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规定女子多少岁必须结婚

汉代早婚现象的兴起，王室与民间皆然。查考《汉书》、《后汉书》，男子从十五岁至十八岁初婚者都有。如《后汉书·灵帝记》：“建宁四年四月癸丑，立贵人宋氏为皇后。”灵帝于建宁元年即位，年十二，那么结婚时年十五。《后汉书·桓帝记》：“建和元年秋七月乙未，立皇后梁氏。”桓帝是十五岁即位的，结婚那年应为十六岁。《隶释》十五金广延母徐氏纪产碑云：“收从孙，即广延，立以为后。年十八，娶妇徐氏。”

望采纳

中国历史上有两个统一的少数民族证券，一个是清朝，另一个则是元朝，想必大家都清朝的了解定然要超过元朝，因为清宫类型的电视剧很多，反观元朝被人了解得就比较少，打多少人的印象中，元朝统治者残暴嗜杀，他们的统治给汉人带来无穷的祸患。

元朝是由忽必烈创立的，国号"元"取自《易经》，其中说到"大哉乾元"，意思是万物都是从"元"里演化出来的，从这个国号可以看出忽必烈的野心，那么元朝统治期间，汉人的地位到底如何呢，相对来说自然低了很多。

根据不少野史记载，据说当时元朝统治者要求汉人女子的"初夜权"，也就是说汉人女子要结婚之前，第一次必须给到元朝管理者，否则就是犯罪，不过这只是野史的说法，根据常识推断应该是不可能的，不过汉人被压制着倒是真的。

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一直是汉人当权，作为第一个统一的少数民族政权，元朝统治者自然不放心，而且在他们看来，汉人都很狡猾，所以大多数有能力的汉人，在元朝的统治之下，都被发配到偏远地区生活了，无法蹦跶起来。

尽管如何，但是元朝统治者不可能完事据悉，在全国地方上，汉人的统治比蒙古人更有权威，虽然蒙古人是上司，但不可能把各个地方都管理起来，当有些事务要执行下去的时候，还是需要汉人来操作的，这些汉人就相当于是元朝的官吏了。

尽管元朝时期汉人受到一定程度的压制，但整个朝代也给历史带来了重要意义，唐朝结束之后，各类藩镇割据南北对峙，宋朝虽然基本统一，但一直有契丹、西夏、辽国、女真等少数民族并存，直到元朝建立之后，才把这些少数全部扫灭，也算推动了多民族共同发展。

　　一、契丹、女真等东北各族

　　在东北各族中，以契丹与女真最具代表性，两者的婚姻制度与习俗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点。

　　（一）契丹

　　辽朝建立前，契丹实行群婚与外婚（注：参看向南、杨若薇《论契丹族的婚姻制度》，载《历史研究》，1980（1）； 程妮娜《契丹婚制婚俗探析》，载《社会科学战线》，1992（1）。）。《隋书》卷84 《北狄传》称：契丹“其俗*”。所谓“*”，换言之，即群婚。契丹“婚嫁不拘地里”（注：叶隆礼：《契丹国志》卷23《族姓原始》。），并有此一说：“同姓可结交，异姓可结婚。”（注：《辽史》卷71《后妃传》，卷16《圣宗纪七》，卷4《太宗纪下》，卷25《道宗纪五 》。）婚姻对象是否在本部落不受限制，但应在本氏族外。《东斋记事》卷5 载，“契丹之先，有一男子乘白马，一女子驾灰牛，相遇于辽水之上，遂为夫妇，生八男子”，从而形成契丹八部落。传说中的这对契丹始祖，其住地相距甚远，不仅不同氏族，而且不同部落，可见契丹早已实行外婚制。辽朝建立后，辽太祖及其后继者就婚姻问题颁布过一系列法令。《契丹国志》卷23《族姓原始》对这些法令有简要概括：“番法，王族惟与后族通婚，更不限以尊卑；其王族、后族二部落之家，若不奉北主之命，皆不得与诸部族之人通婚；或诸部族彼此相婚嫁，不拘此限。”其主要内容有三：

　　（1）实行王族、后族两姓世婚制，并且不计辈分， 以致表亲联姻、辈分混乱的现象较普遍。如太祖淳钦皇后之弟萧室鲁娶淳钦皇后之女为妻，系舅舅与外甥女结为夫妻；世宗是太祖淳钦皇后之孙，其怀节皇后竟是淳钦皇后胞弟阿古只之女，系外甥与姨姨成为配偶。

　　（2）王族、后族与其他民族通婚由皇帝决定，不一概禁止。 圣宗在开泰八年（公元1019年）规定王族显贵“不得与卑小帐族为婚，凡嫁娶，必奏而后行”（注：《辽史》卷71《后妃传》，卷16《圣宗纪七》，卷4 《太宗纪下》，卷25《道宗纪五》。）。辽朝推行和亲政策，和亲高丽、大食、回鹘各1起、吐蕃2起。西夏更是其主要和亲对象，多达3起。

　　（3）对于民间族际通婚，朝廷一般不干预。余靖《武溪集》卷 18《契丹官仪》称：“四姓杂居，旧不通婚。谋臣韩绍芳献议，乃许婚焉。”所谓“四姓”，专指契丹、奚、汉、渤海四族，泛指辽朝辖区各族。会同三年（公元940年），太宗“诏契丹授汉官者从汉仪， 听与汉人婚姻”（注：《辽史》卷71《后妃传》，卷16《圣宗纪七》，卷4 《太宗纪下》，卷25《道宗纪五》。），其实并不限于授汉官者。道宗大安十年（公元1094年）六月，下令“禁边民与蕃部为婚”（注：《辽史》卷71《后妃传》，卷16《圣宗纪七》，卷4《太宗纪下》，卷25《 道宗纪五》。）。 时值辽朝末年，禁令难以执行。

　　辽朝建立后，虽实行聘娶婚，但仍有群婚制残留，以下两种现象即是其例证。

　　（1）叔接嫂。哥哥死后，弟弟有权利和义务接续其嫂子为妻， 又称收继或转房。《辽史》卷65《公主表》载，道宗第二女乣里丈夫死后，夫弟讹都斡依照习俗，将收继乣里为妻。讹都斡不久因犯法被处死，此事未遂。圣宗定要耶律宗政收继其继母秦晋国王妃，宗政“辞以违卜，不即奉诏”（注：《全辽文》卷7《耶律宗政墓志铭并引》， 卷9。）。秦晋国王妃死时，仍以夫妻名义，与宗政合葬。

　　（2）妹续姊。群婚时代，兄弟共妻，姊妹亦共夫。 辽朝建立之初，演变为“姊亡妹续之法”，即丈夫在妻子死后必须娶妻子的未婚姊妹。《辽史》卷4《太宗本纪下》载，会同三年（公元940年）十一月，太宗“除姊亡妹续之法”。然而这一习俗并未消亡。由《萧仅墓志铭》（注：《阜新发现辽代萧仅墓志铭》，载《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1987 （2）。）可知，他的两位夫人系亲姊妹。《萧裕鲁墓志铭》（注：《全辽文》卷7《耶律宗政墓志铭并引》，卷9。）载，他在其第二位夫人死后，娶夫人之妹为妻。当时有姊妹共夫利于生子之说，道宗将萧思坦立为皇后，又把其妹妹斡特懒纳入宫中。天祚帝的皇后萧夺里懒与元妃萧贵哥也是亲姊妹。

　　（二）女真

　　女真群婚时代的情形，现存文献缺乏记载。《金史》卷1 《世纪》载，函普来自高丽，留居完颜部。完颜部“两族交恶，哄斗不能解”。函普应邀“为部人解此怨，使两族不相杀”，因而“部众信服之，谢以青牛一，并许归六十之妇”。 （注：“六十之妇”， 《三朝北盟会编》卷18引苗耀《神麓记》作“室女年四十余”，比较接近事实。）函普“以青牛为聘礼而纳之，并得其赀产”。此后生下二男一女，遂为完颜部人，并被尊为始祖。可见当时妻从夫居，世系及财产继承均以父系计算，一夫一妻制已确立。夫妻之间有固定称谓：“夫谓妻为萨萨，妻谓夫为爱根。”（注：《金志·婚姻》。）女真实行氏族外婚制，本氏族外，同姓也可婚配。金朝建立后，才加以禁止。天辅元年（公元1117年）五月，太祖“诏自收宁江州以后，同姓为婚者，杖而离之”（注：《金史》卷2《太祖纪》，卷3《太宗纪》，卷6《世宗纪上》，卷88 《唐括安礼传》，卷9《章宗纪一》，卷120《世戚传序》，卷12《章宗本纪四》，卷134《西夏传赞》。）。天会五年（公元1127年）四月， 太宗诏“合苏馆诸部与新附人民，其在降附之后，同姓为婚者，离之”（注：《金史》卷2《太祖纪》，卷3《太宗纪》，卷6《世宗纪上》，卷88 《唐括安礼传》，卷9《章宗纪一》，卷120《世戚传序》，卷12《章宗本纪四》，卷134《西夏传赞》。）。所谓“合苏馆诸部”，即熟女真。 这两道诏令表明此前同姓为婚相当普遍。下面四种女真婚俗，系群婚制残留，但打上了一夫一妻制烙印。（注：参看宋德金《金代的生活、婚姻》，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

　　（1）收继婚。《金史》卷64《后妃传下》称：“旧俗，妇女寡居，宗族接续之。”《金志·婚姻》说：“父死则妻其母，兄死则妻其嫂，叔伯死则侄亦如之。故无论贵贱，人有数妻。”如颇刺淑在胞弟劾者死后，娶弟媳加古氏为妻；熙宗在胞弟常胜死后，将弟媳撒卯纳入宫中，并准备立为皇后；睿宗死后，贞懿皇后李氏不肯听人收继，只得削发为尼。收继婚的盛行是造成一夫多妻较普遍的因素之一。范成大《揽辔录》称：“虏宫内多宠，其最贵者有元德淑丽温恭慧明等十妃。臣下亦娶数妻，多少视官品，以先后聘为序。民惟得一妻。”这一婚俗影响到包括汉族在内的金朝辖区各族，世宗在大定九年（公元1169年）正月规定：“汉人、渤海兄弟之妻，以礼续婚者，听。”（注：《金史》卷2 《太祖纪》，卷3《太宗纪》，卷6《世宗纪上》，卷88《唐括安礼传》，卷9 《章宗纪一》，卷120《世戚传序》，卷12《章宗本纪四》，卷134《西夏传赞》。）

　　（2）放偷日。《虏廷事实·放偷》载， 女真把每年正月十六日定为放偷日，“俗以为常，官亦不能禁。”那天夜里，既偷财物，又劫闺女。“室女随其家出游，或家在僻静处，为男子劫去。”一月后，男子“方告其父母，以财礼聘之”。往往并不是劫，而是自由结合，早已私订终身。《松漠记闻》卷上称：“亦有先与室女私约，至期而窃去者，女愿留则听之。”这虽属群婚制的遗存，但“是日人皆严备”，人们对私有财产如此重视，表明个体家庭已形成。

　　（3）抢掠婚。乌萨扎部美女罢敌悔被蜀束水人抢去，生二女， 取名达回、滓赛。完颜部勇、贤二石鲁率部众，攻取其赀产，并将达回、滓赛姊妹劫回，各纳其一为妾。此部落男子劫掠彼部落女子为妻，具有明显的群婚痕迹。劫掠女子与攻取赀产同时进行，抢来的女子属于一个固定的男子，并且不是做妻，而是做妾，这又打上了一夫一妻制的时代烙印。

　　（4）隶役婚。《金志·婚姻》载，举行婚礼时， “妇家无大小皆坐炕上，婿党罗拜其下，谓之男下女。”成婚以后，“婿留于妇家执仆隶役，虽行酒食皆躬亲之，三年然后以妇归。”这一习俗颇有女尊男卑的意味，分明是母权制的残留。但私有制已形成，男子在女家服役三年主要是从经济上考虑，以此补偿女家养育女儿的辛劳与花费。

　　金朝建立后，出于政治需要，女真统治者在婚姻方面有两大举措：

　　（1）鼓励族际婚。大定十七年（公元1177年）， 为防备金朝境内的契丹人与西辽相呼应，起而反抗女真贵族，世宗下诏鼓励契丹人“与女真（即女真）人相为婚姻”，并把这称为“长久之计”。（注：《金史》卷2《太祖纪》，卷3《太宗纪》，卷6《世宗纪上》，卷88 《唐括安礼传》，卷9《章宗纪一》，卷120《世戚传序》，卷12《章宗本纪四》，卷134《西夏传赞》。）明昌二年（公元1191年）四月， 为了缓和移居中原的女真屯田户与当地汉族人民的矛盾，尚书省提出建议：“齐民与屯田户往往不睦，若令递相婚姻，实为国家长久安宁之计。”（注：《金史》卷2《太祖纪》，卷3《太宗纪》，卷6《世宗纪上》，卷88 《唐括安礼传》，卷9《章宗纪一》，卷120《世戚传序》，卷12《章宗本纪四》，卷134 《西夏传赞》。 ）章宗当即予以批准。 泰和六年（公元1206年）十一月，章宗下诏重申：“屯田军户与所居民为婚姻者，听。”（注：《金史》卷2《太祖纪》，卷3《太宗纪》，卷6 《世宗纪上》，卷88《唐括安礼传》，卷9《章宗纪一》，卷120《世戚传序》，卷12《章宗本纪四》，卷134《西夏传赞》。）

　　（2）实行世婚制。《金史》卷64《后妃传下》称：“国朝故事， 皆徒单、唐括、蒲察、拿懒、仆散、纥石烈、乌林答、乌古论诸部部长之家，世为婚姻，娶后尚主。”《金史》卷120 《世戚传赞》也说：“金之徒单、拿懒、唐括、蒲察、裴满、纥石烈、仆散皆贵族也，天子娶后必于是，公主下嫁必于是。”金朝“昏因有恒族”，推行世婚制度，以便“贵贱等威有别”。（注：《金史》卷2《太祖纪》，卷3《太宗纪》，卷6《世宗纪上》，卷88《唐括安礼传》，卷9 《章宗纪一》， 卷120《世戚传序》，卷12《章宗本纪四》，卷134《西夏传赞》。）由徒单等九姓与完颜氏所组成的世婚集团，其实便是金朝的最高统治集团。

　　至于社会中下层，择偶及婚恋形式均较为自由。《三朝北盟会编》卷3引《女真传》载，年届婚龄的女真姑娘“行歌于途。其歌也， 乃自叙家世、妇工、容色，以伸求侣之意。听者有未娶欲纳之者，即携而归，其后方具礼，偕女来家，以告父母”。指腹为婚在女真人中尤其盛行，《松漠记闻》卷上称：“金国旧俗，多指腹为昏姻。既长，虽贵贱殊隔，亦不可渝。”

　　当时居住在东北的室韦实行隶役婚：“婚嫁之法，男先就女舍，三年役力，因得亲迎其妇。役日已满，女家分其财物，夫妇同车而载，鼓舞共归。”（注：《旧唐书》卷199下《室韦传》。 ）并盛行偷劫婚：“婚嫁两家相许，婿盗妇去，然后行聘礼。”其实“盗”以男女“相许”为前提，是一种自由结合的形式。其“妇人不再嫁”，并非出于贞节观念，而是因为迷信，“以为死人妻，难共居也。”（注：方凤：《夷俗考·北》。）

　　二、党项、吐蕃等西北各族

　　在西北各族中，党项与吐蕃虽然联系紧密，但其婚姻制度与习俗自有其特色。

　　（一）党项

　　党项“不婚同姓”。“同姓”即同一氏族，氏族内婚姻早已被严禁。党项有两种婚俗，值得重视。（注：参看史金波《西夏文化》，191 ～193页。）

　　（1）收继。《旧唐书》卷198《党项羌传》称：“妻其庶母及伯叔母，嫂、子弟之妇，*秽烝亵，诸夷中最为甚，然同姓不婚。”《新唐书》卷221上《党项传》云：“妻其庶母、伯叔母、 兄嫂、子弟妇，惟不娶同姓。”这些记述含有汉族士大夫的偏见，其实包括汉族在内的许多民族早期都曾实行收继婚，其用意在于防止本氏族的人口和财产外流。

　　（2）多妻。宋人说：“蕃戎之俗，诸母众多。 ”（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3大中祥符三年三月。）《宋史》卷485《夏国传上》载，党项首领李继迁“连娶豪族”；李德明“娶三姓”；元昊七娶。西夏王族拓跋氏与野利氏等党项豪族结为世婚集团。一夫多妻并不限于上层，《马可波罗行纪》讲到西夏旧境、甘州（治今甘肃张掖）地区的情形：“其地之人娶妻致有三十。否则视其资力，娶妻之数惟意所欲。然第一妻之地位为最尊。诸妻中有不善者得出之，别娶一人。男子得娶从姊妹，或其父已纳之妇女为妻。然从不娶其生母。”（注：冯承钓译：《马可波罗行纪》，208～209页，商务印书馆，1936。）“娶从姊妹”之说有误，与党项风俗不符。

　　党项迁居西北特别是西夏王朝建立后，婚姻观念与习俗有所变化。西夏号称“崇尚儒术”（注：《金史》卷2《太祖纪》，卷3《太宗纪》，卷6《世宗纪上》，卷88《唐括安礼传》，卷9《章宗纪一》，卷120 《世戚传序》，卷12《章宗本纪四》，卷134《西夏传赞》。）， 受中原文化影响较深并反映在婚姻关系上。如称结婚为男娶：“此者男娶也，结婚为之谓”，认为结婚意味着女子依附于男子。基于这一观念，党项盛行买卖婚。《文海》中有“婚价”一词并解释道：“结婚取女价，向亲属、叔、舅馈物之谓。”丈夫要求妻子单方面保持贞洁，《文海》对“杂种”一词有解释：“此者妇人处他人已往而生儿子，则故杂种之谓。”（注：《文海汉文译本》19·272，7·151，67·222，见史金波等《文海研究》，421、401、49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元昊就有这种观念，其妻米母氏“生一子，以类他人。杀之”。

　　民族习俗毕竟具有稳定性，直到西夏建立后，党项婚姻性爱仍比较自由。《友会丛谈》卷下载，麟州（治今陕西神木北）一带的党项“凡育女稍长，靡由媒妁，暗有期会，家之不问。情之至者，必相挈奔于山岩掩映之处，并首而卧”。

　　（二）吐蕃

　　吐蕃民间一妻多夫，兄弟共妻。这一婚俗与男多女少的人口构成有关，并具有防止家族财产分散、避免妯娌相争、减少生育等用意。吐蕃还有两种婚俗引人注目。

　　（1）僧人广置妻室。吐蕃这时处于佛教后弘时期，戒律废弛。 “其人知佛而不知戒，口腹纵而晕酣不厌。 ”（注：《陇右金石录》卷3《广仁禅院碑》。）僧人骄奢*逸，公开娶妻生子。如担任唃厮啰政权论逋即相的僧人李立僧“娶蕃部十八人为妻”（注：《宋会要辑稿》蕃夷4之7。）。（2）贵族一夫多妻。《宋史》卷492《吐蕃传》载，河湟吐蕃首领唃厮啰有三妻。其子董毡的妻子除辽朝公主而外，另有二妻。在唃厮啰曾孙陇拶的妻子当中，有辽朝、西夏、回鹘三个政权的公主。吐蕃首领一夫多妻与其部众一妻多夫形成鲜明对照。

　　当时居住在西北的回鹘对于族际婚无禁忌，其通婚对象除吐蕃外，还有辽朝。《辽史》卷70《属国表》载，兴宗以公主嫁阿萨兰回鹘即高昌回鹘王。当时回鹘上层受汉族婚俗影响，实行聘娶婚，因而唃厮啰 “欲娶可汗女而无聘财”，甘州回鹘可汗“不许”。（注：《宋史》卷490《回鹘传》。）至于中下层，保持原始婚俗较多。如从妻居， 回鹘男子婚后住妻家，生孩子后，才夫妻双双落户夫家。《松漠记闻》卷上载，秦州（治今甘肃天水）一带的回鹘“女未嫁者，先与汉人通，生数子，年近三十，始能配其种类。媒妁来议者，父母则曰：‘吾女尝与某人某人昵。’以多为胜，风俗皆然。”可见回鹘女子婚前性爱较自由，婚后则受限制。“既嫁则加毡帽”（注：《文献通考》卷347 《四裔考二十四·回纥》。），以此作为标志。

　　（3）抢掠婚。乌萨扎部美女罢敌悔被蜀束水人抢去，生二女， 取名达回、滓赛。完颜部勇、贤二石鲁率部众，攻取其赀产，并将达回、滓赛姊妹劫回，各纳其一为妾。此部落男子劫掠彼部落女子为妻，具有明显的群婚痕迹。劫掠女子与攻取赀产同时进行，抢来的女子属于一个固定的男子，并且不是做妻，而是做妾，这又打上了一夫一妻制的时代烙印。

　　（4）隶役婚。《金志·婚姻》载，举行婚礼时， “妇家无大小皆坐炕上，婿党罗拜其下，谓之男下女。”成婚以后，“婿留于妇家执仆隶役，虽行酒食皆躬亲之，三年然后以妇归。”这一习俗颇有女尊男卑的意味，分明是母权制的残留。但私有制已形成，男子在女家服役三年主要是从经济上考虑，以此补偿女家养育女儿的辛劳与花费。

　　金朝建立后，出于政治需要，女真统治者在婚姻方面有两大举措：

　　（1）鼓励族际婚。大定十七年（公元1177年）， 为防备金朝境内的契丹人与西辽相呼应，起而反抗女真贵族，世宗下诏鼓励契丹人“与女真（即女真）人相为婚姻”，并把这称为“长久之计”。（注：《金史》卷2《太祖纪》，卷3《太宗纪》，卷6《世宗纪上》，卷88 《唐括安礼传》，卷9《章宗纪一》，卷120《世戚传序》，卷12《章宗本纪四》，卷134《西夏传赞》。）明昌二年（公元1191年）四月， 为了缓和移居中原的女真屯田户与当地汉族人民的矛盾，尚书省提出建议：“齐民与屯田户往往不睦，若令递相婚姻，实为国家长久安宁之计。”（注：《金史》卷2《太祖纪》，卷3《太宗纪》，卷6《世宗纪上》，卷88 《唐括安礼传》，卷9《章宗纪一》，卷120《世戚传序》，卷12《章宗本纪四》，卷134 《西夏传赞》。 ）章宗当即予以批准。 泰和六年（公元1206年）十一月，章宗下诏重申：“屯田军户与所居民为婚姻者，听。”（注：《金史》卷2《太祖纪》，卷3《太宗纪》，卷6 《世宗纪上》，卷88《唐括安礼传》，卷9《章宗纪一》，卷120《世戚传序》，卷12《章宗本纪四》，卷134《西夏传赞》。）

　　（2）实行世婚制。《金史》卷64《后妃传下》称：“国朝故事， 皆徒单、唐括、蒲察、拿懒、仆散、纥石烈、乌林答、乌古论诸部部长之家，世为婚姻，娶后尚主。”《金史》卷120 《世戚传赞》也说：“金之徒单、拿懒、唐括、蒲察、裴满、纥石烈、仆散皆贵族也，天子娶后必于是，公主下嫁必于是。”金朝“昏因有恒族”，推行世婚制度，以便“贵贱等威有别”。（注：《金史》卷2《太祖纪》，卷3《太宗纪》，卷6《世宗纪上》，卷88《唐括安礼传》，卷9 《章宗纪一》， 卷120《世戚传序》，卷12《章宗本纪四》，卷134《西夏传赞》。）由徒单等九姓与完颜氏所组成的世婚集团，其实便是金朝的最高统治集团。

　　至于社会中下层，择偶及婚恋形式均较为自由。《三朝北盟会编》卷3引《女真传》载，年届婚龄的女真姑娘“行歌于途。其歌也， 乃自叙家世、妇工、容色，以伸求侣之意。听者有未娶欲纳之者，即携而归，其后方具礼，偕女来家，以告父母”。指腹为婚在女真人中尤其盛行，《松漠记闻》卷上称：“金国旧俗，多指腹为昏姻。既长，虽贵贱殊隔，亦不可渝。”

　　当时居住在东北的室韦实行隶役婚：“婚嫁之法，男先就女舍，三年役力，因得亲迎其妇。役日已满，女家分其财物，夫妇同车而载，鼓舞共归。”（注：《旧唐书》卷199下《室韦传》。 ）并盛行偷劫婚：“婚嫁两家相许，婿盗妇去，然后行聘礼。”其实“盗”以男女“相许”为前提，是一种自由结合的形式。其“妇人不再嫁”，并非出于贞节观念，而是因为迷信，“以为死人妻，难共居也。”（注：方凤：《夷俗考·北》。）

　　二、党项、吐蕃等西北各族

　　在西北各族中，党项与吐蕃虽然联系紧密，但其婚姻制度与习俗自有其特色。

　　（一）党项

　　党项“不婚同姓”。“同姓”即同一氏族，氏族内婚姻早已被严禁。党项有两种婚俗，值得重视。（注：参看史金波《西夏文化》，191 ～193页。）

　　（1）收继。《旧唐书》卷198《党项羌传》称：“妻其庶母及伯叔母，嫂、子弟之妇，*秽烝亵，诸夷中最为甚，然同姓不婚。”《新唐书》卷221上《党项传》云：“妻其庶母、伯叔母、 兄嫂、子弟妇，惟不娶同姓。”这些记述含有汉族士大夫的偏见，其实包括汉族在内的许多民族早期都曾实行收继婚，其用意在于防止本氏族的人口和财产外流。

　　（2）多妻。宋人说：“蕃戎之俗，诸母众多。 ”（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3大中祥符三年三月。）《宋史》卷485《夏国传上》载，党项首领李继迁“连娶豪族”；李德明“娶三姓”；元昊七娶。西夏王族拓跋氏与野利氏等党项豪族结为世婚集团。一夫多妻并不限于上层，《马可波罗行纪》讲到西夏旧境、甘州（治今甘肃张掖）地区的情形：“其地之人娶妻致有三十。否则视其资力，娶妻之数惟意所欲。然第一妻之地位为最尊。诸妻中有不善者得出之，别娶一人。男子得娶从姊妹，或其父已纳之妇女为妻。然从不娶其生母。”（注：冯承钓译：《马可波罗行纪》，208～209页，商务印书馆，1936。）“娶从姊妹”之说有误，与党项风俗不符。

　　党项迁居西北特别是西夏王朝建立后，婚姻观念与习俗有所变化。西夏号称“崇尚儒术”（注：《金史》卷2《太祖纪》，卷3《太宗纪》，卷6《世宗纪上》，卷88《唐括安礼传》，卷9《章宗纪一》，卷120 《世戚传序》，卷12《章宗本纪四》，卷134《西夏传赞》。）， 受中原文化影响较深并反映在婚姻关系上。如称结婚为男娶：“此者男娶也，结婚为之谓”，认为结婚意味着女子依附于男子。基于这一观念，党项盛行买卖婚。《文海》中有“婚价”一词并解释道：“结婚取女价，向亲属、叔、舅馈物之谓。”丈夫要求妻子单方面保持贞洁，《文海》对“杂种”一词有解释：“此者妇人处他人已往而生儿子，则故杂种之谓。”（注：《文海汉文译本》19·272，7·151，67·222，见史金波等《文海研究》，421、401、49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元昊就有这种观念，其妻米母氏“生一子，以类他人。杀之”。

　　民族习俗毕竟具有稳定性，直到西夏建立后，党项婚姻性爱仍比较自由。《友会丛谈》卷下载，麟州（治今陕西神木北）一带的党项“凡育女稍长，靡由媒妁，暗有期会，家之不问。情之至者，必相挈奔于山岩掩映之处，并首而卧”。

　　（二）吐蕃

　　吐蕃民间一妻多夫，兄弟共妻。这一婚俗与男多女少的人口构成有关，并具有防止家族财产分散、避免妯娌相争、减少生育等用意。吐蕃还有两种婚俗引人注目。

　　（1）僧人广置妻室。吐蕃这时处于佛教后弘时期，戒律废弛。 “其人知佛而不知戒，口腹纵而晕酣不厌。 ”（注：《陇右金石录》卷3《广仁禅院碑》。）僧人骄奢*逸，公开娶妻生子。如担任唃厮啰政权论逋即相的僧人李立僧“娶蕃部十八人为妻”（注：《宋会要辑稿》蕃夷4之7。）。（2）贵族一夫多妻。《宋史》卷492《吐蕃传》载，河湟吐蕃首领唃厮啰有三妻。其子董毡的妻子除辽朝公主而外，另有二妻。在唃厮啰曾孙陇拶的妻子当中，有辽朝、西夏、回鹘三个政权的公主。吐蕃首领一夫多妻与其部众一妻多夫形成鲜明对照。

　　当时居住在西北的回鹘对于族际婚无禁忌，其通婚对象除吐蕃外，还有辽朝。《辽史》卷70《属国表》载，兴宗以公主嫁阿萨兰回鹘即高昌回鹘王。当时回鹘上层受汉族婚俗影响，实行聘娶婚，因而唃厮啰 “欲娶可汗女而无聘财”，甘州回鹘可汗“不许”。（注：《宋史》卷490《回鹘传》。）至于中下层，保持原始婚俗较多。如从妻居， 回鹘男子婚后住妻家，生孩子后，才夫妻双双落户夫家。《松漠记闻》卷上载，秦州（治今甘肃天水）一带的回鹘“女未嫁者，先与汉人通，生数子，年近三十，始能配其种类。媒妁来议者，父母则曰：‘吾女尝与某人某人昵。’以多为胜，风俗皆然。”可见回鹘女子婚前性爱较自由，婚后则受限制。“既嫁则加毡帽”（注：《文献通考》卷347 《四裔考二十四·回纥》。），以此作为标志。

可以。

成吉思汗是元朝的皇帝。元朝对治下的民族间通婚是没有任何限制的，也没考虑过实施政策限制。对此，元政府还出台了一些相关法律法规，以处理不同族裔间通婚时可能出现的婚俗冲突。

孛儿只斤·铁木真（1162年5月31日（农历四月十六）—1227年8月25日），蒙古帝国可汗，尊号“成吉思汗”，意为“拥有海洋四方的大酋长”。世界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朝代在改变，中国古代妇女的地位是否也随着各种社会制度的转变而不断发生变化呢？我们准备从各个朝代的婚嫁习俗的变化入手，根据各个朝代遗留下来的诗歌、文章等资料，分析、研究中国古代妇女社会地位在不同的时代呈现出的不同的发展历程及表现。

（一）先秦时代——妇女再婚现象普遍存在，同时在儒家思想中已出现禁止再婚的言论。

1．夏商

中国商朝的妇女地位是很高的，夏朝在开国时还是母系氏族社会，其居住方式有两个特点：一是游牧性，二是从妻居。商代社会的婚姻是由多个父和多个母共娶，这也是典型的母系氏族社会。

2．周朝

中国妇女地位的下降是随着周朝或者儒教的出现而形成的。按照周礼的规定，男性贵族可以娶妾多人，但正妻只能有一个。《公羊传》上讲：“诸侯一娶九女，诸侯不再娶。”这个习俗在礼制上流传到后代。周朝时期，已婚妇女地位卑下，婚姻关系能否维系取决于丈夫的好恶。丈夫愿意维系，她是丈夫的附庸；丈夫不愿维系，就要被丈夫扫地出门。《诗经》中的一些诗，如以叙事为 主的《邶风•谷风》、《卫风•氓》，以抒情为主的，《邶风•日月》、《王风•中谷有蓷》，均为当时弃妇的悲戚之声。

3．春秋战国

春秋战国时代几百年间战争频仍、人口损失惨重，生产力的发展也需要更多的劳力，这使得婚姻所承担的繁衍人口任务更为重要。于是，连青年男女的私奔在当时都不被绝对禁止，孀妇再嫁自然就不成问题了。甚至在诸侯国君中，这种事都屡见不鲜。史载卫宣公和其继母私通，所生子长大后迎娶齐女，宣公见齐女貌美，竟劫夺来据为己有。《诗。邶风。新台》就是卫人讽刺宣公之作。宣公死后，其庶长子公子顽又迎娶宣姜，生子女多人，有二人后又继为国君。卫人又作《墙有茨》刺之。其贵为国君，竟然迎娶再嫁、三嫁之女，而且其后代并未受到歧视，可见此风俗的普遍。从现存的关于先秦时代法律规定的残存记载中，也未见有对妇女再婚作出限制之处。

（二）秦汉时代——限制再婚理论的进一步系统化和再婚行为的依然普遍存在。

1．秦朝

秦国自商鞅变法之后，贯彻法家思想，讲求国家利益至上，礼法道德传统相对受到忽视。秦代家庭立法中，妇女在某些方面可以和丈夫拥有平齐地位，如妇女可杀死通奸丈夫，丈夫殴妻与妻殴夫同等处罚，等等。反映在妇女再嫁的问题上，也就非常地宽容。从江陵张家山汉简中有关秦代法律的记载可以看出有“夫死而妻自嫁，取者勿罪”的规定。

2．汉朝

西汉武帝之后，儒学思想逐渐成为中国官方的正统思想。儒家所提倡的道德、礼法标准也就愈益发挥出自己的影响力，逐渐地成为社会主流的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两汉时的儒者和官僚发挥了先秦典籍中关于男尊女卑思想的表述，对妇女再嫁问题给出了道德上进一步否定的评价。班昭《女诫》中说：“男有再娶之意，女无再适之文。”以一个妇女的口吻对同性的自由作出严格限制，千百年来贻害深远。两汉时的统治者也开始旌表守节孀妇，汉宣帝就曾于神爵四年（前58年）给颖川一带的“贞妇顺女”奖励布帛。东汉以后，这种举动变得非常频繁。

不过，两汉时正统儒者的言论尚未完全拘束人们的社会行为。当时的成文法律没有明确地限制妇女再嫁。而实际生活中，妇女再婚的现象屡见不鲜。光武帝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守寡后，看上了有妇之夫宋弘，光武帝亲自替她作说客。东汉末年的著名文学家，蔡邕之女蔡琰（蔡文姬），先嫁河东卫中道、被掳入匈奴后与左贤王成亲，并生有子女，归汉后又嫁与董祀，先后改嫁两次。这样的身世并没有成为她一生的污点，相反她由于传奇的经历和文学上的才华被南朝人范晔收入了《后汉书。列女传》，这在一千多年之后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古诗《孔雀东南飞》叙述东汉建安年间的故事，刘兰芝不见容于婆母，其夫被迫出之，回到本家之后，马上就有众多提亲者找上门来，可见妇女再嫁、即使是被出妇女的再嫁，都不是羞耻之事。

《说文》云：“妻者，齐也”。这可以说是汉代人在夫妻关系上的一个格言。那时庶民百姓之家如果丈夫出门在外，那么妻子在家就可以自立门户，包括迎接宾客、宴饮宾客、出送宾客等活动，妇女可以与男子一样，参加社会交往。《汉乐府·陇西行》中说：“健妇持门户，亦胜一丈夫。”就是当时人对妇女参加社会活动的一种评价。汉代的妇女观较之前代是进步的。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法律规范的因袭前朝和社会舆论的由宽渐严

三国时代，由于连年战乱，人口锐减。为了生息繁衍，统治者对婚姻的要件给予了宽松的规定对于妇女再婚的问题，同样沿袭了汉代法律的宽松规定。《三国志》记载吴主孙权就曾纳丧偶妇女徐夫人为妃。魏文帝曹丕的皇后甄氏原为袁绍子袁熙之妻，袁绍被曹氏打败后，归于曹丕。

西晋统一全国后，礼教纲常曾在短时间内又有所抬头，晋武帝多次颁布诏令，禁止士庶为婚、严明嫡庶之别。对于孀妇改嫁问题，和东汉时的情形类似，官方意识形态中已经频繁赞扬守节的烈女，而民间改嫁的现象仍时有发生。大体来讲，在东晋、南朝的宋、齐两朝，以及北方的十六国、北魏时期，由于玄学的兴起，儒学处在相对低潮的发展阶段。反映在家庭法领域，妇女的地位略有提高。东晋时甚至出现了以女休夫的情形。至于妇女再婚，也较为普遍，刘宋朝的公主普遍和驸马不和，纷纷被皇帝准许离婚再嫁。南方到了梁代以后，儒家礼教开始重新兴盛，统治者对于贞节烈妇的宣传也开始升级。

在北方，即使是十六国和北魏初期的长期战乱时期，宣传妇女节义的论调始终不绝于耳。北周政府正式下达诏令，宣布“孝子、顺孙、义夫、节妇，表其门闾。”这也是效仿历史上汉、晋这些汉族政权的措施的一种举动。

（四）隋唐时期——盛世之下对妇女的束缚再次放松

隋唐时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由于北方异族文化和中原文化在这之前几百年间的交融，北方民族重视妇女地位、婚姻自由结合的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得以保留。因此，在隋代和唐朝初年，社会舆论和官方立法对妇女再婚的问题显得非常宽容。

具有北方民族血统的唐代皇室，在一言一行为天下垂范的情况下，自身对妇女的再婚曾经毫不在意。据《新唐书。公主传》的记载计算，唐代中前期的公主中改嫁者即有二十九人，其中有五人甚至三嫁。著名的襄城公主、太平公主，都曾改嫁。皇室如此，民间更是家常便饭，大儒生房玄龄、韩愈的夫人或女儿都曾改嫁。可见当时，“女无再嫁之文”的古训一定程度上被人们遗忘，即使是主张道德文章的正统知识分子们也不以改嫁为非。《旧唐书•列女传》记载：“楚王灵龟妃上官氏，王死，服终，诸兄谓曰：‘妃年尚少，又无所生，改醮异门，礼仪常范。’”这说明当时年轻又无子的孀妇改嫁，是社会的常例，“守节”说不定才是不正常的。与此相对应，男子，甚至是贵族男子娶再婚妇女，也不以为耻。众所周知武则天原为太宗才人，是正式的嫔妃，结果被高宗立为皇后。杨贵妃本是唐玄宗子寿王妃，却改嫁玄宗。这些在后人看来属于**的行为，却在唐代皇室中公开地存在。至于朝廷大员、知名人物，娶再嫁之妇更是司空见惯。另外，在唐代中前期，社会规范虽然没有大力提倡妇女守志，但妇女若自愿终身不再嫁，还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唐律疏议》在“夫丧守志而强嫁”条规定：“诸夫丧服除而欲守志，非女之祖父母、父母而强嫁之者，徒一年；期亲嫁者，减二等。各离之。”在疏议中解释到：“妇人夫丧服除，誓心守志，唯祖父母、父母得夺而嫁之。”不过，从条文来分析，其实女子守节是受很大限制的。在一个社会风气并不特别注重贞节的时代，父母、祖父母很可能逼迫女儿改嫁。

所以，有唐一代，尤其是中前期，女主临朝的事情屡见不鲜。高宗后武氏、中宗后韦氏、肃宗后张氏，都是掌握实权、炙手可热的政治女性。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由盛转衰，思想控制反而甚于从前。公主改嫁、母后临朝等情况都趋于绝迹了。

敦煌有些唐朝民间遗留下来的“放妻书”，具有普遍意义。过去，我们印象中有“七去之条”，写离婚书的时候，男人通常写一严正声明，就把妻子休了。但这里将“去妻”改为“放妻”，范本饱含深情，说感情不谐没办法维持，只好痛苦分手，现在把你放飞，希望以后能找到真正的幸福。这个事实证明男性已经放弃了俯视的姿态，两性关系趋于平等。

（五）宋元时代——法律条文的固定少动和礼教思想渐趋严酷下社会风气的改变

1．宋朝

由于程朱理学极力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在婚姻家庭制度方面，蔑视妇女的权益，甚至提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在理学的影响和长期渗透下，从宋初到南宋的几百年间，民间对于妇女再婚问题的舆论评价和社会风气本身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

宋初，仍乘唐代遗风，社会上妇女再嫁之风流行。皇室内部经过五代时的多年变乱，甚至连唐末制定的公主不得再嫁的规矩也不遵守。太祖之妹初嫁米福德，守寡后改适高怀德。社会名人中，大文学家范仲淹幼年丧父，随母改嫁，长大后才归宗。宋仁宗时颁布了类似唐宣宗当年的规定，宗室有子者的改嫁被禁止，但民间改嫁之风终北宋年间，未见式微。周敦颐、程颐等所宣传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类，在北宋当时影响并不很大，程颐的侄子亡故，媳妇也未能守节。但是，南宋以后，礼教之风渐趋严厉，一面有朱熹等不遗余力地推行，控制了知识分子的观念；另一方面，其在社会生活中也开始显出巨大的影响。在这以后，绝无皇室公主和亲王郡主多次下嫁的记载，一般的官宦人家之女，再婚的状况也逐渐减少。与之相对应的是，《宋史》、《元史》列女传中的节妇、烈女的记载与前代相比，大为增强。本来《列女传》这种体裁是刘向所创，范晔在《后汉书》中首次将其列入正史之中。早期几部史书所赞扬的列女系各个领域优秀的妇女，如拯救父亲的缇萦，文才卓著的蔡文姬、辅佐丈夫的乐羊子妻等，相当于一部“各行业出色妇女传”。但《宋史》之后，所谓列女几乎全都是保持贞操、不事二夫的节妇，当然有立志守节的，也有不堪匪徒凌辱、与之同归于尽的。总之，修史者认为妇女唯一值得旌表的品行就是坚守节操，其他的才能都是不值一提的。《列女传》成了地地道道的“烈女传”。

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本来与赵明诚为夫妇，恩爱美满，生活幸福。金兵的铁蹄踏碎了她悠闲的生活，南渡以后不久，赵明诚就去世了。李清照又改嫁给周汝舟为妻，婚后发现丈夫人品低劣，有违法行为、不堪共同生活。清照又告官检举其夫，其夫被法办。宋朝法律规定，妻告夫者，即使所告为实，也要“徒二年”。清照为友人救助，才免于身陷囹圄，并与其夫离婚。但是，李清照后半生的这段经历却往往被欣赏她才华的文人所隐去，可能是认为她的行为不大光彩，有损于冰清玉洁的形象吧。

2．元朝

元代北方民族盛行兄死，嫂改嫁于弟的习俗。元代时，该习俗不但在进入中原的蒙古人中继续存在，还进入了汉族居民的生活之中。《大元通制条格•户令》中记载了很多小叔收嫂的例子。叔嫂成亲，在汉族传统习俗中，本属于亲属间相奸，这是少数民族习俗对中原文化发挥影响的一个实例。嫂子改嫁小叔，不但在伦理上使汉族人难以接受，而且也产生了法律冲突。元代法律对于汉族男女婚姻继续了“有妻不更娶”、“守志者不得强制改嫁”等限制，而如果小叔原有妻又收嫂，在法律上就无所适从。基于此，元中期以后，对于收嫂给予了逐渐严格的限制，如：嫂仅订婚不收继、叔已有妻不收继、叔嫂年龄相差悬殊不收继等。而且，蒙古族风俗中还有一些其他的收继制度，象侄儿收养婶母、兄收养弟媳，因为和汉族传统礼教太不相容，不在汉族地区实行。

长期以来，儒者提倡是一回事，民间百姓的观念是另一回事。禁止妇女再嫁的思想向民间渗透得十分缓慢，顶多在贵族和士大夫中间蔓延。

（六）明清时代——法律和道德规范的愈发严厉和实际生活中再婚现象仍然存在

明清时代，我国的封建制度渐趋腐朽和没落。反映在社会风尚和道德规范上，两宋以来摧残人性的礼教的势力在继续扩张，对于妇女的生活自由和婚姻自由的压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残酷程度。

《大明律》首次将前代法典中关于妇女再婚问题的两条规定“居丧嫁娶”与“妇女守节而强嫁”浓缩到一条之中，不过处罚力度变轻。在唐宋“徒三年”的“居丧嫁娶”，改为“杖一百”，唐宋“徒一年”的父母、祖父母之外的人逼迫孀妇改嫁之罪，在《大明律》中仅“杖八十”。表面上看，明朝法律的规定甚至比唐代都要宽松。但是明朝的法律为了集中精力维持其王朝的统治，着重惩罚那些谋反、谋大逆等侵犯政权利益的行为，而对于婚姻之类的私事，则能宽就宽，不过多干预。即所谓“轻其轻，重其重”的原则。所以，处刑减轻未必就意味着在这个问题上，妇女可以享有更宽松的选择。

《大明律》中还首次明确规定了：“若命妇夫亡，再嫁者，罪亦如之（引者注：指上文所引关于居夫丧改嫁的规定），追夺并离异。”关于禁止官员妻子再嫁，早在隋文帝时就有规定，但不久就废除了。直到元至大四年（1311年）才又恢复。其理由解释为“妇人因夫子得封郡县之号，即与庶民妻室不同，既受朝命之后，若夫子不幸亡殁，不许本妇再醮。”《大明律》正式在成文法典中剥夺了有爵位的贵族之妇的再婚权。封建法律剥夺了无数普通群众的幸福，也没有给其维护者以任何照顾。

《大清律》对于强迫守志孀妇改嫁的问题，作了破天荒的新规定：“其夫丧服满，果愿守志，而女之祖父母、父母，及夫家之祖父母、父母强嫁之者，杖八十。期亲加一等。大功以下又加一等。”自古以来，父母、公婆是可以不顾孀妇的意愿，强行逼其改嫁，而不负任何法律责任的。清代的这一崭新规定，决不是为了尊重妇女的自由选择权，只不过因为当时鄙夷妇女再嫁之风，在民间已经根深蒂固。立法者经过考虑，认为维护纲常名教，阻止妇女改嫁的意义已经可以和同为封建伦理最高规范之一的家长对子女的绝对控制权相抗衡了。这一立法上的改变，是很值得注意的。

明清时代，封建的宗族势力有了进一步的增长，大量的乡规族约充斥着迫害妇女、剥夺妇女再婚权利的条款。在当时，国家制定法，尤其是民事规范，实施的效果是要打很大折扣的。在广大的乡村，宗族习惯法、地方习惯法实际上起着主要的调整功能。因此，妇女要想成功地再嫁，首先就要遇到极其强大的宗族势力的阻碍。

明清时代，统治者基于维护自身业已腐朽的制度的需要，不断强化对妇女守节的推崇和提倡。《内训》、《古今列女传》、《规范》等所谓女教读物铺天盖地，明清帝王都曾下过不少诸如此类的诏书、制文。从民间那密布的贞节牌坊和各地方志中守志一生、甚至殉夫从死的妇女大量的涌现，我们都能感受到广大妇女的不幸和封建礼教的残忍。

明清时代的一些文学作品，虽然不能据以作法制史的实证分析，但还是可以折射出许多当时的社会风尚、生活习惯，弥补正史记录的不足。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妇女再婚现象在文化水平较低的平民阶层中间，并不是极其困难，而仍然时有出现。如《红楼梦》中尤二姐、三姐之母，便是带着女儿改嫁到尤家的。但在广大农村，妇女再婚的问题恐怕不能得到类似宽容的待遇。不过，透过文学作品的记载，也使得我们了解了该问题的各个方面。

五、心得体会

从漫长的古代妇女地位的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母系社会中妇女地位在一段时间里受到一定程度的崇敬。但随着孔子男尊女卑思想的确立，儒家思想提出及妇女在婚嫁上的“三从四德”，到了其后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思想体现人们的重男轻女现象的日益严重。从一夫可多妻的再正常不过的现象，和孀妇再嫁这一问题却屡屡收到社会的舆论相对比，妇女地位一再地受到压迫。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及封建社会专制的变化妇女的地位也不断变化，在这个过程中，体现的是妇女对自由婚姻的追求，对地位提高的渴望。无论是儒家思想的提出，还是民间世俗的缘故，妇女地位低下随着世界的发展和进步脱离了低级的封建社会和对妇女的歧视，这体现在现代妇女的做为上，现代女性中出现了许多科学界、领导界的风云人物。

那么，造成女性不平等情况在中国古代如此普遍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想就是因为中国古代女性在经济上是不能独立的，也就是说，女性不能自力更生，需要依靠男性。所以男性对女性提出的不平等要求，女性不能反抗。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我想跟中国古代社会主要是农业社会有关。因为在农业生产中，女性由于体力所限，是不能有有效贡献的；此外在农业社会，农民大多并不富裕，娶老婆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娶了老婆就当作财产关在家里，生怕“丢失”。而进入现代社会，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解放女性生产力，另一方面知识经济的发展缩小了男女生产力差距。所以女性有机会参与社会生产生活，可以提出自己的要求，才有今天的男女平等。

我们认为，现代的男女平等是男性和女性一起构建和谐的社会，一起促进社会的发展。因此，女性应当自强自立、自尊自爱，扬长避短，用知识充实自己，积极参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等各方面建设。

如下：

首先，元朝不禁异族通婚。元至元八年（1271）二月，忽必烈颁布的圣旨条画中有一款：“诸色人同类自相婚姻者，各从本俗法；递相婚姻者以男为主，蒙古人不在此限。”

这里包括了三项准则：

第一，尊重各族的婚俗，各族的人自相婚姻，各从本俗法；

第二，以男子为中心，各族的人递相婚姻者，以男方婚俗为主；

第三，以蒙古人为上，他族男子与蒙古女子为婚，不必以男方婚俗为主。

其次，元代时候，蒙古贵族与平民不相通婚；贵族之间彼此嫁娶，称为“忽答”，即姻亲；此外，“安答”之间也互相嫁娶，结成“安答忽带”，即义兄弟姻亲关系。

有呀，不过大多地位并不太高，最多是贵妃清代的董鄂妃就是汉人元顺宗答剌麻八剌（即元世祖忽必烈之孙，真金太子的次子）初次成婚，被赐以汉族女子郭氏。这个郭氏是有来历的，并不是什么普通宫女，她出身名门，是唐代汾阳王郭子仪的后裔，她的父祖辈是威震中东，攻克巴格达，活捉哈里发，饮马地中海的中华战神郭侃。元世祖为什么要为孙女选一位汉族妃子呢？我估计是与真金太子有关，真金从小受过正统的儒家教育，精通汉蒙藏三种语言，对汉家文化有很深的造诣。也是蒙元皇室中最倾向汉化的人之一。为了安抚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九十的汉族人，用婚姻来巩固是非常合适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郭氏成了皇孙的妃子，看来两人关系还不错，不久郭氏就生了魏王阿木哥。

由于蒙元皇室的特殊规定，正妃应出自蒙古大族，郭氏虽然深受宠爱并且有子，但也不能成为正妃，只能是侧室。所以后来顺宗复纳弘吉剌氏答吉为正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