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先生作为 “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写作风格舒朗质朴,自然恬淡。《老鲁》是汪曾祺先生创作于解放前夕在昆明北郊观音寺的“中国建设中学”的教学期间的短篇小说。描写了校警“老鲁”和“我”等一行人在学校清贫而有趣的生活场景。本文意在以作家早期作品《老鲁》为例,浅谈汪曾祺先生的小说艺术特色。
语言特色
“气韵流转,文狐老精”,汪曾祺的语言极富恰切的节奏感和美的感受,同时平淡质朴,浑然天成,如话家常,娓娓道来。小说开篇,作者采用聊天的方式单刀直入介绍清贫艰苦的校园生活:“去年夏天我们过的那一段日子实在好玩,我想不起什么恰当的词儿,只有说它好玩。学校里四个月发不出薪水,饭也是有一顿没一顿的吃”,读来恍若一个老友的来信,亲切可感,又在平白的言语间,不着痕迹的调侃,不留把柄的感叹,似忧未忧地铺展开小说的背景安排。
汪曾祺语言的节奏感与美的享受,常常体现在平平叙事中突然的一段景色描写上,例如《老鲁》开篇写“采薇”喝茶时闪现的一段妙语:“下午常在门外一家可以欠账的小茶棚中喝茶,看远山近草,看行人车马,看一阵风卷起大股黄土,应在太阳光中如轻霞薄绮,看黄土后面蓝得欲流下来的天空。”一段流畅的景物人情描写,一个“看”字让画中人和读者的心绪紧紧随着文字的悠扬起伏飘扬回环。语言的节奏顿挫,世间万物、生命节奏的韵律美,“平淡中见奇崛”的诗意追求表现得淋漓尽致。
情感表达
文如其人,汪曾祺曾说:“我只是个安于竹篱茅舍,小桥流水的人”,诚然,在汪曾祺的小说中,情感是流动的。说感情,讲事实,调侃的淡然中仿佛还有隐隐一丝无奈,或者本应沉重的话题仿佛又被轻飘飘的写完了。
作家的气质和秉性确是文章的灵魂和风骨,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汪曾祺确实是文人雅士闲适、恬淡从容艺术的创造者、传承者。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一位文人说得好:“他有多爱玩,他多爱生活,他有多爱美,他的笔下有多少市井小民,活生生的,又有多少人情世故,悲欢离合”。老鲁在学校飘摇之际担起责任,以丰富的生活技巧和吃苦耐劳的经验能力为风雨飘摇中贫苦的生活带来一股活力,作者利用巧妙灵活的语言、神态、叙事描写使老鲁这一形象生动鲜活、跃然纸上。老鲁所代表的踏实肯干、聪敏灵活的“源头活水”,也正是作者在艰苦生活中饱含的希望和乐观的向往。
艺术风格
自然本味,汪曾祺在小说描写中对于野菜、黄土朝天的贫苦生活有着特殊而朴实的情感。“我”和一行人衣服头发里洗不尽的黄土、老鲁好像神农尝百草的“采薇”之举、对灰藿菜等野菜的细致辨别等等生活小事,在汪曾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描写中跃然纸上。没有做作的苦心经营,也不刻意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对生活意趣和人生世事的独到见解正是作者唤起读者共鸣,让人有“于无声处听惊雷”的阅读感受艺术风格的内在原因。
各种风格的“冷幽默”是汪曾祺写作的一大特点,汪曾祺的文字之所以读来轻松却发人深省,原因就在此,无论什么感情,在汪老笔下仿佛都是读来轻飘飘、心里沉甸甸的,比如写老鲁做马弁时饿到吃棉花的惨状时,用老鲁自述的方法来写,在令人沉默的艰辛上添了一抹好汉正提当年勇的坦荡,文字加工下的苦仿佛没有那么苦,乐也不过就是那么回事儿罢了。再如《老鲁》结尾处的描写:“我挪过一张小凳子,靠门坐下来。门前是一道河,河里汤汤流水,水上点点萍叶,一群小鸭子叱叱咤咤向东,而忽而折向南边水草丛中”诗意蒙蒙,从容自若,率性戏谑,童心荡漾,生动处辗转,留白处韵味无穷。
大道至简,大音希声,汪曾祺先生的文字正是大象无形、潜移默化动人心,汪老捡了块文学的石头一掷,落在读者的心海里就泛起层层涟漪。
听梁文道的一千零一夜,总会认识一些“新人”,未读过他们的书,不了解他们,却一听道长的介绍,便觉对头,生了继续了解的兴趣。汪曾祺就是今年的一个收获。
梁文道说,中国人现在很重口,哪里都不缺川香麻辣馆子,吃喝和文字皆重口,已经很难品味寡淡之味了。殊不知,像豆腐一样的口感也是一种好味道。
汪曾祺写小说,不以情节取胜,他写《受戒》,小和尚受了戒,对青梅竹马的小姑娘许下定会娶她的誓言,青春美好,受戒是真,娶她也是真,一切皆是真,自然而纯净。
听这个故事,如同在三四月间爬山,看到坡上茶叶灌丛拢拢青绿,眼前一亮,被偶然的美触动。
便拿了汪曾祺的文集《岁朝清供》读起来。
他写夏天,写夏天的早晨真舒服,草上还挂着露水,下午从井里捞出西瓜,一刀下去,眼睛都凉了,晚上搬一张大竹床到天井里乘凉,直到露水下来。他把夏天的好说了那许多,最后一段是“鸡头米老了,新核桃下来了,夏天就快过去了”,竟是舍不得这样的夏天走掉。
读出了一点《城南旧事》的味道。也该有这样的味道,《城南旧事》是林海音以少年视角回到童年忆童年,汪曾祺则是以少年童心写花鸟鱼虫瓜果食物生活点滴,他似乎一直没有离开稚子状态。
他的语言里,始终带着稚子的好奇、对美的惊奇和发现。他写荷花,“荷叶粥和荷叶粉蒸肉都很好吃。荷叶枯了。下大雪,荷花缸里落满了雪。”写荷花的人那么多,有谁如他,写荷花粉蒸肉和落满雪的荷花缸?
他的笔下,葡萄从一月到十二月都有故事可说,便有了《葡萄月令》,荷花缸冬天还在,便有了落雪的荷花缸,时间在他那里不是断裂的,他一整年一整年地与这些事物在一起,草木虫鱼鸟兽,他看着它们,观察,喜欢,记住,念着它们的好。化成文字,却是简洁,如口语一般的平易,小孩子的语言,一蹦一跳,生机得很。
想起小时候有阵子家门口有堆沙,一次落雨,大大小小的雨滴,把沙堆浇成了高地错落的假山盆景,就像桂林的山,当时觉得好神奇,这场景,我记到了现在。美,不是那么容易忘记的。
汪曾祺写吃食很有名,他写吃,写各地的不同吃法,把自己在哪里吃到了怎样的味道都记下来,他也会做菜,清楚怎样做才好吃。我一直认为,吃是最奢侈的感觉,再美味的东西,也是过嘴那一下的味道,吃完了,还有什么留下吗?大概就是入口那一瞬间“好吃到想哭”的感觉吧。只是,这种感觉太短暂了。
书里还有汪曾祺的几篇短篇小说,他笔下的人物都很干净,无论是做事还是做人。他写一个卖馄钝的秦老头,挑的是楠木的馄钝摊子,他的馄钝馅种类多,作料也齐全,鲜美清香,器皿用具特别干净,是一个特别精致的卖小吃食手艺人形象。他用这幅担子,把三个女儿养大了,女儿们也嫁了三个利落干净的手艺人,很幸福,经常回来伺候,小说就结束了。他还写了一个卖水果的,很厉害,知道各乡各镇哪家的园子里有好果树,他爱看画,为了一个画画的大师,送水果到老,他看画,说葡萄架里有风,因花乱了。
读完真如梁文道所言,没有什么波澜的情节,却让你记下了。淡然洁净的人品味道,就是汪曾祺的追求。他爱美好的物,也爱美好的人,便把这些人都写下来了。他守护了自己的童心,也让读者有了一个回望童心的机会。
“坐在亭子里,觉山色皆来相就”,这是汪曾祺说过的一句话,我觉得很能表达他的文风。世界本就美丽,我们只要静静观察,便可捕捉这一切。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
中国文学史群星璀璨,我最喜欢的是鲁迅、钱钟书、沈从文、丰子恺,还有汪曾祺。
鲁迅是犀利的,钱钟书是幽默的,沈从文是细腻的,丰子恺是温暖的,而汪曾祺则是可爱的。
正如你不会错过鲁迅的《狂人日记》,钱钟书的《围城》,沈从文的《边城》,你一定不会错过汪曾祺的《受戒》。
发表于1980年的《受戒》,让汪曾祺进了文学史。汪先生和儿女们日常的玩笑话——“你们对我客气点儿,我将来是要进文学史的人”变成了现实。写了一辈子的老头儿,在60岁终于成名。
可爱老头儿的一生承载诸多标签—— “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京派小说传承人”。
今年是汪曾祺先生驾鹤西去的第21年。让我们通过阅读这本《受戒》小说集,怀念这位有趣的老人。
《受戒》小说集,收录了汪曾祺先生的23篇经典小说。
1
第一篇《复仇》的文风,会令读者颇感意外和惊喜。因为它是一篇最不像汪曾祺的短篇。有评论者说《复仇》是中国意识流的鼻祖。
“复仇者不折镆干” ,汪先生用极短的篇幅,将一个心中充满爱恨情仇的剑客,最终放下仇恨的故事,一气呵成。品读之时,侠义之气和禅意悠悠而来。
为体现剑客终其一生寻仇的寂寞和悲哀,世间的留恋和向往,文中用了较多笔墨描述自然的美好。
比如, “他突然觉得这是秋天,从蜜蜂的声音里。从声音里他感到一身轻爽。普天下此刻写满了一个秋”。
“青苔的气味,干草的气味。风化的石头在他的身下酥裂,发出声音,且发出气味”
“鱼呀,活在多高的水里,你还是不睡?再见,青苔的阴湿;再见,干草的松软;再见,你硌在胛骨下抵出一块酸的石头”
“水上的梦是漂浮的。山里的梦挣扎着飞出去。”
意识流的文字,也值得我们细读和了解—— “黑暗成了一朵莲花。他在莲花的一层又一层瓣子里。他贴着黑的莲花作了一次周游。莲花上出现一颗星,淡绿的,如磷火,旋起旋灭。余光霭霭,归于寂无”。
“时间在洞外飞逝。一卷白云掠过洞口”
“他简直忘记自己背上的剑了,或者,他自己整个消失,只剩下这口剑了。他缩小,缩小,以至于没有了。然后,又回来,回来,好,他的脸色由青转红,他自己充满于躯体”。
汪曾祺先生曾说过, “好的语言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
这篇《复仇》需阅读至少两遍,方可品出其味。
2
热爱生活的汪曾祺先生,在哪里都能找到生活的趣味。
《老鲁》的第一句,汪先生说,“ 去年夏天我们过的那一段日子实在很好玩”。
那段日子,是汪曾祺先生在昆明中国建设中学任教期。当时这所中学的师资力量相当雄厚。从校长到教员,全部是西南联大的学生。但办学条件却非常恶劣。办学基金是靠演了一暑假话剧筹集的,校址是一个废弃的仓库,窗户连玻璃都没有。
那些日子,是教员们零零碎碎的一餐两餐米的日子,借钱买油爆炒野生苋菜的日子,赊账轮流喝土制烧酒的日子,以及集资买蜡烛秉烛夜谈的日子。
汪先生曾在一篇回忆文章写过: “教员一人一间卧室,室内床一,桌一,椅一。还要什么呢?挺好。” 无忧无虑,兴致不减,读书写字。学校上下透着一股浓厚的老庄哲学的味道:适性自然。非常地豁达乐观。
早上,老师们各在屋里看书,到山上走走,时间差不多了,就相互招呼去“采薇”。
下午,老师们在校门口一家可以欠账的小茶棚中喝茶, “看远山近草,车马行人,看一阵大风卷起一股极细的黄土,映在太阳光中如轻霞薄绮,看黄土后面蓝得好像要流下来的天空” ,等到太阳一偏西,又去寻晚饭菜了。
晚上,老师们聚在一个未来的学者、教授的屋里,天南地北,忆故乡风物,高谈阔论。以一烛为度,烛尽则散。
汪先生以愉快的笔调轻松叙述老师们在学校墙角采摘野菜—— “我们之中有一位至今对摘菜还未入门 ,摘苋菜摘了些野茉莉叶子,摘灰藋菜则更不知道什么麻啦蓟啦的都来了, 总要别人再给鉴定一番 。”
写老鲁摘菜: “极其内行,既迅速且准确” ,“他不时给我们指点指点,说哪些菜吃得,哪些吃不得。照他说,可吃的简直太多了。 这人是一部活的《救荒本草挎》! ”不知看到此的读者们,是否和我一样,先是笑出声,然后又在心中升起一股伤感呢。
汪先生眼里的这些日子,是美好和宁静的: “白天太阳照着,温暖平和,完全像一个稍稍删改过的春天”。
“饭能像一顿饭那样开出,破旧的藤箱里还有一件毛衣,就允许人们对未来做一点梦”。
汪曾祺先生的儿子说, 父亲总是把最美好的事物展现给大家,把苦难的东西留在自己心里, 因为他觉得, 哪怕是再绝望的时候,他也一定要给一丝绝不会断绝的希望。
3
汪曾祺先生擅长从奇闻异事里叙述充满个性的小人物故事,用简单直接的文字,把世间的艰难、困苦、隐忍和不易徐徐道来。
重实际讲功利的老吴,重感情多幻想的老鲁,有胆有才的炕鸡状元余老五,安分卑屈的赶鸭行家陆长庚,性情豪爽、身怀相骡马绝活的宋侉子,财力雄厚却极其俭省的八千岁,妙手仁心的产科男医陈小手,有气节的瓦匠陈四,仁义的陈泥鳅,劳碌奔波的李三,孤苦善良的侉奶奶,爱听书的王二,爱画懂画的果贩叶三等等……每一个人物的形象既充满了人情味,又充满了哀伤,透露着生活压迫下的理想和愿望。
汪先生赞誉老鲁的坚韧不拔和老实本分: “老鲁是从沙土里长起来的一颗枣树”, 又为他的现状牵挂和担忧:“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老鲁啊,咱们什么时候回去呢?”
医术精湛、一心救人的产科医生陈小手,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从人人称之为陈小手的绰号,便可看出世人对他职业的鄙视。人们非到万不得已不会请他去帮接生。但陈小手却不在乎,只要有人请,立即跨上白马飞奔而去。陈小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帮团长夫人接生,团长却想:“我的女人,怎么能让他摸来摸去!这小子,太欺负人了!团长觉得怪委屈”。
小说结尾以陈小手被团长一枪打下马后嘎然而止。世人的愚昧和社会的残酷直击人心。
侉奶奶和她种的八棵榆树,是一幅乡间民俗工笔画——侉奶奶住在一个巷子的外面,两间草房,门前一眼望去,有一个海潮庵,再往前是一条河,河上有一座小桥。侉奶奶家左右都是空地,左边长了很高的草,右边是侉奶奶种的八棵榆树。巷子里的孩子们常到空地来玩。
侉奶奶死后,八棵榆树被锯倒时,发出浓郁的香味。在榆树里,大概蕴含了侉奶奶的闲适、淡然,还有隐约的愁苦吧。
有人说汪曾祺先生是 在世事洞明之下,选择用天真来回应一切。知世故而不世故,才是最善良的成熟。
4
《受戒》是汪曾褀先生的标志性作品。写的是一对少男少女的恋爱故事,而且是和尚与少女的爱情故事。
1980年《受戒》发表在第十期的《北京文学》上时,据说很多读者都被吓到了:为何讲的不是神学宗教,而是这样的爱情故事!
小说开头,汪曾祺先生以一贯的诙谐调侃明子去荸荠庵当和尚这件事——他的家乡不叫“出家”,叫“当和尚”。就像有的地方出劁猪的,有的地方出织席子的,有的地方出箍桶的,有的地方出弹棉花的,有的地方出画匠,有的地方出婊子,他的家乡出和尚。
在汪曾祺先生看来,和尚与屠夫、手艺人、画匠、婊子一样,没什么特殊,也是人。 和尚的生活也是一种生活,也有生而为人的七情六欲,只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
荸荠庵无所谓清规,“连这两个字也没人提起”。终日枯坐的老和尚并不念佛,过年也开斋。大师父仁山从不穿袈裟,光脚趿拉僧鞋。二师父仁海是个有老婆的人,两人世界清闲恩爱。三师父仁渡会唱令人脸红心跳的山歌小调,有不止一个相好。
明海具备当和尚的三大条件:面如朗月,声如钟磐,聪明记性好。
小英子长得清秀水灵。白眼珠鸭蛋青,黑眼珠棋子黑,定神时如清水,闪动时像星星。
明海和小英子在船上相遇,在船上私定终身。美好的爱情故事,总要与船关联。让人想起沈从文《边城》的翠翠和傩送的那艘渡船。
小英子活泼开朗,毫不掩饰自己对明子的爱慕。为明子的好嗓子和优秀的画作而骄傲,故意用自己的光脚去踩明子的脚。
“明海看着她的脚印,傻了。五个小小的趾头,脚掌平平的,脚跟细细的,脚弓部分缺了一块。明海身上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他觉得心里痒痒的。” 明子的心被小英子搞乱了,决定到善因寺受戒,当一名合格的和尚。
小英子划船送明子去善因寺受戒,受戒完又亲自去接。在众多和尚安静吃粥的膳堂,大声向明子喊:“我走了!”真是一个细心周到,勇敢示爱的女朋友。如果翠翠对傩送也能这样坦然率真,不那么含蓄羞涩,也许就没有后来的无尽思念和等待了。
两人在船上的表白片段最为精彩。小英子说:“你不要当方丈!”“好,不当。”“你也不要当沙弥尾!”“好,不当。”小英子趴在明子的耳朵旁边小声说:“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明子眼睛鼓得大大的。“要!”
三言两语的情话,纯真至美。继承了沈从文恬淡单纯,诗意温情的小说风格。
小说结尾处留下一段冒着粉红泡泡的描写,诗情画意,美不胜收—— “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
题目是 “受戒” ,实际是 “破戒” 。是颂扬美和人性。 即便是佛门净地,也有热气腾腾的烟火气息和唯美的情感 。
5
汪曾祺先生笔下的文人,以《日晷》里的蔡德惠,《徙》里的高北溟,《鉴赏家》里的季陶民为代表,体现了可贵的士人品格和执着情怀。
蔡德惠,西南联大助教。才华横溢,肯专研,有见解。在别人难以忍受食堂伙食,纷纷在外兼差,下馆子打牙祭时,蔡德惠每天吃食堂的煮芸豆、“蘑芋豆腐”,四年里未兼过一天差,全身心投入热爱的植物学。在许多人看来很枯燥的这门学问,蔡德惠却乐在其中。
蔡德惠虽然没有对物质的追求和向往,但在仪表上始终保持良好风度。他不添置衣服,但整洁干净,他自己洗衣、洗被,自己拆补衬衣,做针线,会裁剪。比起那些“顾嘴不顾身,如同阴沟里的鹅”的同学们,蔡德惠在生活中的活计和他的专业学术一样优秀。
这样一位本可以在植物分类学方面取得很高成就的年轻学者,却因营养不良而死于肺结核疾病。
人们看到他用筷子自制的记时器日晷就会想起他,想起他站在校舍井边洗衣服抬头微笑的样子。
《徙》这篇文中的高北溟,师从举人谈甓渔,十六岁中秀才,第二年停科举后从简师毕业,在“五小”任教,被破格担任五、六年级的国文。虽不能施展才华,但教课认真,郑重其事,一丝不苟,深得敬重。
高先生不喜交际,不参与派别之争。对学生因材施教,不问家庭,只看品学。
汪曾祺先生多次提过《徙》这篇小说,可见其喜爱程度。
汪曾祺非常认同高北溟的教学理念: “教书教人,要了解学生,知己知彼。不管学生程度,照本宣科是为瞎教”。“看着、守着学生,如同注水入瓶,随时知其深浅”。 教材要有一定的系统性,要有重点。课堂讲授与课外阅读相结合。高先生还把白居易的新乐府、郑板桥的家书提画印发给学生,自编教辅材料帮助学生升学。这些教学方法的探索,在当时的国文教育中极为少见和难得。
可惜命运弄人,高北溟好不容易从五小“徙”到县立中学,又被“迁”回五小。
高北溟的女儿高雪,一心想飞出小县城,但同样未能实现“徙”的愿景,最后抑郁而终。
高家两代人,最终“未徙”。
季陶民,全县第一个大画家。卖果子叶三,懂季陶民的画,能一句话说出他的画好在哪里,表达什么,也敢于指出画不对的地方。
季陶民为叶三提笔写下“果贩叶三是我师,惭愧画家少见识”,赠画给叶三,把他视为鉴赏家。
身为画家,对于普普通通的一个果贩,不耻下问,躬身请教,是实属难得的艺术品格。汪曾祺先生认为, 爱艺术的人,不分高低贵贱。懂得欣赏艺术的人,是平等的。
蔡德惠、高北溟、季陶民,他们生性豁达、淡薄名利,坚持自己的理想和原则,不放低自我,不轻贱鄙薄他人。这些自然通达的真性情和为人处世,正是汪曾祺先生的价值观: 人道主义 。
6
汪曾祺先生说, “我咽下苦难,只谈吃,只谈美好和温暖”。
汪先生的每一篇文章,或多或少都会谈及吃。在吃的世界里,品尝人间美好。即便是苦难的日子,也甘之如饴。
在《复仇》冰冷的剑光里,也有吃的温暖: “一枝素烛,半罐野蜂蜜。他的眼睛现在看不见蜜。蜜在罐里,他坐在榻上。但他充满了蜜的感觉,浓、稠。”
在昆明中学的艰苦日子,汪先生愉快地告诉我们老鲁制作炒豆壳虫的过程:“掐了头,撕去甲翅,热锅里下一点油,煸炸一下,三颠出锅,上盘之后,洒上重重的花椒盐”, “豆壳虫味道有点像虾,还有点柏叶的香味 ”。他说,“不但是蔬菜,即荤菜亦能随地找得到了。”
在《八千岁》里,为反衬托八千岁的极其节俭,汪曾祺先生把当地吃晚茶的讲究详尽描写:“晚茶大都是一碗干拌面——葱花、猪油、酱油、虾籽、虾米为料,面下在里面;或几个麻团,油墩子,白铁敲成浅模,浇入稀面,以萝卜丝为馅,入油炸熟。”
在西南联大,新校舍围墙外面的小食摊,风味各别,南北并陈,“最受欢迎的是鸡蛋饼:鸡蛋和面,入盐,加大量葱花,于平底锅上煎熟。饼在锅里煎得滋滋地响。煎得之后,两面焦黄,径可一尺,卷而食之,极可解馋。”有多少读者和我一样,一边读一边想起大学后门的大排档,想起和同学们凑份子点几个香喷喷、油水足的小炒,还有与暗恋的学长邂逅的旧时光。
在《鸡鸭名家》里描写父亲极其精细地洗刮鸭掌:“每个跖蹼都掰开来仔细看过,就像在做一件精巧的手工似的。两副鸭掌白白净净,妥妥帖帖,排成一排。四只鸭翅,也白白净净,排成一排。很漂亮,很可爱。甚至那两个鸭肫,父亲也把它处理得极美。他用那把我小时就非常熟悉的角柄小刀从栗紫色当中闪着钢蓝色的一个微微凹处轻轻一划,一翻,里面的蕊**的东西就翻出来了。洗涮了几次,往鸭掌、鸭翅之间一放,样子很名贵,像一种珍奇的果品似的。”
还有赛城隍的各种瓜果,高崇礼教授家的汽锅鸡,王二家的秘制熏烧牛肉……汪曾祺先生对食物赋予了美学价值,饱含着对生活的热情。
汪曾祺先生收录在中学课本里的《端午的鸭蛋》,让异乡打拼的人们在夜里读上一段—— “高邮咸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油多。蛋白柔嫩,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 从书本里飘出的咸蛋美味,抚慰着每位游子对家乡的眷恋。
有人说,读了汪先生的《端午的鸭蛋》,会有立即上淘宝买一箱鸭蛋的冲动。因为唯有这样,一颗漂泊的心才可以安放下来。
借用某位吃货的一句话: “我不思考人生,我只思考明天吃什么。”
致敬生活家汪曾祺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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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汪曾祺散文读后感怎么写,雨天最适合倚窗读书,阅读能够暴露出我们的死角和不足,阅读其他人的读后感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灵感,阅读是旱季的春雨,现在分享读汪曾祺散文读后感怎么写。
读汪曾祺散文读后感怎么写1汪曾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当代文坛巨匠,抒情的人道主义者,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沈从文先生的入室弟子,最浪漫的散文集,最值得品味的浪漫作品,最值得回忆的艺术与生活的代表作。能与这本书相遇,更是小女子的荣幸。
古往今来,描写吃的文章倒是不少见,像老舍的《骆驼祥子》啊,梁实秋的《雅舍谈吃》啊,许多许多,更是将美食描写的淋漓尽致,而汪曾祺先生的吃却更别具一格。虽平淡,像菜谱一般,却处处流露出人间真情,引来无限遐想。
我原本就爱好美食,以至于入神般去品味这篇文章,更是受益匪浅啊!内容呢,都是生活中的食物,而汪先生却写的行云流水,妙笔生花。例如在《故乡的食物》一文中,开头引用郑板桥的话:"天寒冰冻时,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酱姜一小碟,最是暖老温贫之具。"听着这句话,有种特亲切的感觉,炒米比较省事,比下一碗挂面还要简单,一般吃泡炒米,是要抓上白糖的,这便是郑板桥话中的含义。
还有种食物,叫"焦屑",就是用糊锅巴磨成碎末。它也像炒米一样,用开水冲冲,就能吃了,无论是炒米还是焦屑,除了方便,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应急。当时,县境内开了仗,我们用这种食物度过的。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民,用一碗炒米,焦屑温暖着彼此的心灵。令我感到敬佩地是,作者在如此乱境之中,依然淡定从容,乐观安静,像文中说的:"晚上,爬到吕祖楼上去,看双方军队枪炮的火光在东北面不知什么地方一阵一阵地亮着,觉得有点紧张,也很好玩。"真是乐观啊!也是如此的热爱生活,热爱生命啊!
在作者的吃的部分中,用简单的话语,写出了各种美味佳肴,可以称他为美食家了。
在这本书中,内容有叙事的,有抒情的,有释理的,这些散文文笔细腻,结构合理,条理清晰,文中又渗透着作者丰富的社会生活和复杂的内心世界,真可谓一部让我受益匪浅的好书!
读汪曾祺散文读后感怎么写2汪曾祺的作品中最吸引我的地方是他的语言文风。汪曾祺的作品是可以读出生活的。这是源于作家对生活的真诚吧。他所写的都是自己熟悉的生活:旧时代的高邮小城、西南边城昆明、文化界的故旧师友、西南联大的师生、北京京剧团的戏曲演员;故乡的大淖、荸荠庵,昆明的白马庙等。他的作品中总有他自己过去生活的影子,所以写起来有真切的认知,有感情。
汪曾祺的作品,我看得较多的是散文。下面我将从他的散文中举几个例子,分析一下语言,表达我的感受和观点。
那棵龙爪槐是我一个人的。我熟悉他的一切好处,知道那个枝子适合哪种姿势。云从树叶中间过去。壁虎在葡萄上爬。杏子熟了。何首乌的藤爬上石笋了,石笋那么黑。蜘蛛网上一只苍蝇。蜘蛛呢花天牛半天吃了一片叶子,这叶子有点甜么,那么嫩。金雀花哪儿好热闹,多少蜜蜂!波——金鱼吐出一个泡,破了,下午我们去捞金鱼虫。香橼花蒂的**仿佛有点犹豫,别的是花飘下,香橼花时掉下的,花落在草叶上,草稍微低头又弹起。 ——《花园》
《花园》这篇散文读起来颇有趣味,语言十分的生动活泼。对景物的刻画很好,文字虽是印在纸上,纸虽是平面的,但眼前看到的是立体的,是鲜活的,是有生命的。感觉手是可以触摸到它们的,《花园》中所塑造的景物那样真实地出现在我眼前,唤起了心灵最柔软的那部分,好像又回到了小时候。汪曾祺的作品是有生命的,在于他的语言平实、生活,它所描写的东西也是如此,平凡渺小,但却凝聚着巨大的能够打动人心灵的力量。汪曾祺用心感受生活中的快乐和温馨,贴近的观察生活。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
胡同是贯穿大街的网络。它居闹市很近,大哥酱油,约二斤鸡蛋什么的,很方便但似有很远。这里没有车水马龙,总是安安静静的。偶尔有剃头挑子的“唤头”(像一个大镊子,用铁棒从当中擦过,便发出噌的一声);磨剪子磨刀的“惊闺”(十几个铁片穿成一片,摇动做声);算命的盲人(现在早没有了)吹的短笛的声音。这些声音不但不显得喧闹,倒显得胡同里更加安静了。——《胡同文化》
汪曾祺描写的胡同中的场景很生活、真切。人物的特点很鲜明,虽描写每个人物只有简短的一句话,但他抓住了人物的细节,抓住了人物的魂。汪曾祺对风俗的关注体现了他对民族集体生活和文化的喜爱。汪曾祺在《咸菜和文化》说:我们要在小说里表现的文化,首先是现在的,活着的;其次是昨天的,消逝不久的。理由很简单,因为我们看得见,摸得着,尝得出,想得透。汪曾祺写的《胡同文化》语言平实,贴近生活,也是希望把这种文化以最简单真实的方式传递给更多人,让这文化更好的延续下去。
正如汪曾祺所说的:他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他用朴素着实的语言记录生活。归有光的“以清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事”也尤其受他推崇。汪曾的文学作品展示了现代汉语写作的另一种可能,那就是从活的传统和活的生活中汲取营养。
读汪曾祺散文读后感怎么写3作者对对于金大力这样一个泥瓦匠有着十分细致的描述,哪怕几句简单的任务对白,也能够看得出金大力这人的品性和为人。而这个人物的与众不同,在于他长年累月地生活在一个单调的生活环境中,每一天重复同样的劳动,所以构成了他淳朴的性格和易于满足的心态。而这样的人,对于整个社会而言是不可缺少的,又是让我们感叹而无可厚非的。
文中写到这样一段话:“这些他统统不会,他连砌墙都砌不直!当了一辈子瓦匠,砌墙会砌出一个鼓肚子,真也是少有。他是一个瓦匠头,只能干一些小工活,和灰送料,传砖递瓦。”可见此人真的没有多大本领,甚至堪称笨拙。此刻的话叫做笨得可爱。但是紧跟着下面一句描述却说:“金大力听明白了是一个多大的工程,就告辞出来。他算不来所需工料、完工日期,就去找有经验的同行商议。第二天,带了一个木匠头儿,一个瓦匠老师傅,拿着工料单子,向主人家据实复告。”看看,这就是这个人良好品性的体现,绝不浮夸,做事情负职责,难怪“这一带人家,凡有较大的泥工瓦活,都愿意找他”。我们都明白,一个人的潜力大小和先天以及后天因素都有关系,我们看不起的并不是那种潜力不大的,相反潜力大却恃才放旷的人我们都长都很厌恶。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有品行的人,随不足担当重任,但是普通事情交给他,你能够绝对放心。
再看看这段:“金大力是个瓦匠头儿,但是拿的工钱很低,比一个小工多不了多少。同行师傅们过意不去,几次提出要给金头儿涨涨工钱。金大力说:‘不。干什么活,拿什么钱。再说,我家里还开着一爿茶水炉子,我不比你们指身为业。这我就知足。’”多么难得!这就是健康的心态和为人。
这样的形象恰恰代表了我们社会底层无数朴实简单的劳动者,他们虽然潜力单薄,却是社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最重要的是,他们并不好高骛远,而是脚踏实地,有多大潜力就做多大的事情,有多少付出就要求多少回报。
我之所以认为这样的人是社会不可缺少的,是因为他们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也能勤勤恳恳、踏踏实实,从不给我们的社会制造冲突或者麻烦。而且他们还在一点一滴地为我们的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这些靠着自己的劳动和汗水吃饭的人,虽然平凡,却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因为并不是人人都有良好而健康的心态和精神面貌。
原文: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使人动情的。城春草木深,孟夏草木长。昆明的雨季,是浓绿的,草木的枝叶里的水分都到了饱和的状态,显示出过分的,近于夸张的旺盛
赏析:
这是我最喜欢的第五段,"城春草木深,孟夏草木长"。作者把口语和文学性的语言巧妙融合在一起,雅俗共赏。使文章多了些韵味,有种说不出的,淡淡的美,文章富有了变化,更增加了语言的味道。
对于昆明的雨,作者总体形容是明亮的,丰满的,使人动情的,也是浓绿的。这也写出了作者暗藏心中的昆明情结,看似描写昆明的雨,而字字句句无不是对昆明的想念与难忘,字里行间是深深情谊。
“饱和” “过分” “夸张"则都是形容昆明雨季中的植物,雨带给植物以生机勃勃的姿态,生动形象地写出了植物的青翠状态,画面感极强,同时也暗示雨带给我们深深的想念。
汪老对生活的感悟是多么微妙,寻常的物,寻常的事,寻常的人到了他眼中便是有了不寻常的意境,皆可入诗,入画,让人不由得想起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断断续续的雨,带着缅桂花的味道,在文中暗滋潜长。
笨丫头啦。加油~
汪曾祺女性观的形成,既源于和睦温馨的士大夫家庭的传统文化的熏陶和童年时期他身边女性的传统美德的影响,也得益于淳朴乡风的感染浸润。经历了适情适性的童年和坎坷多难倍受压抑的中青年时期以后,汪曾祺特别关注人性,尤其关注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妇女的命运。因此他在故土小说创作了大量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从人性的角度主要分为健康舒展和病态压抑两大类,它们全面反映了汪曾祺的创作思想和美学追求。
《蛙》这部小说的叙事缘起是日本作家杉谷义人到“我”(蝌蚪)的故乡与当地文学爱好者畅谈文学。在结识了“我”的姑姑之后,杉谷义人鼓励当地文学爱好者以姑姑为素材写出感人的作品。受杉谷义人启发,“我”决定向法国作家萨特看齐,以姑姑的一生为素材创作一部话剧。“我”遵照杉谷义人的嘱咐,先以书信的方式把姑姑的故事写给杉谷义人。
“我”的故乡有一个古老的风气,生下孩子,好以身体的某个部位或器官起名字,孩子长大后有的会改换雅一点的名字,但也有的不改。姑姑的名字叫万心,她父亲,即“我”的大爷爷是胶东军区八路军地下医院的医生、革命烈士。姑姑因为她父亲的关系,曾和她的祖母、母亲被驻扎在当地的日军司令关押在大牢里。新中国成立后,姑姑继承父业,经过新法接生培训,成为乡里的一名医生。姑姑是天才的妇产科医生,凡是见过她接生或是被她接生过的女人,都对她佩服得五体投地。她的手只要在孕妇肚皮上一摸,就会让孕妇感受到一种力量,并对她产生信心。
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姑姑接生过上万个孩子。姑姑用新法接生的第一个孩子是陈鼻;“我”是姑姑接生的第二个孩子,出生时先出来一条,被姑姑拽着腿,像拔萝卜一样拔了出来。20世纪50年代,在国家经济发展繁荣时期,姑姑骑着自行车,风雨无阻地跑遍了高密东北乡十八个村庄的街道和胡同,接生了1600多名婴儿;并且在接生第1000个婴儿的日子,光荣加入了中国***。
年轻时的姑姑谈过一个对象,是一个空军飞行员,一家人曾为此自豪无比。但后来这个空军飞行员驾机叛逃到了台湾,曾经风光一时的姑姑深受打击,并因此差点自杀。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刚刚经历过三年大饥饿的农村出现生育高潮,姑姑也忙碌起来,并成为高密东北乡远近闻名的妇婴名医。从1965年开始,急剧增长的人口导致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计划生育高潮。当上公社卫生院妇产科主任的姑姑坚决响应党中央号召,在全公社掀起轰轰烈烈的“男扎”行动。一些村民对政策不理解,到处闹事。一个叫王脚的被“男扎”后,说自己的神经被捅坏了;一个叫肖上唇的说自己的性功能被破坏了。“文革”开始后,姑姑被当成“牛鬼蛇神”,受到批斗。有一次批斗大会在滞洪区的冰面上举行。倔强的姑姑因为不驯服,被打趴在批斗台上,一个纠察队员还用一只脚踩住她的背。在批斗县委书记的时候,姑姑被拖起来与县委书记并排站着,脖子上还被女红卫兵挂了一只破鞋子。但姑姑昂着头,不肯屈服。
20世纪70年代末,国家迎来了计划生育的第二个高潮,发生在姑姑身上的故事也更加多姿多彩,有感人肺腑的,有惊心动魄的,也有让人感慨万千的。一次为了动员一个生过三个女儿、怀了第四胎的女人去卫生院做人工流产,她被那个女人的丈夫打得头破血流;而那个女人则因为大出血而失去生命。
在部队立了三等功的“我”喜欢上了长着两条仙鹤般长腿的王仁美。举行婚礼的那天大雨倾盆,但王仁美一直嘻嘻哈哈的,表现出让人怜爱的性格。已经当上县政协常委的姑姑来参加婚礼,王仁美向姑姑要能生双胞胎的灵丹妙药,受到姑姑的严厉批评。姑姑不仅教育王仁美,告诉她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而且提醒“我”:“你是***员,革命军人,一定要起模范带头作用。”两年后,“我”的女儿出生,但不甘心只生一胎的王仁美后来又怀上了。“我”从部队赶回来,发现王仁美之所以又怀上了,是因为她偷偷地找曾是“我”小学同学的袁腮把原来戴着的避孕环给取掉了。王仁美为了逃避做流产,藏在了自己的娘家。姑姑带着阵容庞大的计划生育工作队开进村里。“我”的岳母骂姑姑是妖魔,村里不理解姑姑行为的人骂姑姑是土匪。但姑姑为了计划生育,还是想法把王仁美逼了出来。“我”所在部队的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也来到“我”所在的村,和姑姑一起劝说王仁美理解国家政策。深明大义的王仁美爽快地同意接受流产手术,却不幸因为大出血死在了手术台上;姑姑也因此被“我”的岳母用剪刀刺在大腿上,但姑姑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决心丝毫没有动摇。
当时,随着国家市场经济搞活,“我”的小学同学陈鼻成了村里有名的万元户;他的老婆,小侏儒王胆怀了第二胎。王胆一直躲藏着,直到临产的时候,乘着一张竹筏想逃到外地去生下腹中的胎儿。在经过一番惊心动魄的追逐后,姑姑的计划生育队在河上追上了逃跑的王胆。王胆羊水破裂,姑姑在竹筏上给她接生了一个女婴,但王胆却不幸死去。
王仁美不幸死后,姑姑做媒,我娶了姑姑的助手小狮子,但没再生育。岁月匆匆,时光荏苒。经过二十多年的计划生育,国家终于控制住了人口暴增的局面。“我”和小狮子也退休回到了故乡。这时的故乡正在发生天翻地覆的、走向城市化的巨变,高密东北乡胶河两岸正在进行着前所未有的大开发:花园、大小超市、盲人按摩院、美容院、商场、农贸市场、中美合资妇婴医院等等大城市有的东西,在这里也都涌现出来。“我”的小学同学袁腮开办了牛蛙养殖场;王胆的哥哥王肝成了泥塑艺人秦河的助手;姑姑也嫁给了另一老实巴交的泥塑艺人郝大手。王肝送给我一套《高密东北乡奇人系列》DVD。通过这张DVD,“我”了解了姑姑之所以嫁给郝大手的原因。在姑姑被宣布退休的那天晚上,姑姑喝醉了,她摇摇晃晃地往回走,结果走到了一片洼地。在月光下,蛤蟆、青蛙呱呱地叫着。姑姑想逃离那些蛙叫声,但蛙声追逐着她;她一边嚎叫一边奔跑,最后遇上了郝大手。
退休之后,姑姑对生命,尤其是对婴儿和胎儿生命的观念也在发生变化。晚年的姑姑对生命生发出了中国传统母亲式的大悲悯,并且表现出一个乡村医生对神秘生命的沉重思考。她把想象中的那些她引流过的婴儿形象描述给丈夫——一个民间泥塑艺人,通过丈夫的手,捏成泥人,祈愿用这种方式来弥补她对那些没能来到人世的婴儿的歉疚。但与此同时,姑姑也用她那双善于接生的手参与着各种各样的接生。
在发生了巨变的故乡,“我”在一家名为“堂吉诃德”的餐馆遇到了落魄潦倒的陈鼻。当年英俊的陈鼻,此时头顶光秃,衣着古怪,装扮成了塞万提斯笔下的愁容骑士堂吉诃德,拿着话剧演员的腔调,在餐馆里招徕客人;但是因为有酒瘾和烟瘾,还带着一条寸步不离的癞皮狗,所以并不讨人喜欢。陈鼻的两个性情高洁的女儿——陈耳和陈眉——曾是高密东北乡最美丽的姐妹花,她们到南方一家毛绒玩具厂打工,结果在一场震惊全国的大火中,陈耳被烧成焦炭,陈眉烧毁了面容。种种变故使陈鼻变得有些疯疯癫癫,甚至想带着他的狗扑倒车轮下面寻死。
随着人们生活条件的变化和商品经济的突飞猛进,一些超生的方式也“与时俱进”,越来越令人惊叹。在高密东北乡,袁腮以牛蛙养殖公司为幌子,组织了一批“**女”为那些想要生男孩的人**。年逾五旬的小狮子耍花招把“我”的精液注入一个“**女”体内,并使其怀孕;而这个“**女”就是王胆在竹筏上给陈鼻生下了那个女儿,在南方那家毛绒玩具厂烧毁面容的陈眉。“我”一下子陷入前所未有的矛盾纠结中:五十五岁的“我”,糊里糊涂又要做父亲了;更何况,“我”和陈眉,这简直是**啊;“我”想找出办法让怀孕数月的陈眉做药物引产,但“我”年轻时曾因此断送了妻子王仁美的性命,这是“我”心中最痛的地方,是“我”永难赎还的罪过。在跟一位老同学倾诉了这一切,并听了那位老同学的一番劝解后,“我”在心理上慢慢接受了现实;“我”甚至把陈眉所怀的孩子想象成王仁美曾经怀的那个在手术台上夭折婴儿的投胎转世,并以老来得子的喜悦迎来了儿子的诞生。
在叙述从20世纪50年代到当下这些故事的过程中,作为小有名气剧作家的“我”,也为自己以姑姑一生为素材创作的话剧找到了灵感。当下生活中的许多事件和“我”要创作的剧本中的故事纠缠在一起,使“我”已经分不清剧本中哪些是纪实,哪里些虚构。而且在与杉谷义人的通信交往中,“我”内心中的赎罪心理也日渐加重,“我”甚至把写作当成了一种赎罪的方式。在寄给杉谷义人的剧本中,“我”把前面的叙述延伸到了如梦如幻的话剧舞台上。这是一部具有荒诞色彩的,融合了诙谐、戏谑、调侃、反讽、嬉闹、灵魂独白、戏中戏等文体风格的话剧。在剧本中,生下孩子的陈眉因为孩子被抱走而精神失常,到处寻找自己的孩子,甚至闯进公安派出所去诉冤。“我”一家子给**生的孩子“金娃”办满月宴席时,陈眉闯进来抢走“金娃”,跑进一个以民国时期县衙大堂为背景的电视戏剧片拍摄现场。经过“县长”一番颇具讽刺意味的断案后,“金娃”回到了小狮子的怀抱。在话剧的最后一幕,姑姑展开了内心的剖白:她经常回想起那些因计划生育而死去的女人和她接生过的孩子。
文/雪映寒松
汪曾祺先生是短篇小说名家,他的小说语言平实,重叙事,少抒情;重客观,少主观。他的小说,很重视锤炼语言。句与句之间不是独立的,而是常常有互动,所谓“顾盼有情,痛痒相关”。
汪曾祺先生写小说非常重视语言。他认为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语言不只是形式,本身便是内容。语言和思想是同时存在,不可剥离的。语言不是所谓“载体”,它是作品的本体。
比如,他的代表作《受戒》:
结尾处:
结尾这一段很耐读,按照小说的正常写法,到了结尾处,该抒情了,但汪曾祺先生没有主观抒情,只是平实、客观地去呈现芦花荡的景色。
也没有具体说,青浮萍是什么样,紫浮萍是什么样,长脚蚊子是什么样,水蜘蛛是什么样。所有叙述都只是简洁得不能再简洁的白描,就像是**的镜头语言。因为直接,反而丰富,让人目不暇接。
之所以呈现出这样的特点,关键在于叙述时多用名词和形容词,少用副词。他的小说有一种“气”,永远气定神闲,娓娓道来,不紧不慢,收放自如。
他还非常经常使用短句,重视长句和短句之间的搭配——我称之为“长短句互动”。他的小说句子与句子之间是有互动的。句与句之间,互相映带,互相顾盼,文气贯通,流畅自然。比如:
大量使用短句,写出了赵大妈的勤劳能干。叙述很有特色。下面这段的语序看似有点奇怪,其实这样做是为了达到最大程度的简洁。
假设这一段,改成:
读起来味道就完全变了——没有了那种不急不慢,娓娓道来的悠闲劲儿。
又如,《钓鱼的医生》里的描写:
倘若:
这块匾与医术无关,或关系不大,匾上写的是“急公好义”,字是颜体。
改成:
这块匾与医术无关,或关系不大,匾上用颜体写着“急公好义”。
读起来是不是味道也变了?
叙述时注重长短句配合,显得张弛有度,娓娓道来。这种功力非一朝一夕能够达到,这是长期“炼字”的功夫。
又如,《鱼》对庞家兄弟杀猪场面的详细描述:
“放了血”、“吹气”、“刮毛”,使用三个动词构成的短句,写出了庞家兄弟杀猪的熟练。
写“庞家肉案子生意很好”,怎么个好法?
“早起人进人出,剁刀响,铜钱响,票子响。”
一个短句就形象刻画出来了。实在是高!
又如《八千岁》,写八千岁(一个米店老板)卖米的动作:
“一边量,一边唱”、“量完了,拍拍手”、“接过钱”、“摊平了”、“看看数”、“一扬手”等大量短句的使用,成功刻画了一个手法娴熟,动作麻利的米店老板形象。
又如,《异禀》里面写吃的:
“现切”、“封了口”、“倒出来”、“切成片”……看得口水都就出来了!
《三姊妹出嫁》里写吴颐福卖糖:
吴颐福手艺之娴熟,令人赞叹不绝!
在汪曾祺的小说中,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此外,有的作品例如《陈小手》,构思精巧,结局出人意料,简直是欧·亨利式的结尾。
看,越是成熟的作家,越来越少抒情,越来越多白描。语言往往简洁,精炼,静水流深,融奇崛于平淡,字里行间充满了最大的信息量和张力。
这是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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