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人徐志摩：放弃美国留学赴英国只为罗素

1918年的夏天，才华横溢的徐志摩去美国学习银行学。那年，他21岁。那时，他的理想是成为汉密尔顿那样的大政治家，他的生命里还没有诗歌。不过，在美国的学习生涯，徐志摩并不满意。在“迷茫”时期，一个英国哲学家“召唤”了他，就是罗素。

“夏日黄昏时穿透海上乌云的金色光芒——冷静、锐利、千变万化。”徐志摩用如此诗意的语言来评价罗素的思想，为此，他不惜放弃了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计划，来到了英国，只为“想跟这位20世纪的伏尔泰认真念一点书去”。

但是，现实往往和理想相差很远。1920年秋天，当徐志摩来到英国时，罗素已经不在剑桥大学了。罗素因在战时主张和平被剑桥除名，正周游世界。无奈之下徐志摩只得暂住伦敦，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后来他结识了英国作家狄更斯，并在他的帮助下获得了剑桥国王学院特别生的资格，由此开始了他和剑桥的缘分。

1922年3月，经历了疯狂迷恋林徽因却无疾而终、与妻子离婚的徐志摩，忽然发现“我这辈子就只那一春”。他开始写诗了。他曾满怀深情地这样写道：“……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他说四五月间的剑桥“春天是荒谬得可爱”;他说：“我在康桥的日子，可真幸福，深怕这辈子再也得不到那样甜蜜的洗礼。”

初出国门的徐志摩，文风颇显中国古典特色，可是在英国留学后，尤其是后来他与罗素相识并诸多交往，他的文风突变，自然幽默，明快利落，可以说，罗素反对压抑天性的思想对他的诗文有很大的影响。

也正是对罗素的追寻，使得徐志摩在英国写出了浪漫的诗，使得徐志摩与剑桥有了浪漫的渊源。徐志摩的朋友满剑桥，在国王学院，他是一位相当有名气的人物。打开剑桥大学的档案，还会看到当年国王学院给他的评语：“持智守礼，放眼世界”。

罗素在《婚姻与道德》一书中强调，“良好婚姻的本质就是互相尊重对方的人格”，但同时认为，“如果将自己的心灵拘押在婚姻中，而排斥其他来源所有的爱情，那么他的认知、同情、可贵的交往也就不复存在。”

婚后，恋爱时的浪漫与激情逐渐被平实、琐碎的生活细节所代替，而当初双方曾费尽心思掩饰的缺点以及在理念上的不同，此时也充分暴露出来，于是摩擦争吵，于是厌倦失望。

许多婚姻在束缚与反束缚中走向灭亡。太爱一个人，离他（她）越近，就越会发现他（她）的不如意，也就越想改变他（她），于是失败不可避免。

罗素认为，“对女性来说，婚姻是生活的最普遍方式，而在婚姻中女性所承受的非自愿性生活可能远大于卖*”。当下的人们已经越来越多地接受了一个事实，性服务的市场化、规范化在维持各类社会群体的和谐上功不可没。

该如何看待它我是中国人，我是妄图避免去看或回答这个问题。而又不能不作出对人之大欲不可不欲而欲得其所的一个正确性的理解，因为是实在的现实的存在着，而扫黄工作，在我国也确实执行很大的力度，问题是从根本上对性知识，性疾病，性关心，性关爱心理的身理的，要从小开始确立一个正常人性的性教育。

不会因为我反对而不存在，也不因为不想让它存在它就不存在的，借口只有一个，“将欲歙（shè）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少思寡欲”（承认它确实存在要适可而止少欲）。

这里是列举性工作者合法化一种说法：

性工作者合法化可以为政府和社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繁荣一方经济；

性工作者合法化可以减轻社会就业压力，为政府官员分忧解难；

性工作者合法化可以减少强奸等刑事犯罪，减轻公安机关与法院的办案负担；

性工作者合法化可以可以缓和婚姻与家庭矛盾，减少家庭冷热暴力，增强家庭稳定和谐，降低居高不下的离婚率；

性工作者合法化可以提高性工作者服务对象的工作热情和工作效率，为社会创造更多财富；

性工作者合法化可以减少官员包二奶、纳妾等等官僚腐败现象，减轻各级纪委公检法等机关的工作负担；

性工作者合法化可以减少爱滋病等各种性病的传播和泛滥。

罗素说，卢梭是浪漫主义之父。何以出此言？

首先，个性自由的解放。这是浪漫主义最重要的特征之一。而卢梭一生却都在致力于此。从他的第一篇论文《论科学与艺术》开始，他就吹起了解放人性与自由的号角。“科学、文学与艺术由于它们不那么专制因而也就更有力量，就把花冠点缀在束缚着人们的枷锁之上，它们窒息人们那种天生的自由情操”⑥其实他所控诉的这种被坏社会风气的科学、文学与艺术就是在他身处的那个时代的浮泛理性下的。接下来，他更为直接的痛斥社会风尚对于人性的泯灭。“每个人的精神仿佛都是在同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礼节不断的在强迫着我们，风气又不断地在命令着我们；我们不断地遵循着这些习俗，而永远不能遵循自己的天性。”①在《社会契约论》的开头，就提到了人性解放的迫在眉睫。“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②这后来无论是思想界还是在政治学界，无论是在人类学还是文学中都成了伟大的名言。而在剖析自己心灵的《忏悔录》、《卢梭评判让·雅克》、《孤独漫步者的遐想》著作中，更是直观的发出了对个性自由解放的呐喊。

其次，主观精神与对感觉的近乎夸张的描写。这是浪漫主义的另一核心特征。浪漫主义者多数都特别注重个人的主观臆想的世界。他们特别擅长于为所欲为的给主人公塑造出一个理想化的典型化的环境。卢梭的思想中的浓重的主观臆想的这种味道在他的开创了自然主义教育的《爱弥儿》以及罗曼蒂克式的《新爱洛伊丝》两部小说中体现的十分明显。《爱弥儿》的自身结构——教育的五段式的分期就是一种理想化的模式。我们是不可能把德育、智育、体育、美育以及情感教育截然分立开来的。然后，就是卢梭为爱弥儿设定的理想主义的教育环境。小说中的情节都是完全合理化的按照他的主观意愿有条不紊的发展下去的。当然，这种主观精神最适合于对强烈感情的抒发，尤其是狂热的爱情。这尤其体现在他的罗曼蒂克的爱情小说《新爱洛伊丝》中。其中有很大的篇幅在对朱莉与圣普乐那让人心醉神迷的爱情进行着热情的讴歌。“当我碰到你手的时候，我总是战栗不已、、、我的心醉神迷，对其他东西，我看不见，也感觉不到了”“爱情啊，你是心灵的生命，你快来是我这行将崩溃的生命得到维系”③。

然后至于感觉，最经[③]典的莫过于他在《忏悔录》中对自己从巴黎到文森路途中的突然的灵感的描写以及对与华伦夫人的复杂感情的描写。首先，看一下欧文·白璧德是怎样从卢梭的原始主义宗教的角度出发来移情于去文森路途的灵感的“他告诉我们，翳障从他眼上掉落，就与保罗在赴大马士革途中翳障突然掉落一样他看到了人们是怎样从自己原始时代的幸福时光中脱落的；”④还有就在与华伦夫人之间复杂的关系上。对他来说，她既是他依靠的妈妈，又是渴望占有的情人；既是纯洁善良的温柔的女性，又是手*时幻想的从不在场到在场的对象。这让我想到了弗洛伊德心理主义及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甚至更多的后现代的流派对于卢梭想象着华伦夫人而自慰的异常的钟情。我不知道他们如此频繁的拿着这个看起来似乎很无味的来说明各自所创的看法的原因。但我想可能多少会与卢梭对于自己这种感觉与想象的揭露有关。他们都在从感性、坦诚的卢梭这里发现了灵感。

威廉·布莱克

威廉·布莱克（1757——1827）：许多学者视布莱克为英国浪漫主义时代的起点诗人,从他开始,英国文坛进入一个思潮澎湃的时期但有人表示异议,这是因为他在世时几近无人知晓,对同时代人无实质影响,其主要诗人地位是20世纪的学者确立的其次,布莱克笔法奇异,不像华兹华斯那样以朴实、平直的语言代表现代诗风尤其是布莱克热衷于建立特有的思想体系,他提出并能以不同的姿态玩味许多激烈而深刻的文思

威廉·华兹华斯

威廉·华兹华斯（1770——1850）：评论家曾指出华兹华斯是西方抒情诗坛两大革新者之一（另一位是彼特拉克）,也是现代诗的鼻祖在文学史上,以他为主、由柯尔律治参与写成的《抒情歌谣集》被认为是文艺复兴后最重要的诗集,因为它在题材、风格、思想等方面启动了现代诗歌的创作其诗歌创作可分为三个时期：1795年之前、1795——1807、1807年之后,这里的中间阶段是他的颠峰期

塞缪尔·柯尔律治

塞缪尔·柯尔律治（1772——1834）：生于英格兰的德文郡,与华兹华斯一样,也是少年丧父,后去伦敦寄读十年,又去剑桥上学虽为名校学生,却是酒、妓、鸦片无一不沾,时常情绪激烈……柯尔律治的代表作常被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友情诗或他所谓的“交谈诗”,另一类是象征诗或神秘诗前者大致包括《伊俄勒斯之琴》、《这个菩提树的荫棚》、《霜夜》、《沮丧》和《致威廉·华兹华斯》等后者主要指《老舟子吟》、《忽必烈汗》和《克里斯特贝尔》等

乔治·戈登·拜伦

乔治·戈登·拜伦（1788——1824）：拜伦现象是19世纪西方精神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他体现了那个不朽时代的激情,代表了它的才智、深思、狂暴和力量；他那普罗米修斯式的孤独的反抗意志,在上个世纪欧洲人的精神生活中非同凡响,以致改变着“社会结构、价值判断标准及文化面貌”（罗素）这个独立不羁的天才,有博大的政治家的胸襟和哲人的才智他的气质敏感而暴烈,感情深沉而细腻但他也是个放浪形骸的公子、虚荣傲岸的爵爷和孤高悒郁的自我主义者他崇尚伟大的精神,向往壮丽的事业,却被黑暗的时代所窒息他的心是伤感的,他的叹息充斥了整个生涯……别的诗人编织梦想,他却曾被认为是梦想的本身,在诗、行动、人格之间创造了一种独特的生命他融入文学但又大于文学他说两种情感即能限定他的实质：热爱自由,痛恨虚伪（政治的、宗教的、社会的、情爱的等）,但他是个复杂的矛盾集合体：生来微跛,却爱四方漫游；身为贵族,充满等级观念,却又具有平民的反抗意识；他时而阴沉、焦躁,但更多时表现出和蔼、幽默或玩世的轻松；他崇尚自由,却坚守浪漫时代之前的古旧文体；他主观自信,却富有经验式的常识；他有强烈的男权中心意识,却常陷入他所谓的“女性思维”；他痛恨战争,但热衷于“争取自由的战役”最后,他从物质和行动上投入战争,似乎是对他超越或毁弃文学文本而去用行动创造人生文本的诠释

波西·比希·雪莱

波西·比希·雪莱（1792——1822）：《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因体现其思想之精髓而在雪莱诗中占中心位置该诗剧分四幕,写到了普罗米修斯的被缚与解放该诗使雪莱的两大主题）——社会变革与人间情爱——交织互补,并配之以两条线索：普罗米修斯与朱庇特的善恶关系和他与亚细亚的分别与重逢这两条线索由代表必然性和原始生命力的冥王来串连,由他来影响众神之命运,决定不同人物的胜败这位埃斯库罗斯笔下的巨人吸引诗人,是因为他以美德抗暴,他基本代表完美人格,无私、无野心、无妒意,集人类灵智与永恒灵智为一体雪莱写这首诗时不再过分强调外在变革,而更注重自我完善和爱的力量,不再涉及具体的政治自由,而聚焦于超然而又深厚的自由含意因此,《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实际是理念诗,旨在展现理想生活的幻景,提供宇宙新生的启示相对拜伦的现实革命精神而言,雪莱的革命概念更具理想色彩,因而也更彻底,是对现有世界方方面面的哲学否定“冬天如果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即是雪莱对未来美好世界必将来临的预言,发人深省雪莱还以抒情诗著称于世,继承华兹华斯的传统,以大自然入诗,《西风颂》、《云》、《致云雀》等作品,音韵铿锵,感情真挚,闪耀着深邃的思想光辉

约翰·济慈

约翰·济慈（1795——1821）：第二代浪漫主义诗人都寿命短暂,济慈最令人叹息,享年仅26岁,却留下许多精美的诗篇,包括莎翁与但丁在内的巨笔在那样年轻时尚未写出相当水平的作品就诗艺,有人认为他是19世纪最杰出的诗人,他不独属于浪漫主义,唯美派与颓废派都受到他的影响尽管相对欧洲历史而言,济慈的影响力不及拜伦,但说到英国诗歌史,拜伦的声望则无法与济慈相比与雪莱比较,济慈更愿以热心而冷眼的观者姿态绘制生活的戏剧画面,对在真实的生活中扮演各种角色的真人表现出艺术家的兴趣,他并不因至上的理想而厌弃有限的世事,而是以具体人间情感证实无限的存在济慈在1818年的一封信中指出,华兹华斯较弥尔顿“更深刻济慈发展了有关信念,认为人间是“造就灵魂的深谷”,除此无其他途径有评论家认为,济慈的倾向是要发掘新的永久价值,他主要不是让我们相信世间充满苦难与压迫,而是让我们鼓足勇气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世界充满欢乐、健康、自由这些都属于他人,但只要争取,也能属于我们自己济慈思想与艺术的精髓就是让我们有勇气相信他人是幸福的,并能为此感到由衷的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