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结婚率和离婚率对比

全国各省离婚率出炉，平均离结率高达3933%1“中国人向来保守，结了婚就不会轻易离婚”是我们常听到的话，可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离婚率也逐年上升，越来越多夫妻选择离婚。据有关数据显示，我国自2013年开始结婚人数连年下降，而从2010年至2019年离婚率连年增长增长，2019年至2020年离婚率才有所下降。

2020年，官方统计的结婚登记人数共计81433万对，与2019年相比较减少了113万对，官方统计的离婚登记人数有81260万对，相较于2019年减少了3616万对。

2020年全国各省离婚率出炉，全国平均离结率高达3933%，这意味着全国每十对夫妻结婚的同时就有四对夫妻离婚。

2020年，我国吉林、黑龙江、辽宁三省的离结率位列全国前三，吉林省的离结率竟高达7151%，黑龙江省和辽宁省紧随其后分别是6716%和6583%，宁夏、甘肃、西藏三省的离结率位列倒数。

2020年，天津的离婚率最高的是天津、重庆、贵州，最低的是三个省份是广东、浙江、山西。

为什么近些年来会有这么多夫妻选择离婚呢？到底什么才是婚姻杀手？

首先，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生活琐事。在结婚之后，夫妻二人常常会因为观念不同引发各种生活琐事，而这些琐事往往会成为他们离婚的最大原因。

其次就是分居。因为工作的原因，很多夫妻都没有住在一起，两人分居时间过长会导致两人孤独，感情变淡，一旦没有感情支持一段婚姻很难有美好的结局。

还有一些人离婚是由于结婚前两人感情就薄弱，家庭暴力、赌博、性格差异、缺乏沟通、出轨、经济问题等都是导致夫妻离婚的原因。

全国各省离婚率出炉，平均离结率高达3933%2近日，多地发布2021年婚姻大数据，整体趋势为近五年结婚登记数量逐年下降、结婚年龄推迟，2021年离婚率降低明显。以江苏省为例，江苏省民政厅发布的“2021年江苏省婚姻登记大数据”显示，2021年，江苏省共结婚登记466947对，较2020年结婚登记总数下降516%。从年度趋势来看，近5年江苏省结婚登记量呈现逐年下降趋势。（2月20日中国新闻网）

全国多地发布2021年婚姻大数据显示，近五年结婚登记数量逐年下降、结婚年龄推迟，这样的数据确实令人堪忧。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在全面三孩政策下，结婚率却普遍逐年下降，可能会影响鼓励生育的实际效果，影响到未来人口的结构。笔者认为，“结婚率下降”是个值得重视的社会问题，既应当理性看待，各级政府部门也要积极采取应对措施，扭转这种对人口增长不利的局面。

结婚率下降，首要因素是人口的年龄结构。随着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和老龄化进展，结婚适龄人口的比重在相应减少，必然会导致结婚率的下降。从这个角度看，未来我国的结婚率还会进一步下降，短时间内较难逆转。其次，结婚率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由于经济发展与城市化，对结婚意愿有着“双重挤压”效应，更多的年轻人为了打拼事业而选择晚婚、晚育。以上客观存在的社会原因，在一定程度上拉低了结婚率。

然而，“结婚率下降”还有一些现实原因。其一，适龄男女婚恋观念发生转变，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他们为了追求婚姻质量，寻找另一半宁缺毋滥，自然会导致结婚年龄推迟。其二，结婚经济成本和负担较大，结婚不仅要有房有车，还有彩礼、置办婚宴等，少则花费数十万元，多则上百万元。面对如此巨大经济压力，不少年轻人结婚意愿降低，成为“恐婚一族”。其三，目前年轻人生活压力不低，一旦结婚成家，柴米油盐等生活琐事会牵扯很多时间和精力。一些年轻人想多一点自由时间，常常只谈恋爱不结婚。此外，年轻人生活方式和观念正在发生转变，如追求多样化生活，结婚和生育在部分年轻人眼里不再是必需品。

“结婚率下降”直接影响未来人口结构，对鼓励生育政策也有一定负面效应，应当引起政府部门及社会多方高度重视，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应对举措，纾解年轻人的诸多压力，让结婚率、生育率回归到合理的水平。比如延长带薪婚假时间；凭结婚证可享受一次性购房优惠；倡导节俭文明婚礼新风，鼓励参加公益集体婚礼，遏制巨额彩礼、大操大办婚礼等陋习；政府出台奖励生育政策，并在孩子幼托、医疗、教育等方面加大投入，让结婚的年轻人“生得起”“养得起”，等等。当年轻人觉得结婚生子没有多大压力时，他们会更加“爱结婚”“爱生育”。

全国各省离婚率出炉，平均离结率高达3933%3在我国关于婚姻有着很多美好的词汇，例如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等等。婚姻是两个人因为相爱而选择相伴余生，但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却有不少人选择了离婚，我国的离婚率在全球范围都算是比较高的。

根据近几年的报道，在我国发达的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离婚率一直居高不下，甚至还有人调侃，没有超过平均水平的离婚率，都算不上好的城市。

虽然城市的经济水平，并不依据离婚率来判断，但这可以看出，过高的离婚率已经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

那么今年的离婚率，究竟高到了什么程度，才迎来如此多的人调侃呢？我们可以从下面的数据进行深入分析。

首先是2020年，根据相关报道，仅仅在这一年我国就有4339万对夫妻解除了关系，虽然与比2019年相比，减少了3616万对。但之所以出现离婚率下降的原因，只是因为疫情太过严重。很多人在离婚和自身安全中，还是更注重健康问题。

很多家庭关系有问题的夫妻，在2020年时都选择了暂时放下彼此的冲突，一同对抗疫情，这样的经历也修复了不少的家庭关系，很多夫妻也因此选择了不离婚。

但在今年，积极防控的效果已经显现出来，离婚率又悄然升高。2021年最新的离婚数据显示，离婚率总人数占据结婚率总人数的23%。其中北京作为我国的中心城市，离婚率也十分拔尖，达到了39%上下。

根据公布的数据来看，一线城市的离结率依然呈现上涨的趋势，而让人意外的是，部分三四线城市，竟然也呈现离婚率升高的势头，甚至超过了不少一二线城市。

其中以吉林最为明显，随着我们国家经济重心向南方转移，吉林东北等地的发展势头就已经远不如从前了。但在这次调查中，吉林的离结率稳稳占据第二名，碾压了其他城市。

对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不少专家都给出了自己的专业意见，其中最让人能够信服的理由，便是由于大量东北青壮年外出务工，导致了一些夫妻分居两地，感情出现问题。

毕竟外出务工的时间往往都很长，最少都是整整一年。夫妻双方这么长时间没见面，生活中也没有办法相互帮助，这样的状态，很多人都没法接受，自然也就会使彼此感情出现问题。

在全国离婚率普遍偏高的情况下，有一个城市却表现得十分稳定。海南作为我国人均GDP全国排名第19位的城市，离婚率只有1667%。

对于这种情况，不少人都很是不解，为什么全国离婚率都高的情况下，海南还能保持这样出众的表现，难道海南人真的生活如此幸福吗？

根据专家的分析，事实或许正相反。在海南部分地区贫富差距十分大，很多收入微薄的人群因为传统观念影响，不会轻易产生离婚的想法，所以才使离婚率如此低。

对于离婚率过高这个社会问题，国家也开始重视了起来，正在想办法积极控制，但毕竟感情是两个人的事，即使是国家也没有干预的权利，所以只是在离婚的流程上，多加了一个“离婚冷静期”。

这样的措施在减少离婚率上，起到了很大程度的缓冲效果，不少因为一时冲动而选择离婚的人，都在冷静期里重新正视了自己的感情。

其实很多人选择离婚，都只是因为一些生活琐事，甚至某句话说得不对，而激化了矛盾，才会在冲动下说出离婚的言语。

而当夫妻二人冲动离婚之后，往往会产生愧疚和后悔的想法，但都因为不想先低头的原因，而遗憾错过。

所以国家综合考虑推出了冷静期的政策，对选择要离婚的夫妻强制分开一个月，各自好好冷静思考一下。这样的措施推出后受到了不少人的欢迎，毕竟婚姻不是儿戏，确实应该慎重考虑。

同时我国近年的离婚率也比之前明显下降了不少，虽然还没有达到最理想的状态，但已经证明了冷静期是有效的。

要知道，离婚这件事有些时候不仅仅关乎个人的家庭，对社会经济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国外一家机构就对此进行了调查，通过分析发现，离婚率比较低的城市，人们往往都更加幸福，犯罪率也比较低。并且，对于经历过父母离婚的孩子来说，大部分都会面临父母各自重组家庭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对孩子来说，无疑是不公平的。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零四十六条结婚应当男女双方完全自愿，禁止任何一方对另一方加以强迫，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加以干涉。

第一千零四十七条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二十二周岁，女不得早于二十周岁。

第一千零四十八条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禁止结婚。

第一千零四十九条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应当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结婚登记。符合本法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完成结婚登记，即确立婚姻关系。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

第一千零五十条登记结婚后，按照男女双方约定，女方可以成为男方家庭的成员，男方可以成为女方家庭的成员。

第一千零五十一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

（一）重婚；

（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

（三）未到法定婚龄。

中国3000万男性难结婚数据解读如下：

男比女多3000万在特定年龄成立，但“3000万男性难结婚”结论相对粗糙，有一定误导性。首先，根据七普结果，在30岁以下年龄段（以2020年七普时点计），男性人口确实比女性人口多出3000万。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6岁及以上分年龄性别的详细数据在《中国统计年鉴2021》公布了七普口径的按年龄和性别分的人口数。用这张表的原因，是它提供的分年龄分性别的数据最为直观。

把0-29岁年龄组拆成90后、00后和10后，就直观得多，他们的数量和性别比分别是：90后男87838265万/女78950742万，性别比11126，男比女多8887523万。00后男84660133万/女73280001万，性别比11553，男比女多11380132万。

10后男88986789万/女79141155万性别比11244，男比女多9845634万综合一下就是：90后、00后与10后男261485187万/女231371898，性别比11302，男比女多30113289万所以结论非常清楚：如果把年龄条件设置在0-29岁，这部分人群的性别比是11302，确实出现男比女多30113289万。

但是，0-29岁在年龄上差了一代人，他们并不会同时进入适婚年龄。由限定年龄组得到累计的男比女多3000万人的结果，推导出3000万男性难结婚，有一定误导性，容易使人误以为现在同时有3000万“过剩”的男性汲汲于结婚成家而不得。实际上，在目前的适龄段，男比女只多出900万。

另外，要认识到因性别比失衡导致一部分男性无法成婚导致的真正的问题——不是要借这个话题催谁（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结婚，而是必然要面对的社会影响。

一些人说，这种话题是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催男性结婚。其实“一部分适龄男性结婚难”，并不是要催大家赶紧结婚，因为性别比失衡是刚性问题，无法通过催婚解决。而这种刚性问题，带来的负面影响，却是社会要一起承受的——远不是一部分“只是农村男人结不了婚，与我何干”的带有社会达尔文意味的言论所能简单概括。

我们要知道，即使性别比不失衡，农村大龄（甚至适龄男性）结婚难甚至无法成婚都是个普遍性问题，而性别比失衡加剧了这个局面。

有以下三个事实：

迄今为止的婚姻大多是“上迁婚”模式，使得经济条件弱势的男性结婚难；适婚群体性别比失衡，适婚年龄段人口性别比正在持续攀升，加剧了经济条件弱势男性的婚姻挤压；相关方面已经有不少研究，但就如前面所说，这是一个刚性问题，难以妥善解决。

一、“上迁婚”模式——经济条件弱势男性结婚难

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小农经济时代，因此形成了表面上门当户对、实则多数为上迁婚的婚姻模式，实际中的大部分婚姻实际上是男性家庭经济条件更有优势，真正意义上的平嫁平娶还是少数。

另外，七普显示中国流动人口已经达到376亿，依然停留在农村中的适婚男性自然难以匹配到已经习惯城市生活的女性。以上因素就决定了以“农村男”和“城市女”为典型代表的两性群体面临着婚姻挤压。

“农村剩男”群体和“城市剩女”群体带来的影响不太一样。“城市剩女”往往是出于自身意愿晚婚或不愿走入婚姻，而“农村剩男”群体更多的是无可奈何。

以个人视角得到的周边的样本，往往具有均质性，代表性较弱，且样本量太小，不具备说服力。根据一篇发表于2020年的论文，“农村人口对家庭的经济依赖可能更多，父辈更高的职业阶层对其成婚仍旧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专业研究者考虑的因素远比在知乎这样的更多由非专业者组成的论坛里提及的要多得多，感兴趣的可以根据下方链接获取全文。值得注意的是，在性别比相对均衡的地区，大龄男青年和大龄女青年结婚难的现象同时出现。

直观地说明在事实上的普遍的上迁婚的婚姻模式和社会发展阶段，部分人群确实面临择偶相对困难的局面。其中“剩男”部分面临的问题更加严峻，他们并不是不愿意选择，而是没有选择。

二、适婚群体性别比失衡，经济条件弱势男性面临更大的婚姻挤压

前面我们已经明白，即使不考虑性别比失衡问题，男性和女性群体都面临一定的婚姻挤压，出现“剩男”和“剩女”，但面临挤压的原因不同。如果考虑性别比失衡问题，经济条件弱势的“剩男”面临的婚姻挤压就会更严重。经济条件弱势男性承受的婚姻挤压，在现阶段集中表现为天价彩礼、婚姻诈骗和人口拐卖。

光明日报在一篇文章中直言不讳地指出，过去到现在一段时间以来的性别比失衡是造成农村男性结婚困难和现在天价彩礼与婚姻诈骗等问题的重要原因，且性别比正在持续攀升：农村“剩男”现象则是更加棘手的社会问题。“出生性别比”偏高困扰中国多年，从1990年开始，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高出正常范围（103～107），于2004年达到峰值121（即新生儿中每100个女婴对应着121个男婴）。

此后，各级政府加大了对非法鉴定胎儿性别和性别选择性终止妊娠的处罚力度，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逐渐下降到略高于正常范围的水平。然而，20～30年前的出生性别比问题正在当下转化为越来越严重的婚姻挤压问题。根据测算，适婚年龄段人口的性别比正在持续攀升，20-30岁人口的性别比已经达到111，到2030年将达到115。

这意味着，超过10%的青年男性将成为“剩男”，数量或达3000万至5000万之巨。受婚姻匹配梯次结构的影响，农村大龄男性青年的婚姻竞争将明显加剧，农村的巨额彩礼现象也就不足为奇，并连锁引发妇女拐卖、婚姻诈骗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光明时评：婚姻挤压下，“剩男”“剩女”何去何从。

光明日报的描述是比较笼统的，但我们从人口普查资料中可以详细地看到历年出生人口的性别比。七人普详细统计资料暂未公布，不过好在现阶段的婚龄人口在2010年六普时年龄也不算小，每年出生人口的性别比可以查看六普统计资料的。

比如2000年生人的性别比为11823，2010年生人的性别比为11796，而2020年出生人口的性别比是1113。这就表明，即使所有人都选择进入婚姻，部分年份生人中的男性在进入婚龄后也会发现面临较大的性别比错配的压力，对于各方面条件相对弱势的农村男性来说结婚的难度就更大。

三、已有不少相关研究，但开不出有效药方

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结婚难（人口领域对这种现象进行描述的专业名词叫做“婚姻挤压”）问题已经有人做过研究了，研究地域是与广西人文地缘很接近的贵州，题为《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婚姻挤压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贵州5县市实地调查》。

该文章发表在《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20年06期上。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婚姻挤压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贵州5县市实地调查-《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给出的结论和建议，实际上还是改变不了以下现实，即：

在男比女多和普遍高嫁低娶的现实下（附带一夫一妻的现代婚姻制度），已经注定有一部分男性和女性要与婚姻无缘。如果进一步考虑性别比失衡问题，那么经济条件弱势男性面临的婚姻挤压更甚。

需要注意，现在的筛选模式是经济条件，因此很多人可能将问题简单化，认为大幅缩小贫富差距就会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婚姻挤压问题，这个思路是不正确的。因为婚姻挤压问题与性别比失衡问题都是刚性问题，经济条件无法筛选时，还会有新的筛选条件产生。

实际上这一点远比大家高喊的房价问题贫富差距问题要悲情——在特定的年龄段，总会有相当一部分男性成为想结婚而不得（注意，不是自愿单身）的“受害者”，并且00后和10后将面临的婚姻挤压问题要更甚于90后。

一旦有结婚意愿但无法实现的男性形成一定规模，就会造成社会问题。在历朝历代，连鼓励带强制式的“催婚”，除了快速恢复或增长人口的意图以外，还有尽快使民众组建家庭结构以促进社会稳定的考虑。如果大量个体游离在家庭结构以外，产生的影响就不会只是局限在他们自身。

这位知友，为什么中国男性越来越多，女性越来越少？国务院1月25日印发的《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和国家卫生计生委2月6日印发的《“十三五”全国计划生育事业发展规划》给出了一致的回答：这都是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惹的祸。

3000万“剩男”从何而来

“我国已经历近30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且持续攀升过程，如此累积的结果是，未来30年内，逐步进入适婚年龄的男性将比女性多出近3000万人，矛盾或将集中爆发。”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由于重男轻女观念的影响，中国男多女少的情况一直存在。没想到的是，最近几年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末，中国大陆男性人口70414万人，女性人口67048万人，男性比女性多出3366万人，总人口性别比为10502（以女性为100），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351。另据统计，“80后”非婚人口男女比例为 136比100，“70后”非婚人口男女比则高达206比100，男女比例严重失衡。

中国适婚人群为什么会出现异常的性别比失衡现象？“根本原因在于出生性别比的长期失衡，这已经成为一个相当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说。

出生人口性别比也叫婴儿性别比，正常情况下，每出生100个女孩，相应会出生103—107个男孩。由于男孩的死亡率高于女孩，到了婚育年龄，男女数量趋于均等。因此，联合国设定的正常值为103—107。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翟振武给出了两个原因：一是强烈的男孩偏好，特别是在农村地区，追求生男孩的观念一直存在。二是现代技术条件的发展，使得生男孩变得容易。他说，小型化、现代化的超声波检测技术，能够在女性怀孕14周到16周时检测出是男孩还是女孩。这使得很多想生男孩的家庭更容易实现愿望，如果检测出是女孩，很多家庭会选择让孕妇人工流产。

正是因为超声波技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后的发展，再加上传统的男孩偏好观念，造成了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程度高、持续时间长、波及人口多的现状。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最高时达到1212，有些省份甚至达到了130。

“出生人口性别比过高，造成的一个最大的社会问题是‘剩男危机’或‘光棍危机’。”翟振武说，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每年持续出现全国范围的出生男婴数多于女婴数的情况，以此逐年累积，按照估算，未来30年内，逐步进入适婚年龄的男性将比女性多出近3000万人。另外，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领导的课题组向本报记者提供的预测数据，2020年，35岁至59岁的未婚男性在1500万左右，2050年接近3000万。

2010年，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在对全国28个省份共计369个行政村进行调查后，发布了《百村性别失衡与社会稳定调查技术报告》。报告预测，2013年后，中国每年适婚男性过剩人口在10%以上，平均每年约有120万男性找不到初婚对象。

“除非这些适婚男性都选择与比他们年龄大的女性结婚，否则，如果他们都在自己年龄段内及其以下的年龄段找对象，中国未来就会多出接近3000万‘剩男’来。”翟振武说，这还是以正常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为前提。如果今后出生人口性别比下降幅度缓慢，中国的“剩男”数量还会增加。

“剩男危机”“危”在何处

“‘丁男’沉积在低文化、低收入的贫困阶层，将加剧中国经济与社会的不平等问题，同时还会威胁中国的人口生态安全。”

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表示，性别失衡问题将是影响中国人口结构均衡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隐患。

“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偏高引发的社会问题已由隐性走向显性，最直接的影响是引发‘婚姻挤压’现象。”王广州领导的课题组承担了国家卫计委委托的“单独二孩”、“全面二孩”政策影响预判研究工作。他解释说，“婚姻挤压”的通俗理解就是有一部分人娶妻难或者说会打光棍。

王广州提供的1990年、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调查数据显示，中国35岁到59岁的男性人口未婚的比例大概在4%左右，“如果一个男性到59岁还没结婚，基本上就属于终身未婚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因为女性终身未婚的比例大概不到3‰。”

什么样的人会存在婚姻被挤压的情况？王广州分析，受教育程度低的男性往往首当其冲。1990年，35岁到59岁的、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未婚男性占未婚男性总数的127%。2010年，这个比例接近15%。

此外，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男性也可能成为“剩男”。有社会学者按照“嫁高娶低”、“男高女低”的社会观念总结了一种梯度婚配模式。如果以甲、乙、丙、丁等表示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进行排序，按照该模式，甲男配乙女、乙男配丙女、丙男配丁女，最后剩下的是甲女和丁男。然而，和“剩女”多为个人选择不同，“剩男”是被动单身。按照《百村性别失衡与社会稳定调查技术报告》，受到婚姻挤压的“剩男”或者“丁男”更多地集中在西部地区文化水平低、收入少的男性上。

“剩男问题的实质是经济与社会的不平等问题。农村贫困地区、贫穷家庭以及城乡的贫弱男性具有较高的陷入‘光棍危机’的风险。”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陆益龙对本报记者说，人口性别结构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婚姻市场，但更关键的影响因素是经济、社会与文化因素，“这些因素会刺激并加剧落后地区天价彩礼、拐卖妇女、买卖婚姻、性犯罪现象的发生”。

此外，王广州非常担心的一个问题是，女性“赤字”和低生育率将进一步减少人口总量和适龄劳动人口规模，并加速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

有社会学家认为，10至20年后，男性劳动力过剩和“就业性别挤压”将日益严重，男性就业竞争压力更大，女性将更难就业。从长远看，光棍的自身养老及其父母养老也是一大问题。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认为，“剩男危机”的深远危害，不亚于20世纪中叶的人口膨胀。

“治标”不易，“治本”如何破题

“如果未来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下降缓慢，不排除会对生育政策进行进一步调整；要扭转重男轻女观念，关键是提高城镇化、工业化、教育水平。”

为了遏制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的现状，2002年11月，《关于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的规定》颁布施行，对胎儿性别鉴定予以明确规范禁止。从2009年起，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整体呈下降趋势。从2011年开始，国家计生委、公安部、卫生部等联合开展整治“两非”专项行动，使得该类案件高发态势得到初步遏制。

在翟振武看来，由于现有制度不完善和检测技术发展，胎儿性别鉴定越来越容易，检测双方的“你情我愿”也增加了有关部门的对“两非”的监管难度。

王广州对此提出3点建议，一是加强国家和地方立法工作，为查处“两非”、保障妇女权益提供法律依据。二是建立出生性别比治理联动机制，加强卫生计生、药监、公安等部门合作，通过“全国一盘棋”的联防群治进行综合治理。三是搭建数据共享平台，建立出生性别比预警机制。他特别强调，要强化统计监测在综合治理工作中的基础地位，明确卫生计生、公安、统计、教育、民政等部门的数据统计职责，最终实现人口数据的跨部门共享和预警监测。

2013年末，中央提出“单独二孩”政策，2015年提出“全面二孩”政策，对降低出生人口性别比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王广州分析，一部分第一孩是男孩的家庭，第二孩更愿意生女孩，或者对孩子的性别已不那么在意，相对而言，更多的女孩能被生下来。

不过，有人口学家同时表示，如果未来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下降幅度缓慢，不排除会对生育政策进行进一步调整。

“从人口发展规律来看，出生人口性别比下降到一定程度以后，继续下降的难度更大。”翟振武说。根据《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设定的预期目标，到2020年，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小于等于112，到2030年稳定在107。也就是说，即便一切顺利，离出生人口性别比恢复正常的时间还有13年。接下来，中国社会不仅要消化因前30多年高出生人口性别比而累积的老剩男，还要面对未来13年可能产生的新剩男问题。

更多专家指出，要实现这个预期目标，扭转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真正提高女性社会地位、实现男女平等是治本之策。

2003年4月，“关爱女孩行动”启动；2013年，“圆梦女孩志愿行动”启动……这些活动旨在通过对贫困地区农村女孩一对一的长期公益性帮扶，唤起全社会对女孩的关注。

“目前男女平等的观念还很薄弱，男娶女嫁、从夫居、传宗接代等传统观念要随着城镇化、工业化、教育水平的提高才能逐步改变。”翟振武说，对于性别失衡的重灾区农村，各级政府应该加快提高农村生产力水平，走机械化、现代农业之路，减轻因强度体力劳动而产生的男孩偏好。同时，还需要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制度、养老体系建设、女性就业平等等制度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