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一生

我读汪曾祺

汪曾祺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他身上士大夫精神的体现，在于儒道互补，水乳交融。富家死那个，在他那里不是治国平天下的轰轰烈烈，而是对有情人间的拥抱。孔子在他眼里，不是圣，而是“很有人情的人”“一个很有性格活生生的人”。他生活在人间烟火之中，对世俗生活保持浓烈的兴趣。

无论环境怎样，他始终不忘品味生活。无论世界怎样变迁，他始终怀着一颗温柔敦厚的慈悲之心，用悲悯的情怀观照着大千世界。

其人，其文，都融入了“士大夫”精神。

一、随遇而安，自得其乐

1920年3月5日，汪曾祺出生于江苏高邮的一个旧式地主家庭。

1958年，他被划成右派，下放到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4年。一段时间里，他的任务是画马铃薯图谱，每天一个人独自对着各式各样的马铃薯，画了又画。画完后，他将马铃薯烤熟，吃了。这世界上，恐怕没有谁像他那样，吃了那么多种类的马铃薯。

二、一种调子，一种温度

三、春初新韭，秋末晚菘

汪曾祺的散文于平淡含蓄中流溢着一种雅韵，一种隽永的天真。

“十月，我们有别的农活。我们要去割稻子。葡萄，你愿意怎么长，就怎么长着吧。”

他的小说，带有浓浓的散文化特色。不注重情节，不注重故事，注重意境，注重情感和意绪，注重内在的气韵，结构自然得没有丝毫人为的章法与痕迹。有人曾说，他的小说就是一篇篇抻长了的散文，是诗化小说。

复仇

蜜在罐里，他坐在榻上。但他充满了蜜的感觉，浓，稠。他嗓子里并不泛出酸味。他的胃口很好。他一生没有呕吐过几回。一生，一生该是多久呀？我这是一生了么？没有关系，这是个很普通的口头语。

这蜂蜜——他想起来的时候一路听见蜜蜂叫。是的，有蜜蜂。蜜蜂真不少（叫得一座山都浮动了起来）。现在，残余的声音还在他的耳朵里。从这里开始了我今天的晚上，而明天又从这里接连下去。人生真是说不清。他忽然觉得这是秋天，从蜜蜂的声音里。从声音里他感到一身轻爽。不错，普天下此刻写满了一个“秋”。他想象和尚去找蜂蜜。一大片山花。和尚站在一片花的前面，实在是好看极了，和尚摘花。大殿上的铜钵里有花，开得正好，冉冉的，像是从钵里升起一蓬雾。他喜欢这个和尚。

多少日子以来，他向上，又向上；升高，降低一点，又升得更高。他爬的山太多了。山越来越高，山头和山头挤得越来越紧。路越来越小，也越来越模糊。他仿佛看到自己，一个小小的人，向前倾侧着身体，一步一步，在苍青赭赤之间的一条微微的白道上走。低头，又抬头。看看天，又看看路。路像一条长线，无穷无尽地向前面画过去。云过来，他在影子里；云过去，他亮了。他的衣裾上沾了蒲公英的绒絮，他带它们到远方去。有时一开眼，一只鹰掠过他的视野。山把所有的变化都留在身上，于是显得亘古不变。他想：山呀，你们走得越来越快，我可能只是一个劲地这样走。及至走进那个村子，他向上一看，决定上山借宿一宵，明天该折回去了。这是一条线的尽头了，再往前没有路了。

鱼呀，活在多高的水里，你还是不睡？

烛火什么时候灭了。是他吹熄的？

他包在无边的夜的中心，像一枚果仁包在果核里。

老和尚敲着磬。

水上的梦是漂浮的。山里的梦挣扎着飞出去。

他累了，像一根长线似的落在地上。

和尚，你敲磬，谁也不能把你的磬的声音收集起来吧？你的禅房里住过多少客人？我在这里过了我的一夜。我过了各色的夜。我这一夜算在所有的夜的里面，还是把它当作各种夜之外的一个夜呢？好了，太阳一出，就是白天。明天我要走。

太阳晒着港口，把盐味敷到坞边的杨树的叶片上。海是绿的，腥的。

一只不知名的大果子，有头颅那样大，正在腐烂。

贝壳在沙粒里逐渐变成石灰。

浪花的白沫上飞着一只鸟，仅仅一只。太阳落下去了。

黄昏的光映在多少人额头上，在他们的额头上涂了一半金。

人看远处如烟。

自在烟里，看帆篷远去。

你经过了哪里，将去到哪里？你，一个小小的人，向前倾侧着身体，在黄青赭赤之间的一条微微的白道上走着。你是否为自己所感动？

庙与僧

忧郁症

死了

汪曾祺，江苏高邮人，出生于1920年3月5日。祖父是清朝末科的“拔贡”（略高于“秀才”）。 汪曾祺的父亲汪菊生（1897——1959）多才多艺，不但金石书画皆通，而且是一个擅长单杠的体操运动员，一名足球健将，学过很多乐器，也喜欢养鸟。汪曾祺的审美意识的形成，与他从小看父亲作画有关；父亲的随和、富于同情心，对汪曾祺日后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1939年——1943年就读于西南联合大学中国文学系。毕业后曾先后在昆明、上海的私立中学任教。后又到北京历史博物馆任职。北平和平解放后随解放军四野南下工作团到广州、武汉，最后又回到北京市文联工作。1954年，调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自1950年到1958年，一直任文艺刊物编辑。编过《北京文艺》、《说说唱唱》、《民间文学》。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到张家口地区的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当农业工人，劳动四年。1962年初，调到北京京剧团当编辑。

汪曾祺20岁开始发表作品。年轻时受西方现代派的影响较深。晚年作品渐趋平实。提倡“回到民族传统、回到现实主义”。但又主张现实主义要容纳各种流派，民族传统要能吸收一切外来影响。汪曾祺的小说乍看似乎不讲究章法结构，然而那是“苦心经营的随便”，因而他的小说被称为“散文化”小说。在语言上，他却非常重视。汪曾祺的语言干净自然，他要求自己“能不说的话就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