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浪漫主义文学的发源——《楚辞》

  《楚辞》是最早的浪漫主义诗歌总集及浪漫主义文学源头。"楚辞"之名首见于《史记·酷吏列传》。可见至迟在汉代前期已有这一名称。其本义是泛指楚地的歌辞，以后才成为专称，指以战国时楚国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西汉末年，刘向将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承袭模仿屈原、宋玉的作品汇编成集，计十六篇，定名为《楚辞》。是为总集之祖。后王逸增入己作《九思》，成十七篇。全书以屈原作品为主，其余各篇也是承袭屈赋的形式。以其运用楚地(注:即今湖南、湖北一带)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和风土物产等，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故名《楚辞》，对后世诗歌产生深远影响。宋人黄伯思所说，"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东观余论》)。全书以屈原作品为主，其余各篇也都承袭屈赋的形式，感情奔放，想象奇特。与《诗经》古朴的四言体诗相比，楚辞的句式较活泼，句中有时使用楚国方言，在节奏和韵律上独具特色，更适合表现丰富复杂的思想感情。

  《楚辞》部分作品因效仿楚辞的体例，有时也被称为"楚辞体"或"骚体"。"骚"，因其中的作品《离骚》而得名，故"后人或谓之骚"，与因十五《国风》而称为"风"的《诗经》相对，分别为中国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鼻祖。后人也常以"风骚"代指诗歌，或以"骚人"称呼诗人。

  《楚辞》经历了屈原的作品始创、屈后仿作、汉初搜集、至刘向辑录等历程，成书时间应在公元前26年至公元前6年间。刘向《楚辞》原书早亡，后人只能间接通过被认为保留最完整的东汉王逸《楚辞章句》(原书亦佚)、宋洪兴祖《楚辞补注》(《楚辞章句》的补充)追溯、揣测原貌。

  《楚辞》对整个中国文化系统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特别是文学方面，它开创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诗篇，因此后世称此种文体为"楚辞体"、“骚体”。 而四大体裁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皆不同程度存在其身影。

《楚辞》代表人物：

    屈原

    屈原(约公元前340-前278)，战国时楚国诗人。名平，字原;又自言名正则，字灵均。战国时楚国贵族。初辅佐怀王，做过左徒，三闾大夫。学识渊博，主张彰明法度，举贤授能，东联齐国，西抗强秦。后遭到贵族子兰、靳尚等人的排挤而去职。顷襄王时被放逐，长期流浪沅、湘流域。后因楚国政治更加腐败，首度郢也被秦兵攻破，既无力挽救楚国的危亡，又深感政治理想无法实现，遂投汨罗江而死。所作《离骚》《九章》《九歌》等。其中《离骚》等更具有宏大篇制，与《诗经》形成显著区别，对后世影响很大。其传世作品，都保留在刘向辑集的《楚辞》中。又《汉书·艺文志》著录《屈原赋》二十篇，其书久佚，篇目与楚辞有无出入，已不可详考。

    宋玉

    战国时期辞赋家，后于屈原。东汉王逸说他是屈原弟子，未知所据。曾事顷襄王。《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他和唐勒、景差，"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汉书·艺文志》著赋十六篇，皆多亡佚。《隋书·经籍志》著录《宋玉集》三卷，已失传。作品以《九辩》最为著名。篇中叙述他在政治上不得志的悲伤，流露出抑郁不满的情绪。其余皆有争议。《招魂》一篇，王逸《楚辞章句》以为宋玉作，但后世有些学者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赞语，认为是屈原作品;其他见于《文选》的《风赋》《高唐赋》《登徒子好色赋》诸篇，也有人疑非宋玉作品。

    淮南小山

    西汉淮南王刘安一部分门客的统称。他们的作品有《招隐士》一篇，收入王逸《楚辞章句》中，王逸说是闵伤屈原而作。但《文选》则题刘安作。又乐府《淮南王辞》，晋崔豹《古今注》、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也都说是淮南小山所作。

    东方朔

    东方朔(前154年-前93年)，西汉文学家，字曼倩。平原厌次(今山东德州陵县东北，一说今山东惠民东)人。武帝时，为太中大夫。性诙谐滑稽。曾以辞赋谏武帝戒骄奢，又称农战强国之策，然终不为用。辞赋以《答客难》《非有先生论》又名。《汉书·艺文志》杂家有东方朔二十篇，今佚。《神异记》《海内十洲记》等书皆为托其名而作。

    严忌

    西汉辞赋家。本姓庄，东汉时因避明帝刘庄讳，改为严。会稽吴(今江苏苏州)人。好辞赋，为梁孝王门客。有辞赋二十四篇，仅存《哀时命》一篇，为哀伤屈原之作，见于《楚辞章句》。

    景差

    战国时期楚辞赋家。后于屈原，与宋玉同时。《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汉书·艺文志》未录景差赋。《楚辞》所收《大招》，王逸注称"或曰景差"作。

    贾谊

    贾谊(前200-前168)，西汉政论家、文学家。洛阳人(今属河南)，时称贾生。少有博学能文之誉，文帝初召为博士。不久迁太中大夫，好议国家大事，为大臣周勃、灌婴等排挤，贬为长沙王太傅。后为梁怀王太傅。曾多次上疏，批评时政。建议用"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办法，削弱诸侯王势力，巩固中央集权;主张重农抑商，"驱民而归之农";并力主抗击匈奴的攻略。在贬为长沙王太傅渡湘水时，作《吊屈原赋》，"亦已自谕"。在长沙三年，又作《鵩鸟赋》，自伤不遇。所著政论有《陈政事疏》《过秦论》等，为西汉鸿文。原有集，已散佚，明人辑有《贾长沙集》。

    王褒

    西汉辞赋家。字子渊，蜀资中(今四川资阳)人。宣帝(注:公元前73-前49年在位)时为谏议大夫。以辞赋著称，其《洞箫赋》为最早的专门描写乐器与音乐之作，较有名。原有集，已散佚。明人辑有《王谏议集》。

为做任务，以下纯引：

赋是汉代最流行的文体。在两汉400年间，一般文人多致力于这种文体的写作，因而盛极一时，后世往往把它看成是汉代文学的代表。　

　　赋的产生和发展赋作为一种文体，早在战国时代后期便已经产生了。最早写作赋体作品并以赋名篇的可能是荀子。据《汉书·艺文志》载，荀子有赋10篇(现存《礼》、《知》、《云》、《蚕》、《箴》5篇)，是用通俗“隐语”铺写五种事物。旧传楚国宋玉也有赋体作品，如《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等，辞藻华美，且有讽谏用意，较之荀赋，似与汉赋更为接近，但或疑为后人伪托，尚无定论。从现存荀赋来看，这时赋体还属萌芽状态。赋体的进一步发展，当受到战国后期纵横家的散文和新兴文体楚辞的巨大影响。赋体的主要特点，是铺陈写物，“不歌而诵”，接近于散文，但在发展中它吸收了楚辞的某些特点──华丽的辞藻，夸张的手法，因而丰富了自己的体制。正由于赋体的发展与楚辞有着密切关系，所以汉代往往把辞赋连称，西汉初年的所谓“骚体赋”，确实与楚辞相当接近，颇难加以明显的区分。　

　　汉赋的形成和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汉初的赋家，继承楚辞的余绪，这时流行的主要是所谓“骚体赋”，其后则逐渐演变为有独立特征的所谓散体大赋，这是汉赋的主体，也是汉赋最兴盛的阶段；东汉中叶以后，散体大赋逐渐衰微，抒情、言志的小赋开始兴起。汉赋的这种发展变化过程，与汉代社会状况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一时期自汉高祖初年至武帝初年。当时所谓“大汉初定，日不暇给”，封建统治者在思想文化上禁锢不严，儒家思想尚未占据统治地位。当时诸王纳士，著书立说，文化思想还比较活跃。这一时期的辞赋，主要仍是继承《楚辞》的传统，内容多是抒发作者的政治见解和身世感慨之作，在形式上初步有所转变。这时较有成就和代表性的作家是贾谊，此外还有淮南小山和枚乘等人。　

　　贾谊的《吊屈原赋》是借悼念屈原抒发愤慨，虽吊逝者，实为自喻。此篇的形式与风格，是骚体的继承，但由于作品倾诉的是作者的真情实感，因而和后来那种纯然出于模拟《楚辞》而为文造情的作品明显不同。贾谊的《□鸟赋》是一篇寓志遣怀之作，假设与□鸟对话而敷衍出一篇文字。这篇赋一方面使用了主客问答体，同时也比较多地倾向于使用铺陈的手法，散文的气味浓厚预示了新的赋体正在孕育形成。　

　　淮南小山的《招隐士》写作者以急切的心情召唤隐居山林的隐士早日归来。赋中描写山中景物，使用铺叙和夸张的手法，充满丰富的想象，是汉初骚体赋的优异之作。　

　　贾谊和淮南小山的赋作都还距骚体不远，仅在某些方面开始有所转变，而标志着汉赋正式形成的第一个作家和作品，是枚乘和他的《七发》。　

　　枚乘主要生活于汉文帝、景帝时期，死于武帝初年。他的《七发》写楚太子有病，吴客前去问候，通过主客的问答，批判了统治阶级腐化享乐生活，说明贵族子弟的这种痼疾，根源于统治阶级的腐朽思想，一切药石针灸都无能为力，唯有用“要言妙道”从思想上治疗。赋中用了七大段文字，铺陈了音乐的美妙，饮食的甘美，车马的名贵，漫游的欢乐，田猎的盛况和江涛的壮观。《七发》虽未以赋名篇，却已形成了汉大赋的体制。它通篇是散文，偶然杂有楚辞式的诗句，且用设问的形式构成章句，结构宏阔，辞藻富丽，刘勰称：“枚乘□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文心雕龙·杂文)从汉初的所谓骚体赋到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汉大赋，《七发》是一篇承前启后的重要作品。

补充回答：散体大赋——汉代辞赋的一种形式。这类作品从战国时期纵横学说发展而来，其文风与先秦诸子有很大联系。大多数是空有讽刺之名，而似贬实褒、似讽实劝的为统治者扬威颂圣的文字。不仅在形式上篇幅巨大，文字铺排堆砌，而且都是假设三、两人，让他们互相攻驳辨难，最后让代表天子立场的一方获胜。其代表作品有：枚乘的《七发》、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扬雄的《长杨赋》、《羽猎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两京赋》。

汉代文学以铺张扬厉著称，对现实的一切都怀着极大的兴趣去描绘和表现，而且漫无节制地铺陈扩展，一些作品因此显得笨拙与呆板。辞赋、诗歌、散文、乐府民歌，都普遍存在这种倾向，从而形成了汉代文学的唯美之潮。汉代经学亦以繁琐解读为习气，一经说至百余万言，解释经书上的五个字要用两三万字。秦近君解释《尚书·尧典》标题两字之义竟达十万言。汉代文学与经学在语言文字上都不厌其繁，多多益善。

汉代文学作品常常出现神仙世界的画面，人与神灵可以自由往来，许多作品都流露出长生不死的幻想。汉代文学具有浪漫性，汉代经学也带有很大的虚幻性。汉代经学以阴阳灾异解说时事政治，并一度兴起谶纬神学，“于是五经为外学，七纬为内学，遂成一代风气”（皮锡瑞《经学历史》）。汉代神秘化的经学为浪漫文学提供素材和动力，而神秘化的经学也借鉴了浪漫文学的精神和表现手法。

最浪漫的朝代无疑是唐朝，唐朝成为最浪漫朝代的原因有三点，其一唐朝的诗人大多数是浪漫诗人，比如著名诗人李白；其二唐朝是一个思想比较开放的朝代；其三唐朝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处于上升阶段，文化得到了发展。历史上是中国向周边国家大量输出文化和技术的时期。

初唐继承了魏晋南北朝的儒家思想，如孔颖达的《五经正义》。尤其是五代玄学，尤其是玄学和玄学的思想大部分是在汉代完成的。初唐与明初相似。国家所做的是贯彻前哲学家的思想。中唐以后，思想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等思想的出现，杜甫、白居易的思想价值也不容忽视。他们不仅是诗人。从严格意义上讲，后世所谓经学应称为“汉、金、唐经学”，后世所谓的理学应称为“唐宋明理学”。

许多的诗人成为了浪漫诗人，李白就是比较典型，他坦率大方，他喜欢喝酒、写诗和交朋友。他深受黄老列庄思想的影响。他的诗大多是在他喝醉的时候写的。李白的诗，宋人就有记载（如文英的《香山夜鹭》），就其开拓意义和艺术成就而言，“李白词”具有很高的地位。他的代表作有《望庐山瀑布》、《行路难》、《蜀道难》等。浪漫诗人太多了，将整个唐朝的浪漫气氛也被带动起来了。

唐代文化有三个特点：一是文化体系庞大完备，发展程度高；二是极其开放；三是亲民、重视现实、不拘泥于古代制度的明显特点。加上在文学方面，李白将道家思想融入其自由奔放的古诗词中，表达了自己和时代的悲欢离合，他的诗很有感染力，在情感上贴近大众。

东汉散文在西汉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史传散文中，班固的《汉书》和赵晔的《吴越春秋》都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政论散文相继出现了以王充《论衡》、王符《潜夫论》为代表的一批积极参与现实的作品。另外，游记、碑文等新的散文样式也崭露头角，开始成为文体大家庭的一员。从总的趋势看，东汉散文向着骈俪化的方向发展，同时，不少语体散文作家也着意追求通俗易懂、浅显明快的文章风格，在一定程度上对浮华文风有所矫正。

秦始皇统一中国，结束了诸侯纷争的局面，文学也随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中国文学史上，秦汉文学是上古期的第二段。两汉王朝总共四百余年，是中国历史上的昌盛时期。汉代统治者认真总结秦朝迅速覆灭的历史教训，虽然在政治体制上沿袭秦朝，但在文化政策上有较大调整，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文学发展的措施；加之国力增强，社会进步，汉代文学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无论是作家的文学素养，还是文学作品的数量和种类、思想深度和艺术水平都很值得注意。汉代文学在价值取向、审美风尚、文体样式等诸多方面为后世树立了典范。

东汉政权长期被外戚把持，那些身居显位的外戚大量招纳宾客，东汉许多著名作家都当过他们的幕僚。杜笃曾任车骑将军马防的从事中郎，战殁于射姑山；傅毅任军司马，马防以师友之礼待之。(《后汉书·文苑列传》)马融先后依附大将军邓骘、梁冀。(《后汉书·马融列传》)在那些显赫的外戚中，窦宪网罗的文人最多，“永元元年，车骑将军窦宪复请毅为主记室，崔骃为主簿。及宪迁大将军，复以毅为司马，班固为中护军。宪府文章之盛，冠于当世。”(《后汉书·文苑列传》)当时几位著名作家都在窦宪府供职，成为历史上一件盛事。

东汉中、后期，游宦又成为社会时尚。“自和、安之后，世务游宦，当途者更相荐引。”(《后汉书·王符列传》)有些文人通过游宦进入仕途，相当一部分成为侍从文人、幕僚文人。而那些不能入仕的文人则是大量的，绝大多数没有留下自己的姓名，他们或滞留太学，或穷居野处，和侍从文人、幕僚文人鼎足而立，是汉代作家群体的重要成分。

东汉文学的浪漫气息远逊于西汉。道教的兴起和佛教的传入，并没有使东汉文学走向虚幻，相反，它按照自己的规律向前发展，作品的现实性得到进一步强化。在辞赋创作中，出现了像班彪的《北征赋》、班昭的《东征赋》、蔡邕的《述行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等现实性很强的作品。文人诗歌创作也罕见虚幻成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乐府诗发展到顶峰。至于像王充《论衡》那类以“疾虚妄”为宗旨的政论，在东汉也问世了。

从元帝到东汉和帝，是两汉文学的中兴期。辞赋创作掀起第二次高潮，相继涌现出扬雄、班固等著名的辞赋作家。班固的《汉书》在此期间问世，成为继《史记》之后又一部重要的传记文学作品。由于经学的日益深入人心，文坛的模拟风气日趋严重。王充的《论衡》却以其“疾虚妄”的批判精神，和当时陈陈相因的不良倾向形成鲜明的对照。

从安帝到灵帝是汉王朝由盛转衰的时期，也是汉代文学的转变期。张衡集中体现了汉代文学的历史转变，从他开始，抒情短赋陆续出现，京都大赋也发展到顶点。赵壹、蔡邕、祢衡等人的辞赋更加贴近现实，批判精神很强。五言古诗进入成熟阶段，《古诗十九首》代表了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作家在诗文中对人的生命、命运及价值的重新发现、思索和追求，诗文的日趋整饬华美，预示着一个文学自觉时代的即将到来。

2汉书

班固编撰的《汉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在叙事写人方面取得很大成就，它是继《史记》以后出现的又一部史传文学典范之作，因此，历史上经常把司马迁和班固并列、《史记》和《汉书》对举。

《史记》最精彩的篇章是楚汉相争和西汉初期的人物传记，《汉书》的精华则在于对西汉盛世各类人物的生动记叙。《汉书·公孙弘卜式宽传》对于武帝和宣帝朝涌现的各类人材作了概述，其中提到的绝大多数人物都在《汉书》中有一席之地，分别为他们立传。通过叙述这些历史人物的事迹，全面地展现了西汉盛世的繁荣景象和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史记》所写的秦汉之际的杰出人物是在天下未定的形势下云蒸龙变，建功立业，此时涌现出一批草莽英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战将和谋士。《汉书》所写的西汉盛世人物则不同，他们是在四海已定、天下一统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其中固然不乏武将和谋士，但更多的是法律之士和经师儒生。和秦汉之际的战将谋士相比，西汉盛世的法律经术文学之士的阅历虽然缺少传奇色彩，但许多人的遭遇却是富有戏剧性的。他们有的起于刍牧，有的擢于奴仆，但通过贤良文学对策等途径平步青云，扶摇直上，其中有许多轶闻逸事。公孙弘年六十余才以贤良征为博士，奉命出使匈奴，因奏事不合天子之意，不得不移书言病，免职归乡。后再次征选贤良文学，菑川国又推荐他应召。鉴于以往的教训，公孙弘根本没有信心，百般推托。出人意外的是，对策之后公孙弘名列榜首，“召入见，容貌甚丽，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汉书·公孙弘传》)后来又屡屡升迁，数年后便拜相封侯。公孙弘后期的人生奇迹，和他先前的仕途受挫形成巨大的反差，对比非常鲜明。

除《世家》外，《史记》的人物传记基本都是以写单个人为主，很少全面叙述家庭的兴衰史。在汉初的功臣传记中，只有《绛侯周勃世家》写了周勃、周亚夫父子的事迹，其他人的传记基本是止于其身。西汉盛世培育了一大批官僚世家，他们不是一代为官，而是几代人相承，常盛不衰。《汉书》记叙了许多世袭官僚家族的历史，如《霍光金日磾传》、《张汤传》、《杜周传》、《韦贤传》、《萧望之传》、《冯奉世传》、《翟方进传》等，传主都不是单独一个人，而是记叙几代人的事迹。通过描述这些家族的兴衰史，对西汉社会的变迁作了多方面的展示。《史记》对酷吏的揭露极为深刻，张汤、杜周是酷吏的典型代表，在他们身上充分体现了西汉社会刑法的严酷，吏士的残暴。班固也批判酷吏，《汉书》亦设《酷吏列传》。可是，《汉书》的《张汤传》、《杜周传》在揭露张汤、杜周文法刻深，寡恩少义的同时，对他们的子孙张贺、张安世、张延寿、张千秋，杜延年、杜缓、杜钦等人的美德懿行多有称扬，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们对张汤、杜周这两位酷吏的反感，使他们的形象更接近于生活实际。

《史记》具有浓郁的悲剧色彩，有大量悲剧人物的传记。《汉书》中悲剧人物的数量不如《史记》那样众多，但《李广苏建传》中李陵和苏武的传记，却和《史记》的许多名篇一样，写得酣畅淋漓，悲剧气氛很重。李陵是位悲剧人物，传记有条不紊地叙述了外界条件的不利把他一步步推向绝境的过程。班固对李陵饱含同情，不吝笔墨详写李陵孤军深入、浴血奋战的场面，并对李陵悲剧结局的客观条件，同时又深入地刻画出这位悲剧人物的矛盾心理和行动上的摇摆犹豫。兵败被困时，他先是决心以死报国，口称：“兵败，死矣。”“吾不死，非壮士也。”可是，在生死抉择的关键时刻，他却投降了匈奴。他在匈奴地域会见汉朝使者时有心归汉，却又害怕再遭困辱，下不了决心。他受匈奴单于的指派去劝降苏武，遭到苏武拒绝后又自责自省，认为自己罪孽深重。他先后两次为苏武置酒，一次是劝降，一次是饯行，李陵或是“泣下沾礻今”、或是“泣下数行”，每次都悲痛欲绝。李陵有着太多的恩怨和遗憾，他的悲剧结局既是客观形势所迫，又是性格因素所造成。苏武的形象近乎完美无缺，然而，他却要遭受种种苦难和折磨，是另一种类型的悲剧人物。和李陵相比，苏武性格刚强，意志坚定，几次面对生与死的考验，他都临危不惧，大义凛然。他不肯屈节辱命，引佩刀自决；他怒视义律的剑锋，面不改色；他能忍受寒冷和饥饿的严峻考验，“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苏武对西汉朝廷只有感恩之心，没有相怨之意。李陵告诉苏武，他的两个弟弟苏嘉、苏贤因侍奉天子有失而相继自杀，苏武妻改嫁、儿女生死不明。听到这些不幸的消息后，苏武回答说：“武父子亡功德，皆为陛下所成就，位列将，爵通侯，兄弟亲近，常愿肝脑涂地。今得杀身自效，虽蒙斧钺汤镬，诚甘乐之。臣事君，犹子事父也，子为父死，亡所恨。”苏武的这番话表明他对封建伦理道德的恪守，但从中也折射出他在家破人亡之际所保持的平静心态。班固正是通过多方面描写苏武在艰难困苦绝境中所表现出的镇定自持，塑造出一个光彩照人的英雄形象。

和《史记》疏荡往复的笔法不同，《汉书》重视规矩绳墨，行文谨严有法。首先，《汉书》笔法精密，在平铺直叙过程中寓含褒贬、预示吉凶，分寸掌握得非常准确。霍光和金日磾是西汉中期的两位重臣，他们对西汉王朝的稳定和发展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汉书·霍光金日磾传》以精细的笔法刻画出二人的庄重谨慎。“光为人沈静详审，……每出入下殿门，止进有常处。郎仆射窃识视之，不失尺寸，其资性端正如此。”连脚步的尺寸都掌握得很准确，霍光为人处事的小心谨慎由此可见一斑。班固对于金日磾亦有类似叙述：“日磾自在左右，目不忤视者数十年。赐出宫女，不敢近。上欲纳其女后宫，不肯。其笃慎如此，上尤奇异之。”通过目不忤数十年，不敢近所赐宫女，不肯送女进宫三件事情，把金日磾的笃慎表现得很充分。霍光、金日磾都以谨慎著称，然而，两人的谨慎程度又存在差异。霍光的谨慎止于自身而已，对于其家属则缺少必要的约束。金日磾则不同，他不但自己尽量杜绝细小的过失，而且对于后代严格管教，把任何可能引起麻烦的事端消灭在萌芽状态。

其次，《汉书》不但对于事情的来龙去脉能够清晰地加以叙述，而且对于那些带有起始性质的事件，都要特别加以强调，以引起读者的注意。比如，西汉旧例通常是以列侯为相，先封侯，后拜相。公孙弘却属例外，他是无爵位而拜相，于是，武帝封他为平津侯。《汉书·公孙弘传》在叙述此事后写道：“其后以为故事，至丞相封，自弘始也。”这是明确告诉人们，先拜相后封侯的做法是从公孙弘开始的，在此以前绝无仅有。类似的提示语在《汉书》中还有多处，显得非常醒目。它有助于读者准确把握汉代各种制度的演变，强化了叙事的力度。

再次，《汉书》的谨严有法，还在于它对某些材料的位置安排有自己的特殊规定，并且在全书一以贯之。《汉书》和《史记》一样，也写了许多人物的轶闻逸事，有的甚至是生活琐事。对于这类事情，司马迁或把它放在传记的前面，或者穿插在中间，也有的放在末尾，没有固定的位置。《汉书》则不同，凡属传闻类的生活小故事几乎全部置于篇末，很少有例外者。于定国曾任丞相，封西平侯，其子于永官至御史大夫。总之，《汉书》有精细的笔法，有自己固定的叙事规则，以谨严取胜，从而形成和《史记》迥然有别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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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文学和汉代文学观念的主要异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思想观念上的不同。先秦文学是我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出现了诸子百家，百家争鸣，思想活跃，文学形式百花齐放的局面，无论是诗经还是诸子散文，还是辞赋神话都达到极高的成就，并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而汉代“独尊儒术”之后，思想已经没有那么活跃，而且自由言论也开始受到钳制，文字狱，因言获罪的现象开始出现。二是写作技巧的不同，先秦文学比较质朴，文字简洁，内涵深刻，除庄子以外，可以说略输文采。但从先秦开始发展起来的政论散文和辞赋在汉代却达到了顶峰，写作技巧纯熟，文字灿烂夺目，出现了很多以散文和辞赋成名的文学大家，如贾谊，晁错，枚乘，司马相如，扬雄，张衡等。此外，汉代的乐府作品和文人五言诗也得到了很大发展，取得很高的成就，同样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随意性与创始性、综合性、实用性、随意性彼此联系，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先秦文学的基本特点。

先秦文学是中国文学的光辉起点，跨越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早期封建社会三种社会形态，经历了从坯胎萌芽到生长成熟的漫长过程，直到周代蔚为大观。《诗经》和《楚辞》耸立起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座巍峨的高峰，史传和诸子奠定了中国古代散文的优良传统。中国文学史上的历次诗文革新运动，无不以先秦诗文作为师法的楷模和品评的标准，缘于先秦文学自身的特点。

第一是创始性。先秦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光辉灿烂的第一页，文学伴随着原始社会人们的劳动、祭祀、婚姻等日常生活而产生，并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至周代而蔚为大观。诗歌、散文、辞赋等文学形式一应俱全，散文中史传散文、诸子散文和应用散文已有明确的分界。史传散文的记言记事由分离到融合，产生了文诰、编年、国别、谱牒等多种体例。诸子散文由简短的语录体发展为论辩文，进而形成专题论文，完成了论说文的体制。应用文中包括典、谟、训、诰、誓、命以及书信、盟誓、祝文、祝辞、箴、诔、铭文等各种文体。先秦诸子多元化的思想各成体系，彼此渗透，形成中国古代思想史以百家争鸣为开端的特点，并辐射其他各种文体形式之中。先秦散文的记言、叙事、写人以及议论、抒情等，由自然到自觉，手法逐渐成熟。诗歌开中国抒情诗之端，《诗经》和《楚辞》分别开创了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主要流派，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从经学角度来说，先秦时代是出产“元典”的时代，儒、道及其他各种思想流派的原始经典都出自这一时代；从文学艺术的起源、文学体裁的产生、思想体系的形成、艺术手法的探索、文学流派的开创等各个方面来看，先秦文学都具有创始性的意义。这种创始性充分体现了先秦时代的作家所特有的开拓精神和丰富的想象力，注重独立思考，勇于标新立异，恰与后世辗转模拟、东施效颦的风气形成强烈的对比。

第二是综合性。先秦时代文史哲不分离，诗乐舞相融合。文学是泛指包括政治、哲学、历史、文学等在内的一切学术。《论语•先进》说孔门弟子子游和子夏长于文学，“文学”便是泛指古代文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说：“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其中文学之士著书立说，游说之士摇唇鼓舌。先秦文献中，史传散文记史解经，却不乏哲理思辨，故事情节曲折，人物形象生动；诸子散文传经布道，客观上反映了当时的历史，议论说理多具象化，采用寓言、比喻、白描、夸张、铺排等多种文学手法；《诗经》和《楚辞》本是文学创作，却具有一定程度的史料价值和思辨色彩。这些文献对于研究先秦时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文学等都具有同样重要的价值。先秦时代的诗歌、音乐和舞蹈密不可分，从原始歌谣到《诗经》、《楚辞》都是如此。《吕氏春秋•古乐》中记载的“葛天氏之乐”，有舞蹈道具和动作的描述，乐章的章名概括了诗歌的内容，显然是诗乐舞的综合表演。《诗经》作品大多重章叠句，原本是适应音乐和舞蹈反复表演的需要。《墨子•公孟》中也说：“儒者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弦《诗三百》，诵《诗三百》”，可以歌唱、舞蹈、弦奏、吟诵，正说明《诗经》具有综合艺术的特征。《楚辞•离骚》的末节、《九章》中《涉江》、《哀郢》、《抽思》、《怀沙》等篇以及《招魂》的末节都有“乱曰”，“乱”既是内容的总结，也是标识音乐的末章。《九歌》是屈原在民间祭神巫歌基础上的创作，祭神巫歌是表演巫舞所唱的歌，其中每篇并无“乱曰”，但末篇《礼魂》就是《九歌》前十篇通用的乱辞。由此可见，楚辞也具有诗乐舞相融合的特点。明确综合性的特点，研读文学便要紧密结合时代文化背景，力避盲人摸象。

第三是实用性。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出现大动荡、大变革、大改组的形势，文学普遍具有实用性，或为具体社会问题而发，如《诗经》民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或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判断历史人物的是非曲直，为现实社会提供借鉴，如史传散文的定是非，决嫌疑；或旨在揭示和解决实际社会问题，如诸子百家为拯救社会而各陈己见；或自怨而生，抨击现实政治，如屈原之作《离骚》。

第四是随意性。随意性指作家不受局限，放言无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文字产生以前的原始歌谣和神话传说自然是尽人脑所能想，尽人口所能言。产生文字的殷商时代也无所束缚，尽管对天神无限崇拜，还是有武乙之辈敢于射天。周代崇尚礼制，思想有所束缚，然而《诗经》中的民歌用朴实的语言抒发真实的情感，饥者歌食，劳者歌事，对大人君子作无情的嘲讽，对男女爱情作坦率的表白。经过筛选润色的《诗经》尚有真实感，可以想见未能入选的诗歌更是实话实说。先秦无人模拟《诗经》，蕴酿二、三百年之后，楚辞以全新的面貌登上诗坛。后人每以《诗经》为比照评论《离骚》，或认为《离骚》兼具国风、小雅之长，或认为屈原露才扬己、怨刺其上、强非其人，不同于《诗经》；或认为屈原独依诗人之义，依托五经以立义；刘勰的《文心雕龙•辨骚》分剖四事同于风雅，四事异乎经典，算是一种折衷的总结。以同于《诗经》为褒，以异于《诗经》作贬，是囿于汉代作家尊经学重模拟的怪圈，而忽视了先秦作家的随意性。屈原是最有个性的诗人，《离骚》是最有个性的诗篇，宣泄自己的满腔愤懑，一吐为快，他完全没有也不必“徵圣宗经”。东周时代，天子的权威日益下降，逐渐名存实亡，诸侯异政，百家异说，分裂的政治局面为思想的活跃和言论的自由创造了客观条件。儒家有传播仁义道德的自由，道家就有蔑弃仁义道德的自由，纵横家也有以利害关系取代仁义道德的自由。面对旧制度的日益式微，旧秩序的日益破坏，兼并战争的日益频繁，诸子百家的治世良方形成各种独立的思想体系。为了更有效地传播自己的思想观念，人们竞相探寻最为合适的表达方式和最为美妙的语言技巧，从而形成各自特有的审美情趣。

汉王朝建立初期，统治者汲取秦王朝短期覆灭的教训，在政治上恢复了分封同姓侯王制度，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基础，在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和措施，以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而黄老的“无为而

治” 学说的统治思想。

在文化政策方面，惠帝时废除了秦的挟书律，“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汉书·艺文志》），加之战国以来百家之学的影响，各地侯王也仿效战国诸公子的办法,招致各种人才于自己的门下,这使汉初的哲学和社会思想都比较活跃自由，促进了学术文化的发展。

汉初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散文和辞赋的发展上。汉初文士有战国游士的余风，喜欢奔走于诸侯、权贵之门，比较关心国家和社会的问题，并勇于发表自己的看法，这就促进了政论文的发展。汉初政论文作者以贾谊、晁错为最著名。他们注意总结秦王朝由弱转强、政权得而复失的经验教训，对如何巩固汉王朝的统治，完善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表达了自己的政治见解。这些政论文议论宏阔，说理畅达，感情充沛，富于文采，对唐宋以后散文创作有明显的影响。汉初的辞赋属于战国楚辞的余绪,但汉初辞赋作者缺乏屈原那样的强烈感情,多为模拟之作，作品亦多亡佚。现存淮南小山的《招隐士》，其气象、格调逼近屈宋，为其中的佼佼者。贾谊在贬谪长沙时写有《吊屈原赋》和《□鸟赋》，其中渗透了个人的身世感叹，抒发了自己的政治抱负,特别是后者,在体制和写法上，显示了由楚辞到汉赋过渡的痕迹。枚乘是文景时期的重要作家，他以上书吴王、谏阻其谋反而知名于世。他的《七发》虽然不是以赋名篇，但其写法和格局都可以说是汉代新体赋——汉大赋形成的第一篇作品，在汉赋发展上占有重要地位。

汉武帝时代，西汉封建王朝进入了全盛时期。经过汉初以来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经济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汉武帝雄才大略，内外经营，进一步加强了汉王朝的封建集权制。与此相适应，在思想文化方面，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学者,在儒家思想的外衣下，包容了战国以来的阴阳五行和黄老、刑名等思想。它不仅解释了汉王朝夺取政权的合理性，而且也指出了巩固统治的方法。从此以后，儒家思想就一直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这一方面对封建统一帝国的形成和封建集权制的巩固起着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又结束了战国以来百家争鸣的局面，思想定于一尊，对当时和以后的学术和文化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

汉武帝时期至西汉末，文学上的成就，主要表现为乐府机关的设立、扩展，辞赋创作的繁荣和司马迁《史记》的出现。

汉高祖时,叔孙通制定朝仪,使汉高祖体会到了“为皇帝之贵”，也使他认识到制礼作乐对建立封建王朝秩序的重要。汉初设立的乐府，其主要职能就是为了管理郊庙、朝会的乐章。但由于“大汉初定,目不暇给”,还无力进行大规模的“定制度，兴礼乐”（《汉书·礼乐志》）的工作。汉武帝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班固《两都赋序》）“以兴太平”(《汉书·礼乐志》)为目的,把乐府规模和职能加以扩大,大规模搜集各地的民间歌谣，以丰富朝廷乐章。所谓“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班固《两都赋序》)，“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汉书·礼乐志》），反映了当时制礼作乐的实际情况。乐府机关的设立和扩大，使各地民歌有了记录、集中和提高的条件，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它对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西汉乐府所演奏的乐章,除汉高祖唐山夫人以“楚声”为基础创立的《安世房中歌》和武帝时《郊祀歌》外，据《汉书·艺文志》所载还有遍及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各地民歌55首。现除《铙歌十八曲》外，大部分没有流传下来。《铙歌》是武帝时吸收北方民族音乐所制的军乐，它的歌辞由于文字衍误过多，大都难于读通，其中少数言情和反映战场惨象的篇章，明白可诵，有一定现实意义。

辞赋创作也因为“润色鸿业”的需要，在汉武帝时得到极大的发展,进入了汉赋创作最兴盛的时代。据《汉书·艺文志》著录西汉的赋，不算杂赋在内,有900余篇，而武帝时的赋就有 400余篇。司马相如是汉赋创作最有成就的代表作家。他的《子虚》、《上林》赋，以宏大的结构、绚烂的文采和夸张铺陈的手法，描写了汉天子上林苑的壮丽和天子田猎的盛大，迎合了汉武帝好大喜功的心理，因而受到重视，表现出汉赋作为宫廷文学的特质。汉武帝周围，除司马相如外，还有东方朔、枚皋等所谓“言语侍从之臣”,他们“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如倪宽、董仲舒等也“时时间作”，从而造成了汉赋创作盛极一时的局面。宣帝效武帝故事，亦好辞赋,在他周围也有一批辞赋作家,如王褒、张子侨、刘向、华龙等，他们的作品除一些描写帝王田猎、宫苑的大赋外，还有一部分是所谓“辩丽可喜”、“虞说（娱悦）耳目”的咏物小赋。但这一时期的作品大都不存。

扬雄是西汉末年著名辞赋家。他写的《甘泉》、《河东》、《羽猎》、《长杨》四赋，处处有模拟司马相如赋作的痕迹，缺乏创造性，但由于他才高学博，有的赋还写得比较流畅，有气魄。扬雄晚年认识到汉赋无补于讽谏的根本弱点，辍不复为，并在《法言》等著述中正面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强调文学内

容与形式统一，这在当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汉赋是西汉经济、政治、文化高度发展的产物。但就其思想和艺术的成就来说，并不足以表现西汉各方面的发展，真正代表这个时代文化发展最高成就的是司马迁的《史记》。

汉武帝时，“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汉书·艺文志》），这就为《史记》的写作准备了物质条件。司马迁独立完成了“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的《史记》,为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发展,树立了一块丰碑。《史记》以人物传记为中心，不仅开创了“纪传体”史学，也开创了历史传记文学，鲁迅所说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确地评价了司马迁在历史学和文学发展上的贡献。

司马迁的《史记》在汉宣帝以后就在社会上传播，由于它记事止于汉武太初年间，就有不少文人缀集时事来续补它,但大都文辞鄙俗,不能和《史记》相比。西汉后期散文成就表现在政论文方面，桓宽的《盐铁论》和刘向的奏疏、校书的“叙录”,继承汉初政论文传统,内容充实，说理明畅，表现了作者匡救时弊的热情。

东汉文学

初始元年（公元8）,汉室外戚王莽代汉称帝，天凤四年（公元17），爆发了赤眉、绿林农民大起义。建武元年(公元25),汉光武帝刘秀定都洛阳,史称东汉。在政权性质上，东汉王朝是西汉王朝的继续。东汉初年，刘秀采取了一些缓和社会矛盾的措施，以及农业技术的进步，使生产有所发展，刘秀为了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推崇在西汉末年开始兴起的谶纬之学，它与今古文经学合流而泛滥于一时，成为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思想。在这样的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影响下，东汉文学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和发展。

班固的《汉书》是东汉史传文学的代表。它沿袭《史记》体例而小有变动，记叙西汉的历史，开创了中国断代史的先例,其中有一些人物传记,详赡严密。旧时史汉、班马并称，说明《汉书》同《史记》一样对后世的史学和文学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东汉政论文如王符《潜夫论》、崔□《政论》、仲长统《昌言》等，继承西汉传统，反映了东汉中叶以后的各种社会矛盾和激烈的政治斗争。王充是东汉反对谶纬迷信的杰出思想家,他的《论衡》是一部“疾虚妄”之书，对当时统治者所宣扬的神学迷信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抨击。他还从这一精神出发，批判了当时“华而不实，伪而不真”的文风，并正面提出了一系列文学主张。

东汉辞赋仍在司马相如的影响之下，模拟因袭的风气盛行，但以班固《两都赋》为开始的京都大赋，由宫苑而都城,在题材开拓上是一个进步。东汉中叶以后,政治极端黑暗，赋风开始转变，张衡的《归田赋》以清丽的语言、情景交融的手法，表现了作者归隐田园的恬静心绪，是这一转变的标志。桓灵以后，一些愤世疾俗的士人如赵壹等，也写有揭露现实、抨击社会黑暗的短赋。这类抒情小赋数量虽然不多，但它突破了沿袭已久的赋颂传统，是魏晋六朝抒情赋的先导。

现存汉乐府民歌大都是东汉的作品。这些民歌形式多样，反映了东汉人民的苦难处境和思想感情，是东汉文学的重大收获。东汉文学的另一重大收获，是在乐府民歌和民谣影响下,文人五言诗的形成,无名氏《古诗十九首》是东汉文人五言的成熟作品。东汉文人五言诗是东汉后期中下层士人生活和思想的反映。它们的作者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在创作中既保持了乐府民歌的朴素自然、平易流畅的特色，又能借鉴《诗经》、《楚辞》的艺术手法，在朴素自然中求工整，在平易流畅中见清丽，“深衷浅貌，短语长情”，极大地提高了诗歌的表现力和抒情性，这对以后魏晋五言诗的发展和近体诗的产生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汉代散体大赋体现出一代文学的生命之美,在中国第一个统一,强盛,漫长的封建帝国中打开了宏大叙事结构与浓厚浪漫主义色彩交相辉映的文学了弋门,上承战国纵横气势与屈原浪漫气质,下启后世统一强盛历史时期文学历史时期文学的生命辉煌。

　　汉代经学对文学的影响表现为:

　　第一，古文经学者不为章句之学，著文不似今文经学者那般广征博引，追求简明的文风，属文以才学为胜，使得文章富赡精工，才气横溢。古文经学在东汉逐渐受到重视，影响所及，文学著述也由繁趋简。汉大赋的鸿篇巨制逐渐消解，代之而起的是短篇小制式的小赋。这种短章在内容上不求富博，抒写亦平淡，却将物、景、事及情感、志趣等因素结合起来，虚实相衬，拓展了想象空间，增强了艺术感染力，如蔡琶的《蝉赋》、赵壹的《穷鸟赋》、阮璃《纪征赋》等作多如是。汉小赋因体式简短而注重章法，因取材集中而讲究意趣，因情意深切而个性鲜明，故其技巧弥精，刻画愈细，辞采日美，章法趋严，渐以气韵生动，言短意长为尚，为后之诗体的形成提供了借鉴，如张衡《思玄赋》:“愿得远渡以自娱，上下无常穷六区。超逾腾跃绝世俗，飘遥神举逞所欲。”已暗合七言之体。

　　史传文学也表现出了相应的特点，比较《史记》与《汉书》，可以看出《汉书》的语言已大为简炼。司马迁属于私家著史，较少受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干预，而且他在写作时融人了个人的满腔情感，“发愤以抒情”，在客观史实的叙述中，倾注了作者的正义评判。班固则不然，他著史属于官修，受到正统思想影响较深，没有司马迁那么深沉，《后汉书·班固传》说他陈述史实“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与《史记》明显不同。宋人程颐评论二人之不同，说:“子长著作微情妙旨，寄之文字蹊径以外，孟坚之文，情旨尽露于文字蹊径之中。读子长文，必越浮言者始得其意，超文字者乃解其宗;班氏文章亦称博雅，但一览之余，情词俱尽，此班、马之分也。‑=peso，司马迁与班固的分歧，也正是时代风气使然。

　　第二，古文经学者不谨守家法师法，不重一家一人之说，治经也不拘泥于一经，而能博采众长，他们“往往博学经籍，不守一门，知师法之所以然，打通学说之间狭隘的限域，从而出入通脱，无所胶滞。‑f4](P179)今文经学者固守于五经经典，所涉不出经典之外，而古文经学者大多具有广博的知识，受此影响，文学创作表现出了尚通脱的特点，不拘一事一理。作家将视野拓宽到各个领域，出人经史，把文学所能涉及到的事、物、情、景等都齐拢笔端，俯拾皆是，文笔悠肆汪洋。观班固的《两都赋》和张衡的《二京赋》，所描绘的面极广，诸如地理形制、都城宫殿、物产形胜、田猎娱乐、歌舞宴飨、宗庙祭祀、朝会聘享、市民生活、商贸集市等，举凡耳目之所享、声色之所好，都汇聚笔下，这与作家博闻强识分不开，也是以学识为赋观念的反映。

　　由于抛开了家法的限制，作家索性纵情所致，刘舞《文心雕龙·杂文》说“七体”作家的创作，是“莫不高谈宫馆，壮语败猎。穷瑰奇之服撰，极蛊媚之声色。甘意摇骨体，艳词洞魂识。”作家流连于宫馆、败猎、服撰、声色等的享乐中，文学表现的情色大开，开始关注作家自我情感的表达。张衡是一科学家，又是朝廷的重臣，但他也作了抒发内心情感的《归田赋》，构想了一个充溢着自然情趣的田园画面:“于是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限郁茂，百草滋荣。王雏鼓翼，鸽鹤哀鸣，交颈领顽，关关缨缨。于焉逍遥，聊以娱情。”作家笔下的景致何等清新，廓清了经学陈腐的习气，他也极愿“苟纵心于物外，安知荣辱之所如!”一种通脱的情怀洋溢于字里行间，已开后世田园文学的先河，如鲁迅所说:“更因思想通脱之后，废除固执，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人。‑:,5](P82’蔡岂的《青衣赋》则直接描写脾女之美，“盼倩淑丽，皓齿蛾眉。玄发光润，领如b。纵横接发，叶如低葵。修长冉冉，硕人其颁。”自己也情不自禁地产生爱恋思念之情，“非彼牛女，隔于河维。思尔念尔，怒焉且饥。”作为封建大儒的蔡琶有此情思，难怪张超《消青衣赋》要讥消他“文则可嘉，志鄙意微”，但这足以从反面说明此时期人们的放达，不拘小节。

　　散文的创作也蔚为大观，不为经典代言，题材包罗万象，几乎无所不至，“拿史传散文来说，不光包括了帝王世系和军事政治事件，还增添了食货、河渠、地理、医者龟卜、刑法等内容，表现范围更加丰富和广阔。论说文也大大拓展了表现范围，政治、军事、文化、经济当然是最重要的题材;典礼、灾异、祭祀、建陵、立嗣以及许多细事，也都见于史册。‑ [6](P863)史传文学自不必言，政论文如《新论》、《论衡》等也一扫此前笼罩在文学之上的经学阴'} o《后汉书·桓谭传》说桓谭“博学多通，遍习《五经》，皆话训大义，不为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学。”他所著《新论》，内容所及有哲学、政治、音乐、文学创作、天文学、历法等。《后汉书·王充传》说王充“好博览而不守章句”，他感于时弊，疾今文经学虚妄，决心起而拯之，《论衡·对作篇》称:“是故《论衡》之造

　　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故虚妄之语不默，则华文不见息;华文不放流，则实事不见用。故《论衡》者，所以拴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非苟调文饰辞，为奇伟之观也。”

　　第三，古文经学由于反对凿纬学说，故迷信成分极少，却增强了理性批判精神，如前所说王充的((论衡》便是以“疾虚妄”为主旨。影响到文学，便是其中的浪漫色彩逐渐减弱，而理性精神日益增强。西汉时期，文人对现实世界持充分的肯定态度，作品中展现的是铺张扬厉、气势煊赫的大汉气象;笔下人物富有英雄情怀、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作品中另有幻想的神仙世界，人神同乐的画面也现诸笔端，极具浪漫主义的色彩。降及东汉，随着经学的逐渐僵化以及神学化，它所润饰的儒家伦理纲常以及粉饰的太平盛世也让人们在思想意识层面上认识到了它的虚妄和荒诞，便渐次展开了批判。

　　这在政论散文中表现尤其鲜明，熊汇礼先生评价王充的《论衡》很中肯，“王充作《论衡》·一破往古之妖妄，订时俗之忌讳;作怀疑之论，正虚妄之说;敢于问孔刺孟，唾弃谴纬神学。,> _71(P86)他肯定孔子的智慧与道德，又反对把孔子神化，《论衡·问孔》大声疾呼:“世儒学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专精讲习，不知难问。夫贤圣下笔造文，用意详审，尚未可谓尽得实，况仓卒吐言，安能皆是……追难孔子，何伤于义诚有传圣业之知，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对汉代学者盲目尊经进行了猛烈批判。王符《潜夫论》揭露时弊，多切于实际，其《务本篇》说:“今多务交游以结党助，偷世窃名以取济渡，夸末之徒，从而尚之，此逼贞士之节，而眩世俗之心者也。养生顺志，所以为孝也。今多违志俭养，约生以待终，终没之后，乃崇伤丧纪以言孝，盛飨宾旅以求名，诬善之徒，从而称之，此乱孝梯之真行，而误后生之痛者也。”对汉世欺世盗名之徒进行了鞭辟人里的谴责，愤世之深沉、措辞之激烈、感情之强烈，综观两汉政论散文，亦为少有。它如荀悦《申鉴》。仲长统《昌言》等也都充满了理性主义的精神，“不受师法、家法的限制，也不迷信、盲从圣人、经书。”

　　赋作的现实性也较强烈。班彪的《北征赋》记述自己于西汉末年北行的历程，反映了社会动乱、人民流离失所的惨状，自己也是“旧室灭以丘墟兮，曾不得乎少留”，悲愤地指出:“故时会之变化兮，非天命之靡常”，是统治者没有修德造成的，而不是上天变化无常，这种思想在其时极具有进步意义。蔡琶的《述行赋》表达了作者“则善戒恶”的愿望，文中对比了居高位者的穷奢极欲和下层百姓的悲惨凄苦:“皇家赫而天居兮，万方祖而星集。贵宠扇以弥炽兮，金守利而不敢。前车覆而未远兮，后乘驱而竞及。穷变巧于台榭兮，民露处而不寝湿。消嘉谷于禽兽兮，下糠批而无粒。”赵壹的((刺世疾邪赋》也借助诗人之口调侃道:“河清不可侯，人命不可延。顺风激靡草，富贵者称贤。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伊优北堂上，抗脏倚门边。”

　　同样的精神在诗歌中也有体现。东汉乐府叙事诗多反映下层百姓的优思，如《东门行》:“出东门，不顾归;来人门，怅欲悲。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家中已无可遮挡风寒的衣服，没有可果腹的粒米，这位贫寒的小市民只能奋起反抗了。《妇病行》:“妇病连年累岁，传呼丈人前，一言当言;未及得言，不知泪下一何翩翩。‘属累君两三孤子，莫我儿饥且寒。有过慎莫竺答，行当折摇，思复念之!’……入门见孤儿，啼索其母抱。徘徊空舍中，‘行复尔耳!弃置勿复道。”’病妇临终嘱咐丈夫照顾孤儿，丈夫却无力抚养孩子，诗中概括的是整个下层百姓悲惨生活的缩影。《孤儿行》写一失去父母的孤儿备受兄嫂的虐待与折磨;《平陵东》写义公被劫持勒索以致倾家荡产的不幸遭遇;《燕歌行·翩翩堂前燕》写流落他乡的孤客衣服破旧却无人缝补的辛酸。在冷静客观的叙事中，寄寓着诗人强烈的爱憎，批判虽深刻却不着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