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壁山房待明月,一盏清茗酬知音。”这句诗出自哪里

半壁山房待明月，一盏清茗酬知音　　　文 / 东芳泽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化人一向是重视素质教育的，也一向主张不务正业。中国文人的第一任务就是当官，所谓“学而优则仕”，这便是学习的终极目标，但是，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称之为“文人”，好像与“仕”又没有太大关系，要为“仕”，那学的是“四书五经”之类的儒学经典。但是你再是精通这些玩意儿，也不会有人把你当文人看，顶多一个书呆子，人们看的是对于“仕”来说是无用的东西。“茶”便是其中典型的玩物之一。　　　　喝茶、懂茶对于当官来说是不起作用的，但自从有茶以来，上至达官贵人，下至黎民百姓皆从自己的喜好，自己的角度来感受茶，品评茶，逐渐演绎出一轮又一轮圈内人士的共同价值观。这些被大家看得起的，但又是无用的东西，用我们今天的说法就叫做“素质”。　　　　一个文化人可能滴酒不沾，照样文思泉涌，但少有不喝茶的。细细算来，作为以解渴为目的的饮品，茶自从成了佳篇佳作的催生物，所承载的内涵早已远远超过它的外延，品茶、懂茶是中国文人必须具备的素质，茶成就了文化人，文化人又反过来丰富了茶的精神与气质。这在世界文化史中也是一个非常现象。可见，中国文化中以人为本的思想是源远流长。中国文化之风雅承载于品茶之中，所以，中国人总是把“文人”和“雅士”链接在一起，总是说“文人雅士”。　　　　很多书籍把茶的发现时间定为公元前2737-2697年，到三国魏代已经出现饼茶的制法和饮用，自魏晋而来清谈之风盛行，每每交谈，席间茶水自是少不了的，晋司徒长史王濛尤其爱茶，不仅自己喝，而且见人拉人喝，当时士大夫中还未完全习惯饮茶，其中有些自是苦不堪言，故有人把去他家饮茶称为“今日有水厄”，其实就算从未喝过茶，也不至以“水厄”相称，原因还在于唐之前的饮茶以牛饮为主。但凡喝茶的人一定还记得卢仝的七碗茶：“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一日之内往胃里灌个数十碗，滋味自是不好受。　　　　喝茶喝出情调，喝出品味，还要归功于唐代职业茶人陆羽，他把儒、道、佛融入饮茶中，至此出现了细煎慢品式的饮茶方式，这应该是文人茶的雏形。　　　　唐代茶文化的形成得益于佛教的兴起，与陆羽交往颇深的诗僧皎然便是个中高人，“一饮涤昏寐，情思爽朗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茶清静纯洁的品质内涵与妙香流溢的佛法禅机相映生辉。　　　　在陆羽之后，宋代皇帝和著名文人中这类“品茶”发烧友也不在少数，宋徵宗赵佶可算其中憨态可掬的一位。这位皇帝不问朝政，在历史上未留下半点治国安邦良策，却写了一部洋洋洒洒的《大观茶论》。所以探究历史之徒少有人记住这位皇帝的名字，倒是探究茶艺的行家把这位皇帝奉为知己。虽然他皇帝不好好当，社稷不好好理，但这篇茶论却至今仍有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　　　　赵佶在茶方面的造诣应该得益于家学，因为宋太祖赵匡胤就是位嗜茶之士，他在世之时，宋代茶业已有很大发展，文人中出现了专业品茶社团，有官员组成的“汤社”、佛教徒的“千人社”等，爱茶品茶之气尉然成风。　　　　到了太宗之时，出现皇家专用的龙凤团茶。权贵们为了办好贡茶以博皇上欢心，为此先要比试茶叶的质量，这样就产生了“斗茶”，徽宗时候的郑可简创制了一种以“银丝水芽”制成的“方寸新”。这种团茶色如白雪，故名为"龙园胜雪"。郑可简便因此官升至福建路转运使。　　　　皇帝如此爱茶，民间便可想而之了，加上文人的助阵，越演越烈，厚厚一本中国文化史荡漾出阵阵茶香，文坛上，与茶叶结缘的人不可悉数，但是没有一位能像苏轼那样于品茶、烹茶、种茶均在行，对茶史、茶功颇有研究，又创作出众多的咏茶诗词的。　　　　除此之外，更有象李清照、赵明诚夫妇这样的贤伉俪，每顿饭罢，便于堂前烹茶，相互考背学问，直至饮不动为止，这一“饮茶助学”的佳话为茶事添了不少风韵。　　　　茶文化不仅是中国精英文化与中国文人的高端骄傲，它与诗词一样，由上层发端向亲民演进，民间承载着文化衍生厚厚的土壤，从宋开始，有人迁徙，邻里要“献茶”、有客来，要敬“元宝茶”，定婚时要“下茶”，作为男子向女子求婚的聘礼。至元明时，“茶礼”几乎为婚姻的代名词。女子受聘茶礼称“吃茶”，姑娘受人家茶礼便是合乎道德的婚姻。清朝仍保留茶礼的观念。有“好女不吃两家茶”之说。由于茶性不二移，开花时籽尚在，称为母子见面，表示忠贞不移。如《红楼梦》书中，王熙凤送给林黛玉茶后，诙谐地说：“你既吃了我家的茶，怎么还不做我家的媳妇。”　　　　民间茶文化兴盛最近一次应该在九八年左右，各地的茶艺馆越办越多，种类繁多，有清茶馆，有日式茶馆，也有江浙风味的面点式茶馆，在茶馆里喝茶聊天已然让文化人或非文化人都感受到千年的风雅，只是在这些人为的风雅之后，更多的是名利，是做秀，是娱乐，无怪乎近几年来茶馆渐入颓势，很多已销声匿迹，只有在洗尽铅华之后，真正的茶人才浮出水面。　　　　相对而言，闽南一带茶人较多，号称六如茶痴的林治先生，这位现代文坛才女林徽茵的后人，辞官回乡与茶为伴，开当代武夷山茶派先河，六十岁开始足迹遍布大江南北，终成一部当代茶史《神州问茶》，可谓传奇。　　　　庄晚芳也是一位福建茶人，安徽有名的祁门茶就是得益于他，祁红与印度的“大吉岭”红茶和斯里兰卡的“乌伐”红茶齐名，被誉作“世界三大高香名茶”。经他改良后的祁红汤色红艳透明，叶底鲜红明亮。滋味更加醇厚。　　　　前一阵偶然遇见一家福建安溪的茶铺，店面不大，七八平米，布置得古典别致，一套红木的茶具置于案几上，一对绕膝的儿女，乖巧安静，凡进得店的客人，店主都要沏上一杯上好的铁观音，让客人细品，淡淡的清香拉近了主人与客人之间的距离，生意做不做是其次，谈茶论道聊品人生倒成了真正的主题，尤其谈起铁观音，店家更是如数家珍，山头产或田边产的茶，他会教你一一辩识。　　　　其实，只要细细发现，当代真正的茶人还很多，或隐于闹市，或居于山间，他们以茶为友，承甘霞之芳泽，蕴天地之精气，于茶中透出正义与清雅。　　　　但愿我们不仅仅只是欣赏他们，或者让他们成为“遗产”。这个诗的作者已经佚名了。呵呵呵。不过现在常用来形容茶啊

散文标题： 半壁山房待明月，一盏清茗酬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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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化人一向是重视素质教育的，也一向主张不务正业。中国文人的第一任务就是当官，所谓“学而优则仕”，这便是学习的终极目标，但是，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称之为“文人”，好像与“仕”又没有太大关系，要为“仕”，那学的是“四书五经”之类的儒学经典。但是你再是精通这些玩意儿，也不会有人把你当文人看，顶多一个书呆子，人们看的是对于“仕”来说是无用的东西。“茶”便是其中典型的玩物之一。

喝茶、懂茶对于当官来说是不起作用的，但自从有茶以来，上至达官贵人，下至黎民百姓皆从自己的喜好，自己的角度来感受茶，品评茶，逐渐演绎出一轮又一轮圈内人士的共同价值观。这些被大家看得起的，但又是无用的东西，用我们今天的说法就叫做“素质”。

一个文化人可能滴酒不沾，照样文思泉涌，但少有不喝茶的。细细算来，作为以解渴为目的的饮品，茶自从成了佳篇佳作的催生物，所承载的内涵早已远远超过它的外延，品茶、懂茶是中国文人必须具备的素质，茶成就了文化人，文化人又反过来丰富了茶的精神与气质。这在世界文化史中也是一个非常现象。可见，中国文化中以人为本的思想是源远流长。中国文化之风雅承载于品茶之中，所以，中国人总是把“文人”和“雅士”链接在一起，总是说“文人雅士”。

当然，“风雅”是要吃饱饭之后的事，文化是要经济来“搭台”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茶文化在魏晋南北朝已相当发达，而真正的大盛却推至经济繁盛的唐宋。文化是需要积累的，而这个积累的量是有它自己的规律的，它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

很多书籍把茶的发现时间定为公元前2737-2697年，到三国魏代已经出现饼茶的制法和饮用，自魏晋而来清谈之风盛行，每每交谈，席间茶水自是少不了的，晋司徒长史王濛尤其爱茶，不仅自己喝，而且见人拉人喝，当时士大夫中还未完全习惯饮茶，其中有些自是苦不堪言，故有人把去他家饮茶称为“今日有水厄”，其实就算从未喝过茶，也不至以“水厄”相称，原因还在于唐之前的饮茶以牛饮为主。但凡喝茶的人一定还记得卢仝的七碗茶：“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一日之内往胃里灌个数十碗，滋味自是不好受。

喝茶喝出情调，喝出品味，还要归功于唐代职业茶人陆羽，他把儒、道、佛融入饮茶中，至此出现了细煎慢品式的饮茶方式，这应该是文人茶的雏形。

唐代茶文化的形成得益于佛教的兴起，与陆羽交往颇深的诗僧皎然便是个中高人，“一饮涤昏寐，情思爽朗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茶清静纯洁的品质内涵与妙香流溢的佛法禅机相映生辉。

在陆羽之后，宋代皇帝和著名文人中这类“品茶”发烧友也不在少数，宋徵宗赵佶可算其中憨态可掬的一位。这位皇帝不问朝政，在历史上未留下半点治国安邦良策，却写了一部洋洋洒洒的《大观茶论》。所以探究历史之徒少有人记住这位皇帝的名字，倒是探究茶艺的行家把这位皇帝奉为知己。虽然他皇帝不好好当，社稷不好好理，但这篇茶论却至今仍有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

赵佶在茶方面的造诣应该得益于家学，因为宋太祖赵匡胤就是位嗜茶之士，他在世之时，宋代茶业已有很大发展，文人中出现了专业品茶社团，有官员组成的“汤社”、佛教徒的“千人社”等，爱茶品茶之气尉然成风。

到了太宗之时，出现皇家专用的龙凤团茶。权贵们为了办好贡茶以博皇上欢心，为此先要比试茶叶的质量，这样就产生了“斗茶”，徽宗时候的郑可简创制了一种以“银丝水芽”制成的“方寸新”。这种团茶色如白雪，故名为"龙园胜雪"。郑可简便因此官升至福建路转运使。

皇帝如此爱茶，民间便可想而之了，加上文人的助阵，越演越烈，厚厚一本中国文化史荡漾出阵阵茶香，文坛上，与茶叶结缘的人不可悉数，但是没有一位能像苏轼那样于品茶、烹茶、种茶均在行，对茶史、茶功颇有研究，又创作出众多的咏茶诗词的。

除此之外，更有象李清照、赵明诚夫妇这样的贤伉俪，每顿饭罢，便于堂前烹茶，相互考背学问，直至饮不动为止，这一“饮茶助学”的佳话为茶事添了不少风韵。

茶文化不仅是中国精英文化与中国文人的高端骄傲，它与诗词一样，由上层发端向亲民演进，民间承载着文化衍生厚厚的土壤，从宋开始，有人迁徙，邻里要“献茶”、有客来，要敬“元宝茶”，定婚时要“下茶”，作为男子向女子求婚的聘礼。至元明时，“茶礼”几乎为婚姻的代名词。女子受聘茶礼称“吃茶”，姑娘受人家茶礼便是合乎道德的婚姻。清朝仍保留茶礼的观念。有“好女不吃两家茶”之说。由于茶性不二移，开花时籽尚在，称为母子见面，表示忠贞不移。如《红楼梦》书中，王熙凤送给林黛玉茶后，诙谐地说：“你既吃了我家的茶，怎么还不做我家的媳妇。”

民间茶文化兴盛最近一次应该在九八年左右，各地的茶艺馆越办越多，种类繁多，有清茶馆，有日式茶馆，也有江浙风味的面点式茶馆，在茶馆里喝茶聊天已然让文化人或非文化人都感受到千年的风雅，只是在这些人为的风雅之后，更多的是名利，是做秀，是娱乐，无怪乎近几年来茶馆渐入颓势，很多已销声匿迹，只有在洗尽铅华之后，真正的茶人才浮出水面。

相对而言，闽南一带茶人较多，号称六如茶痴的林治先生，这位现代文坛才女林徽茵的后人，辞官回乡与茶为伴，开当代武夷山茶派先河，六十岁开始足迹遍布大江南北，终成一部当代茶史《神州问茶》，可谓传奇。

庄晚芳也是一位福建茶人，安徽有名的祁门茶就是得益于他，祁红与印度的“大吉岭”红茶和斯里兰卡的“乌伐”红茶齐名，被誉作“世界三大高香名茶”。经他改良后的祁红汤色红艳透明，叶底鲜红明亮。滋味更加醇厚。

前一阵偶然遇见一家福建安溪的茶铺，店面不大，七八平米，布置得古典别致，一套红木的茶具置于案几上，一对绕膝的儿女，乖巧安静，凡进得店的客人，店主都要沏上一杯上好的铁观音，让客人细品，淡淡的清香拉近了主人与客人之间的距离，生意做不做是其次，谈茶论道聊品人生倒成了真正的主题，尤其谈起铁观音，店家更是如数家珍，山头产或田边产的茶，他会教你一一辩识。

其实，只要细细发现，当代真正的茶人还很多，或隐于闹市，或居于山间，他们以茶为友，承甘霞之芳泽，蕴天地之精气，于茶中透出正义与清雅。

但愿我们不仅仅只是欣赏他们，或者让他们成为“遗产”。 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