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小杯物件红铜彩瓷是那个朝代的

没看见实物，不好判断

珐琅彩瓷器是中国瓷器生产工艺发展到顶峰时期的产物，堪称中国古代彩绘瓷器中的佼佼者。它是在清代康熙晚期按照康熙皇帝的授意 ，将从欧洲传入的金属胎画珐琅技法成功移植到瓷胎上而创烧的釉上彩瓷新品种，以雍正、乾隆时期的产量最大，乾隆以后即少有制作。

　　珐琅彩瓷器的制作工艺非常考究，成本高，产量低，属于专供皇帝和皇后玩赏的艺术珍品。所用白瓷胎由景德镇御窑厂提供，彩绘和烧成则由宫廷画家和专门的技术人员在清宫造办处和圆明园造办处内完成。几乎都是适合把玩的小件器物，不见大器。珐琅彩瓷器的烧造受到宫廷的极严格控制，致使珐琅彩瓷器成为清代瓷器中最为名贵的品种。一、 珐琅及珐琅彩瓷器的创烧

　　珐琅又称“拂郎”、“佛郎”、“发蓝”，发音相近，都是对一种人为加工而成的玻化物质的称谓。它以天然长石、石英等矿物质为主要原料，加入纯碱、硼砂等化合物作助熔剂，加入氧化钛、氧化锑、氟化物等作乳浊剂，添加氧化铜、氧化钴、氧化铁、氧化锰、氧化锑等金属氧化物作着色剂，经过粉碎、混合、煅烧、熔融后，倾入水中急冷得到珐琅熔块，再经粉碎、细磨得到珐琅粉。将珐琅粉调和后，涂施在金、银、铜等金属器上，经焙烧，便成为金属胎珐琅。若以玻璃为胎，则称为玻璃胎珐琅；以瓷器为胎者，则称瓷胎珐琅。

　　按装饰工艺不同，金属胎珐琅器可分为掐丝珐琅、錾胎珐琅、画珐琅、透明珐琅等。若将上述两种或两种以上工艺结合起来共同装饰一件器物，则称为复合珐琅。其中与瓷器有关的珐琅工艺只有一种，即画珐琅，一般称之为“珐琅彩”，其正式名称应为“瓷胎画珐琅”。至于其俗称“古月轩”，由于目前在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珐琅彩瓷器上从未发现有署此款者，而在晚清玻璃胎画珐琅器物上见有个别属此款者，所以推测很可能是晚清时期宫中所藏署“古月轩”款的玻璃胎画珐琅流散出宫后被古董商看到，遂误认为瓷胎画珐琅上亦署“古月轩”款所致。瓷胎画珐琅的创烧，与康熙皇帝对画珐琅的喜爱有密切关系。康熙十九年(1680年)，清廷在紫禁城内武英殿附近设置珐琅作(康熙五十七年改归养心殿)，主要制作铜胎掐丝珐琅和錾胎珐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政府收复台湾，废除海禁，欧洲的金属胎画珐琅器作为贵重工艺品，随来华的传教士被带入广州，后又进贡至内廷。这些舶来品以精细的彩绘技法和华丽的装饰风格，而深受皇宫贵族和广州地方官员的喜爱。由当时欧洲传教士的私人信件得知，康熙皇帝对这种洋玩意儿也很感兴趣，并力图使中国的珐琅工匠掌握这门技术。于是广州和北京内廷珐琅作的工匠，分别在两地试烧画珐琅，经过大约十年左右的时间，成功地烧制出了我国的金属胎画珐琅器。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以后，随着广州和欧洲的画珐琅器制作匠师进入内廷，参与指导造办处珐琅器的制作，甚至亲自操作，画珐琅器的生产遂呈现繁荣景象。康熙五十五年，经广州巡抚杨琳推荐，广东画珐琅匠师潘淳、杨士章，并有西洋人三名、法蓝(珐琅)匠两名、徒弟两名，进入内廷。即：“广东巡抚奴才杨琳为奏闻事。西洋人严嘉乐、戴进贤、倪天爵三名俱会天文，广东人潘淳能烧法蓝物件，奴才业经具摺奏明。今又查有能烧法蓝杨士章一名，验其技艺，较之潘淳次等，亦可相帮潘淳制造。奴才并捐给安家盘费。于九月二十六日，西洋人三名、法蓝匠二名、徒弟二名，具随鸟林大、李秉忠启程赴京。讫。再奴才觅有法蓝表、金刚石戒指、法蓝铜画片、仪器、洋法蓝料，并潘淳所制桃红色的金子搀红铜料等件，交李秉忠代进。尚有已打成底子，未画、未烧金钮坯，亦交李秉忠收带，预备到日便于试验。合先具摺同李秉中奏摺进呈。谨奏。康熙五十五年玖月二十八日奴才杨琳。”在摺尾，康熙皇帝朱批：“知道了。”(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摺汇编》，第七册，第451页，档案出版社，1985年出版。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奏准武英殿珐琅作改归养心殿，增设监造一人，显示出康熙皇帝对珐琅器生产的重视。

　　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法国画珐琅艺术家陈忠信被召至内廷指导画珐琅器的生产。此事见于康熙五十八年“广东巡抚杨琳奏报续到洋舡摺”。即：“本年五月十二日到有法兰西洋舡一只，内有法兰西行医外科一名安泰，又会烧画法琅技艺一名陈忠信。奴才业会同巡抚公摺奏闻，于六月十八日遣人伴送赴京在案。今于六月十一日到英咭唎洋舡一只，装载胡椒、黑铅、鱼翅等货。六月十五日又到英咭唎洋舡一只，装载黑铅、哆啰呢等货。二舡内并无搭有西洋学问技艺之人，所有续到洋舡二只，理合具摺奏报。谨奏。康熙伍拾捌年陆月贰拾肆日，奴才杨琳。”在摺尾，康熙皇帝朱批曰：“知道了。”(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摺汇编》第八册，第547页，档案出版社，1985年出版。　在中外匠师的共同努力下，宫廷造办处珐琅作很快熟练掌握了金属胎画珐琅烧制技术，并烧造出一大批具有浓郁宫廷韵味的金属胎画珐琅器(图2)。同时，造办处珐琅作还尝试着将这种技法移植到瓷胎上，于是便产生了瓷胎画珐琅，即今人所称的“珐琅彩”。二、 康熙时期的珐琅彩瓷器

　　康熙时期的珐琅彩瓷器因处于初创阶段，从色彩搭配、纹饰布局到款识内容和样式，均摹仿当时铜胎画珐琅效果。由景德镇御窑厂提供的白瓷，一般仅在器物的里面和圈足内施釉，器物的外壁则涩胎无釉，这就是人们所俗称的“反瓷”。外壁画面大多以淡黄、深蓝、胭脂红、豆绿、绛紫等色彩作地，再利用各种颜色的彩料以双钩技法描绘缠枝牡丹、月季、莲花等花卉图案，且有花无鸟。也有在四个花朵中分别填写“万”、“寿”、“长”、“春”等祝寿语者，装饰风格严谨华丽。所用彩料系从西洋进口，所用画稿由宫中造办处下属的如意馆提供。由于施彩较厚，致使纹样有堆凸之感，且出现细小裂纹。康熙时期的珐琅彩瓷器中，也有个别直接在宫中旧藏明代永乐白瓷盘上施彩者。　康熙时期还有一种宜兴紫砂胎画珐琅器，现绝大多数都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当时称作“宜兴胎画珐琅”。造型有执壶(图4)、提梁壶、盖碗、盖盅等。装饰题材多为花卉。有直接在紫砂胎上彩绘的，也有的可能是考虑到紫砂胎不象白瓷那样细腻光滑，就先在胎上涂抹褐色彩作地，然后再进行彩绘，褐色彩的颜色不仅酷似于紫砂的颜色，而且使器物表面的光泽增强。这种褐色彩仅施于器物外壁，器内则无。　康熙时期瓷胎画珐琅器的款识均署在器物外底，大多为“康熙御制”四字双行胭脂红色或深蓝色图章式堆料款，款外套以双方框，框线外粗内细。个别的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紫地珐琅彩缠枝莲纹瓶，外底阴刻“康熙御制”四字双行款，外围阴刻单线方框。也有个别器物如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康熙画珐琅莲花纹菱花式盘(永乐白瓷胎)，外底虽也署“康熙御制”四字双行胭脂红色堆料款，但外围的不是双方框，而是双线圆圈，圈线外粗内细。至于康熙朝宜兴胎画珐琅器外底所署款识，一般为“康熙御制”四字双行**堆料款，外围双线方框。个别的如台北故宫博物馆收藏的宜兴胎画珐琅四季花纹茶壶，外底所署**堆料款“康熙御制”四字作上下左右排列，外围海棠花式双线框。宜兴胎画珐琅器上用**珐琅料写款，当是因为**可与褐色地形成鲜明对比的缘故，而若以褐色地衬托红或蓝色料款则不够鲜明醒目。　上面已经谈到，康熙晚期创烧的珐琅彩瓷器，主要是追求铜胎画珐琅的效果，大多是在“反瓷”上涂成色地来衬托图案花纹。但此时也出现个别直接在白瓷上彩绘的画珐琅瓷器，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中即有康熙时在永乐白釉暗花菱花式盘上直接施彩的画珐琅瓷器。这种画珐琅瓷器虽失去色地画珐琅的华丽感，但却呈现出清新典雅的艺术效果。这为雍正、乾隆时期大量烧造这种在白釉上直接施彩的珐琅彩瓷器奠定了基础。

1、珐琅彩，瓷器装饰手法之一，源于画珐琅技法。使用珐琅彩装饰手法的瓷器，即珐琅彩瓷（正式名称为“瓷胎画珐琅”）也常简称为珐琅彩。珐琅彩是将画珐琅技法移植到瓷胎上的一种釉上彩装饰手法，后人称“古月轩”，国外称“蔷薇彩”。珐琅彩始创于清代康熙晚期，至雍正时，珐琅彩得到进一步发展。

2、珐琅彩瓷，为清代康熙晚期在康熙皇帝的授意下，将铜胎画珐琅技法成功地移植到瓷胎上而创烧的彩瓷新品种。以雍正、乾隆时期的产量最大，乾隆以后即少有制作。乾隆时期，宫中收藏的珐琅彩瓷器曾集中存放在端凝殿，据档案记载有400多件。按照清代宫廷档案记载和珐琅彩瓷器原盛匣之标识，珐琅彩瓷器之正式名称应为“瓷胎画珐琅”。珐琅彩瓷器是专供帝后玩赏的艺术品，宫廷控制极为严格。

3、制作它所需要的白瓷胎由景德镇御窑厂提供，运送到宫廷后，在皇帝的授意下，于内务府造办处珐琅作由宫廷画家精心彩绘，宫廷写字人题写诗句、署款，最后入炭炉经600℃左右焙烧而成。 珐琅料是一种人工烧炼的特殊彩料，雍正六年（1728年）以前需依赖从欧洲进口，雍正六年以后，清宫造办处已能自炼20余种珐琅料，而且色彩种类比进口彩料更为丰富，遂使珐琅彩瓷器的生产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 康熙时期的珐琅彩瓷器多以胭脂红、蛋黄及蓝色作地，还有一类特有的在宜兴紫砂胎上画珐琅彩的器物。典型雍正、乾隆时期的珐琅彩瓷器是诗、书、画、印相结合的艺术珍品，是中国古代彩瓷工艺臻达顶峰时期的产物。

　　允祥生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生母是敏妃章佳氏，他的外公是位参领。允祥14岁时，生母去世。康熙帝序齿诸子中，除去允礽外，允祥是惟一一位较早失去生母的皇子。章佳氏去世后，允祥由德妃代为照料，与德妃长子胤禛十分要好，这同自幼由惠妃抚养的允祀与惠妃之子允礻是之间的亲密关系，十分相似

　　允祥精于骑射，诗文翰墨亦佳[注：参见鄂尔泰等修：《八旗通志初集》卷134，《宗室王公列传》6，《怡亲王胤祥》]。他同比其小两岁的皇十四子允礻题，是八阿哥允祀以下皇子中最出色的两位，而允祥又相对更偏重于文[注：震钧《天咫偶闻》卷3载，“怡亲王（允祥）府藏书之所曰乐善堂。大楼九楹，积书皆满。绛云楼未火以前，其宋元精本大半为毛子晋、钱遵王所得。毛、钱两家散出，半归徐建庵、季沧苇。徐、季之书由何义门介绍，归于怡府。乾隆中，四库馆开，天下藏书家皆进呈，惟怡府之书未进。其中世所罕见者甚多，如施注苏诗全本有二，此外可知。”]，后者则侧重于武。

　　允祥与允礻题两人共同的启蒙老师，是康熙帝的舅舅佟国纲之子法海。24岁考中进士的法海被选为皇子师时，只有27岁，允祥当时13岁，允禵11岁。“法海侍皇子讲诵十年，直词正色，蒙圣祖喜与，谓独不能欺。”[注：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2，《法海》]允祥与允禵才学俱佳，当有法海教诲之功。

　　雍正年间所修《八旗通志初集》中，称允祥为“圣祖钟爱甚笃，省方巡幸，恒命扈从，恩宠优渥。”这实际上是指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一废太子前的情况。自三十七年（1698年）七月13岁的允祥第一次跟随皇父去盛京谒陵后，直至四十七年（1708年）九月一废太子事件发生前整整10年间，康熙帝只要离开京师，无论去哪里，必将允祥带往。如四十四年（1705年）康熙帝第五次南巡，除去皇太子允礽外，随行皇子只有允祥。换言之，这10年中，康熙帝外出时，允祥是所有皇子（包括皇太子允礻乃）内惟一必定随往者。仅此即足以说明，康熙帝对他是另眼相看的。允祥在雍正年间作为皇帝最得力助手的种种表现，也充分表明他除去具备较高的满汉文化素养外，还颇有办事才力，善于协调人际关第，是一难得人材。这应是允祥为康熙帝所青睐的主要原因

　　康熙四十三年节1704年）前后，皇八子允禩的老师何焯在给家人的信中，称“十三殿下（指皇十三子允祥）”乃康熙帝所“钟爱者”。不足20岁的允祥受到皇父的器重，连供职清廷的汉族文人也一清二楚。

　　诸皇子内，允祥与四兄胤禛一向要好。雍正八年（1730年）允祥去世后，雍正帝在祭文中写道：“忆昔幼龄，趋侍庭闱，晨夕聚处。比长，遵奉皇考之命，授弟算学，日事讨论。每岁塞外扈从，形影相依。”雍正帝继位后将允祥倚为心腹，是以他们青年时代结下的情谊为基础，如果他们对皇太子允礻乃的看法与立场相左，或在康熙朝晚年的储位之争中未曾达成默契，这一基础势必发生动摇，情况就是两样了。

　　四十七年（1708年）一废太子后，康熙帝对允祥的看法发生很大变化，允祥的地位一落千丈。

　　《八旗通志初集》中说允祥“谨度遁礼，恪慎有加。不立党援，不邀名誉，……公私政事，一无扰累。”允禩“数以诈术诱惑诸王，王（指允祥）独不为所动。”据《清世宗实录》载，雍正帝曾称赞允祥“于皇考时敬谨持身，廉洁立品，未尝图利干预一事，纠党邀结一人，……其安分自守，家计空乏，举国共知。”然而，《雍正起居注册》中记载上述同一段话的前面，还有很关键的数句，为实录所删除：“怡亲王前因二阿哥之事无辜牵连，一时得罪，皇考随即鉴宥。数年以来，王敬谨持身，廉洁立品……”[注：《雍正朝起居注册》，第1册，第139页]

　　足见，允祥谨言慎行的处事作风，是他在康熙四十七年一废太子事件中，受到重大挫折和打击，心情压抑的情况下，逐步形成，如果此前即是如此，也不会深深卷入反太子事件并受到牵连。

　　下述两种私家著述中，都透露出允祥与一废太子事件的密切关系。

　　据《永宪录》载，“胤祥戊子（康熙四十七年）九月以旧东宫事波及，亦削贝子。后再复。”前已述及，康熙朝曾于三十七年、四十八年两次分封皇子，第一次止于皇八子允禩，允祥自然不在其内。第二次分封，是在复立允礽为皇太子后不久，此次止于皇十四子允禵，而皇十三子允祥仍未受封[注：按，雍正帝也承认这一点，参见《清世宗实录》卷13，雍正元年十一月辛丑]。康熙帝的年长皇子中，允祥是惟一一位在皇父生前没有受封之人。这与他曾深受皇父器重的情况，形成极大反差，若非犯有重过，不会至此。雍正帝说他“于皇考时……家计空乏”，这同他始终不曾封爵，因而既无其他皇子封爵时所受大量钱财，俸禄所得也相对较少，密切相关

　　另据《永宪录》载，四十七年九月，允祥事发后，其老师法海因之被牵连，受到降职处分，并被调离此任。法海的同僚徐元梦，称法海是“以侍皇子得过”。从法海一贯嫉恶如仇，刚直不阿的处事风格，以及同坚决反太子的允禵等人关系很好等情况看[注：按，康熙五十七年允礻题率师西征后，法海奉旨“赴西宁军前效力”。雍正继位后，称法海“至西宁，遂与允礻题私相交结。允礻题为大将军时，时，种种贪纵不法之事，法海并不劝阻。及朕即位后，令允礻题来京，法海乃军前效力废员，未奉朕旨，即潜至京师。”参见《上谕内阁》，雍正四年十二月十九日]，他对皇太子允礻乃不会有好感，或者曾为允祥在倒太子的行为出谋画策。

　　《皇清通志纲要》载：康熙“四十七年九月，皇太子、皇长子、皇十三子圈禁……十一月，上违和，皇三子同世宗皇帝、五皇子、八皇子、皇太子开释。”该书作者系允祀之子弘旺，他将允祥同废太子及皇长子允礻是并列，与其他皇子相区别，从而透露出允祥在一废太子事件中过愆甚重。但后人也因此而产生误解，认为皇十三子允祥从此被长期监禁，直至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正月才放出。事实上，允祥不久就被释放，翌年（康熙四十八年）四月康熙帝巡塞外，他在在随行皇子之列。但此次康熙帝将他带在身边，绝非示以宠爱，而是具有防范之意。

　　四十九年（1710年）六月，康熙帝在允祉、允祥和允禵3人的请安折上朱批：“胤祥并非勤学忠孝之人。尔等若不行约束，必将生事，不可不防。”可见，允祥虽被开释，但康熙帝对他已失去信任，故令允祉、允礻题等皇子加以管束。允祥与其他皇子一起恭阅上述朱批，所受刺激之大，尴尬羞愧之状，皆不言而喻。他之所以自此谨言慎行，敬恪有加，以终其生，可以从这里找到部分答案。这便是雍正帝所言康熙帝对允祥的“随即鉴宥”。

　　由于心情郁闷，允祥终于患病，“湿素毒结于右腿，膝上起白泡，破后成疮，时流稀脓……”。此症时好时坏，经御医反复医治，很长时期未愈。康熙帝是位慈父，尽管对允祥十分不满，但对儿子的病痛仍记挂在心。他支塞外时，经常在给皇子们的朱批中问询此事，并亲阅御医奏折，对治疗做出具体指示[注：满文朱批奏折4件，胤祉等奏，康熙五十年五月二十八日、六日初六四日、六月初六日、康熙五十一年（无月、日）。按，由于种种原因，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后皇子们的奏折保存下来的极少，故允祥此症于何年痊愈不详]。自四十九年直至六十年（1710—1721年）期间，允祥始终未曾随皇父外出，因腿足疾患行走不便，当是主要原因

　　根据有关情况判断，允祥曾是皇子中反太子派成员之一，并在一废太子事件中遭受挫败。胤礻真继位后，允祥虽然备受倚重，但却谨恪有加，竭心辅佐，与年羹尧、隆科多两人恃宠妄为的作风，形成鲜明对照。因此，胤禛对允祥评价极高。允祥之所以对于新帝的宠任能始终保持清醒头脑，既是由于他自幼对胤禛的性格作风极其了解，深知这是其得以自保的惟一良法，同时也表明，康熙四十七年的重大挫败，对允祥的作风与性格影响之大，直至终生。

　　值得注意的是，雍正三年（1725年）三月，雍正帝在斥责曾跟随允礻题出征，并被保举为将军的宗札布时说：“如今尔言怡王（指允祥）为平常之人，无所知识，却将国事交付伊办理，何能治理好？尔之此言，是否言及于今？是否诅咒国家？若言怡王，自幼强健聪慧，人才优良，皇父优加恩宠，此事举国皆知。怡王并非胆大妄为之人，从无非分之念。怡王对皇父尽以子道，对二阿哥尽以臣道。由于与二阿哥好，横遭大阿哥妒忌、陷害，因而株连于二阿哥。自被株连后，多年来惟感激皇父之恩，而对允就题等人胡闹之事，从不过问，亦不敢越雷池一步。怡王从不使皇父担忧，此事众人亦皆知。”按照雍正帝的上述说法，允祥是因“与二阿哥好，横遭大阿哥之妒忌、陷害”，而开罪于康熙帝。对此须做分析

　　首先，允祥如果真是与皇太子允礽关系亲密，同反太子派成员之一胤禛站在相反立场上，那么他们两人绝不会自幼如此要好，平日居京“晨夕聚处”，扈从塞外“形影相依”。

　　第二，据《清圣祖实录》载，自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至四十七年（1708年）的10年内，康熙每年夏秋去塞外行围、巡视所带皇子中，都有皇太子允礽及皇长子允褆、皇十三子允祥等3人，而其他皇子却是间在其中，并非每次必往。这是皇储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矜持日趋尖锐的10年，而巡视塞外，则是康熙帝每年外出活动中历时相对最长者，显然，他携太子同行，是因不放心让太子独自留在京师，至于固定地选带两位皇子，令其随扈前往，长侍身边，不仅只是示以器重，还有以之暗中监视、牵制皇太子，加强对自己的护卫之意。当三十六年（1697年）后皇储矜持日渐公开化，特别是三十九年（1700年）索额图家人密报他有不轨之心后，康熙帝对此戒备，是完全必要的。之所以在诸子中挑选允褆与允祥，一是他们两人都精于骑射，武功出众；二是康熙帝深知他们与皇太子不合，因而不会予以庇护或与之同谋；三是允祥十分精细，作风较为踏实，允褆勇悍有余而乏沉稳，两人恰成互补之势。如果允祥同允礽关系密切，岂能为康熙帝选中，而且历10年不变？

　　第三，如果确如雍正帝所言，那么，当大阿哥允褆被圈楚，允礽复立为皇太子后，因太子而受委屈的允祥也会得到相应的嘉奖，封以爵位，而不会反被康熙帝打入另册，与其他皇子区别对待，甚至在一废太子事件早已完结后，仍不为康熙帝所原谅，被斥之为“并非勤学忠孝之人”。封建时代，如果皇帝认为某位臣子不忠不孝，其贬责之重，非同一般，仅此一语，即可致后者于死地。倘若允祥只是犯有一般过错，爱子如命的康熙帝，绝不会出此恶言。

　　因此，雍正帝所说允祥开罪于康熙帝的缘故，无法令人相信，但允祥从此退出反太子派，谨言慎行，“不敢越雷池一步”，则确乎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