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做“解构主义”，请举例说明

一句话概说

什么是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对此德里达会挑剔说“什么是……？”这种句法本身就有毛病，它暗示世上存有某种事物，而这事物不但能被人理解，还能被贴上不同的名称或标签。解构主义拒绝这种僵硬的定义，它称自己是一种针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一套消解语言及其意义确定性的策略。这些批判理论与策略包括：反逻各斯中心主义(anti-logocentrism)、延异(différance)、替补(supplementarity)、互文性(intertextuality)。

大背景解说

19世纪末，尼采宣称“上帝死了”，并要求“重估一切价值”。他的叛逆思想从此对西方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一股质疑理性、颠覆传统的思潮，尼采哲学成为解构主义的思想渊源之一。另外两股启迪和滋养了解构主义的重要思想运动，分别是海德格尔的现象学以及欧洲左派批判理论。

1968年，一场激进学生运动席卷整个欧美资本主义世界。在法国，抗议运动被称作“五月风暴”。可悲的是，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昙花一现，转眼即逝。在随之而来的郁闷年代里，激进学者难以压抑的革命激情被迫转向学术思想深层的拆解工作。不妨说，他们明知资本主义根深蒂固、难以摇撼，却偏要去破坏瓦解它所依赖的强大发达的各种基础，从它的语言、信仰、机构、制度，直到学术规范与权力网络。

解构主义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为了反对形而上学、逻各斯中心，乃至一切封闭僵硬的体系，解构运动大力宣扬主体消散、意义延异、能指自由。换言之，它强调语言和思想的自由嬉戏，哪怕这种自由仅仅是一曲“带着镣铐的舞蹈”。除了它天生的叛逆品格，解构主义又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理论。用德里达的话说，解构主义并非一种在场，而是一种迹踪。它难以限定，无形无踪，却又无时无处不在。换言之，解构主义一旦被定义，或被确定为是什么，它本身随之就会被解构掉。解构的两大基本特征分别是开放性和无终止性。解构一句话、一个命题、或一种传统信念，就是通过对其中修辞方法的分析，来破坏它所声称的哲学基础和它所依赖的等级对立。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看到，解构主义所运用的逻辑、方法与理论，大多是从形而上学传统中借用的。如此看来，解构主义不过是一种典型的权宜之计，或是一种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对抗策略。

海德格尔探查逻各斯

德里达的解构思想起先是受到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启发。作为现象学运动的领袖之一，海德格尔率先在《形而上学导论》中探查西方哲学史上的存在问题与逻各斯问题。在海德格尔看来，逻各斯问题十分要紧，它不仅涉及西方思想和语言的起源，还从根本上影响着现代西方人与当下存在的关系。海德格尔就此发出一个著名诘问：古代的逻各斯是怎样变成了近代的逻辑，进而与存在相分离？它又如何以理性的名义，达到一种西方思想上的统治地位？

通过分析古希腊哲人巴门尼德的残篇，海德格尔声称他发现了“逻各斯与存在”的原始意义相通。在古人遗稿里，Logos并不代表逻辑(Logic)或理念(Idee)，它原表示一种连续运作中的聚集状态。有趣的是，这种发生过程中的聚集，恰好印合古希腊人有关存在(Physis)的古朴看法。在他们心目中，存在本是一种不断涌现、聚合与消散的活动。也可以说，它意味着存在者的持续到场与离去。海德格尔据此认定，Physis与Logos的原始意义同一，但它们的血肉联系却在柏拉图那里发生了重大分离。

自从柏拉图创立形而上学，Logos便被西方人强行解释成一种“逻辑陈述”。对此，海德格尔尖锐地批评说，这一历史性的曲解不仅造成存在与思想的离异，而且导致西方思想中绵延千年的主客体对立。有一个具体例子关系到巴门尼德名言“存在与思想同一”的翻译：句中“思想”一词原先写作Noein，现代西方人将其理解为主体思想，这无疑严重偏离了巴门尼德的本意。海德格尔说Noein是觉悟，或是一种不断察觉、醒悟、并依据外界变化而调整自身的认识过程。巴门尼德所谓“存在与觉悟同一”，意思就是说“觉悟属于存在”。在古希腊人那里，觉悟并不是一种自觉能力，它仍处于主客不分的混沌境地。海德格尔表示，正因为古希腊人受到存在的统摄，他们才能不断有所觉悟，并且真正成其为人。

提醒大家，在探讨人与存在的关系时，海德格尔显然和巴门尼德一样，拒绝将人置于思想的首位。他摒弃主体，反对逻辑，质疑主客体对立的思想方式。与此同时，他又反复强调人的思想必须与存在保持和谐，而不是分离冲突。海德格尔坚信，希腊人的存在意味着接受逻各斯，即聚集过程中自然生成的觉悟。换句话说，大凡存在发生处，自然就伴有觉悟发生，而人的思想从一开始就只能依赖存在而在，顺应存在之变而变。

然而，这一美好开端未能一直延续下去。柏拉图之后，西方人开始与存在发生对峙。他们越来越自信自己拥有支配存在的主体性与知识能力，这与当初质朴天然的古希腊思想大相径庭。海德格尔尝试用两个公式来表示这种首尾迥异的变化：在开端处，存在之聚集过程建立了人的存在；在终结处，人已成为一种理性动物。关键的转折在于，柏拉图亲手把Physis译作了理念(Idee)，这就一举抛弃了它原先的“涌现发生”之意。就此海德格尔叹道：“真理成为正确性，Logos成为陈述，成为真理或正确性的所在，理念和范畴从此统辖了西方思想和行为。”

德里达的解构策略

身为海德格尔在法国的思想传人，德里达一方面深受海德格尔反形而上学、反逻各斯主义的理论影响，另一方面，他又广纳新学，另辟蹊径，大胆从语言学、符号学的角度出发，提出了针对逻各斯中心论的一整套消蚀瓦解的策略。这就有了他20世纪60年代中期名扬天下的解构主义。德里达的解构理论内容冗杂，前后矛盾，至今难行明确公认的统一解释。然而，其中最为关键的一些概念与方法，诸如反逻各斯中心论、延异、替补等，需要一一细加说明。

批判逻各斯中心 根据上述海德格尔的逻各斯批判，我们已经大概了解，西方形而上学思想传统发端于柏拉图对于古希腊逻各斯问题的强行曲解。在柏拉图及其弟子看来，真理源于逻各斯(Logos)，即真理的声音，或上帝之言。这种逻各斯主义认为，世上万物的存在都与它的在场紧密相联。为此，最理想的方式应当是直接思考“思想”，而尽量避免语言的媒介。但这偏偏又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要求语言应该尽量透明，以便人类能够通过自身的言语(speech)，自然而然地成为真理的代言人。换言之，逻各斯主义认为，言语与意义（即真理，上帝的话）之间有一种自然、内在的直接关系。言语是讲话人思想“自然的流露”，是其“此刻所思”的透明符号。据此，逻各斯主义也被后人称为“语音中心论”(phonocentrism)。与此同时，书面文字(writing)则传统地被认为是第二位的，是一种对于声音的代替，是媒介的媒介。即便是索绪尔(Saussure)的能指，也首先是一种“声音的意像”。书面文字作为能指，则是由声音转化而来的。

言语优于文字的另一体现，是讲话人的“在场”。讲话人在现场，可以准确地解释其“意图”，避免歧义。与之相对，文字只是一系列的符号，由于讲话人的不在场，它们很容易引起误解。

德里达的重要性，就在于他在海德格尔批判基础上，针对上述逻各斯中心论的种种戒律提出了积极有效的颠覆解构方法。他声称书写文字并不见得天生就低劣于语言发音，为了打破传统的“语音中心”偏见，他力图建立一种”文字学”，以便突出并确认书写文字的优越性。这种文字优越性，首先表现在它在符号学意义上的“可重复性”(iterability)。

德里达认为，可重复性乃是符号存在的前提条件。只有当一个符号能够在不同情况下都被认作为“相同”时，符号才能够成其为符号。符号的另一必备条件是：当听话人对最初讲话人的意图一无所获时，同样也能借助于符号系统了解其意图。换言之，符号应该在不考虑讲话人的意图的情况下，依然能被人们正常地加以理解和接受。

符号上述的两个必备特征，即“可重复性”和“不考虑讲话人之意图性”，验证了德里达所说的文字优越。在更大的范围说，总体文字包括了整个语言学的符号系统，因而它也是狭义上的言语和文字赖以存在的基本条件。这便是德里达所谓的“元书写”(arch-writing)。元书写概念一经确立，必然打破逻各斯主义的语音中心说。

瓦解两项对立 我们知道，整个西方的形而上学思想传统，从柏拉图的理念，到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再到黑格尔的“绝对理念”，无一不是以西方人的理性与自我意识为基准、为中心。在现代西方人看来，他们的主体意识随着西方文明的发达强盛，更被赋予至高无上的崇高地位和领导作用。德里达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向这一强大思想传统的根基发起顽强不懈的攻击，此举无疑具有一种积极批判意义。

众所周知，传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集中体现于等级森严的二元对立中。对此，德里达在《立场》中严厉谴责说：“在传统二元对立中，两个对立项并非和平共处，而是处于一个鲜明的等级秩序中。其中一项在逻辑、价值方面占据了强制性位置，它统治着另一项。”

请看下面这些人人熟悉的两项对立：言语／文字，自然／文化，男人／女人，灵魂／肉体，意识／无意识，理性／疯狂，真理／谬误，先进／落后，开明／蒙昧，西方／东方，主体／他者，主人／奴隶，等等。在每一对立项中，前者往往优越于后者，是更高层次上的存在。就是说，它们代表或属于逻各斯，因而也是确立两者关系的中心、基准，或所谓的“第一原则”。而后者则以前者为依据，它们显然是一些从属的、负面的、消极的、第二位的东西。

瞄准二元对立及其等级制，德里达发出了瓦解动员令：“要解构二元对立，在特定的时刻，首先就是要颠倒这种等级秩序。”他不仅言语激烈，而且身体力行，带头发起多项解构努力。其中最成功的语言学解构范例就是针对“言语／文字”对立项的无情破坏。一如德里达所言，文字不仅不劣于言语，作为“元书写”的文字，反过来还宽宏大量地包括了言语。

应当说明，德里达德解构努力并非开天辟地头一回。早在他之前，我们已经看到弗洛伊德在心理学领域的类似贡献。德里达解构的目标是“言语／文字”，而弗洛伊德瓦解的是“意识／无意识”。与德里达的努力近似，弗氏心理学业已证明，无意识才是更加广阔的思维领域，它包括意识在内，而意识仅仅是无意识的一部分。或者说，无意识才是我们真正的心理现实。这其中的显著差别是，弗洛伊德颠倒对立二元的做法并非德里达严格意义上的解构主义，因它“既没有中立、也没有改革传统的旧秩序”。

在德里达看来，解构并非只是简单颠倒二者原有的对立位置。根本的问题在于：解构主义认定，对立两项之间仅有一些差异，而无孰优孰劣的等级秩序。不仅如此，对立两项之间，还存在着大量相互渗透、相互包容的关系。在解构主义者眼中，任何意识到的东西都已经过最初无意识的阶段，无意识则是一种压抑或延缓的意识。意识与无意识彼此渗透，它们之间没有截然可分的明确界限。甚至可以说，两者之间还存在一个前意识模糊地段。

发明“延异”概念 索绪尔语言学认为，符号是由概念和声音两部分构成的。现实中的具体事物(referent)在人的头脑中得到反映和体现(concept/signified)，然后由具体的语言符号（signifier，即能指）加以表现。这就产生了结构语言学的一个重要两项对立：能指／所指。不难看出，在这个两项对立中，能指起的是主动与支配作用。

传统语言学电认为，所指(signified)与现实中的客观事物(referent)有着一一对应的关系。它们在语言中的表达则是言语(speech)。能指不仅包括言语，还包括文字。但是，文字作为能指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为了表达言语。这体现了传统哲学重言语、轻文字的观念。对此，美国批评家里奇(Leitch)在《解构主义批评》中做出准确解释：

符号的能指对应指向概念的所指。也就是说，声音代表着一个完整概念。它们都被人们所意识。举例来说， 这个发音所指的就是“椅子”这个反映人们头脑中的概念。而现实中的椅子实物，并没有在场。

所以说，符号代表了一种缺席的在场(an absent presence)。我们无需呈现椅子实物，只需使用声音或chair文字即可，这样就推迟或延后了实物的在场。“当我们使用符号时，实物和所指的在场仅仅是一种假象、错觉，真正在场的只是代替它们的语言符号。”这种通过一系列符号链条，来推迟延缓意义或实物在场的现象，就是德里达所说的“延迟”(to defer)。对此，德里达解释说：

符号作为实物的替代，具有从属性和临时性。从属性是因为符号从原始的在场派生而来，并且作为一种不在场的替补而存在。在指向最终的、缺少在场的运动过程中，符号仅仅是一个中途调解驿站。

由此推演下去，德里达得出一个著名结论：语言符号无非是一系列不断推延的差异游戏。

除了延迟，延异的另一重要含义是差异(to differ)。索绪尔认为，所指和所指间的关系没有任何理据，纯属任意。不仅如此，无论能指还是所指，都是“一系列由声音差异和概念差异构成的语言符号系统”。关于这一问题，英国批评家伊格尔顿在《文学理论介绍》中解释说，“语言中的意义仅仅是一种差异。例如cat是cat，因为它由不同于cap和bat的差异而构成的。语言中的所指和能指并没有内在的一一对立关系。”

不仅如此，在能指和所指之间电没有固定的明显区别。如果我们想知道一个词的意义，“字典会告诉我们更多的词语来解释它，而这更多的词语的意义又使我们继续不断地查阅下去。所以意义实际是一系列无终止的象征符号的差异”。换一种方式来表达，

意义并不存在于某一个符号之内，它零星散布于一系列的无终止符号链条内，不会轻易被捕捉、定位于某一个具体符号上。意义总是被暂缓地、不断被延迟下去：一个符号指向另一个符号，另一个符号又指向其他符号，层出不穷，无终无止。

索绪尔提出的符号的任意性观念，有力地支持了德里达的论点。符号的任意性打破了语言符号是外在“真理”体现的神话。换句话说，真理的起源不过是一系列语言符号的象征游戏。所以德里达在《文字学》中得出结论说：任意性让我们有足够理由去排除象征符号间的等级秩序和天然隶属关系，“随着符号的出现，我们再也没有机会遇上纯粹的现实了”。

德里达说，延异既非一个概念，亦非一个单词，它本身就是一个杜撰之词。在法语中，difference和différance两者的发音相同。若要区分它们，我们必得借助文字拼写上的差异，这本身就是对言语优于文字逻各斯主义论点的一个极好讽刺。关于延异，德里达有一个生动比喻，说它就像一把扎束的花(sheaf)，其中有着“复杂的组织结构，不同的花枝和不同的词意，各自朝不同的方向散漫开去。与此同时，每一枝花又与其它的花枝或意义紧密联系，形成一种交错结构”。需要说明，作为延异特征之一的散漫，除了时间上的延迟、空间上的差异这两层含义之外，还含有一种“播撒”（拉丁文differe）之意。也就是说，没有人能够完全控制流动的象征符号游戏，没有人能够约束文字的差异区别。在德里达这里，语言被看成延迟与差异永无止境的游戏，而意义也只能从无数可供选择的意义差异中产生。

由于作为意义归宿的“在场”已经不复存在，符号的确定意义被层层地延异下来，又向四面八方指涉开去，犹如种子一样到处播撒，因而它根本没有中心可言。德里达认为，播撒是一切文字固有的能力，它永远无休止地瓦解文本，揭露文本的零乱与重复。

关于“替补” 德里达一旦完成他对于传统二元对立的解构之后，自然而然就走上一条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替补”之路。他所谓的“替补”，主要来源于卢梭有关“补充”的说法。在这方面，卢梭在其《忏悔录》里曾有过一系列著名论述。譬如他说过：“语言是讲述的，文字仅是言语的补充。”他又说，教育是对自然的补充，手*则是对正常性行为的补充。如果说，手*能替代正常性活动，这两者肯定在本质上有着某些相通之处。就是说，手*的本质，是将欲望集中于一个自己不能占有的想象物之上，进行自娱。反过来看，正常的性活动也可被视为一种手*。

在《文字学》中，德里达援引卢梭有关“补充”的说法，对它实施深入的批判改造，这便有了他自己的替补说。他提出，言语需要文字的补充，这说明言语的本身并不完整。而他所说的替补，实质上就是一连串无休止的语言代替。在他看来，卢梭的“补充”除了说明文字是言语的补充，也证实言语本身也是一种替代，这是因为在日常生活中，“孩子们很快学会了‘使用言语’来替补他们的不足……因为他们很快意识到通过使用语言就可以使别人为己做事，无需自己动手……”

德里达进一步剖析卢梭《忏悔录》中的替补现象：卢梭求助于吻床、吻窗帘、吻家具这些补充行为，来替补华伦夫人的在场。即便华伦夫人在场，面对面地坐在他面前，他仍感不足，要求补充。“有一天吃饭时，她刚把一块肉送进嘴里，我大喊一声说上面有头发，地把肉吐到了盘子里，我热切地抓住它，一口吞了下去。”德里达就此发表高见说，实际上华伦夫人本身也是一种替补，她是卢梭潜意识中母亲的形象的替代。一句话，替补实际是一种漫无际涯的延伸系列，它使在场持续不断地被延异。

关于互文性 解构主义认为，文字不是外在实物的反映，而是一系列符号的推迟和差异的永无止境的游戏。文本也不再是外在世界的再现，与之相反，在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中，客观世界也被文本化了。或者说，整个世界都被归纳为一个文本。德里达还认为，阅读与写作无孔不入地渗入我们的知识和经验世界，而我们的世界除了解释，别无他者。阐释者无法超越解释，因为他被囚禁于语言牢笼之中，必须面对修辞和差异构成的无休止的符号游戏，所以他的解释也是永无止境的。

在此前提下，德里达提出了他的互文性观念：一篇作品既不属于某一个作家，也不属于某个时代，它的文本贯穿了各个时代，带有不同作家的文本痕迹。所以，针对一个文本的解释和阅读也只能是开放型的，而且千差万别。任何一个新文本，都与以前的文本、语言、代码互为文本，而过去文本的痕迹，则通过作者的扬弃而渗入他的作品。不仅如此，西方形而上学的哲学思想更是无声地潜伏于语言体系中。互文性，不仅是语言互文，它更是一种文化思想的互文。

关于互文性，美国批评家里奇发挥说，文本并非一个完整的自然体系，它与其他文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文本和语言、语法、词汇与历史的零星碎片相互交融，而历史就像一个聚集数不清的形形色色、互不兼容、难以调和的思想信仰的大杂烩，而文本则是这个‘文化拯救军’的出口……”显而易见，传统实为一团无头绪的麻线，任何一个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互文。另一位美国学者鲍威(Paul Bové)认为，文学作品本身也是一种解释，而所谓文学史，就是一系列文本破坏性地解构另一些文本。文学史中的诗歌，实际是对另一些诗歌的解释。这种互文性发生于文学史编纂之前。换言之，原先的历史文本变成了后来文学批评的对象，所以文学评论史应该致力于这种不断积累的互文性，以其开放性来洞察诗歌传统的价值。通过这样一个过程，文本就能作为解释的话语，呈现于话语解释的系统中。

拉康的解构主义观：无意识与语言

在讨论德里达解构主义时，有必要简单提及与他同时代的法国心理学家稚克•拉康(Jacques Lacan)。德里达在语言学上的解构努力直接呼应了拉康的心理／主体解构理论，可以说，他俩是一对绝妙的互文关系，或互为解释的例证。拉康的解构观主要体现在他对于语言与心理学关系的经典分析，其中关键处在于，拉康认为无意识就是整个语言的结构，他因此修正了索绪尔的公式：

附图

在拉康看来，整个语言文化系统早在我们出生之前即已存在，当我们学习语言时，这个潜在的语言文化系统逐渐将其整个结构与秩序强加给我们。或者说，我们无意识中进入一套事先存在的复杂网络之中。是这个网络教会我们说话，思考，行动，并相应每个人的社会地位与职守，形成所谓的自我意识。何谓自我和主体？在拉康那里，这变成了一种被动、互动的过程。

传统西方语言学声称，能指与所指之间一直存在着天然的、一一对应的关系。经过拉康的解构，我们发现这种对应关系早已不复存在。在原先的能指与所指之间，横跨着一个高踞于我们之上的庞大复杂的文化语言体系。它无情地取消了对应，代之以无法消除的隔阂，能指在其中变成了不断滑动的符号。不仅如此，拉康还进一步阐发了弗洛伊德的释梦理论。在他那里，心理扭曲变成了滑动的能指，而弗洛伊德梦的形成，变成了拉康的语言修辞格，无意识则变成了潜在的文字系统。

耶鲁解构学派

如果说法国解构主义理论高深玄奥，那么，美国的解构主义则更加注重它在实际文本中的操作运用。自6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在美国耶鲁大学形成了一个著名的“耶鲁学派”。它通常是指热衷于解构批评的4位教授，他们分别是德曼(Paul de Man)、米勒(JHillis Miller)、布鲁姆(Harold Bloom)和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

德曼最富创造性的见解，是他继承并发扬了尼采的修辞理论，使之成为重要的解构策略。德曼在《阅读的寓言》中指出，修辞并不是雄辩和劝说的点缀，它也不是文本中可有可无的成分。实际上，修辞是语言本身特有的、必不可少的本质。它的特性，就在于怀疑、拒绝并否认外在真理的存在。所以说，文学批评家的任务不是寻找明白确定的意义，他将永远面对无中心、无定义的文本，而修辞反复在其中造成“多重模糊不确定意义的交汇”。

米勒的解构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对具体小说的阅读分析中。他认为“所有的语词都是隐语。它们不断延迟、差异并区别于其它词语。每一个词语都指向相互替换的词语链条中另一个词语，无源无根”。而词语的修辞本质又使得词语多意多变，当其中一个意义被选中时，其它的潜在意义也同时闪烁其间，致使选定意义不能稳定，总是滑向其它意义。而我们对于文本的阅读，就是要追根溯源，找到词源，观察其迷宫般的语意分歧和置换。在米勒看来，这种语义扩散的结果揭示了文本层出不穷的解释可能。米勒的解构主义策略，就是仔细挑选某些重复出现的关键修辞、概念或文章主旨，分析它们在不同情况下重复时所释放出来的破坏性力量，从而瓦解文本所依赖的等级秩序与权威经典，暴露它对边缘思想和“非法”传统的压抑。他在《作为寄生的批评家》中揭示：每一部作品都寄生在前人作品之上，它既是对以前作品的引用、模仿、吸收与借鉴，同时也让前人作品寄生于新作品之中。以前的文本既是新文本的基础，又被不断地改编，以适应新文本的精神。而新作品的语境，又使前人作品获得了新的阐释。

布鲁姆从俄狄浦斯情结的角度大胆提出对前人作品的“误读”概念。面对前人的历史文本，当代作家只有通过误读才能产生对历史的叛逆和超越，树立起自己“强者”的诗人形象。

哈特曼的独到之处，在于他继德里达之后，彻底消除了文学与哲学的界限，进而把文学批评与文学文本同样看待。在他看来，文学批评并不是一种被动工作，它与文学创作一样，具有鲜明的思考性和创造性。正是这种创造性，使得文学与批评相互沟通，融为一体。文学批评同样也具有打动人类情感的性质与功能。作为两者和谐融合的典型代表就是随笔，随笔既是一种文学评论，又是一种文学作品。

结语

20世纪西方批评史上，解构主义理论有着它独特的贡献。其一，它消除了长期占据人们思想头脑的逻各斯中心论，打破了等级森严的二元对立，并提出概念之间“并无等级和中心，仅有差异”的观点，其二，它发现了能指之间的互指、多义和无限延异的关系，充分认识到文本的开放性和互文性，为此它也强调了读者和批评家的重要作用。

解构主义自是一种漏洞百出、强词夺理的理论。它以无中心论反对中心论，这就好比要锯断与自己一脉相连的历史主干。形而上学的悖反逻辑并未导致解构思想的成功，反而使它陷入另一种历史困境，这便是真理虚妄、意义不定以及漫无边际的任意解释。永远处于删除号威胁之下的语言文字到底还有多少原意可供读者思考？这连解构主义者自己都很难说清楚。过分强调语言游戏，无限夸大修辞和隐喻的作用，置客观事实而不顾，这些都是解构主义多受指责的原因。所以，对待解构主义，我们理应取一种独立的批判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解构主义」不等同于后现代主义，「解构」也不能说是后现代主义的核心。

但是「解构主义」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极重要的流派，「解构」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

什么是「解构主义」？什么是「解构」？

这个问题要先从什么是「结构主义」说起。

——因为「解构主义」是「结构主义」的徒弟，是从「结构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前者用了后者的手段对后者进行了极大程度的反叛。

（注：结构主义属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属于后现代主义）

那么什么是「结构主义」？

「结构主义」主要算是一种研究方法，它不是一个观点一致的流派，但是运用的手法都极其类似。

它的主要特征是：

研究的重点是现象间的关系，而不是现象本身的性质。

认为一切的现象都可以用某一种「结构」或者说「模式」去概括。

注重高度抽象，它把结构分为「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表层结构是可感知的无需过多分析，而深层结构是潜藏在作品中的「模式」，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必须用抽象手段，把「模式」找出。

简单来说，结构主义就是你把一个社会现象、文化、文学作品拿出来，我可以用某一种「模式」去分析它，比如结构主义者认为运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可以把西方的所有悲剧都归结到一种模式：「俄狄浦斯模式」。他们运用的方法就是把悲剧中的各种元素都取出来，然后把这些元素都往「俄狄浦斯模式」中去套用去对比去分析，以此证明自己的观点。结构主义者更多的追求的是现象的「同」。

方法上，结构主义的方法是「二项对立」，拿《梁祝》来说，结构主义者就是从梁祝的爱情和家族的阻力这两者间的对立去分析整部作品的。具体不展开了。

但随着哲学的发展，解构主义出现了，解构主义对西方传统哲学企图寻找世界某个终极根源的行为进行了根本的反叛和致命的打击。解构主义者已经不满于结构主义的迂腐与陈旧，开始运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对社会现象、文化、文学作品进行「解构」。解构主义者认为「世界没有本质」「任何事物都是多元的」「现象没有固定的意义」。「结构主义」自然也在此打击之列。

比如在文学作品中，解构主义者公然宣称：「作者已死」，有的甚至称「作品已死」，极力推崇读者的「误读」，认为读者对于作品的各种理解都是合理的，推崇多元化、多角度的思维。

至于方法上，就是「解构」。什么是「解构」，这个太复杂了，德里达自己就说「

对于这个问题，我没有简单而公式化的答案。我的所有文章都是写来避开这种令人恐惧的问题。」

简单来说，「解构」其实用的也是「二项对立」的方法，但目的上「解构」的目的是为了「结构分解」而不像结构主义那样是为了「建立结构」。解构主义者运用「解构」消除人们对一部文学作品、一种社会现象的固定认识，他们不愿意让现实服从于理论，不愿意像结构主义那种用某一种模式概括现象，所以要从现实生活中各种现象的「多种理解」中去消解任何一种想对现实进行概括的理论。

　　解构主义不只在美术中采有，它是一种思潮，哲学、**、戏剧，无所不在，很难对美术中的解构主义下一个定义。美术中的解构主义跟其他领域一样，都有一个反叛的过程，推翻再重建的过程，打散再重组的过程，主要存在于西方。

　　解构主义

　　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一个重要的发现就是语言是依靠区别工作的，一个字并没有实在的意义附着在它本身，意义是经由字与字的语音和字形区分得以产生存在的。德里达将索绪尔的这一逻辑继续往前推进：这一区分在什么地方停止呢？a是a,是因为它不是b，不是c,不是d,e,f,……。事实上这一区别的过程是无限的，谁也不知道意义区别终止的界限，意义与其说是固定的，不如说它是移动的，弥散的，它是无数文字互为参照的“痕迹”（trace）。德里达自创了一个词——延异（differance）来说明这个意义无限延宕的过程：意义取决于差异（difference），意义必将向外扩散(differre)，意义最终无法获得，处于无穷延宕(deferment)的状态。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区分了符号和所指物，指出了符号自行其事的性质，德里达则进一步指出，所有的所指都是能指无限区分的结果，没有一个不是能指的终极所指，意义是一条无限延伸的能指链，语言是一张无边无际蔓延的网，没有任何纯粹的意义能够充分地存在在语言之内。德里达由此展开了他对语音中心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以及西方形而上学的批判。

　　在西方的哲学传统中一直存在着这样的看法：面对面的对话能够直接呈现“我”自身，而一旦诉诸文字，意义就可能开始被扭曲、异化，文字是对“活的语言”的不自然的模仿，声音则是对意义的直接呈现。在这种语音/文字的二元对立背后，隐藏着这样的观念：相信语言是透明的，人们可以充分地占有语言，反映现实和表现思想感情。但是，正如索绪尔所证明的：语言是依靠区别工作的，文字如此，“说话”同样如此，德里达解构了这一语音/文字的二元对立式：说话完全可以被认为是对写作的模仿，正如写作被称作是对说话的模仿一样。不存在所谓本原意义上的语言底本，所有的“在场”（present）都是依靠缺乏（absence）工作的，而任何试图创造这样一种“在场”：终极意义、本质、真实，作为人类的第一原则、标准、目的的努力——都可称为“逻各斯中心主义”——“逻各斯”一词来自于古希腊，指谓言说、真理、理性，它相信有一个超级能指，这个超级能指（在西方形而上学的传统中，它有各式的代理人——上帝、理念、自我、主体等等）作为事物的基础、本质，不会受到语言游戏的污染，它超然于语言游戏之外，成为其他词语、概念围绕的中心。但是，既然没有一个“词”能够逃脱出语言之网，这样一个最初或最终的词就必然是一个虚构，也许真正值得考究的问题是：哪些历史时段，哪些词被赋予了至高无

　　上的意义，获得了神圣、不容置疑的权威？是什么使得某些概念、知识成为了一个时代主

　　导的核心？这也就是晚近“反本质主义”思潮的滥觞：没有一个所谓的“天然”的本质高

　　悬在意义的上端，人们总是可以证明，它同样是特定意义体系、社会意识形态、权力关系

　　的产物，这一意义体系倚赖于一系列的二元对立项来运作，通过众多围绕先验能指的正项

　　对负项的排斥与贬抑，这个先验能指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威。

　　因此，简单地说解构主义就是什么都行，就是虚无主义，这是对解构的庸俗化理解。德里达所致力的，乃在于对于一些意义等级的质疑与批判，并且，他力图揭示出这样一种形而上学思维的根基，虽然，德里达承认，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能摆脱这种形而上学的污染与影响，但是，我们可以保持一种警觉的资态，“首先是回顾，也就是说行使记忆的权力，去了解我们所生活于其间的文化是从哪里来的，传统是从哪里来的，权威与公认的习俗是从哪里来的。所以，没有无记忆的解构，这一点具有普世有效性，无论是对欧洲文化还是对中国文化来说都有效。即便记忆内容各有不同，但每一次都必须为在今日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东西作谱系学研究。那些如今起规范作用的、具有协调性、支配性的因素都有其来历。而解构的责任首先正是尽可能地去重建这种霸权的谱系：它从哪儿来的，而为什么是它获得了今日的霸权地位？”（1）德里达的解构锋刃因此可以成为极具政治性的解放策略。这一点，深刻启发了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

　　女性主义借助解构，展开了对男性/女性二元对立等级的拆解，在父权社会中，菲勒斯（phallus）（指的是阴茎的图像，它是男性权力的象征）是这个性别等级制的第一原则与先验能指，它代表着完整、一致和单纯。菲勒斯中心主义以二元对立的方式，塑造出一系列的男/女二元对立项，阳/阴，理性/疯狂，坚强/软弱，有序/无序等，这一系列二元对立项无不以男性为第一性，女性作为它的对立面而存在，由此，菲勒斯以绝对的差别构造出自身的权威地位，但是，正如解构所提示的，任何一项总是内在地包含着另一项，男性之为男性必须借助女性这个“他者”来说明。这个女性是异已的，外在的，然而没有它，男性又无从定义其自身，“不仅他自己的存在寄生地取决于女人，取决于排斥和臣属她的活动，而且，这种排斥所以必要的理由之一是：她可能必竟不那么‘他者’。也许她是男人之内的某种事物的标志，而那是他需要压抑、需要从他自己的存在中逐出、需要贬到他自己的明确界线以外一个保险的异域的。也许，由于某种原因，外在之物也是内在之物，疏离之物也是切近之物。”（2）换言之，绝对的男性气质或女性气质并不存在，女性是男性的组成部分，是男性需要贬抑、排斥的，而这恰恰证明所谓的女性气质内在于男性。男性和女性的对立组完全是父权意识形态的运作，是维护菲勒斯霸权之需。

　　后殖民主义则立足于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它力图揭示出西方/东方这样的二元对立等级是怎样被构建起来的，在西方的话语体系与知识体系中“东方”怎样被定义，发明，怎样被西方他者化，成为说明、验证西方进步、优越的一个负项，从而构筑起西方与东方的等级秩序与权力。对“东方主义”的解构，目的并不是简单互换西方与东方的等级位置，重弹东方文化优越论的老调，而是要防止落入种族中心论、民族本质论的窠臼，将西方/东方此类概念、二元对立项的出现置诸于过去三百年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去发现、揭露此类知识生产背后的权力与利益关系。

　　因此，解构并不只是对文本无穷无尽的拆解，纸面上“无底的游戏”。虽然美国的解构批评――例如耶鲁四人帮――走的正是这条路子，但是，解构要更有意义，发挥更大的效用，它就必然是政治性的：“我想那种一般的解构是不存在的。只存在既定文化、历史、政治情境下的一些解构姿态。针对每种情境，有某种必要的策略，这种策略依情况的不同而有别……解构的责任是尽可能地转变场域。这就是为什么解构不是一种简单的理论姿态，它是一种介入伦理及政治转型的姿态。因此，也是去转变一种存在霸权的情境，自然这也等于去转移霸权。去叛逆霸权并质疑权威。从这个角度来讲，解构一直都是对非正当的教条、权威与霸权的对抗。”（3）这也就是伊格尔顿在他那本精辟的《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对解构所作的评价：“解构批评最终是一种政治实践，它试图摧毁一个特定的思想体系和它背后的整个政治结构和社会制度系统籍以维持自己势力的逻辑。他并不是在荒诞地力图否定相对确定的真理、意义、同一性、意向和历史连续性，他是在力图把这些东西视为一个更加深广的历史——语言、潜意识、社会制度和习俗的历史——的结果。”（4） 注释： （1）德里达与中国哲学家张宁的对话，见德里达《书写与差异》中文版访谈代序，第15页，三联书店2001年版。 （2）特里·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陕西师大出版社1986年版，第166页。 （3）德里达与中国哲学家张宁的对话，见德里达《书写与差异》中文版访谈代序，第14—16页，三联书店2001年版。 （4）特里·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陕西师大出版社1986年版，第185页。 转引自文化研究网（http://wwwculstudiescom）

问题一：什么叫解构主义 什么叫解构呢？解构这个词，单从字面上理解，一个解字意为解开、分解、拆卸；构字则为结构、构成之意。两个字合在一起引伸为解开之后再构成。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一词正式出现在哲学范畴内应该是从1966年德里达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人文研究中心组织的学术会议上的讲演开始。当时36岁的德里达把矛头指向结构主义，对西方人几千年来所崇拜的确信无疑的真理、思想、理性、意义等打上问号。为了有助于理解解构主义，我们在这里必须对结构主义作以简要介绍。结构主义是本世纪前中期有重大影响的一种哲学思想。结构主义哲学所说的结构指的是事物系统的诸要素所固有的相对稳定的组织方式或联结方式（《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结构主义强调相对的稳定性、有序性和确定性。然而结构主义的问题出在：没有任何结构是一成不变的。人们指出结构的稳定性是不存在的。例如人们欣赏一部文学作品，每个人会有不同的理解和联想，这样作品的静止结构在观者的欣赏中成了运动变化的东西。德里达从这种观点引发出去，大作文章，他指出语言系统的能指与所指是有偏颇的，是脱节的。正所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易・系辞上》）。因而，他开启了一个解构主义的时代。认为传统的形而上学的一切领域，一切固有的确定性，所有的既定界线，概念、范畴、等级制度，在他看来都是应该被推翻的。（包亚明《德里达解构理论的启示力》）后现代主义是指现代的后期，一种对现代表达方式甚至思维方式以及价值观的颠覆和反叛。随著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测不准定理及宇宙大爆炸理论的出现，人类渐渐明白到科学也有其不确定性，且认为科学并非可以用以解决任何问题。现代主义的动摇，也就引起后现代主义渐渐的掘起。义的思维方式。解构是说，如果我们把后现代当成一种概念，一种理论的话，那么，这个词语是有些自相矛盾的。后现代总是相对于\“现代\”而言的，因此，它实际上所从事的事业是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而不是自己另立门户。破大于立。如果这么说，就象哈贝马斯说的一样，后现代主义其实是现代性未竟的事业的延续。后现代固然是求新，但是却与现代性的危机和分析不能分开。但是，他又要表明自己是不同于十八、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早期现代主义，并克服了现代性的前提和局限，所以就叫自己是后现代主义。\“后\”其实是一种现代性的概念，也就是说，超越和克服了过去的历史，进入新的时代的现代性观念。因此，这个名字是一个现代性的举动。在后现代的思想中有一种东西叫做命名政治，\“后现代主义\”就是一种命名政治，他通过先给自己一个名字，确定下一个立场，然后再呼唤出自己的肉身，再给自己赋予给自己形象、理论等等。的确，后现代主义也是命名政治最成功的一次范例，一旦他被命名之后，就立即风靡全球。许多年轻人都以自己是后现代的一代而自豪。美国老一代人经常把所有现在比较时髦的小青年都叫做后现代主义者。因为后现代就是激进、前卫、新奇的代名词。揭露出后现代概念是一种现代性的行为，其命名的行动是一种现代性的思考，这是>>

问题二：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有什么区别？ 后现代主义是很多思潮的汇集

解构主义是其内核之一，主要由德里达提出

问题三：什么是解构 100分 国内90年代以来的哲学、政治、历史、法律、文学研究等领域中，解构是一个广泛流行的术语。在诸多文本中，解构往往被用以替代批评(批判)，耿一方面似乎是因为批评一词很容易与政治相牵连，而解构则蕴含着比较充分的文化、知识、学理的意味，另一方面则显然是源于对解构的牵强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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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四：什么是 解构主义 ？ 西方现、当代哲学确实难以理解，说说个人理解，不一定正确，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解构主义英文“post-structuri ”，即对结构主义“structuri ”的超越，所以又叫解构主义，也是“后结构主义”。创始人德里达是法国哲学家，主要态度是反对传统形而上学“逻各斯中心主义”（就是把理性或理性存在者作为最高存在，作为崇拜的对象，相信世界根本上是合理性的），以及一切固有秩序，包括社会秩序、意识秩序、神学秩序、道德秩序等。因为贰一切都植根于世界（或超越世界）的一个“终极存在”（如上帝、逻各斯、宇宙理性、本体）传统观念，解构主义就是要推翻这种观念，同时建立新的合理秩序。这一点上，尼采提出“上帝死了”可以说是他的思想先驱。解构主义理论应用领域很广，解构主义建筑理论、文学理论是其代表。但正是由于他反传统逻各斯中心主义，因此没有统一的标准理论体系，而更像是一种理念、一种哲学倾向。德里达本人就说，对待解构主义的最好态度不是把它当作教条，而是把它当作一种反观传统和人类文明的意识。

问题五：什么是后现代解构主义大师？ 解构主义是现代语言学地一种理论，原来是用来探讨人的思维和语言的关系的。近代的西方人认为，语言与思维存在直接的对应关系；你有什么思想，就可以用什么语言表达出来。解构主义在西方的流传的时候，就是得益于后现代的文化氛围。才这么发达起来地。因此解构主义又与后现代主义是好兄弟，如果说是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社会、文化的一种反思、反省，那解构主义就是说，把这种反思用大白话，用笨蛋都能弄懂的形式说出来。

周星驰是香港**二十世纪末跨越到二十一世纪的最传奇神话之一。

他是票房灵药，草根英雄，是平民中冉冉升起的巨星。

他是喜剧之王。

真正喜欢他的人，他的粉丝早上起来照镜子的时候要喊：“猪啊！”

看到一条小狗要叫它“旺财”，看到蟑螂要叫“小强”，别人对你说话要说：“收到！”

问人名字时说：“你妈贵姓？”

自己朋友看上一个女孩时对他说：“帮主，品位太差了吧？”

向一个女生表现倾慕之情时说：“那我们大家立刻开始这段感情吧！”同时还要说：“**，不可否认我长得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而且永远不会说谎。”

听不懂别人说的话时，要说：“我懂了，你神经病！”

给人讲故事的时候要说：“五百年前我是至尊宝你是白晶晶，神秘的恋情从桥头的一点火开始……接下来的发展，我可以大胆的用一句峰回路转来形容……”

看到别人打架，劝架时要说：“喂喂喂！大家不要生气，生气会犯了嗔戒的！”

天热睡不着觉时说：“长夜漫漫，无心睡眠。”

当佩服别人时说，”我Kao，I服了You，，，在路上听见有人打招呼时说：“跟我说话吗？不是跟我说的吧？认错人啦！”

给别人看一件东西时说：“你不信？随Look，”

吹牛地时候说：“论智慧跟武功呢，我一直比你高一点点……”

失恋的时候对别人说：“感情破裂了。”

看到不爽的网络小说的时候说：“哎哎。你给我点时间，我吐啊吐啊就习惯了！”

看到变天要说：“打雷啦，下雨，收衣服啦！”或者“好大地棉花糖！！

别人请你帮他带东西的时候要说：“你要让我拿点信物给他看。你有什么项链啊，首饰啊，金银珠宝啊，月光宝盒啊什么的……”

跟人打架的时候要大喊：“我是女人哎，跟我玩真的！”

看到留胡子的人要说：“看在你做太监做到长胡子这么有突破性，我就答应你一个要求也无妨啊！”

后现代主义是一场发生于欧美60年代，并于70与80年代流行于西方的艺术、社会文化与哲学思潮。其要旨在于放弃现代性的基本前提及其规范内容。在后现代主义艺术中，这种放弃表现在拒绝现代主义艺术作为一个分化了文化领域的自主价值，并且拒绝现代主义的形式限定原则与党派原则。其本质是一种知性上的反理性主义、道德上的犬儒主义和感性上的快乐主义。

不管他是不是“后现代主义解构大师”，周星驰的**已经成为华人世界的共通语言。据说在某次**节上，一部以色列**采用了《Only You》的插曲，结果引起了观众的强烈共鸣：哄堂大笑，搞得以色列的导演莫名其妙。这其实只是周星驰在华人世界影响力的一个缩影而已。

问题六：什么是解构主义文学 解构主义 解构主义60年代缘起于法国，雅克・德里达――解构主义领袖――不满于西方几千年来贯穿至今的哲学思想，对那种传统的不容置疑的哲学信念发起挑战，对自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大加责难。

解构主义文学批评自从产生到介绍到我国来，对国内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同时，对解构主义特别是作为一种文学阅读层面的解构主义，却一直存在着很多的误解，有的简单的从字面意义把解构当作解开或者拆开，是对文章结构、意义等的破坏，认为解构阅读会导致虚无主义；有的简单的从德里达所言解构是对逻各斯中心主义以及二元等级秩序的颠覆出发，对号入座似的去寻求作品中的相关内容，于是不免牵强附会，离真正的解构阅读远矣。本文的目的不在于分析《卖油郎独占花魁》这个特定的文本，分析文本的目的是为了阐释解构主义，解构解构主义。

问题七：解构主义的特点是什么 解构主义最大的特点是反中心，反权威，反二元对抗，反非黑即白的理论。

为了反对形而上学、逻各斯中心，乃至一切封闭僵硬的体系，解构运动大力宣扬主体消散、意义延异、能指自由。换言之，它强调语言和思想的自由嬉戏，哪怕这种自由仅仅是一曲“带着镣铐的舞蹈”。除了它天生的叛逆品格，解构主义又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理论。用德里达的话说，解构主义并非一种在场，而是一种迹踪。它难以限定，无形无踪，却又无时无处不在。换言之，解构主义一旦被定义，或被确定为是什么，它本身随之就会被解构掉。解构的两大基本特征分别是开放性和无终止性。解构一句话、一个命题、或一种传统信念，就是通过对其中修辞方法的分析，来破坏它所声称的哲学基础和它所依赖的等级对立。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看到，解构主义所运用的逻辑、方法与理论，大多是从形而上学传统中借用的。如此看来，解构主义不过是一种典型的权宜之计，或是一种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对抗策略。

问题八：建构主义和解构主义是什么？ 建构主义的核心是强调学生通过亲身经历知识的发现过程，从而主动获取知识。教师是学生获取知识的协助者。

解构主义的核心理论是对于结构本身的反感，认为符号本身已能够反映真实，对于单独个体的研究比对于整体结构的研究更重要。

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文论思想比较研究——都是为了追寻文本的意义踪迹那种把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完全对立起来的看法是错误的,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有关文本解读的基本思想应该是互补的,它们归根结底实质上都是为了追寻和挖掘文本的深层意义。 一、 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对峙”背后的联姻 索绪尔的符号理论把符号分成了能指和所指两种。任何一种语言,从单词到句子,都由能指和所指构成基本的意义。索绪尔的能指和所指概念形成了一种寻找语言意义的结构模式,对结构主义思想的兴趣和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可是,在德里达看来,索绪尔的这种结构主义语言是西方形而上学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支脉,必须加以消解。逻各斯中心主义源于希腊语“逻各斯”,意思是“语言”或者“定义”。《圣经新约》里说,“万物始于词语”,因此语言被提高到一个全部真理的终极本源的中心地位。从语言观的分歧上看,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似乎是相对峙的,但他们之间在渊源上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在文本解读思想上也存在着一定的互补性。1 从中心到边缘。结构主义从索绪尔那里开始就迈向了形式、模式和结构的台阶,其目的就是要建构一个追踪深层意义结构的话语权威中心。雅可布逊用音位学方法来分析诗歌,使之形成一个功能结构。它的各个要素只能在同一构架之内才能理解的原理实际上已经为诗歌的创造和解读建立了一个诗歌权威结构中心。列维 斯特劳斯通过对俄狄浦斯等神话结构的分析,创立了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实际上也是在走向一个神话结构的权威话语中心。巴特则崇尚一个认为制造意义活动的权威中心。“中心”于是形成了某种可靠的深层话语结构。二项对立的文本分析方法就是一种分析模式, 即把研究对象看作一些结构成分,并从这些成分中找出对立的、联系的、排列的转换关系,认识对象的复合结构。[1](Ｐ17)这种二项对立的结构模式在文学史上大量存在。巴尔扎克在给阿柏朗台斯公爵夫人的信中写道:“就我所知,我的性格最特别。我观察自己如同观察别人一样;我这五尺二寸的身躯,包含一切可能有的分歧和矛盾。有些人认为我高傲、浪漫、顽固、轻浮、思想散漫、狂妄、疏忽、懒惰、懈怠、冒失、毫无恒心、爱说话、不周到、欠礼教、无礼貌、乖戾、好使性子,另一些人却说我节俭、谦虚、勇敢、顽强、刚毅、不修边幅、用功、有恒、不爱说话、心细、有礼貌、经常快,其实都有道理。说我胆小如鼠的人,不见得就比说我勇敢过人的更没有道理,再如,说我博学或无知、能干或愚蠢,也是如此。”[2]巴尔扎克的这些二项对立的性格反映在他的作品里,形成了美丑并存、善恶同在、真伪共生的错综复杂的人物性格的群体。[1](Ｐ172)这些二项对立的具体思想和内容是靠语言结构叙述来完成的,文学这时成了语言状态本身的一种语言。巴特因此下了结论说,“在叙事作品中‘所发生的事’从(真正的)所指事物的角度来说,是地地道道的子虚乌有,‘所发生的’仅仅是语言,是语言的经历,语言的产生一直不断地受到热烈的欢迎。”[3]拉康在他的精神分析学里面也引进了一些语言学的观点,认为下意识只有借助于结构语言学才能科学地描述:“无意识的话语具有一种语言的结构”,他还从语言学角度来重新解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概念。[4](Ｐ258)这样一来,一个以语言结构为模式的结构主义话语权威中心建构了起来,一切文本的创作、分析、解读、批评都指向这个话语权利中心,以至于不敢越雷池一步。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恰好证明了这一点。当时在“五月风暴”中,情绪激昂的学生们走上街头游行示威,使法国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受到了一定的威胁和惊吓,而结构主义学者们却躲进书斋,不出面支持学生运动,以保持整体结构次序的平衡和稳定,显得十分保守。这时激烈的学生运动开始引发了对整体、结构、次序、层次和权威中心主义的猛烈抨击,转而相信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这是对“中心”的怀疑和疏离的反叛行为,标志着解构主义的开始。德里达1966年在霍普金斯大学所宣读的论文《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明确表明了结构主义的结束和解构主义时期的到来。从此之后,德里达开始了他的解构主义对结构主义的猛烈抨击。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从结构主义的鼻祖———结构语言学那里开始解构起。索绪尔认为:“语言可以比作一张纸:思想是正面,声音是反面。我们不能切开正面,而同时不切开反面。同样,在声音里,我们不能使声音(能指)离开思想(所指),也不能使思想离开声音。”[5](Ｐ151)德里达则把这种能指和所指称作形而上学的神学中心论,因为他认为这种将任意性原则和差异性原则局限于能指,而不是用于包括所指在内的整体做法表明:能指与神学逻各斯中心主义有一种直接关系,这样的能指犹如始终依附于其所指对象一样,始终求助于一种创造的生存或一种既定的思想性言语。[4](Ｐ368)德里达很清楚地认识到摆在他面前的历史重任:一定要打破这种千百年来的形而上学思想,以消解逻各斯中心主义。德里达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意味着今后的文本和文本语言开始游离和疏远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威中心,使得文本和文本语言的主流意识形态不断地边缘化,这也为后现代主义时期出现的“失语症”提供了理论的脚注。2 从整体到破碎。结构是结构主义的核心概念,但是也引起了学者们的不同解释,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认为,“一个结构包括了三个特征: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整体性是按一定规律组合的具有内在有机联系的整体系统。转换性也叫同构性,即结构内部各要素按一定规律交换,这些转换规律起建造结构作用,决定结构的界线。自律性指结构内部各要素相互制约、互为条件而不能被外部影响的性质。[6]结构主义的整体性(以及文本叙述性的研究)为文本解读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工具,例如,普罗普对神话故事主张系统描写而不重视起源探索的方法受到了列维 斯特劳斯的赞扬。[4](Ｐ234)普罗普发现,“童话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千奇百怪、五彩缤纷,另一方面,它如出一辙,千篇一律”[4](Ｐ235)的特点,体现了他在童话文本整体性观照下的逻辑判断。“如出一辙,千篇一律”是童话的表层结构,是可以感知的,是不需要作过多分析就清楚明了的。但最让人费解的是深层结构,它是潜伏在文本中的深层意义单位,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要用抽象的手法,在叙述的整体性下面把这种深层意义单位找出来。阿于格雷马斯在《故事的结构分析》中,把神话归结为三大要素:[1](Ｐ186)(1)结构———神话的结构法制:Ａ 叙述类型为所有神话故事的结构属性总和而成;Ｂ 叙述类型既要视神话为一个跨语句单位即规范系统,又要体现由叙述方式显示的内在结构。(2)规约———给叙述单位(意群)归类:Ａ 试验意群(考验);Ｂ 契约意群(缔约与废约);Ｃ 分离意群(出发与回程)。(3)信息———即神话语音符号的特殊意义:Ａ 叙述信息———处于叙述层次的阐释;Ｂ 处于结构层次的阐释———结构性信息。从阿于格雷马斯把神话归为三大要素来看,结构主义叙述学是要把文体体裁作为一种系统化符号规范,以突出对文本思考、分析的整体性。解构主义也是从文本的系统化和整体性出发,但它的目的不是去使文本“系统化”和“整体性”更加完善,而是要摧毁这个系统和整体,把它们肢解得支离破碎。德里达就是通过把固定的系统或整体次序推翻,并加以颠倒来实现他的解构的。他认为,“在传统的二项对立的哲学观念中,对立面的平行并置是不存在的,在强暴的等级关系中,对立双方中的一方总是统治着另一方(价值论意义上的,逻辑意义上的,等等)。要解构这一对立面,首先就要在特定的情况下将这种等次关系加以颠覆。”[7]为了实现他的颠覆思想,他首先从消解语言中心主义做起,有目的地创造了一个十分艰深难懂的概念:“分延”(ｄｉｆｆｅｒａｎｃｅ)。这意味着再也不存在着所谓的语词和本源的恒定意义,一切符号意义都是在一个巨大的符号网络中被暂时确定,而又不断地在区分和延搁中出现新的意义。文本新的意义同样又在延搁中区分,在区分中延搁,出现另一个新的意义。这样一来,系统被瓦解,整体被破碎,一个文本可以像“魔方”一样在“区分”和“延搁”中诞生出无穷无尽的意义来。除了分延,德里达还创造出了“播撒”“踪迹”和“替补”这三个重要的概念。“播撒”是德里达对“分延”概念的进一步扩展。文字的分延使意义的传达方式不可能是直线般的,也不可能像形而上学那样由中心向四周辐射开来,而是像撒种一样,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播撒开来。“踪迹”表示原始的迷失,它是在场中的不在场,是存在的影子。“替补”是一种补充和增加,但暗示着一种根本的空缺。这几个概念从根本上肢解了结构主义的系统性、整体性和稳定性,就好像一块手表被拆开了以后再也不能够重新装上一样(米勒语)。3 从意义到虚无。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都关心同一个话题:文本的意义。结构主义就是要建立一个有意义的结构,以揭示文本的深层意义。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认为,“语言并不因为其具体表现而穷尽。它包含迄今为止从未说过的潜在语句,而这些语句则能呈现意义和语法结构;对于一个学会了英语的人来说,由于他有理解从未接触过的语句的能力,他就具备了超出其语言表现的语言能力。”[8](Ｐ30)结构主义就是要想在一个稳定的结构里,以理性的态度去寻找潜在的话语意义。其实,早在结构主义作为一种“主义”出现之前,意大利的维柯就已经试着去找出某种文本意义结构,他在《新科学》里试图找出人文现象的普遍公式,构造一种“人的物理学”,寻求出早期人类思维的“结构”。到了列维 斯特劳斯那里,已经形成了《结构人类学》,他发现:(1)结构中任何一成分的变化都会引起其他成分的变化。(2)对任何一结构来说,都可能列出同类中产生的一系列变化。这样一来,文本的意义就可以框架在一个恒定的模式中,以至于不被“误读”。 这种重复的结构突出了文本的深层意义:人类语言的无意义、无逻辑以及生命的空虚、无望和一种漫不经心的残酷。虽然解构主义关心文本的目的也是为了发现意义的存在,但它是通过破坏永恒不变的意义结构来使意义变得虚无缥缈。德里达用“意义链”来取代“结构”。由于意义链是无限制的、非目的性的,所以它排除了以为在系统中有一个具有统治作用的整体想法;又由于它既是空间的又是时间的,所以它本身就不会降到整体或对象的地位上去。[4](Ｐ365)“意义链”失去了“对象的地位”,只能在空中游离,没有了任何根基,所以意义永远变得不确定,在这种情况下的文本解读永远是一种“误读”。德曼强调文本语言符号与意义的不一致性,认为一切语言都有修饰成分(如隐喻、象征等),因此一切语言都有欺骗性、不可靠性和不确定性。他在《盲视与洞见》一书中指出,阅读中这种由批评家的无意的移置中心所形成的并在自身解构中不断出现的矛盾就是一种“盲视”,而批评家只有借助某些盲视才能够获得“洞见”。在这个意义上,德曼的观点是洞见建立在洞见所驳斥的假定之上,洞见寓于盲视之中。[10]无疑,这种观念使德曼完全滑进了虚无主义的深渊,因此文本意义对解构主义来说,如“镜中之花,水中之月”,是根本触摸不到的“幻象”而已!

　　浪漫主义诗歌在西方诗歌史的地位，借用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多年前曾有过一段深刻的描述：

　　“浪漫主义诗歌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新的主题，新的写作模式，以及全新的关于诗是什么的概念。然而浪漫主义诗歌的引入通常是通过翻译，或者通过对原诗语言并不成熟的把握。因此，当其进入中国和其它亚洲国家，人们往往对其背后文学史和文化史的重量所知甚微。浪漫主义诗歌成为游离于历史之外，奇迹般的全新事物——这正契合了浪漫主义诗歌自己营造的谎言。凡是熟知英语诗歌的人都不会相信这个神话，但是对外人来说，他们相信浪漫主义诗歌关于‘全新’的宣言，这宣言带给他们一线希望——也许，可以逃离似乎已经失败了的历史。”

　　附：

　　宇文所安的说法非常有针对性，尤其对朦胧诗而言，异常具有说服力。我觉得，这段话在他对中国现代诗整体的批评中也发挥了关键作用，以至于我曾经真切地替大批中国现代诗人们感到过惭愧——从刘半农到郭小川，直到如今的诗人们。然而，我也很快改变了看法，因为宇文提供视角虽然很有启发性，却并不是我们研究浪漫主义的唯一途径。这是因为，首先，浪漫主义诗歌所提出的关于自我，世界，自然和想像力的基本设想，仍然代表了现代世界中关于诗歌的最强大的话语。它所制造的超越时间的神话，来自于一种根深蒂固的唯心论，而它所提供的基本隐喻仍然具有在不同的文化中不断进行自我更新的活力。另一方面，这种唯心论在现代世界里跟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有密切的联系。

　　很多人都观察到这样一个现象，即资本主义在现代世界里有一种事实上的不可摧毁性。马克思曾经把资本主义比喻成吸血鬼，然而到了今天，正如齐泽克所说，资本主义真的已经变成了吸血鬼，被砍倒无数次之后还会重新站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浪漫主义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势。它不但没有先行退场，反而继续表现了它的生命力和适应性，不但没有宣告过时，而且变成了一种跨越国际和种族边界的强大力量。 举个例子，浪漫主义的永恒神话得以建立的基础之一，就是把爱与死，永恒与死亡等同起来，以此在一个类神学的层面上超越死亡，也超越时间。结果是，不但是浪漫主义鼓吹过超越死亡，超越历史的神话，而且事实上浪漫主义自身也因为跟资本主义既对抗又同源的关系而处于不死的状态。在诗歌史上，从史蒂文斯，哈特•克兰，直到当代的阿什伯利，虽然他们各有不同的面貌，身上也都贴满了标签，却都在浪漫派抒情诗的传统中继续有所发明。可以说，浪漫主义诗歌被重整之后，进入了新的阶段。此外，在文化资源上，浪漫主义的观念得到了犹太思想和灵知主义的强大支持，处于一种准宗教的状态。所以，虽经现代主义的砍斫，新批评的颠覆，各种理论的解构，浪漫主义还是能够复苏，并吞噬曾经谋杀自己的现代主义。

解构主义作为一种设计风格的探索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但它的哲学渊源则可以追溯到1967年。当时一位哲学家德里达（JacqueDerrida,1930——2004）基于对语言学中的结构主义的批判，提出了“解构主义”的理论。

他的核心理论是对于结构本身的反感，认为符号本身已能够反映真实，对于单独个体的研究比对于整体结构的研究更重要。

扩展资料：

一、背景

19世纪末，尼采宣称“上帝死了”，并要求“重估一切价值”。他的叛逆思想从此对西方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一股质疑理性、颠覆传统的思潮，尼采哲学成为解构主义的思想渊源之一。另外两股启迪和滋养了解构主义的重要思想运动，分别是海德格尔的现象学以及欧洲左派批判理论。

1968年，一场激进学生运动席卷整个欧美资本主义世界。在法国，抗议运动被称作“五月风暴”。可悲的是，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昙花一现，转眼即逝。

在随之而来的郁闷年代里，激进学者难以压抑的革命激情被迫转向学术思想深层的拆解工作。不妨说，他们明知资本主义根深蒂固、难以摇撼，却偏要去破坏瓦解它所依赖的强大发达的各种基础，从它的语言、信仰、机构、制度，直到学术规范与权力网络。

二、建筑理论

在欧陆哲学与文学批评中，解构主义是一个由法国后结构主义哲学家德希达所创立的批评学派。德希达提出了一种他称之为解构阅读西方哲学的方法。大体来说，解构阅读是一种揭露文本结构与其西方形上本质（Westernmetaphysicalessence）之间差异的文本分析方法。

解构阅读呈现出文本不能只是被阅读成单一作者在传达一个明显的讯息，而应该被阅读成在某个文化或世界观中各种冲突的体现。

一个被解构的文本会显示出许多同时存在的各种观点，而这些观点通常会彼此冲突。将一个文本的解构阅读与其传统阅读来相比较的话，也会显示出这当中的许多观点是被压抑与忽视的。

－解构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