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散文特点其代表作有哪些？

先秦诸子散文诸子百家是先秦至汉初各个学派的总称，诸子即指各家的代表人物，亦指他们的代表作；百家即指各学派。《汉书·艺文志》作者根据刘歆的《七略》一书，把儒家经典列入〈六艺略〉中，在〈诸子略〉中，又把先秦至汉初各学派分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等十家。同时，还著录各家著作，「凡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

小说家

先秦九流十家之一，乃采集民间传说议论，借以考察民情风俗。《汉书·艺文志》云：「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

杂家

战国末期的综合学派。因「兼儒墨、合名法」，「于百家之道无不贯综」(《汉书．艺文志》及颜师古注)而得名。秦相吕不韦聚集门客编着的《吕氏春秋》，是一部典型的杂家著作集。

农家

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因注重农业生产而得名。此派出自上古管理农业生产的官吏。他们认为农业是衣食之本，应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孟子．滕文公上》记有许行其人，「为神农之言」，提出贤者应「与民并耕而食，饔飨而治」，表现了农家的社会政治理想。此派对农业生产技术和经验也注意记录和总结。《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等篇，被认为是研究先秦农家的重要资料。

纵横家

中国战国时以纵横捭阖之策游说诸侯，从事政治、外交活动的谋士。列为诸子百家之一。主要代表人物是苏秦、张仪等。战国时南与北合为纵，西与东连为横，苏秦力主燕、赵、韩、魏、齐、楚合纵以拒秦，张仪则力破合纵，连横六国分别事秦，纵横家由此得名。他们的活动对于战国时政治、军事格局的变化有重要的影响。《战国策》对其活动有大量记载。据《汉书·艺文志》记载，纵横家曾有著作「十六家百七篇」。

名家

名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因从事论辩名（名称、概念）实（事实、实在）为主要学术活动而被后人称为名家。当时人则称为「辩者」、「察士」或「刑（形）名家」。代表人物为惠施和公孙龙。

阴阳家

阴阳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因提倡阴阳五行学说，并用它解释社会人事而得名。这一学派，当源于上古执掌天文历数的统治阶层，代表人物为战国时齐人邹衍。阴阳学说认为阴阳是事物本身具有的正反两种对立和转化的力量，可用以说明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五行学说认为万物皆由木、火、土、金、水五种原素组成，其间有相生和相胜(葜)两大定律，可用以说明宇宙万物的起源和变化。邹衍综合二者，根据五行相生相胜说，把五行的属性释为「五德」，创「五德终始说」，并以之作为历代王朝兴废的规律，为新兴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理论根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此派著作二十一种，已全部散佚。成于战国后期的《礼记·月令》，有人说是阴阳家的作品。《管子》中有些篇亦属阴阳家之作，《吕氏春秋·应同》、《淮南子·齐俗训》、《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保留一些阴阳家的材料。

法家

法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因主张以法治国，「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故称之为法家。春秋时期，管仲、子产即是法家的先驱。战国初期，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等开创了法家学派。至战国末期，韩非综合商鞅的「法」、慎到的「势」和申不害的「术」，以集法家思想学说之大成。这一学派，经济上主张废井田，重农抑商、奖励耕战；政治上主张废分封，设郡县，君主专制，仗势用术，以严刑峻法进行统治；思想和教育方面，则主张禁断诸子百家学说，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其学说为君主专制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根据和行动方略。《汉书·艺文志》著录法家著作有二百十七篇，今存近半，其中最重要的是《商君书》和《韩非子》。

墨家

墨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创始人为墨翟。这一学派以「兼相爱，交相利」作为学说的基础：兼，视人如己；兼爱，即爱人如己。「天下兼相爱」，就可达到「交相利」的目的。政治上主张尚贤、尚同和非攻；经济上主张强本节用；思想上提出尊天事鬼。同时，又提出「非命」的主张，强调靠自身的强力从事。墨家有严密的组织，成员多来自社会下层，相传皆能赴火蹈刀，以自苦励志。其徒属从事谈辩者，称「墨辩」；从事武侠者，称「墨侠」；领袖称「巨（钜）子」。其纪律严明，相传「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吕氏春秋·去私》）。墨翟死后，分裂为三派。至战国后期，汇合成二支：一支注重认识论、逻辑学、数学、光学、力学等学科的研究，是谓「墨家后学」（亦称「后期墨家」），另一支则转化为秦汉社会的游侠。

道家

道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又称「道德家」。这一学派以春秋末年老子关于「道」的学说作为理论基础，以「道」说明宇宙万物的本质、本源、构成和变化。认为天道无为，万物自然化生，否认上帝鬼神主宰一切，主张道法自然，顺其自然，提倡清静无为，守雌守柔，以柔克刚。政治理想是「小国寡民」、「无为而治」。老子以后，道家内部分化为不同派别，著名的有四大派：庄子学派、杨朱学派、宋尹学派和黄老学派。

儒家

儒家是战国时期重要的学派之一，它以春秋时孔子为师，以六艺为法，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主张「德治」和「仁政」，重视道德伦理教育和人的自身修养的一个学术派别。同时，儒家强调教育的功能，认为重教化、轻刑罚是国家安定、人民富裕幸福的必由之路。主张「有教无类」，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应该进行教育，使全国上下都成为道德高尚的人。在政治上，还主张以礼治国，以德服人，呼吁恢复「周礼」，并认为「周礼」是实现理想政治的理想大道。至战国时，儒家分有八派，重要的有孟子和荀子两派。

诸子散文包括：

1、士的兴起与诸子百家。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与士这一阶层的兴起有密切关系，由社会各个阶层转化而来的士，成为此期活跃于政坛及思想界、教育界的风云人物，其中“九流十家”，有完整的思想体系，成为诸子百家的代表。

2、兵家与早期道家的格言体散文。《孙子兵法》谋篇布局的特点；《孙子兵法》的语言特色；《老子》的思想；《老子》的格言式散文。

3、语录体散文集《论语》。孔子的思想；《论语》精粹的语言艺术；《论语》对人物性格及语态的描写。

4、对话式论辩体散文《孟子》和《庄子》。《孟子》的思想；《孟子》的论辩特点；《孟子》的语言艺术；《孟子》的寓言艺术；《庄子》的思想；《庄子》散文的浪漫主义特点；《庄子》的寓言艺术。

5、论说体散文《荀子》与《韩非子》。《荀子》说理文的艺术；《韩非子》的寓言艺术。

分类: 文化/艺术

问题描述:

先秦时期一部最能代表儒家思想的语录体散文集是：

倡导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先秦思想家是：孔子 老子孙 墨子 孟子 (请选择)

居唐宋八大家首位的作家是：

小说《羊脂球》的作者是：

元曲四大家是指：

老舍代表作有:

感谢你们的答案！

解析:

《论语》

《孟子》

《韩愈》

莫泊桑

关汉卿、白朴、马致远、郑光祖

《茶馆》《我这一辈子》《正红旗下》《四世同堂》《林家铺子》《龙须沟》《骆驼祥子》等。

第三章 先秦理性精神

一、儒道互补

儒道互补，是两千多年中国思想的一条基本线索，孔孟荀创立的儒学的基本特征是，怀疑论或无神论的世界观和对生活积极进取的人生观，它以心理学和伦理学的结合统一为核心和基础。中国重视的是情理结合，以理节情的平衡，是社会性、伦理性的心理感受和满足。

《乐记》是中国最早的美学文献。

正因为重视的是情感感受，而不是认识模拟，于是与中国哲学思想相一致，中国美学的着眼点更多更多不是对象实体，而是功能、关系、韵律。

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作为儒家的补充和对立面，相反相成地在塑造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文艺审美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表面看来，儒道是对立的，一个入世，一个出世，一个积极进取，一个消极避退，但实际上相互补充而协调，兼济天下，独善其身，身在江湖，心存魏阙，儒家强调艺术的人工制作和外在功利，道家突出的是自然，是美和艺术的独立。

道家更抓住了艺术和审美、创作的基本特征——形象大于思想，想象重于概念。儒家对后世文艺的影响主要在主题内容方面，道家则更多在创作规律方面，亦即审美方面，而艺术作为独特的意识形态，重要的恰恰是其审美规律。

二，赋比兴原则

真正可以作为文学作品看待的，首推《诗经》中的国风和先秦诸子的散文。《诗经》奠定了中国诗的基础，及其抒情为主的基本美学特征。

从诗经中后人归纳了赋比兴的美学原则，朱熹的解释是：“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

“比、兴”，都是通过外物、景物，而抒发，寄托，表现，传达情感和观念，所谓“不道破一句”一直是中国美学重要标准之一。

赋，指白描式的记事、状物，抒情表意，先秦散文，体现赋的原则，成为说理的工具。

说理论证的风格气势，如孟文的浩荡，庄文的奇诡，荀文的谨严，韩文的峻峭，才更是使其成为审美对象的原因。孟文中排比句的“气势”，庄文中夸张想象的“飘逸”，不都正是情感、理解，想象诸因素的不同比例的配合吗？不正是由于充满了丰富饱满的情感和想象，而使其说理、辩论的文字终于成为散文文学。

三、建筑艺术

木建筑是中国的特色，对建筑审美要求达到真正高峰，则要到春秋战国时期，以阿房宫为最高点。中国建筑最大限度利用了木结构的可能和特点，以空间规模巨大，平面铺开，相互连接和配合的群体建筑为主要特征。

“百代皆沿秦制度”，建筑亦然，秦汉，唐宋明清，建筑艺术基本保持和延续着相当一致的美学风格——中国民族特点的实践理性精神。

建筑平面铺开的有机群体，实际上已把空间意识转化为时间过程，在复杂多样的亭台楼阁间的不断进程中，感受到生活的安适和环境的和谐。中国的理性精神还表现在建筑物严格对称，结构至上，以展现严肃方正，井井有条，也就是理性。

随着后世的发展，对称性被打破，以模拟和接近自然山林为目标的建筑美则出现了，那就是苏州园林。

第四章 楚汉浪漫主义

一、屈骚传统

当理性精神在北中国节节胜利时，南中国由于原始氏族社会结构有更多的保留和残存，便依旧强有力地保持着和发展着绚丽的远古传统——以屈原为代表的楚文化。

《离骚》中鲜艳又深沉的想象和情感的缤纷世界，《天问》是保留了远古神话传统最多又系统的文学篇章，《九歌》是有关巫术礼仪的祭神歌舞和音乐。

汉文化就是楚文化，楚汉不可分，蕴藏着原始活力的传统浪漫乃是楚汉艺术的灵魂。

二、琳琅满目的世界

尽管儒家和经学在汉代盛行，“厚人伦，美教化，”“惩恶扬善”被规定为艺术领域的现实功利职责，但汉代艺术的特点却恰恰是，它并没有受这种儒家狭隘的功利信条的束缚，而是通过神话和历史，现实和神，人与兽同台演出的丰满的形象画面，极有气魄的展现了一个五彩缤纷，琳琅满目的世界。

山东武梁祠、河南南阳、四川成都出土的汉画像石内容包罗万象，历史、神话，生活，只有对世间生活怀有热情和肯定，并希望这种生活继续延续和保存，才会对生活中的一切去描绘、欣赏和表现。

汉赋，“不歌而咏谓之赋”，心胸开阔，气势雄沉。

工艺品如漆器、铜镜、织锦极端精美，由于是工匠集体手工业，不计时间、成本所致，如马王堆出土的不到一两重的纱衫，河北出土的金缕玉衣。

三、气势与古拙

一往无前不可阻挡的气势、运动和力量，构成了汉代艺术的美学风格。那种蓬勃旺盛的生命，那种整体性的力量和气势，是后代艺术难以企及的。

如果说唐代艺术更多表现了中外艺术的交融，从而颇有“胡气”的话，汉代艺术却更突出地呈现着中国本土的音调传统，那由楚文化而来的天真狂放的浪漫主义，那人对世界满目琳琅的行动征服中的古拙气势的美。

先秦最主要的其实是诸子散文和史书。

其中如《春秋》、《左传》、《战国策》、《国语》这些本身是史书，但同时又具备较高的文学性。

而诸子散文，在春秋战国时期，可谓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其中最著名的，儒家学派的有：《论语》、《孟子》、《荀子》；墨家的主要是《墨子》；法家的《管子》、《韩非子》；道家的《老子》（即道德经）、《庄子》等等。

除史书和诸子散文外，有孔子汇集民间歌谣而成的《诗经》，有楚国的《楚辞》等。

先秦成就最高的，当属诸子散文。

孟子：

孟子自幼受儒家思想的熏习,对儒家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又“私淑孔门后学”，以继承和光大儒学为毕生追求，形成了以“民本”、“仁政”、“王道”和“性善论”为主要内容的孟子学说，为儒家学说的发展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民本：民本思想是孟子思想的精华所在。先秦民本思想渊源已久，《尚书�6�1夏书�6�1五子之歌》：“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谷梁传�6�1恒公十四年》：“民者，君之本也。”孟子对民本思想给以系统的发展和阐述。民本思想在孟子的政治思想中占有突出的位置。他明确提出只有“保民”才可以“王”天下，“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6�1梁惠王上》）他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6�1尽心下》）他认为决定统治者统治地位的政治基础是民心的向背，民心归服是一统天下的决定性因素，“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孟子�6�1离娄上》），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民比君主更重要，基于这种观点，他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6�1公孙丑下》）

　　仁政：仁政思想是孟子政治思想的核心。孟子在孔子仁政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其发扬光大，建立起自己完整的仁政学说体系。孟子仁政思想主要表现在养民、教民两个方面。

　　养民---一要制民之产，“是故明君必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6�1梁惠王上》）“民之为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孟子�6�1滕文公上》）孟子的仁政就是要合理解决土地、衣食、教育等基本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土地问题，“仁政必自经界始。”（《孟子�6�1滕文公上》）二要使民以时。孟子认为统治者在征用劳役时就以“不违农时”为前提，同时也反对滥捕乱伐，“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 ”“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子�6�1梁惠王上》）当时战争不断，而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强，频繁的战争必然贻误农时，影响农业生产。其“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则反映了注重保护自然资源的可贵思想。三要取民有制。他主张薄税轻敛，“取民有制。”（《孟子�6�1滕文公上》）“省刑罚，薄税敛。”（《孟子�6�1梁惠王上》）不能滥征，不能搞苛捐杂税。他把这看作是富民之道，说：“易（治）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孟子�6�1尽心上》）他把“什一之税”描绘为最理想的税制，认为这种十分抽一的税率不能再提高，而且还须根据实际收成情况而减征或缓征。他列举当时赋税繁多的情况说：“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孟子�6�1尽心下》）征布、征粮，还要征劳役，三重负担加在一起，人民是不堪忍受的：“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孟子�6�1尽心下》）他要求对这种重税加以宽减，“君子用其一，缓其二。”（《孟子�6�1尽心下》）还骂那些自称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的所谓“良臣”是“民贼”。（《孟子�6�1告子下》）

　　教民---向人民施以教化。他屡屡说：“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孟子�6�1梁惠王上》）“设为庠序学校以教育之。”（《孟子�6�1滕文公上》）“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也。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孟子�6�1滕文公上》）他认为教化是保证社会和谐的重要措施，教化可以使人“明人伦”，从而达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6�1滕文公上》）

　　王道：“王道”是孟子提出的国家政治的最高理想。孟子认为民本与仁政能否实现，关系到能否实现“王道”这一目标。孟子所谓“王道”，即“以德行政者王”，他列举商汤、周文王行王道的例子：“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6�1公孙丑上》）在孟子看来，实行王道之治就是“保民而王”，就是“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孟子�6�1梁惠王下》）正因为孟子把实现王道作为最高的政治理想，所以凡不以“王道”治国者，便都被他视为“罪人”，视为“独夫民贼”，遭到他的猛烈抨击。

　　性善：在孟子思想中，性善论是其伦理思想和政治思想的根基。孟子认为，人的本性与动物本性的不同之处在于人有道德，即人生而具有仁、义、礼、智等道德品质，人们都有一种先天向善的能力，即“良知”、“良能”：“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其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孟子�6�1尽心上》）意思是说，人们无须乎学就会做的，这是他们的良能；无须乎用脑筋思考就知道的，这是他们的良知。两三岁的孩童，没有不知道爱他们的父母的，等到长大了，又没有不知道尊敬其兄长的。亲爱父母便是仁，尊敬兄长便是义。

　　为了使人们确信人性本善的结论，孟子进行了论证，提出人皆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种心向。此四种心向乃是仁、义、礼、智发生的根源。恻隐之心是仁发生的根源，羞恶之心是义发生的根源，辞让之心是礼发生的根源，是非之心是智发生的根源。而四人的四种心向所产生的仁、义、礼、智四种品德是属于善的品德。因此，人的四种心向是向善之心向，而人之向善之心向是根源于人性的，由此可知，人性当是善的。孟子认为：“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6�1公孙丑上》）在孟子看来，没有同情、羞耻、辞让、是非之心的人，简直不是个人。人有这种心向，就好比人有四肢一下，是自然而然的。因此“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6�1告子上》）仁义礼智这些美德，不是由外面给予或施加的，而是人本身就生而具有的，只不过人们不去想它罢了。

　　孟子学说,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除了上述几点外,还有许多精彩而丰富的内容,如“养气”说，“人格修养说”，“尽心、知性、知天”说，“以意逆志”说等等。孟子学说对儒家学说起到了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奠基作用，他与孔子学说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中国儒学思想发展的基础---孔孟之道，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干。

你说的已经很全了，《吕氏春秋》也应该算吧，你没说

另外关于十子的问题

民国上海图书集成局校印<<十子全书>>十六册全，是书白纸线装,内有黑墨批校和朱笔圈点，品相如图。十六册书为老子1册庄子2册管子3册荀子2册列子1册韩非子2册淮南子3册文中子1册扬子法言与曷冠子合1册

根据这本书分析，应该指老子、庄子、管子、荀子、列子、韩非子、淮南子、文中子、扬子和曷冠子十个人。

先秦文学概说

(1)先秦即秦代以前，指公元前221年秦朝统—天下以前的历史，包括中国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早期封建社会三种社会形态。先秦文学要讨论中国文学的起源、口头文学、早期书面文学和成熟的书面文学。文学的起源和口头文学须上溯到史前史，即没有成文历史以前的人类历史阶段。先秦文学的主体部分是成熟的周代书面文学，尤其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学。这一时代由天下统一的分封到诸侯异政的分裂，再到中央集权的统一，文学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体现了华夏范围内由分裂而寻求统一的基本时代特征。

(2)“先秦”指的是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的历史时期。先秦文学是我国古代文学发生发展的最早阶段，它包括秦代以前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学。在这一阶段里产生了很多优秀作品，有成为我国古代文学先导的古代神话和古代歌谣，有标志着我国文学光辉起点的《诗经》，有作为后代史传体文学和小说、戏剧滥觞的历史散文，有体现战国时代百家争鸣之局的诸子散文，有我国寓言文学鼻祖的先秦寓言，有光耀千古的浪漫主义杰作《楚辞》，等等。丰富多彩，斑驳灿烂，奠定了我国两千几百年文学发展的坚实基础。

[编辑本段]先秦文学内容

上古歌谣和神话、《诗经》、先秦散文、楚辞。

1）远古时期的歌谣和神话传说，在古籍中时有记载。据说是神农时代出现的《蜡辞》云：“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这大约是一首农事祭歌。另有《吴越春秋》卷九所载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该诗反映的是原始人制造弹弓和狩猎的过程，语言古朴，但已经具有韵律，显然是一首十分古老的歌谣。

神话是远古时代的人民，对其所接触的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幻想出来的具有艺术意味的解释和描述的集体口头创作。中国神话大多保存在《山海经》、《楚辞》、《庄子》、《列子》、《淮南子》等古籍中，在所有的古代文献中，以《山海经》最有神话学价值，是我国古代保存神话资料最多的著作。这些神话按题材大致可分为：创世神话、洪水神话、战争神话、英雄神话等，其中著名的有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黄帝擒蚩尤、大禹治水、后羿射日、夸父追日、精卫填海等等。

2）文字产生以后，中国文学才脱离了传说时期。甲骨文字和部分青铜器上的铭文，是现在所知最古的文字。甲骨文和金文的产生为口耳相传的文学发展成为书面文学提供了条件，标志着中国书面文学的萌芽。

先秦散文分为历史散文与诸子散文两个部分。历史散文是史官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渐进产生并成熟起来的。历史散文的发展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尚书》和《春秋》为代表。《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在中国古代散文史上具有奠基的意义。孔子编著的《春秋》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断代史，是编年体史书之祖，其体例和“笔法”对后世散文都产生了经典式的影响。

第二阶段以《左传》和《国语》为代表。《左传》是我国第一部记事详备的编年体史书，也是先秦历史散文中思想性和艺术性最为突出的著作。《国语》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国别体史书，是由各国的史料汇集而成。

第三阶段以《战国策》为代表。《战国策》也是一部国别体史书，主要记叙的是战国时期谋臣策士们的言行。

诸子散文是在先秦理性精神觉醒的背景下和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中形成并繁荣起来的。诸子散文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春秋战国之交：以《论语》、《墨子》、《老子》为代表。《论语》以语录体的形式记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早期儒家的思想和活动。《墨子》是一部墨子及其后学的著作的汇编，反映的是墨家学派所代表的小生产者的思想。其艺术特点是文质意显，富于逻辑性。《老子》基本上是道家创始人老子的著作，它以玄深的哲理思辩和精妙的诗一般的语言相结合，显示着独特的艺术风格。

战国中期：以《孟子》、《庄子》为代表。《孟子》孟子及其弟子的著作，反映了战国中期儒家思想的面貌。《孟子》的散文体现着语录体向专题性论文的过渡，其突出的文学成就在于高超的论辩艺术。《庄子》是庄周及其后学的著作，亦是道家的又一部经典。其文章以独特的艺术造诣绝响于先秦诸子之中，奇妙的构思、汪洋恣肆的语言、浪漫的风格，都体现了在诸子散文中的独特地位和辉煌的文学成就。

战国末期：以《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为代表。《荀子》一书多为荀子自作，其思想体系博大精深，是儒学的进一步发展。其文章多为结构严谨、论说周详的专题性论文，标志着先秦说理散文进入了完全成熟的阶段。《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之作，文章峭拔锋锐、质朴无华，体现着法家文章的基本特色。《吕氏春秋》是吕不韦集门客的集体创作，体制宏大、内容博杂、兼收并蓄是先秦学术思想的一次大规模的总结，也具有较强的文学性。

3）战国时期出现的楚辞，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楚辞”是指以具有楚国地方特色的乐调、语言、名物而创作的诗赋。西汉末年，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编成《楚辞》一书。它和《诗经》共同构成中国诗歌史的源头。南方楚国文化特殊的美学特质，以及屈原不同寻常的政治经历和卓异的个性品质，造就了光辉灿烂的楚辞文学，并使屈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

第一节 先秦社会与文化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从800万年前的云南腊玛古猿化石到三百万年前的湖北古猿牙齿化石，直到170万年前的云南元谋人化石，都是中国土地上类人猿向人类进化的遗迹。此后一直到夏王朝建立以前，中国由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大约经历了100多万年。

旧石器时代以打制石器为标志，人类以狩猎和渔捞为生，人类遗址中大多存在用火的遗迹。在这一悠久漫长的历史时代，中国的远祖完成了直立行走和向智人过渡，逐渐形成无数的原始群落。约28万年前到5万年前的早期智人遗址有辽宁营口、陕西大荔、广东曲江、山西阳高、湖北长阳、山西襄汾等地，晚期智人的遗迹有内蒙古乌审、北京周口店、广西柳江、台湾台南、吉林榆树、江苏泗洪和四川资阳等地。古书中远古神话传说颇多，“三皇”有各种不同的说法，都是创始神话中的神人，是史前人类生活方式的象征。《韩非子•五蠹》有所谓“构木为巢，以避群害”的有巢氏，“钻燧取火，以化腥臊”的燧人氏，《易传•系辞下》有所谓“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的伏羲氏，“斫木为耜，揉木为耒”的神农氏，他们大多是旧石器时代原始群落生活的影子。

新石器时代大约从1万年前开始，以磨制石器、陶器和农业的出现为标志，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渔猎为辅，饲养家畜逐渐发展为畜牧业。旧石器时代的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是母权制，母系氏族社会的繁荣期创造了黄河流域以彩陶为代表的“仰韶文化”。新石器时代的晚期母权制过渡到父权制，父系氏族社会创造了黄河流域以黑陶为代表的“龙山文化”。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星罗棋布，长江流域的浙江有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与北方文化交相辉映。《诗经•大雅•生民》中说，周人的先祖是姜嫄踩踏神仙的脚印而孕育后弃，后弃教民稼穑，实际上反映了母权制向父权制的过渡和农业的兴起。史书追记的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时代，反映了父系氏族社会的概貌，“尧舜禅让”的传说反映了推举部落联盟酋长的情形。事实上与“五帝”并存的部落还有很多，黄帝取代神农氏，战胜炎帝和蚩尤，尧、舜、禹之世与共工、驩兜、三苗的关系等，都透露出部落之间征战频繁的状况。

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前16世纪的夏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王朝。至今还没有发现夏朝的文字，出土文物对夏朝的佐证也很少，关于夏朝的历史传说，概见于后世的追述。五帝时代和夏朝是史前史向史书记载历史的过渡，《史记》记载上下三千年的历史，便是以《五帝本纪》和《夏本纪》为开始。夏禹在帝舜时期接任其父鲧的职位，治理天下水害有功，被帝舜选拔为继承人。禹继舜而位，定国号为夏。禹死后，其子启打破尧舜禅让的制度，开创了父子相传的世袭制度，中国进入奴隶社会。夏朝末年，桀王不务修德而武伤百姓，百姓不堪忍受。商部落日益强大，成汤起兵灭夏。夏朝从禹至桀，共经历17王，约470多年。河南偃师的二里头文化遗址属于夏朝统治的中心区，该遗址的早期文化当属于夏文化。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七孔大玉刀纹饰精美，堪称绝品。酒器铜爵体型轻薄，纹饰简单，嵌绿松石的饕餮文铜牌制作精巧，别具匠心，意味着夏朝文明已经步入青铜器时代。

公元前16世纪到公元前11世纪的殷商王朝是中国奴隶社会的重要阶段。商原本是居住在黄河下游的一个历史悠久的部族，夏朝末年发展到黄河中游，征服许多部落之后，灭夏而建立商朝。从成汤建国到纣王灭国，共历经17代30王，约有600年的历史。商人“不常厥邑”，从成汤到盘庚，曾五次迁都。盘庚迁都于殷，即今河南安阳小屯村，因而商朝亦称为殷或殷商。殷商时代的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都相当发达，大量制作和使用青铜器，创造了灿烂辉煌的青铜技术和青铜文化，《尚书•多士》中说：“唯殷先人，有典有册”，典册用于教育，出现面向贵族子弟传授祭典、礼乐、军事和伦理等内容的教育机制。殷人特别崇敬鬼神，重视占卜，将占卜的结果刻写在龟甲或兽骨上，便是甲骨卜辞。清末民初在河南安阳小屯村殷墟出土的大量甲骨卜辞，是迄今为止所能见到的中国最早的文字，为研究殷商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文字的出现为书面文学的产生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甲骨卜辞就是中国书面文学的萌芽。

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771年的西周以封建宗法制度的巩固为主要特色，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221年的东周以封建宗法制度的逐渐破坏为主要特色。西周定都于镐京，在今陕西西安附近；东周迁都于洛邑，在今河南洛阳，地理方位相对而为西东。周代保留下来的文献和地下出土的文物比殷商时代更多，社会状况也更为清楚。公元前841年，西周厉王暴虐无道，被流放于彘，史称“共和行政”，是中国历史确切纪年的开始。西周实行分封制，天子为大宗主，所封的诸侯为小宗主；诸侯国内部实行嫡长子继承制，诸侯国君与卿大夫相对而为大小宗主。大小宗主层层区别，形成树形结构。诸侯的领地称为“国”，大夫的领地称为“家”。天下耕地实行井田制以量功计禄，不得随意开垦荒地以增加耕地。西周用礼乐制维系统治秩序，严格规定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的上下尊卑关系，“礼”用以区别不同的等级，“乐”用以调节和谐的情感，这就是《礼记•乐记》中所说的“乐者为同，礼者为异”。从周武王到周幽王，西周共经历12王（厉王后共和行政14年），将近300年的历史。

周平王东迁洛邑后的东周被史家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农业生产广泛使用铁器和牛耕，井田制之外的私田大量出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周王室日趋衰微，霸主叠起，诸侯兼并，战争频繁，社会动荡。春秋早期南方的楚国率先僭号称王，后来吴国和越国也先后称王。周定王十三年（前594年），鲁国实行按耕地的数量征税的“初税亩”，以取代实行力役之征的井田制，表明私田得到官方的认可，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重要标志。孔子首开私学之风，平民子弟获得受教育的权利和参与政治的机会，强烈地冲击了世袭制度。旧制度逐渐破坏，新制度逐渐产生。战国时期周王室名存实亡，终至于赧王五十九年（前256年）为秦昭襄王所灭。诸侯各国先后实行政治改革或发生政变，如鲁国三桓分公室，楚国吴起变法，秦国商鞅变法，齐国田氏代姜，晋国三家分晋等。据《战国策》所记载，当时的强国纷纷称王，有“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右，历经250多年的纵横捭阖，东西征战，公元前221年秦朝统一天下，实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结束了春秋战国500多年的分裂局面。

夏、商、周三代的开国盛世常为后人所称道，其中不免多有理想的成分，但三代的统治各有特点，体现了文明进化的规律。《史记•高祖本纪》的论赞中说：“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撇开其历史循环论，“忠、敬、文”的政治正体现了由野蛮到敬祀鬼神，再到礼乐之治的发展规律。

先秦文学概说

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与历史文化大致同步，音乐、舞蹈、绘画和造型艺术等彼此关联，互相影响。中国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早期在岩石上雕刻或绘制的岩画，分布于包括今香港、台湾在内的20多个省区的100多个县、市、旗，最著名的有内蒙古的阴山岩画、云南的沧源岩画、广西的花山岩画、连云港的将军崖岩画、新疆的呼图壁岩画、青海的刚察岩画、嘉峪关附近的黑山岩画等。岩画内容反映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原始的狩猎、农耕、舞蹈等，形体简化而带有符号性的岩画可能是古文字的前身。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有十几件骨笛，大多为七孔，能奏出七声音阶，有的还有调音小孔。山西万荣县荆村和陕西半坡遗址出土的陶埙不按绝对音高制作，一个埙孔能发四个音。新石器时代陶器工艺相当精美，陶器上大多绘有绳纹、篮纹、弦纹、方格纹或动植物形的花纹，造型美观，做工讲究，生活用品已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还有许多纯艺术品的石器和玉器，如磁山文化中遗址中的石雕人头，良渚文化遗址中的兽面纹玉环、山形玉饰、玉琮、龙山文化中的龙凤形玉佩、勾云形玉佩和玉猪龙等，显示出造型艺术的成就和审美意识的发展。原始社会绘画、音乐和造型艺术如此发达，文学的产生亦在情理之中，由于文学是一种语言的艺术，文字和书写工具尚未产生，没有留下原始的记录。

第二节 先秦文学概况

原始社会至夏代的歌谣和神话传说都是口耳相传，属于口头文学，被保存在后世的著述之中。虽然在流传的过程中多有篡改，或加上了流传时代的烙印，但就其内容的本质而言，与原始社会的其他文化艺术有惊人的相似相通之处，是中国文学的萌芽。正如许多动物的坯胎和植物的萌芽从外表上难以分辨种类一样，文学的坯胎和萌芽也还没有独立成形。

一百余年前殷墟甲骨卜辞的出土，揭示了中国最早的文字之谜。数以万计刻有成形汉字的龟甲兽骨片为研究殷商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提供了确凿的文献资料，其中不乏文学的坯胎萌芽，有些卜辞文学特征相当明显。甲骨卜辞是商王盘庚迁都至殷到商纣王覆亡共273年之间的遗物，甲骨文字已有成熟的系统，说明盘庚迁殷之前已有文字，中国古代的书面文学肇始于殷商时代。

稍晚于甲骨卜辞的文字是钟鼎铭文。钟鼎铭文发现很早，西汉就有出土，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叙》中说：“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宋代记载古器物刻辞的著述中已有不少“三代古器”。殷商时代的钟鼎铭文字数极少，西周的钟鼎铭文字数渐多，最长的接近500字，并形成一定的结构模式，形成了名符其实的“文章”。

西周至春秋文献增多，最重要的是儒家的原始经典“六艺”。《史记•滑稽列传》引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这些著述被视为以伦理道德为基础的治国方略。其中《礼经》除《仪礼》外还包括《周礼》和《礼记》，实际成书于战国以后。《乐经》不传，一般认为它就是《诗经》的曲谱。产生最早的当推《尚书》和《周易》。《周易》托古的说法是伏羲画卦，文王作辞，《易经》的萌芽期可能在殷、周之际，《易传》旧传为孔子所作，近人认为系战国秦汉儒者所托。《周易》卦爻辞或韵或散，保存有不少古代的原始歌谣、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在原始文学中据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尚书》是一部跨时代的档案文件汇编，撇开今古文辨伪不论，仅从文字产生的时代来看，其中虞书、夏书显然出于后世的补作，而商书和周书才有可信的起码条件。《尚书》虽然号称难读，却开辟了散文创作的先河，讲究章法结构，条理清晰，并出现不少成熟的辞格，为历代散文家所重视。《春秋》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简史，相传是孔子根据春秋鲁国的史料记载编撰而成，文字简练似流水账簿，未能构成散文篇章，但其微言大义，暗寓褒贬，直接导致了《左传》的产生。

先秦文学主要是周代文学，尤其是东周即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学，《诗经》、史传散文、诸子散文和楚辞是周代文学的主体。

《诗经》产生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也是先秦时期最重要的文学作品。《诗经》以外的古逸诗散见于后世的著述，真伪难辨，因而《诗经》也是西周至春秋时代唯一的诗歌总集。西周以前的歌谣都非常简短，只是具备诗歌的雏形。到了周代，诗歌在原有的基础上繁荣起来，这些诗歌许多被收入《诗经》。《诗经》属于集体创作，有庙堂乐歌、民族史诗和政治讽刺诗，也有大量的民歌。《诗经》民歌的内容和形式丰富多彩，开创了中国诗歌现实主义的源头，在中国文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先秦时代的散文主要有史传和诸子两大类别。史传散文也就是历史散文，先秦两汉时代史书的概念还不够明确，《汉书•艺文志》中尚未设立“史部”，史书只是作为儒家经典或经典的附庸而存在。《春秋》本来是一部编年体简史，但人们并未将它看作史书，而是确定为儒家经典。《左传》与《春秋》有经传关系，用史实解释经文，解经的文字就是传，故称为史传散文。刘勰的《文心雕龙•史传》中所列举的书例除《左传》之外，都与“经”没有必然的联系。

《左传》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体史书，也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叙事文学名著，一般认为是左丘明为解释《春秋》而作。其体例编次与《春秋》相同，用具体的历史事实解释《春秋》经文，内容自成系统，思想也与《春秋》有所区别，可以脱离《春秋》而独立。《左传》全面反映了春秋时代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历史进程，并通过时人的讲述，记载了西周以前的古史和传说。《左传》长于叙事，尤其善于描写战争；语言凝炼传神，温文尔雅，含蓄委婉，幽默生动；作品通过叙事、描写战争和记录人物语言，客观上刻画出大批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形象，是中国叙事写人文学的良好开端。

《国语》被认为是左丘明的另一部著作，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体史书。《国语》与《春秋》没有必然的联系，由于全书的主要史实与《春秋》、《左传》相合，所以又被称为《春秋外传》。其中极少数篇章的记事起于西周穆王时期，比《左传》早二百多年，绝大多数篇章与《左传》相表里。《国语》长于记言，朴实平易，含义深永。或幽默生动，情景毕现；或寓庄于谐，妙趣横生；或纯朴自然，富于哲理；更有不少长篇宏论说古道今，具备论说文的基本格局。

《战国策》是战国时代的纵横家书，成书于西汉晚期。其时上无天子，下无方伯，秦、齐、楚、赵、魏、韩、燕七雄并立，东周、西周、宋、卫、中山仅可立国。秦国与崤山以东某强国联合起来对付其他国家称为“连横”；崤山以东诸侯各国联合抗秦则称为“合纵”，从事连横或合纵的政治家就是纵横家。《战国策》是一部纵横家书，反映战国时代纵横捭阖的政治斗争。《战国策》的语言铺张扬厉，夸饰渲染，富于雄辩的气概。描写人物注重外貌肖像和行动细节的刻画，采用欲扬先抑等多种手法，人物刻画成为作者的主观写作动机。

战国时代人才辈出，各家学派的代表人物统称为诸子。诸子为谋求解决社会矛盾，提出种种治国方略，游说辩论，著书立说，学术思想和文学创作空前繁荣，形成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百家并非实数，只是极言学术流派之多。《汉书•艺文志》载九流十家，依次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九家，师承嬗传，各成流派，故又称九流。小说家出于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不成流派而充为十家，其中影响较为深远的是儒、墨、道、法四家。

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促使诸子散文蓬勃兴盛，主要有战国初期的《论语》和《墨子》，战国中期的《孟子》和《庄子》，战国末期的《荀子》和《韩非子》等。就学术派别而言，《论语》、《孟子》、《荀子》属于儒家，《墨子》属于墨家，《庄子》属于道家，《韩非子》属于法家。就文章体例而言，《论语》是典型的语录体。《孟子》和《庄子》属于论辩文，但《孟子》尚未脱尽语录体，《庄子》已接近专题论文。《墨子》、《荀子》和《韩非子》都是以题概篇的专题论文。

先秦诸子散文都是政治或哲理内容，属于论说文的范畴。然而这些著述的议论说理都注重具象化、形象化，不同程度地采用寓言、比喻、夸张、拟人等文学手法，大多重文采，激越酣畅，宏丽恣肆，想象奇特，辞采华茂，甚至还刻画出生动的人物形象，因而具有浓厚的文学色彩。寓言尤为特色，先秦诸子既大量运用民间寓言，也自行创作寓言，内容丰富，故事生动，手法多种多样，充满智慧和风趣，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

战国时代的文学成就首推楚辞，楚辞是战国晚期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人在南北合流的文化传统和民间文艺的基础上创造的一种有别于《诗经》的新诗体。《诗经》之后约300年左右的时间，散文勃兴而诗坛消沉。屈原和楚辞的出现打破诗坛的消沉，突破《诗经》的格局，为诗歌创作开辟了新的领域，将诗歌创作推向了新的高峰。屈原既是中国诗歌由集体创作走向个人创作的第一人，也是中国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同时又是中国第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诗人雄伟的诗篇，两千多年来一直放射着无穷的光辉，“沾溉后人，非一代也”。

代表人物：墨子。代表作品《墨子》。这一学派以“兼相爱，交相利”作为学说的基础。兼相爱，无差别的爱；“交相利”，即互助主义。

伦理观∶提出“兼爱”，主张爱不应有亲疏、上下、贵贱、等级的分别。墨子认为天下之所以大乱，是由于人不相爱。政治观：主张“尚贤”“尚同”和“非攻”。提倡选任贤才，消除阶级观念（“官无常贵，民无常贱”），使天下大治；主张“非攻”，反对一切侵略战争。

扩展资料

儒家讲“厚葬”，对穷人来讲承受不起，是一种很大的负担，墨家表示反对。但墨家反对一切音乐，让人“吃苦”的同时，却不让人休闲娱乐，这违反人的本性。

墨家宇宙观∶提出“非命”，认为命运不能主宰人的富贵贫贱，强调靠自身的强力从事，通过后天的努力就可以改变。这具有进步意义。但是为了求福避祸，思想上又主张“尊天”“事鬼”，如此又倒退了。故墨家的思想中有的带有矛盾性。这是其思想的局限性的体现。

墨家的一些思想具有现代性或高尚性。如爱利百姓、自苦利他；任人唯贤、选贤任能；崇尚科学、反对天命；爱好和平、兼爱天下；反对空谈、注重实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