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苏轼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第1张

苏轼这个人不可等闲视之,要了解一个人得先了解这个人经历过什么。通过苏轼的人生经历来推断他的性格品质,不失为一种分析历史人物的好方法。

苏轼一生颇具传奇色彩,我们逐步来说。苏轼20岁的时候跟他的弟弟一起参加科举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博得主考官欧阳修的眼球,考取进士第二名(本应是第一),这一点证明了他的少年不凡、文采斐然,更为他以后的曲折的从政之路埋下了伏笔。

在史称为“王安石变法”之前,苏轼的人生可谓是一帆风顺,名动京都,他才华横溢又生性正直,还很喜欢钻研美食(所谓的“东坡肉”便是他在后来被贬官期间的独创美食),喜欢品茗,广交文人雅士,如果说这时候的他少去谈论政事,安心地做一个老实本分的才子佳人,那么也许他的一生将会过的比较顺畅,但这样子也许他的一生就会少了很多传奇色彩。

他这个人的性格就是耿直率真,不会隐藏自己的心思,王安石贵为当时的宰相,他提出的变法活动,苏轼他也敢去反对,这说明他是一个不畏权贵,坚持自己独立主见的有风骨的文人。

王安石敢义正言辞地提出变法的请求不仅在于得到了宋神宗的许可,还在于当时的朝廷上已经有很多新政支持者了。苏东坡既然反对了变法活动,也就站在了这一些新政支持者的反面,他的被孤立也就成为了事实,这个时候的他已经被迫地提出要出京城任外职了,宋神宗亦是有爱才之心,几番权衡之下把他调到了杭州当了个通判官,后来他又兼管徐州、密州。

值得一提的是在徐州期间,黄河决堤,百姓被困。苏轼急忙请动武卫营的禁军,呼吁他们一起同老百姓抗洪,还上书朝廷,请求加固护岸,防止洪水再犯。从这里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是一位胸襟坦荡的能够挽狂澜于既倒的人。

这些都不是重点,他人生最大的转折在于乌台诗案,这个时候的他时年四十三岁,可以说是处于人生最黑暗的时候,他险些被杀头,逃过杀身之祸的他被不断贬官,正如他在《自提金山画像》一文中的自我调侃“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一样,他被一贬再贬,越贬越远。作为一位从小就胸怀壮志,想要为国家做贡献的人来说,这基本是政治生涯的结束,同时也是苏轼人生理想的葬送。

但是令人没想到的是,苏轼并没有人们想的那么悲观,甚至可以说乐观得过分。他的很多名句偏偏都是在被贬期间写成的,诸如《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中的“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豪迈洒脱之情油然而生。

被贬到惠州的时候,他还不忘享受岭南的荔枝,并作《惠州一绝》,写下“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妨长作岭南人”的经典名句,人家从北方被贬偏僻的岭南地区都是水土不服,吃不下饭,像白居易到了江西后就在《琵琶行》一文中说:“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

苏轼倒好,居然还想常住在岭南吃荔枝,这种旷达和风趣历史上有几位文人能够与之相比肩,恐怕寥寥无几。毋庸置疑,苏轼的这种浪漫主义与乐观主义的精神正是构成他传奇人生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品质。

罗曼罗兰在《米开朗基罗传》一书中有一句经典名句“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从这个角度来讲,苏轼是一位真正的勇士,是真正的英雄。

最大的是李白

是唐代浪漫主义甚至是整个中国诗坛上的浪漫主义的杰出代表人物 能被称为诗仙就是最好的证明

从《朝辞白帝城》 《行路难》《将进酒》 《蜀道难》等可以看出

我不好定义浪漫是什么意思 但感觉上是不一定与乐观挂钩的 但是一般会与夸张 借物喻人或者拟人之类的来写的

盛唐之后的中国四分五裂,再没有一位诗人能够如此夸张地描写自己的感受,大概也是政局的影响吧,尽管仍然有很多杰出诗人 白居易啊 元稹 小李杜啊等等 但是我左思右想 也没有找出来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浪漫主义诗人

只能找几位不是唐代的人物来与你探讨了

浪漫主义诗人 第一位 屈原 第二位表较有名的 曹植

后世比较有名的 苏轼 当代的只有毛泽东

我们可以发现这几位人物除了屈原 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不拘一格 想象丰富

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浪漫起来的 浪漫的人一定要放得下 所以屈原同志作为浪漫主义诗人的代表 真是一个特例 因他的浪漫主要体现在他不能将自己的真实经历写下来 只能写在隐晦的诗中了 李白 苏轼都有很多这样的诗词来反映自己的遭遇

另一方面就是夸张 这几位代表无一例外都是夸张的高手

暂时就这些吧

唐代诗派代表中,李白是浪漫主义诗人代表。

李白是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李白的诗大多为描写山水和抒发内心的情感为主。李,风格雄奇奔放,俊逸清新,富有浪漫主义精神,达到了内容与艺术的统一。李白的诗富于自我表现的主观抒情色彩十分浓烈,感情的表达具有一种排山倒海、一泻千里的气势。

李白的诗歌不仅具有典型的浪漫主义精神,而且从形象塑造、素材摄取、到体裁选择和各种艺术手法的运用,无不具有典型的浪漫主义艺术特征。这也是李白的浪漫主义诗作给人以豪迈奔放、飘逸若仙的原因所在。

浪漫主义诗派

浪漫主义诗派是我国诗歌主要流派之一,战国时期的屈原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屈原出生贵族,有一腔报效祖国的决心,但却不被贵族容纳,在极度苦闷的心情下投江自尽,去世后留下了名为“浪漫”的萌芽,开创了浪漫主义流派。从屈原开始,诗歌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李白继承并发展了屈原的浪漫主义,他的诗艺术成就极高,诗词自由、奔放、顺畅、想象丰富、气势宏大。语言主张自然,反对雕琢。对后代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中唐的韩愈、孟郊、李贺,宋代的苏轼、陆游、辛弃疾,明清的高启、杨慎、龚自珍等著名诗人,都受到李白诗歌的巨大影响。

  人物简介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汉族,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北宋时为眉山城)人,祖籍栾城。北宋著名散文家、书画家、词人、诗人,是豪放词派的代表。和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合称为唐宋八大家中的三苏。苏轼是苏洵的次子(苏洵长子夭折),1057年(嘉祐二年),与弟弟苏辙同登进士。唐宋八大家之一。《饮湖上初晴后雨》是描写西湖的古诗中无人能超越的。

  生平事略

  苏轼生于1037年1月8日(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生于眉州眉山(今属四川)。苏轼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奋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成就。 1056年(嘉祐元年),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 1061年(嘉祐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母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1069年(熙宁二年)服满还朝,仍授本职。他入朝为官之时,正是北宋开始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危机,此时神宗即位,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 “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又因其政治思想保守,很不同意参知政事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从此,苏轼终其一生都对王安石等变法派存有某种误解。 苏轼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今山东诸城)、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县令。政绩显赫,深得民心。 这样持续了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李定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以讽刺新法为名大做文章。1079年(元丰二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网织“文字毁谤君相”的网罗罪名,被捕入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时期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市)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冷,苏轼到任后,心情郁闷,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 宋神宗(1084年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年幼的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以王安石为首新党被打压,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 。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今山东蓬莱)。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为皇帝起草诏书的秘书,三品),知礼部贡举。 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1091年(元祐六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外放颍州。 1093年(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哲宗执政,新党再度执政,第二年6月,别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再次被贬至惠阳(今广东惠州市)。1097年,苏轼又被再贬至更远的儋州(昌化军,今海南)。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后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1101年(元符三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于1101年8月24日(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卒于常州(今属江苏)。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享年六十四岁,御赐谥号文忠(公)。

  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是影响苏轼一生的重大事件。 宋神宗在熙宁年间(1068年~1077年)重用王安石变法,变法失利后,又在元丰年间(1078年~1085年)从事改制。就在变法到改制的转折关头,发生了苏轼乌台诗案。这案件先由监察御史李定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御史台自汉代以来即别称“乌台”,所以此案称为“乌台诗案”。 1079年(元丰二年)3月,苏轼被贬调湖州。贬调的原因是他不赞成王安石的新法。在奉调时,苏轼依例向宋神宗上表致谢。本是官样文章,但他知道自己被外放,是新党作了手脚,于是在表中写出了略带牢骚的“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一句。朝廷的公报是固定按期出版的,相当于现在的官方报纸,苏轼的文字照例惹人注意,这次谢恩表,使那些“新进”成了读书人心目中的笑柄。 监察御史舒亶、御史中丞李定等人,举出苏轼的《杭州纪事诗》作为证据,说他“玩弄朝廷,讥嘲国家大事”,更从他的其它诗文中找出个别句子,断章取义地给予定罪,如:“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本来苏轼是说自己没有把书读通,所以无法帮助皇帝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人,他们却指他是讽刺皇帝没能力教导、监督官吏;又如“岂是闻韶忘解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说他是讽刺禁止人民卖盐。总之,是认定他讥讽皇上和宰相,罪大恶极,应该处死刑。虽然他们都要苏轼死,但神宗皇帝不愿杀害他,只同意拘捕他,而且不同意苏轼在进京途中关入监狱过夜。朝廷在七月二十八日将苏轼逮捕,八月十八日送到御史台的监狱。二十日,正式提讯。此时任宰相的王珪,指出苏轼歌咏桧树的诗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蜇龙知。”隐刺皇帝:“皇帝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蜇龙,不臣莫过于此!”新党指控苏轼“大逆不道”,要置其于死地。十月十五日,御史台申报苏轼诗案的审理情况,其中有苏轼数万字的交代材料,查清收藏苏轼讥讽文字的人物名单,计有司马光、范镇、张方平、王诜、苏辙、黄庭坚等二十九位大臣名士。李定、舒亶等欲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但神宗一时举棋不定:太祖早有誓约,除叛逆谋反罪外,一概不杀大臣。 苏轼写《狱中寄子由》说“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无比凄惨。审讯者常对他通宵辱骂。巨大精神压力下,苏轼写下了“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的悲惨诗句。因为儿子苏迈离开京城去别处借钱,把送饭的事交给朋友,但是忘了告诉朋友父子之间有约定:送饭只送蔬菜和肉食,若听到坏消息,才送鱼去。巧的是这位朋友恰恰送去熏鱼。苏轼大惊,就给弟弟苏辙写了上面两首诀别诗。诗作完成后,狱吏按照规矩,将诗篇呈交神宗皇帝。宋神宗读到苏轼的这两首绝命诗,感动之余,也不禁为苏轼的才华所折服。加上当朝多人为苏轼求情,王安石也劝神宗说:“圣朝不宜诛名士”,神宗遂下令对苏轼从轻发落,贬其为黄州团练副使。轰动一时的“乌台诗案”就此销结,而苏轼的这两首“绝命诗”也广为流传开来。[1]

  大事年表

  1036年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公历1037年1月8日),苏轼降生。 1054年 娶王弗。 1057年 21岁高中进士,母丧,服孝(1057-4~1059-6)。 1059年 举家前往京都,苏迈降生。 1061年 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入第三等。 1061年 任凤翔府判官。 英宗治平元年——四年(1064年~1068年) 1064年 任职史馆。 1065年 妻丧。 1066年 父丧;服孝(1066-4~1068-7) 神宗熙宁元年——元丰八年(1068~1086) 1068年 娶王闰之(王弗之堂妹)。 1069年 返京;任职史官。 1070年 苏迨降生。 1071年 任告监管;任杭州通判。 1072年 苏过降生。 1073年 收留王朝云。 1074年 38岁任密州太守。 1076年 40岁任徐州太守。 1079年 43岁任湖州太守;入狱。 1080年 谪居黄州,担任黄州团练副使。 1084年 往常州。 1085年 往登州;任登州太守;往京都;任中书舍人。

  历代苏轼画像(16张)  哲宗(1086~1100)元祐年间太后执政(1085~1093)。 1086年 以翰林学士知制诰。 1089年 任杭州太守兼浙西军区司令。 1091年 任吏部尚书;往京都;任颍州太守。 1092年 任扬州太守;兵部尚书;礼部尚书。 1093年 妻丧;太后逝世;调定州太守;河北军区司令。 1094年 往惠州贬所;谪居惠州。 1096年 朝云去世。 1097年 往海南;谪居海南儋州。 徽宗(1101~1126)太后执政(1100) 1101 年,北返;往常州;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逝世,享年66岁。 1102年,即崇宁元年六月葬于汝州郏城钓台乡上瑞里。

  诗词

  苏轼的诗现存约两千七百余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 苏轼彩像

  ,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叶燮(字星期)《原诗》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赵翼《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为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处亦在此。”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少数诗篇也能反映民间疾苦,指责统治者的奢侈骄纵。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丙辰中秋》传诵甚广。诗文有《东坡七集》等。 央视版《水浒传》中的苏轼

  苏轼的词现存三百四十多首,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名作有《念奴娇》、《水调歌头》等,开豪放词派的先河,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刘辰翁在《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1079年7月,苏轼在湖州任上,因乌台诗案获罪入狱,次年元月,被流放至黄州。诗案之前,自1071年任杭州通判以来,苏轼历任密州知州、徐州太守和湖州太守,政绩卓著。其诗词作品在整体风格上是大漠长天挥洒自如,内容上则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而诗案之后,虽然有一段时间官至翰林学士,但其作品中却少有致君尧舜的豪放超逸,相反却越来越转向大自然、转向人生体悟。至于晚年谪居惠州儋州,其淡泊旷达的心境就更加显露出来,一承黄州时期作品的风格,收敛平生心,我运物自闲,以达豁然恬淡之境。 以乌台诗案为界,苏轼的诗词作品在创作上有继承也有明显的差异。在贯穿始终的“归去”情结背后,人们看到诗人的笔触由少年般的无端喟叹,渐渐转向中年的无奈和老年的旷达——渐老渐熟,乃造平淡。 首先,在题材上,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苏轼的“具体的政治忧患”,而后期作品则将侧重点放在了“宽广的人生忧患”,嫉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台,吐之乃已”。其行云流水之作引发了乌台诗案。黄州贬谪生活,使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识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 其次,在文化上,前期尚儒而后期尚道尚佛。 前期,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会责任,他深切关注百姓疾苦; 后期,尤其是两次遭贬之后, 他则更加崇尚道家文化并回归到佛教中来,企图在宗教上得到解脱。他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的启发,在黄州惠州儋州等地过上了真正的农人的生活,并乐在其中。 第三,在风格上,前期的作品大气磅礴、豪放奔腾如洪水破堤一泻千里;而后期的作品则空灵隽永、朴质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远益清。 就词作而言,纵观苏轼的三百余首词作,真正属于豪放风格的作品却为数不多,据朱靖华先生的统计类似的作品占苏轼全部词作的十分之一左右,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是那个时期创作的主流。这些作品虽然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却着实反映了那段时期苏轼积极仕进的心态。而后期的一些作品就既有地方人情的风貌,也有娱宾遣兴,秀丽妩媚的姿采。诸如咏物言情、记游写景、怀古感旧、酬赠留别,田园风光、谈禅说理,几乎无所不包,绚烂多姿。而这一部分占了苏轼全词的十之八九左右,其间大有庄子化蝶、物我皆忘之味。至此,他把所有的对现实的对政治的不满、歇斯底里的狂吼、针尖麦芒的批判全部驱逐了。其题材渐广,其风格渐趋平淡致远。 苏轼词风可分三类 : 一、 豪放风格  这是苏轼刻意追求的理想风格。他以充沛、激昂甚至略带悲凉的感情融入词中,写人状 物以慷慨豪迈的形象和阔大雄壮的场面取胜。 二、 旷达风格  这是最能代表苏轼思想和性格特点的词风,表达了诗人希望隐居、避开乱世、期待和平的愿望。 三、 婉约风格  苏轼婉约词的数量在其词的总数中占有绝对多的比例,这些词感情纯正深婉,格调健康高远,也是对传统婉约词的一种继承和发展。

  

  我知道的还有好多,我想应该就不用列出来了吧。

苏轼散文的风格特点:多姿多彩的艺术风貌。

他广泛地从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艺术营养,其中最重要的渊源是孟子和战国纵横家的雄放气势、庄子的丰富联想和自然恣肆的行文风格。苏轼确实具有极高的表现力,在他笔下几乎没有不能表现的客观事物或内心情思。

苏文的风格则随着表现对象的不同而变化自如,像行云流水一样的自然、畅达。韩愈的古文依靠雄辩和布局、蓄势等手段来取得气势的雄放,而苏文却依靠挥洒如意、思绪泉涌的方式达到了同样的目的。苏文气势雄放,语言却平易自然,这正是宋文异于唐文的特征之一。

扩展资料:

苏轼散文的经典化历程及其文化内涵

在1127年前,对苏轼散文予以高度赞誉的人大多与苏轼的文化活动有较为明显的关联性。这些人当中包括李廌(1059-1109)、黄庭坚(1045-1105)、秦观(1049-1100)等苏门后学,以及道潜(1043-1106)、惠洪(1070-1128)等佛门人士,他们都从创作状态、历史地位、气度涵养等多个角度,高度推崇苏轼的散文。

北宋末年“元祐党禁”的政治事件,使得苏轼诗文的传播受到了客观的阻碍。不过,这并没有减弱苏轼文章在读者心中所占有的崇高地位。1127年后,苏轼散文所受到的关注与认可程度较之以往都有了明显的提升。这方面最突出的标志,就是将苏轼散文标举为经典的人群主体,从层次与广度上都有了明显的提升和扩展。

标举、赞扬苏轼散文的价值,是1127-1279年整个中国文化界的共识。南宋的帝王与中国南北方的士大夫,都在表示自己对苏轼文章的认可与喜爱时不吝赞扬之辞。苏轼的价值并没有被限制在“文章家”的畛域中,文化精英对苏文的欣赏,跨越了政治地位、学术传统与地域的阻隔。

入元之后,一批原来活动于宋、金的士大夫依然秉承了过往的态度,包括具有理学背景的刘埙(1240-1319)、吴澄(1248-1333)等人,苏轼作为儒家“文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的地位近乎完全奠定。

-苏轼

谈苏轼、辛弃疾词风的异同

我国宋代的苏东坡和辛弃疾,同为宋词豪放派的代表人物。他们的词的风格,既有同,又存异,都为宋词以崭新的面貌跃上文坛而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苏轼以他豪放的感情,坦率开朗的胸怀,改变了晚唐五代词家婉约的作风,开创了豪放词派的风格,辛弃疾又继承发扬了这种豪放的浪漫主义的词风,创造了更为雄奇阔大的意境,更是生动突兀,笔酣墨饱,气势飞舞。

苏辛词的豪放旷迈的艺术风格,有其相同的一面,那就是他们的词中,都饱含着浓烈的奔放的豪情,表达了词人的对生活无比热爱和豁达的乐观态度,以及要求为国家建功立业的理想。正是他们的这种豪情壮志,决定了苏辛词的独特创作个性和艺术风格。由于苏辛词所反映的生活题材的扩展,词的意境的提高和加深,因而词人的生活和思想在词里得到更充分的表现,词人的创作个性和作品的艺术风格也就更鲜明地呈现了出来。例如苏词《念奴娇·赤壁怀古》中,奇伟壮丽的江山景物,历史上杰出人物的英雄气概和丰功伟绩所构成的宏伟壮观的艺术形象,正是苏轼积极有为的抱负,开阔爽朗的性格,以及他那种不因政治上受挫折而丧失生活兴趣的人生态度的充分反映,是他豪放旷迈的艺术风格的集中表现。又如辛词《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面对滚滚不尽的长江,追缅往事,遥想将来,心潮澎湃。赞扬杰出的历史人物,讽刺苟安求和者,表示了坚决抗金,收复中原的坚强信念,传达出老当益壮的豪情壮志。词中豪迈激越的艺术风格,与苏词“大江东去”有着异 曲同工之妙。

同样的豪放风格,在东坡词和稼轩词中,又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别。苏词的豪放风格,跳荡流溢着自由奔放,乐观开朗。他的那种自由挥洒的写作态度和变化不测的篇章结构紧紧地交织在一起,形成了苏词豪放的浪漫主义的艺术特征。辛词的豪放风格,常常饱含着辛词所特有的豪壮而苍凉,雄奇而沉郁的个性,他所创造出来的比苏词更为雄奇阔大的意境与他生动而夸张的描绘及想象,构成了辛词豪放的浪漫主义的艺术特征。苏轼对生活的乐观,对理想的热烈追求,使他的词总是那种活泼自然,动荡跳跃,慷慨激昂,铿锵作响。辛弃疾因国家仇民族恨的长期压抑,使他的词既豪迈奔放,慷慨激昂,热情澎湃,而又忧思悲壮,沉郁苍凉,政治理想和社会现实的矛盾,妥协投降派的排挤打击,决定了他的词没有也不可能有苏轼词的那种空旷洒脱的风致。

作为生活丰富、思想复杂、才华卓越,艺术上成熟并孜孜以求的词人,东坡和稼轩的词的艺术风格是多样化的。除了那些抒发个人豪情壮志的作品豪放奔腾的主流之外,也有许多缠绵潇洒、淡远飘逸之作。苏轼的悼亡词,显得沉痛悲凉;描写农村生活的词,又那样轻快明朗;抒发寂寞情感的词,显得幽冷;描绘复醉三更的词,又那样地飘逸。辛弃疾的词,才兼众体,不拘一格,能刚能柔,纵横如意。他的长调宛转激昂,短调温柔慷慨,或纵横奋厉,或婉丽清畅,他的这种依作品内容而表现出不同的风格韵致,充分体现了词人卓越的艺术才华和高超的驾御能力,以及矛盾复杂的思想感情。

苏辛的词的风格特征的形成,还表现在对作品题材的开拓扩展方面。他们进一步冲破了晚唐五代以来专写男女恋情,离愁别绪的旧框子,放大了词的意境,丰富了词的生活内容。苏轼把过去诗家惯用的怀古、感旧、记游、说理等题材,用词来加以反映表达,给词的创作带来更为广阔的领域和勃勃气机。辛弃疾进一步地、充分地发挥词的抒情、状物、记事、议论的功能,融汇诗歌、散文、辞赋的特长,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和语言技巧,正是这种大胆的独创,形成了苏辛词独特的艺术风格。

苏辛在驾御语言的能力方面,更见其技艺的高超。前人说苏轼以诗为词,辛弃疾以文为词。苏轼在语言上一变花间词人镂金错采的作风,多有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的诗句的吸收,偶然也运用当时口语,给人以一种清新朴素的感觉。辛弃疾比之苏轼,他不仅运用古体近体诗的句法,还吸收了散文、骈文和大量的民间口语入词,不论经史,诸子、楚辞、以及杜甫、李白的诗;韩愈、柳宗元的文,往往信手拈来,糅入词中,形成了新鲜活泼的气息。

同样的运用口语,同样的新鲜活泼气息,同样的豪放主调,同样的多样化的艺术风格,把两位杰出的词人连在了一起,后人以“苏辛”并称,并推为豪放词风的代表,他们是当之无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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