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男人什么时候结婚 不同时代规定不同

古代男人什么时候结婚

古代成婚的年龄，各朝代并不相同。春秋时期，男子20加冠，女子16及笄， 即可结婚;又谓“男30而娶，女20而嫁”，是为不失时。《汉书·惠帝纪》中就明文记载：“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五算”就是罚她缴纳五倍的赋税。其实，中国古代早婚的现象也很严重，宋代曾有“凡男年15，女年13，并听婚嫁”的规定。《后汉书·班昭传》中就记载：班昭“年十有四，执箕帚于曹氏”。《汉书·上官皇后传》中甚至有“月余遂立为皇后，年甫六岁”的记载。但一般都是在20岁前后。

 

南北朝时期“剩男剩女”要受严惩“女子十五不嫁，家人坐之”

在中国古代，女子婚龄标准，各朝多有变动。其中，上古周代的“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屡被提起。此说出自《周礼·地官·媒氏》篇中，如果照这么说，中国早期是实行晚婚晚育的国家。从史料来看，实际不然。这个婚龄杠杠，不是现代婚姻中的最低结婚年龄，而是成年男女必须结婚的年龄上限。

中国古代其实是“早婚国家”，特别是女性的结婚年龄普通较低。早的11岁就结婚了。据《梁书·张缅传》和《周书·城冀传》，梁高祖第4个女儿富阳公主和北周高祖女儿平原公主都是11岁出嫁的。更早的还有在6岁就结婚的，汉昭帝八岁继承皇位，娶 “年甫六岁”的上官安女为皇后。

按照《礼记》所规定的男女成年标准来理解，古代嫁娶年龄一般标准是男20岁、女15岁。但各朝代有异，如唐代，“男十五、女十三以上，得嫁娶”;明代，“凡男年十六、女年十四以上，并听嫁娶。”

为解决人口出生和男子婚配问题，有不少朝代采取强制女性出嫁的手段。如在晋代，女子到了一定年龄必须嫁人，否则官府要强行给她找对象。《晋书·武帝纪》记载，司马炎就曾要求，女孩子到17岁了，如果父母不将闺女嫁出去，那么地方官府就要给她找老公，逼其强行嫁人。

先秦时期已有“官媒”晋代女性十七岁不嫁“使长吏配之”

在中国古代，男女结婚大多是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媒人就是给男女牵红线的介绍人，《说文》称，“媒，谋也，谋合二姓者也。”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中，崔莺莺和张生在普救寺里的偶然相遇，一见钟情，私定终身，中间有一个红娘，这红娘就是媒人。

过去男女结婚，没有媒人是不成的，即便真是私下定情，也得请个形式上的媒人来说亲，叫“采媒”。早在先秦时期就是这样，如《诗经·南山》的《氓》中有一句：“匪我愆期，子无良媒”，说明了当时非媒人不可嫁的现实。

后来不少朝代从法律上规定，结婚必有媒人，如果没有则违反当时的“婚姻法”。如《唐律·名例》疏：“嫁娶有媒”;《户婚》疏：“为婚之法，必有行媒”。到元代，这方面规定更详细了，《元典章·户部·礼婚》：“媒妁由地方长老，保送信实妇人，充官为籍。”意思是，媒人不是什么人都能干的，得由地方威信高的老人推荐，选诚实守信的已婚妇女报给官方，登记注册，统一管理。

这种媒人是民间性质的，属私媒。而在古代还有一种官媒，就是官府负责解决“剩男”婚姻配偶的专职人员，与今天民政部门发结婚证书的公务员在某些职能上有相同的地方，但权力更大。官媒通过强制手段给“剩男”找老婆，给“剩女”找老公，指定某女嫁某男、某男娶某女，实是一种分配婚姻，纯是“拉女配”。《晋书·武帝纪》载,司马炎在泰始九年冬十月诏令,“制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长吏配之。”意思是说,女孩子到17岁,如果父母不将闺女嫁出去,地方官府就要找个“剩男”逼其出嫁。

官媒在先秦时代就存在，一直到清代都设有“官媒”。当时有大量“剩男”被发配到新疆，为了边疆的稳定，后继有人，曾设了不少官媒，方便给大量的光棍男找老婆。一些农民起义军的妻女、灾区逃荒女子，往往被官媒指定给某一“剩男”，让他们一起生活，繁衍后代。

唐代不反对女性“夫丧守志”亦提倡“夺而嫁之”

提倡寡妇再婚，也是古代解决单身男子配偶的一个手段。

我国古代民间有“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扁担抱着走”的说法，且“好女不嫁二夫”，讲究从一而终。在这种迷信陋俗的影响下，让寡妇再嫁在古代还是有难度的。为了使适婚男女比例平衡，在男多女少的地方，不论是民间，还是官府，对寡妇再嫁都持积极的支持态度，而不是强调三纲五常，从一而终。

与鼓励寡妇再嫁相对应的，是鼓励男人娶寡妇。在古代，一个未婚男人娶寡妇与寡妇再嫁一样，往往被人看不起。所以，过去不只寡妇再嫁难，男子娶二婚女亦不容易。

为此，古代不少朝代在婚姻上提倡移风易俗。在提倡寡妇再嫁的同时，也设置了再嫁的程序，强行让寡妇嫁人，如《唐律·户婚》之“夫丧守志”规定，丈夫去世后，如果妻子志愿守志不嫁人，别人是不能强行的，但祖父母、父母例外，可以让她强行嫁出去，即所谓“夺而嫁之”。

汉代严格限制富人娶妾 “庶人一夫一妇”

不论是现代还是古代，人类男女性别比例是保持一定的，在自然状态下基本上不会有“剩男”或“剩女”。但了解中国古代婚姻史的人都知道，过去不像现代这样实行一夫一妻制，在漫长时间内，实行的是多妻制或一妻多妾制，男人拥有三妻四妾屡见不鲜。

这样便人为地造成了男多女少，好多适婚男人找不到适龄的女人。由于男人过度纳妾给社会带来的多方面严重问题，不少朝代对男子娶小老婆都加以严格限制，即便是一定级别的官员，能娶多少个小老婆都是有规定的，并不是说有钱就能多娶。

蔡邕所著的《独断》中，记述过汉代的纳妾规定：“卿大夫一妻二妾”，有特殊贡献，才可以最多娶八个妾“功成受封，得备八妾”。有点文化和身份的人，可以娶一个妾，即“士一妻一妾”。普通老百姓是不准娶小老婆的，“庶人一夫一妇”，和现代一样，是一夫一妻制。到了元代，更是以法律的形式规定老百姓(庶人)不得娶小老婆。

周代办“仲春会”鼓励交友 “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

造成适婚男子不能及时成家立业的原因很多，除了制度设计和男女性别比例失调等诸原因外，很多情况下，是男女缺少谈恋爱的机会，从伦理上设置了“男女授受不亲”这类人为障碍。古人也看到了这一点，觉得不合情理，于是变着法子突破之。

实际上，在古代中国早期，男女交往是相当自由的。先秦时期做得最好，政府每年为单身男女提供一次交往机会。春秋时期的“仲春会”就是一个典型男女交友的大聚会，其主题是“奔”，意思是与所爱的人一起出走。《周礼》中的《地官·媒民》是这样说的，“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从周代这一规定来看，这项活动是由官方推动的，强制执行，如果到时有人不“奔”，不参加聚会，还会受到处罚。

仲春会为适婚男女、有生育能力男女的相处提供了一个特殊的交往平台，大大提高男女婚配成功率。仲春会一般设在每年阴历的“三月三”，后来的清明节男女“踏春”风俗，便受到了仲春会的影响。

除了这一天，古代正月十五、七月七，也都是单身男女觅偶的良机。七月七又叫“七夕节”，被现代男女戏称为“中国古代的情人节”。可以说，古代为单身男女的婚配也想尽了法子，这对解决“剩男剩女”问题是有效的。

50-60年代

　　结婚时大都是单位借了张木板床、木柜和2-3把木椅、一张木桌。请两边的同事和朋友坐坐，向邻居分发了喜糖,简单地就把婚礼办了。

70-80年代

结婚时,百姓的生活好些了,人们手头上有点钱了，婚姻大事可以准备的好些了。有的单位结婚可以分到新房。自己准备好缝纫机、洗衣机、电风扇等,把洞房衬托起来,那种感觉就很知足了。

　　有条件的托人买来木料,请木匠自己打家具了，大衣柜、梳妆台等十几样家具把房子里塞得满满当当，为此感到很美好了。

90年代以后

　　随着生活条件的逐渐改善, 结婚时大都是自己贷款买了新房,与之配套的家具也在不断更新,真皮沙发、电脑等应有尽有。北京人的家开始讲究家庭气氛了，在这方面也舍得投资。青年伴侣把家看成爱的港湾,家要布置得温馨有个性和创意。百姓的生活更充盈,幸福指数也会不断地上升。

我们在以下照片中可以看到婚姻的变迁，它从一个侧面映衬出祖国60年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可以看到在婚姻背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婚姻在每个人的生命中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六十年来，中国的婚姻家庭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而产生了巨大变化。

1951年，北京市第十四区农民袁荣和本区杨淑英在新婚姻法的保障下举行了正式结婚典礼。1952年，湖南省醴陵县白兔潭村农民全裕盛（中）和孙桂华（右）向区政府登记结婚，司法干部把结婚证书递给他们。1953年，北京西单区贯彻婚姻法委员会召开街道宣传婚姻法群众大会。这是和睦家庭中的许德贵老大爷对大家讲他过去打骂子女的情形。1953年，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骑兵通讯班班长董世贵和河北省劳动模范高桂珍在朝鲜前线某地举行结婚典礼。1957年，辽宁沈阳风动工具厂的工人鞠复海（新郎）和俞凤仙（新娘）在婚礼仪式上接受朋友们的祝贺。1959年，北京一对青年工人的婚礼。他们收到的彩礼全是日用品。1975年，浙江省桐乡县坝桥大队农民社员俞阿良送他的儿子俞新元到女方张建华家结婚安家。1979年，共青团武汉市委为59对青年男女举行集体结婚典礼，并向他们赠送了纪念品。1981年，在首都的一辆公共汽车上，新娘吴树润在新郎李长乐陪同下，换乘三次公共汽车由女家到男家举行婚礼。1990年，那个年代，用自行车接新娘曾经一度成为流行的结婚方式。2005年，北京的一对新人，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2017年一场婚礼现场，中国60年间结婚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能说哪个时代更好，只要有纯纯的幸福就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