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仨里面阿圆多少岁

钱瑗，是钱钟书和杨绛唯一的女儿。杨绛曾经以他们一家人的故事为原型，创作了《我们仨》。

作为书中的第三个人"阿圆"，钱瑗受尽父母的宠爱。对于这个唯一的女儿，钱钟书和杨绛，在提及的时候充满着浓浓的爱意和自豪。

他们夫妻两个人约定一生只要一个孩子，只为了确保全部的爱和精力都投入到这个孩子身上。

然而这个生来就是天之骄子的孩子，却并没有如同父母所期盼的那样幸运，在1997年3月，钱瑗因患脊椎癌比父母先行一步去世了。

这个被杨绛称为"一生当中杰作"的女子，在整个人生中，经历过两次不完美的婚姻，终身未育，却仍然能被称之为"一个好母亲"。

年幼时的钱瑗

钱瑗继承了父母的才华，从小就才识过人，言传身教，所以小小年纪，她就已经读完了国内的很多名著。

但是由于身体的原因，钱瑗小的时候数度休学，那时母亲杨绛经常从文学研究所中，带回一些书来翻译，而无所事事的钱瑗就经常拿妈妈带回家的书看。

那个时候看从这些书，也为钱瑗日后成为了一名英语教授无形之中做了铺垫。

而她幼时休学的经历，也养成了她淡泊名利的个性。

钱瑗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以后，她就留在学校从事英文教学。

当时国内的外语教学系统还并不是非常的规范，钱瑗治学严谨，认真负责。

钱瑗

据杨绛描述，每天钱瑗下班辛苦的倒班车，回到家以后还要处理学生们的作业。

她为了激起同学们的学习兴趣，想尽办法找到有趣的例句，在面对学生方面，钱瑗和同学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成为他们的朋友。

钱媛的努力得到了回报，有些学生毕业以后安定下来，之后还会特意向她打电话分享。

可是没有人知道她是半路出家，在北京师范大学攻读本科的时候，钱瑗所学的领域是俄语。

然而，毕业之后教了几年俄语的她，发现国内的英语教育太过于贫瘠，同时具有人才短缺的问题，所以钱瑗便转行成为了一名英语教师。

钱瑗

作为门外汉，钱瑗总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来弥补知识，没有人的成功是一朝一夕的。

除了尽心竭力地汲取着英语教学的知识以外，钱瑗在教师的岗位上更是一人分充当两职：由于当时的人才急剧短缺，所以钱瑗需要承担起给本科生和研究生上课的重担。

而除此以外，为了给学生们更好的教育，也为了摸索出一条适合当时的中国人更好学习英语的方法，她选择不断地充实自己，在1978年到英国进修。

此外，她在课余时间还编写英语教材，且得到了业界的一致认可。

但是当教育事业逐渐的步入正轨之后，钱瑗开始出现咳嗽、腰疼等症状，但是她却不放在心上。

钱瑗

而且为了不耽误学生的课程进度，她很少去医院，只靠药片来缓解自身的疼痛。

直到1996年，这种症状越来越严重，当时她已经疼痛到无法直立行走的前缘，被自同事送到医院。

经过一系列的检查，钱媛被确诊为脊椎癌，纵然想在自己的生命当中，为教育事业贡献出全部的精力，可是命运总是这样的残酷，她的生命开始逐渐的进入倒计时当中。

可即便如此，她的脸上也总是挂着甜甜的微笑，在生命的最后尽头当中，她依然笔耕不辍。

在病床上，她为国家教育委员会撰写研讨提纲，也为英语教材的编写绞尽脑汁；在生命的临终时刻，她在病床上还依然保持着读书的习惯。

钱瑗与父母

提及钱瑗这一生，作为老师，当得起尽职尽责四个字，可是她的婚姻，并不顺遂。

钱瑗的第一段婚姻由校园走到社会。在北师大念书期间，她与同学王德一互生情愫，而思想开放的钱瑗，主动捅破了这层窗户纸。

两个人走到了一起，并于1968年踏入了婚姻的殿堂。

但是好景不长，在两个人结婚不久以后，受当时局势的影响，王德一受到了批判，被关押起来严刑拷打。

而一身傲骨的王德一遭受不了这种莫须有的罪名和对待，选择了结自己的生命，留下了新婚不久的钱瑗。

遭遇丈夫去世的打击，钱瑗整个人都陷入了低迷的状态，甚至对感情失去了信心。

钱瑗与父母

但是在父母的耐心劝说之下，1974年，她开始走出自己内心的困境，通过中间人介绍，与第二任丈夫杨伟成相识。

杨伟成跟钱瑗认识时，已有一儿一女，但是钱钟书夫妇出于自己女儿后半生的幸福考虑，劝钱瑗答应了这门婚事，不久之后，两个人结婚了。

考虑到对方家庭当中有两个孩子，钱瑗并没有生育的打算，即便当时的她依然年轻，但是在她心目当中，丈夫带来的两个孩子，就是自己的亲生子女。

作为英语教授，除了每天在校园当中充当着孩子的老师，下班之后，钱瑗也不厌其烦辅导着子女的作业。

钱瑗

在钱瑗过世之后，继子、继女还跟杨绛先生共同编辑了一本书《我们的钱瑗》。

她的继子杨宏建曾说：钱瑗虽为继母，但从未让我们感到有继母的感觉。

在他看来，钱瑗是一个十分随和的人。

曾经，杨宏建的英语是由自己的父亲杨伟成所教的，他们两个人完婚之后就由钱瑗全权负责。

她经常就某一个知识点对杨宏建进行提问，每当他回答的一知半解的时候，钱瑗就会细致入微地对他进行知识的普及。

少年人总是没有耐性，经常听到一半的时候就会不予理睬，但是钱瑗却不恼，反而就在他的后面"死缠烂打"，将知识毫无保留的教给他。

钱媛辅导孩子学习

当时的那种耐心与教育杨宏建没有放在心上，可是当后来钱瑗去世了以后，他却遗憾地感叹道：要是钱瑗阿姨在就好了。

多么朴实的一句话，但是却表达了他对于钱瑗的崇敬和依赖。

不是亲生，胜似亲生，钱瑗早就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征服了杨建宏，让他在心底里面认可了这位没有血缘关系的母亲。

但是，把自己的事业打理得井井有条的钱瑗，却并不擅长做家务。

钱媛并没有把太多的精力集中在家庭繁琐的杂物当中，尤其是厨艺。尽管杨建宏和妹妹表示这是钱瑗唯一的一个缺点，但是对于细致入微的钱瑗来说，却对两个孩子充满愧疚。

钱瑗和父母

为了弥补他们两个，钱瑗总是会给他们变着花样的买各种各样的零食。

从北师大一路走来，在杨建宏记忆当中，热气腾腾的牛肉，酸甜可口的四川凉面，王井府的羊肉，那些存在在记忆当中的美食记忆都是钱瑗精心挑选之后，留在他们心底的爱。

况且那个时候的交通并不便利，为了给他们变着花样的买零食，钱瑗经常为了一件东西而换乘好几辆公交车。

继子曾经回忆：每到傍晚的时候，所有人都围在餐桌旁，钱瑗经常是最晚回家的那个人，但是"妈随着冷风背着大包小裹的进门来，他的脸总是红红的，脑门上冒着汗珠，一边急匆匆的从包里往外掏东西，嘴里忙不迭的说：对不起，对不起，来晚了，来晚了"。

钱瑗和父母

在孩子的印象当中，钱瑗是多么可爱而又具体的一个形象，而面对孩子能够平等的，又能够体现出钱瑗是多么和善的一个人。

可是在钱瑗生病以后，他们母子之间就很少有相处时间，她总是卧病在床，因为生病的面容都变得消瘦无比。

被病痛折磨着的钱瑗其实并不体面，关于她生病的片段，杨建宏曾透露过记忆是模糊的。

而在他的详细描述当中，钱瑗总是以一个充满活力而又孩子气的形象出现的，这说明，他心中也希望而又怀念着那个母亲能够健康，像往常一样和他们谈天说笑，做他们的好朋友。

年轻时的钱瑗

虽然钱瑗并没有自己的孩子，但是她这一生却让人觉得羡慕；出身书香世家，父母开明恩爱，有想法有主见，做着自己喜欢的职业。

从自身价值的意义上看，钱瑗无疑是一个成功的女性，她在那个思想固化的年代并没有受到来自封建思想的约束，而是大胆地做自己。

即主动的去追求自己的爱情，又能够勇敢地走出自己内心的伤痛，嫁给一个有着两个孩子的男人，并且没有留下自己的血脉。

这样的人生经历放在当代或许也会有人提出质疑，但是在当时，钱瑗就是那么做的，而且还视如己出。

钱瑗与父母

从周围人对钱瑗的描述中，可以知道她在中年的时候还能够保持着一种稚子的赤诚和单纯，能够随心所欲地去做自己热爱的工作，这背后离不开父母的支持和鼓励，更离不开良好的家庭教育。

善良、随和、这些都是钱瑗的同事朋友们对她的评价，在大众的认知当中，杨绛先生和钱钟书先生的性格也是十分的淡泊名利，主动的将夫妻二人多年以来的稿费，和出版所得的收入捐赠给国家，在他们的教育之下成长起来的钱瑗也不争不抢，坚守着自己内心的想法。

纵观钱瑗这一生，都是在主动的追求着自己的选择，那样温和娴静的女子在校园主动的追求自己的爱情，选择了爱情。

钱瑗与母亲杨绛

但是在遭遇了不幸的打击以后，并没有一蹶不振；选择了事业，于是呕心沥血于三尺讲之上也从未有过怨言；选择了带有两个孩子的丈夫，更是视如己出，友好相处。

不是命运眷顾了钱瑗，而是钱瑗选择了命运，并且用自己的温柔平和让生命绽放出了有爱的花朵。

因此，杨绛先生曾经说过钱瑗是她一生中的杰作，不提钱瑗在教育行业所付出的贡献以及桃李满园的成就，但就她性格的纯良能够在去世以后为很多的人称道，就足以证明了杨绛先生教育的成功。

虽然钱瑗终身未育，可是却称得上是一个好的母亲。

回首钱瑗的一生，更是用事实证明：一位女人的成功，跟夫家的条件优渥和亲生骨肉的多少无关，而在于活出了自我，收获了爱与从容。

钱钟书在朋友眼中就是移动的图书馆，只要问他与书相关的问题，他没有不知道的。

但是，有一次在朋友家中，有人问他uxorious是什么意思，他却说不知道。钱钟书不仅会英语，还会法语、意大利语，他怎么会不知道？

原来uxorious是疼爱老婆的意思，钱钟书只是不好意思回答，只好说自己不知道。

钱钟书年轻时是清华大学“三大才子”之首，曾狂言，整个清华大学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当自己导师。

不过，这样一个狂傲的才子，却有“誉妻癖”，夸妻子杨绛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不过，杨绛的贤惠和才华，并不是钱钟书夸出来的，而是钱钟书亲身感受出来的。

在《杨绛传：淡定从容便是优雅》这本书中，作者刘颖用优美的笔调，将杨绛的故事娓娓道来。让我们了解到，杨绛作为一个作家、翻译家、戏剧家的人生经历，了解这位跨越世纪的百岁老人，在各种磨难面前展现出的人生智慧。

杨绛出生在书香世家，从小受到父母的教导，养成了淡泊名利、坚韧乐观的性格，在人生的各种磨难中都能从容、淡定、优雅面对。

她与钱钟书的婚姻也是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从结婚到离去，他们一直恩爱如初，共同度过了63年的时光。

民国时期的才女，比如张爱玲、丁玲、萧红，在感情上都不顺利。而杨绛却能获得美满的婚姻，她对待爱情、婚姻的态度，给了我们怎样的启示？

一、学会拒绝，内心有原则才不被外界动摇

杨绛在东吴大学读书时，年纪小、模样好、成绩好、家世好，是大学里许多男生的追求对象，想要追求杨绛的男生排起了长队。

不过，有一个男生费孝通替杨绛回绝了，他说：“我跟杨继康是老同学了，早就跟他认识，你们追她，得走我的门路。”

费孝通的确早就认识杨绛，他们苏州振华女中的同班同学，费孝通是女校唯一的一个男生，不过后来转走了。

本就对杨绛有好感的费孝通，在大学里有了危机感，所以挡下了众多爱慕者，自己亲自向杨绛表白：“我们做个朋友，可以吗？”

杨绛回答也很直白：“朋友可以，但是朋友是目的，不是过渡。换句话说，你并不是我的男朋友，我也不是你的女朋友。若要照你现在的说法，我们不妨绝交。”

你看，杨绛的态度，对于明确的要求，采取明确的拒绝，这是对自己的感情负责，也是对他人的负责。

如果不喜欢对方，不明确拒绝，甚至收对方礼物，将对方当做备胎，这种没有边界感的关系，最后是害人害己。

杨绛和费孝通的关系一直都有边界感，没有一丝暧昧，一直到老。即使钱钟书去世以后，作为朋友的费孝通上门拜访，杨绛说话也是一语双关，她送费孝通下楼时说：“楼梯不好走，你以后也不要‘知难而上’了。”

可以说费孝通是重情重义，杨绛也是有礼有节。

杨绛在感情上是一个非常慎重的人，内心有自己的原则，不会被外界迷惑，在没有遇到理想的“他”之前，绝不随意交往，她要守着自己的心，等一个对的人出现。

二、学会包容，爱就是爱他的才华也爱他的笨拙

1932年春天，清华大学的古月堂，杨绛第一次遇见一生挚爱钱钟书，在第二次见面时，钱钟书就表明态度:我没有订婚。杨绛也如实相告：我也没有男朋友。

当时的钱钟书书生模样，带着黑框眼镜，穿着青布大褂，脚踩厚底布鞋，留给杨绛的印象是“蔚然而深秀”。

杨绛留给钱钟书的印象是：缬眼容光忆见初，蔷薇新瓣浸醍醐。不知靧洗儿时面，曾取红花和雪无？

只是一个平常的日子，因为相遇而美好，因为相爱而难忘。

1935年，钱钟书以史上最高分考取了牛津大学，获得了英国庚子赔款奖学金。钱钟书不忍与杨绛分离，想让杨绛陪自己同去。

当时，杨绛在清华大学的研究生还差一年毕业，她所读的外语系没有出国留学的名额。为了爱情，杨绛选择休学，和钱钟书结婚，一起去牛津大学，自修西方文学。

1937年，杨绛生下女儿钱瑗住院期间，钱钟书尽做笨事，一会打翻了墨水瓶，将桌布弄脏了，一会台灯坏了，一会门轴坏了。

这种事情如果放在现在，钱钟书一定会被骂惨，妻子生孩子住院，自己做了笨事不自己处理，还要等妻子出院回家解决，不是“巨婴”，就是“妈宝男”。

但是，杨绛没有，她反而安慰钱钟书：“不要紧，我会洗”“不要紧，我会修。”钱钟书听后也就放心了，杨绛出院以后果真全部弄好了。

钱钟书满腹才华，却不擅长家务，60多岁才学会划火柴。与这样的人一起生活，也许很多人会抱怨，可是杨绛为什么没有一丝抱怨？

因为她懂钱钟书，也懂得如何去爱。她崇拜钱钟书的才华，懂得如何去呵护他的“痴气”，因为懂得，所以包容。

婚姻中最容易犯的错，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改造对方，让对方变成自己理想中的样子。而杨绛明白，爱他就是爱他的才华，也爱他的笨拙。

两个人一起生活总有观点相左的时候， 他们一生中只吵过一次架，是因为一个法语的发音，后来再也没有吵过。

因为爱就是不争论输赢，不管谁赢了，都不会开心，吵架没有任何意义。爱情不是激情，是琐碎生活中的包容和陪伴，是平凡岁月中的尊重和理解。

三、学会守护，在岁月中见证真情

1938年秋天，杨绛和钱钟书回国，她当过中学校长和老师。1943年，32岁的杨绛利用业余时间写了一部剧本《称心如意》，此后一夜成名，名震上海滩，接着又写了《弄假成真》等戏剧。

看见妻子成名，钱钟书也不甘落后，有了写小说的想法，杨绛知道后全力支持，包揽了全部家务，业余时间继续写作。

1947年，《围城》出版，杨绛的《风絮》也出版。夫妻二人比翼齐飞。《围城》版一出版就轰动了海内外华人圈，不断再版。

可以说杨绛成就了《围城》，《围城》成就了杨绛。杨绛给了钱钟书关心、尊重和理解，也给了钱钟书一个最好的自己。就像舒婷的《致橡树》中所说：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

1946年，钱钟书的短篇小说《人·兽·鬼》出版后，在自己留下的样书上写下一段话：赠季康；绝无仅有地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这是一个丈夫对妻子最高级的评价，也是钱钟书对杨绛最贴切的评语。两个人在生活中相濡以沫，在事业上携手共进。

在动荡的岁月中，他们也不离不弃，互相鼓励，互相搀扶。

他们喜欢在一起看书，钱钟书专注地写《管锥篇》，杨绛在旁边认真地翻译《堂吉诃德》，即使不说话，也能在静谧的时光中感受美好。

杨绛先生86岁时，女儿钱瑗病逝，87岁时，钱钟书病逝，但痛苦没有摧垮她，她将思念化作行动，整理出钱钟书的手稿。

晚年的杨绛先生，用文字诉说着对亲人的思念，对人生的思考。杨绛先生92岁时，完成了《我们仨》，96岁时，出版了《走在人生边上》，103岁时，出版了最后一部书《洗澡之后》。

杨绛先生用心守护着三里屯的家，过着简朴、充盈的生活。磨光的水泥地板，罩着布套的旧沙发，安静中发出的翻书声，这就是她的日常生活，数十年如一日。

在钱钟书去世后，杨绛先生将自己和钱钟书的所有稿酬，全部捐给母校清华大学，成立“好读书”基金，完成了钱钟书生前的遗愿。

当清华大学几次提出给她装修房屋时，她都拒绝了。外面的世界精彩纷呈，她的家依然是当初搬来时的模样。

在杨绛先生看来，再豪华的家具，再名贵的珠宝，都是身外之物，人最重要的是不虚度此生。就像她自己所说：“人生最曼妙的风景，是内心的淡定和从容。”

在《杨绛传：淡定从容便是优雅》中，让我们读到了一个坚韧的、从容的、优雅的杨绛先生，在困难面前不低头，在磨难面前不屈服，在名利面前不争抢。她的一生都在做学问，一生也只爱一个人。

杨绛先生这位跨越世纪的百岁老人，世人对她有着发自内心的崇敬，她不仅是钱钟书眼中最贤的妻，最才的女，也是世人眼中的杨绛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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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国际体育交流中心担任业务经理。

钱瑗身为北师大英语系教授，在对继子继女的英文教育方面也是功不可没的，继子杨宏建也曾对于这一方面表示，为此我永远感谢她。而钱瑗卓越的人格影响了孩子们一生的轨迹。继子杨宏建是北京体育学院毕业的，美国纽约立大学体育学硕士，现为北京国际体育交流中心业务经理。

钱瑗，钱钟书和杨绛的独女，第一段婚姻因为遭遇动荡的时代，生活遭遇巨大变故，丈夫王德一没能挺过来，选择自杀，两人的婚姻没有留下孩子。第二段婚姻是和杨伟成结为夫妻，杨伟成跟钱瑗结婚的时候带着一儿一女，儿子杨宏建，钱瑗开始继母生涯。

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

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

碰到困难，钟书总和我一同承担，困难就不复困难；

还有个阿瑗相伴相助，不论什么苦涩艰辛的事，都能变得甜润。

我们稍有一点快乐，也会变得非常快乐。

所以我们仨是不寻常的遇合。

《我们仨》 是温暖的回忆录，文辞质朴，却有着坚实的力量。

钱瑗出生在这样一个温暖又有智慧的家庭里。

随着年岁增长，她也带着这份力量走进了未来的家庭，将家中温暖延续下去。

虽然是重组家庭，但钱瑗给孩子们的爱从未缺少。

以致继子杨宏建说：钱瑗阿姨，从未让我们感到有继母的感觉。

钱瑗

1937年，钱瑗在英国牛津出生。

虽然在国外出生，但是钱瑗仍有着良好的人文修养，尊重中国传统文化，热爱国内的经典文学。

显然，这是受她的父母的影响。

钱钟书与杨绛 都是我国的著名学者，对文学的阶段性发展做出过努力。

钱钟书与杨绛

两位先生涉猎颇广，无论是传统文学与新思潮文学，还是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他们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他们不仅发表了独具个人特色的纯文学作品，也对文学批评研究做出了贡献。

在他们的影响下，钱瑗饱览诗书。

这使钱瑗不仅有着丰富的知识储备，还培养了爱思考的习惯。

在书中沉潜自我，修炼了沉稳的心性。

这对她未来的求学之路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钱瑗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留校当老师。

她有着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创新型精神，凭借着从小打下的坚实的文学基础，在英语文学上也做出了开拓性成就，开创了英语文学体。

她有着温柔如水的性格，平易近人，与学生交流颇多。钱瑗不仅关心他们的学术能力及成果，还关心他们的日常生活所需。

她更有着不断学习的品质，努力让自己接触新事物，在多个领域做出贡献，能自觉挑起教书育人的重担。

虽然钱瑗后来前往英国学习英语语言学，回国后在英语文学领域建树颇丰，但是她起初在北师大学习的是俄语专业，起初也是俄语专业的老师。

之所以被调到英语系，是因为当时英语专业很缺老师。

钱瑗有担当，且有着很强的语言学习能力，于是她承担起了英语教学的重任。

虽然语言有着共通性，她从小也一直在接触着英语，但是这是一项教学任务。

秉持着认真的态度，钱瑗需要更加系统性且专业的学习。

学校教师短缺，钱瑗既要给本科生上课，也要给研究生上课。

既要向学生传授基础性知识，也要教他们研究的方法技巧。

钱瑗的大部分时间是花在教学上的，但她空闲的时候也在不断学习。

既是对自我知识的巩固，也是力求在学术界做出新的成果。

诚如北师大校训：学为人师，行为世范。

钱瑗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教育事业，培养了无数专业型人才，为祖国的教育事业添砖加瓦。

纵使到了晚年，她也仍然心系教育。

虽然已是肺癌晚期，但她还为 《中小学外语杂志》 撰稿，为教育建言献策。

心如烛火，纵已光亮微弱，却仍挣扎着想要再照亮一方天地。

努力想多做一些，再多做一些。钱瑗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里，竭尽全力奉献着自己。

“她既然只求当尖兵，可说有志竟成，没有虚度此生。”

她的母亲杨绛曾这样高度评价她，语气中尽是自豪与无悔。

“我们不会忘记钱瑗。”

她的家人、朋友们不会忘记，她的同学、学生不会忘记，我们也不会忘记她。

钱瑗一生孜孜求学，严谨治学。

但在她几十年的生涯里，她不是只与学问产生着联系。

她是生活在这个 社会 中的人，她更是有着自己生活的人。

那么，她的婚姻生活又是怎样的呢？

钱瑗有过两段婚姻。

第一段婚姻始于学生时代。

钱瑗与王德一相识于北师大，他们都是北师大美工队的人。

他们有着相似的兴趣爱好，有着满腹才华，还有很多的相处时间与交流机会。

同学们都亲切地称四位美工队的同学为：妖魔鬼怪。

王德一为“妖魔鬼怪”之首的“妖”，钱瑗恰是“妖魔鬼怪”之末的“怪”。

彼时，王德一与钱瑗暗生情愫，同学们也打趣他们为“妖怪联盟”。

学生时代的爱情，透露着几许天真搞怪，却也不失浪漫自然。

王德一与钱瑗就这样在欢呼与恭贺声中，走入了婚姻的殿堂。

因为是从学生时代一起携手走过来的人，所以王德一和钱瑗对彼此的心性都很了解，志趣相投。

王德一不仅才华横溢，待人也很绅士有礼貌，为人谦逊有礼。

杨绛与钱钟书对这个女婿十分满意，很放心地把女儿交给他，希望他们的生活过得美满。

所有人都觉得他们这一家是幸福的，他们也确实度过一段非常幸福的家庭生活，拥有很多快乐美好的回忆。

但是，王德一最终选择了自杀。

当时，他们刚结婚一年。

钱瑗无疑是痛苦的，她不幸地失去了丈夫。

幸福与苦痛都来得太急太突然，仓皇变换间，早已物是人非。

钱瑗忍痛离开了北师大—这是她与王德一相识相恋的地方。

为避免触景伤情，钱瑗选择离开这里，重新生活。

生活总要继续，1974年，钱瑗进入了第二段婚姻。

如果说她和王德一的结合是始于年少的欢喜，纯粹的悸动。

那么和杨伟成的相遇则是久经人事后的相伴相惜，灵魂共鸣。

杨伟成和钱瑗一样，也曾有过一段婚姻。

不同的是，杨伟成还有孩子。

因此，钱瑗不仅重新拥有了丈夫，还成为了一群孩子的母亲，拥有了“继母”这个新身份。

即使在当代，重组家庭与“继母”身份仍然会成为别人茶余饭后的话题，人们难免都会有一些偏见与猜忌。

她会不会离间孩子与父亲的关系？

她会不会打骂孩子或对孩子不闻不问？

但是钱瑗并没有像大家以为的那样，对孩子们疏远，反而是将孩子们视如己出，耐心教导他们，呵护他们长大。

杨宏建就曾说过：“钱瑗虽为继母，却从未让我们感到有继母的感觉。”

杨绛还与杨宏建等人一起编撰了 《我们的钱瑗》 一书，书中记载了钱瑗的许多日常琐事以及她与孩子们的相处之道。

大家都很喜欢并且想念她，所以才写作此书，以为纪念。

在教孩子做功课的事情上，钱瑗是很严格的。

钱瑗既在北师大学习，又在北师大教书，所以“教师”这个角色已成为她生命里的姿态了。

当她面对问题时，她并不会只把它当作考试需要考的知识点而就题论题，而是从更长远的角度让孩子们去把它当作一个系统性的知识来理解。

钱瑗这样做，是因为她已然是一名优秀的学者了，有从骨子里透出的严谨的治学态度。

但彼时杨宏建还是个很顽皮的孩子，并且是个 体育 生，所以杨宏建并不能够乖乖顺着钱瑗的意见去行去做。

钱瑗虽然严格，但是也很温柔有耐心。

当杨宏建对知识失去兴趣，想要离开时，钱瑗不会就此放弃，而是选择跟上前去。

她会一直跟在杨宏建的旁边，耐心地向他解释这些知识的来龙去脉、前世今生。

尽量用杨宏建能听懂的方式，深入浅出地向他讲解，并适时地发散，让杨宏建能从有限的题目中学到无限的知识。

钱瑗扮演好了自己的角色。

作为一名教师，钱瑗不相信有教不会的学生，一定要用学生能接受的方法而因材施教。

作为一位母亲，钱瑗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学到更多，不要带着强烈的功利心与明确的目的去学习。

杨宏建虽然有时会因孩子的贪玩心性而表现出不耐烦的样子，但是他本人并不讨厌钱瑗，甚至还会很崇拜钱瑗。

他知道钱瑗是为了他好。

他也知道钱瑗学识丰富，但钱瑗仍然放低姿态，甘愿与他一同学习，一起进步。

这些都在无形中影响着杨宏建，潜移默化地感染着他。

日积月累，他从钱瑗那里学到了许多知识，一些课本上与学校的老师都不会交给他的知识。

在他心里，钱瑗就是一个很厉害的人。

这个厉害的人就是他的妈妈哎。

杨宏建常常这样自豪地想着。

杨宏建作为一名 体育 生，平常也会跟着父亲学习英语。

而钱瑗是更专业的英语教授，所以自从钱瑗来到这个家后，教杨宏建学英语的任务就自然而然地落在了钱瑗的肩上。

钱瑗虽然在大学教了多年的书，带过了无数届本科生与研究生，见识了许许多多学术方面的难题。

但是面对杨宏建这样的小孩子，以及那些归于简单的问题，真解释起来还有些小困难。

但钱瑗依旧处理得很好，很快就调整好自己，适应了这样的节奏与方式。

杨宏建的英语水平在她的帮助下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可以说，在孩子们的学习之路上，钱瑗承担起了大部分责任。

以至于在之后的学习生涯中，杨宏建每每遇到与英语相关的问题时，都会想到，要是钱瑗阿姨在就好了。

这是对钱瑗的“教师”身份的肯定，她是一名好老师，能耐心教授学生知识，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

这更是对钱瑗“妈妈”身份的依赖，她是一位好母亲，她不是世人眼中带着偏见的“继母”，而是想毫无保留地把爱与支持都留给孩子的好妈妈。

钱瑗虽然严厉，但是她用丰富的知识与温柔的耐性赢得了杨宏建的肯定与尊重。

正如杨宏建所说，他从未在钱瑗这里感受到“继母”的感觉。

想到钱瑗，杨宏建只会想到一个严格却又不失温柔与耐心的教师，一个负责任，陪伴孩子成长的母亲。

在教学上，钱瑗很严厉。

但在生活中，钱瑗有时也像一个顽皮的、长不大的小孩。

钱瑗虽历经世事，也遭遇过变故，但心底里却也是个未脱稚气的孩子，有着很纯粹的心性。

她没有把自己当作一个严苛的家长，以严厉长辈的身份去要求孩子们做这做那。

而是从孩子们的心理出发，融入孩子们的世界。

真正地从孩子们的眼中去发现身边那些有趣的事儿。

钱瑗很会生活，会留意生活中那些美好又有意趣的事情，并将这些故事珍藏起来，得空的时候便和孩子们分享。

她不仅想参与进孩子们的生活，还想向孩子们分享她的生活。

这样，他们不仅仅只是住在一个房屋里，共享着空间。

他们的心灵也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有斩不断的亲情。

钱瑗时常会和孩子们一起看电视剧，她像个小孩子一样，带着些炫耀与无奈的口气向杨宏建和妹妹剧透。

杨宏建和妹妹虽然对钱瑗的剧透感到“不满”，但还是会缠着钱瑗陪他们一起看电视剧，吵着闹着要钱瑗给他们讲解后续。

虽然孩子们尚存一丝理智，知道剧透会影响观剧体验。

但是孩子们真实的心理已经出卖了他们，他们迫不及待地想知道故事的发展走向。

于是，一家人聚在一起看剧的场景就变得热闹滑稽了起来。

短暂又日常的追剧时光，很温馨。

但钱瑗不是个十全十美的人，她也有弱点，也有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时候。

可能是因为从小就沉心于学术的缘故，钱瑗在学习、教书、教育小孩方面都很得心应手。

但是在做家务方面，她处理得就不是那么得当了。

杨宏建后来回忆时说：

“钱瑗不是一个擅长家务的家庭主妇，大概也没有人会这样要求她。”

在学术界叱咤风云的钱瑗，面对一团糟的家务时，竟像个手足无措的小孩。

钱瑗虽然不擅长做家务，但是她做事情依然很认真，骨子里有一股傲气。

求学时可以为一道难题而打破沙锅问到底，现在也可以为了让孩子们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而换乘多次公交车。

“往往是我们刚坐下来吃饭，门开了，妈随着冷风背着大包小裹进得门来，她总是走得脸红红的，脑门上冒出汗珠。一边急匆匆地从包里往外掏东西，嘴里忙不迭地说：‘对不起，对不起，来晚了，来晚了。’”

这样寻常又动人的生活场景，陌生人尚且动容，更何况家中的孩子呢。

杨宏建很喜欢在夏天吃上一碗凉面，在冬日吃上一碗牛肉。

但他更喜欢给他买食物的那个人。

他喜欢周六，因为每到这一天，钱瑗就会给他们带来许多好吃的。

他更贪恋的是周六时家人们相聚在一起，吃喝玩闹的幸福时光。

一个母亲所能给孩子的爱，杨宏建在钱瑗这里都感受到了。

杨宏建很满足，也很幸福，他很喜欢钱瑗。

杨宏建还有一个很亲切的昵称，叫胖胖。

他虽然跟着钱瑗学习了不少外语知识，但他本专业仍然是 体育 ，毕业于北京 体育 学院。

后来他选择了出国深造，到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读 体育 系硕士。

他很好学，在 体育 方面也有很高的兴趣与很好的天赋。

现在他已经是北京国际 体育 交流中心的业务经理了，为 体育 的国际化交流建言献策。

对于 体育 ，他很专一，他将从小感兴趣的事物变成了努力学习的专业，最后形成了自己付之一生的工作。

在钱瑗离开之后，杨宏建与外婆杨绛一起写书纪念钱瑗。

《我们的钱瑗》，“我们”二字就已显得又亲近，又珍贵。

严厉、温柔、亲切，这都是杨宏建对钱瑗的印象。

其实在父亲选择再婚时，杨宏建也有过很多顾虑，也曾因不甘而想反抗过。

但是他不能这么自私，父亲有重新追求幸福的权利。

所以杨宏建后来也觉得自己很幸运，遇到了钱瑗阿姨。

钱瑗陪伴他们兄妹俩生活、学习，与他们一路同行，陪他们成长，没有再缺席他们生命中的一些重要时刻。

“我感到庆幸的是每当我们现在提起钱瑗的时候，浮现在我眼前的不是她在医院中的形象，而总是她满脸通红，急匆匆迈进家门的那一刻。那是一个忙碌而充满活力的钱瑗，她一直是这样的。”

虽然钱瑗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杨宏建会一直怀念她。

他永远记得那位温柔的母亲，永远记得周六傍晚吹过的风。

我父亲与钱瑗结婚时我18岁，刚刚到工厂上班。

当时我并没有不安。因为“钱瑗阿姨”，是个很随和的人，不像个“后妈”。那时我心里还有一个小算盘，“反正爸爸应该再结婚，那么钱瑗起码是个不坏的选择”。果然，钱瑗在进入西石槽杨家的生活之后，一开始就与我和妹妹以大朋友的方式交往着，从未让我们感到有“继母”的感觉。同时，我俩从她那里得到的帮助是多方面的，她对我们的人生轨迹有很大影响。比如说我在25年前上大学时从未想到过由钱瑗辅导的英文会对我的一生起到如此积极的作用，为此我永远感谢她！

钱瑗不是一个擅长家务的家庭主妇，大概也没有人会这样要求她。所以很有“自知之明”的钱瑗会尽量以其他方式弥补自己的这一“缺点”。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每到星期六她该回西石槽的日子我会很盼着她，原因是她经常会给我们带回一些好吃的东西……因为要买东西，她一路要几次换公交车，经常到家很晚。如果是冬天，很早就黑天了，我们在家准备好了晚饭等着她。有时快七点了，我爸总是说：“先吃吧。妈可能马上就到了。”往往是我们刚坐下来吃饭，门开了，妈随着冷风背着大包小裹进得门来。她总是走得脸红红的，脑门上冒出汗珠。—边急匆匆地从包里往外掏东西，嘴里忙不迭地说：“对不起，对不起，来晚了，来晚了”我们习惯了她这样出现，也很喜欢这样的一个晚上。

饭后我们通常看电视；电视剧居多。钱瑗从没有时间或耐心看完一部电视剧，但又舍不得对此“孤陋寡闻”，因此她总是提前看电视节目报，用这种作弊的方式了解一个故事的前因后果，然后得意地告诉我们：“后来……”对此，我们很有“意见”，认为她把悬念给破坏了。

本文作者杨宏建是钱瑗的继子。北京体育学院毕业，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体育系硕士，现为北京国际体育交流中心业务经理。 人际处理

1997年3月4日，北师大博士生导师钱瑗教授病逝，终年59岁。她是钱钟书和杨绛的独女，我大学的同窗。

1960年春末夏初，北师大举办教改展览。筹办展览的人都是青年教师。我和钱瑗是从外语系抽调的，我搞编辑，她搞美术。搞美术的在59届同学中有号称“妖魔鬼怪”的四员大将：历史系的王德一，人们把“一”念作“Yao（妖）”，这便是“妖”的由来；物理系一位会变魔术，“魔”的头衔当之无愧；生物系一位早有“小鬼”的外号，他当然是“鬼”无疑了；而钱瑗是四人中惟一的女性，没有绰号，不过既然排行老四，那只好把“怪”字认下来。“妖”和“怪”经多年的交往，恋爱，终成眷属，人们戏称“妖怪联姻”，他们的婚姻很美满。杨绛女士在《干校六记》中曾提到女婿王德一。1969年11月，送钱老上车时，王德一见有人行李太多，便上前相助，文章写了此时钱杨二老的心情：“默存和我看他热心为旁人效力，不禁赞许新社会的好风尚，同时又互相安慰说：得一（这是钱锺书先生赠女婿的号，杨先生文章里总用“得一”。）和善忠厚，阿圆和他在一起，我们可以放心。”可谁想就在半年之后，北师大围剿“五一六”之时，王德一受到诬陷，被逼自杀。这是钱瑗一生中所受的最大打击。如今，27年之后，“怪”也随“妖”而去。3月8日，“魔”与“鬼”齐来同遗体告别。当年悲愤送“妖”，今日沉痛别“怪”，令人感慨万千。

不久前，我见到北京女12中55届毕业生名录，其中每人有一段自我介绍。钱瑗是这么写的：“1959年毕业，一直在北京师大外语系工作，‘文革’前教俄语，现在教英语，并负责一个以‘英语教学’为专业方向的硕士生培养项目。每学期上两三门专业课，备课虽吃力，但能不断学习新东西，真是‘惟学半’。”这不足百字的自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的谦逊。她是我们这届同学中第一个提升教授和博导的，可她总觉得自己原本的专业是俄语，现在改教英语，应加倍努力，边教边学，于是才有上述“惟学半”之说。其实，钱瑗家学渊源，英语基础扎实，在学俄语的同时也未中断学英语，1966年改教英语时水平已不低。1978年在英国兰开斯脱大学进修两年，1990年 又在英国纽卡斯尔大学访学，攻研英语文体学、语用学及应用语言学，编写出《英语文体学教程》（英语版），并写出《英语言语节奏与英诗格律》等文章。有人说，她出于学界巨擘之家，其论著肯定得力于父母。可据我了解，钱瑗有疑难时，钱杨二老总是提出查找范围或书名，让她自己去找、去读，自己解决问题。

做教授、当博导，当然是好事，可其中甘苦局外人是体会不到的。钱瑗淡泊名利，可重视肩上的责任。因为人手不够，她这个博导除了研究生的课还开本科生的课。加上她住在城里，来往不便，所以课安排得集中，一周有两个上午要上四节课。四节连轴转是很累的。此时，她像部队处于一级战备那样，精神亢奋而紧张。北京交通高峰时常堵车，遇到这种情况，平时沉稳而有风度的博导则像热锅上的蚂蚁，心急如焚。为了不误课，只有一个办法：早起早走。一次因夜间工作起得晚了，匆匆梳洗后出门，一路急走，赶到车站，盼车，挤车……总算到了学校，松了口气，可上教学楼的台阶时，一低头，发现自己穿的皮鞋竟是一黄一黑，真是忙中出错！怎么办呢？只好请一位住校的老师赶紧回家把夫人的鞋拿来……看起来，这只是件令人发笑的小事，可却说明钱瑗精神的紧张程度，她像一架上紧发条的机器，已经松不下来。一次我问她近况如何，她答：“心力交瘁。”我劝她赶快“勒马”，她说：“我是在虎背上……。”

做事原则

钱瑗把旁人看来是“分外之事”也都负责担当。事例很多，如她发现外语系资料室翁某平时勤奋自学，并抽时间旁听大学课程，便主动为他批改作业，指导他读书，连续几年，从不间断，终于使这位有志青年以同等学力考上了民族大学的研究生。

日前，多年同钱瑗共事的陈教授谈起一件使他难忘的事。1996年初，陈去钱家探望。闲谈中钱瑗捧出一部很厚的辞书——《韦氏英语大辞典》。陈不解其意，打开一看，见书页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工整的蝇头小字，再往下翻，几乎每页如此，而全书有好几千页，这是多么大的工程啊！面对陈惊奇的目光，钱瑗解释说：“我父亲在下放期间，把这本辞典带在身边，从头到尾看了三遍，对每个辞条都作了认真的审读和详尽的评注：修改、补充、更正，旁征博引，等于重新修订了这部辞书。”陈教授激动地说：“这可是宝贝呀！以后要靠你把它整理出来啦！”钱瑗答：“可惜我自顾不暇。”陈教授感慨地说：“钱老的学风是传家宝，对钱瑗的影响极大。上海某高校编写的《英语精读课本》，是钱瑗主审。她同样是逐字逐句，从头至尾反复读了几遍，不少书页上也留下了密密麻麻的字迹。”

人非钢铁，而钢铁“过度疲劳”也会断裂。长期超负荷工作，使钱瑗这块钢铁出现了裂纹，先是咳嗽，继而腰疼。让她去看病，她说不要紧，休息休息就能好，实在不行，就在回家时顺路买点药丸吃吃，就算“治”了病。1996年春，腰疾加剧，一日清晨竟无法坐起，瞒着老母悄悄打电话到外语系求助。尽管她不愿意，可还是被“押送”到医院，检查发现是骨结核，脊椎有三节病变，并且不排除有癌细胞的可能。以后再查，又发现肺有问题，住进北京温泉胸科医院，经专家会诊，确诊为肺癌，晚期，肺部积水，癌细胞扩散，已是病入膏肓了。

上述诊断结果对病人是保密的。可钱瑗早已心中有数，亲友的神情、大夫的谈话、服用的药物及采取的医疗措施早已泄露了天机。可她装作不知，不问病，不谈病，似乎只是挪了挪上班地点，在病床上依旧工作，定期给博、硕士生指导，为国家教委《外语专业21世纪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改革》的科研课题写研讨提纲，还特地为《中小学外语教学》杂志写了篇稿子。我在电话里提到稿子的事，劝她多休息。她说：“这是还文债。答应很久的事了，欠债总是不好的。”

学校为了保证病人休息，不让更多人去看望，我只好打电话和写信。一次托陈教授带去一信，给她念完后，她显得很高兴，说这是老同学的信，小心地收藏在枕下。去年11月初，听说病情恶化，我和老伴顾不得“禁令”，赶到医院，我们坐在她床前，三人相对，我深情地说：“特洛伊卡”（俄语，三人小组，三套马车之意），她会意地微微点头。当年在班里我是团支书，钱瑗是组委，海云是宣委，40多年前的“特洛伊卡”今日重聚病榻之旁，自是感慨万端，我们拿出老同学的照片、信件，共同回忆着以往的岁月，交谈着现今同学们的情况。海云带来一个俄罗斯木套娃，钱瑗惊喜地说：“啊，马特廖什卡（俄语），多可爱呀！以前我也有一个，可是……一次家里来了个小客人，我父亲不会哄孩子，就拿这马特廖什卡让他玩，并送给了他，我真舍不得！”只见她把木套娃一个个地打开，摆成一排，从大到小，一共五个。她一个个地抚摩，目光中含着真情，就像看着自己的孩子。她一生没生育，没有自己的孩子，可在这垂危的时刻却仍充满母爱……闲谈中我们问起她父亲，她说：“父亲也在医院，他知道我也病了也住医院了。我给他写过信，我母亲经常为我们两个传递消息。可是……”她话语无限惆怅地咽住不说了。她还告诉我们：“我母亲曾对父亲说，他这么病着，真可怜。可父亲说：‘我不可怜，你们才可怜，要照看病人。’我现在觉得真是这样，我妈最可怜。86岁了，还要照顾两个病人。”自她入院以后，就不让母亲来看望，怕母亲见到她那副样子痛心。可是她们母女每晚通电话。

此时的钱瑗，肺癌扩散，肺功能极弱，整天离不开氧气！癌细胞侵入骨骼，脊椎骨质疏松，只能平躺不动。背上的褥疮溃烂得露出骨头，也无法翻身治疗。下身瘫痪，肠胃失去蠕动能力，不能进食，只能输液。而全身可输液的静脉已经扎烂，只好另想别法。我们去的那天正赶上大夫给她做一个小手术，在左肩胛骨下开一个输液小口。据说第一次是在右边开的口，结果没成功，又改在左边，反复折腾，其痛苦可想而知。见到我们，她笑着说：“在身上随便打洞，真残酷呀！”她用玩笑掩盖自己的痛苦，为的是不让别人为她痛苦。

就在这恶疾缠身、生命垂危的情况下，钱瑗仍惦着工作，想着别人——她随时把想到的事记下来或交待别人，说自己身子不听使唤，脑子还可以想；她张罗着为云南老同学的老伴治病买药，并把一笔刚收到的稿费寄去……她有多少要操心的事啊！

她在不该走的时候走了。我曾劝她，古人说：“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要保护自己，学会说“不！”她明白这个道理，可是做不到，一干起来就忘记一切。每年的体检“没时间”参加，长期的咳嗽和腰疼不去诊治，终于酿成大灾。近来我常想：像钱瑗这样国家多年培养的人才，全身心投入事业而不知保护自己的人——谁来保护他们？亲友？领导？各级组织？还是政府？难道能看着他们一个个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无所作为吗？ 上世纪60年代，我是北师大中文系的学生，而钱瑗是外语系的老师，她只是我广义上的老师，并没有直接教过我。在大学里，隔系如隔山，不要说不同系了，就算是同系不同级，甚至同级不同班，也少有往来。如果不是“文革”中打破了系与系之间、师生之间的界限的话，我大概也不会与钱瑗老师交往。

钱瑗的母亲杨绛　交往也必得有个机缘。那个时候，我和外语系学生张仁强来往甚密，他常来我宿舍串门瞎聊天。那天我们走在校园里，学校美工组正在架设梯子画毛主席挥手的彩色油画；仁强指着其中一人说：“钱瑗。”在此之前，我从他口中听过这个名字，也知道她当时在历史系任教的丈夫因被怀疑是“五一六”分子而被隔离审查期间在学校自寻短见，当时他自尽的宿舍楼还拉上“某某某自绝于人民！”的大标语，名字被打叉。是仁强告诉我，我才知道，原来那是她的丈夫。我一直也不敢向她问起此事，也不知道应该说甚么才好，只得好像甚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一样，甚么都不说。不说，当时是因为不会说话，如今回想，大概也是不忍触痛她内心的伤处。但从表面看来，她斯文如昔，说话柔婉，但我想，所有的暴风骤雨，她都在默默承受。

有一天中午在饭堂吃午饭时碰到她，我和她站在饭桌边一面吃饭一面聊天，说起翻译小说，提到傅雷，她说是世叔伯，但他译的罗曼罗兰的长篇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没看过。这个长篇小说在文革前便被视为宣扬“个人英雄主义”，当然上不了中文系的课堂，甚至学校图书馆也不出借；文革期间更加无处可寻。我手上存有一套，便借给她看了。她看完后说了甚么，我都不记得了。

我却记得，在我获准移居香港，即将离开北京时，我又在吃午饭时在饭堂碰到她，我向她告别，她笑说，好多年前她爸爸在香港投宿客栈，推门进去，管房的说没房间，钱钟书争辩道：门口明明写“有房间”嘛！那管房领他去看，指着那牌子大声说：“硑房间！”原来，大学者钱钟书也被广东字“硑”难倒，“硑”字也看成“有”了！

我来香港后，一直都有和钱瑗通信，那时我在补英语，她在信中便告诉我许多学习英语的方法，可惜我太懒，终究也没有所成。当然，我的资质也远远不及钱瑗，即使我用功，只怕也无法长进。钱瑗上大学时的专业是当时在内地最吃香的外语———俄语，留校任教后，由于教学上的需要，转向英语。这种转型，我想不是人人都可以成功的，但她做到了，而且业务冒尖，除了家学渊源之外，定必还有过人的智力和自身的努力。怪不得杨绛这样写她：“阿瑗是我生平杰作，钟书认为‘可造之材’，我公公心目中的‘读书种子’。”1990年，钱瑗又到英国访问半年后经香港回北京，那天晚上，仁强在尖沙咀请她吃饭，我作陪。饭后到他当时在美孚新的家小坐叙旧，然后我们再送她回她借宿的中文大学宾馆。当我们的车子徐徐开走，我回头一望，夜色中见她仍站在那西班牙式建筑门前挥手。这是我离开北京后第一次重逢钱瑗，没想到竟也是最后一次见到她。

她回京后仍有书信来往，只是本来就不密，往后就越来越疏，以致音讯全无，我也不以为意，觉得大家都忙。当她去世的噩耗传来，我简直不敢也不能相信。读《我们仨》才知道，她1995年腰痛求医，1996年一月住院。但我一点也不知道，她信中从没透露过。我又想起，上世纪80年代中，钱钟书的小说《围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版，钱瑗还请她爸爸题签赠我，由她寄来。我并没有见过钱钟书，这本书一直留在我书架上，每次望见，恍惚便闪烁着钱瑗老师那斯文的笑容。 钱瑗和她父母一样，志气不大。她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立志要当教师的尖兵。尖兵，我原以为是女儿创的新鲜词儿，料想是一名小兵而又是好兵，反正不是什么将领或官长。她毕业后留校当教师，就尽心竭力地当尖兵。钱瑗是怎么样的尖兵，她的同学、同事和学生准比我更了解。

钱瑗坚强不屈，正直不阿。北师大曾和英国合作培养“英语教学”研究生。钱瑗常和英方管事人争执，怪他们派来的专家英语水平不高，不合北师大英语研究生的要求。结果英国大使请她晚宴，向她道歉，同时也请她说说她的计划和要求。钱瑗的回答头头是道，英大使听了点头称善。我听她讲了，也明白她是在建立一项有用的学科。

有一天，北师大将招待英国文化委员会派来的一位监管人。校内的英国专家听说这人已视察过许多中国的大学，脾气很大，总使人难堪，所以事先和钱瑗打招呼，说那人的严厉是“冲着我们”，叫钱瑗别介意。钱瑗不免也摆足了战斗的姿态。不料这位客人和钱瑗谈话之后非常和气，表示十二分地满意，说“全中国就是北师大一校把这个合作的项目办成功了”，接下来慨叹说：“你们中国人太浪费，有了好成绩，不知推广。”钱瑗因为这项工作获得学校颁发的一份奖状。她住进医院之前，交给妈妈三份奖状。我想她该是一名好的小兵，称得上尖兵。

钱瑗爱教书，也爱学生。她讲完课晚上回家，得挤车，半路还得倒车，到家该是很累了。可是往往到家来不及坐定，就会有人来电话问这问那，电话还很长。有时晚饭后也有学生来找。钱瑗告诉我，她班上的研究生问题最多，没结婚的要结婚，结了婚的要离婚。婚姻问题对学习影响很大，她得认真对待。所以学生找她谈一切问题，她都耐心而又细心地一一解答，从不厌倦。

钱瑗教的文体学是一门繁重而枯燥的课，但她善用例句来解释问题，而选择的例句非常精彩，就把文体学教得生动有趣了。她常上新北大(旧燕京)的图书馆去借书还书。她把借的书读完一批又读一批，读了许多英国文学作品，这为她选择例句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杨绛

钱瑗去英国进修的两年，学习非常刻苦，她说，导师指定阅读某一诗歌作品，开始怎么也读不懂，非常着急，于是她找了许多同时期的其他诗歌作品来读，进而研究诗歌的韵律。待她读了足够多的书，再回头来读导师指定的诗歌。她在病床上不能动弹，就一个劲儿看书，她重读许多外国原版名著，说：“这下有时间精读了，还真又读出不少心得来。”病中仍不释卷,勤于思考。--------钱碧湘

乐观，坚强：

面对病痛的折磨，不肯认输。

一般人总喜欢说自己的病,但钱瑗可不那样,她始终热情的关心别人------钱青

在“文化大革命”中，面对坎坷的境遇和受到的打击，她没倒下。她镇定，坚毅，还是坚韧不拔的继续做学问。

淡薄名利，谦虚：

去英国进修，名额有限，她不去争，临到资格考试，有人退缩，她才被公推出去应考。

她从不以家庭背景骄人，只是非常感激父母给她的不言之教。

脱俗：

钱瑗是个忙人，从来不参加游山逛水的活动。她在开会前常常去当地的师范学校开会或讲学。会议结束时，她要不马上回到北京学校，要不就在旅馆里看书备课，很少跟我们大家出去玩。

她永远把别人放在前面，从来不考虑自己。

有的人你跟他打了一辈子交道，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有的人你见他一面,就把他看出个八九不离十，钱瑗属于后一种人。-------叶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