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玉器的鉴别方法

一、看资料：优质玉材关于一件玉器至关重要，如玉质、玉色、光泽、致密度、绺裂、玷污等等都是玉材等级的要素，不该无视。

二、辨外型：外型是玉器审美的构架，也是决议玉器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外型是由功用及玉坯形状决议的。其份额权衡要恰当、匀称而不呆板。

三、鉴纹饰：纹饰是玉器的装修，它的美丑简单为大家察觉、感触，通常说它服从于器型的需求，或许它们两者都取决于社会功用的需求。装修要看布局、规矩、繁简、疏密等处置，凡布局规矩有条有理、一致调和即是美的，具鉴赏价值。

四、析技能：技能是由料变为器的技能条件，它的性质比较稳定，不易被人真实知道，是鉴赏上的一个难题。凡刻工流通必定是美的，反之，呆板柔弱、牵丝攀藤则保藏价值会锐减，应慎重处置，不行轻率集之。

五、品艺术：艺术是每件玉器所寻求的最高境地，也是最难做到的。凡气韵生动，形神兼备的都是艺术美的体现，具有丰厚的保藏价值;反之，徒具形骸，一味摹古者都是违背艺术美的著作，鉴赏价值就差劲得多了。

六、观立异：仿古玉器中含有两大类艺术形状：立异与仿古。这也是中国绘画、雕塑以及技能美术中普遍存在的表象，玉器概莫能外。立异的或仿古的玉器都是保藏价值与鉴赏价值兼具的。

汉代玉璧品种丰富，主要有蒲纹璧、谷纹璧、螭纹璧、廓外带有装饰的璧、镂雕玉璧等类型。

◆蒲纹璧汉代玉壁是丧葬的重要器物，因此墓葬中出现大量的玉壁就不足为奇了。这类玉璧有下列特征：第一，玉质多为水苍玉，似青玉而深碧，中似有白斑，少数为青玉。第二，玉璧表面亮而有光，似玻璃光但色暗，有些因入葬而失去光泽，但带有水沁或土沁。第三，玉璧上的粗阴线为极细的线条密集而成，细线条则若断若续。

◆谷纹壁战国玉器上的谷纹，谷粒似旋涡，抚摸时留有尖硬扎手的感觉，而且排列紧密。汉代的谷纹璧则不同，谷粒小而圆、为较高的凸起，且排列稀疏。这类谷纹璧，最初出现于战国长沙地区的楚文化，由于楚文化对汉代艺术的巨大影响，致使汉代玉器中出现了这种谷纹壁。

◆蝻纹璧螭纹在战国时期楚文化器物上已出现，又影响到汉代，大量使用于玉酒器、玉剑饰、玉佩饰上。螭纹玉璧大量出现于汉代，大致有三种类型一、出廓玉璧，廓外部位装饰螭纹，二、镂雕玉璧，中心部位饰螭纹，三、双螭玉璧，即在璧的表面凸雕双螭，目前考古发现中尚未见汉代双螭璧，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双螭纹玉璧，沁色、工艺及螭纹结构皆为汉代王器特征，可定为汉代。

◆廓外带有装饰的璧

这类玉璧产生于战国时期，壁的圆廓之外，带有两处以上装饰，汉代的装饰璧一般是有一处，但廓外部分面积较大，有的高度超过壁的直径。皆为镂雕， 一般来看，装饰部分镂雕多为勾连纹，井饰有螭、龙或双螭、龙、凤。

◆镂雕玉壁在甓的表面带有镂雕图案。汉代镂雕璧大致分为三类：一、廓外带有镂雕的璧，即前述的四类；二_、镂雕圆形璧。即圆形玉璧带有镂雕图案，北京大葆台汉墓出土的一件玉璧尤为奇特，璧中心为一长形鸡心佩，两侧月牙形空白处分别镂雕螭龙、朱雀，似璧与鸡心佩两件玉器相合而成，三、全镂雕廓外带有装饰的璧，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这娄玉璧，圆形部分为镂雕，廓外部分亦为镂雕。

中国文化学上的玉，内涵较宽，并不止其在矿物学上的意义。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玉，石之美兼五德者。所谓五德，即指玉的五个特性。凡具坚韧的质地，晶润的光泽，绚丽的色彩，致密而透明的组织，舒扬致远的声音的美石，都被认为是玉。按此标准，古人心目中的玉，不仅包括真玉(角闪石)还包括蛇纹石、绿松石、孔雀石、玛瑙、水晶、琥珀、红绿宝石等彩石玉。

欣赏玉器须领会十个字：山川之精英，人文之精美。山川之精英，讲的是材质美，每件玉器先要弄清它是角闪石还是翠玉，或是绿松石、玛瑙、蛇纹石、水晶等彩石玉，进一步还要探讨它的产地。人文之精美，指的是玉器的造型美和雕琢美，以及影响造型美雕琢美的工艺、社会诸因素。由于历代玉材的不同，琢玉工具和琢玉技巧的不同，加上审美情趣和风俗习惯的不同，玉器的用途和所扮演的角色不同，每个时期玉器的造型及主题风格也是各不相同的，千姿百态，竞相争艳。

一、史前时代

中国玉器源远流长，已有七千年的辉煌历史。七千年前南方河姆渡文化的先民们，在选石制器过程中，有意识地把拣到的美石制成装饰品，打扮自己，美化生活，揭开了中国玉文化的序幕。在距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辽河流域，黄河上下，长江南北，中国玉文化的曙光到处闪耀，以太湖流域良渚文化、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的出土玉器，最为引人注目。

良渚文化玉器种类较多，典型器有玉琮、玉璧、玉钺、三叉形玉器及成串玉项饰等。良渚玉器以体大自居，显得深沉严谨，对称均衡得到了充分的应用，尤以浅浮雕的装饰手法见长，特别线刻技艺达到了后世也几乎望尘莫及的地步。最能反映良渚琢玉水平的是型式多样，数量众多，又使人高深莫测的玉琮和兽面羽人纹的刻画。

与良渚玉器相比，红山文化少见呆板的方形玉器，而以动物形玉器和圆形玉器为特色。典型器有玉龙、玉兽形饰、玉箍形器等。红山文化琢玉技艺最大的特点是，玉匠能巧妙地运用玉材，把握住物体的造型特点，寥寥数刀，把器物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十分传神。"神似"是红山古玉最大的特色。红山古玉，不以大取胜，而以精巧见长。

从良渚、红山古玉多出自大中型墓葬分析，新石器时代玉器除祭天祀地，陪葬殓尸等几种用途外，还有辟邪，象征着权力、财富、贵贱等。中国玉器一开始，就带有诸多神秘的色彩。

二、先秦时代

传说中的夏代，是中国第一个阶级社会。夏代玉器的风格，应是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红山文化玉器向殷商玉器的过渡形态，这可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玉器窥其一斑。二里头出土的七孔玉刀，造型源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多孔石刀，而刻纹又带有商代玉器双线勾勒的滥觞，应是夏代玉器。

商代文明不仅以庄重的青铜器闻名，也以众多的玉器著称。商代早期玉器发现不多，琢制也较粗糙。商代晚期玉器以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玉器为代表，共出玉器755件，按用途可分为礼器、仪仗、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和杂器六大类。商代玉匠开始使用和田玉，并且数量较多。商代出现了仿青铜彞器的碧玉簋、青玉簋等实用器皿。动物、人物玉器大大超过几何形玉器，玉龙、玉凤、玉鹦鹉，神态各异，形神毕肖。玉人，或站，或跪，或坐，姿态多样；是主人，还是奴仆、俘虏，难以辨明。商代已出现我国最早的俏色玉器――玉鳖。最令人叹服的是，商代已开始有了大量的圆雕作品。

西周玉器在继承殷商玉器双线勾勒技艺的同进，独创一面坡粗线或细阴线镂刻的琢玉技艺，这在鸟形玉刀和兽面纹玉饰上大放异彩。但从总体上看，西周玉器没有商代玉器活泼多样，而显得有点呆板，过于规矩，这与西周严格的宗法、礼俗制度也不无关系。

春秋战国时期，政治上诸侯争霸，学术上百家争鸣，文化艺术上百花齐放，玉雕艺术光辉灿烂。东周王室和各路诸侯，为了各自的利益，都把玉当作自己(君子)的化身。他们佩挂玉饰，以标榜自己是有"德"的仁人君子。"君子无故，玉不去身。"每一位士大夫，从头到脚，都有一系列的玉佩饰，尤其腰下的玉佩系列更加复杂化，所以当时佩玉特别发达。能体现时代精神的是大量龙、凤、虎形玉佩，造型呈富有动态美的S形，具有浓厚的中国气派和民族特色。饰纹出现了隐起的谷纹，附以镂空技法，地子上施以单阴线勾连纹或双勾阴线叶纹，显得饱和而又和谐。人首蛇身玉饰、鹦鹉首拱形玉饰，反映了春秋诸侯国琢玉水平和佩玉情形。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多节玉佩，河南辉县固围村出土的大玉璜佩，都用若干节玉片组成一完整玉佩，是战国玉佩中工艺难度最大的。玉带钩和玉剑饰(玉具剑)，是这时新出现的玉器。春秋、战国迄秦、汉时期的玉器、礼玉渐少，而佩玉增多。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玉器发展的高峰时期，镂空、浮雕等手法普遍应用。当时，带有政治、道德与迷信色彩的成组配列玉器盛行，称为组玉，玉璧、玉环、玉龙、玉璜、玉管等皆成为组玉的一部分。根据近年的考古发掘，关于各类组玉的组合形式与《三礼》所记的玉器制度，多有不符，因此，尚需从古代社会礼仪制度、习俗规范等方面，探索有关组玉的种种问题。汉代玉器引人重视的，是不断有金缕、银缕玉衣出土，生活用玉大量制作。

春秋战国时期，和田玉大量输入中原，王室诸侯竞相选用和田玉。此时儒生们把礼学与和田玉结合起来研究，用和田玉来体现礼学思想。为适应统治者喜爱和田玉的心理，便以儒家的仁、智、义、礼、乐、忠、信、天、地、德等传统观念，比附在和田玉物理化学性能上的各种特点，随之"君子比德于玉"，玉有五德、九德、十一德等学说应运而生。这是中国玉雕艺术经久不衰的理论依据，是中国人七千年爱玉风尚的精神支柱。三、秦汉时代

秦代出土秦玉寥寥可数。秦玉艺术面貌还有赖于地下考古的新发现。

汉代玉器继承战国玉雕的精华，继续有所发展，并奠定了中国玉文化的基本格局。汉代玉器可分为礼玉、葬玉、饰玉、陈设玉四大类，最能体现汉代玉器特色和雕琢工艺水平的，是葬玉和陈设玉。

汉代葬玉很多，但工艺不平不高。反映汉代玉器工艺水平的是陈设玉。这些写实主义的陈设玉有玉奔马、玉熊、玉鹰、玉辟邪等，多为圆雕或高浮雕作品，凝聚着汉代浑厚豪放的艺术风格。汉皇室装饰玉有衰落的趋势，多见小型的心形玉佩、玉刚卯、玉觿等。近年，偏居岭南的汉代南越王国出土大批装饰玉，以龙虎并体玉带钩、镂空龙凤纹玉套环最为精美，堪称稀世珍宝。东汉时，阴线刻纹又复苏盛行，绘画趣味有所加强。

四、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

在中国玉器工艺史上，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高度发达的汉唐玉雕间的低潮，出土玉器极少，而且都具汉代遗韵，有所创新者，唯有玉环和玉盏。究其原委，当时不爱好琢玉，而盛行吃玉。在神仙思想和道教炼丹术的影响下，觅玉、吃玉达到了疯狂的程度。早期玉器的美术价值的礼仪观念，这时消失殆尽。

隋代著名的玉器有李静训墓出土的金扣白玉盏，琢磨精细，质地温润，光泽柔和，金玉互为衬托，富丽高雅。

唐代玉器数量虽不多，但所见玉器件件都是珍品，碾琢工艺极佳。唐代玉匠从绘画、雕塑及西域艺术中汲取艺术营养；琢磨出具有盛唐风格的玉器。八瓣花纹玉杯，兽首形玛瑙杯，既是唐代玉雕艺术的真实写照，又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实物见证。

五、宋元时代

公元960至1234年的274年间，是中国历史上宋、辽、金的对峙分裂时期。宋代承五代大乱之余，虽不是一个强盛的王朝，而在中国文化史上却是一个重要时期。宋、辽、金既互相挞伐又互通贸易，经济、文化交往十分密切，玉器艺术共同繁荣。宋徽宗赵佶的嗜玉成瘾，金石学的兴起，工笔绘画的发展，城市经济的繁荣，写实主义和世俗化的倾向，都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宋、辽、金玉器的空前发展。宋、辽、金玉器实用装饰玉占重要地位，"礼"性大减，"玩"味大增，玉器更接近现实生活。南宋的玉荷叶杯，北宋的花形镂雕玉佩，女真、契丹的"春水玉"、"秋山玉"，是代表这一时期琢玉水平的佳作。

元代玉器承延宋、金时期的艺术风格，采取起突手法，其典型器物是渎山大玉海，随形施艺，海神兽畅游于惊涛骇浪之中，颇具元人雄健豪迈之气魄。

六、明清时代

明清时期是中国玉器的鼎盛时期，其玉质之美，琢工之精，器形之丰，作品之多，使用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明清皇室都爱玉成风，乾隆皇帝更是不遗余力地加以提倡，并试图从理论上为他爱玉如命寻找依据。定陵出土的明代玉玺、清代的菊瓣形玉盘、桐荫仕女图玉雕，都是皇室用玉。其时民间玉肆十分兴隆，苏州专诸巷是明代的琢玉中心，"良玉虽集京师，工巧则推苏郡"。

明清玉器千姿百态，茶酒具盛行，仿古玉器层出不穷。

明清玉器借鉴绘画、雕刻、工艺的表现手法，汲取传统的阳线、阴线、平凸、隐起、起突、镂空、立体、俏色、烧古等多种琢玉工艺，融合贯通，综合应用，使其作品达到了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

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玉器风格基本继承两汉传统，但实物流传甚少，墓葬出土数亦不多。宋、明时期，玉器制作以生活使用器皿为多，其中仿古之作十分发达。清代为玉器制作的振兴时期，当时，经济繁荣，宫廷手工艺与民间手工艺都已经有较大的发展。

七、结语

中国玉器经过七千年的持续发展，经过无数能工巧匠的精雕细琢，经过历代统治者和鉴赏家的使用赏玩，经过礼学家的诠释美化，最后成为一种具有超自然力的物品，玉成了人生不可缺少的精神寄托。在中国古代艺术宝库中，自新石器时代绵七千年经久不衰者，是玉器；与人们生活关系最密切者，也是玉器。玉已深深地融合在中国传统文化与礼俗之中，充当着特殊的角色，发挥着其他工艺美术品不能替代的作用，并打上了政治的、宗教的、道德的、价值的烙印，蒙上了一层使人难以揭开的神秘面纱。

东汉袁康撰《越绝书》，书中记风胡子语，将人类使用的工具分为石、玉、铜、铁4个阶段，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实际发展的程序。当前，已有人根据考古中的玉器遗存，认为距今约四千至五千年的"铜石并用时代"，玉器已彻底脱离石器，不仅是当时人们财富与权力的象征，而且还是人们制造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兵器乃至宗教礼器的主要材料品种之一，因而提出了"玉器时代"的命题。当时的玉簪、玉环、玉璜、玉块一类是装饰用玉，为人所共知；而玉龙、玉鸟等可能为图腾神物，玉琮、玉璧等为宗庙礼器，具有宗教或权力的象征意义。在良渚文化遗址中，随葬玉璧、玉琮等礼器的墓主，应是有特殊地位的人物。红山文化的动物群玉雕，有龙、鸟、虎、龟、蝉、狗、蚕、鱼等，与商代玉器的主要题材相同，而与良渚文化的玉器群如玉琮、玉璧、玉璜、玉块等，显系两个系统。但良渚文化的玉器群，同样在商、周得到继承和发展。如前面提到的玉璧、玉琮等，亦属商、周宗庙的礼器。

汉代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国力强盛、疆域辽阔、经济繁荣的时代。

在学术与文艺方面上承先秦，不同地区的文化兼收并蓄，并开时代之新风，创造出举世瞩目的、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汉代文明。所以说， 汉代也是一个继往开来的时代。

从西汉到东汉，先秦诸子的学说思想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重视。虽然出现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阶段，但事实上在汉代人的观念意识中决非仅儒一家而已，而是多种观念错综交织。儒家的人伦道德与道家之荒忽之谈并行不悖，经学纬学并治，阴阳之学盛行，并由阴阳家而发展为谶纬迷信。

因此，我们在汉代的艺术中看到的是现实世界与冥界、仙界交杂并陈，生人、死者共置一处，或许这正是所谓“通天地人为儒”(《法言·杨子》)思想的体现吧。

与此同时．汉代手工业技术整体发展水平的提高为玉器制作工艺的进步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所以 在汉代玉器的制作中，镂空技艺的应用更加普遍，透雕、圆雕及高浮雕的玉器作品明显比前代增多 。东汉时的琢刻技术更是精益求精！正如明代高濂《燕闲清赏笺》中所说：“ 汉人琢磨，妙在双钩，碾法宛转流动，细入秋毫，更无疏密不匀交接断续，俨若游丝白描，毫无滞迹。 "随着近现代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展，目前已出土了相当数量的汉代玉器，这就为汉代文化的研究以及汉代玉器艺术的鉴赏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自先秦以来，礼仪用玉一直是玉器最重要的用途之一。据《周礼》记载，先秦时代的玉礼器主要有璧、琮、圭、璋、琥、璜等六种。但是到了西汉时期，玉礼器的种类发生了变化；在原来的六种玉礼器中，除了圭和璧两种仍然用于礼仪活动外，其余四种均不再用作为礼器了，有的甚至不再制作了。

当时玉璧的用途也分两种，一种是天子用于祭祀的玉璧，这类玉璧的装饰比较简单，以线刻纹为主，较多见的有蒲纹、谷纹和涡纹，也有的饰以龙凤纹等(图5-1)；另一类玉璧的功用已发生转变，主要用于佩挂，是成组玉佩中的一件，这类玉璧的制作很讲究装饰的华美且多用透雕手法，在玉璧的好(玉璧中间的孔洞谓“好”)中饰以透雕装饰以及将雕饰附加到璧缘外的现象比战国时更为普遍且丰富，从而使玉璧的形态变得异彩纷呈。这已经属于装饰用玉的范畴了。

装饰用玉器历来是玉器艺术中品类最为丰富，造型和纹饰最为多样的一类，汉代的装饰用玉也是如此。尤其是用作佩饰的玉器，汉代在继承先秦风习的基础上发展出了自己的特色。西汉前期的佩玉多讲究组合，从考古出土的情况看，有的佩玉组合数量较多，这当属先秦风尚的延续。白西汉中期以后，成组的玉佩逐渐减少，组合的形式也趋简化。至东汉时，佩玉的品种也所剩无几了。

汉代佩玉的品种主要有各种透雕装饰的玉璧、玉璜、玉珠、玉人、玉环、玉管、玉觿等。特别是在艺术风格上，汉代玉佩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图5-2～5)。如1983年广州市象岗南越王墓出土的一件“龙凤透雕玉璧”(图5-6)，中间好内饰一透雕龙纹，以充满张力的“S”形结构创造出一昂首挺胸、稳健有力的龙的形象。不难看出，龙的四肢及尾部的经营位置与构成处理并非仅以所表现对象为法度，同时也是以适合圆形的外框为条件的，故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件布局合理、虚实得当、结体有力的艺术品。这样的作品在汉代艺术的许多门类中都能看到，如汉代的瓦当装饰、漆器装饰等。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为后世的装饰艺术树立了典范，把它看做是中国传统装饰艺术的经典风格也是不为过的，因为能够堪当经典之名的作品必须是无懈可击的，汉代艺术家确确实实地做到了。这件玉璧内饰以谷丁勾连云纹，排列规则有序，与充满动感的中央龙纹形成对比，主次分明：璧的两侧各饰一透雕凤纹，对称布局，回首屈体作攀附之状。龙凤内部均以阴线刻勒，简洁明了，并无任何多余的赘饰，整件作品凸现出汉代粗犷豪迈的时代风貌。像这样的玉璧已非传统意义上的礼仪用器了，而是作为组玉佩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出土时的排列关系看，与其相组合的玉佩饰件还有一件玉璧、玉璜、玉人和珠饰等32件不同材质的饰物，组成一长度约600厘米的组佩饰。(图5-7、8)。

该组玉佩中的一件“玉犀形璜”(图5-9)也是前代所未有的，其形夸张有力，背部向内弯曲，首尾处理成大致对称的视觉效果，前后肢作蹲曲蓄势之状，这种团肢前冲的姿态又能恰到好处地表现出犀牛威猛有力的特征,其艺术处理的手法及其达到的效果与前面介绍的透雕龙凤纹璧可谓异曲同工。可以看出，设计者在对形体作装饰性夸张处理时完全是在把握动物之结构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才会产生弧线饱满紧扣形体而不漂浮的有力效果。从形式构成的角度看，这些作品之所以能够给人以充满力度的视觉感受，关键在于饱满的外轮廓弧线与各种大小不同、长短不一的弧线的谐调配合。这种令后人赞叹不已的艺术表现力，对于当时的艺术家来说似乎已是驾轻就熟的本领了。

汉代佩玉中工艺最精者当数玉环。玉环是当时组玉佩中的重要部分，雕镂琢磨技术高超，艺术设计处理别具匠心是其他朝代难以比匹的。在广东省广州市象岗南越王墓中就出土多件工艺精湛、艺术风格独特的玉环，图5-10是该墓出土的“玉龙螭纹环”，玉工采用透雕的手法雕刻了两龙和两螭相互穿插缠绕为一环，彼此穿插交集，显得非常自如，浑然一体。同墓出土的另一件“龙纹玉环”(图5-11)将龙与卷云纹饰穿插组合为一环形，龙体作连续不断的绞索形式，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已经出现了如意云头的卷云形式。整件玉器的直径虽然只有74厘米，却显现着宏大的气势和得心应手的形式处理技巧。

该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双龙联体佩”也是一件形式新颖、工艺精湛的佳作。该玉呈黄白色，外形呈椭圆形，双龙首部环人圈内作对视状；中问有一树状形饰，上有线刻兽面纹饰；龙身上满饰均匀排列的涡卷纹并用阴线相勾连，整件器物在规整中蕴含着一种非凡的气度，这是汉代艺术所共有的时代特征。(图5-12、13)

玉舞人题材的玉佩虽然早在战国时代就已出现，但是数量极少，而汉代舞蹈人物题材的玉佩却十分流行且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汉代的乐舞艺术十分发达，不仅官方设有专门的音乐管理机构，作为一种艺术活动的歌舞也相当流行．甚至皇帝的宠妃爱姬也常常是能歌善舞，这在文献上多有记载。如《西京杂记》上谓汉高祖的宠姬戚夫人“善为翘袖折腰之舞，歌出塞人塞望归曲”；《汉书》上也记有武帝宠爱的李夫人“妙丽善舞”，成帝的赵皇后“学歌舞，号日飞燕”等。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之下，以歌舞作为艺术创作的主题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从出土的玉舞人实物看，造型特征与文献上的描述是相一致的，可见这些玉舞人作品是从现实中提炼而来的。汉代“玉舞人”大多为组佩玉中的一件，其形式多以平面透雕为主．并用阴线刻出五官和衣纹等，也有浮雕形式甚至做成圆雕的。

1986年出土于河南省永城县汉墓的一件“玉舞人”(图5-14)佩饰，该玉呈乳白色，双面透雕，并以阴线刻出五官表情和服饰结构。姿态婀娜优美的舞女身着开衿长袖衣裙，一袖高扬于头顶，另一袖下垂，手置于腰间，长裙曳地。作者通过对舞者颈和腰肢作微微扭动的处理，便将一体态轻盈而飘逸的女子生动地刻画了出来，这不正是文献上所描写的“翘袖折腰”、“轻如飞燕”之态的真实写照吗

1983年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的一对“玉舞人”(图5-15)，其动态的设计与上面所介绍的玉舞人是一致的，一臂举起过头顶，长袖下垂；另一手下垂作叉腰之态，然而，我们看到这种叉腰的动作是意象性的，因为玉工将整个手臂设计为一反向翻卷状的装饰、，使舞者柔美的身姿增添了几分优雅之感。

综观汉代玉舞人的形象设计，舞者虽有站和蹲之别，但一袖扬起过头顶，一手置于腰间却是其普遍的特征。如广州南越王墓中出土的“玉舞人”(图5-16)，身体作“S”形的扭动，扬起之袖和另一置于腹前之袖作随风飘动状，加强了舞者的运动感。同墓出土的另一件“玉舞人”则是圆雕形式的，双膝跪地，长袖飘舞，也是一手高举过头的姿态，表演者的神情非常专注。这种圆雕形式的玉舞人在汉代还是相当少见的。(图5-17)

重视丧葬的社会风气是汉代人观念意识的又一体现。玉器在丧葬中担当着重要的角色，在丧葬中的玉器除了一部分为死者生前所用之物外．还有一部分是专门用于丧葬的。这与当时的长生思想有很大的关联。道家认为玉是“天地之精”，是“阳精之纯”，故而当时有吞食玉屑能致长寿之说。《周礼·典瑞》中也有“大丧共饭玉含玉”的说法。

汉代的葬玉主要有玉衣、玉九窍塞、玉琀、玉握和玉面饰等。玉衣是汉代皇帝和贵族的殓服，由金银丝等材料编缀玉片成人形并着于死者身上，即所谓“金缕玉衣”。九窍塞是用来堵塞尸体九窍的玉器．以此防止尸体的腐朽，晋时葛洪《抱朴子》载：“金玉九窍，则死人为不朽”。玉琀是放在死者口中的玉，基本上都做成蝉形，其制通常二寸左右，全身作五角形，造型一般比较简洁写实。如1974年出土于江苏盱眙的这件“玉蝉”(图5-18)由羊脂白玉琢成，玉质温润光亮。造型简朴却相当逼真。蝉作为一种装饰母题早在三代的青铜器上就已习见，汉代以此为琀当与其特有的生长规律有关，汉人以蝉的退脱复能成虫的生长特性．比喻“转生”和“再生”之义，因而蝉也就成了一种吉祥物了。玉握为死者手中所握的玉器，许多被雕刻成细长条状的猪形，玉面饰则为缀玉而成的遮面物，有的玉片也被制成一定的象形形状，但一般较少纹饰或无纹饰。

作为日常用器的玉制品的数量相对较少，这恐怕与玉材的特性有关。汉代的日用玉器主要有杯、盒、枕、印、带钩和玉砚滴等。从近年来的考古发掘材料来看，日常用玉中也不乏构思奇巧的精彩之作。如1983年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玉角形杯”(图5-19)，杯身作角状造型，底部束尾成索形回缠于器身下部，使本来可能显得单调的造型产生出其不意的变化，可谓是匠心独运的创意。器外饰一浅浮雕的夔龙，盘绕于杯身，并在外壁饰以线刻勾连涡纹，使全器集圆雕、浮雕和线刻于一体，层次分明，气度不凡。

同墓还出土了一件“高足玉杯”(图5-20)，并有铜制承盘和托架等配套器具。该玉杯为圆筒形，由杯身和杯足两部分组成；杯身上部近杯口处饰有两组云纹，中部饰勾连谷纹，下部饰五组花瓣纹：杯足部也饰有花瓣纹。与铜盘相连的杯托为一花瓣形玉片，并以三条金头银身之龙为支架与铜盘相衔接。这不仅是一件玉器工艺品，同时也体现了汉代设计师高明的设计才能和精妙的制作技艺，其中也蕴含着当时的设计观念和理想，对于我们今天的设计来说也是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的。

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多件形式不同的带钩也是当时重要的日用器物。带钩有纯玉制的和以玉为主附以其他金属而制成的两种，常见带钩多以龙为母题进行构思设计，有的非常简洁雅致，有的则镂雕得相当华丽繁缛，制作工艺精良。“金钩玉龙带钩”(图5-21)由透雕的玉龙与金质弯钩所组成，玉龙的形式呈“S”形，龙首回顾作张口惊恐之状，尾部向内翻卷；金钩套于龙的尾部，与龙相衔接部分设计为一虎头形，犹如猛虎噬龙一般，再加上惊恐回首之龙的神情恰好与虎形成呼应的关系，可谓是设计者的一种巧思。将龙与虎相合体构成一带钩，该玉呈青白色，有深褐色浸斑。整件带钩有八节组成，钩首部分为一龙形，钩尾为虎形，整件器物装饰比较繁缛华丽，是一件难得的玉带钩艺术品。

汉代玉器中纯粹用作欣赏的艺术品的数量并不多，但却体现了很高的艺术性和工艺制作水平。汉元帝陵附近出土的几件西汉玉雕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其中像玉鹰、玉熊、玉辟邪和玉仙人奔马等作品不仅都由珍贵的和田玉制成，而且造型优美而生动。雕琢精细。“玉仙人奔马”(图5-22)，一仙人骑在一匹奔腾的神马上，在中国传统造型艺术中，往往以羽翅来表示人或动物的神性，在汉代艺术中尤为多见。这里的仙人和神马上都加有羽翼，作者还在奔马的蹄下置一象征天界的云板，其所要表达的意境随着这几个简单的象征物而展开，给欣赏者以无限广阔的想象空间，这也是汉代艺术的魅力所在。

同墓还出土了多件玉雕作品，设计制作得非常传神有趣，如“玉熊”(图5-23)，玉质温润，雕琢精细，丰满凝练的外形逼真地将行动缓慢、憨态可掬的熊的特性表现了出来。再如“玉辟邪”(图5-24)也是该墓出土的一件精美的艺术品，玉呈青白色并伴有天然紫红色斑，造型极为生动，设计者将其设计成作匍匐爬行之状，张口露齿，仿佛正悄悄地向猎物靠近，其神情的刻画真可谓是惟妙惟肖。头上有一角，背上有羽翅，这两者都是象征非同寻常之灵物的符号，这在汉代仙道题材的作品中是很普遍的。

另外，汉代玉器中还有一类专用于辟邪的玉器。确切地说，目前发现的汉代专门的辟邪玉器就是“玉刚卯”。所谓刚卯，就是指正月卯日所制的一种护身符，作长方柱状，由玉、金或桃核等材料制成，四面刻有铭文，中有贯孔供穿系。

就艺术的整体而言，玉器只是汉代艺术大树上的一个小分枝而已，但它却能从一个角度折射出汉代艺术的基本风貌，传递着汉代人的思想观念，为后人开启了一扇通向博大精深的汉文化之门。

———南阳-古雅月整理

中国玉器的四个时期包括：史前时代、先秦时代、西汉时期以及北宋时期。

1、史前时代

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表明，我国若干新石器文化圈内，都或多或少地出土有玉器。而在国外，早期玉器的出土地点却屈指可数，只有亚洲的贝加尔湖、大洋洲的新西兰及南北美洲等几处，而且出现的时何较晚，延续时间也不长。

新石器时期玉器的演变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各地区文化之间存在着相互传承的关系。代表性的有兴隆洼文化、松泽文化、含山文化、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

2、先秦时期

商周时代，玉器的数量、品种及制作工艺有明显的提高。礼器类的玉器，已出现了“琮、璧、圭、璋、璜、琥”六种“瑞玉”，此外还有生产工具和戈、矛、斧等武器类玉器，出土时，均无使用痕迹，并不是实用之物。实用器皿有臼、杯、梳、耳勺、带钩等。

有的青铜器配件上还装有玉质部件，成为珍贵的复合器。河南殷墟“妇好”墓出土了 700 多件玉器，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圆雕或浮雕的人像和各种动物，在造型上既有写实性，又有丰富的想象力，是这一时期玉器中的珍品。

3、西汉时期

从发掘出土的汉代玉器看，西汉前期，由于经过秦末的战乱，玉器手工业没有什么发展和创新，当时的玉器造型和纹饰，主要是承袭了战国以来的传统；汉代中期以后，新的品种和器形陆续出现，玉器制作工艺上逐渐形成新的艺术风格。

在雕琢工艺方面，西汉时期透雕、圆雕、高浮雕的玉器增多；在造型、纹饰的风格上，西汉时期也有较大的变化，一些富有现实感和生命力的像生类玉器，把形与神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艺术水平大大超过了先秦的玉器。这一时期在中国玉器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4、北宋时期

北宋的统一带来了文化经济的繁荣，特别是宋徽宗赵佶的嗜玉成瘾，更加促进金石学的兴起，城市经济的繁荣，都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宋、辽、金玉器的空前发展。宋徽宗虽然不是一个好皇帝，但却是个出色的艺术家，爱好金石艺术，这对工艺美术的发展给予巨大的影响。

扩展资料

玉器往往表现出“天公之美”(质地)加“人工之美”(工艺)的社会美，它是天地造化和精美工艺的融合。玉质感温润细腻,佩之则倍感体贴；它色感纯洁无暇，赏之则净化心灵；它音感清脆悦耳，听之则涤荡胸怀。

而这些美学要素结合起来，不禁会使人感叹玉石乃天地之精华，进而在崇敬、景仰之余产生神秘的美感，这种神秘的美感与宗教等相互联系，更加深了人们对玉的既爱又敬、不平凡中又蕴涵神秘的独特审美趋向。

“玉器时代”的玉器是中华民族自己的艺术，是由远古先民心目中完美品格的作用形成了中国独特的玉文化，其文化品位最高，反映历史、社会风貌最为全面和深刻，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石和世界文化艺术的奇葩。

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玉器作为一种重要的物质文化遗物在中华文明史上形成了经久不衰的玉文化传统。玉器的研究、鉴赏、辨伪和收藏是相辅相成的，它是一种高雅的、学术气氛浓厚的文化活动，正是这种活动的经久不衰，将我国的玉器、玉文化研究不断推向更高级的阶段。

开发玉文化旅游资源有利于弘扬中国玉文化。玉文化是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社会实践中创造的以玉器为主要内容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玉器经过无数能工巧匠的精雕细刻，经过理学家的诠释美化，成为高尚人格的象征、美丽形象的代表，融合在传统文化与礼仪之中，能比较系统地、完整地反映出地方风貌、生活习俗等，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艺术价值。

弘扬玉文化是传承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也是助推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

—中国玉器

——中国玉器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