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义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中的意义

1、课题的目的及意义（含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分析或设计方案比较、选型分析等）

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作为英国著名的诗人、文评家和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之一，是英国乃至世界文学史、思想史上的丰碑式人物。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的经济、科技领域都处于高速发展时期；与此同时，人类大量的资源利用和自然活动引发了严重的生态危机，由此催生了思想意识领域的变革。作为浪漫主义诗人的杰出代表，国内外对柯勒律治诗歌的研究多侧重于其浪漫主义思想和其中的哲学、神学、美学因素。在《论柯勒律治的有机整体诗学观》中，作者郭劲松将柯勒律治的诗学置于19世纪浪漫主义思潮的背景下，从有机观和想象论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刘耀辉在《论柯勒律治哲学思想的发展及其特征》中提到，柯勒律治宣称理性是人类特有的能力，是“一种超感觉的器官”、“依照感觉进行判断的能力”；美国康奈尔大学的艾布拉姆斯教授在其1953年出版的《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中，认为柯勒律治的想象力是他诗学的关键，称其为“有机论的重要渠道”和“浪漫主义审美的源泉”；其诗歌中的基督教主题也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对象，美国学者卡尔•克罗伯针对柯勒律治诗歌中的宗教主题，认为其宗教哲学观不同于其他浪漫主义作家，因为他的“主要原则是在超然基督教思想中将人类与世界融为一体”。

国内针对柯勒律治的生态批评研究，起于现代生态学和生态伦理思想指导下的分析，揭示了人与自然关系演变的过程；本文将结合生态批评主义对其两首诗作进行系统解读，为处理新的现代文明境况下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依据。生态批评主义是一种全新审视文学的视角，它是18世纪工业革命开展以来，地球环境受到严重破坏后而形成的“拯救型”产物。美国学者威廉•鲁克尔特于1978年首次提出该词，随后生态文学在全球范围内发展起来，并于20世纪90年代正式汇入英美文学界的批评浪潮。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与当代的生态批评可以说是一脉相承，崇尚自然、尊重自然，并呼吁回归自然是英国浪漫主义的一大主题，摆脱工业文明的困境和建立新式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两者共同的追求。因此，从生态批评主义的视角对19世纪柯勒律治经典文学作品《古舟子吟》和《夜莺》中的浪漫主义进行深入的了解与分析，既能丰富生态批评在浪漫主义文学中的运用，还能够进一步使人们从文学作品中感知自然。

本文认为，《古舟子咏》作为柯勒律治的代表作，深刻表达了诗人对人类与自然和谐统一关系的渴望与关注；《夜莺》是柯勒律治前期最具代表性的一首谈话诗，虽然题目和语言均简单明晰，但诗人赋予“夜莺”非凡的象征意义，柯勒律治对夜莺形象的重新定位体现了诗人深层次关注人类工业化时代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意识。在这两首代表作中，诗人通过老水手跌宕起伏的历险故事和对“夜莺”这一意象的独特阐释，对其中的各种自然现象和事物赋予丰富的象征意义，强调了自然的整体性和有机性，同时教育人类应该如何看待自己在自然界中的关系，以达到生态和谐的目的。在生态问题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柯勒律治的生态观对当代人的环保意识仍有很大的指导作用，诗人早期自然诗歌思想的深刻性和其卓越的生态智慧时刻提醒人们，生态和谐才是可持续发展的主题。

　　英国

　　英国是最早出现浪漫主义文学的国家之一。英国的浪漫主义作家不满于资本主义城市文明的发展，具有愤世嫉俗、归隐自然的倾向。18世纪中后期的诗人罗伯特·彭斯（1759年－1796年）和威廉·布莱克（1757年－1827年7）是浪漫主义文学的先驱，他们在英语诗歌文体和语言上做出了很多可贵的尝试。彭斯从苏格兰民歌中吸取养料，其《苏格兰方言诗集》擅长抒情和讽刺，语言通俗；布莱克的《天真之歌》、《经验之歌》则具有象征意义和神秘色彩，在20世纪大放异彩，影响了整个现代英诗。

　　然而，英国浪漫主义第一批真正的大师则是被称为“湖畔派”的三位诗人。威廉·华兹华斯（1770年－1850年）是湖畔派诗人中成就最高者，他与“湖畔派”另一诗人萨缪尔·柯勒律治（1772年－1834年）共同出版《抒情歌谣集》，成为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诗集中收录的诗歌大部分为华兹华斯所做，而柯勒律治的名诗《古舟子咏》和《忽必烈汗》亦收入其中，充满幻觉和奇谲的意象。然而华兹华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作品则是长诗《序曲》。骚塞的诗歌极富古之幽情，与世俗格格不入。湖畔派三位诗人均蛰居于英国西北湖区，缅怀中世纪和宗法式的乡村生活，是浪漫主义文学中温婉清丽的代表。

　　乔治·拜伦（1788年－1824年）和雪莱（1792年－1822年）两位诗人将英国的浪漫主义文学推向高峰。他们和湖畔派诗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作品更具战斗意识和政治倾向。雪莱的代表作《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通过神话描写被压迫的人民的苦难和暴君的必然下场，预言革命一定会到来。他的短诗《西风颂》、《致云雀》等音韵铿锵，更有“冬天如果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等名句传世。拜伦是19世纪上半期最为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他一生游历各地，其诗作充满异域情调。代表作《唐璜》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场深入骨髓的检阅，发人深省。在欧洲，拜伦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人们把孤独、悲壮、崇尚个人式反抗的浪漫主义者形象称为“拜伦式英雄”。拜伦晚年投身于希腊的民族解放运动，并最终因伤寒而死于希腊战场。

　　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还包括约翰·济慈（1795年－1821年）。他的创作生涯只有5年，却写出了著名的抒情诗《夜莺颂》和《希腊古瓮颂》，沉醉于古代世界田园牧歌的美景之中。瓦尔特·司各特（1771年－1823年）以创作小说为主，《艾凡赫》以12世纪的英国为背景，塑造绿林英雄罗宾汉的形象，他是欧洲历史小说的创始人。

　　德国

　　德国是浪漫主义思潮的发源地。政治经济的落后、资产阶级的软弱以及唯心主义哲学的盛行，决定了德国早期的浪漫主义具有浓厚的神秘主义和宗教色彩。施莱格尔兄弟是德国浪漫主义思潮的理论奠基人，他们以《雅典娜神殿》为阵地，阐述个性解放、艺术无目的论的浪漫主义理念。在施莱格尔兄弟的影响下，德国出现了包括诺瓦利斯（1772年－1801年）、蒂克（1773年－1853年）在内的一批早期浪漫主义诗人。诺瓦利斯的《夜的颂歌》歌颂“神圣的、不可言传的、神秘的”夜，并赞美死亡的美妙感觉。蒂克则著有《民间童话集》三卷，开创了童话小说的新题材。 1805年以后，德国出现了“海德尔堡浪漫派”，代表人物是克莱门斯·布仑塔诺（1778年－1842年）和阿希姆·封·阿尔尼姆（1781年－1838年）。前者的抒情诗《催眠歌》具有民歌风味，诗情浓郁。两人曾合作出版民歌集《男孩的神奇号角》，搜集收录了德国近300年的民歌。雅各布·格林（1785年－1863年）和威廉·格林（1786年－1859年）是语言学家和民俗学家，他们编成《儿童与家庭童话集》称为世界童话作品中的精品。约瑟夫·封·艾尔兴多夫（1788年－1857年）的小说《一个无用人的生涯》将梦幻与现实混合起来，充满神秘情调。

　　1809年以后，德国浪漫主义在德国形成另一个中心。克莱斯特（1777年－1811年）的喜剧《破瓮记》抨击普鲁士官场和司法制度的腐败，充满民间喜剧的幽默讽刺特色。霍夫曼（1776年－1822年）的《雄猫穆尔的人生观》展示一个尔虞我诈、男盗女娼的市侩世界，想象和构思奇特。大诗人海涅早年也是一个浪漫派诗人，后来转向现实主义。

　　总体上看，德国的浪漫主义特征并不明显，风格变化也比较多。到后期，逐渐融入强大的现实主义文学潮流。

　　法国

　　由于法国大革命的曲折莫测，决定了法国浪漫主义文学具有更加鲜明的政治色彩。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1768年－1848年）和史达尔夫人（1766年－1817年）是法国浪漫主义早期代表。前者带有贵族倾向，《基督教真谛》主张复兴中世纪礼教，但其作品对美洲丛林和大草原奇异风光以及古代废墟富于抒情色彩的描写，成为浪漫主义文学异国情调和描绘“废墟美”的滥觞。他的小说《勒内》和《阿达拉》都描写世俗爱情和宗教信仰的矛盾，悱恻缠绵。而史达尔夫人则具有民主倾向。她的《论文学》和《论德国》致力于传播浪漫主义理念，不遗余力的抨击法国的古典主义传统。 法国浪漫主义中期的代表包括阿尔封斯·德·拉马丁（1790年－1869年）和阿尔弗莱·德·维尼（1797年－1863年）。前者擅长写抒情诗，是法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先驱，《沉思集》情景交融，善用对照和象征笔法；后者则以哲理诗著称，《古今诗集》和《命运集》宣扬孤傲坚忍精神，表达悲天悯人的思想。

　　1830年以后，维克多·雨果成为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领导者，他也是整个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的集大成者。1830年，雨果的剧作《欧那尼》的上演标志着浪漫主义在法国最终战胜了古典主义。雨果是浪漫主义作家中鲜有的全才，在诗歌、小说、戏剧等领域都有重大建树。其小说《巴黎圣母院》 、《九三年》、《悲惨世界》等具有史诗般雄壮的风格，是浪漫主义小说的经典之作。雨果一生支持共和，反对帝制，在1851年曾流亡海外，直至1870年才返回法国。在诗歌和戏剧领域，雨果也取得很高的成就。他在最大程度上拓展了法语诗歌的表现形式和创作笔法，极大的丰富了法语诗歌的修辞技巧，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雨果逝世的时候，全欧洲共有逾200万人来到法国参加他的国葬。

　　和雨果同时代的法国浪漫主义作家还包括女作家乔治·桑（1802年－1876年）。她的创作拓展了浪漫主义文学阴柔的特性，尤其擅写女性问题小说和田园小说。代表作《康素爱萝》和《魔沼》都是典型的浪漫主义小说，充满诗情画意和真挚情感。她也曾是音乐巨匠肖邦一生中最爱的女人。曾和乔治·桑有过短暂恋情的青年诗人阿尔弗莱·德·缪塞（1810年－1857年）是这一时期法国诗坛的一股新生力量，《四夜组诗》具有梦幻般的色彩。小说《一个世纪儿的忏悔》第一次将“世纪病”这一概念引入浪漫主义小说创作中。热拉尔·德·奈瓦尔（1808年－1855年）的抒情诗奇诡深邃，形式精美绝伦，对20世纪现代诗歌影响深远。大仲马（1802年－1870年）创作了大量历史小说，《三个火枪手》和《基督山伯爵》将通俗小说的发展推向极致。

　　浪漫主义文学产生于18世纪末，在19世纪上半叶达到繁荣时期，是西方近代文学最重要的思潮之一。在纵向上，浪漫主义文学是对文艺复兴时期人本主义理念的继承和发扬，也是对僵化的法国古典主义的有力反驳；在横向上，浪漫主义文学和随后出现的现实主义共同构成西方近代文学的两大体系，造就19世纪西方文学盛极一时的繁荣局面，对后来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简单将，美国浪漫主义深受欧洲的浪漫主义影响。面对新的国家的一切生机，作家表达了对未来的向往和憧憬，作品中充满了自豪与自信，如惠特曼作品中的乐观主义精神。特点：道德热情（如超验主义），相信individualism和内在感知等

英国的浪漫主义受到法国思想家卢梭观点的影响，作家表达了对现实不满，对未来的憧憬，呼吁人们远离都市，回归自然等。

①促进了历史主义思想的传播和历史进化理论的完善

浪漫主义史学家奉行的历史主义思想，是浪漫主义史学中最重要的思想成果，是推动19世纪西方史学进步的主要因素之一。

18世纪的理性主义史学家有一个共同的致命缺陷，就是缺乏历史感，不能用历史的眼光去看待历史事物。他们往往人为地把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从总体的历史联系中抽离出来，然后再根据某种固定的和先验的现代标准进行褒贬，或者绝对肯定，或者绝对否定。尤其是对中世纪所采取的历史虚无主义态度，更加明显地暴露出他们在史学方面的简单化和形而上学的缺陷。他们虽然倡导历史进化思想，但是却把历史的进步狭隘地理解为现在对过去的否定，把前后相承的历史写成了简单的今昔对比。这种割裂历史、否定历史连续性的观念和做法，尽管出自反封建的进步意图，但毕竟是反科学的、是站不住脚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在这里，反对中世纪残余的斗争限制了人们的视野，中世纪被看成是千年来普遍野蛮状态所引起的历史的简单中断，中世纪的巨大进步─欧洲文化领域的扩大、那里一个接着一个形成的有生命力的民族，以及14及15世纪的巨大技术进步─这一切都没被人看到。这样一来，对伟大的历史联系的合理看法就不可能产生，而历史至多不过是供哲学家使用的例证和插图罢了”。由此可见，西方史学要继续向前发展，就必须克服这种非历史主义的思维倾向。

浪漫主义史学家坚信：人类历史是一个有机发展的整体过程，其间有着不可割断的历史连续性，任何社会历史现象都不是突然出现的和突然消失的，因而对它们都必须进行历史的、“遗传学”的分析，追溯它们的起源、具体考察它们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特点、承认它们都有存在的根据和理由，而不是进行绝对的肯定或否定。按照他们的这种理解，世界历史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因而不能用一个普遍性的世界历史模式来取代各民族的具体历史。

由浪漫主义史学家信奉和推广开来的这种历史主义思想观念，尽管它本身还存在着不少缺陷，却不愧为人类历史思想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大进步，对促进19世纪西方史学的繁荣、推动西方各国史学普遍走向专业化和职业化、从而使之形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都起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历史主义的思维模式还极大地丰富和完善了历史进化理论，使得由启蒙时代的史学家基本确立起来的历史进化理论更具有历史基础、更符合历史的真实。无论是维科的著作被重新“发现”、还是赫尔德学说的进一步普及，无论是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提出、还是基佐文明史系列的出版，都赋予历史进化理论更加丰富的历史内涵，使之摆脱了原先由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带来的尴尬，从而将历史进化理论推进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与此同时，随着历史主义思想的传播和普及，历史主义原则也逐渐地被其他人文社会学科各部门所认可，从而使得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学者们也开始重视从历史的角度研究本学科的相关课题、并逐渐摆脱形而上学的束缚，大大加速了各个学科的发展。正因为如此，历史学才得以在不长的时间内赶上了其他人文社会学科，跃居人文社会学科的首位，得到了整个学术界空前绝后的尊重。

②促进了阶级斗争学说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

用阶级分析法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研究历史、解释历史，这也是浪漫主义史学的主要思想成果之一。它不仅为促进19世纪西方史学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且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形成提供了积极的思想素材。

1852年3月5日，马克思在给约·魏德迈的信中曾明确地写道：“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

马克思在信中所提到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其实就是那些首先倡导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阶级斗争学说的梯叶里、基佐、米涅以及梯也尔等法国的自由派浪漫主义史学家。他们在各自的历史研究中所体现出来的阶级分析法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大致包括以下内容：

他们把阶级斗争看成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和主要内容。在他们看来，中世纪以来的欧洲社会(主要是西欧)始终贯穿着市民阶级(在法国则为第三等级)和封建贵族阶级之间的激烈斗争，这是从中世纪到近代的历史演变过程中的基本内容，也是引起这一过程中各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所在。

他们热情赞扬市民阶级在与封建贵族阶级的斗争中成长壮大，极力论证17世纪的英国革命和18世纪的法国革命都是市民阶级与封建贵族阶级之间的斗争日益激烈的结果，是这两大阶级之间的一次大决战。他们甚至认为，市民阶级与封建贵族阶级之间的斗争，是正确理解中世纪以来英法两国历史发展的一把钥匙。

他们看到了引起阶级斗争的根源在于经济利益的对立，他们已经能够把阶级关系理解为以财产关系为核心的物质利益分配关系，从而坚定地把阶级斗争与物质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将它们作为理解和解释历史的主要途径。

在他们看来，资产阶级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资产阶级统治地位的确立就意味着阶级斗争的终结。在他们的笔下，“市民阶级”或“第三等级”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的代名词；他们对市民阶级或第三等级的讴歌，实际上也就是在为资产阶级唱赞歌。在他们的心目中，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一旦确立起来，人类的历史进程也就接近“永恒的真理之路”了，因而阶级斗争的最终目的就是建立资产阶级的政权、使得资本主义制度能够永久地持续下去。毫无疑问，这就是自由派浪漫主义史学家所倡导的阶级斗争学说的本质所在。

浪漫主义史学家把阶级斗争学说运用于历史研究，标志着欧洲的历史观念又完成了一次巨大的进步，是对旧的唯心史观的一次有力的冲击。旧的唯心史观往往把历史变革的原因归结为少数帝王将相的个人行为，而浪漫主义史学家则把它归结为阶级之间的对抗，归结为人民(即资产阶级)的力量；旧的唯心史观的一个致命缺陷就是从人们的头脑里寻找所有历史变革的最终动力，而浪漫主义史学家则把目光投向了以物质利益分配为核心的阶级关系和阶级状况的变动，从而把认识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的立足点移到了社会的物质经济生活方面。应该说，这种认识在唯物史观的发展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重大意义。

浪漫主义史学家的阶级斗争学说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他们并未能科学地揭示出阶级产生和存在的真正根源，也未能对社会经济关系达到科学的认识；尤其是他们心目中的阶级斗争仅限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这个历史阶段之内，而并未把它贯穿于整个阶级社会的历史全过程。

1830年的“7月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建立了以路易·菲利普为首的新的君主立宪体制。大多数自由派浪漫主义史学家认为：7月王朝的建立，标志着自1789年革命开始的演变过程宣告结束，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已经确立。换而言之，在他们看来，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于是他们的思想也开始趋向保守。当1848年革命使得欧洲的阶级斗争形势越发激烈的时候，他们关于阶级斗争的历史思想也就发生了更加彻底的蜕变。甚至连基佐那样的“天才历史学家”，也转而将阶级斗争视为“洪水猛兽”，咒骂阶级斗争“是一种灾难，一种耻辱”，最后竟然著书否定了自己以前的观点。这些历史事实可以说是对浪漫主义史学家的阶级斗争学说的局限性做了最好的说明。

③促进了国别史研究和历史著作的普及

浪漫主义史学第一次把研究民族史和国别史视为历史学家的首要任务，各国的浪漫主义史学家也都争相撰写本民族和本国的历史，尤其热衷于撰写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冷遇的中世纪史。这样一来，随着历史研究的范围迅速扩大、历史学家的队伍迅速扩容，历史著作(尤其是本国史的著作)的数量也显著增加。这既推动了专业领域里国别史和民族史研究的繁荣，也为一般民众阅读历史著作提供了空前的可选择余地。

除了本民族史和本国史的内容能够唤起人们的阅读愿望之外，浪漫主义史学家都很善于运用抒情的文学手法、对具体的历史过程和中世纪的田园风光作细腻的情景描写，从而更加激发了一般读者对历史的阅读兴趣，改变了以往历史著作仅供上流社会欣赏的状况。而所有这些又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了历史学的迅速发展，加速了19世纪的史学独立化进程。

④促进了近代语言学和近代史料学的发展

浪漫主义史学家普遍相信自己的情感和直觉，并不重视史料工作。然而，民族史和国别史研究的需要，却又促使欧洲各国史学家不得不去广泛地搜集和出版本国历史的史料。与此同时，除了研究本国历史的需要之外，浪漫主义史学家都把民族语言看成是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因而也就激发了他们从历史的角度研究民族语言的热情，并促使他们把语言学研究的成果和方法运用于史料考证。于是，这不仅促进了近代语言学的产生，而且还促进了近代史料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