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五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你知道是哪几个吗

亚洲五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你知道是哪几个吗

诺贝尔在其个人遗嘱中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最近一年来”“在文学方面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1900年经国王批准的基本章程中改为“如今来创作的”或“如今才显示出其意义的”作品，“文学作品”的概念扩展为“具有文学价值的作品”，即包括历史和哲学著作。很多人说“文无第一”，文学作品的价值不单单只有几个维度就可以考量的，诚然，在世界文学史中，许许多多的大师们因种种原因与诺奖无缘，但并不妨碍这些大师的作品流芳百世，并影响人类至今乃至以后。这里并非说诺奖就是评判大师的唯一标准，纵观历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经统计发现，欧美作家占据压倒性优势，而其他地区则处于“边缘颓势”。这能说明欧美文学比其他地方文学更高级？恐怕绝大部分人都是不认同的，毕竟诺贝尔文学奖评审机制不是文学审判现场的法官，判给你就能分出个胜负对错来。

从1901年第一届诺贝尔文学奖至今，到今天为止，已有五位亚洲文学大师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这一殊荣。

（一）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

泰戈尔被誉为“世界的东方诗哲”，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作家，诺贝尔颁奖官方给这位印度诗人的颁奖词是“由于他那至为敏锐、清新与优美的诗；这诗出之于高超的技巧，并由于他自己用英文表达出来，使他那充满诗意的思想已成为西方的一部分”。泰戈尔是一位多产且多才多艺的作家，一生共出版了50多部诗集，12部中长篇小说，20多个剧本以及不少游记、随笔、论文和专著，此外还创作了大量的音乐绘画作品。这位曾经游学英伦的翩翩才子以《吉檀迦利》于19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部作品焕发着宗教浪漫主义色彩，品格清丽又炽烈，诗人孜孜追寻的我的神，既是上帝、父母、兄弟、情人，亦幻为早晨、黄昏，阳光，而终归于“内在的我”。当然，这部作品的获奖也得益于他自己的英文翻译。泰戈尔在创作方法上，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有机的结合起来，在抒情诗中，浪漫主义比重较多，而在叙事性作品中，现实主义则成分较多。泰戈尔的诗风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过重大影响，启迪了郭沫若、徐志摩、谢婉莹等一代文豪。而在众多作品中，较为大众熟知的便是《飞鸟集》。

代表作品包括：《吉檀迦利》、《新月集》、《园丁集》、《飞鸟集》、《沉船》、《戈拉》、《摩诃摩耶》等。

（二）施姆尔·约瑟夫·阿格农

“阿格农”是他20岁就开始使用的笔名，意为漂泊孤单的人。1966年与德国作家奈丽·萨克斯同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获得此奖的第一位以色列作家和第一位希伯来语作家。阿格农后来之所以只用希伯来语进行创作，是因为每当他读到《摩西王经》、《先知书》等犹太经典文字时，不禁联想到古代宝贵的民族财富毁于一旦，内心充满了悲痛，这悲痛之情使他的心在颤抖，在颤抖之中，他提笔写作，就像一个被流放的王子，居住在自建的小棚子之中，诉说祖先昔日的辉煌。他用含蓄优美、意味深长的希伯来语表现悲剧与死亡主题，反映国破家亡的犹太民族苦难的历程及他个人痛苦的人生体验。其获奖理由是“他的叙述技巧深刻而独特，并从犹太民族的生命汲取主题”。

代表作品包括：《婚礼的华盖》、《大海深处》、《过夜的客人》、《订婚记》等。

（三）川端康成

以小说《伊豆的舞女》（1926）、《雪国》（1948）、《古都》（1962）等著称的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因“以非凡的敏锐表现了日本人的精神特质”，夺得了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词是“由于他高超的叙事性作品以非凡的敏锐表现了日本人精神特质”。川端康成保持了日本的古典美及民族个性。川端崇奉禅宗，将佛经看作世界文学的极致。他古典文学素养深厚，幼时即熟读日本文学名著，并深受外国现代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和乔伊斯等人的影响。川端康成的美学思想是建立在东方美、日本美的基础上，与他对东方和日本的传统的热烈执着是一脉相通的，其美学基本是传统的物哀、风雅与幽玄。让人深感遗憾且不解的是，这位文学大师最后在寓所口含煤气管自杀身亡。

代表作品包括：《伊豆舞女》、《水晶幻想》、《浅草红团》、《雪国》、《名人》、《湖》和《古都》等。

（四）大江健三郎

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继川端康成之后，再度登上了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台。与川端《美丽的日本的我》遥遥相对，大江作了一场《暧昧的日本的我》演说，不再跟随前辈作家沉湎于幽冥玄远的日本美，他要文学更加逼近、逼视战后日本晦暗不明、危机重重的现实乃至当代人类的普遍困境。对于年轻的读者来说，大江健三郎更像是一个符号——一个日本文学的符号，代表了日本文学的某个维度——毫无疑问，他是日本现代文学和战后文学的代表作家，同时也是日本文学中少数几个世界“通用”的作家。其获奖理由是：“通过诗意的想象力,创造出一个把现实与神话紧密凝缩在一起的想象世界，描绘现代的芸芸众生相，给人们带来了冲击”。

代表作品包括：《死者的奢华》、《广岛札记》、《人的性世界》《同时代的游戏》、《青年的污名》、《日常生活的冒险》、《摆脱危机者的调查书》、《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等。

（五）莫言

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莫言成为有史以来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委员会授奖词称，“他的魔幻现实作品融合了民间传说、历史与当下”。 作为当代中国最好的小说家之一，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莫言在国际国内享有很高的声誉，获得过很多重要的奖项，1987年《红高粱》获第四届全国中篇小说奖，根据此小说改编并参加编剧的**《红高粱》获第38届柏林**节金熊奖。从瑞典文学院诺奖委员会主席瓦斯特伯格给出的颁奖词可以略知一二：“莫言是个诗人，他扯下程式化的宣传画，使个人从茫茫无名大众中突出出来。他用嘲笑和讽刺的笔触，攻击历史和谬误以及贫乏和政治虚伪。他有技巧的揭露了人类最阴暗的一面，在不经意间给象征赋予了形象”。

代表作品包括：《红高粱》、《檀香刑》、《生死疲劳》、《蛙》、《酒国》、《天堂蒜薹之歌》、《四十一炮》等。

雪国 作者：川端康成《雪国》以有钱有闲的舞蹈研究者岛村与一位艺妓和一位纯情少女之间的感情纠葛，为读者展现了一种哀怨和冷艳的世界。 读了《雪国》全文，在朦胧中展示事件，创造出一种虚幻的美，超越现实美的绝对境界。他所守望的是一片看不到颗粒的精神田野。川端康成很多作品中都能读出有种淡淡的哀的感觉，《雪国》也不例外 日本文化在历史长河，以“真实”为基础，自力地生成“哀”的特殊品格，并继而形成浪漫的物哀，幽玄的空寂和风雅的困寂三者相通的传统文化精神。在物哀文学观念发展过程中，紫式部作出重大贡献，她在《源氏物语》中，从简单的感叹到复杂的感动，深化了主体感情并由理智支配文学素材，使物哀的内容更加丰富充实，含赞赏亲爱、共鸣、同情、可怜、悲伤的广泛含义，而且感动的对象超出人和物，扩大为社会世相，感动具有观照性。在紫式部看来，物哀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对人的感动，以男女恋情的哀感最为突出；第二层是对世相的感动，贯穿在对人情世态，包括天下大事的咏叹；第三层则属观照性的，它是对自然物的感动，尤其是季节带来的无常感，即对自然美的心。川端康成在《雪国》中表现出的虚无与《源式物语》中的物哀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物哀的第一层是对人的感动。尤其是男女恋情的哀感。这在《雪国》的创作动机中表现了出来，在《雪国》中则稍微深入，作了痛苦的表现。”从男女间的恋情出发来表现悲哀思想，这是日本古典文学传统。《雪国》中驹子真心爱上岛村，不能自持，岛村清楚地知道驹子迷恋上他，但他认为驹子的爱情追求甚至她的生存本身就是徒劳的，可悲的，岛村在驹子为生活而生活，为爱情而爱情这一女性悲哀的苦海是漂荡着，他的内心为苦涩所浸泡。他倾心叶子，叶子可望而不可及，这种虚无感与物哀是相通的。物哀的第二层是对世相的感动。《雪国》整部作品都是在偏僻乡村发生的，似乎与现实联系不大。但联系这部作品的创作背景发现，在川端康成创作《雪国》时，日本军国主义正进行疯狂的侵略战争，川端康成没有下面反映这场战争，而是通过虚实相生的艺术形象巧妙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正如日本评论家岛崎秀树说：“川端康成对军国主义是消极抵抗，《雪国》便是例子。” 川端康成把现实抽象化，把虚无世界把对世相的感动贯穿在人情世相中，暗示人生徒劳。物哀的第三层观照性，它是对自然物的感动。自古以来，日本文学家以自然为友，以回时为伴，很了解自然的心，即自然的灵性。他们在自然中发现美的存在，进而创造文学的美。雪国在夜空下一片白茫茫，山上还有白花、杉树。在雪国，月色也是别有特色，“山头上罩满了月色，这是原野尽头惟一的景色，月色虽以淡淡消去，但余韵无穷，不禁使人产生冬夜寥峭的感觉。””浸透着岛村的主观情绪流露出淡淡的哀愁，这与物哀是相通的，物哀不是直观而是靠情绪，想象力去感受自然，在欣赏自然景物时潜藏着一种爱情的哀愁情绪留有诗韵，包含无常的哀感和无常的美感。

当身心超过60岁的坡道，川端让精神放纵，刻意追求一种奇异、变态的幻想之境，他的小说由纤细哀愁滑向了深深的绝望。1960年问世的《睡美人》是一个美到极致———因技术的烂熟———也是邪恶到极致的小说。

江口这个60多岁的老人到一个海边旅馆去，他得到的是由于服用了大量的药物而赤裸沉睡着的姑娘，“还有什么比一个老人躺在一个让人弄得昏睡不醒的姑娘身边睡上一夜更丑陋的事呢”？这些已经变成了非男性的老人，只有在昏睡的姑娘身边他们才感到自己是生机勃勃的，他们忍受不了衰老的绝望，就一次一次地向那家秘密旅馆走去，而且他们事先会被告知，这些姑娘不管你怎么呼唤也不会醒来。江口在六个不同姑娘的身边度过了五个晚上，这六个姑娘除了露出她们惊人美艳的身体，谁也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对其禀性也毫不了解，但江口老人由此得到了各不相同的体验，一个又一个晚上，垂暮的江口睡在这些睡美人的身边，回想起了各种各样的往事和生命中过往的女性，随着这些回想，江口老人一生的轮廓大致呈现了，同时呈现的是他对年轻可爱女性的执著。

六个姑娘，五个秘密的夜晚，如同一个个递进的乐章构成叙事的交响。这五个夜晚，中间的间隔一次比一次缩短，叙事的节奏一次比一次加速，江口也一次比一次绝望。第一次去时，江口好几次想唤醒那个姑娘，但姑娘万一真的醒来他又怎么办呢，他不知道，或许他有对姑娘身体的爱意，但更多的是自身的空虚和隐约的恐惧———他不是因此而走进这家客栈去的吗？江口注视着睡美人，想起了旧日的情人，甚至有一刻他出现了幻觉，他回忆起了一个事实上并不存在的沐浴的姑娘，他想这是由于受到熟睡的姑娘的青春的诱惑吗？他没有抚摸姑娘的欲望，为了掩饰自己的空虚，他不停地喝水，又吃了药。他做了许多离奇的梦，他梦见姑娘在梦呓，她发出细微的声音说：“你不是也在做噩梦吗？”

江口看起来是迷上这种丑恶的游戏了，半个月后他又第二次去了那家旅馆。如果说第一次是好奇，现在他的心被一种强烈的愧疚抓住了，尔后这愧疚变成了焦躁，变成了一种困惑人的诱惑，这一夜他有了实质性的动作，他发现那个姑娘是个处女。这一夜他还听到了下雨声，在下雨声中他想起了和女儿们去看花的往事（一个变成了非男性的老人与一个让人弄得昏睡不醒的姑娘的交往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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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跟第二次只差八天。他想和姑娘服同样的药、“像她那样沉沉睡去”。他遭到了理所当然的拒绝。

第四次，一个雨雪交加的夜晚。

川康在这个小说中一直操持着让人新奇的疯狂的叙事，一个长年来忧郁善感者在时间暴戾的面孔下变得乖张、放荡而粗暴，在伦理的层面上这或许是不道德的，应该受到遣责的，但小说不是伦理，或者反过来还可以说正是这种疯狂让小说像热带植物一样生长得放任而又恣肆，充满着强劲的想象。结束小说中最后一个晚上的是游戏的崩溃，游戏的自行消解。这一夜，江口睡在两个姑娘中间，他梦见自己新婚旅行后回到家，满园怒放着像红色西番莲的那样的花。他惊醒的时候，一个姑娘在熟睡中死去了。“请客人不要瞎操心，好好休息，还是有一个姑娘的嘛。”旅馆老板娘说。这句话露骨的对生命的漠视刺痛了江口，他愤怒———但也只是瞬间的事，他更多的是胆怯和恐惧。

如果说“浅草作品”、“伊豆作品”中的悲哀和伤感是一种“物哀”，还融化着“日本式的安慰和解救”，那些小说还是非常“天真烂漫、纯朴无邪”的，那么这个暧昧、神秘的故事背后的川端又在想些什么呢？我们从中看到憧憬，看到绝望，看到浮动其中的香气、皮肤和官能的展露，看到了他恋慕的女子的近景和远景，这一切混同在我们对这个故事的敬慕和恐怖之中。他说三岛由纪夫死前发表的小说《齿轮》，那个“病态的神经质的世界”让人产生一种“宛如踏入疯狂境地的恐怖感觉”，其实这也是《睡美人》给我们的感觉，他在展示官能本体的同时，还暗示了生命永远不遵循伦理的归宿。对此，德纳尔特·金的解说是明快而又准确的：“（《睡美人》中的）川端的暧昧是暗含在一切人际关系之中的暧昧，是在心里不断燃烧的、不能解答的疑问……”

1963年，川端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写作了短篇《独的臂》。“‘把一只胳膊借给你一个晚上也可以啊’———姑娘说。于是，从肩膀上摘下右胳膊，用左手拿着，放到了我的膝盖上。”这是《独的臂》的开头。这个小说写的是男主人公用姑娘的一只胳膊换自己的一只胳膊，度过不快的、孤独的一夜的奇特故事。川端在这个小说里，好像把对女性身体的理想寄托在这只胳膊上了。产生这种狂想的孤独的心之深渊，以其强烈的背德意味让人心生恐惧。从《睡美人》到《独的臂》，向着奇怪方向发展下去的川端，那个在安眠药的毒害中“如醉如痴、神智不清”地写作着的川端，越来越滑入到奇想的世界中去了。同时代的评论家小林秀雄把川端的这条道路称作“一种错乱的浪漫主义”，川端强行把自己拉上了这条道路，他成了自己的天赋之才的牺牲。

这不是我们已然接受的、熟知的那个川端，不是《伊豆的舞女》中的那个旅行中的少年情人，不是《雪国》中温柔而又矛盾的岛村，甚至也不是《名人》中的那个观战记者兼业余棋手（他由名人的一心浸*棋艺而丧失许多现实的东西以致落得个悲惨的结局，想到了自己失去了的恋爱和生活）。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分成两半的川端，一半是纤细、哀愁的，还期待着人心的善意修复的可能，另一半则是一张夸张了的粗暴、乖张的美的亵渎者的面孔，从表面上看来，这一半的川端是对那个宣称“日本美和我”的川端的反动，一个对立面，但事实上他只是那个神经质的川端的一个影子，他在那时候还未曾料想到的未来岁月的一张面孔。

1968年在瑞典文学院礼堂里的讲演，作为小说家的川端却避而不谈小说，他谈的是禅宗诗僧希玄道元、明惠上人、西行、良宽、一休宗纯的诗，从《古今和歌集》、《源氏物语》和《枕草子》以来的古典传统，以及东洋画、花道和茶道的精神，他说这就是“日本美的传统”。1969年的《日本文学之美》，开篇谈的是往昔千年之前平安朝的女诗人泉式部的一首短歌，川端说从这首诗中可以感受到朴素的万叶少女的悲怜和纯真，———“再也没有什么诗能比得上和泉式部的诗那样妖艳地飘逸着感官的气息了”。他谈到，这些上千年前的文字，“色调虽然淡薄，却也感染了我的心，”是他写作中一种“内蕴的力量”。这一些似乎可以视作具有“纤细韵味的诗意”的川端叙事的渊源。在公众眼里的小说家川端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传统的承传者（从他的叙事里可以轻易上溯到11世纪紫式部等描绘的生活与风俗的庞大画面），一个具有纤细而敏锐的观察力的作家，一个擅长细腻地观察女性心理（还有女性的感官）的作家，他编织的故事是“网眼精巧工细的工艺品”，他的小说是“纯粹日本式的细微的艺术”。授奖词是这样说的：“他以洋溢着悲哀情调的象征性语言表达自然的生命和人的宿命的存在，表现了日本人心灵的精髓。”但川端在那次讲演中的一段话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这段话或许能帮助我们理解隐匿着的川端的另一半———

“归根到底，以真、善、美为最终目标的艺术家，对魔界难入既憧憬，又害怕，简直像祈求；这种心境有时表露出来，有时深藏心底，大约是命运的必然吧。没有魔界，则没有佛界。而进入魔界颇为困难。

意志薄弱者是不可能的。”

到现在为止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弄懂了川端宣称、阐释的“日本美”，从最初接受的几个作品《伊豆的舞女》、《雪国》、《故都》来看，他确实一直像个勤勉的园艺工人，在自己的园地里精心培植着纤细的美的花枝。他的“哀”，有悲哀、哀伤，也有哀怜、同情和怜悯的意味在里面。爱的极致是心智的悲凉，那么这种美的极致呢？我们看到走过了60岁的坡道的川端似乎成了另一个人，或者说他正在显示成为另外一个人的可能，他像一个暴躁的农夫，怒气冲冲，任性而多疑，踢踏着园里栽下的一切。他曾经有过的让人惊奇的女性气质现在也走向了偏执，变得让人不能承受。一般认为是才力耗尽使他走向了对幻想的沉湎（他们甚至说诺贝尔奖是一个陷阱），但事实上是时间伤害了他，是流转的生，是世界的寡情伤害了他，他因此而感到了痛。过了60岁的坡道的川端已经是残生了，他开始用余生来颠覆以前说出、写出的一切。像正冈子规（本世纪初叶日本歌人）那样纵令在死亡的痛苦中挣扎还执著于艺术的，川端坦言他不想向他们学习，在他“临终的眼”看来，即使对写作还有留恋，那也只是个人的修为还没有达到排除“妄念”的程度，“若是没有留下任何有用的东西，反而更能畅通无阻地通往安乐净地”。沿着这个奇怪的方向前进的川端，从“表现道德性与伦理性的文化意识”（授奖词）走向了背德，从一贯的抒情走向了独影自语，从美的探寻和猎获走向了亵渎，从“有用”世界转向了对“无用”的执迷。他现在恣意践踏着美的花枝，有点粗暴，又有点自虐。就像让生命返归于无一样，他现在决意让这个纸上的世界也归化到空无之中，这或许就是“日本式的虚幻”？

就像他在三岛由纪夫的葬礼上致悼词所说，“离开和超越思想与是非善恶，静静地礼拜默祷，乃是日本美的精神的传统”，现在在他的小说里已没有是非与善恶，有的只是对幻想和叙事的着迷。奇怪的是在这个方向上前进着的川端的叙事一直是感伤、纤细甚至平和的，然而其下沉潜着的绝望和决意让一切返归于无的努力因表面的平和更具力量了。

川端曾说，想写的类似的小说“有五六种”，1972年他自行选择的死亡终止了他在这个方向的滑行，他去了一个无法带同风景和少女们共往的彼一世界，这样我们在那个方向上能看到的川端只有《睡美人》和《独的臂》了（或许还应该包括1954年的《湖》），曾经在他的大脑里翻卷着又被带到了另一世界的是何等惊人的故事呢，这是一个费尽心思也不能猜透的谜了，写作这种危险的工作的迷人之处也就在这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