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种龙头鱼身的龙，亦是一种“龙鱼互变”的形式，这种形式我国古代早已有之，为历代民俗、传说衍变而来，其历史渊源悠久，可追溯到史前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时期的鱼图腾崇拜，《大荒西经》有“风道北来，天乃大水泉， 蛇乃化为鱼。”是鱼变为龙的早期过渡形态。龙就是神化的蛇虫，《海外南经》云：“虫为 蛇，蛇号为鱼。”民间风俗早有鱼化龙的说法。《孔子家语》记载：孔子喜得贵子，鲁昭公以鲤鱼作赏赐，孔子因此为儿子取名鲤，字伯鱼。《说苑》中就有“昔日白龙下清冷之渊化为鱼”的记载，《长安谣》说的“东海大鱼化为龙”和民间流传的鲤鱼跳过龙门，均讲述了龙鱼互变的关系。这种造型早在商代晚期便在玉雕中出现，并在历代得到发展。
印章又称玺、印信等。印章的形状无论官私，通常为方形，也有少量是圆形、长方形、椭圆形或其它几何形制。古代印章背部有钮，如龟钮、狮钮、鱼钮、龙钮、虎钮等等，形成了种类繁多的印钮艺术。唐代以后，印章从一般实用品逐渐变为可欣赏的艺术品。到了宋代，随着文人画的发展，鉴藏书画之风日盛，文人学士喜欢镌刻别号印、词句印、室名印、鉴藏印等印于书画作品上，把书画、篆刻融为一体，使之相得益彰，印章真正成为我国一门独特的艺术。此后印章艺术进一步发展，出现了一些篆刻名家。明代的文彭是素负盛名的篆刻家，他治印力求复古，笔意秀润，力法光洁，被后人称为“篆刻之祖”。清代的邓石如治印锋姿挺健，刀法和笔法融为一体，自成一格。清代的赵之谦以当时出土的秦汉泉洗铭文入印，别开生面，风靡一时。
有印章就有印谱，现存较著名的印谱有宋代《集古印格》、《宣和印谱》，明代《古印选》、《集古印范》，清代《飞鸿堂印谱》、《印章之说》，近代《西泠八家印选》等。刻印章的印石主要以青田石、寿山石、昌化石、赤峰石为原料，田黄石最为名贵，为治印者所钟爱，鸡血石、冻石也较名贵。此外，印章用料还有金、银、铜、铁等。
印章发展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历代印章的鉴定有如下特点：
战国印章大多为铜铸，也有玉制，有官私之分，有姓名玺、古语玺、图像玺等，印钮多为鼻钮。秦代印章继承战国玺钮特点，镌刻十分粗犷和率意。汉代印章是我国篆刻艺术史上的高峰，特别是皇家印制作精美，以白玉为材、螭虎为钮，文武百官印以黄金为材，按官员不等有鱼钮、鼻钮等。三国两晋出现镀金、镀银印，出现辟邪钮式。唐代印章官玺传世甚多，而私印较少，官印多鼻钮。唐代以后有金银、宝石、翡翠、珊瑚、琥珀、密蜡、黄杨、竹根、玉制印章，宋代印章开始押字，也叫 “花押”。明清两代是我国印章艺术的鼎盛时期，流派纷呈，名家辈出，风格各异，清代官印印文均有满文对照，清代私印铜印少见，大多为石章。民国时期印章多为石章，继承清代特点，除石外，还采用木、竹、玉、金、铜、铁、有机玻璃、橡胶等材质，以西泠印社印章较为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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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馆藏文物：著名篆刻家和书法大师邓散木赠送毛泽东的龙钮大印。
邓散木与毛泽东龙钮大印
中国印坛素有“北齐南邓”之称，即北方的齐白石与南方的邓散木。邓散木（1898 -1963）是现代著名的篆刻书法艺术家，他的书法气雄力健，浑厚流丽，富金石韵味。他精篆、隶、正、草各书。他的篆刻广采博古，上追周秦古玺，遍摹浙皖诸派，取各家之长，以其沉雄朴茂、清新古拙、老辣奇崛、大气磅礴的风格在印坛上独树一帜。
1963年1月9日，66岁的邓散木被摘去“右派”的帽子，兴奋莫名。经过紧锣密鼓的筹备，当年的5月1日，邓散木便在北京举办了隆重的个人书画展。此时，他已截去一足，癌细胞也扩散到了肝脏，他拄着拐杖前去“巡礼”，见观者甚多并不时予以高度肯定，他欣慰地笑了。因为老天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在不多的时间里，看到自己的画作得到大家的认可，他的心情是非常愉悦的。
8月的一天，章士钊的秘书王益知先生突然来到邓散木家，提及毛泽东主席很喜欢篆刻及书法艺术，章老意请散木先生给毛主席治一方印、写几幅字。虽然邓散木没有机会与毛泽东直接交往，但是他发自内心地崇敬毛泽东，热爱新中国。当时邓散木虽然病入膏肓，然而他毫不迟疑地一口答应了益知先生，他硬撑着病躯，寻觅金石，裁纸打格，书就篆、楷、隶、草四体毛泽东诗词，并刻就“毛泽东”一印，托益知先生带给章士钊。邓散木镌刻的印章用寿山五彩大山石，石质光嫩圆滑，色泽柔和，为“明**，石制立方体，顶部镂空琢双龙。”两条飞龙寓意“飞龙在天，福泽天下”，彰显毛泽东的伟人风范；印面6厘米见方，高55厘米，顶部印钮为两条矫健屈曲的盘龙，所以人们称其为龙钮大印，盘龙形象逼真，栩栩如生。白文“毛泽东”三字线条横不平，竖不直，似欹斜荒疏，然而读来却大有“自然天然”“返淳归朴”之感。印的一侧刻有“1963年8月，敬献毛主席，散木缘时六十六”字样。章老见之赞曰：“好个龙纽大印，刀力非凡。”这一被称为“文物极品”的印章现已为湖南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收藏陈列了。
章老对四体毛泽东
诗词条屏不甚满意，建议散木书写他自己创作的诗词。邓散木乃竭尽心智，写成四首五律四条屏。其一为篆书，通篇杂有甲骨、金文和竹简的韵味；其二为隶书，以篆书结体，含碑刻之味；其三为行书，快马斫阵，一往无前之气概跃然纸上；其四为楷书，凝练老辣，不乏篆刻的金石气。落款“一九六三年第十四周国庆前夕，俚言四首代颂，敬以各体书尘（呈）毛主席匡谬”。章老见之，十分喜欢，不久便呈献给毛泽东。
1963年10月8日5时，印章刻完后不到两个月，邓散木辞世，他终于“休息”了。
邓散木为毛泽东刻治的印章，温润甚佳。此印很有特点，与前面谈到的那些印章都截然不同。邓散木善于用巧，篆刻不俗，不纤媚，其章法有出人意外之奇妙，印文中，繁体的白文“毛泽东”三字横刻，从右至左依次排列，“泽”字三点从左边挪到了右下端，原来“毛”字笔画较少，与繁体字笔画多的“泽东”二字排列不协调，邓散木这一大胆创作真可谓“画龙点睛”之笔，使详略更为得当，结构更为严谨，布局更为优美。笔画较少的“毛”字的最后一笔反向倒旋，以寓“反手掌乾坤”之意，而从布局上又填补了“泽”字右上端的空白。这是毛泽东所有印章中创意最为大胆的一枚，最为别致的一方，最有创意的一颗。
中国印章起源于殷商时代，是为了在器物上戳压记号，证明物归谁属，以防诈骗、冒认、偷盗、侵夺等。到了周武王伐纣而兴周，传统的手工业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商业贸易也开始萌芽，印玺开始有了凭信的作用。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雒邑（今河南省洛阳市），开启了春秋战国之序幕，天下诸侯各兴霸业，齐、晋、宋、秦、楚、魏等大国相继出现，各国均设置了各级机构和各种官职，为便于各级官吏行使其权力，官印应运而生。在官印的基础上，各诸侯国君主也有了印玺，作为管理各级官吏和统治人民的工具，代表着其权威。秦始皇灭六国，自称始皇帝，便有了帝王印。
在此期间，私印、官印、诸侯印，印钮形式丰富多样，有龟、驼、马、蛇、羊等，统称为“玺”。
《后汉书·祭祀志》指出：“三皇无文，结绳以治，自五帝始有书契。至于三王，俗化雕文，诈伪渐兴，始有印玺以检奸萌，然犹未有金玉银铜之器也。”“三皇”指夏禹、商汤、周文王。“诈伪”、“奸萌”显然是私有制出现后的诈骗、冒认、偷盗、侵夺等不正当的行为。
帝王印章，代表着国家权力和君主地位，历朝历代帝王印章不断在发展演变着，最终帝王印章定格在以龙为钮、以宝为名，龙钮有蛟龙钮、盘龙钮、坐龙钮、蹲龙钮、双龙钮、腾龙钮等。
在秦汉时，皇帝印章被称为“玺”。印章兴盛的汉武帝时代，君主被神化为龙，象征着皇权至高无上的龙与印合二为一，出现了龙钮帝王玺。在唐武则天时，改“玺”为“宝”。到了明清，皇帝权威达到空前高度，皇帝需要以龙神化自己，需要用宝印作凭证，自称是上承天命的真龙天子，出现了各种龙钮帝王印章，特别是满清乾隆皇帝在位期间。
收藏手记·文房杂项篇·印章的机缘
吴昌硕刻田黄龙钮章
决定印章价值的基本要素包括印石的质量与大小、是否为名人所制、是否为名家所用、是否为闲章等诸方面。我财力有限，无心购买田黄、鸡血等高档印石，遂将注意力放在名家刻制的印章上。
名家印章未必都采用名贵印石。因印石一般，又因诸多商家或买家不谙印字，这就为我以低价购取名家印章造就了机会。
白岳山人 寿石工
平阳世家 寿石工
江天乙印 陶寿伯
一天，我在一家小店闲逛，见玻璃柜里放着几枚小印，偷偷地躲在那里，身上布满了尘土，我便在那几枚不起眼的印章中挑出三枚。一枚为两面印，普通寿山石料，印很小，一面刻白文“平阳世家”，边款“平阳世家，印丐”，一面刻朱文“白岳山人”，边款“白岳山人，石工”，知为寿石工所刻。一枚为寿山干黄所制，印也不大，刻朱文“江天乙印”，边款“江天乙印，乙亥十月，寿伯刻”，知是陶寿伯所刻。还有一枚为六面印，印较大，印文为“云鹤游天”、“医俗”等，全部是闲文。店家对这三方印并未看重，加在一起我共花费了300元。
三方印不但全是真品，而且出自 名 家。 寿 石 工（1885—1950），名玺，号印丐，是位多才多艺的名人。诗文俱佳。篆刻严谨，不尚狂怪，有古朴坚实之感，富清秀流畅之韵。“平阳世家”和“白岳山人”印，以小取胜，光洁雅秀，平淡而不平庸，颇能代表寿石工篆刻特色。陶寿伯，字知奋，生于 1902 年。篆刻从师赵时 ，专攻玺印、汉印。1950 年去香港，后去台北定居。先后在北美、日本、新加坡、南洋各地举办书画篆刻展。“江天乙印”为其 1935 年所刻，撷取汉风，浑穆古朴，渊雅自如。那六面印因未见印款，无法判定作者，但从篆法、章法、刀法上看，断非俗手所能，且又是可用之闲章，具有特殊的收藏价值。
客观地讲，古董经营者因长期与古董打交道，大都善于辨别物品的新旧，这种长处和优势是某些所谓专家学者所不具备的。然而由于知识的局限，他们对某些文玩的文化含量常出现“搞不清、估不透”的情况。印章是“小众化”艺术，名人印章对不擅此道的卖家纯属“冷门”。
六面印
记得几年前一位与我相识多年的店家给我打来电话，说他从户里收来一方老图章，问我是否想要。我赶到他的小店一看，果然是老坑旧印。此印为寿山冻石，高45厘米，正方形，每边长 28 厘米，雕狮钮，苍莽朴厚。印文为朱文“石民书画”，边款“沈世和自刊于江苏”。
“此为古旧之物”是我和卖家的一致看法，在这一点上不存在分歧。但沈世和为何人？我一时回忆不起来，店主更茫然无知。只是出于此物为“旧东西”而又不卑不陋的考虑，我当即以 350 元买下。
拿回家中观赏，愈加感到此印有清初味道。翻开清人周亮工的《印人传》，沈世和的名字赫然其上。《印人传》卷二《书沈石民印章前》称：“沈石民世和，常熟人……石民真能自得师，真能以一灯绍国博（文彭）者。”又称：“石民书画妙天下，即以纵横毛颖之法驱使 刀，宜其独据坛坫，俯视一切也。”可见周亮工对沈世和评价甚高，说他治印继承文彭衣钵，又善书画，就像用毛笔那样驱刀刻印。据此分析，“石民书画”印与载记相符，从印章的时代风貌和格调上看，当是一方沈世和自刊自用印。
作为藏家，不仅应具备分辨新旧的能力（看似标准很低，其实真正做到极不容易），而且还应比贩子高出一筹，这就是知识的积累和考证的本领。前者是古董商之所长，后者乃考据家之所长，两者兼备才是高明的收藏家。
近几年，印章行情甚好。2003年上海华辰拍品中，晚清印家吴让之六面印（44 厘米 ×4 厘米 ×43厘米），估价 55 万元至 75 万元，成交价 22 万元。在拍卖现场很多人惊异：那么一个小玩意，瞬间就有了 20 多万元的身价。然对于行家来说，22 万元的价格是物有所值的。我捡得的那几方印，虽不比吴让之的作品，却也可圈可点。照此对比，我也算得捡了个“小漏”。而“小漏”偶得的奥秘无非是比贩子多了一点小小的“高明”。
石民书画 沈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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