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芭蕾 一 来龙去脉(1832~1876) 浪漫主义文艺思潮发端于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巴黎,现实生活中的战乱和苦难不但未泯灭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反而促使这个流派的艺术家创作出大量的不朽之作,其主要特征是通过表现神秘莫测的超自然境界,传达人们在世俗空间中难以如愿的理想。表现在这个时期的芭蕾舞剧中,就大多是些不现实的仙凡之恋,如《仙女》(1832)、《吉赛尔》(1841)、《帕基塔》(1846)、《海盗》(1856)、《葛蓓莉娅》(1870)和《希尔维娅》(1876)等等。“巴黎”和“芭蕾”因此结下了不解之缘,而当时的芭蕾舞校曾多达数百家。 法国流派对芭蕾史作出的最大贡献,是率先推出了轻盈飘逸的脚尖舞技术,而身为瑞典-意大利后裔的法国芭蕾巨星玛丽·塔里奥妮则因在巴黎歌剧院金碧辉煌的大舞台上,主演了父亲菲利波·塔里奥尼专门为她度身创作的“浪漫芭蕾的处女作”——《仙女》而名垂青史,更开创了一个“白裙芭蕾”的新时代。 作为“浪漫芭蕾的悲剧代表作”,《吉赛尔》将浪漫芭蕾那种“仙凡之恋”的题材和轻盈飘逸的动感发挥到了极致,其中由法国诗人和舞评家泰奥菲勒·戈捷创作的剧本令人心驰神往,法国作曲家阿道夫·亚当创作的音乐使人心旷神怡,两位法国编导家让·科拉利和朱尔·彼罗在第一、二幕中分别创作的好戏和好舞足以感天动地,而意大利表演家卡洛塔·格里西则将吉赛尔的人鬼情表现得摧人泪下。 浪漫芭蕾是法国流派芭蕾的兴盛时期,其总体特征与整个法国文化一样,可谓高贵典雅、严谨规范、轻盈飘逸、情怀浪漫,具有典型的浪漫主义艺术特征。这些特征由于布农维尔这个法裔芭蕾家族的传播,很快便在丹麦这个北欧国家生根、开花、结果,甚至在法国芭蕾衰落时,也依然得到发扬光大,并逐渐形成一个取之于法国,并具有自身风范的丹麦流派。
舞蹈形态与舞蹈文化
在人类的发展史上,舞蹈与人类的生存现实一直存在着本质性的关联,舞蹈与人类学也有着漫长的、相互联系的历史。闻一多先生很早就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对舞蹈“是什么”作出了精辟的阐解:“舞是生命情调最直接、最实质、最强烈、最尖锐、最单纯而又最充足的表现。”这一著名的论断,从实质而言是闻一多先生在客观的人类学视野中,通过舞蹈形态来解析、透视舞蹈的本质内涵。他的思维角度是从较为广阔的意义上来阐释“舞蹈是什么”这样一个哲学命题。他在《说舞》中根据澳洲风行的科罗泼利舞,进一步推论出世界各国的原始舞蹈都具有“生命机能总动员”的特点。应该说,闻一多先生的文化人类学探索向度,对我们认识舞蹈的文化原理是有很大帮助的,我们看到的是与生命本能最贴近的文化。毫无疑问,舞蹈是文化的一种表述形式,人类借助了手舞足蹈的形式,把想象的、观念的、整合着多种文化因素的东西化为形象性的、象征性的舞蹈形态来转述我们对生命及自然规律的认识。由此看来,任何形态的舞蹈,都是由它的文化因素所决定的,我们了解和分析这些舞蹈形态非常重要,但是更重要和最困难的是认识这些形态背后的东西。几年前,我曾和日本的几位文化人类学者赴西藏考察萨迦教派的喇嘛跳神。平心而论,如果仅从舞蹈形态上来欣赏萨迦跳神,它可能是一种低消耗的艺术审美,很难从形态上找出动律特征。举手投足极其缓慢,结构与情节全部仪式化了,一尊又一尊的佛神我行我素地表演法事仪轨,“局内”观众是那样地虔诚和顶礼膜拜,而“局外”人要从头到尾看完全部的跳神,还真需要耐性。然而,文化人类学者看到的是巫术与艺术、神学与美学、神格与人格的关联,看到的是一种文化模式,一种可印证的历史、社会、宗教、民俗的文化观念。也许萨迦人并不认为他们在跳舞或从事什么舞蹈活动,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明了生死之念的虚幻,体悟生时救度的征兆。在这里,跳神不是艺术形式而是心灵的表述。舞情、舞律、构图在这里没有更多的价值和意义,真正的价值和意义在于他们必须跳神,跳神是他们生命中的一部分。
在文化人类学的视野中舞蹈是一种文化象征,它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外显媒介和载体,它可能是最为民族化,最具地方色彩,最具有民俗意味,最受当地人认可的文化形态。另一层面是这种文化形态所包涵和体现的内隐的文化价值和意义。在这里,形态和文化是不可分隔的,这是因为文化因素形成了特定的形态,反过来形态又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文化。文化人类学的结论是:一定的文化意义是以一定的艺术元素为传播媒介的,艺术形式反映了一定的社会行为和社会结构。并进一步回答艺术形式的文化特质是什么,它体现和负载了何种文化意义,为什么会制造和使用这种艺术形式,等等。
二、采风与田野调查
文化人类学的舞蹈研究有其独特的立场,它与舞蹈艺术家的角度有其不同的地方。一般来说,舞蹈艺术家注重艺术的、美学的意义,而文化人类学者注重其文化意义的探讨。但是在两个不同的领域却也有其共同的地方,他们都是深入到民间去采风和搜集资料,然而艺术家到民间去采风其关注点往往是舞蹈本身。诸如表现形式、语言符号、象征意义以及风格、韵味、形态等,较少地研究和观察舞蹈以外的其他文化现象。而文化人类学者的田野调查的概念范围相当广泛,他也探讨艺术家所关注的问题,但是他对艺术的关注是全方位的,他研究的对象不仅是作为艺术的舞蹈,而是整个社区的各种文化现象与舞蹈的相互交织,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文化人类学在描述和分析一个文化现象时,强调将研究对象置于整体文化中来观察理解,要求在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中集中精力分析这个文化行为的结构与功能,以及整体文化与部分文化的关系。文化人类学认为社会文化每一个部分(制度、观念、生存方式、生态环境等)都是紧密地关联在一起的。目前散存在中国各民族的形态各异的民族民间舞蹈除了自己的一些独立形态和表现方式之外,它世世代代沉淀在人们意识深层和社会心理机制中,它的文化包容量非常复杂而又博大精深,仅从舞蹈这个学科去研究可能会显得贫乏和单薄。因此研究的方法应该是一种新型的、综合性的、交叉性的、边缘性的多学科研究。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最大的特点就是深入田野调查,掌握第一手资料。因为田野调查能提供人类学家由内部去理解人们在一个特殊的生态环境所从事的特殊文化行为,通过深入的观察和访谈来记录、收集第一手资料。 舞蹈是人类最早发生的文化现象之一。舞蹈是原始人类生命情调最充足的表现,舞蹈是原始社会中拔高了的简朴生活,舞蹈随着原始人类身体的进化而发展,舞蹈又作为发达的肢体语言团聚起人类的原始社会。
自觉地把舞蹈作为审美对象,同时又自觉地把舞蹈作为人类自我形象塑造的艺术手段,严格来说是发生在近代以来的舞蹈现象。认识作为审美对象的舞蹈,一方面需要了解自然沉淀着历史文化的舞蹈,一方面则需要了解舞蹈审美的动作协调原理与动机展开原则。本书并不罗列舞蹈艺术作品的形象营造与形态沿革,而是通过舞蹈艺术作品的典型剖析,帮助读者步入舞蹈审美之门……
舞蹈诗
之所以为“诗”,就在于其动态表现具有诗的韵律和诗的意象。“舞蹈诗”的创作,说到底是“动态意象组合的造境活动”。这就是说“意象”作为诗歌艺术的最小单位,也是舞蹈诗的最小单位;在舞蹈诗中,直抒胸臆的动态应当让位于审美意象的动态.在一部大型舞蹈诗中,作为最小艺术单位的“意象”要服从于整体“意境”的营造;因为意象着眼的是与单个物象或事象相联系的动态,而意境着眼的是整个舞蹈诗的构思和境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视“舞蹈诗”为“动态意象组合的造境活动”。
仙女是古典芭蕾舞中最具诱惑力的人物。她多少年来给观众和演员所带来的是对布侬维尔永恒舞蹈的魅力。芭蕾描述了忧郁的感情和华丽的舞蹈,并表现了中产阶级的安逸生活的不协调和对未知者的一种不可抗拒的诱惑。
仙女是欧洲浪漫芭蕾的一个突破,芭蕾反映了当时的时代和事物的永恒性。詹姆斯,一位年轻的苏格兰小伙子,在他熟知的现实社会和他梦想中的不同的更有诱惑力和危险的
生活。芭蕾表达了浪漫的想法及人的光明和阴暗的两面性。
受法国浪漫主义的影响,布侬维尔的仙女是他唯一的一部悲剧芭蕾,把哑剧和舞蹈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是这部芭蕾的特点。
仙女最初是于1832年由菲利普·塔里奥尼为他在巴黎歌剧院的女儿玛丽·塔里奥尼创作的。布侬维尔与1834年在巴黎看了这部芭蕾,两年以后,他在哥本哈根创作了他自己的仙女, 露茜亚·格拉恩演仙女,而他自己演詹姆斯。与此同时这部芭蕾从国际芭蕾舞台上消失了,这部芭蕾最后一次在巴黎演出是1860年。而布侬维尔的仙女则成为了丹麦皇家芭蕾舞团的传统保留剧目。
仙女们 这出芭蕾并没有故事。背景是洒满银白色月光的森林,幕启时,三位女首席舞者摆出一个围绕著男舞者(饰演诗人)的姿势。首席舞者们和群舞者们随著夜曲的音乐而舞。在夜曲完结后是轻快的降G大调华尔兹,这是其中一位女首席的独舞。接著的是男诗人的独舞;然后是另一位首席女舞者在轻快的D大调马祖卡曲中独舞;跟著便是最后一位女舞者独舞的抒情序曲;这之后便是男诗人和女首席舞者(就是在幕启的姿势中躺在地上的那位)跳的像作梦般美丽的双人舞;最后舞剧在Grand Valse Brilliante的群舞中完结,幕终时所有舞者都回到幕启时的姿态,就像没有移动过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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