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祖蓝晒天安门留影新旧对比照，这些年他在演艺圈够经历了什么？_求婚

2022年7月1日，著名的演员王祖蓝在祖国天安门拍照，并且发微博表示1997年10月1日他在天安门广场，2022年7月1日他仍然在这里，25年后仍然兴奋和激动。他通过这种方式来分享，97年香港回归和回归25周年后，天安门的游客照的对比，两组照片跨越了25年的时光，不变的是青春的底色，很多明星也纷纷发文，祝贺香港祝贺祖国，祝贺明天会更好。首先我们可以明显的通过王祖蓝的发文，表现出王祖蓝的爱国热情，他这几组照片也有非常的意义。在1997年王祖蓝还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伙子，但是经过25年的摸爬滚打，他现在已经成为了娱乐圈里面著名的主持人，在25年前王祖蓝是一个单身的小男孩，但现在已经是好几个孩子的父亲了，他见证了这段日新月异的变化，也见证了自己的成长，两组对比照十分的珍贵也是见证了祖国的变迁。小编也带大家回忆一下，他这些年在演艺圈都经历了什么？在1980年，王祖蓝出生于中国香港，在1999年他出演了喜剧**《阳光警察》，从此正式进入演艺圈。他知道自己的长相不占优势，但是他努力地钻研了演技，在2004年他凭借舞台剧《锦绣良缘》和《星下谈》，斩获了最佳男主角奖和最佳男配角奖。也正是由于这两部出色的舞台剧，王祖蓝有幸签约了TVB。从2004年到2010年，王祖蓝先后出演了《独家试爱》《古灵精探》等多部影视剧，虽然作品很多，但是由于外形的限制，王祖蓝始终不温不火。再加上TVB开始走向末路，王祖蓝的日子更加难熬。在2005年时，王祖蓝遇到了他现在的妻子李亚男。即使恋情曝光以后，很多人都不愿意相信两人最终会在一起，但是就是在2011年，王祖蓝去见了李亚男的父亲。即使岳父对他的外形条件不够喜欢，但是王祖蓝仍然通过自己的真心实意打动了李亚男的父亲。最终李亚男的父亲决定给王祖蓝一个机会，给了他三年的缓冲期，在2014年王祖蓝迎来了事业起飞的一年。2014年他参加跑男的录制之后，人气水涨船高，他也事业有成，他认为该给李亚男一个交代，于是在2014年他向李亚男求婚。李亚男更是当场答应。2015年时，李亚男与王祖蓝举行婚礼。在婚后，李亚男为王祖蓝生下两个女儿，尽管综艺受到打压，但是连王祖蓝还是在凭借个人的努力给李亚男一个好的保障。以上就是25年间，王祖蓝在演艺圈所经历的所有经历。

丧礼

有关历代帝王的丧礼，历代文献有极丰富的记载，从秦朝至清朝，皇帝及皇室成员的丧葬情况，越来越复杂和排场，礼典备载，汗牛充栋。限于篇幅，只选择封建社会晚期的两个王朝——明、清时期的帝王丧葬之礼，作一典型进行说明和归纳，用以代表整个封建时期的帝王丧礼情况。 明代皇帝丧礼，又称为大丧礼。整个治丧过程，可分为遗诏、部议和仪注三大部分。

清朝的皇帝丧仪，基本上沿袭了明制，但又结合了满族的一些风俗习惯和古代典礼中的制度。

皇帝驾崩的当天，将卤簿、大驾全部设齐。

大殓后，将大行皇帝的梓宫放在乾清官王、贝勒、贝子、公、公主、福晋等高级贵族人员各自回家进行斋戒，政府各部院大臣和官员要到本衙门宿舍中集体住宿斋戒，不许回家。至于散闲官员，则齐集于午门斋戒住宿。斋戒期满以后，王以下文武官员不准作乐，禁止丧服嫁娶活动。在京的军民百姓要在二十七天中摘冠缨、服素缟，一个月内不准嫁娶，一百天内不准作乐(即任何形式的文化娱乐活动；主要是指文艺表演)，四十九天内不准屠宰，二十七天不准搞祈祷和报祭。服未除前，文件票拟用蓝笔，文件一律用蓝色油墨印刷。京城自大丧之日始，各寺、观鸣钟三万次。第二天，要在天安门前举行颁遗诏仪式。

葬礼

远古时代，殡葬极为简易，陵无坟丘建制。随着岁月的流逝，一些先祖的葬地也就在人们的头脑中泯灭了。进入封建社会以后，人们为了纪念在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史上做出贡献的许多英雄人物，则根据传说附会建筑许多纪念性的陵墓和陵庙，如河南推田的大吴(伏羲)陵、陕西黄陵的黄帝陵、湖南{需阝}县的炎帝陵、山东曲阜的少昊陵、河北高阳的颛顼陵、山西临汾的尧陵湖南宁远的舜陵、浙江绍兴的禹陵等等，帝王陵墓的出现，大约在战国中期。但由于当时诸侯割据争雄，人力物力分散，陵墓都较狭小，未见有陵园建筑。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秦始皇陵在今陕西临潼，原名“丽山”或“骊山”，前后修建了四十年，这种不惜耗费大量人力财力，为帝王修筑宏伟陵墓，以体现封建皇权威严的做法，为历代封建王朝所沿袭。只有元代皇帝死后深埋，然后纵使万马奔腾，消灭地面上的一切痕迹，使确切葬处成为永久的秘密，这是遵照蒙古习俗，当系例外。此外，唐代埋葬帝王多因山为陵，不另起大型坟堆，高大的封土堆原本是山的象征，在今天的中华大地上，还可考见或保存的帝王后妃陵墓尚多，比较著名的有秦始皇陵、汉高祖长陵、汉文帝霸陵、汉武帝茂陵、汉光武帝原陵、蜀先主刘备惠陵、北魏文明太后永固陵、文景帝修安陵、梁武帝修陵、陈宣帝显宁陵、隋炀帝陵、唐太宗昭陵、唐高宗和武则天乾陵、唐玄宗泰陵、杨贵妃墓、前蜀高祖永陵、南唐二陵、北宋八陵、南宋六陵、辽太祖祖陵、西夏王陵、金太祖陵、成吉思汗陵、明中都皇陵、明太祖孝陵、明成祖长陵、明神宗定陵明思宗思陵、清初三陵、清东陵、清西陵、乾隆容妃墓、光绪珍妃墓等。

觐见礼

1．诸侯朝觐仪。两汉时，同姓诸侯王来朝，天子往往以家人之礼相待，甚至宴饮言谈时都不太讲究君臣礼数。以后晋武帝泰始年间始规定，诸侯王每三岁一朝，朝礼皆执璧。

2．百官朝见仪。

其一，臣下见君长之礼，为稽首，顿首五拜。意思是先拜手稽首，再四拜一叩头成礼。百官见东宫太子或亲王时，行稽首四拜礼。

其二，在京的文武百官如遇告假或出使，都要来皇宫辞行。

其三，国家重臣，特别是那些方面大员来京朝见，鸿胪寺应优先立即带其进见皇帝。

其四，文官四品以上以及翰林院学士、尚宝司、六科部给事中、武官公侯伯都督以及附马、仪宾、锦衣卫指挥等官，患病超过三日者，都要身着公服到午门外行朝见礼。若大臣中有蒙皇上遣医调治、并赐物慰问以及大臣考满有赐者均在行礼后还得面谢皇帝。

其五，文武百官出入朝门时，各照品秩高低表示逊敬。凡一品以下的官员遇着公、侯、驸马等人，应加以敬礼，立要旁立，行则后从；凡三四品官见到一品官的时候，应行逊礼，走和站立都必须在一品官的身后；五品以下的官员仿此类推。除有宣召，一律不许出现僭越失礼的现象。

其六，百官入朝门时，必须拱手端行，威仪整肃，不许私下与人客套寒暄与行礼，不准喧哗、吐痰以及一切不敬行为。入朝后，皇帝升座以后，任何人不得出声、谈笑、指指点点、东张西望。

其七，百官入朝行礼和退朝下班时，一律按文官在东、武官在西的原则，不许径直穿越御道东西行走。如在奉天门或午门行朝礼，有正当理由必须东西横向行走者，也务必要退到金水桥以南，才能通过。

其八，大臣入朝，不管是立还是坐，不许面朝南方。违者以僭逆论罪。

其九，臣下百官，任何人不淮在皇宫中道和五道上行走。

其十，所有正殿正门的中三道台阶，除皇帝一人外，任何人不得行走践踏。

其十一，百官朝参时，遇有皇帝圣谕教训时，必须专心致志，拱听分明。

其十二，与皇帝会面，有时也蒙赐坐。

其十三，被赐坐的官员们，如遇有另外的官员向皇帝奏事时，必须起立，等奏事完毕才能重新落座，不许倨坐失仪。

还有太子见皇帝，有皇帝见太上皇和太后，有皇后、妃嫔见皇帝，有宫中侍从婢朴见主子等各种见面礼仪不胜枚举。

婚礼

《五礼通考》曾说，自后齐以来，不管天子庶民，婚礼“一曰纳采，二曰向名，三曰纳吉，四曰纳征，五曰请期，六曰亲迎。”

这就是古代婚礼所分的六个阶段，俗称“六礼”。分述如次：

一、纳采：这是议婚的第一阶段，男方请媒提亲后，女方同意议婚，男方备礼去女家求婚，礼物是雁，雁一律要活的。为何用雁雁为候鸟，取象征顺乎阴阳之意，后来又发展了新意，说雁失配偶，终生不再成双，取其忠贞。 二、问名：是求婚后，托媒人请问女方出生年月日和姓名，准备合婚的仪式。�

三、纳吉：是把问名后占卜合婚的好消息再通知女方的仪礼。又叫“订盟”。这是订婚阶段的主要仪礼。古俗，照例要用雁，作为婚事已定的信物。后发展到用戒指、首饰、彩绸、礼饼、礼香烛、甚至羊猪等，故又称送定或定聘。

四、纳征：是订盟后，男家将聘礼送往女家，是成婚阶段的仪礼。这项成婚礼又俗称完聘或大聘、过大礼等。后来，这项仪式还采取了回礼的做法，将聘礼中食品的一部或全部退还；或受聘后，将女家赠男方的衣帽鞋袜作为回礼。聘礼的多少及物品名称多取吉祥如意的含意，数目取双忌单。

五、请期：送完聘礼后，选择结婚日期，备礼到女家，征得同意时的仪式。古俗照例用雁，礼品一般从简，请期礼往往和过聘礼结合起来，随过大礼同时决定婚期。

六、亲迎：就是新婿亲往女家迎聚的仪式。这项仪礼往往被看做婚礼的主要程序，而前五项则当成议婚、订婚等过渡性礼仪。这些形式中有一部分出于社交关系的需要，如女家的“添妆”，到男家时的“开揖”、“闹洞房”等，都是确立社会关系的仪礼。纯属亲迎部分的仪式，一般用花轿，分双顶或单顶，扶亲妇上轿的“送亲嫂”，陪新郎至女家接人的“迎亲客”，都各有要求，起轿、回车马、迎轿、下轿、祭拜天地、行合欢礼、入洞房……每一过程又都有几种到十几种形式，大多表示祝吉驱邪。亲迎的季节，一般选在春天，州以农立，适逢农闲，丰收为是，正好婚配。 婚嫁“六礼”过后，进入过渡期，新妇回娘家的“归宁”，一直到新妇进入育产期，第二代再行诞生礼。从此，婚礼只作为一种家庆纪念日，按周年庆贺(满一个“花甲”举行隆重庆贺仪式，叫办重婚酒)，年年值庆，直至终年。在国外，结婚二十五年做银婚礼。结婚五十年做金婚礼。这些都是婚礼的追忆仪式了

颁诏仪与上表仪

1)颁诏仪。颁布诏令，包括皇帝或太后等发布法令和文浩时的仪式。帝王诏令的种类很多，主要有传位诏、即位诏、改元诏、加冠诏、出阁诏、赐确诏、礼仪诏、巡幸诏、南郊诏、北郊诏、封掸诏、谒庙诏、附庙诏、附葬诏、赠诏、痊复诏、籍田诏、贬责诏、废黜诏、降黜诏、遗诏、上尊号诏、里太子纳妃诏、命皇太子监国语、皇长子降生诏、召皇太子临朋听政诏、出宫人诏、罪己诏、复辟诏、退位诏等等。各种诏令均有自己特定的内容，如传位诏是皇位继承性质的诏书，是指皇帝在生前将皇位传给新君时所颁布的诏书；即位诏则是皇王即位时向天下臣民颁布的文书，又叫“即位册文”。诏书的内容各不相同，此处不拟一一陈述，只是将颁布诏书的一些共同的仪式作一简单介绍。 明代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首次制定颁诏仪。在奉天殿设立御座，在殿东设一宝案，殿内有乐队，准备演奏中和韵乐，大乐则在午门和承天门外。承天门上设宣读案，面朝西南方向。清晨，校尉擎着云盖，站在殿内帘前，百官朝服在承天门外立班，公、侯则立于午门外，俱东西相向。皇帝身着皮弃服，升殿。其仪如朝仪。礼部官捧着诏书来到案前，加盖国望，将诏书置于云盖中。校尉举着云盖；由殿东门出去。门外大乐齐奏，举诏的校尉由奉天门到金水桥南的午门外，公侯作前导，迎至承天门上。礼官鸣赞，唱排班，文武官各就位，乐声再起，全体四拜，乐止。宣读官和展读官升案，称“有制”，众官闻声齐刷刷跪下。礼部官捧诏书交给宣读官，宣读完毕后，将诏书交礼部官放在云盖中。司仪官赞道：“俯伏。”众官俯伏行礼；叫“平身!”方起身复原位，四拜，乐止。文武百官又舞蹈，三呼万岁，又四拜。仪礼司宣布：“礼毕！皇帝乃起驾离殿，礼部官把诏书捧着，交给使者，百官乃告退。 明亮靖六年(1527年)对颁诏仪进行了若干修改。由鸿炉官设宝案，锦衣卫设云盖盘于奉天殿里的东侧，另在承天门上设一云盘，在午门外设一彩桥，宣读案也设在承天门上。百官人丹探侍立，皇帝冕服升坐，翰林院官员捧诏书在御座前东部立。百官入班，四拜，出至承天门外。颁诏仪式正式开始，翰林院官将诏书授予礼部官，礼部官将诏书捧置云盘案上，云盖由校尉举着，一行人从殿东门出，至午门外将诏书放在彩轿内。公、侯、伯三品以上官为前导。迎诏至承天门上，宣读赞拜，则与洪武年间的仪式一样了。宣读完毕，礼部官捧诏书授锦衣卫官，放在云匣中，用彩绳把云匣绑在龙竿，从承天门上降下。门下的礼部官接过降下的诏书，放在龙亭内，敲锣打鼓地护送到礼部，交给使者颁行。

上面介绍的是颁诏仪式，那迎接诏书有什么仪式呢洪武年间对这一环节也有礼文规定。凡遣使开读诏敕，接诏的部门要备好龙亭，仪仗、鼓乐，出墙郭迎接。送诏书的使者下马，奉诏书放在龙亭中，向南而立，接诏部门的官员穿好朝服行五拜礼。然后，众官员及乐队为前导，使者上马

随龙亭后，一起来到公廨衙门。众官先进门，按文东武西的原则在大厅排立好，候龙亭进门。龙亭一到，行四拜礼。使者进屋后，从龙亭中把诏书交给展读宫，展读宫跪着接过，走到开读案前宣读诏书。读罢，将诏书棒

还朝使，仍故人龙亭中。众官四拜，舞蹈山呼，又四拜而礼毕。该部门首长走到龙亭前，跪问皇躬万福，朝廷使者鞠躬答道：“圣躬万福。”众官退

散，换下朝服，穿官服出来会见和招待使者，见面时双方行两拜礼。

凡是朝廷使者送达诏书的途中，无论是官员、士兵，还是百姓，遇见后应立即在路旁俯伏，等送诏队伍过后，方能起身。

以上是颁诏接诏仪式之大概。皇帝下达的命令，除诏书外，还有其他形式，如救符、丹符、制喻、手诏等，这些文件的传达，多数不公开进行，所以也就没有大张旗鼓的仪式了。

清代，诏书先用满、蒙、汉三种文字写成，后改为满、汉两种文字。在太和殿内设黄盖、云盘、诏案、黄案；在午门外备龙亭、香亭；在天安门上的楼雉口中预制一个朵云金风，东部筑一座宣诏台。内阁学士捧诏加印国玺，铺于黄案。皇帝入太和殿，王公大臣行礼毕，由大学士捧诏书交给殿槽下的礼部尚书，尚书跪接，陈设在丹陛的诏案上。行礼后，将诏书放入云盘，盖上黄盖，礼部宫举着云盘从中路出太和门，百官从行到午门外，将云盘放入龙亭。龙亭来到天安门外的桥南，取出云盘放在高台的黄案上，文武官按品级排队向北站立，宣读宫走上宣诏台朝西立，众官跪听宣诏先宣读满文，后读汉文，读罢，众官行三跪九叩礼。奉诏官用朵云装上诏书，系以彩绳，从天安门楼上的金风口中吊降下来，礼部官在城楼下接过朵云诏书，仍放进龙亭。拱卫龙亭出大清门，去礼部。礼部尚书率属下望阙(宫廷)列拜香案，行迎接诏书礼。礼部迎到诏书后，用黄字誊抄付印，颁行各省

。

2)上表仪。这里所谓上表，不仅包括表，还有笺、奏章、疏、封事、题本、书、牒等文种。关于各种文体的写法和体裁，属于文章学或文体学的探讨范围，此处只就王公大臣、文武百官向天子或太后进上言论时的一些礼仪，作一描述，至于上奏的不同文体格式，只是在涉及礼仪内容时附带说明。我们鉴于明朝的礼仪具有上承唐宋，下启满清的特点，它的典章制度富有极显著的汉民族封建王朝的典型意义，放下面仍以明朝上表仪式为例，加以概述。

宋朝的群臣上表仪，大致情况是：守宫设次于朝堂，文官在东，武官在西，相对为首；设中书令位于群臣之北。礼部官举表案入，引中书令出列，就南面而立。礼部郎中将表交给中书令，中书令奉表上奏皇帝。凡遇大朝仪时，宰相率文武群臣和诸军将校、各国部落首领、道士和尚、民间耆老等到东上阁门去拜表，知表官将表跪交宰相，宰相再跪交给阁门使，阁门使交给通进司，通进司交给皇帝。宋代群臣上表时，必须有一名要臣作为“表首”，即上表的领头人，有的认为太子三师应为表首，有的则认为表首理当仆射充任，最后决定以仆射为表首，因为他是百僚师长，百官之本。

明朝上表，分多种形式，有进表笺仪，进玉牒仪，进书仪，上贺表仪，上谢恩表仪等等，十分详细具体。首先谈谈进表笺仪。

明初定制，凡王府遇正旦、冬至、圣诞等三大节，先期作好陈设准备，准备就绪后，藩王冕服就位四拜，到香案前跪下，进表后，复位，四拜，三舞蹈，三呼万岁，再四拜。其属官也穿朝服，随班行礼。如果是进皇后表，除不舞蹈、山呼卜仪式相同；如进皇太子表，王穿皮弁服，行人拜礼。

各衙门，百官上表笺，只有规定，无仪式，洪武间定，进表前一天，在衙门、公廨附近街道结彩，官员在本衙门内斋休宿歇。进表当日清晨，在庭中设一龙亭，在露台设仪仗和鼓乐，龙亭前放一张表笺案，案前设一香案，龙亭东为进表笺官之位。鼓初严，各官穿好朝服，次严，首长到香案前，盖官印于表上，把表置于表案，然后退立幕次。鼓三严，各官入班，四拜，首长到香案前，赞官叫“跪”，众官皆跪，一执事官将表笺跪交首长，首长跪交给进表官，进表官跪接过来，放入龙亭中。首长回位，各官四拜，三舞蹈，三呼，四拜。锣鼓前引，仪仗队其次，鼓乐再后，百官跟着，百官之后是进表官和龙亭。来到郊外，把龙亭面朝南，仪仗鼓乐如前面所述的排列，文武官侍立，首长从龙亭中取出表笺，交给进表官，进表官在马上接过表，策马奔京师皇宫而去，众官返回。

明朝规定了进表上表的数量、上达程序和日期等。如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定：皇帝生日，京城以外五品以上衙门，只进表文一道；正旦、冬至、上皇帝表文、中宫笺、东宫笺文各一道。地方省一级衙门，其表笺遣使

送交礼部。各州的表笺先交给府，各府再上交布政司，布政司最后再送礼部，礼部将全国各地进的表笺，作一分类目录，向皇宫帝、后、太子们汇报，并呈上所有的表笺。

说者谓教会正在顺利进行的时候，忽然发生内部的争端，为着礼仪问题而各执一辞，使教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不可谓非教会的不幸。其实这问题的起源，在耶稣会初入中国时，即已开端。耶稣会士利玛窦，为了便于推行教道的缘故，处处谋迎合中国固有风俗习惯，所以他最初便穿着和尚服装，以为可以借此不受中国人歧视,及至以后知道和尚并不为社会所重视，乃改为儒者的装束。在利玛窦以为凡不妨碍基督教本根信仰的各种习惯，不妨予以迁就。所以他在God的称谓上，与尊孔祭祖的问题上，都不十分固执。因为那时候，基督教初入中国，对于宗教上应用的名词，一时很难决定。God之名，起初便译音而为陡斯(Deus)，因为找不到一个新的适当名词。从前回教、犹太教、景教等对于这点都感困难。所以利玛窦起初用『天主』二字。后他从中国古书中，看见天或上帝的名称，是中国古圣贤用来指天地的主宰的，于是改变初志，便用天或上帝而不用天主了。后来又读到朱熹对天的解释，说天不过是一种义理：即上帝亦不必是独一的天地主宰。他又以天主或上帝并用。这便引起了后来的争论，即有一派人主张只许用天主，而不能用天与上帝之称。而耶稣会士一派以为三名不妨并用，因为中国古人曾以此解作天地主宰。这问题辩论得非常利害。后来更正教中在翻译圣经上也会经发生同样的讨论，有主张用神字代替上帝的。直到现在有些圣经封面上还是注出『神』或『上帝』字样，表明这书里把GOd译作『神』字的或译作『上帝』,不过没有像天主教当时那样的严重罢了。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祭祖敬孔，是否有罪？基督徒是否绝对不能参加？在这种礼节中是否含有宗教的意味？或者传教士虽认为有罪，而基督徒仍可以凭良心的裁断？因为这是中国几千年来的民众习惯，一旦欲完全把它排斥，势必在传教工作上将受莫大的阻力，一般人将以督教为破坏中国的家族主义与国家观念了。利玛窦对于这个问题，曾经采取一种折衷办法，以为基督徒认这不过是一种礼节，表示敬仰与孝思而已，不妨任他奉行，这原是一种不得已的从权办法。但当时已有耶稣会士加以反对，像龙华民等，曾经禁止祭祖拜孔，以为这与佛道讲宗的拜偶像无异，大有背于天主教教义的。

　　第三，关于一部分零碎问题，如：民问出会迎神等举动，基督徒应不应输钱与参加？或者一个基督徒，他的祖宗是非基督徒，是不是适用基督教的仪式？或者牧师为妇人施行洗礼，能否免去那些在中国习惯上所认为不甚合适的礼节这一些小问题，是与上述问题有连带的关系，是附属的，而不是主要的。所以成为这次论争中的中心问题的，还是第一第二两点。教会在十七世纪外来的压迫，既然减少，而内部便起了争论。结果，从两派不同的意见，变为派别间的嫉妒，更影响到国际方面。不但在远东的传教士，都参与两方面的阵线，即欧洲教会亦因此而有剧烈的辩论。

　　在中国的耶稣会士，大部分是拥护利玛窦的主张，而多明尼与方济各会人，大都站在反对的地位。一六三一年时有多明尼会士到福建传道，他看见耶稣会士容任祭祖敬孔的事，便大不以为然。就连合方济各派，把这个问题禀告到马尼刺(Manila菲律宾首邑)总主教，总主教又把这禀告送到罗马教皇迁尔朋第八，这是一六三五年的事。一方面由教皇派员调查，而一方面耶稣会士向教皇辩诉，到一六三八年，遂由总主教撤回其诉状。

　　多明尼会士有名马拉来斯(Morales)的，从一六三三年来到中国，一六三七年被迫离开中国。他对耶稣会开始就反对。到了欧洲以后，在一六四三年，把这情形告诉宣教会，提出十七条问题对耶稣会攻击。内中有几条比较重要的，如：

　　传教士在给妇女施洗时，是不是可以取消涂油礼？

　　是不是可以准许中国人出百分之三十的利息，靠放债过活的人做基督徒？既做基督徒后，是否仍旧可以继续这种职业？

　　基督徒是否可以捐钱给迎神赛会等迷信事情国家举行祭祀时，基督徒是否可以参加此种仪式？基督徒可否参加祀孔典礼或其他葬礼？基督徒是否可称孔子为神？在礼拜堂可否置『万岁』一类的碑文或匾额？

　　经宣教会讨论的结果，并呈请教皇依诺增爵第七的同意，于一六四五年九月十二日发表一道禁止的命令。在这命令中声明此项禁止，在未有别项决议前，须暂时遵守。而在中国的耶稣会士，对于这决议，自然非常惊奇，决定向当局陈述他们这方面的意见。于是在一六五一年派了一代表，就是卫匡国神甫(Martini)到罗马去解释。他们认为马拉来斯对于他们的制度，不曾有正确的了解。迨一六五四年卫氏到了罗马，把耶稣会一方面的陈述送交『异教徒裁判所』，经过相当的考虑，由教皇亚历山大第七裁定，准许耶稣会照他们的意见去做，让基督徒自己决定这范围内的事，无论含有迷信的礼节与丧礼等事，只要不妨害他们根本的信仰，均可自由参加。这是一六五六年的命令，表面上好像与一六四五年的命令冲突的，实际上都是一种暂时性质，并没有绝对肯定的话。多明尼会对于第一次命令，本来已经不很满意，马拉来斯曾经提出了责问。这时候马氏已去世，同会就有鲍郎高(Palanco)继马氏而起，向教廷询问：是否取消一六四五年的法令？等到一六六九年教皇格来孟第九答覆他一道公文，说两个法令，在依照环境情形下都当遵守，这似乎是使耶稣会得了点胜利。

　　当第二次教难发生，各省教士都被禁押在广州，包括耶稣会、多明尼会、方济各会人员,其问以耶稣会人数为最多，这是一个很好的合作机会。他们用了四十天工夫，充分讨论着教会各方面的问题，共同议决了四十二个问题，中间有一条『当遵守一六五六年法令』。当议决时，与议诸教士一一签押遵守。而多明尼会有名那槐来脱(Navarrette)的不能同意，潜逃至澳门，又乘船回到欧洲。他在欧洲发表了些著作，大大地攻击耶稣会，所以当时的耶稣会不但天主教中攻击他，就是欧洲的更正教也攻击他。不过在中国的情形却两样，所有的方济各会奥斯定会人大都附和着耶稣会，即站在反对地位的多明尼会中，也有替利玛窦当时的境地而辩护的。只有那位福建主教名叫满家乐(Maigrot)，他是大不满意于耶稣会的制度，也有些耶稣会中的法国人，与满氏表同情。那位满主教曾经公布了一条命令，禁止应用耶稣会制度，不许称天主为天或上帝，也不准在礼拜堂里悬挂写『青天』字样的匾额，以为一六五六年教皇的法令，在良心上没有遵守的责任，指斥卫匡国所呈诉的理由毫无根据,所以绝对不允许教友可以自由祀孔与祭祖。因为若不把这些异端从礼拜堂中除掉，便不能使教友们专心崇拜上帝，传教士更不能把基督的道理去牵合中国古书里的教训，应当注意到基督教所称的God，乃是一个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他为了要实行这道命令的缘故，用断然的手段开除了两个耶稣会信徒，于是激起了耶稣会会众的反响，发生了很大的冲突。他因此派了两位教士，名叫管末南尔(Guemener)与雅尔马(Charmot)到欧洲去把这问题请求教皇依诺增爵第十二重新审查。一六九七年教皇把原案交付『异教徒裁判所』研究。这问题又变成了宗教界极有兴趣的辩论，一时出版许多辩论的书籍。有一位更正教的哲学家名叫莱伯尼志(Leibniz)，也替耶稣会著了一篇辩护书。直到一七○○O年巴黎大学神学系教授发表宣言，不赞成耶稣会的主张，并且批评耶稣会方面的书籍，才转移了一般人的目光。

　　这问题既在欧洲闹得满城风雨，教廷便组织一个委员会去研究，这个委员会中，没有耶稣会多明尼会人参与其间，以期有公允的解决。而此时在中国的耶稣会士，适有把『祭祖与祀孔是否含有宗教性质』的问题去请问康熙皇帝，康熙皇帝便于一七○○年十一月三十日正式宣言，说中国的祭祖祀孔，不过是一种崇敬的礼节，纪念其过去的善行，并没有宗教性质。然在反对耶稣会的人，更得了一种借口，说关于教会的事，不请求教廷解决，反而去请求教外皇帝决定，实在不当。这实足以挑起教皇对耶稣会的恶感。到一七○四年『异教徒裁判所』印成一件公文，得教皇格来孟第十一(Clement XI)的批准，于十一月二十日公布，其条文有：禁止以『天或上帝』称天主。

　　禁止礼拜堂里悬挂有『青天』字样的匾额。禁止基督徒祀孔与祭祖。

　　禁止牌位上有灵魂等字样。教廷因欲推行这公文，第恐发生什么不良的影响，就决定派一个特别代表，来调停东方的争端。因为当时在印度马拉巴(Malaber)也有同样的事件发生，所以这个代表，必须要灵敏强干，不但要使教士和当地教徒满意，并且希望中国能谅解到教皇的法令。负着这样重大使令的人选，一时很难获得，最后乃决派多罗(Charles Maillard de Tournon)主教带着这道法令到中国来。先到了印度，预备在那里解决马拉巴的争执，结果，给匍萄牙主教与耶稣会人反对，没有什发效能。乃在一七○五年四月到了广州，十二月四日到了北京。耶稣会里的匍萄牙人，对于他的委任，根本起了怀疑，因为那些传教士费了一生的精力在中国做工，建造起许多房子，现在被一个年青的并不懂得中国情形的人来辖制，当然不能表示十分的服从。康熙帝起初很以优礼相待，后来这位青年的代表，与皇帝的观念站在反对的地位，对于康熙前此所发出的谕旨，不能略为迁就，使康熙大大地不悦，乃下逐客令，命其速离京师。多罗不得已离开北京，到达南京。于是康熙帝便在一七○六年十二月间发出一道上谕，说明凡传教士非领得朝廷准予传教的印票，及许可服从中国的礼仪的，不准在中国传教。

　　多罗主教听到了这个命令，他想到自己所负的使命，便在南京宣布的教皇的命令，并且加上自已的解释，谴责那些用上帝和天的称呼与那些牌位表示阴云的。并且说凡违反这种禁令的，必须赶出教会；这显然与康熙皇帝反对了，因此，有些法国教士，因为不服从康熙帝的命令，被驱逐出境。惟有多数的奥斯定和耶稣会人，接受皇帝的话，不过他们很希望将来去请求教皇，修改多罗的宣言。康熙帝因为多罗的反抗，就把他送到澳门看管起来，一面由耶稣会的提议选派两教士到罗马去申说，希望对于多罗在南京的宣言与一七○四年的法令有所变更。多罗既监禁在澳门，澳门的主教对于他也发生了反抗，但是多罗仍旧行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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