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称「中国 3000 万男性难结婚」,如何解读这一数据?

中国3000万男性难结婚数据解读如下：

男比女多3000万在特定年龄成立，但“3000万男性难结婚”结论相对粗糙，有一定误导性。首先，根据七普结果，在30岁以下年龄段（以2020年七普时点计），男性人口确实比女性人口多出3000万。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6岁及以上分年龄性别的详细数据在《中国统计年鉴2021》公布了七普口径的按年龄和性别分的人口数。用这张表的原因，是它提供的分年龄分性别的数据最为直观。

把0-29岁年龄组拆成90后、00后和10后，就直观得多，他们的数量和性别比分别是：90后男87838265万/女78950742万，性别比11126，男比女多8887523万。00后男84660133万/女73280001万，性别比11553，男比女多11380132万。

10后男88986789万/女79141155万性别比11244，男比女多9845634万综合一下就是：90后、00后与10后男261485187万/女231371898，性别比11302，男比女多30113289万所以结论非常清楚：如果把年龄条件设置在0-29岁，这部分人群的性别比是11302，确实出现男比女多30113289万。

但是，0-29岁在年龄上差了一代人，他们并不会同时进入适婚年龄。由限定年龄组得到累计的男比女多3000万人的结果，推导出3000万男性难结婚，有一定误导性，容易使人误以为现在同时有3000万“过剩”的男性汲汲于结婚成家而不得。实际上，在目前的适龄段，男比女只多出900万。

另外，要认识到因性别比失衡导致一部分男性无法成婚导致的真正的问题——不是要借这个话题催谁（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结婚，而是必然要面对的社会影响。

一些人说，这种话题是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催男性结婚。其实“一部分适龄男性结婚难”，并不是要催大家赶紧结婚，因为性别比失衡是刚性问题，无法通过催婚解决。而这种刚性问题，带来的负面影响，却是社会要一起承受的——远不是一部分“只是农村男人结不了婚，与我何干”的带有社会达尔文意味的言论所能简单概括。

我们要知道，即使性别比不失衡，农村大龄（甚至适龄男性）结婚难甚至无法成婚都是个普遍性问题，而性别比失衡加剧了这个局面。

有以下三个事实：

迄今为止的婚姻大多是“上迁婚”模式，使得经济条件弱势的男性结婚难；适婚群体性别比失衡，适婚年龄段人口性别比正在持续攀升，加剧了经济条件弱势男性的婚姻挤压；相关方面已经有不少研究，但就如前面所说，这是一个刚性问题，难以妥善解决。

一、“上迁婚”模式——经济条件弱势男性结婚难

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小农经济时代，因此形成了表面上门当户对、实则多数为上迁婚的婚姻模式，实际中的大部分婚姻实际上是男性家庭经济条件更有优势，真正意义上的平嫁平娶还是少数。

另外，七普显示中国流动人口已经达到376亿，依然停留在农村中的适婚男性自然难以匹配到已经习惯城市生活的女性。以上因素就决定了以“农村男”和“城市女”为典型代表的两性群体面临着婚姻挤压。

“农村剩男”群体和“城市剩女”群体带来的影响不太一样。“城市剩女”往往是出于自身意愿晚婚或不愿走入婚姻，而“农村剩男”群体更多的是无可奈何。

以个人视角得到的周边的样本，往往具有均质性，代表性较弱，且样本量太小，不具备说服力。根据一篇发表于2020年的论文，“农村人口对家庭的经济依赖可能更多，父辈更高的职业阶层对其成婚仍旧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专业研究者考虑的因素远比在知乎这样的更多由非专业者组成的论坛里提及的要多得多，感兴趣的可以根据下方链接获取全文。值得注意的是，在性别比相对均衡的地区，大龄男青年和大龄女青年结婚难的现象同时出现。

直观地说明在事实上的普遍的上迁婚的婚姻模式和社会发展阶段，部分人群确实面临择偶相对困难的局面。其中“剩男”部分面临的问题更加严峻，他们并不是不愿意选择，而是没有选择。

二、适婚群体性别比失衡，经济条件弱势男性面临更大的婚姻挤压

前面我们已经明白，即使不考虑性别比失衡问题，男性和女性群体都面临一定的婚姻挤压，出现“剩男”和“剩女”，但面临挤压的原因不同。如果考虑性别比失衡问题，经济条件弱势的“剩男”面临的婚姻挤压就会更严重。经济条件弱势男性承受的婚姻挤压，在现阶段集中表现为天价彩礼、婚姻诈骗和人口拐卖。

光明日报在一篇文章中直言不讳地指出，过去到现在一段时间以来的性别比失衡是造成农村男性结婚困难和现在天价彩礼与婚姻诈骗等问题的重要原因，且性别比正在持续攀升：农村“剩男”现象则是更加棘手的社会问题。“出生性别比”偏高困扰中国多年，从1990年开始，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高出正常范围（103～107），于2004年达到峰值121（即新生儿中每100个女婴对应着121个男婴）。

此后，各级政府加大了对非法鉴定胎儿性别和性别选择性终止妊娠的处罚力度，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逐渐下降到略高于正常范围的水平。然而，20～30年前的出生性别比问题正在当下转化为越来越严重的婚姻挤压问题。根据测算，适婚年龄段人口的性别比正在持续攀升，20-30岁人口的性别比已经达到111，到2030年将达到115。

这意味着，超过10%的青年男性将成为“剩男”，数量或达3000万至5000万之巨。受婚姻匹配梯次结构的影响，农村大龄男性青年的婚姻竞争将明显加剧，农村的巨额彩礼现象也就不足为奇，并连锁引发妇女拐卖、婚姻诈骗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光明时评：婚姻挤压下，“剩男”“剩女”何去何从。

光明日报的描述是比较笼统的，但我们从人口普查资料中可以详细地看到历年出生人口的性别比。七人普详细统计资料暂未公布，不过好在现阶段的婚龄人口在2010年六普时年龄也不算小，每年出生人口的性别比可以查看六普统计资料的。

比如2000年生人的性别比为11823，2010年生人的性别比为11796，而2020年出生人口的性别比是1113。这就表明，即使所有人都选择进入婚姻，部分年份生人中的男性在进入婚龄后也会发现面临较大的性别比错配的压力，对于各方面条件相对弱势的农村男性来说结婚的难度就更大。

三、已有不少相关研究，但开不出有效药方

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结婚难（人口领域对这种现象进行描述的专业名词叫做“婚姻挤压”）问题已经有人做过研究了，研究地域是与广西人文地缘很接近的贵州，题为《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婚姻挤压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贵州5县市实地调查》。

该文章发表在《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20年06期上。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婚姻挤压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贵州5县市实地调查-《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给出的结论和建议，实际上还是改变不了以下现实，即：

在男比女多和普遍高嫁低娶的现实下（附带一夫一妻的现代婚姻制度），已经注定有一部分男性和女性要与婚姻无缘。如果进一步考虑性别比失衡问题，那么经济条件弱势男性面临的婚姻挤压更甚。

需要注意，现在的筛选模式是经济条件，因此很多人可能将问题简单化，认为大幅缩小贫富差距就会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婚姻挤压问题，这个思路是不正确的。因为婚姻挤压问题与性别比失衡问题都是刚性问题，经济条件无法筛选时，还会有新的筛选条件产生。

实际上这一点远比大家高喊的房价问题贫富差距问题要悲情——在特定的年龄段，总会有相当一部分男性成为想结婚而不得（注意，不是自愿单身）的“受害者”，并且00后和10后将面临的婚姻挤压问题要更甚于90后。

一旦有结婚意愿但无法实现的男性形成一定规模，就会造成社会问题。在历朝历代，连鼓励带强制式的“催婚”，除了快速恢复或增长人口的意图以外，还有尽快使民众组建家庭结构以促进社会稳定的考虑。如果大量个体游离在家庭结构以外，产生的影响就不会只是局限在他们自身。

2022年半年度全国共有3732万对新人办理结婚登记，同比下降1042%;1012万对夫妻登记离婚，同比增加476%。

      近日，民政部发布了2022年2季度结婚数据。

      《结婚产业观察》根据公布的数据整理:2022年半年度全国共有3732万对新人办理结婚登记，同比下降1042%，较2020年同期还减少147万对;1012万对夫妻登记离婚，同比增加476%。

      2021年，中国共办理结婚登记7636万对。这是在2019年跌破1000万对、2020年跌破900万对后，又跌破800万对，同时也成为民政部自1986年开始公布结婚登记数据以来的历史新低。

      知乎上一位人口数据研究者预计，按照目前趋势，2022年全年结婚对数在700万对左右。

      结婚登记人数缘何不断下降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是年轻人数量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80后(1980-1989年出生人口，依此类推)、90后、00后人口分别为223亿人、21亿和163亿，整体呈不断下降趋势。

      其次是适婚人口男多女少。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40岁男性人口比女性多1752万人。

      第三是养育成本过高。《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2版》显示中国0-17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几乎是世界最高的。

      除此之外，还有城市高房价和农村高彩礼;社会竞争激烈，就业压力大;年轻一代的婚姻观念发生改变等因素影响。

      结婚登记人数下降的同时，中国人平均初婚年龄也在不断上涨。

      根据《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2020年，中国人平均初婚年龄涨到了2867岁，其中，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为2938岁，女性为2795岁。而2010年中国人平均初婚年龄为2489岁，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为2575岁，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为24岁。

      也就是说，10年间，平均初婚年龄推后了近4岁。其中，男性平均初婚年龄推后了363岁、女性平均初婚年龄推后了395岁。

      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指出，结婚登记数量下降背后是晚婚、不婚和独居，这并非新现象，而是人口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世界各国都经历过类似情况。

      从中国现实情况来看，初婚年龄推迟、适婚人口总量减少，是影响结婚人口数量的基础性因素。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结婚人数逐年减少，将结婚市场将迎来了更大的竞争。如何抢占“更少”结婚人群的“更多”消费选择，是每一个结婚企业都需要面临的问题。

      随着年轻消费人群需求的不断提升，不存在一种婚企可以满足绝大部分人的需求，这个产业必然也会随之升级，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各样的细分婚礼市场:一站式婚礼会馆市场、婚礼酒店市场、海外婚礼市场、婚庆用品市场、婚礼全球旅拍等，新的业态模式必然会出现。

1568万对。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截至2023年2月15日，全国22年的新婚夫妇约为1568万对，离婚夫妇约为387万对，结婚，法律上称为婚姻成立。是指配偶双方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确立配偶关系的民事法律行为，并承担由此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及其他责任。

截止2022年12月8日，2022年一季度，全国结婚登记人数为2107万对。

《结婚产业观察》根据公布的数据整理：2022年1季度共有2107万对新人登记结婚。

2022年的结婚人数再创新低。去年只有700多万对，创下36年的新低。

2022年的结婚率是58‰，生育率是752‰

2000—2020年全国结婚率数据呈“先升后降”趋势。2020年结婚率58‰，相比2013年最高点99‰下降了414％。与此同时，离婚率则从2000年096‰上升至2020年31‰，最高点2019年340‰相比最低点2002年09‰，飙升近3倍。

结婚率是指一年内结婚对数与当年平均人口数的比率。计算公式是：结婚率＝（某年登记结婚对数/当年平均人口数）×1000‰。中国结婚率迎来20年来最低点，初婚年龄大幅推迟，有的地区已经推迟至男35岁、女33岁。

结婚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1、适龄男女婚恋观念发生转变，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他们为了追求婚姻质量，寻找另一半宁缺毋滥，自然会导致结婚年龄推迟。

2、结婚经济成本和负担较大，结婚不仅要有房有车，还有彩礼、置办婚宴等，少则花费数十万元，多则上百万元。面对如此巨大经济压力，不少年轻人结婚意愿降低，成为“恐婚一族”。

3、目前年轻人生活压力不低，一旦结婚成家，柴米油盐等生活琐事会牵扯很多时间和精力。一些年轻人想多一点自由时间，常常只谈恋爱不结婚。此外，年轻人生活方式和观念正在发生转变，如追求多样化生活，结婚和生育在部分年轻人眼里不再是必需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