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扬州的朋友们

　　在扬州老城区东南隅，有一条历史上名声很响的古街，这就是康山街。在康山形成至今的600年历史中，这里与很多历史名人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些名人有：陈瑄、康海、董其昌、乾隆帝、江春、蒋士铨、阮元、曾国藩、卢绍绪以及近代的魏毓之、吴孟节、陈从周……这些人或为政要，或为文人学者，或者是富商巨贾，他们都与康山有着一定的联系。扬州是历史文化名城，不少古街、古巷、住宅、园林都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但是一处小街区就与这么多名流有关，这在扬州应是首屈一指，在全国亦属罕见。要了解康山，得从600年前说起。
　　平江伯无意造康山
　　大凡有关扬州的史籍，如李斗的《扬州画舫录》、王振世的《扬州览胜录》、徐谦芳的《扬州风土纪略》，对康山均有记载。前年，市档案馆从中央一史馆复制回的清代图志档案中也有“康山草堂图”（见题图）。根据这些史籍，扬州有“三山不出头”之说。所谓三山指禹王庙的巫山，蒋家桥的倚山，康山地区的康山。这些地方地下是否有山，有待地质学家来考证。但历史上康山地区的确有过山，但不过是一小土丘而已。它形成于明朝永乐年间(1403—1424)。当时坐镇淮安，总理漕务的平江伯陈瑄(1365—1433)，字彦纯，明庐州府合肥(今安徽省合肥市)人，是位很有建树的水利专家。由于漕运的需要，他先后在上海、江苏、山东等地修建了不少水利工程，造福一方，深得后人赞扬。陈瑄曾经率领扬州军民疏通扬州城河，把挖出来的土方置扬州城外东南一隅，形成一座无名土丘，就是后来的康山。当时的扬州城是元代在宋大城基础上改建的，只有后来的“旧城”，尚无“新城”，大东门、小东门一带城墙以东区域，都是郊区。所以当时康山的确在城外。到了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为了抵御倭寇，扬州的前后两任知府吴桂芳与石茂华在扬州城东南面扩建新城，从此康山地名才开始出现。康山形成的确切年代有待考证，但是陈瑄是1415年总理漕务的，1433年病逝淮安任所，所以康山形成时间应在1415年—1433年之间。当年陈瑄并非有意在扬州造一座康山，实在是水利工程的副产品，可谓“无心插柳柳成荫”了。
　　康状元隐居建草堂
　　明弘治十五年(1502)，陕西武功人康海状元及弟。康海字德涵，别名对山，曾任翰林院编修。文学上，康海与李梦阳、何景明同属“前七子”范畴，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政治上，他反对太监把持政权。正德年间(1506—1521)，太监头子刘瑾把持政权，他与康海是同乡。刘为了装点门面，千方百计想把康状元罗致于门下。状元并不为其所动。后来，李梦阳因得罪刘瑾而下狱。他写了“对山救我”四字纸条托人交给康海。康海出于公谊私交而奔走于刘瑾门下，营救李梦阳出狱。李出狱后康海反被列为“阉党”。不久刘瑾垮台，康海也被株连罢官，从此客居扬州，建草堂于上述土丘之山，弹琵琶，宴宾客，玩世不恭，并作《中山狼》杂剧，讽刺李梦阳忘恩负义。从此，这座无名土丘得名“康山”，所建草堂称为“康山草堂”。后来曾任礼部尚书的书画家董其昌曾为之题名石刻作为纪念。解放前后这块石刻仍在康山山麓。1954年，扬州遭受水灾，因取土建工厂，康山被平。“康山草堂”的石刻也不知所终。
　　清盛世两番迎圣驾
　　光阴荏苒，岁月沧桑。随着政权的更换，康山草堂又易新主。清乾嘉年间是扬州繁盛年代，也是康山的全盛时期。此时康山草堂的主人是江春(1720—1789)。他字颖长，号鹤亭，安徽歙县江村人，是个亦官亦商的人物，官至布政使，头品顶戴，赏孔雀翎。虽属虚衔，也算得上“红顶商人”了，且比胡雪岩还早一百年。他一生的主要活动是经商。从22岁投身商界，从事两淮盐务，且担任两淮商总长达四十余年。其间，清高宗弘历(乾隆皇帝)六次南巡，“临幸”扬州，江春均参与接驾圣典。乾隆十六年(1751)，高宗首次“临幸”扬州，江春“创立章程，营缮供张，纤细毕举”。高宗最后两次南巡，即乾隆四十五年(1780)的第五次与乾隆四十九年(1784)的第六次，均驾临康山草堂。乾隆对康山草堂十分满意，说“喜平山之外，得近处小憩”，且赐额赋诗。可见江春接驾有功，深得皇帝赏识。
　　江春为人不俗，能诗善文，堪称儒商，且喜结交海内文人。当时寄居康山草堂的名流颇多，其中最有名的要数蒋士铨。蒋士铨字心余，江西沿山人，乾隆廿二年(1758)进士，曾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等职，是位诗人兼杂剧家。相传他的杂剧代表作《红楼雪九种曲》中《四弦秋》、《空谷音》就完成于康山草堂的“秋声馆”。特别是《四弦秋》，又名《青衫泪》，演绎的是白居易贬官江州司马的故事，古今文人对其评价很高。
　　阮太傅终老康山宅
　　江春虽然声名显赫，但身后萧条，他死后因亏欠公款，籍没家产。康山草堂也被充公入官。从此名园荒芜，游踪罕至。到了道光廿三年(1843)，又有一位大人物住进了康山草堂，他就是阮元。
　　道光十八年(1838)，阮元75岁，且患腿足风火，总算如愿以偿，离开朝廷回到故乡扬州。阮公在扬州城内原有旧宅，位于旧城公道巷(今大东门桥南侧)，巷口有石牌楼，上书“福寿庭”三个大字(所以至今此处称为福寿庭或阮家大院)，石牌楼两边有副对联“三朝元老，一代伟人”。然而老人久历官场，唯恐遭人非议，或许因此而萌发迁居之念。
　　道光廿三年(1843)正月廿日是阮公八十大寿，朝廷礼遇甚隆。这年清明节前三天，阮元回公道桥扫墓，且夜宿于他在公道桥修建的爱吾草庐。就在这天，扬州城内阮氏旧宅遭受火灾，所有文物惨遭焚毁。阮元因不在宅内，幸免于难。从此，阮公在扬州城内，已无容身之处，势必另迁新居。
　　阮元本是江春晚亲。据说其先辈受过江氏的帮助。阮元曾为江春立传，可能与上述原因有关。阮元买下了已入官的康山草堂，略加修建，改为康山正宅，花园在其侧面。他将正宅大门上对联改为“三朝阁老，九省疆臣”，其用心良苦，可见一斑。阮元于这年八月正式迁入康山正宅。从此阮公安居康山，直到道光廿九年(1849)十月十三日病逝于康山正宅。
　　众名流荟萃风水地
　　太平天国战争以后，扬州又出现了一批新的盐商，大多是湘、淮军阀的子弟。他们享有特权，掌握盐票，又拥有巨资，所以在扬州经营盐业，获取巨利之后，也要修公馆、建园林，以求享乐。而原来盐商公馆集中的东关街、东圈门、地官弟一带已无容身之处，加之扬州市面南移，南河下、花园巷、居士巷、新城仓巷一带出现了一批新的公馆、住宅、园林、别墅。康山与南河下相连，所以再一次繁华起来。
　　同治十二年(1873)，盐商在今康山街20号处建造了曾公祠，纪念两江总督兼管盐政的曾国藩。曾国藩既是朝廷重臣，又是盐商靠山。曾公祠是朝廷批准，盐商投资兴建的，现在康山街20号处形成的一条小巷，就叫曾公祠巷。如今，曾公祠还保存了门楼、大厅、照厅。1962年，扬州市政府把它列为文物保护单位。曾公祠巷隔壁，现在的康山街22号就是康山草堂遗址。在光绪二十年到二十三年之间(1894—1897)，江西籍盐商卢绍绪在此修建了规模宏大的住宅“庆云堂”，当时花费纹银7万两。庆云堂前后7进，这是扬州现存盐商住宅中最大的一户。解放后，五一食品厂住此。1981年，庆云堂发生火灾，第二、三、四、五进楼厅被烧毁，现存水磨砖刻门楼，两进楼房与一些建筑。
　　抗日战争期间，笔者尚在童年，有一天随先祖散步到康山街与北河下交界处，发现一幢公馆式的大建筑，大门楼上书“淮南寄庐”四个大字。先祖对我说“这是原是盐商魏毓之的公馆，淮南盐务管理局局长吴孟节居此”。这幢建筑的两任主人魏毓之与吴孟节都是扬州名流。魏毓之，湖南衡阳人，湘军将领后代，是扬州著名的盐商，能诗善文，且长于昆曲、京剧。吴孟节，扬州著名文人、诗人、书法家，精于小楷，有“银钩铁划”之誉。笔者近年几次到康山寻访旧踪，“淮南寄庐”遗址已难寻觅。
　　1961年前后，上海同济大学建筑系陈从周教授曾率团几次调研扬州园林。他们到过康山街区，调研过卢宅，也调研过魏宅，并把康山魏宅的假山拍成照片，收载于陈教授的专著《扬州园林》中(第98页)。这足以证明，扬州康山街区历史上确有过一幢魏公馆。
　　“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当年康山仅为小土丘而已，然而600多年历史中，荟萃了众多名流，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成为扬州的一块风水宝地。另外，康山还有它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康山西近何园与南河下盐商住宅群相连；东与风光秀丽的运河风光带相望；南对徐凝门大桥，交通便捷；北边与北河下的天主堂、吴道台宅弟等古迹连成一片。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烟花三月”国际经贸旅游节到来之际，古运河畔的康山被修葺一新，成为诠释扬州古代文化与现代文明有机结合的又一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