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文是自己撰写的一篇文章《试论中国书法与篆刻的关系及其文化属性》,2015年8月发表在中国篆刻杂志,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
中国的书法与篆刻一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两门密不可分的姊妹艺术。清代邓石如曾提出“印从书出”的创作理念,即篆刻要从书法(尤其是篆书)中汲取精华和营养,离开书法,篆刻就成无本之木。若追溯到中国最古老的文字形态——殷商甲骨文(目前考古学证明甲骨文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形态),我们很难说清楚到底是印从书出,还是书从“印”来。就好比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个经典问题一样耐人寻味而难以断定。众所周知,甲骨文是契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在远古时代,毛笔还未诞生之前,我们的先人是用石块等为主要工具在龟甲、兽骨、石壁上记录历史的。这样的记录方式虽谈不上是篆刻,但是这种契刻形式的记录方式和之后出现的印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我们今天所谈论的书法、篆刻艺术,它们最初都是以实用为目的出现的,并不具备今天人们所赋予的艺术特征和艺术使命。通过对中国书法、篆刻的学习与研究,我们不难发现书法与篆刻在其各自的发展进程中通过各自的载体形式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加以继承和弘扬, 在体现艺术美的道路上发挥了异曲同工的作用;另一方面, 两者又因彼此所不同的内涵和外延而展现各自的艺术特征。作为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 书法与篆刻必然存在着一定的共性,这种共性又因为汉字这一共同的载体而愈发凸显起来。
一、书法与篆刻都是以汉字为主要载体的艺术形式
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同汉字的发展紧密相关,它是以汉字为载体,按照外在的形质美和内在的意蕴美法则对汉字进行再创造的艺术形式。随着篆、隶、楷、行、草五种不同书体的演变及汉字形体的阶段性变化,中国书法的艺术风格趋于多元化发展。中国的篆刻艺术是以汉字古文字阶段的篆书形态为主要载体的。篆书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形态,具有极高的象形意味,形体的可塑性强,为篆刻艺术展示方寸之间的万千气象提供了有力保障。篆书包括大篆和小篆两种。大篆是指秦始皇统一东方六国之前所有的文字形态,如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石鼓文等;小篆是指秦始皇统一东方六国之后在先秦文字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文字。
古代先贤曾云:“篆印必先习篆,以求篆体之笔法,得笔法则得字法而章法随之”。“治印者必先识篆书,不然尺幅之中尚未能平稳,况方寸之间乎,其欲求妥贴者难矣”。由此可见,篆书对于篆刻而言是极其重要的。书法与篆刻的发展均与汉字的发展密不可分,书法艺术的发展与文字的发展是较为同步的,而篆刻艺术的发展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却停留在了篆书上,入印文字并未随着汉字形体的改变而发生重大变化,虽然篆书形态稍有调整变化,但并未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到了隋唐、宋元官印阶段以及进入文人篆刻之后虽然有很多新的尝试,如用隶书、楷书、草书甚至是美术字等入印,但是因为这些文字象形性和形体可塑性的削弱,入印文字、边框未能进行更好的印章化处理,此种印风未能被太多的人认可和接受。但是在当代篆刻艺术的继承与创新方面,此种印风因为它的不完美却留给后人更多的探索空间。
书法和篆刻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互相包容,互相影响。从刻在龟甲、兽骨及陶器上的符号、文字到铸刻在青铜器上的吉金文字、凿刻在石头上的先秦石鼓文, 这些文字形体的演变都与刀(或者硬质器物)这一主要的“书写”工具紧密相关, 彰显了契刻文字的古朴之美。随着汉字形体的演变,毛笔、纸张、墨等文房用品的相继出现,书法则以多姿多彩的面貌行诸于世。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在《中国玺印的起源[1]》中进一步确认现藏于台北故宫博院的三方铜玺为“商代古玺”;在中国的儒家经典作品《尚书》中,记载着商汤给伊尹印章的事;《周礼·地官·司事》中有“凡通货贿,以玺节出入之”的相关记载,可见印章的历史悠久。中国的实用印章在秦汉时期达到第一个历史高度,之所以会出现秦汉印风与当时的政治文化和文字形体的演变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二、书法与篆刻都是由实用性逐渐向艺术性过渡的艺术形式
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任何艺术形式都是人类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形成的智慧结晶。最初的书法、篆刻和今天我们所理解的书法艺术、篆刻艺术是完全不同的。文字是记载历史的工具,汉字是记录华夏民族历史的符号。“书法”一词最早见于春秋末年鲁国史官左丘明所著《左传·宣公二年》当中:“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 。当时“书法”一词的含义是指古代史官修史的原则和体例,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谈及的书法艺术。
书法是什么?几千年来没有人能够说清楚,至今也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但不同的人却又能说出自己心中的书法为何物。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也许正是中国书法的魅力所在,方有无数人魂牵梦绕般地喜欢书法,爱书法。如果说书法就是写字的规律和方法,那么毫无疑问它是源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具有无以伦比的实用性。如果说书法是艺术,它是在中国历史的演变过程中随着文明的不断发展逐渐赋予其艺术特性的,其艺术性主要表现在笔墨有法、结体有形、布白合宜、神朗气清、宣情达意等诸多方面。书法的美表现为外在的形质美和内在的意蕴美两个方面。外在的形质美表现在笔、墨、纸所创造出的黑白空间中,富有律动感的线条、多变的造型结构以及形式多样的章法布白等。内在的意蕴美是通过外在的线条、结构、章法所影射出来的书家的思想情趣、文字的含义以及情感上的共鸣和升华使人通过欣赏书法而获得精神上的审美愉悦及情感波动的。书法的美不像绘画、戏剧、**等艺术形式那样塑造具体生动的美,它是以汉字为表现对象的,而汉字又是从生活中高度抽象出来的产物,所以书法是抽象的线条和造型艺术。书法艺术所体现的美是由无数个看似矛盾的对立因素和谐地组织在一起,体现出来的对比美,如大小、方圆、长短、浓淡、干湿、虚实、相背、俯仰等等。没有对比就没有美,如何将这些对比的因素有机地和谐地组织在一起是关键,这就需要艺术家要具有高超的审美能力和艺术处理手段,这是所有艺术都具备的共性。
和书法艺术相比,篆刻艺术虽然同样是以汉字(篆书)为主要载体的艺术形式,但因其以刀代笔,工具发生了变化,所以既要有笔意又要有刀趣。印章入印文字是一种通过线条、结构造型来表现的抽象艺术,充分体现出篆书文字的象形性和可塑性。古人有佩戴印章的习惯,印章是一种身份和权力的象征。篆刻起源于印章,印章的出现还是因为生活的需要。古时的印章有官印和私印之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受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和文字形体的制约,印章的风格也各不相同。在秦汉时期的官印、私印虽出自工匠之手,但是其艺术水准却相当高,迎来了中国印章史上的第一个高峰——秦汉印阶段。自商玺出现一直到元朝末年,世间所有的印章绝大多数都是由印官和工匠所铸凿、琢刻而成。相传元代赵孟頫是第一个自己设计印稿的人,王冕是第一个以花乳石为印材的人,到明代文彭、何震的出现,开始进入了文人篆刻时代。篆刻由纯粹的实用性逐渐向艺术性发展转变。之后,越来越多的文人雅士开始喜欢并深入研究篆刻艺术,从此中国的篆刻艺术也进入了第二个高峰——明清流派印阶段。文人雅士们开始把印章钤盖在自己的书画作品及信札上,并能够根据自己书风、画风的不同开始设计、镌刻相应的印章与之相得益彰,出现了文彭、何震、邓石如、吴让之、赵之谦、黄士陵、吴昌硕等众多著名的书法家、篆刻家,他们把中国的篆刻艺术推向了一个实用性与艺术性相结合的新高度。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出版、印刷、摄影、互联网等多种宣传媒介的使用推广,以及考古学研究成果的日益繁荣,中国的篆刻艺术达到了第三个高峰——当代篆刻阶段。在这个时期,印章的实用性逐渐削弱,逐渐向纯粹的艺术性发展。除了应用于书画作品、碑版、器皿的传拓钤印方面,还有一部分就是纯粹的收藏鉴赏,逐渐演变成一种阳春白雪般的艺术形式。但是,印章的实用价值并未完全消失,依然在签署合同、文书等重要环节发挥着作用。这种印章大多是以楷书、隶书等比较工稳、端庄文字形态入印,且多为机械刻制的工艺印章。
三、书法和篆刻艺术具有浓厚的文化性
文字是人类从蛮荒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汉字是中国几千年历史文化的的结晶,作为以汉字为表现载体的艺术形式,中国的书法和篆刻艺术必将承载着特定的文化内涵。这两种艺术形式无论是在书写工具、表现方法、表现内容还是创作者个人素养方面处处彰显着特有的文化特质。
(一)书写和镌刻工具
书法是以文房四宝为主要工具抒发情感的一门艺术。工具的特殊性造就了书法艺术的与众不同。笔、墨、纸、砚等充分体现工具的性能,是书法技法的重要组成部分。离开文房四宝,书法艺术便无从谈起。笔、墨、纸、砚是中国伟大的创造和发明,每一项都彰显出独特的文化意蕴。中国的书法艺术之所以能够有如此伟大的魅力,和书写工具是密不可分的。东汉蔡邕在《九势》中讲到:“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惟笔软则奇怪生焉”[2]。意思是说书法用笔起笔藏锋,收笔回锋,将劲力贯注在点画之中,锋毫运用体现出充足的力度,字形就会显示出绮丽的光彩。势来运笔时应当挥洒自如,不可犹豫滞止;势去收尾时也应顺其自然,避免急切阻遏。只有柔软的毛笔才能写出这奥妙无穷的书法来。奇特的笔锋构造和丰富多变的用笔方法造就了绚丽多彩的书法艺术。中国墨的发明和使用对促进书法发展起到了独特的推动作用,墨色纯正,有光泽,永不退色。浓淡、干湿的墨色变化,增强了中国书法的艺术表现力。随着造纸术的发明以及造纸技术的不断改良,宣纸的发明与使用,笔情墨韵在宣纸上得到了更好地发挥与展示,使得书法艺术有了最佳的呈现形式。不同石种的发现、挖掘与使用,推动了石刻艺术的发展,形成了“居无石不雅”、“石不能言最可人”的中国石文化。中国的书法、篆刻艺术除了笔、墨、纸、石头,所使用的其他各种材质都有着独特的制造技术和工艺,并呈现出一定的文化意味,彰显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无穷魅力。
(二)表现方法
中国书法是通过笔法、墨法、章法等为表现方法的线条书写和造型艺术。不同的书体在用笔技巧上各有不同;墨法上有干、湿、浓、淡的轻重对比变化;章法布白形式多样,计白当黑变化无穷。篆刻是通过篆法、章法、刀法来表现方寸之间的万千变化的。所谓篆法是指用字要符合“六书”不用错字,且印面文字要风格协调统一,融通和谐;章法布局要疏密得当、穿插腾挪使印面文字印章化;刀法表面上看指的是用刀的方法,但它还包含着用笔的方法,透过刀锋看笔锋,要刀笔相融,既有笔墨韵味又要有刀石之趣。
(三)表现内容
书法既可写在纸上, 又可以写在木头、石头、竹简、碑板等材质上,还可以先书后刻,便于流传和保存。书法的表现空间强大,同时也扩展了其表现内容的丰富性。书家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文学修养可以尽情挥写自己喜欢的内容。诗词歌赋、经文妙语、名言警句、散文随笔皆可作为书写内容而进行创作。而篆刻艺术就不同了,篆刻艺术是一种在方寸之间展现万千气象的艺术,印章所拥有的空间相对于书法而言是有限的,这大大限制了篆刻艺术所能表现的内容。在“凭信”这一种用途上,无论是官印还是私印,一般在印章上刻的内容无外乎是人名、年号等内容。随着篆刻工具、材质的发明与拓展,印章在书法绘画等艺术作品上的广泛使用,所刻内容较之以前单纯的姓名、斋号等有了更为丰富的表现内容,名词佳句、吉语肖形皆可入印。但是印章印面的狭小在多字印的处理上还是具有超高难度,尤其是古玺一路的写意印风,章法上难以融通,很难创作出多字印的佳作。中国的书法和篆刻,它们在表现的内容上都具有一个共性,用于艺术创作的内容大都是具有高格调的名词佳句,均表现出高超的文化内涵。
(四)创作者的品德和文化修养
纵观中国的书法史和文人篆刻史(实用印章阶段除外),凡是在史册中名垂千古的那些书家、篆刻家都具有高尚的人格魅力和深厚的文化修养。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之所以被称之为“天下第一行书”,不仅仅是因为字写得好,所撰序文言辞优美、情感酣畅淋漓,同样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颜真卿能够被后人所学习和敬仰,除艺术修为之外,与其刚正不阿、大义凛然的人格魅力密不可分。当代著名艺术家齐白石先生在诗书画印方面,均取得了骄人的艺术成就。但老人刻有“老夫也在皮毛类”一印自用,尽显老人低调、自谦之品格。作为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两门姊妹艺术,缺少了品德的支撑和文化行为的滋养肯定走不远。也许有人会在某一阶段某一特定历史时期靠着小聪明小伎俩而风光无限,但是若将其放置到艺术长河之中,若干时间后你根本就看不到他的任何影迹。
综上所述,中国的书法和篆刻艺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二者都是以汉字为主要表现载体、由实用性逐渐向艺术性过渡、具有浓厚文化内涵的中国传统艺术形式,是中国几千年文化和智慧的结晶。篆刻艺术离不开书法的支撑和滋养,同样当今的书法艺术也离不开篆刻艺术的烘托和渲染,书法作品中的用印,已经成为一项不可或缺的内容,内容适宜、格调高古的印章会为书法作品增添色彩。
参考文献:
1上海书画出版社历代书法论文选[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10月第1版,2004年7月第,6次印刷;
2寒天衡历代印学论文选[M]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1999年8月第二版,2014年4月第4次印刷;
3 何炳武论书法与篆刻艺术(J)西安航空技术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3)6-9;
[1]《中国文物报》1992年7月6日刊登,后收入《缀古集》第78-8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2]上海书画出版社历代书法论文选[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4年7月第六次印刷,P6
自明代中叶到晚清的五百年时间,是篆刻艺术真正兴盛的时期,篆刻艺术由于其历史的祭奠、学养的深厚,加上古印的收藏鉴赏的兴盛迅速成为我国文人文化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明代自文彭为代表的吴门派,以何震为代表的徽派,以程邃为代表的皖派,而到了明末清初之时,篆刻艺术进入了一次低谷,文、何之风流传至此,已经进入末流,其板滞庸俗相习成风,一直到乾嘉时期,浙派的兴起,才使篆刻又迎来一次高峰时期。浙派影响甚大,几乎其时所有的篆刻家无不受到其影响。
浙派的始祖丁敬,治印取法秦汉,运刀颇受朱简等人影响,章法娴熟,印章面目众多而统一于清新朴茂、古拗峭折的风格之中。在篆刻史上,丁敬风格之新,影响之大,声誉之隆,均为前贤所未及。继起的代表作家有黄易、蒋仁、奚冈、陈豫钟、陈鸿寿、赵之琛、钱松等。浙派风靡印坛,在两个世纪(1695~1860)的时间都是印坛无可置疑的领袖。
自丁敬之后,蒋仁以古秀胜,黄易以遒劲胜,奚冈以淡雅胜,陈豫钟以工致为宗,陈鸿寿以雄健自喜,赵之琛以秀丽为能,唯有钱松虽取法丁敬而自有建树。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浙派是以地域为名的。这八人同籍钱塘,今浙江杭州,所以称为“西泠八家”。又因为出生先后之故,习惯称前四人(丁敬、蒋仁、黄易、奚冈)为西泠四家;而后四人(陈豫钟、陈鸿寿、赵之琛、钱松)为西泠后四家。他们篆刻作品的共同特点是结构简朴,用刀挺拔苍劲,兼采秦汉以来各家之长,孕育变化,敢于创新,终于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
介绍清代的篆刻,浙派是不得不介绍的,甚至夸张的讲清代篆刻,如果你只了解了浙派的西泠八家,那么你至少没有错过清代篆刻最美的风景。
今天我们来介绍浙派的创派始祖丁敬。
丁敬,(公元1695年~1765年),字敬身,别号砚林、钝丁、龙泓外史、孤云石叟等。个性耿介,不应博学泓词科举荐。博学宏词科的宏,后来因为清代乾隆皇帝名讳为弘历,宏与弘字形字义字音相似,后改为博学泓词科。清代在初期为了笼络知识分子的一种特殊的科举制度。所试为诗、赋、论、经、史、制、策等,不限制秀才举人资格,不论已仕未仕,凡是督抚推荐的,都可以到北京考试,考试后便可以任官。
丁敬“嗜好金石文字,善书工诗,精于鉴别,慧眼独具,秦汉铜器,宋元名迹,寓目即辨。”——《道古堂文集·隐君丁敬传》。其篆刻古拗峭折,直追秦汉,加上各方面学养笃厚,所以能冥会众长,变化出新,在何震、苏宣外别树一帜。浙江当时久为莆田派林皋的天下,在丁敬力挽颓风以后,篆刻艺术才有了新机。丁敬活动的时期正是古物出土渐多,朴学昌盛的时期,他借助朴学研究的盛果,广泛取法商周彝器、碑版石刻,以开拓自己的印章道路。篆刻艺术这种“相近相远”借重朴学的学风,正是流派印章发展的重要因素。
“古人篆刻思离群,舒卷浑同岭上云,看到六朝唐宋妙,何曾墨守汉家文。”这是丁敬总揽秦汉魏晋、隋唐宋元的篆刻印章写下的知名的论印绝句。他和许多艺术大家一样,看到秦汉传统的艺术力量,但决不被传统的艺术所束缚,在继承和创新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艺术风格。
丁敬的印章,面目多种多样。有结体方形的朱文,如上图的这方“敬身”印,篆法简洁,用刀清劲,得汉朱文意趣。汉代篆刻中,朱文印是比较少见的。朱文印到元代,特别是圆朱文印出现后,受到世人的追捧。可是丁敬的这方朱文印,更有汉印的平和厚重的感觉,而比之圆朱文以秀美取胜有不同。这方丁敬自己的字号印,如果我们细细的品味,从布局章法看,两字的所占面积与文字的笔画相关,“身”字笔画较少则稍微有挪让的感觉。从篆字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篆书与其余字体不同的是其长方的结体,中国书法,隶书是扁方形结体,楷书是正方的结体,而行、草则更加的自由。而篆书是以长方结体为特征,其长宽的比例一般为15:1。而了解篆书的朋友知道在篆书结体中,更加的注重的是下空,而丁敬的这方字号印很好的表现了篆书的这种特征。
印文:曹芝印信,朱文印,其中我们可以更加的理解这种汉印风格的朱文印的特点,其中的篆书在弯转出作了折的处理,从书法上讲,这种篆法是没有的,但是在汉印中的入印篆书就是作这样的篆法处理,与金石更加的浑融。汉印的最大的特点是平整厚重,显示的是一种古朴大气的风格,此方姓名印虽然为朱文印,但是其中不但是篆法,还是最后气韵的体现都是汉印的体现。其中的一些细节也是值得大家学习的,例如“曹”字的左下角与“信”字的相连,使得印章的气息更加的生动浑融,而细细来看,对角的“曹”、“信”两字比另外两字略宽。汉印的风格在平整厚重之中比较容易产生的一种问题是板滞,而丁敬在此印中一些小的处理,使得印章在保留了汉印的风格的同时,巧妙的避开了板涩的问题。我们在介绍篆刻章法的巧拙法时,曾经用到过丁敬的印章,此印亦是看似笨拙,实则巧思暗含其中。
关于这种看拙实巧的印,还有很多,我们再来看一方“西湖禅和”印
这方印,无论是用字,还是可以的留空都是很有韵味的。
细边圆朱文者,如其上的“冬心先生”,此几印圆浑流畅,无板滞之气,工而不板,笔划仍见刀棱。另外要稍微注重的是其中一些类似穿插的处理,我们看到“冬”字的左侧,刻意的拉长与“先”字横画的交迭。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笔画的交叉处有些类似清初篆刻家林皋的“焊接点”的处理,就是在笔画交叉处更加突出一些,但是又不是林皋的“焊接点”那样明显和工秀。在文字与边框的粘连处亦作了这种处理。
“性存·汪士道印”一印则是较粗的朱文,但有汉法,拙朴可爱,特别是在边框粘连的处理使得汉印风格的印章的动势更加的强烈。
“寒潭雁景”一印则是很有古玺的韵味,特别是“潭”字三点水的处理,按照篆字的写法,这种类似楷书中三点水的处理是没有的,但是我们知道古玺我们一般指先秦的玺印,其时的文字还没有统一,各种不同的,或者如今不可理解的写法是很多的。那么在这里将“潭”字的三点水作这样的处理,亦没有感觉太过突兀与无理,更加的没有破坏印章整体的古玺的韵味。
中国的篆刻艺术源远流长,总体讲呈高、低、高的曲线。周、秦、两汉是一高峰,魏晋以降,渐趋式微。至明末则印起八代之衰,又生一重高峰。这也是中国其他传统文化艺术里未曾有的奇特现象。
在中国有许多青年人,急于自创,对周、秦、两汉印不屑一顾,这是因为他们不了解,这是篆刻艺术之根、之源,是极具丰瞻性、多相性、至高艺术性的宝库。学习研究它,将会一辈子受用无穷。其所以重要:
(一)其印玺用字为其时社会用字,因时、因地、因人、因材,有极充分的表现空间,极多样的艺术风格;
(二)刻工极专门深邃,精通于铸、凿、琢、刻的技能;
(三)彼时用印玺者有很高的审美,也促使印艺的发展;
(四)使用面的普及空前绝后,普及面广决定了质的优良。
我们对周、秦、两汉、魏玺印的借鉴当是不可少的。今天我想还是更贴近地仅仅谈一下对明清流派印章的一些认识。
一 明末印坛五大家
明清流派印的突起,当以明文彭的发现青田石灯光冻引进到印坛为契机的。叶腊石,质润且易于奏刀,遂使文人都乐于入伍,在明末即已形成了一支以文人为主体的刻印大军。在彼时文士、书家、画家,大都是会治印的,但又往往不屑以印人传。
明文彭是流派印章的鼻祖,印与边款都用勒碑法,是上承两汉,下启明、清的开山鼻祖(图一)。
图一 琴罢倚松玩鹤 文彭
明何震是文彭的大弟子,他区别于文彭是谙石性,印款都用切刀,这在今天似乎不是问题,但在当时是一种重要的突破。他的刻款法,为丁敬所吸收(图二)。
图二 笑谭间气吐霓虹 何震
明苏宣也是文彭的学生,刻印气格宏伟,特别是偶尔尝试用披刀,是一发展(图三)。
图三 我思古人实获我心 苏宣
明代的大印家还有朱简与汪关。
朱简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用古玺入印的印人,得高古之致,治印用篆字取赵宧光草法,刻法取碎切法,都有创意,这直接影响到浙派艺术的产生(图四)。
图四 又重之以修能 朱简
汪关印白文取汉铸印,朱文法圆朱,为明人中雅妍第一。朱文在交叉处,多采用“焊接点”,使印面平添出凝厚,这是他的发明(图五)。
图五 恣慵散人 汪关
明代的五大家,对后世影响称巨的,当是苏宣、朱简、汪关。
苏宣的用刀,影响所至可沿及到程邃、高凤翰、邓石如。
朱简的用刀,影响所至可沿及到丁敬身开创的浙派诸子。
汪关的作风,影响所至可沿及到林皋、巴慰祖、翁大年乃至近今的陈巨来。
诚然,这是从大脉络上去梳理。
二 清代的印坛大师
程邃、林皋都是明、清转折期有成就的印家,林皋是基本上承袭汪关,以精工秀整为体,程邃多取金文作朱文小玺,虽字涉于怪,而其用刀朴茂浑厚,是明贤不可企及的成就,然两家都未形成面的影响。
丁敬是西泠的开山,其不守汉印一家,而兼取六朝唐宋之妙,化之为印,故堂奥宏大,成一代气象。体尚方、刀尚切、味尚生是一特征(图六)。
图六 袁印匡肃 丁敬
艺术的发展总是反向突破的,邓石如的成功,正在于窥出浙派的体方刀切,而采用体尚圆、刀尚冲、味尚醇,从而独得婉畅流走、婀娜多姿的风韵,赢得益多的追随者。邓石如早期印是恪守明人的,中期以其天赋及对汉篆的理解,以书入印,成一大新面(图七)。特别要指出,其体尚圆、刀尚冲、味尚醇的基调,为后世学者较之浙派更多地创造提供了可以开挖和发展的天地。
图七 家在龙山凤水 邓石如
丁、邓以降,最值得研究的印人当是吴让之、钱松、徐三庚、赵之谦、吴昌硕、黄士陵诸家。
吴让之是邓石如的再传弟子,其格局虽稍逊于邓石如,而在技法上的发展与完备是足以为后世师的。吴氏配篆有老实一路,也有机巧一路,他曾有“以老实为本”的说法,这仅是针对赵之谦的印而发的。吴氏的看家本事是用刀,若无其事,举重若轻,刀浅味深,是其妙处(图八)。
图八 吴熙载印 吴熙载
钱松被好事者排为西泠八家之末位,而其成就当是不能仅以浙派论的。钱的印优游不迫,在用刀上他切中参以披削法,特多醇厚的古茂之趣,戛戛独造,为先前所未见(图九)。
图九 上马杀贼下帷著书 钱松
赵之谦是明清印坛里最具天赋的人物。刻意求新,化古为新,妙于配篆,是其超乎常人的特点。故其一生治印仅四百方,而其某些作风则开启后人,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赵之谦,就不会有黄士陵、齐白石印风的出现(图十)。
图十 寿如金石佳且好兮 赵之谦
吴昌硕是印坛巨匠,其30岁前印不见佳,此乃地处僻乡所囿。后游外埠,交文友,涉古器,目受心领,融会贯通,则如虎生翼,所作足以上欺浙皖,自成径畦。突破前贤樊篱,以书画、瓦甓意趣入印是其一特征;精心雕琢而复归于朴,以粗服乱头处之是又一特征。他是在中国印坛里开辟了大写意一路的先锋,我认为他的妙处还在于印初成,修饬印面,以破求完,为平面的印,开拓出近似浅浮雕的两重空间(图十一)。
图十一 安吉吴俊章 吴昌硕
黄士陵初习浙派,继习邓、吴,又得赵之谦印风启迪,取意吉金,遂开黟山新面。黄士陵之印近乎板,而内理生动;外板内灵,故多得幽默之趣。此外,他在用刀上是有突破的,如白文由笔道外起刀,朱文偶从笔道里侧起刀,都丰富了线条的表现力(图十二)。
图十二 少司马章 黄士陵
三 篆刻的生命在用刀
这个命题似乎有点过大。篆刻之美以技法论,当讲篆法之美、章法之美、刀法之美。前两者通于书法,而唯刀法之美为书法中所未触及者,而又是篆书要化为篆刻之关键,故不妨以用刀称之刻印之生命。严格地讲,不谙刀法,不具丰厚表达刀法的印作,不能称之为好作品,历来大家的成功已经足以佐证这一点。
用刀以大类论仅冲、切两类,切有长切短切,冲则可分为冲、披、削三种。
明、清流派印章,以用刀论,最佼佼者当数皖派中之吴熙载、浙派中之钱松。
吴熙载的用刀,如笔之在握,起倒披削,八面用锋,意味悠长。
钱松用刀如虫蛀蚕蚀,漫不经心中赋予线条以盎然古趣。要言之,这两家的佳作中,其用刀有直行横勒之妙,线条有丰富的可读性,单线条的本身就高度地显示出刀法独立的艺术性。
赵之谦是巨匠,赵次闲是大家。但若以用刀论,把吴熙载(图十三)与赵之谦(图十四)比较,赵之飘逸生动在字,而吴之飘逸生动在刀(图十五);把钱松与赵次闲比较,赵之用刀刻意于字形,而钱之用刀着意于内核(图十六)。故二赵是不足以与吴、钱相对抗。相比较而言,之谦与次闲的用刀就显得平淡、单薄些。
诚然,篆刻大家之为大家,当以诸类技法绳之,此处也仅仅从刀法之高下、优劣论,故也不可以偏概全。
四 “计白当黑”是章法的成功之诀
印章不论朱白文,既要讲究配篆,但对线条造成的空间,同样需要讲究,两者缺一不可。重于配篆,而忽视空白处,则是初学者的通病。篆刻的“计白当黑”,不是表面地拉开白与墨的对比,在拉开的对比中,当在白中寓黑,黑中又寓白,呈立体的深化的多层次的表达,方称得“计白当黑”之妙谛。
邓石如曾经刻过一方“江流有声,断岸千尺”,这是一方体现其计白当黑理论的杰作。我们不妨对这方印做几种章法上的变动,变动的结果,皆成蛇足,是绝不能与邓氏之佳构相提并论的(图十七)。
原印
改印
图十七
反之,即使是大家也有章法上偶见失策者。如徐三庚曾刻“上于父”(图十八),“于”“父”末笔者皆同向抛出,即不妥,若稍作改动即佳;又邓石如的“世济忠清”(图十九),章法排列,“世”上浮,而“忠”下坠,也有失,倘稍作移位即妥。智者千虑,偶有小失,是正常事,这些都不影响到他们的成就与威名。
篆刻既是“印章”,又是“艺术”。
其一,因名称而解,即“以篆书入印,用刀刻锲”,这里最关健的两个字,一是“篆”,一是“刻”。其二,因缘起而解,即“印章艺术”或“艺术化的印章”。
前一种解答,缘于篆刻创作过程及其手段的特征。在我们的经验中,篆刻创作离不开“篆”与“刻”,写印的技巧与刻印的技巧确实是篆刻的主要内容,它们既是初学者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也是篆刻创作过程必须运用的物质手段。
后一种解答,则缘于篆刻形式的历史规定和性质规定。只要我们对篆刻史略知一二,便会确认,兴起于元、明时期的篆刻艺术,脱胎于古代实用印章;篆刻采取了印章的形式,而篆刻形式则是艺术的形式。
印章的艺术美:
1、欣赏印章可以从印文来赏鉴:
鉴赏印章文字,先要把握艺术表现手法的特征,如书法、章法、刀法,再要体会印文内容中蕴含的情趣、意味,综合起来细细品鉴、慢慢欣赏。
2、欣赏印章可以从边款来赏鉴:
边款,就是铭刻在印章面或周面的姓名、年月等文字记录。按照钟鼎等铭文的称法,“款是阴字凹入者,识是阳字挺出者”,但是在印章领域,不论阴阳,通常统称为边款或款识,很少有把印章阳文款识称为“边识”的。
上古印章极少署款,文彭以双刀行书款开了风气,此后的印家各显身手,使印章边款迅速上升为印章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起到了像绘画题跋一样的作用。在款识的刻制上,也同样显示出印家们精彩的刀法和高超美妙的书法境界,值得我们细加品鉴和赏析。
扩展资料:
印章除了可作书法碑帖艺术品来鉴赏外,有些款识还具有很高的文学性。它可以或记事或抒情,或谈艺或品味,读之令人神往,发思古之幽情。所谓“方寸之间,气象万千”,不单是指印文,而且也适合款识,两者都具有金铸玉琢的微 妙感觉,同样引人入胜,
我与新中国同龄,这是一件非常巧合而值得自豪的事情。在60岁这个人生的年龄节点上,应该有许多生活感慨。回顾我这60年,大概做了两件事情,就是“写”与“刻”。这是我的两大生活乐趣,也是我这大半辈子的主要工作经历和精神寄托。为此,我总结了8个字:躬耕写真,印海寻梦。这是我的人生感悟,这是我的岁月心得。我愿写出来与大家分享和共勉。
躬耕写真,我向往的是“诗情”。印海寻梦,我追求的是“画意”。“诗情画意”是一种很高的艺术境界。我觉得在工作和生活中,也应该有这种“诗情画意”的感觉。平凡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过得平安快乐,这其实就已经生活在“诗情画意”之中了。为了加深这种印象,我请安阳市书法家王崇先生,把“躬耕写真,印海寻梦”这8个字,写成书法条幅,挂于房中。安阳县靳建明先生也为我写了同样内容的书法条幅。两件作品,一件稳健端庄,一件潇洒流畅,各具特色,各有千秋,彰显异曲同工之妙。看来,生活如果能与艺术相结合,俗中见雅,雅中求趣,雅俗互补,那何尝不是一种美好的享受呢。
先说躬耕写真。这里重在一个“写”字,只有勤奋地“写”,才能逐步“悟”出点文采。由于多年从事办公室工作,所以我对文字写作从未懈怠。除了撰写不可缺少的应用公文之外,还忙里偷闲,躬耕不辍,用自己手中的笔和那颗真诚的心,记录下我的真情实感,我的酸甜苦辣,我的喜怒哀乐,我的峥嵘岁月。
谈到写作,不妨从我的60岁生日讲起。2009年5月14日,是我的生日。此前,我笔耕数月,写了一篇类似回忆录的文章,作为自己生日的礼物,我初步定名为《激情人生之歌》。这篇文稿,洋洋万字,除了“引子”和“尾声”之外,共由九个部分组成。即:人生之初,求学时期,军旅生涯,食品岁月,商业步履,结缘林业,篆刻情趣,家庭往事,生活感言。我觉得这是对我60岁生日的最好祝福和纪念。
在我的人生旅途上,我写过新闻报道,写过人物通讯,写过生活散记,写过篆刻论文,还写过一些说不出体裁的小品文。这些文章虽然算不上什么“文学作品”,但对我来说显得十分重要。这些弥足珍贵的文字资料,凝聚着我的心血,蕴含着我的情感,记录了我的工作和生活,是我激情人生的历史见证。1996年因新闻报道成绩突出,我被《安阳日报》社评为市级优秀通讯员,除通报表彰外,还奖给一本《现代汉语词典》作为纪念,我如今仍在使用,使我终身受益,这对我来说已经是很高的荣誉了。
我写过的人物通讯也有一些,其实就是宣传我所熟悉的对社会有一定贡献的人物的事迹。1987年6月24日和1999年4月6日,《安阳日报》分别发表了《熔秦铸汉神韵来》和《德艺双馨有其人》两篇小通讯,写的都是我的书法篆刻老师徐学平先生。徐老师2005年12月31日病逝后,我又写了纪念他的文章《永远的思念》,分别发表在2006年1月6日《今日安报 豫北新闻》和1月12日《中国书画报》第三版上。当年3月1日,河南《书法导报》又以同样的标题对徐学平老师的生平事迹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报道。在徐学平老师逝世三周年时,我又写了一篇《书精印妙启后人》的纪念文章,发表在2009年1月18日《夕阳红》报上。徐学平老师,生前是我学习书法篆刻的领路人,我们的师友关系持续有20多年,我怎么能不铭记在心呢!
在安阳县林业局工作时,我与董洁合作,写了一篇《十年磨一剑 荒山变果园》的人物通讯,写的是安阳市劳动模范卜小生绿化荒山的事迹,分别发表在2004年11月3日《中国特产报》和2005年第四期《国土绿化》杂志上。2009年第一期《邺神》杂志,发表了《健笔翰墨写春秋》的人物通讯,写的是滑县公安局“警营书法家”张发世的先进事迹。我还写过安阳书画界郝宪章、康献军、张国令、靳建明、刘秀红等人物的事迹介绍,并在相关报刊上发表。
关于我写的生活散记,内容更加广泛,有家庭亲情方面的,有旅游纪事方面的,还有各种征文方面的。这些文稿的写作和发表,对丰富家庭生活,调节人际关系,提高人文素质,促进社会和谐,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是我写作比较旺盛的时期,大概发表了此类文章50多篇。1995年5月4日,《安阳日报》,发表了《迎接新世纪的曙光》。1995年11月17日,《河南经济信息报》,发表了《让生活充满情趣》。1996年2月9日,《安阳日报》发表了《清晨 跳动的风景》。1996年5月1日,《检察日报》在第三版头条,发表了《爱情之树常青》。当年的“九九”重阳节,《大河报》的前身《大河文化报》,举办了一次征文比赛,我写的《晨舞伴我度重阳》获得优秀奖。不仅文章见报,而且收到了获奖荣誉证书。2000年8月31日,《经济日报》发表了《我藏我报》。同年12月9日,《中国商报》发表了《我藏我印》。这两篇文稿从不同角度记述了我收藏自己“样报样刊”的喜悦之情。
新的世纪,伴随新的希望。新的生活,孕育新的生命。迎着新世纪的灿烂阳光,2001年10月8日和10月26日,我儿子的儿子杨哲文和我女儿的女儿薛梦,先后喜降人间。他们的出生,给我们全家带来了欢乐、甜蜜和温馨。我从此当了爷爷和姥爷,自然也感到年轻了许多。高兴之余,我写了《祝福新生命》和《新的生命 我为你祝福》两篇文字,记录下了当时的心情,分别发表在2001年10月16日和2002年1月25日的《安阳日报》上。
2008年,是河南安阳超越集团成立20周年的喜庆年份。为此,该企业面向社会发出了“改革伴我成长, 我与超越同行”的征文启事。我和儿子同时参加了征文比赛。评奖结果在《安阳日报》刊出了名单,我们双双获得了优秀奖。2009年11月3日,该企业向我们颁发了荣誉证书和奖品。这件事虽然很平常,却使我们的生活充满了愉快和浪漫的色彩。
在几十年的工作生活之路上,我写过的文稿,虽没有作过精确统计,但至少也有600多篇,约有80多万字,相当于两部长篇小说的份量。
再说印海寻梦。这里隐含一个“刻”字。只有勤奋地“刻”,才能逐步“篆”出点情趣。长期以来,是篆刻艺术丰富了我的业余生活,以至退休后我仍然在篆刻之路上行走。
1984年夏,我参加了安阳市群艺馆举办的书法篆刻培训班,篆刻老师徐学萍先生的现场治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与篆刻结缘。于是刻刀成了我的朋友,治印充实了我的业余生活。1985年12月至1987年1月,在河南书法函授院学习篆刻专业,受到李刚田、査仲林等老师的函授指导,并取得了毕业证书。
初学刻印时,为了节省篆刻材料,每块印石我都刻了磨,磨了刻,有的磨成了薄片,有的刻成了多面印,真正做到了物尽其用。那时,我家住房紧张,一家4口人挤在一间十几平方的职工宿舍。只有到了夜深人静时,才有我治印的自由空间。往往一拿起刻刀,我就忘记了时间和劳累,经常通宵达旦地遨游在印海之中,从那古老的篆书、汉印中寻求乐趣,振奋精神。在此基础上,我还长期订阅《中国书画报》、《书法导报》等专业报刊,不断获取新的篆刻信息,努力提高自己的欣赏水平和创作能力,把自己的篆刻内容融入到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中,在充实自我的同时,为社会服务。
功夫不负有心人,春华带来硕果香。近30年来,9000多个日日夜夜,我与篆刻艺术结下不解之缘。祖国文化事业的繁荣,带来了篆刻艺术的百花齐放。幸勤的劳动,刻苦的追求,既有失败的教训,也有成功的欢乐。自1985年至今,我的篆刻作品已在全国680多家报刊上发表7200多方,遍布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各级各类报刊。我的作品、照片和传略先后被收录到《当代书画篆刻家大辞典》、《当代篆刻家大辞典》、《中国当代印坛大全》、《安阳县志》续集、《安阳日报社志》等上百部辞典之中。
进入新世纪以来,为宣传殷商文化,提高安阳的知名度,我与刘延美合作,完成了《甲骨文千字千印》篆刻长卷,被中央电视台、河南电视台等国内多家媒体报道。2004年8月30日,安阳电视台《人生广角》栏目,以《老哥俩的甲骨情缘》为题进行了专题深度报道,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这幅长卷的创作经过。2005年,为支持殷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我篆刻了一幅长约108米的《三字经·安阳好》,表达了自己对家乡的无限深情。想起这些往事,我深刻的体会到“成如容易却艰辛”。学习篆刻艺术,虽然花费了我大部分的业余时间和精力,却换来了我丰富的精神生活和充实的艺术享受。我常常在想,这可能就是改革开放以来不仅改善了大家的物质
2008年北京奥运前夕,我和儿子杨庆春,以及全家人共同努力,经过六年多的精心创作,完成了一幅宽60厘米、长2008厘米的《喜迎奥运》篆刻长卷。当年6月2日,这幅《喜迎奥运》篆刻长卷,被中国体育博物馆永久收藏,表达了中华儿女对北京奥运的真情祝福,也实现了我们全家人的共同心愿。
我的篆刻作品内容十分广泛,主要是服务大局,服务大众。上至党和国家的大事,下至普通百姓生活,都可以提炼出精彩的词句,体现在篆刻作品的印文之中,给人以教育和启迪。我的治印原则是“与时代同步,与读者同行。”因为我的篆刻作品大都是发表在报刊上,供读者品味欣赏的。“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是办好报刊的基本理念,也是一个篆刻艺术爱好者不懈努力的方向和目标。
2009年8月,我与儿子杨庆春合作,用了近两年时间,创作完成了一幅长3600厘米、宽60厘米的篆刻长卷《爱我中华》。该作品的主题图案,由60方不同篆刻印章组合成60个大红灯笼,连接起来,恰似一条蔚为壮观的“灯笼”长龙,寓意新中国走过了60年的辉煌历程。全卷共盖有14000多方大小印章,由红、蓝、黑三色印泥构成各种文字或图案,好像一首无声的“万印之歌”,赞颂新中国成立60周年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我们用“福”、“寿”两方篆字小印,组合成文,表现出了我们对祖国最想说的三句心里话。其一,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其二,没有***,就没有新中国。其三,祖国母亲,我们永远热爱您!
我与伟大祖国一起成长,工作生活在河南安阳。我们要像爱祖国那样,爱河南,爱安阳。因为,爱家乡和爱祖国是一致的。2009年,也是安阳解放60周年,我们倍感自豪和兴奋。为此,在《爱我中华》篆刻长卷中,我们用“吉”、“祥”两方小印组成了河南和安阳的地图,标明安阳所处的位置。在国庆60周年之际,同时祝愿我们河南和安阳明天更美好!
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前夕,《安阳日报》、《夕阳红》报均以《“万印之歌”颂中华》为题,进行了报道,并配发了新闻。河南电视台、安阳电视台先后在新闻频道作了宣传,表达了中原儿女对新中国60华诞的美好祝愿。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现在,我总计治印10000方以上,家藏石印2000多方,朋友戏称我为“千印富翁”。刀石寄情,篆刻之魂。我为自己治印的地方,起名叫“一草斋”,我也就成了“一草斋主”。其实并没有什么像样的工作室,仅仅是我家南侧的阳台而已。我把自己比做一棵默默无闻的山间小草,顽强地在风雨中生活、成长。篆生活之美,刻精神之愉,已经成为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躬耕写真,其乐无穷。印海寻梦,情趣横生。在我与文字“对话”,与印章“交流”的漫长过程中,很幸运地得到了三个方面的“收获”。一是勤奋带来了情趣,丰富了业余生活。二是忙碌带来了喜悦,陶冶了心灵性情。三是乐观带来了健康,增强了身体素质。我爱写作,静心修身养性。我爱篆刻,健脑壮体快乐。我想,这也许就是我生命不息,写作、刻印不止的真正原因。那就继续前行,在人生旅途中“躬耕写真,印海寻梦”吧。
躬耕写真,“真”在哪里?“真”在每时每刻的日常生活中。印海寻梦,“梦”在哪里?“梦”在岁月如歌的精神世界里。写真、寻梦,我的向往,我的期待。“写”与“刻”,平平常常两件事,如同“江河湖海”,托起了我的“生命之舟”,唱响了我的《激情人生之歌》!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浪漫分享网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