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欧洲油画：从天堂神话到人间真情指的是什么（四）？

筛麦的女子法国库尔贝

19世纪40年代的法国出现了现实主义画派。他们主张艺术应以实际生活为基础，以自然为范本，画家应该走出画室去表现普通人的生活。

筛麦的女子库尔贝

他们歌颂劳动，赞美自然，将劳动者作为艺术创作的对象；他们不屑于那些古书堆里的老题材，不用那些神奇的幻想，不愿被关在画室里。他们将朴素之美作为创作的最高目标，掀起了美术史上继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之后的现实主义思潮。

库尔贝是法国现实主义艺术思潮中的代表性人物。1855年，在世界博览会期间，在官方的艺术沙龙之外，他举行了一次富有挑战意味的以现实主义为题的个人画展。在这个画展上，库尔贝公开发表了美术史上有名的《现实主义宣言》。宣言主张要独创，要成为活的艺术，要忠于客观对象的表现，主张艺术家必须表现当代生活。这个宣言奠定了库尔贝在现实主义艺术中的重要地位。

画家在作品中展示了劳动妇女的形象，高超的写实技巧使这一形象产生了令人向往的艺术魅力，给人以美的享受。画家重点描绘了跪着筛麦的女子形象，从她圆润的手臂、丰满健壮的背影，可以想象这是一位健康美丽的农村姑娘。她那优美的姿态，给人以健美的感觉。她几乎占据中心位置，成为画面焦点。筛麦妇是一种朴实的灵感，以背影去描绘她，更显得耐人寻味。

引人注目的是人物的表情不占任何地位。3个人物中只有一个能看到脸部表情，而且她并不像在集中劳动，而是在梦幻之中。正在筛麦子的那个女孩从解剖学角度来看并不像在用力，而更是像在摆舞蹈造型。那个处在背景阴影下的男孩的作用只是让整个画面结构达成平衡。虽然画的是个劳动场面，但整个画面是处在静态之中的。整幅画中找不到任何表达人物心情、生活的信息。画家眼里看到的不是劳动，而是姿态，艺术不是为了体现生活，而是来让平凡的日常场景通过精神的力量获得升华。这个精神的力量来源于艺术家的思维和心灵。

三等车厢法国杜米埃

杜米埃从来没有接受过正式的美术教育，他是真正的由生活教导出来的学生。杜米埃的父亲是马塞的一个玻璃工人，虽然爱好文艺却没有机会实践。少年时代是杜米埃充满自豪的时光，他有着为家人称道的诗人的才华和敏锐的表现力。但生活与爱好却是两回事，他几乎没有上学就在父亲的工厂和市场上打工维持家用。曾在法官家里当小杂役的经历使他真正地从故事以外认识了这个荒唐而令人悲愤的世界。

三等车厢杜米埃

这些经历锻炼了他观察生活的能力，加上惊人的记忆力，他通常是见到事物后立刻在心中打下特征和轮廓的腹稿，回去后迅速地画在纸上或用泥像表现出来。长期的刻苦练习使他铸就了一双敏捷的手和眼睛，能够在瞬息间记住并用寥寥几笔描绘人物的形象。

这幅画好像既表现了短暂的旅途生活，又象征着人生漫长的道路。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表情，他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各自有着不同的遭遇。

当时火车刚刚运行，对人们来说乘火车还是十分新鲜稀奇的事。在这幅作品中，画家对人面对新生事物的状况作了极为生动的描述。艺术家从这些普通人身上观察到了他们微妙各异的内心世界，同时，也揭示了一种非常特殊的时代特征。这是一群受尽了人生坎坷的下层市民，他们来自不同的地域，但是他们都在追求着各自的谋生出路。在三等车厢的前排坐着的看来像是一个贫苦农民。一个扶着篮子的老妇似乎仍对飞速前行的列车有些不适，显得有些局促。而左边的**，怀抱睡觉的幼子，正沉浸在母爱之中。右侧紧靠老妇熟睡的少年，上车时过度的兴奋，显然使他感到十分疲惫，此刻他正在列车的摇晃之中酣睡。从这幅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画家无论在人物的表现能力，还是画面的感觉上，都与同时代的画家有着很大的不同。

他的油画仍如讽刺画一样，造型不求形似，只重视色块与形体的神肖。他往往以棕色和粉红为基调，从文学名著和生活中选择表现题材，以批判的艺术眼光审视自己所创造的形象，他说过“要做一个自己时代的人”。杜米埃的艺术生涯始终与法国的现实主义相联系，他运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语言，塑造自己独特的艺术形象。为了真理和正义，他一生坎坷，遭到过监禁、罚款，作品曾被销毁，一度难以谋生。

伏尔加纤夫俄国列宾

画面以狭长的横幅展现了这群纤夫的生活。伏尔加河畔阳光酷烈，沙滩荒芜，近景只有埋在沙里的几只破筐作点缀，景色十分凄寂。一队穿着破烂的纤夫拉着货船，步子是那样地沉重，似乎可以听到压抑低沉的《伏尔加船夫曲》的回声。

纤夫共有11个人，约略分成3组。每一个形象都被列宾仔细推敲过，画过人物写生。他们的年龄、经历、性格、体力以及他们的精神气质各不相同。画家把这些性格作了高度的典型化，又都统一在主题之中。现据画家本人的记述，分别来介绍这里的每一个人物的情况。

最前一组共4人，领头的名叫冈宁，他的表情温顺，然而性格坚韧，具有一种内在的意志力，此人约有四五十岁。他那双深陷的眼睛使他的前额更加突出，显出了他的智慧。列宾在他的头上添画上一块包头的破布，似乎要把他塑造成古希腊哲学家的样子。他原是个神父，后来被教会革职，一度充任过教堂唱诗队的指挥。他身体结实，两手下垂。胸前那一条纤索绷得很紧，而身上的麻布衫却满是补钉。这是一个俄罗斯农民长者或智者的典型。他忍受着肉体与精神的痛苦，他是这些纤夫形象中的悲剧性主角。在他右边的一个是身材魁梧的憨直的农民汉子，他赤着脚，头发蓬乱，满脸浓密的胡子，似乎在低低地向冈宁絮叨着什么。这个形象起着衬托冈宁前倾的身子的作用。在他后面是一个细长的瘦子，年近40，身子大部分被挡住了。他头戴麦秆帽，叼着一只土烟斗，头显得尖小一些。他挺直着身子，这样可使纤索松弛，好像是想省点力气。这个瘦子的左侧，则是一个躬背弯腰的纤夫，他原来是个水手，叫伊卡尔。他的两手向下握拢，神色严厉，眼神凝注，直对着前方。显然，他的脾气一定很倔强，是个农村硬汉子。汗水已把他的上衣腐蚀得百孔千疮，结实的肩膀正从破洞处显露出来。

中间一组也是4个人，穿一身粉红色破衫裤的少年名叫拉里卡。看来这个少年是初加入这支行列，他那还未晒黑的皮肤，紧蹙的眉头告诉观者，这种劳动对他来说负荷过重了。他正用手在调节压在自己肩头那根勒痛了皮肤的纤索。

画家在这个新的受压迫者身上似乎要找到一种希望，那就是不甘心受剥削，要反抗。令人注目的是，在这个少年颈上还挂着一只十字架，这是父母给孩子的信物，祈求上帝能保佑他路上平安。列宾为了画这个少年纤夫，曾从他熟悉的孩童形象中挑选了一个做模特儿。少年拉纤这种现象，也如资本家利用童工榨取劳力一样残酷，这是沙皇俄国的农奴制度的罪恶，也是画家所要抨击的主要对象。

紧靠在拉里卡后面的，是一个受尽风霜之苦的秃顶老汉，他皮肤黝黑，脸色阴沉，一边斜倚在纤索上，一边在打开自己的烟袋，想偷闲抽口烟来缓解一下自己的苦闷。他和前面的少年，在色彩上构成了强烈对比。两代人，不同的命运，却系在一根绳索上。

少年右边是个羸弱有病的纤夫，他步履艰难，全身虚弱，正在用袖口擦汗。头发露在无檐帽的外边，颧骨耸起，泪囊水肿，他未来的路程意味着更大的厄运，我们似乎可以听到他那急促的喘息。在拉里卡与老汉之间，露出了另一个纤夫的脑袋顶，此人的脸庞发黑，鼻孔朝外，嘴唇很厚，看样子是个挞靼人。

最后一组3人，走在前面的是个退役军人，白色的衬衫外面加了一件坎肩，帽子压得很低。背后一个人皮肤黝黑，巡回画派评论家斯塔索夫说他是个流浪的希腊人。最后一个人只见到了他的低垂的头顶，此人似乎走得更加吃力，他正在往一个小坡上移动。全画以淡绿、淡紫、暗棕等色调来描绘上半部的空白，使这条伏尔加河流显得更为惨淡。这是为了加强人物的悲剧性，烘托干燥炎热的天气(列宾在冈宁和伊卡尔两个人物身上曾作过一些改动，尤以伊卡尔缠着白布的头改动得最多)。

1873年，评论家斯塔索夫在一份杂志上对这幅画及其作者是这样评价的：“列宾是同果戈理一样的现实主义者，而且也同他一样具有深刻的民族性。他以勇敢、以我们无可比拟的勇敢……一头扎进人民的生活，人民的利益，人民的伤心的现实的最深处……就画的布局和表现而论，列宾是出色的、强有力的艺术家和思想家。”的确，这幅油画无论从思想性还是从技巧上都可称得上是70年代批判现实主义艺术的高峰。此画创作时间约在1870—1873年间，现藏于苏联列宁格勒俄罗斯博物馆。

印象·日出法国莫奈

《印象·日出》表现的是画家对所看到的日出水面这一转瞬即逝景象的感受和印象。画中表现的是在天水一色的朦胧晨雾中，一轮红日冉冉升起，水中的船和岸上的景物用蓝绿色彩轻松地勾画出来，整个画面的一切物体都融成一片。莫奈是印象派的领袖人物。1874年由他发起组织了首届印象派画展，他的油画《印象·日出》在展览中引起反响，从而使“印象派”这一名称正式出现。

莫奈的作品都非常注重色彩领域的探索，忽视对物象形体的写实。他侧重于用光线和色彩来表现瞬间的印象，追求绘画上色彩关系的独立美。他是第一个真正强调外光写生的画家。他所有的作品，几乎都是户外写生完成的，而且态度非常认真。为了保持印象的真实性，常常是早晨画的画，如果没完成，就等到第二天的同一时间继续画，直到画完。他还常常对着一个景物，分别画出对象在不同时间、不同光线下的色彩变化。如油画《草垛》、《里昂大教堂》等就是画家进行这种色彩试验常被人们提及的作品。他的这些经过了深思熟虑、追求瞬间光色细微变化效果的作品，在以前是从未有过的。这种艺术追求在莫奈晚年创作的油画《睡莲》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莫奈在印象派画家中是最长寿的，他到晚年时人们已经认识到了印象派绘画的价值，这也使得他的晚年生活过得幸福。

达·芬奇： 《岩间圣母》《最后的晚餐》《安吉里之战》和肖像画《蒙娜丽莎》。 米开朗琪罗： 《酒神巴库斯》、《哀悼基督》，《大卫》。《摩西》、《被缚的奴隶》和《垂死的奴隶》。 拉斐尔： 《西斯廷圣母》、壁画《雅典学院》等。 《圣母的婚礼》、《带金莺的圣母》、《草地上的圣母》、《花园中的圣母》、《西斯廷圣母》、《福利尼奥的圣母》、《椅中圣母》、《阿尔巴圣母》等 安格尔 《泉》、《大宫女》、《瓦平松的浴女))、《土耳其浴室》 梵高《星夜》、《向日葵》与《有乌鸦的麦田》 好多 我想大家都比较熟悉了 莫奈《睡莲》

毕加索作品

毕加索(Pablo Picasso，1881—1973)，是二十世纪西方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家之一。他一生留下了数量惊人的作品，风格丰富多变，充满非凡的创造性。毕加索生于西班牙的马拉加，后来长期定居法国。他的父亲是一位艺术教师。他自幼喜爱艺术，15岁时以优异成绩进入巴塞罗那美术学校，后来转入马德里圣费尔南多美术学院。他于1900年来到法国巴黎，开始以极大的同情心描绘穷人的生活。此时，他的作品充满悲剧性。瘦削的形象和冷灰的蓝色调，使他的画上充满孤独和绝望、灾难与不幸的感觉。人们把这一时期称为其创作的“蓝色时期”(1900—1904年)。1904—1906年是毕加索创作生涯的“粉红色时期”。他这一时期的作品以描绘马戏团人物为主，形象虽然忧郁，却并不孤寂。1906年毕加索受到非洲原始雕刻和塞尚绘画影响，而转向一种新画风的探索。于是，他画出了那幅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名杰作——《亚维农的少女》。

《亚维农的少女》

这幅不可思议的巨幅油画，不仅标志着毕加索个人艺术历程中的重大转折，而且也是西方现代艺术史上的一次革命性突破，它引发了立体主义运动的诞生。《亚维农的少女》始作于1906年，至1907年完成，其间曾多次修改。画中五个裸女和一组静物，组成了富于形式意味的构图。这幅画的标题是由毕加索的朋友安德鲁·塞尔曼所加，据说毕加索本人对之并不喜欢。但不管怎样，这只不过是作品名称罢了。在现代艺术中，标题与作品的相关性越来越小，画家们常常有意识地不以标题来说明作品的内容。毕加索这幅《亚维农的少女》，想必亦是如此。该画原先的构思，是以性病的讽喻为题，取名《罪恶的报酬》，这在最初的草图上一目了然；草图上有一男子手捧骷髅，让人联想到一句西班牙古老的道德箴言：“凡事皆是虚空”。然而在此画正式的创作过程中，这些轶事的或寓意的细节，都被画家一一去除了。其最终的震撼力，并不是来自任何文学性的描述，而是来自它那绘画性语言的感人力量。

这幅画，可谓第一件立体主义的作品。画面左边的三个裸女形象，显然是古典型人体的生硬变形；而右边两个裸女那粗野、异常的面容及体态，则充满了原始艺术的野性特质。野兽派画家发现了非洲及大洋洲雕刻的原始魅力，并将它们介绍给毕加索。然而用原始艺术来摧毁古典审美的，是毕加索，而不是野兽派画家。在这幅画上，不仅是比例，就连人体有机的完整性和延续性，都遭到了否定。因而这幅画(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述)，“恰似一地打碎了的玻璃”。在这里，毕加索破坏了许多东西，可是，在这破坏的过程中他又获得了什么呢当我们从第一眼见到此画的震惊中恢复过来，便开始发现，那种破坏却是相当地井井有条：所有的东西，无论是形象还是背景，都被分解为带角的几何块面。我们注意到，这些碎块并不是扁平的，它们由于被衬上阴影而具有了某种三度空间的感觉。我们并不总能确定它们是凹进去还是凸出来；它们看起来有的象实体的块面，有的则象是透明体的碎片。这些非同寻常的块面，使画面具有了某种完整性与连续性。

从这幅画上，可看出一种在二维平面上表现三维空间的新手法，这种手法早在塞尚的画中就已采用了。我们看见，画面中央的两个形象脸部呈正面，但其鼻子却画成了侧面；左边形象侧面的头部，眼睛却是正面的。不同角度的视象被结合在同一个形象上。这种所谓“同时性视象”的语言，被更加明显地用在了画面右边那个蹲着的形象上。这个呈四分之三背面的形象，由于受到分解与拼接的处理，而脱离了脊柱的中轴。它的腿和臂均被拉长，暗示着向深处的延伸；而那头部也被拧了过来，直楞楞地对着观者。毕加索似乎是围着形象绕了180度之后，才将诸角度的视象综合为这一形象的。这种画法，彻底打破了自意大利文艺复兴之始的五百年来透视法则对画家的限制。

毕加索力求使画面保持平面的效果。虽然画上的诸多块面皆具有凹凸感，但它们并不凹得很深或凸很高。画面显示的空间其实非常浅，以致该画看起来好象表现的是一个浮雕的图像。画家有意地消除人物与背景间的距离，力图使画面的所有部分都在同一个面上显示。假如我们对右边背景的那些蓝色块面稍加注意，便可发现画家的匠心独具。蓝色，通常在视觉上具有后退的效果。毕加索为了消除这种效果，便将这些蓝色块勾上耀眼的白边，于是，它们看上去就拼命地向前凸现了。

实际上，《亚维农的少女》是一个独立的绘画结构，它并不关照外在的世界。它所关照的，是它自身的形、色构成的世界。它脱胎于塞尚那些描绘浴女的纪念碑式作品。它以某种不同于自然秩序的秩序，组建了一个纯绘画性的结构。

《卡思维勒像》

《卡思维勒像》，毕加索作，1910年，油画，100×615厘米，芝加哥，芝加哥艺术中心藏。

毕加索1909—1911年“分析立体主义”时期的绘画，进一步显示了对于客观再现的忽视。这一时期他笔下的物象，无论是静物、风景还是人物，都被彻底分解了，使观者对其不甚了了。虽然每幅画都有标题，但人们很难从中找到与标题有关的物象。那些被分解了的形体与背景相互交融，使整个画面布满以各种垂直、倾斜及水平的线所交织而成的形态各异的块面。在这种复杂的网络结构中，形象只是慢慢地浮现，可即刻间便又消解在纷繁的块面中。色彩的作用在这里已被降到最低程度。画上似乎仅有一些单调的黑、白、灰及棕色。实际上，画家所要表现的只是线与线、形与形所组成的结构，以及由这种结构所发射出的张力。

这幅《卡思维勒像》，清楚显示了毕加索是怎样将这种分析立体主义的绘画语言，用于某个具体人物形象的塑造的。令人费解的是，恰是在这种分解形象和舍弃色彩的极端抽象变形的描绘中，毕加索始终不肯放弃对于模特儿的参照。为了画这幅画，他让他的这位老朋友卡思维勒先生耐着性子摆好姿势，在他的面前端坐了有二十次。他不厌其烦地细心分解形体，从而获得一种似乎由层层交迭的透明色块所形成的画面结构。画中色彩仅有蓝色、赭色及灰紫色。色彩在这里只充当次要的角色。虽然在线条与块面的交错中，卡恩维勒先生形象的轮廊还能隐约显现，然而人们却难以判断其与真人的相似性。研究毕加索的最著名的专家罗兰·彭罗斯，在看了这幅画后，曾作过这样的评述：“每分出一个面来，就导致邻近部分又分出一个平面，这样不断向后移动，不断产生直接感受，这使人想起水面上的层层涟漪。视线在这些涟漪中游动，可以在这里和那里捕捉到一些标志，例如一个鼻子、两只眼睛、一些梳理得很整齐的头发、一条表链以及一双交叉的手。但是，当视线从这一点转向那一点时，它会不断地感到在一些表面上游来游去的乐趣，因为这些表面正以其貌相似而令人信服……看到这样的画面，就会产生想象；这种画面尽管模棱两可，却似乎是真的存在，而在这种新现实的匀称和谐生命的推动下，它会满心欢喜地作出自己的解释。”

《瓶子、玻璃杯和小提琴》

1890年—1892年，油画，45×57厘米，巴黎奥塞博物馆藏。

1912年起，毕加索转向其“综合立体主义”风格的绘画实验。他开始以拼贴的手法进行创作。这幅题为《瓶子、玻璃杯和小提琴》的作品，清楚地显示了这种新风格。

在这幅画上，我们可分辨出几个基于普通现实物象的图形：一个瓶子、一只玻璃杯和一把小提琴。它们都是以剪贴的报纸来表现的。在这里，画家所关注的焦点，其实仍然是基本形式的问题。

但是，这个问题此时却是以一种全新的态度来对待。在分析立体主义的作品中，物象被缩减到其基本原素，即被分解为许多的小块面。毕加索以这些块面为构成要素，在画中组建了物象与空间的新秩序。他通过并置和连接那些笔触短促而奔放的块面，获得一种明晰剔透的画面结构，反映了某种严格而理性的作画程序。而如今，在综合立体主义的作品上，他所采取的恰是正好相反的程序。他不再以现实物象为起点，将物象朝着基本原素去分解，而是以基本原素为起点，将基本的形状及块面转化为客观物象的图形。这就是说，他在表现出瓶子、杯子及提琴之前，就已经把一个抽象的画面结构，组织和安排妥当了。通过对涂绘及笔触的舍弃，他甚至获得一种更为客观的真实。他采用报纸、墙纸、木纹纸，以及其他类似的材料，拼贴出不同形状的块面。这些块面，一方面显示着画以外的那个世界，另一方面则以其有机的组合而显示出画的自身世界的统一性和独立性。难怪他的画商及好友卡恩维勒会如此地评价他：“即使没有摆弄画笔的本领，他也能搞出绝佳的作品。”在这幅拼贴的画上，左边的一块报纸表示一只瓶子，那块印有木纹的纸，则代表着一把提琴。而几根用木炭笔勾画的坚挺的线条，则使这种转换得以实现，并且将那些不相干的拼贴材料，纳入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中。

这种拼贴的艺术语言，可谓立体派绘画的主要标志。毕加索曾说：“即使从美学角度来说人们也可以偏爱立体主义。但纸粘贴才是我们发现的真正核心。”在这种拼贴语言的运用中，毕加索显然比别的立体派画家(如布拉克、格里斯等)更为大胆和富于幻想。别的画家在拼贴不同的纸片时，多少要顾及到是否符合现实逻辑的问题，他们总是把木纹纸限于表示木质的物品(如桌子、吉他)。而毕加索则全然摆脱这种约束。在他的画上，一张花纹墙纸可用来表现桌面，一张报纸也可剪贴成小提琴。毕加索曾在与弗朗索瓦·吉洛的交谈中，阐述了他对于拼贴的看法：

“使用纸粘贴的目的是在于指出，不同的物质都可以引入构图，并且在画面上成为和自然相匹敌的现实。我们试图摆脱透视法，并且找到迷魂术(trompe L'esprit)。报纸的碎片从不用来表示报纸，我们用它来刻画一只瓶子、一把琴或者一张面孔。我们从不根据素材的字面意义使用它，而是脱离它的习惯背景，以便在本源视觉形象和它那新的最后定义之间引起冲突。如果报纸碎片可以变成一只瓶子，这就促使人们思考报纸和瓶子的好处。物品被移位，进入了一个陌生的世界，一个格格不人的世界。我们就是要让人思考这种离奇性，因为我们意识到我们孤独地生活在一个很不使人放心的世界。”(弗朗索瓦·吉洛等《情侣笔下的毕加索》，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0页)

《格尔尼卡》

《格尔尼卡》，毕加索作，1937年，布面油画，305．5×782．3厘米，普拉多博物馆藏。

油画《格尔尼卡》，是毕加索作于30年代的一件具有重大影响及历史意义的杰作。此画是受西班牙共和国政府的委托，为1937年在巴黎举行的国际博览会西班牙馆而创作。画中表现的是1937年德国空军疯狂轰炸西班牙小城格尔尼卡的暴行。作为一个具有强烈正义感的艺术家，毕加索对于这一野蛮行径表现出无比的愤慨。他仅用了几个星期便完成这幅巨作，作为对法西斯兽行的遣责和抗议。

毕加索虽然热衷于前卫艺术创新，然而却并不放弃对现实的表现，他说：“我不是一个超现实主义者，我从来没有脱离过现实。我总是待在现实的真实情况之中。”这或许也是他选择画《格尔尼卡》的一个重要原因吧。然而他此画的对于现实的表现，却与传统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截然不同。他画中那种丰富的象征性，在普通现实主义的作品中是很难找到的。毕加索自己曾解释此画图像的象征含义，称公牛象征强暴，受伤的马象征受难的西班牙，闪亮的灯火象征光明与希望……。当然，画中也有许多现实情景的描绘。画的右边，一个妇女怀抱死去的婴儿仰天哭号，她的下方是一个手握鲜花与断剑张臂倒地的士兵。画的左边，一个惊慌失措的男人高举双手仰天尖叫，离他不远处，那个俯身奔逃的女子是那样地仓惶，以致她的后腿似乎跟不上而远远落在了身后。这一切，都是可怕的空炸中受难者的真实写照。

画中的诸多图像反映了画家对于传统绘画因素的吸收。那个怀抱死去孩子的母亲图像，似乎是源自哀悼基督的圣母像传统；手持油灯的女人，使人联想起自由女神像的造型；那个高举双手仰天惊呼的形象，与戈雅画中爱国者就义的身姿不无相似之处；而那个张臂倒地的士兵形象，则似乎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某些战争画中的形象，有着姻亲关系。由此可以看出，毕加索不仅是一位富于叛逆精神的大胆创新者，同时也是一位尊崇和精通传统的艺术家。

乍看起来，这幅画在形象的组织及构图的安排上显得十分随意，我们甚至会觉得它有些杂乱。这似乎与轰炸时居民四散奔逃、惊恐万状的混乱气氛相一致。然而，当我们细察此画，却发现在这长条形的画面空间里，所有形体与图像的安排，都是经过了精细的构思与推敲，而有着严整统一的秩序。虽然诸多形象皆富于动感，可是它们的组构形式却明显流露出某种古典意味。我们看见，在画面正中央，不同的亮色图像互相交叠，构成了一个等腰三角形；三角形的中轴，恰好将整幅长条形画面均分为两个正方形。而画面左右两端的图像又是那样地相互平衡。可以说，这种所谓金字塔式的构图，与达芬奇(最后的晚餐)的构图，有着某种相似的特质。另外，全画从左至右可分为四段：第一段突出显示了公牛的形象；第二段强调受伤挣扎的马，其上方那盏耀眼的电灯看起来好似一只惊恐、孤独的眼睛；第三段，最显眼的是那个举着灯火从窗子里伸出头来的“自由女神”；而在第四段，那个双臂伸向天空的惊恐的男子形象，一下于就把我们的视线吸引，其绝望的姿态使人过目难忘。毕加索以这种精心组织的构图，将一个个充满动感与刺激的夸张变形的形象，表现得统一有序，既刻画出丰富多变的细节，又突出与强调了重点，显示出深厚的艺术功力。

在这里，毕加索仍然采用了剪贴画的艺术语言。不过，画中那种剪贴的视觉效果，并不是以真正的剪贴手段来达到的，而是通过手绘的方式表现出来。那一块叠着另一块的“剪贴”图形，仅限于黑、白、灰三色，从而有效地突出了画面的紧张与恐怖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