广求珍宝，四处巡游，劳民伤财。魏征对此极为忧虑，他清醒地看到了繁荣昌盛的后面隐藏着危机。

在贞观十一年（637）的三月到七月，“频上四疏，以陈得失”，《谏太宗十思疏》就是其中第二疏，因此也称“论时政第二疏”。

唐太宗看了猛然警醒，写了《答魏征手诏》，表示从谏改过。这篇文章被太宗置于案头，奉为座右铭。贞观十三年，魏征又上《十渐不克终疏》，直指太宗十个方面行为不如初期谨慎，被太宗书于屏风之上。

《谏太宗十思疏》是魏徵于贞观十一年（637）写给唐太宗的奏章，意在劝谏太宗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积其德义。

太宗，即李世民，唐朝第二个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成就的开明君主之一，在他的统治时期，出现了安定富强的政治局面，史称“贞观之治”。“十思”是奏章的主要内容，即十条值得深思的情况。“疏”即“奏疏”，是古代臣下向君主议事进言的一种文体，属于议论文。

大业十三年（617年），魏徵在武阳郡丞元宝藏帐下为官。元宝藏起兵响应瓦岗李密，元宝藏给李密的奏疏都是魏徵所写，李密见魏徵非常有文才，于是召见魏徵，魏徵献上壮大瓦岗的十条计策，但李密不用。

大业十四年（618年），王世充袭击仓城被李密击败，王世充转攻洛口，又被李密击败。魏徵却对长史郑颋说：“李密虽然多次取得胜利，但是兵将也死伤了不少，瓦岗又没有府库，将士们取得战功得不到赏赐。

还不如深沟高垒，占据险要，与敌人相持，待到敌人粮尽而退时，率军追击，这才是取胜之道。洛阳没有了粮食，王世充无计可施就会与我军决战，这时我们却不跟他交战。”郑颋对魏徵的话不以为然，说这是老生常谈的。魏徵说了一句：“这是奇谋深策，怎么是老生常谈呢。”拂袖离去。

文章赏析：

文章一开始，作者运用了排喻的手法，作者首先举出“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两组比喻，从而引出了“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作者先设置这样两个形象性和哲理性都很强的比喻，而后引出了自己要表达的真实意图，这种手法的应用是有很强的说服力。

如果作者开篇不用这十分形象的排喻，而只是简单地讲述抽象的道理，是很难吸引对方，使对方理解信服。作者引喻用得好，好就好在比喻用得“巧”、“俗”、“切”。比喻的应用使抽象的道理形象化、具体化，使深奥的问题通俗化。

刘勰在《文心雕龙·论说》中所说的：“喻巧而理至”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设喻明理，比喻不但要设得巧，而且喻体要浅显通俗，树木、江河，处处可见，人人熟悉。所讲的道理也是人人皆知，不难理解的通俗事理。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中说：“比类虽繁，以切至为贵”。

文章中比喻运用的“切”，实际上就是喻体与本意要相切合，要抓住重点，选最集中、最深刻、最精彩的喻体来表现本意，作者用十分熟悉的树木，泉源，用这些微不足道的事物，引出国之大政，平易而自然。

使用了排喻的方法开篇后，作者又以三个“不”字的排比句从反面来说明问题，“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安”。

从而进一步强调了作者的政治意图。作者使用的言辞尖锐，用反激法去激发对方。作者指出，自己所列举的比喻和叙说的是连自己这样愚笨的人都明白的道理，何况英明圣哲的皇帝。

然后作者很明确地向唐太宗指出，做为一国之主的帝王，身负重任，就要在安乐时想到危难，尽量避免奢侈，要提倡节俭。不然的话就会做出象伐根而求树茂，塞水而望流长一样的愚蠢事。这里，在文章结构上前呼后应，环环紧扣，充分表达了作者进谏规讽的本意。

王皀 、戴胄、马周、褚遂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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