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浪漫主义的理解

浪漫主义是文艺的基本创作方法之一，与现实主义同为文学艺术上的两大主要思潮。作为创作方法，浪漫主义在反映客观现实上侧重从主观内心世界出发，抒发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常用热情奔放的语言、瑰丽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来塑造形象。浪漫主义的创作倾向由来已久，早在人类的文学艺术处于口头创作时期，一些作品就不同程度地带有浪漫主义的因素和特色，但这时的浪漫主义既未形成思潮，又不是自觉为人们掌握的创作方法。

许多知识分子和历史学家将浪漫主义视为是对于启蒙运动的反弹，是一种对启蒙时代的反思。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强调演绎推理的绝对性，而浪漫主义则强调直觉、想象力、和感觉，甚至到了被一些人批评为“非理性主义”的程度。

在整体上而言，浪漫主义运动由欧洲在18世纪晚期至19世纪初期出现的许多艺术家、诗人、作家、音乐家、以及政治家、哲学家等各种人物自发组成，但至于浪漫主义的详细特征和对于浪漫主义的定义，一直到20世纪都仍是思想史和文学史界争论的题材。

夏尔·波德莱尔给的定义是：“浪漫主义既不是随兴的取材、也不是强调完全的精确，而是位于两者的中间点，随着感觉而走。”

中文名

浪漫主义

外文名

Romanticism

起源

中世纪法语中的Romance

释义

热烈追求理想世界的文艺创作思潮

特色

想象瑰丽，手法夸张，热情奔放

快速

导航

流派发展

艺术特点

代表作家

涉及领域

民族主义思潮

历史起源

社会背景

它是法国大革命催生的社会思潮的产物。大革命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推动了个性解放和情感抒发的要求，对个人独立和自由的强调，成为浪漫主义文学的核心思想。

虽然浪漫主义精神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浪漫主义的兴起，却发生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欧洲民主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高涨时期。它反映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对个性解放的要求，是政治上对封建领主和基督教会联合统治的反抗，也是文艺上对法国新古典主义的反抗。

法国大革命

启蒙运动在政治上为法国革命作了思想准备，在文艺上也为欧洲各国浪漫主义运动作了思想准备。但是，法国革命胜利后所确立的资产阶级专政和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却宣告了启蒙运动理想的破灭。

“和启蒙学者的华美语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恩格斯）席卷欧洲的浪漫主义运动，正是当时社会各阶层对法国革命的后果以及启蒙思想家提出的“理性王国”普遍感到失望的一种反映。

思想基础

德国古典哲学和空想社会主义为浪漫主义文学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康德、费希特等古典主义哲学家强调天才、灵感和主观能动性，把自我提到高于一切的地位，因而对浪漫主义文学强调主观精神和个人主义倾向产生过深远的影响。空想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尖锐批判、对未来理想社会的展望预测，也对浪漫主义文学有不小的影响。

文学传统

在文学传统上，中世纪的骑士传奇与浪漫主义有直接的渊源关系，浪漫主义一词即来源于传奇一词。而18世纪英国的感伤主义文学和卢梭对感情抒发的崇尚，为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兴起和繁荣铺平了道路。

“浪漫主义”这一术语，是由“浪漫的”（Romantic，罗曼蒂克）这个形容词演化而成的。而“浪漫的”这个形容词又是从法国的“罗曼司”（Romance，即“传奇”或“小说”）转化过来的。据现有资料证明，1654年英国人才第一次使用“浪漫的”这一词语，大致是“传奇般的”、 “幻想的”、“不真实的”，其中明显地包含着贬意的否定性的内涵。到了18世纪，这个词语才逐渐转变为肯定性的褒义词

浪漫主义运动兴起于新古典主义革命性丧失时的19世纪初，20年代到40年代是它最流行的时期，而30年代则是它发展的鼎盛时期。

浪漫主义运动的中心是法国，德国和英国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浪漫主义艺术产生的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就法国而言，18世纪的启蒙主义运动在艺术上已为浪漫主义运动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因为反对17世纪古典主义文艺和创造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新文艺正是启蒙运动思想家们所倡导的。

第二，法国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的生活状况也对浪漫主义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拿破仑进行的战争结束后，法国的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但人民的生活依然贫困，这引起了资产阶级的一些先进知识分子的关注和同情。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家圣西门和傅立叶，就曾十分痛恨大革命前的封建统治。也同样憎恨大革命后的社会制度，因为革命没有解决社会矛盾和人民的穷困，从而渴望建立一个人人平等幸福的社会。这种思想在文艺上也同样得到了反映。

第三，浪漫主义运动的形成和发展与德国的古典哲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美学方面，德国哲学对个性的强调和对美、崇高、悲剧性、自由和天才等范畴的研究完成了浪漫主义运动的理论基础。

其他信息：

杜克大学 的专业主要有：地球与海洋科学、经济学、电气与计算机工程、环境工程、环境科学、环境科学与政策、演化人类学、法国研究、全球文化研究、全球卫生、公共政策研究、宗教研究、浪漫研究、斯拉夫与欧亚研究、社会学、统计科学、西班牙与拉丁美洲研究、非洲与非裔美国人研究、艺术史、亚洲与中东研究、生物学、生物医学工程、生物物理、巴西与葡萄牙研究、加拿大研究、土木工程、古典文明、计算机科学、文化人类学、经济学。

材料补充：

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简称“Duke”或“杜克”）创建于1838年，坐落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North Carolina）的达勒姆（Durham），是一所世界顶尖的研究型综合大学。学校设置的学院主要有：艺术与科学学院、神学院、Fuqua商学院、研究生院、法学院、医学院、尼古拉斯环境学院、护理学院、普拉特工程学院、桑福德公共政策学院。

浪漫主义是文艺的基本创作方法之一，与现实主义同为文学艺术上的两大主要思潮。作为创作方法，浪漫主义在反映客观现实上侧重从主观内心世界出发，抒发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常用热情奔放的语言、瑰丽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来塑造形象。浪漫主义的创作倾向由来已久，早在人类的文学艺术处于口头创作时期，一些作品就不同程度地带有浪漫主义的因素和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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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方法上的浪漫主义在中外文学史上早就有人运用,而作为文学思潮的浪漫主义却是人类文化史的特定阶段的产物。它发端于18世纪末的西欧,在西欧各国流行了近半个世纪以后,又影响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其它地方。而作为文学观念形态上的现代浪漫主义,则是二者的融合。道家文化与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观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一方面,浪漫主义诗学对自由的张扬、对个体的关注、对自然的归依、对异化的敌视等与道家诗学发生着遥远的呼应;另一方面,现代浪漫主义坚决反对“不撄人心”,它在个体与社众之间所保持的紧张战斗姿态与决绝反叛精神尤其是主体的焦灼感又完全不符合道家主张。

鲁迅的浪漫主义文学观与西方浪漫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资源都有密切关联,他既以面向西方思潮大幅度的开放姿态出现,又深深植根于本民族的现实与时代需求,显示出世纪初一代文化巨子面对现代世界文化时的从容宽阔心胸及其从本土现实出发的积极建构心态。现代化与民族化是鲁迅构建浪漫主义文学观的双重方向。代表鲁迅浪漫主义文学观的论著计有《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及《拟播布美术意见书》等等。

鲁迅浪漫主义文学观的核心表述是他在《文化偏至论》中所说的“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这就显示出鲁迅作为文化巨子的对于前辈学人的飞跃式超越精神与整体性推动浪漫主义建构步履的功勋。

围绕费希特哲学所爆发的无神论争论，其激烈程度不亚于与莱辛相关涉的泛神论争论。在争论的最后阶段，即使费希特激情澎湃的《告公众书》（“在你们查抄之前，请先读一读这篇文章”，1799年）也不能阻止他被逐出耶拿。在这场争论中，诺瓦里斯明显是支持费希特的。关于《告公众书》，他当时写信给一位朋友说：“这是一篇杰出的短文，使你可以了解我们的政府和牧师们的一个如此离奇的想法和计划，了解一个已部分实施的压制公众意见的计划。因此，这就要求每一个具有理性的人都留心观察这些步骤，并从这些前提中得出重要的结论”（《文集》，第4卷，第270页）。在他的《杂稿》中，诺瓦里斯甚至还谈到，建立一个“理智的骑士团”——依据启蒙运动的博爱社会而进行的现实思考——将是他一生的“主要活动”。还有谁会说：他没有捍卫理性的权利？或许诺瓦里斯在他的内心深处本来就是一个启蒙主义者？

由此可见，把“启蒙运动”（莱辛！）和“浪漫主义”（诺瓦里斯！）截然对立起来，是多么地错误。那些把浪漫主义与1815年后梅特涅时期的政治复辟等同起来的人便倾向于这种对立（政治复辟的信号：1808年至1809年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进入哈布斯堡王朝的外交和宣传部门任职）。先是“青年德意志”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海涅），然后是自由主义的文学批评家（例如格维努斯），最后是马克思主义者（主要是卢卡契）以启蒙运动来反对浪漫主义，在他们看来，浪漫主义即是政治上的反动。与此相反，无论是向本世纪转折时期的“新浪漫主义者”，还是两次世界大战间的浪漫主义研究（如诺瓦里斯专家鲁道夫·翁格尔和保罗·克鲁克霍恩），都把浪漫主义看作只是对于18世纪启蒙运动的一个反动。

然而，启蒙运动与浪漫主义并非像笛卡尔与帕斯卡尔那样是纯然对立的。60年代以来关于诺瓦里斯的最新研究（W·马尔施、H·沙恩策、C·特雷格、P·皮茨、W·拉什、K·彼得）越来越清楚地表明，它们处于一种具有细微差别的对立关系之中。浪漫主义——正如荷尔德林、黑格尔、费希特、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和诺瓦里斯的传记所揭示的——产生于启蒙运动。浪漫主义逃避现实是一种粗糙低劣的陈词滥调。启蒙运动和早期的浪漫主义，在反对诸侯和僧侣的专制主义统治，拒绝偏见、迷信、伪善、压制和火刑，总而言之，在肯定人的自我解放方面，完全是一致的。换句话说，浪漫主义与非理性最初只有一种间接的关系；对它来说，重要的是把理性与非理性，即人类灵魂、自然和历史中尚未被意识所达及的领域加以调和。因此，浪漫主义首先应理解为是对启蒙运动的批判性的继承和发展；在没有转向反动和复辟之前，它是现代范式中自主性运动的更进一步的阶段。

1799年11月，在耶拿的首次“浪漫派聚会”（其中有施莱格尔兄弟和他们的妻子卡洛琳和多洛泰娅、蒂克、谢林和里特尔）上，诺瓦里斯朗诵了他那篇很快就在朋友圈子中引起轩然大波的文章《基督教或欧罗巴》。它激怒谢林写了一首“敌视宗教的”的揶揄诗， 而歌德作为仲裁人，也拒绝发表这篇文章。在诺瓦里斯生前，《基督教或欧罗巴》从未发表出版，即使诺瓦里斯全集的第一版也没有收入其中，只是在他死去二十五年后，才由施莱格尔在蒂克不知道的情况下发表出来。在后来的几版中，蒂克又把这篇文章给剔了出去，直到19世纪60年代末以后，才正式付印出版，成为诺瓦里斯的主要著作之一。今天，《基督教或欧罗巴》被视为浪漫主义第一流的宗教、政治、诗歌文献。那么，诺瓦里斯是如何在如此之短的时间里写出这篇轰动一时的文章的呢？

诺瓦里斯的诗歌作品，创作于1797年复活节他的未婚妻去世，到1800年夏天他自己突发致命的疾病这三年间，当然，如我们所看到的，它建立在一个漫长的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之上。面对索菲（以及稍后不久他弟弟埃拉斯姆斯）的死，诺瓦里斯仿佛觉得一切都是“死亡的、荒凉的、腐烂的、僵滞的”（第4卷，第179页）：“当我还在观看朝霞时，黄昏已弥漫在我的周围。我的悲伤无边无际，如同我的爱”（第4卷，第183页）。尽管如此，在他的孤独和失落中，生命的意志依然抵抗着一切死的欲望和死的意向，确切地说，这就是他本人所说的“走向不可见世界的使命”：“充满爱地接近上帝和最崇高者，乃是人的禀赋”（第4卷，第190页）。直到几个星期后，他才鼓起勇气去访问索菲的墓穴，在那里他在“激情闪现的瞬间”体验到了某种类似于他的未婚妻的幻象。

就像狄奥提玛对于荷尔德林，索菲的形象对于诺瓦里斯的诗歌活动来说，也成为他生活的伟大典范，甚至成为沟通可见世界和不可见世界的类似于基督的中介者。即使后来又一次订婚（与朱丽叶·封·莎彭蒂尔），也没有与此相抵牾。死亡、黑夜和爱，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位诗人像诺瓦里斯那样，以如此千变万化的形式成为他一以贯之的主题。在索菲身上，诺瓦里斯感受到的不仅是“爱”，而且也是“宗教”。通过与索菲的结合，他确信存在一个和谐与爱的不可见的领域。这个法律系毕业生现在又致力于学习“科学”，哲学和自然科学（在弗莱贝克矿学院的专业学习）——这一切都尽可能辨证地，而且常常是以任意的和矛盾的方式，在一个“更高目的”的视野下被联结在一起，这就是：“从一个更高的立场出发，去眺望那个不可见的世界”（第4卷，第192页）。

“更高的立场”——“不可见的世界”现在更为清晰了：摆脱“费希特的魔术”（他让一个人为其着迷），以及“可怕混乱的抽象概念”（第4卷，第208页）。在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的影响下（他认为，在费希特“知识学”的僵化体系中缺少美学、诗、社交，甚至爱），诺瓦里斯开始潜心研究他早已熟悉的荷兰哲学家和艺术理论家弗兰斯·赫姆斯特惠斯（卒于1790年）的著作。这位哲学家唤起了诺瓦里斯在康德和费希特那里没有发现的许多东西：自然和精神力量的相似性和宇宙的统一性。这种相似性和统一性，一个人只有在他天赋的认识和感觉的“道德器官”（心灵、良心）中才能经验到。这一器官的基本力量就是爱，而诗（诗的真理）则是它的表达。如果道德器官得到发挥，那么，为许多人所期待的黄金时代就到来了。

《花粉》（1798年）是哈登贝克继1791年的那首诗歌之后所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并采用了“诺瓦里斯”的笔名。他当时的许多灵感、思想和主题都体现在这一作品之中：作为“混合性的评论”，它可以引发积极的进一步的思考，并促进一种共同的“同一哲学”，即“综合哲学”。《花粉》与另外一篇具有更多政治倾向并把理想国家思考为诗性国家的《信仰和爱》（1798年）一起，是现今已普遍流行的“浪漫主义断片”的最早例证，且带有一种明显的和典型的浪漫主义向内心转变的特征：“我们渴望穿越宇宙的旅行：而宇宙不就在我们心中吗？我们不认识我们精神的深度，但神秘的道路走向内心。永恒及其世界——过去和未来，要么在我们内心，要么不在任何地方”（《全集》第326页）。

那么，诺瓦里斯确实是一个“浪漫主义的梦想家”吗？是一个想入非非的，在政治上对他的诗性国家，对作为君主共和制或共和君主制代表的国王和女王（指普鲁士！），对作为牧师的诗人抱有幻想，并为此而向公众（尽管只是一小部分）宣布他关于“基督教或欧罗巴”的梦想的人吗？的确，这几乎就像是一个梦，如果我们去听《欧罗巴》（诺瓦里斯本人对他这篇文章的称呼）开头那段朴实无华、简洁洗练，而又铿锵有力的句子：“曾经有过美好而辉煌的时代，那时欧罗巴还是一个基督教国度，一种基督教还居住在这片由人类所形成的大陆上；一种伟大的共同旨趣还连接着这个广袤的精神王国中相隔最遥远的省份（《全集》第499页）。

这就是基督教世界！正是在这里，恰恰当我们再一次拿荷尔德林作比较时，显然有某些闻所未闻的东西发生了。荷尔德林最终是想要达成古希腊和基督教的和解，因此他试图通过基督这位重归的神来颂扬希腊的诸神世界。诺瓦里斯则全然不同：他始终没有脱离基督教-亨胡特兄弟会教派的氛围，接受过唯心主义哲学和现代精确自然科学的熏陶，而且通过所爱之人的死在宗教上被唤醒。现在他重新认识到古希腊和基督教之间的对立，并试图通过基督最终战胜希腊的诸神世界。“您一定要见见他；因为您阅读他的三十本书，也不如同他喝上一次茶能更好地了解他”，弗·施莱格尔的女友，多罗特娅·法伊特在写给施莱尔马赫的信中谈到诺瓦里斯时这样说道，“当然，他还没有让我倾倒。他看上去像一个通灵的预言家，性格怪癖，特立独行，这一点不可否认。在这里，基督教重新成为一种风尚……”（转引自G·舒尔茨，第124页）。那么，诺瓦里斯，如忧虑不安的歌德所嘲笑的那样，是浪漫主义知识分子的“皇帝”或“拿破伦”吗？在给施莱格尔的信中，诺瓦里斯毫不怀疑地把自己视为“新时代——宗教时代的新生儿。一个新的世界历史就开始于这种宗教……”（《书信集》，第1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