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尼采所处时代社会大环境及背景（十九世纪末期）

早年（1844—1869）

弗里德里希·尼采尼采在1844年10月15日生于接近莱比锡的洛肯（Röcken）小镇，当时那里隶属普鲁士的萨克森管辖。他的名字来自于当时正值49岁生日的腓特烈·威廉四世国王，这个巧合被他的父母视为是一个好预兆，不过后来尼采放弃了“威廉”这个名字[1]。尼采的父亲卡尔·路德维希（1813-1849）是路德教派的牧师和教师，母亲是法兰齐斯卡娜·奥勒尔（1826-1897），双亲在1843年结婚。他的妹妹伊丽莎白在1846年出生，小弟路德维希·约瑟夫则在1848年出生。尼采的父亲因脑软化症而在1849年去世，两年后他的弟弟也去世了。1850年尼采全家搬迁到萨勒（Saale）河畔的瑙堡（Naumburg），与尼采的祖母和父亲的两名未婚姊妹共同生活，由于他的母亲终身未改嫁，因此尼采几乎在一个充满女性的环境中成长。在祖母于1856年去世，尼采全家搬了出来。

弗里德里希·尼采，1861年。尼采就读了一间私立的男子学校，在那里他认识了来自显赫家庭的古斯塔夫·克鲁格和威廉·皮德尔，与他们结为至交。这时的尼采希望以父亲为榜样也成为一名牧师，因此他时常给伙伴们朗诵圣经里某些章节，为此他获得了小牧师的称谓。他也认识一些当地的音乐家，开始了他对音乐的爱好。14岁时他进入普夫达（Pforta）中学，课程以古典教育为主，且以训练严格出名，这一开始让尼采很不适应。尼采在学校里也认识了保罗·杜森（Paul Deussen）和卡尔·冯·格尔斯多夫。尼采在这段时间也专注于撰写诗赋和音乐。在普夫达中学里尼采接受了希腊和罗马古文学的训练，这也是他首次接触到与家中基督教教育完全不同的环境。

于1864年毕业后，尼采进入了波恩大学，开始对神学和古典哲学进行研究。在经过一个学期的研究后（也是出于对他母亲的不满）尼采失去了对基督教的信念，停止了对宗教的研究[2]。造成尼采转变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因为阅读了神学家大卫·斯特劳斯（David Strauss）所著的《耶稣的生平》一书，这对当时年轻的尼采产生极大震撼[2]。尼采接着将心力放在研究哲学上，接受弗里德里希·威廉·里奇尔（Friedrich Wilhelm Ritschl）教授的指导，并且在隔年追随他前往莱比锡大学就读。在那里他也认识了后来成为古典学家的同学欧文·罗德，并且发表了第一份文字学的研究。

在1865年尼采研读了许多亚瑟·叔本华的著作，并在1866年读了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朗格（Friedrich Albert Lange）所著的《唯物主义之历史》一书。他很快便迷上两本书里的哲学观，这促使他将他的研究领域扩展至文字学以外，并且决定继续深入学习。1867年尼采自愿加入普鲁士军队于瑙堡的炮兵部队服役一年，然而在1868年3月发生的一场车祸却使他无法继续服役。尼采于是继续他的研究，在他研究告一段落的那一年他也认识了理察·瓦格纳。

[编辑] 教授生涯（1869—1879）

1871年10月中旬，从左至右：好友欧文·罗德、卡尔·冯·格尔斯多夫、和弗里德里希·尼采。在里奇尔教授的帮助下，尼采得以轻易获得巴塞尔大学提供的古典哲学教授职位，而无需先取得博士学位或教学的证书。在搬至巴塞尔后，尼采宣布放弃他的普鲁士公民权，从此保持无国籍人士的身分一直到去世[3]。尽管如此，他仍在1870年至1871年的普法战争中加入普鲁士军队，担任医护兵职务。短暂的军旅生涯带给他极大的震撼，让他见识到了战争带来的毁灭。在从军期间他也染上了痢疾和白喉。在1870年回到巴塞尔后，尼采以一个旁观者的身分见证了德意志帝国的建立，以及接下来奥托·冯·俾斯麦执政的年代。尼采以“荷马与古典哲学”作为他教授教职演说的主题。在大学里他认识了神学教授弗朗茨·奥韦尔贝克，两人从此成为终身至交。尼采也认识了默默无名的俄国哲学家Afrikan Spir[4]以及他的同事—历史学家雅各·布克哈特，尼采还经常前往聆听布克哈特的授课，两人对尼采都产生极大影响。尼采也一直与在莱比锡认识的理察·瓦格纳和他的妻子柯西玛保持联系，尼采相当欣赏瓦格纳夫妻，经常前往瓦格纳在琉森州的住所拜访。瓦格纳夫妻将尼采引入他们的社交圈子，还邀请他一同出席拜罗伊特节日剧院的开幕演奏。在1870年他还将《悲剧的诞生》一书的手稿送给柯西玛作为生日礼物。尼采在1872年正式出版《悲剧的诞生》一书。然而，其他的古典哲学教授包括了里奇尔在内都对尼采的新书不感兴趣，因为尼采在这本书里放弃了精确的文字学研究方式，而是改用哲学的演绎方式进行论述。另一名文字学家Wilamowitz-Moellendorff则发表了一篇严厉的批判文章，进一步败坏了这本书的声誉。尼采青年时期的好友欧文·罗德（这时已在基尔担任教授）以及瓦格纳则挺身替他辩护。尼采坦承了他在哲学界被孤立的处境，并试图在巴塞尔大学取得哲学教授的职位，虽然最后并没有成功。

尼采在巴塞尔，约1875年。在1873年至1876年之间，尼采陆续发表了四篇长篇论文：《大卫·斯特劳斯：自白者和作家》、《历史对生命的利与弊》、《教育家叔本华》、和《理察·瓦格纳在拜鲁特》（这四篇论文后来被收录以《不合时宜的考察》为名出版）。四篇论文都带有文化批判的色彩，吸纳了叔本华和瓦格纳的思想，挑战当时正快速发展中的德国文化。从1873年开始尼采也陆续撰写一些短文，这些短文在他死后以《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为名出版。在这段时间里尼采活跃于瓦格纳的社交圈中，认识了玛毕达·莫森布（Malwida Von Meysenbug）女士和汉斯·冯·彪罗，也认识了保罗·瑞（Paul Rée），雷在1876年对于尼采产生极大影响，使他脱离了早期著作中的悲观写作风格。然而，1876年的拜鲁特音乐会却使尼采大为失望，他被演奏的平庸和大众的粗俗反应所震怒，从此开始与瓦格纳保持距离。

尼采接着在1878年出版了《人性，太人性的》一书，以格言方式讨论从形而上学到宗教乃至于性别等各种议题，也是在这本书里尼采明确的抛弃了瓦格纳和叔本华的哲学。尼采与欧文·罗德等人的交谊也在这时开始冷淡。尼采在这段时期一直在寻找合适的婚姻对象，却始终没有着落。自从幼年时期开始便一直为许多慢性疾病所苦的尼采，健康状况亦越来越差。严重的近视使他近乎丧失视力、偏头痛的疾病、以及剧烈的胃部疾病。1868年的车祸加上1870年的一场大病也进一步恶化了他的健康状况，迫使他在巴塞尔任教期间必须申请越来越长的病假。终于在1879年，尼采不得不辞去他在巴塞尔的教授职位，正常教学活动完全中止。

[编辑] 孤独的哲学家（1879—1888）由于饱受疾病煎熬，尼采开始四处旅游以寻找气候较为理想的地区定居，从此一直到1889年为止以私人身分游遍了许多城市。他在瑞士的格劳邦顿州地区度过了好几年的夏天，并在意大利的热那亚、都灵以及法国的尼斯等地度过许多年的冬天。在1881年当法国占领突尼斯时，他曾计划前往突尼斯以观赏从非洲眺望欧洲大陆的风景，但后来打消了这个主意（或许是因为健康原因）[5]。尼采偶而会返回瑙堡探望他的亲人，在这段时期尼采与他的妹妹也经常爆发争执、但通常到最后都得以和解。尼采依靠他从巴塞尔大学获得的退休金生活，但也获得一些朋友的资助。曾是尼采学生的彼得·加斯特（Peter Gast）也自愿担任尼采的个人秘书。直到尼采去世为止弗朗茨·奥韦尔贝克和彼得·加斯特两人始终与尼采保持紧密关系。即使已经脱离了瓦格纳的圈子，玛毕达·莫森布女士仍在尼采生活中扮演着类似母亲一般的角色。不久后尼采开始与音乐评论家Carl Fuchs接触。这段时期是尼采创作的黄金时期，从1878年出版的《人性，太人性的》一书开始，尼采在接下来每年都会出版一本书（或是一本文集）直到1888年为止，在最后一年里尼采完成了五本书。

路·莎乐美、保罗·瑞与尼采，1882年。在1882年尼采出版了《快乐的科学》的第一部分，他在那年也透过玛毕达·莫森布和保罗·瑞认识了女作家路·莎乐美（Lou Salomé）。尼采和莎乐美在图林根一同度过了夏天，妹妹伊丽莎白也经常陪伴他们。尼采最后深深爱上了莎乐美，在保罗·瑞的协助下开始追求她，但当尼采向她求婚时，莎乐美拒绝了他。尼采与莎乐美和雷两人的亲密关系最终在1882年/1883年的冬季破裂，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出自妹妹伊丽莎白的从中阻挠和离间。在失恋的痛苦下尼采的病情再度复发，他与母亲与妹妹的关系也由于莎乐美而几近破裂，更数度萌起自杀的念头。尼采接着躲至了意大利的利古里亚，在那里他写下了第一部分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仅花了十天的时间。

在彻底切断他与叔本华的哲学联系、以及与瓦格纳的友谊后，尼采的朋友所剩无几。他笔下的查拉图斯特拉风格之独特使他更被当时的主流所疏离，著作的卖出量也少得可怜。尼采对此无动于衷，继续保持他孤独的生活，尽管他经常对此抱怨。尼采的书籍都是自费出版，且大多仅卖出几百本，最多也不到两千本。在1885年他只印出了40本《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只将其分送给他的亲密朋友们阅读。

在1886年尼采与他的助理编辑Ernst Schmeitzner断绝合作关系，对其抱持的反犹太思想感到厌恶。尼采写道他的著作被“完全埋在反犹太的垃圾堆中”，甚至将他与那些“应该被所有理智人类所瞧不起的活动”连结在一起。他接着自费出版了《善恶的彼岸》，并在1886—87年再版了他之前的几本著作（《悲剧的诞生》、《人性，太人性的》、《朝霞》、以及《快乐的科学》），附上了新的引言，重新解释了这些早期的著作。这时尼采认为他的著作已经大致告成，并期望可以吸引新的读者群。事实上，对于尼采思想的兴趣在这段时期的确有所提升，即使尼采本人并没有发现。也是在这些年里尼采认识了作家卡尔·施皮特勒等人。1886年，尼采的妹妹伊丽莎白与一名反犹太主义者结婚，并前往巴拉圭企图创建一个纯种的“德意志人”殖民地，她们的计划则被尼采大肆嘲笑。长年下来尼采与伊丽莎白兄妹两人一直冲突不断，最后大多是以和解告终，但这次的分裂则要到尼采发疯后两人才得以再次团聚了。这时尼采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使得他根本无法进行一些较长期的写作计划。在1887年尼采发表了《道德谱系学》一书，引发了相当的争议。

在这几年里尼采持续接触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他很快便受之影响[6]。他也与依波利特·阿道尔夫·丹纳保持书信联系，后来也认识了丹麦文学家布兰德斯（Georg Brandes）。在1870年代以讲授克尔凯郭尔哲学思想为主的布兰德斯曾邀请尼采前去一同研读克尔凯郭尔的作品，尼采在回信中承诺会抽空前往哥本哈根拜访他，但在他来得及实现这个承诺前自己便已经被病魔缠身了。在1888年初，布兰德斯于哥本哈根大学首次正式讲授尼采的哲学思想，不过这已是他发疯前夕了。

虽然尼采在1886年曾宣布（在《善恶的彼岸》的结语中）他会着手撰写一本名为《权力意志》的新书，他最后放弃了这个计划，并且以其中未完成的文稿汇编了另外两本著作：《偶像的黄昏》与《反基督》（两本书都在1888年完成）[7]。

这时尼采的健康状况稍有改善，1888年的夏季里他都保持旺盛的写作精力。当年秋季的著作和书信中显示他已经开始对自己的地位和“命运”抱持更高的期望，他开始高估社会上对于他的著作的名声和肯定，尤其是在当时引起相当争议的《瓦格纳事件》一书。在完成《偶像的黄昏》与《反基督》两本书后，尼采在他44岁生日时决定替自己写下一本自传《瞧！这个人》，尼采在这本自传中希望读者认识到自己独特的一面：“听我说啊！我是这样独特而又这样杰出的一个人。不要把我与任何其他人混淆。”（考夫曼的英文译本）在12月，尼采开始与剧作家奥古斯特·史特林堡通信，由于觉得自己的作品在国际上缺乏重视，尼采向一些之前的出版商买回自己作品的版权，企图将它们翻至其他的欧洲语言在国外出版。除此之外他还开始撰写《尼采反对瓦格纳》一书。

[编辑] 发疯和去世（1889—1900）

Hans Olde所拍摄的一系列名为“生病的尼采”的照片之一，1899年夏季。在1889年1月3日，尼采开始显露出一些精神状况不稳的征兆。有一天在意大利都灵街上引起公众骚动后，尼采被意大利警方带回。当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至今已无从得知，经常流传的一种说法是尼采在卡罗·阿尔伯托广场看见一匹马被马夫鞭打，突然上前抱住马的脖子痛哭道：“我受苦受难的兄弟啊！”，接着便瘫倒在地上（巧合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中有一幕便是主角拉斯柯尔尼科夫看见马匹遭到鞭打的场景。尼采还曾称赞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唯一一个让我受益良多的心理学家”）。

在接下来几天里尼采寄出了几封短信给他的几名朋友（包括了布克哈特以及瓦格纳的妻子柯西玛在内）—这些信被称为“Wahnbriefe”（“发疯的信件”）。

在给布克哈特的信中尼采写道：“我已经被该亚法（新约圣经中陷害耶稣基督的祭司）套上脚镣了。去年我还被那些德国医师长期折磨。威廉皇帝、俾斯麦、还有那些反犹太主义者都被废止吧！”[8]

在1889年1月6日，布克哈特把尼采的信拿给奥韦尔贝克阅读，隔天奥韦尔贝克也从尼采那接获了一封类似的信，他们决定必须想办法把尼采带回巴塞尔。很快的奥韦尔贝克赶赴都灵将尼采护送回巴塞尔的一间精神病诊所，在那时尼采显然已经完全发疯了，尼采的母亲决定将他转送至耶拿以接受精神病医师Otto Binswanger的治疗。从1889年11月至1890年2月间Julius Langbehn也企图治疗尼采，他批评主治医师的方式对于尼采的情况并无法发挥效果。Langbehn对于尼采的控制似乎越来越深入，直到后来他抱持的不良动机被揭发才被驱离。在1890年初尼采的母亲将他从精神病医院带回纽伦堡的家中疗养，在这段期间奥韦尔贝克和彼得·加斯特也讨论了要如何处理尼采未完成的著作。尼采的《偶像的黄昏》已在1889年1月依照原定计划出版，他们并在2月下单印刷50份《尼采反对瓦格纳》的拷贝，但出版商秘密的印刷了100本。奥韦尔贝克和加斯特决定暂停《反基督》以及《瞧！这个人》的出版，因为这两本书包含更为激进的道德理论。这时尼采的名声开始了第一波的复苏。

在尼采精神崩溃后，原先的助手彼得·加斯特开始进行“修正”尼采文稿的工作，而没有经过尼采的认可。这一系列的篡改在今天被研究尼采的学者们严厉批评。在1893年尼采的妹妹伊丽莎白从巴拉圭返回德国，殖民地计划以彻底失败告终，她的丈夫还在那里自杀了。回到德国后，伊丽莎白开始阅读尼采的著作，并且一步接着一步的控制了这些著作以及它们的出版。奥韦尔贝克最后被伊丽莎白驱离，但彼得·加斯特则选择和她合作。在母亲于1897年去世后，尼采搬到了魏玛，由伊丽莎白负责照顾他，伊丽莎白也允许一些包括鲁道夫·斯坦纳在内的访客前来探望已经无法与人正常沟通的尼采。

一些人经常举出梅毒为尼采发疯的病因，然而，许多尼采的病征、以及他在发疯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的健康状况似乎与传统的梅毒感染不同。虽然大多数人都认为尼采的发疯与他的哲学思想无关，但有一些人则主张他的发疯是被他自己哲学思想所带来的心理失调所造成的。

在1900年8月25日，尼采死于肺炎，伊丽莎白将他与父亲的坟墓并列安葬。他的朋友加斯特在葬礼上致哀悼词道：“愿你神圣之名受所有后代彰显！”[9]（尽管尼采曾在《瞧！这个人》一书中表示他不希望自己被人称为“神圣的”）。

在尼采死后不久，妹妹伊丽莎白将他留下的一些笔记整理为《权力意志》一书出版。由于这本书是由他妹妹编汇的，学者一般认为这本书并没有反应出尼采的真正思想。研究尼采的学者Mazzino Montinari便说《权力意志》一书“根本是假的”。伊丽莎白篡改和删除了许多尼采原稿的段落，例如在《反基督》一书的第35节中，伊丽莎白便删去了尼采为了讽刺圣经而写下的一个段落。

尼采出生于勒肯的一个牧师之家，他自幼性情孤僻，而且多愁善感，纤弱的身体使他总是有一种自卑感。因此，他一生都是在追寻一种强有力的人生哲学来弥补自己内心深处的自卑。尼采的哲学打破了以往哲学演变的逻辑秩序，凭的是自己的灵感来作出独到的理解。因此他的著作不像其他哲学家那样晦涩，而是文笔优美，寓意隽永。有人称，尼采与其说是哲学家，不如说是散文家和诗人。尼采富于影响的代表作有《快乐的科学》、《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超越善与恶》以及《权力意志论》等。

尼采曾因向自己的意中人求婚受挫而对女性放弃了任何希望，于是他就开始拼命攻击女性，与此同时，为自己大唱赞歌。在他的自传《瞧这个人》中，他的自吹自擂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我为什么这样聪明？”、“我为什么这样智慧？”、“我为什么写出这么多的好书？”，竟成了这本书的主要章目。

巴金（1904年11月25日—2005年10月17日），原名李尧棠，字芾甘，中国四川成都人，祖籍浙江嘉兴。现代文学家、出版家、翻译家。同时也被誉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是20世纪中国杰出的文学大师、中国现当代文坛的巨匠。

他们喜欢过同一个女人，莎乐美。其余具体的并不清楚。莎乐美先认识尼采，拒绝了尼采的求婚，才有了尼采的名言，回到女人身边去，别忘了带上你的鞭子。莎乐美50岁的时候认识了弗洛伊德，与之成为精神密友。但是没有资料显示他们是否认识。

　　一．

　　尼采：英文名Friedrieh Nietzsche （1884—1900）这个在中国广为人知而又知之不多的人物，有着他独特的生活经历和思想特点。他是大学教授，然而他否定其他兢兢业业从事教育的教授工作；他是哲学家，但他异常起劲地反对出现在他以前的诸家哲学。他高喊出一个惊世骇俗的口号：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不仅在东方，就是在西方哲学史上，尼采向来就是一个有争论的人物。尼采哲学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他以独特的方式预示了现代西方社会中深刻的精神危机。

　　尼采的思想反映了当时正在形成的垄断资产阶级的要求和愿望。他谴责自由资产阶级，称他们为因循守旧、苟且偷生的庸人，认为必须否定受理性主义、基督教以及人道主义的影响而日趋没落的西方文明，提倡主观战斗精神和对生活的肯定态度，强调进化即是权力意志实现其自身的过程，人生的目的就在于发挥权力，扩张自我。鼓吹超人哲学，认为“超人”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他有权奴役群众，而普通人只是“超人”实现自己权力意志的工具。他反对民主、社会主义和妇女解放运动，甚至谴责医生拯救病人是一种犯罪。主张艺术是权力意志的一种表现形式，而艺术家就是高度扩张自我、表现自我的人。

　　但尼采也确乎提出过新的思想。当弗洛伊德正在酝酿他的精神分析学的时候，他吃惊地发现，尼采早已道出了他的基本思想。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和一切存在主义者都把尼采看作为他们开拓了道路的人。许多西方作者也极受其影响。尼采的学说预示了西方社会进入了价值观念根本变化的时代，因此，可以说不了解尼采，就不可能了解我们这个世纪的西方哲学思潮、文艺思潮和社会思潮。

　　尼采出生于勒肯的一个牧师之家，他自幼性情孤僻，而且多愁善感，纤弱的身体使他总是有一种自卑感。因此，他一生都是在追寻一种强有力的人生哲学来弥补自己内心深处的自卑。尼采的哲学打破了以往哲学演变的逻辑秩序，凭的是自己的灵感来作出独到的理解。因此他的著作不像其他哲学家那样晦涩，而是文笔优美，寓意隽永。有人称，尼采与其说是哲学家，不如说是散文家和诗人。尼采富于影响的代表作有《快乐的科学》、《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超越善与恶》以及《权力意志论》等。

　　尼采曾因向自己的意中人求婚受挫而对女性放弃了任何希望，于是他就开始拼命攻击女性，与此同时，为自己大唱赞歌。在他的自传《瞧这个人》中，他的自吹自擂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我为什么这样聪明？”、“我为什么这样智慧？”、“我为什么写出这么多的好书？”，竟成了这本书的主要章目。

　　尼采进一步发展了叔本华的非理性主义倾向，他用权力意志代替了叔本华的生存意志，并试图把叔本华的消极绝望的悲观主义改造为积极乐观的行动主义。其哲学的意义主要体现为对西方文化的两大支柱—理性主义和基督教的批判。

　　尼采给西方文化带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震动，在他之后，人们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理直气壮地以“理性”动物、“道德”动物自居了，人的虚荣、鄙俗、伪善、平庸的一面被尼采毫不留情地剥落在人前，让人无地自容。人们不得不面对自己的权力意志—这个被掩盖已久、被压抑已久的人性中最深刻的东西，无论你是去极力地否定它还是去勇敢地肯定它，你都会感到内心的震颤，这就是尼采哲学的威力所在。

　　与叔本华一样，尼采在去世以后，其哲学才受到人们的重视，他的权力意志哲学和超人哲学对德国社会乃至世界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开赴前线的德国士兵的背包中有两本书是最常见的，一本是《圣经》，另一本是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尼采的强权思想对希特勒的影响也是众所周知的，其中有一句格言为希特勒终生恪守：“强人的格言，别理会！让他们去唏嘘！夺取吧！我请你只管夺取！”尼采和希特勒都是狂妄自大的人，所不同的是，尼采的疯狂是学者型的，只停留在口头和字面上；而希特勒是一位实践者，他把前者的思想付诸于实际行动。

第一次知道莎乐美，是数年前从**《尼采在哭泣》里知道的，仅是知道而已，未留下深刻印象。

再一次忆起莎乐美，是数年后的去年底，在鹿儿的晒书台上发现一本了我书柜里的藏书《我想对你说，亲爱的——里尔克与莎乐美书信选》。鹿儿不是影迷，她一定是从这本书上知悉莎乐美的。我从书柜取出这本书和另外一本《莱纳玛丽亚里尔克与里尔克一起游俄罗斯》开始阅读。我需要确定，书里讲述的莎乐美与**里讲述的莎乐美是否是一回事情。

事实证明，书里讲述的莎乐美比**里讲述的莎乐美更为详尽，使得我对莎乐美产生的相见恨晚的情感。我是说，莎乐美非凡的一生经历可以让我获取一些无法从其他女性身上获取的正能量吧，我想。

虽然这两本书讲述的重点是莎乐美和里尔克的情感故事，但却涉及到几位与莎乐美同样非凡的男性——尼采、佛洛依德、基洛特、托尔斯泰、瓦格拉、安德烈亚斯、保尔。她们都对莎乐美产生过狂热的不能自控的爱恋之情（不包括瓦格拉），但是最终——莎乐美拒绝接受这份爱恋之情，却与他们建立起了终生不渝的友情。于是，我这样认为，男女除了简单意义上的爱恋之情，还有着比这种爱恋之情更珍贵的友情——友情也是爱的一种，不是吗？（我需要说明，此观点此刻在我的字里行间中，实在是文字赐予我的智慧。当一些处于思索状态的问题存留在我大脑里是零碎模糊的，当我用文字将它们表达出来，就能亲眼目睹它们怎么从零碎模糊态转化成完整清晰的概念，成为我的思想——我想，这是我热爱文字写作的原因吧。）

 我想更加详尽知晓莎乐美和上述几位非凡男性的感情故事。于是，从卓越请回《男人的天使，自己的上帝——莎乐美传奇》莎乐美原著，黄宏译著）。关于传奇书籍阅读，我倾向本人撰写的，不喜后人撰写的，我会疑心有失真的报道。庆幸这本书的原著是莎乐美，虽然是汉译版，我也情愿阅读。

我要说，这本书使得我对莎乐美非凡的一生经历有了更为详尽的了解，我很乐意复述此书的内容简介。

沙乐美，出生于俄国显赫的贵族家庭，父亲是受沙皇器重的大将军，年仅50才得到唯一的小女儿莎乐美，父亲对莎乐美宠爱倍加，就这为莎乐美提供了利于成长的优越环境，她具备一般贵族家庭女孩的优秀品质，但比其一般贵族女孩显得更加聪明伶俐，活泼可爱，她和父亲之间的爱恋之情超越一般父女之情，可以这样说，父亲对莎乐美的影响，注定了成年后的莎乐美有着有别于普通女性不一般的感情经历。

17岁的处在叛逆期的莎乐美被母亲送到教会接受教育，莎乐美遇见了第一位倾情的恋人——基洛特神父。基洛特神父很少给莎乐美传授诸多教义，更多的是给莎乐美讲述哲学、文学和历史，启发莎乐美在哲学中寻找人生的意义。在莎乐美眼里，基洛特神父像父亲，能给予自己无微不至的关怀，引导莎乐美走向内心深处最深沉的情感，并用最真实的想法表达出来。因而，莎乐美发现自己爱上了基洛特神父，就像当初爱父亲一样，但其中也有异样，对父亲的爱，无论是给予还是接受，都不需要要任何遮掩的，都能做到坦然接受，可基洛特毕竟是父亲之外的男人。究竟该怎么解释莎乐美对基洛特的感情呢？唯一的解释是基洛特是莎乐美少女时代上帝形象的一个复制品——上帝只能用来热爱，不能化成常人来爱恋，否则就失去象征性的意象。

如果说17岁的莎乐美能爱恋上43岁的基洛特，毫无疑问，基洛特也会爱恋上与自己女儿同岁的莎乐美。如果基洛特不对莎乐美提出结婚的请求，他们的恋爱一定会继续下去。因为莎乐美是把基洛特当成上帝在热爱，莎乐美不能把自己的爱付诸任何一个现实中的不是上帝的男人。无疑，基洛特对莎乐美的求婚，破灭了莎乐美对上帝的热爱之情，将她从天上抛在了地下。莎乐美没有想到，她的第一次爱情是从一开始就伴着遗憾而来。她没有的选择，唯一的选择只能是离开俄国，远走欧洲。

在欧洲的罗马城，莎乐美决意治愈情感的创伤。远离故乡，使得莎乐美对自己和基洛特的关系有了清晰的认知，那就是，明知不可能，不如从心里将他放弃得干干净净，甚至今生不再能看到他。莎乐美深信，以上帝的仁慈，基洛特不能为难一个曾经与他友好相处的小姑娘。

上帝始终对莎乐美是仁慈的。在罗马，莎乐美时常参加朋友玛尔维达家的沙龙聚会，由此发出感叹——无论是在思想素质上，还是在思想能力上，男性都明显高于女性。这可能是当时多数女性尚未走出家庭，对外面的世界不了解不多，又不愿意做着无益于自身生活的思考。对此莎乐美表示：“我更加愿意与男性交往，从他们身上吸取知识或思想的养分，男女之间只要心心相印，就能维持纯洁的友谊，或者充满着兄弟姐妹般的亲情。”基于此前提，莎乐美在罗马结识了一位年龄与自己相当的男性保尔，并与他结下了亲密的情谊。他们同居一室，结成“两人同盟”，一起工作，一起生活，但保尔显露出茫然的态度，他说：“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交往的目的，并不仅仅只是为了友谊，它还有其他的东西”。

保尔当着莎乐美母亲的面，向莎乐美提出求婚——这是一个彻底错误的行动，让莎乐美感到无奈又愤怒。在莎乐美看来，她与基洛特那段没有结果的恋情，给她的打击是相当大的。她还没有做好再去爱一个人的准备，更何况是结婚。莎乐美需要让保尔明白，她要的爱情生活是自由的、独来独去的、完全不受约束的。他们之间可以彼此欣赏，彼此喜欢，彼此表达情感，但不能把这种关系变成爱情。

就在这时，另外一个年轻男性闪电般走进莎乐美的生活，这个人就是大哲学家尼采——保尔的朋友。

尼采见到莎乐美说的第一句是：“我们是从哪颗星球上一起掉在这里的？”多么富有诗意的人，给莎乐美带来相见恨晚的感觉。尼采的思维气质让莎乐美认定他是独一无二的，思想异常强大的超人，有着巨大吸引力的磁场，让莎乐美做出了组成“三人同盟”的计划，这让一向沉默寡言的尼采显得兴高采烈，仿佛一个孩子得到大人的奖赏。但是，莎乐美没有想到，自己和尼采的关系开端很好，但很快就起了波折，起源是尼采对莎乐美的好感表现得越来越明显，超越了朋友，也超越了师生，朝着恋人的方面逼近，并向莎乐美求婚。莎乐美像当初拒绝保尔那样拒绝了尼采的求婚，莎乐美是这样看待自己的——我尚是热心求学的年轻女子，而不是恨嫁的剩女。

保尔和尼采先后发生的求婚事件，因为莎乐美的拒绝，终于告一段落，生活又回到了往日的节奏。

谁也没有想到，一个人叫安德烈亚斯的男人闯进了莎乐美的生活，成了莎乐美的丈夫，迫使莎乐美结束了她与保尔长达五年的情谊。莎乐美的一生历经了从基洛特、尼采、保尔、到安德烈亚斯的求婚，她从未想到会被陌生的安德烈亚斯征服。用莎乐美的说法是：“我在和他第一次见面时，就感到了一种说不出的魔力，好像一定有什么事情发生。” 事实上，安德烈亚斯大莎乐美十五岁，初看酷似莎乐美的父亲——“我爱恋着我的父亲，因此决意嫁给这位酷似我父亲的男人。”我相信这是莎乐美嫁给安德烈亚斯的最好解释。但莎乐美在婚约中对安德烈亚斯提出了一条很特殊的要求，拒绝与他发生性关系，并允许她与婚外男性建立密切关系。莎乐美未将此事告诉保罗，伤了保罗的心，导致保罗在莎乐美婚后不久就殉情自杀身亡。

莎乐美与安德烈亚斯成婚四十多年，一直保持着无性婚姻。安德烈亚斯原以为时间可以改变一切，但他想错了，莎乐美对自己身体的坚守如此固执，是为谁？基洛特？保尔？还是在道路拐角处碰上的一个不相干的人？莎乐美无法给自己一个准确的交代，我也不能。

后来一次偶遇，莎乐美认识了一位名叫瑞内玛利亚里尔克的年轻诗人。但里尔克对莎乐美的痴恋之前正如当初莎乐美对基洛特神父的依赖一样。里尔克早年失去母亲，一直过着缺乏关爱的日子，特别是母爱缺乏贯穿他近二十年的生活。现在，里尔克需要这样一种女性之爱——一夹杂着母亲、妻子、姐姐和情人的爱。如果只有其中的一种爱，都无法抹平里尔克这些年来在情感上累积的创伤。

莎乐美决意毫无保留满足里尔克对情感的种种需求，并深信这是一种天意，是幂幂之中的一种缘分。莎乐美十七岁开始恋爱，却被命运被残酷扼杀。在三十六岁时，有一个二十二岁的青年爱上莎乐美，如果不是天意，又是什么呢？因而莎乐美乐意为里尔克付出了忠贞不渝的感情。我能肯定促使莎乐美放弃自己原则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她不想像错过基洛特、尼采、保尔那般错过里尔克，莎乐美一定要让里尔克成为她生命里以身相许的爱人。

这份建立在莎乐美婚姻之外的爱情，我不认为是不正常的婚外情，恰恰是莎乐美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见证了什么样的爱才等同爱情。可以这样说，莎乐美将里尔克塑造成伟大的诗人，也可以这样说，他们之间的爱情维系着他们彼此的一生，从未中断，从未忘却。

就在莎乐美五十三岁那年，认识了佛洛依德，对他的“精神分析”产生看浓厚的兴趣，甘愿师从佛洛依德，但佛洛伊得压根就不打算接受莎乐美为弟子。一生好学的莎乐美通过自学让佛洛依德见证了自己与男人在对待同一问题具有同等的能力。从此，莎乐美成为佛洛依德弟子，在精神分析领域作出巨大成就，以致他们进入天国之前有了难忘的最后一次拥抱——

“尊敬的教授先生！”

“亲爱的露！”

数行老泪从他们的眼眶中流了出来。

故事就这样结束了，我的眼眶也一片潮湿。

就在这本书附录列举的参考书目中，我发现了几本有助于加深我再次了解莎乐美非凡经历的书籍，毫不犹豫从孔夫子旧书网请回：

《一个非凡女人的一生——莎乐美》德徐菲维特满著

《师从弗洛伊德——我的私人笔记——1912___1913》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著 王绪梅译

《阁楼里的女人——莎乐美论易卜生笔下的女性》

这三本书可视为《男人的天使，自己的上帝》一书的分解版，读后，我愿意发出这样的感叹——

爱一个人，或者被一个人爱，都不是罪过。

两个人爱一辈子是很复杂的事情，但相爱对两个人来说，有时是很简单的事情。

这如同里尔克在他的《爱情诗》中写的那样——

我怎么能制止我的灵魂，

不向你亲近？

我怎能让它越过你向其他方向的事物？

啊！我多么愿意把它安放在

任何一个角落，任何一个寂静的地方，

静静地不再跳动

只听得你的心在跳动。

可是一切啊，凡事触动你和我的，

好像拉琴工把我们拉在一起，

从两根玄拉出同一个声响。

我们被拉到了什么样的乐器上？

什么样的琴手把我们握在手里？

啊！甜美的歌曲，梦一般。

阅读完所有关于莎乐美的书籍，我突然想起一个叫李亚凡的传记作者来，我读过她撰写的《杜拉斯》和《波伏卡》，网上查阅，果然她著有《莎乐美》，于是，请回此书阅读。关于李亚凡，想来知晓她的读者不多，但我却有幸成为她的读者。在我三十六岁那年，痴迷杜拉斯，读了她撰写的传记后，就决定不再痴迷杜拉斯。这次，读完她的《莎乐美》，更应征的当初我决定不痴迷杜拉斯的决定是英明果断的。这个女人，除了写作，就奢酒如命，霸占男人，热衷性事。在她身上，永远看不见莎乐美的优雅高贵，永远看不到莎乐美对男性付出的爱是超越肉体的爱恋。

我无需再赘述莎乐美是何等优雅的女性，我只想稍加简述我对莎乐美的几点认知心得：

1：莎乐美的与普通女性不一般的成长经历，注定她有足够好的机遇结识身份地位显赫的男性，而且有能耐让他们狂热的爱上她，并以此为基点，与她建立一生深厚的友谊。

2：莎乐美对男性足以保持经久不衰的魅力，不在于她显赫的家庭地位，不在于她的美貌；在于她懂得取悦男性的诀窍是理解男性的思想。

3：这样一种能力使得她能本事与任何一位男性相处融洽，无论是爱情还是友情，均因为能保持自己人格的独立性，绝不将自己归属于某位男性。因而，每一次她与某位男性的感情起始终结，都不会产生出棘手的麻烦事儿来。

4：莎乐美具有超强的主宰自己命运的能力，具备普通女性不具备的爱情观，除了生理的需要，更多的是灵魂的沟通与结合，而且她深信，世上最完美的爱就是几十不发生性爱也能维持彼此的爱情。

最后感叹一句，不是世上所有的女性都具备莎乐美的能耐——能按自己对生命的理解设计规划自己的一生。我读此系列书籍，并未企图效仿莎乐美的生活，但我十分乐意看见自己因为阅读了莎乐美，愚笨的脑瓜里方能容纳莎乐美千分之一的智慧，就算我熬夜不睡写下这篇文字，也是情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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