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好普通话对法科生的好处

发展方面和就业方面。

1、发展方面，法学生学好普通话之后可以担任法庭宣讲官或庭审律师，对发展有利。

2、就业方面，普通话是我国用人单位的重要考察标准之一，学好普通话方便法学生就业。

天空里的一片云---徐志摩生平简介

清德宗光绪二十二年（1987）一月十五日是一冬寒的日子，但却给原籍浙江硖石的富商徐申如带来异样的心头的温湲，因为他在那天得了一个儿子，就是诗人徐志摩。徐志摩，原名章垿，民国七年更字为志摩。幼年就聪颖异常，被看作神童。民国四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因返乡与张幼仪女士结婚，转入上海沪江大学，五年转入天津北洋大学。六年，又入北京大学法科。七年秋赴美国克拉克大学习银行会计。八年毕业，得一等荣誉奖。同年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习政治，九年得文学硕士学位。是年九月离美入英国剑桥大学研究院为研究生。

民国九年，时二十六岁，在剑桥开始写诗。十一年三月，在德国与张幼仪离婚。十月十五日返国。十三年任北京大学教授。曾为英国处理庚子赔款事，在现代评论发表这回连面子都不顾了一文加以抨击。十四年曾再游欧洲，返国后编北京晨报副刊，从刊中的内容可看到他爱国的情操。十五年十月与陆小曼结婚。十七年他和胡适先生一起编新月杂志，彻底为新诗作扎根的运动，为新诗开启另一扇大门。民国十八年任上海光华大学及南京中央大学英文系教授。

民国二十年十一月十九日因应林徽音之邀到北京，由南京乘中国航空公司飞机，飞抵距济南之党家庄附近，忽遇大雾，致误触开山山头，机身著火，因此遇难，年三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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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伦敦到剑桥

志摩在少年时代深受梁启超的影响，思想倾向是社会性政治性的，其中即使有文艺性的夹杂，也并不是主体。志摩初出国门时的爱国热情是人尽皆知的，到美国后更有增无减。罗素一九二○年前的著作，志摩在美国时就接触到了。罗素政治社会方面的言论，在志摩脑海留下不灭的印象，而这位英国哲人在困境中只认识真理，不同权势低头那种卓尔不群的英雄形象，更深深感动了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志摩。他决定「摆脱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的引诱」，赴英「从罗素」。

志摩到伦敦继续政治、社会方面的深造，认识了政坛名人林长民---那时候林氏带著他十六岁的女儿林徽音。这个才貌双全的女孩子一出现，如闪电雷一轰，使志摩生命的景色骤然转变，使他深陷情网而不能自拔。

林徽音离开伦敦到苏格兰读书之后，徐志摩感到百无聊赖，就在此时，他和林长民一起参加伦敦国际联盟协会，在那认识了剑桥王家学院院友狄更生(G L Dickinson)。他见志摩烦闷，就劝他到剑桥换环境，而志摩接受了狄更生的劝导，转学到剑桥王家学院去了。

徐志摩写诗的生涯自剑桥开始。剑桥当时文风顶盛，加上志摩一到伦敦就交上了一班文艺界的「名士」，和因爱情而思想精神负累加重时，写诗以抒情消愁言志 。志摩在猛虎集序中说：

数十年前我吹著了一阵奇异的风，也许照著了什麼奇异的月色，从此起我的思想就倾向於分行的抒写，一份深刻的忧郁占定了我；这忧郁，我信，竟然渐渐的潜化了我的气质。

这是他写诗的起头，也是他弃政治从文学的始点。志摩早期内容方面，大致可分(1)爱情的苦恼，(2)决定离婚后的一种坚决心境，(3)决定以文学为终身职业的雄心大志。

他在「我所知道的康桥」一文中写道：

我这一辈子就只那一春…算是不曾虚渡。就只那一春，我的生活是自然的，是真愉快的！(虽则碰巧那也是我最感受人生痛苦的时期)

他的痛苦明显不是别的，乃是林徽音已回中国，而又没有半点要和他结婚的迹象。生活是恼人的，但也有它美丽的一面。本来在民国十年秋志摩已开始认识剑桥，但民国十一年的春天是特别可纪念的。他深深爱上剑桥的自然胜景，特别是那一流清浅的康河。他称自己是个自然崇拜者。他所写有关剑桥的诗文，有些已成了中国新文学的瑰宝。

根据剑桥大学的档案，学院给他那份颇高的评语是「持智守礼，放眼世界」。虽然如此，但志摩在剑桥并没有完成什麼研究计划或取得博士学位。剑桥两年在志摩眼中是成功的两年。他发现新事物，认识新朋友，参与新活动，…他颂赞剑桥，认为那是他唯一的知识与智慧之源。在「吸烟与文化」一文他说：

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的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

徐志摩认为他在美国是读死书，在英国是读活书，这本大活书包括自然。前者是被迫的，后者出乎自愿，或更好说是出乎求知的纯情。志摩在英国不但成了个诗人，也成了个英式民主的热烈拥护者，因而他在回国后对国内政治是左右往弓，他无时不关心中国大局。

爱的追寻

徐志摩的原配妻子张幼仪在民国十年初到伦敦时，志摩已爱上了林徽音，且在情网中不能自拔。张幼仪在环境的压力下，离开丈夫往德国求学（已怀有身孕），志摩乃得解放之乐。但这份快乐不长，林徽音随父回中国以及徐申如老先生大力反对儿子提议离婚，使志摩深感烦恼与痛苦。他要谋求出路。为了要提出一个强而有力的离婚理由，他在民国十一年三月前写信给妻子张幼仪：

彼此有改良社会之心，彼此有造福人类之心，其先自作榜样，勇决智断，彼此尊重人格，自由离婚，止绝痛苦，始兆幸福，皆在此矣。

从他个人观点来看，颇为合理，因为他认为只有真爱才有真幸福，在这基础上，才能造能人类社会，但在当时，却不能唤起一般人的同情。志摩给妻子的信，带给他所盼望的效果，张幼仪最后同意离婚。

志摩在民国十一年十月离英回国，他回国完全因为林徽音。然林徽音在回国不久就答应做梁家的媳妇，本来志摩可以立刻回英继续学业，但既然林徽音还没有跟梁思成订婚（双双赴美国宾州大学研习建筑），他总觉得还有一线希望，所以，他在北京留下，也留下了痛苦和哀愁。

恋爱与结婚

民国十三年，梁启超与除志摩冲突又起。这一次是为了徐志摩爱上了陆小曼，一个有夫之妇，而她的丈夫王赓也属於梁氏的门生。

徐志摩民国十四年欧游时，曾经很郑重考虑他和陆小曼的关系。他立定心肠，要在爱情的事上勇往直前，绝不半路收兵。他第一个大胆步骤就是直接写信给小曼的母亲，请求她支持小曼和王赓离婚。陆老太太接信大怒，当然不加理睬。徐志摩第二步策略，是督促小曼鼓起勇气跟他逃到欧洲，他那时只有个念头，就是要以白马王子的身份救小曼出「牢笼」，要二人恋爱成功。不过陆小曼是一个受传统思想影响的中国妇女，加上她本身优柔寡断，她没有出走的勇气。不久小曼病倒，志摩从欧洲兼程回国；两人见面，爱情倍增。

徐陆二人的恋爱轰动中国文化界，直到今日不少人仍津津乐道。志摩和小曼恋爱成功后，在民国十六年一月五日给恩厚之写信说：「我毕竟胜利了---我击败了一股强悍无比的恶势力，就是人类社会赖以为基的无知和偏见。」

婚后生活

志摩和小曼的婚姻，始终得不到双亲的谅解。他两口子婚后虽云回家乡与二老同住以尽孝道，但同住的结果却不成功。徐老先生和太太最后在拂然不悦的心境下，乾脆离往浙江，跑到老远的北京和原来的媳妇和孙儿一起生活。志摩与小曼在家乡继续待了一段时期，但不久内战威胁浙江，他们乃狼狈逃难到上海。由於得不到父亲在经济上的接济，志摩只好借贷。

志摩与小曼谈恋爱时，一直抱改造小曼的思想；他估记小曼的挥霍和逸乐，无非是苦闷的发泄，只要苦闷一去，德性自来。然而他错了，小曼性格与习惯的缺点，不是志摩能改造的。虽然小曼的确聪明慧美，以多才多艺，但她不是沉潜向学的人，她喜欢上舞场、逛戏园、捧伶人、抽大烟、而又身体多病。从民国十七年起，志摩在三间大学兼课。次年，减了一间，但添了中华书局编辑一职。他的精力似乎过人，他的收入并不少，但家庭开销更加庞大。事实上，若非志摩穷追苦恋，小曼也不会跟王赓离婚和志摩结婚。所以，一切的果都出自志摩手撒之种。怨谁？怪谁？

民国二十年胡适见志摩在上海与小曼生活得苦恼万状，乃招他到北大教书以转换环境，志摩欣然答应；想不到在一次飞往北京参加林徽音演讲途中竟然意外身亡。

三个女人的人生路

离婚后的张幼仪留在德国求学，回国后接办上海女子商业银行，一生却没有走出徐志摩的世界，这以后他跟夫家维持著奇异的关系，成了乾女儿，和徐志摩保持友谊及更深的关系、共同经营事业，还替他奉养双亲，连丧事都由她承办主持。

林徽音与梁思成结婚，共创东北大学、清华大学建筑系，以研究中国古代建筑为志业，没有他俩，就没有今天中国古建筑的研究与设计继承。林徽音与徐志摩这段走了一生却未完的感情，及她的丈夫对他感情的了解与沉默一直是不解的谜，梁思成亲自捡了一块志摩坠机的遗骸让林徽音摆在案头直到她病逝。

陆小曼在徐志摩死后竟变成另一个人似的，她费了许多年的力气帮他收集出了遗作；终身不穿华服、不打扮、不出门应酬，让自己华丽的生命从此消失匿迹在这世界上。

生命的回响

志摩自经过西欧的文化洗礼，便以文学为主，不但崇尚创作，并且一生推动文艺事业不遗余力，这也是他追求理想的一种具体行动。文学是美的，它的影响力是大的，是精神革命的一支生力军；从事文学，与爱国爱民，为国为民的思想完全可以配合。

徐志摩热情奔放，热爱自由和美，是一个单纯的理想主义者。胡适追悼志摩的文章内，为志摩多方面辩护，并多次强调志摩是一个「可爱的人」。梁实秋在关於徐志摩艺文曾经如此描述他：「他有说、有笑、有表情、有动作，至不济也要在这个的肩上拍一下，那一个的脸上摸一把，不是腋下夹著一卷有趣的书报，便是在袋里藏著有趣的书札，弄得大家都欢喜不置。……但是因此也有人要批评他，说他性格太浮。这批评也是对的。他的老师梁任公先生在他与陆小曼结婚典礼中证婚时，便曾当众指著他说『徐志摩这个人性情太浮，所以学问作不好！』这是志摩的另一面。」

徐志摩的诗文创作中也洋溢著生命的朝气和活力，他的新诗真挚而丰美，散文则词采绚烂，常自创新词汇，又杂以西文句法，虽或觉其生硬，虽能自成一种风格，在近代文学史上，无疑的他将占有一席之地。

立志追求真爱的徐志摩虽然以不幸的婚姻、不完美的情感生活悲剧收场，然而他以一生之力，以自己的灵魂与诗歌来讴歌并追寻生命中真善美的精神，却打动了每一个人的心。或许这正是他的故事会一再被中国人记忆的原因。

82年前的11月19日,徐志摩因飞机失事罹难。他“轻轻的走了,不带走一片云彩”,却把痛惜和追思留在了中国诗坛。他生于浙江,留学于英美,一生看似与天津毫无关系,但从求学的学子到育人的导师,他与天津也曾有着两段不解之缘。朱自清曾说过:“现代中国诗人,须首推徐志摩和郭沫若。”徐志摩作为民国四大才子之首,被誉为“中国的雪莱”。他出生于江南望族,表弟是金庸,表外甥女是琼瑶。他少年荣宠,青年得意,与郁达夫同学,师从梁启超,与蒋百里、胡适是莫逆之交。他也活得坦荡热烈,与鲁迅、郭沫若笔战,与泰戈尔、罗素结为知己。他的生命虽然只有短短三十五年,却像烟花一样璀璨。

徐志摩第一次与天津邂逅是在1916年,当时年少的徐志摩放弃了对自然科学的研究,考入以全英文授课著称的天津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读法律预科,选修的是逻辑学、心理学、中国文学、英国文学等课程,表现出了对文学的热爱。

第二年夏天该升正式本科了,但北洋大学却撤销了法科,与北大法科合并了,于是徐志摩自然就转入了北京大学,并加修了法文和日文。也正因为这个机缘巧合,才众所周知地拜了梁启超为师,这段时间的学习使徐志摩的思想境界大为开阔,开启了真正的文学之路。在涉猎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的同时,也广交了许多朋友,他的诗文开始关注民生疾苦。不得不说,两个大学法科的合并,可谓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我们在他的诗集《翡冷翠的一夜》中,看到有一首诗名叫《三月十二日深夜大沽口外》,其中写到“今夜守在大沽口外:绝海里的俘虏,对着忧愁申诉……”正是他对天津的回忆。这首诗写于民国十五年(1926年)初春,当时,孙岳的军队守在天津大沽口以拒奉军。徐志摩则乘轮船北上,所以在大沽口被迫等了一个星期,于是徘徊在甲板作了这首诗。此时的徐志摩已经留学归来数年,但文中那种厌恶战乱、渴望自由的现实情怀依旧浓烈,这多多少少也来源于北上生活对他的影响。

如果说徐志摩与天津的第一段缘分是学生的身份,那么这第二段机缘则变身成为了导师的身份。1921年以后,徐志摩开始创作新诗,行文飘逸,语言优美,深得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要领。1922年归国后,徐志摩在报刊上发表大量诗文在国内引起关注。

徐志摩一生执拗痴迷地追求现实中的和梦幻里的“爱、自由、美”。他的这种理想在当时的现实社会里不仅不易开花结果,还常常遭到扼制与摧残。“理想主义”的碰壁,使徐志摩对黑暗的现实环境产生不满与反抗,同时他也把理想寄托在幻想的世界里。这种感受也代表了当时一些年轻人的想法,所以当时很多文学青年都是徐志摩的“粉丝”。

说到天津,当时也新崛起一些年轻诗人,尽管诗歌作品不少,但局限于对外界了解不深,在作品上稍显欠缺,更希望与徐志摩进行交流。当时有个叫赵景深的年轻人,和几个文学青年在天津发起组织绿波社,影响力逐渐扩大,成为新文学青年的聚会根据地。如《夜哭》、《他乡》的作者焦菊隐,《晨曦之前》、《魔鬼的舞蹈》、《孤灵》的作者于庚虞等都是学员。这个社团的成员大多热衷新诗的创作,对徐志摩的“西洋体”诗颇感兴趣。因此社团的成员都很希望能听一堂这位大师的讲座。

没想到有些事就这么巧,1923年夏天南开大学开办暑期学校,就是暑假的时候举办系列讲座,果然就把当时刚刚出名的徐志摩邀请来了,讲学的主要内容包括《近代英文文学》十讲及一次讲演《未来派的诗》。这大好的机会当然得把握,于是绿波社就决定全体天津总社的会员一起报名听课。讲座持续两个星期,一共十个小时。这两种演讲都被赵景深记录了下来,收录在了1925年出版的《近代文学丛谈》里。

在赵景深写的那篇《志摩师哀辞》一文中,我们可以详细地知道这次讲座的内容以及给这群年轻人带来的深远的影响。徐志摩在讲课当中,曾拿一首英译的歌德的诗要全班听讲的学生翻译,结果赵景深得了第一名,得到第一是有奖励的,奖励的什么呢是一帧大幅的歌德的照片。此后他还得到过徐老师颁发的一张法郎士像的明信片的奖励,并一直珍藏,作为对徐志摩老师的纪念。

讲座之余,绿波社的学员常常到徐志摩的宿舍里去拜访。徐志摩还曾询问学员是否看过莎士比亚,他引导学员要看一些莎士比亚的原书,以了解真正的英国文学。

在徐志摩此行讲学结束后,绿波社天津总社的社员还请这位老师喝茶聊天,也为了话别。湖畔草坪,阳光透过绿荫,照射在学员身上,鸟语草醇伴着徐志摩优雅而 的谈吐,使学员感受一次次灵魂的洗礼,最后大家还一起合了影。期间徐志摩问赵景深:“你是否以文学为业呢”赵景深说:“我是这样的想。”徐志摩就摇了摇头说:“大难,大难!文学是只好作为副业的。”对于希望了解外国文学流派与发展历史的年轻人,徐志摩还开出了有代表性的书单。

这位赵景深在徐志摩走后依然和他保持了很长时间的友谊。赵景深1930年起任复旦大学教授,逐渐成长为中国戏曲研究家、文学史家、教育学家、作家。同样在徐志摩讲学时倾耳聆听的焦菊隐,在日后也成为享誉全国的戏剧大家。可以说,虽然徐志摩此行只在天津停留了短短的十五天左右,但却为天津播种下了文学的种子。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印度诗人泰戈尔来中国演讲时,徐志摩正是随行的翻译,二人亦师亦友、感情深厚。徐志摩这一生就宛如泰戈尔诗中所写——“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只是这片秋叶,未免也凋零得太匆忙了,没能留给这世间更多斑斓的色彩。82年后的今天,人们依旧会记得,徐志摩曾为中国文坛注入了新鲜血液,为天津新文学带来了一缕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