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龟钮印章，是否值得收藏

印文为：牙门将印。但印章个别字笔画不够准确。

下图为南京市博物总馆所藏“牙门将印”及印文：

牙门将印：官印，魏晋南北朝，铜印，近方形，龟纽，通高24cm，台高1cm，边纵2cm，横19cm。牙门将是东汉末、三国时期为了适应战争需要设置的。晋代沿用了曹魏所用的名称。据《通典·晋官品》可知，牙门将属第五品。

至于你所持印章是否为真品，请向专家当面咨询。

龟钮,即形状似龟的印钮。古人在印章的顶部钻一个小孔,用绳子穿起来佩于腰间或系于臂上,随身携带。后来有人在印章的顶部雕刻上简单的形象,作为某种象征或装饰,就产生了“印钮”。龟钮在古印文物中较多见,由秦汉至元明均有发现。 一、龟崇拜与龟钮的产生 龟钮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龟崇拜。早在三皇五帝时代,就有了黄帝以龟为图腾的说法。相传黄帝族发源于中原的天(音灶)山,轩辕黄帝就是天,天就是大龟。禹之后,龟崇拜在中华大地上延展深化,由此积淀成为中华民族特有的龟文化现象。 从考古出土的资料看,在新石器时代的一些文化遗址,如山东大汶口、河南贾湖、浙江河姆渡等墓葬中,都曾先后发现龟崇拜的遗存,在安徽凌家滩遗址中,还曾出土了玉龟。据专家考证,这种玉龟用于祭祀。《礼记·礼运》中记载:“麟体信厚,凤知治礼,龟兆吉凶,龙能变化。”所谓“兆吉凶”,古人选龟来祭祀是因为龟具有掌握未来发展的非凡才能。 中国的龟崇拜现象到商周时进入了一个新境界。商王朝利用龟的神威来治理国家,使国家长治久安。周王朝为得到龟的更大帮助,在宫中设立龟官,官名称“龟人”。“龟人”的地位不仅同御史相当,而且能直接决定天子的言行举止,随时参与帝王决策。汉代朝廷把龟和皇权直接融为一体,把龟和皇族的祖先直接供奉在一起,视龟为祖宗的神灵,保汉室江山千秋万代。或许正是这种龟和皇族一体的思想,使得汉代官印体制将龟纳入其中,带龟钮的印章正式产生,从而成为中国权力系统中一种强有力的象征物。 二、龟钮的形制演变 官印体制源于秦始皇建立的六玺制度,但秦代历史短暂,所以只能从汉制中反溯。汉代官印体制进一步完善,且更加严格而细致。汉代以钮制作为区别官阶的表征。应劭《汉官仪》载:诸侯王,黄金玺,橐驼钮。列侯乃至丞相、太尉与三公、前后左右将军,黄金印龟钮。中二千石,银印龟钮。说明至少在汉代,官印中已产生了龟钮,且使用范围较广。上至王侯,下至乡官均可用龟钮,至于民间私印,则未做具体规定。 西汉早期的龟钮龟身较平,颈部微缩不伸出,龟甲圆滑,甲上多有长六棱形环套的甲纹。腿部与印顶部连成一体,象征性地雕出四条腿,有的甚至不雕腿部,使龟身与印座浑然一体。印钮重点刻画气势神态,寓动于静,以意取象,形体虽小,却能显出汉代雄健、大气的时代风格。新莽时期的龟钮艺术在龟甲中脊隆起,甲沿有一条裙边,其上排有小圆环纹,长六棱甲纹排列得清楚整齐,龟首稍微变大,工艺较西汉精细。东汉后期,龟首伸昂,背部隆起如弓,脚亦渐高,工艺制作多较粗糙,不拘细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繁,人民四处迁徙,使各民族文化得以交融。佛教的兴起,不仅影响到人们的思想,也影响到了印章艺术。由于手工业的发展,镀金、鎏银术在印章上应用较多。印体与印钮的制作比以前更为精巧,套印与三套印普遍出现。汉代以来造纸术不断发展,至晋以后,纸在日常生活中广泛使用,用印方法亦随之改变,出现了朱印和墨印。南北朝时,朱色钤纸的盖印方法被普遍使用。以封泥为主的使用方式逐渐转变为以钤纸为主的方法。人们用印方式的改变促使印章的改变,即印体越来越大,印文越来越多样,印钮的形式在基本沿袭汉代的前提下也发生变化。汉代官私印龟钮之头略呈长条形,魏、晋官私印龟钮之头则呈明显的锥形,粗而长且向外昂伸,有的甚至伸出印体之外。魏、晋官私印龟钮四脚站立,腹下空间较大,龟身与甲、足浑然不分,仅刻几道线条以区分形状,背部一般都不刻甲纹,有的仅刻几条斜线作为象征。南北朝时期龟形变化更大,形态较多样,但一般体态较大,四足直立,龟甲由六个面或八个面组成,龟首前伸,鼻、口、眼部刻画较细致。 三、龟钮的衰退 隋唐时期,各门艺术都有着与当时经济、政治同步发展的辉煌成就,惟独印章艺术呈现出衰退的现象,表现为印章数量骤减,质量严重下滑。由于印面和印体的增大,已不便于随身携带,只能存放在官邸衙门。为使用方便,改印钮为柄。所以唐代官印中就没有了钮,当然也就没有龟钮了。《隋书·文帝纪》载,在隋初开皇年间向五品以上京官发放鱼符。至唐代,鱼符制度化,至武则天时期,鱼符改为龟符。龟钮作为印章形制的一种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从武则天时代将有类似功用的鱼符改为龟符,则可以看出中华民族龟崇拜的情结依然存在。 北宋统一后,追随唐制,制定了一套印章制度。但由于自唐以来印面的不断扩大,宋代印章制度只对印面大小作了详细的规定,未对印钮及其钮式作过多的约束性规定。龟钮作为私印的一种,只被少数书法名家、名士使用。 元代印章制度由于龟崇拜被破坏而严重受损。龟钮作为印章制度的一部分也被元代统治者以其他方式取代。这与元代统治者的治国观念有关,他们来自北方草原,草原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存在巨大的差异。在蒙古文化典籍里找不到关于龟的记载,在蒙古民间习俗中也找不到龟的痕迹。明代是印章作为一门艺术发展的高峰时期,私印成为印章艺术的主流。虽然明代对官印的质地、文字、钮式、大小等作了详细的规定,但龟的地位在民间还是继元代之后一落千丈。 清代中期以前是继承明代传统,在崇尚汉印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清中期以后由于金石学的兴起,印章艺术向更深层次发展。龟钮印仍然是官印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已较少具有实用价值,龟钮作为印章钮式的一种再没出现复兴迹象。

　　西汉南越王墓位于广州解放北路的象岗山上，是西汉初年南越王国第二代王赵昧的陵墓。赵昧是赵佗的孙子，号称文帝，公元前137年至122年在位。该墓于1983年6月被发现，挖掘完毕即在原地建立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3年发掘时，出土文物中有“文帝行玺”金印一方以及“赵昧”玉印，证明陵墓主人的身份。

　　南越王墓劈山为陵，从象岗顶劈开石山20米，凿出一个平面“凸”字形的竖穴，再从前端东、西侧开横洞成耳室，南面开辟斜坡墓道。墓室以红砂岩石仿照前堂后寝的形制砌成地宫，墓顶用24块大石覆盖，再分层夯实而成。墓室仿照生前宅居筑成，墓室坐北朝南，前三后四共7室，宽 125米，长1085米。墓主居后部中室，前厅后库，前部东西为耳室，后部东西为侧室。殉葬者共15人，其中姬妾4人，仆役7人。前部前室四壁和顶上均绘有朱、墨两色云缎图案；东耳室是饮宴用器，有青铜编钟、石编钟和提筒、钫、锫等酒器以及六博棋盘等；两耳室是兵器、车、马、甲胄、弓箭、五色药石和生活用品、珍宝藏所，尤其珍贵的是来自波斯的银盒、非洲大象牙、漆盒、熏炉和深蓝色玻璃片。这些文物证明南越国早期或更前年代广州已与波斯和非洲东岸有海上贸易。后部主室居中，为墓主棺库主室，墓主身穿丝缕玉衣，随身印章9枚，最大一枚为“文帝行玺”龙钮金印，此外，还有螭虎钮“帝印”。龟钮“泰子”金印以及墓主“赵昧”玉印等。东侧室为姬妾藏室，殉葬姬妾4人均有夫人印1枚。西侧室为厨役之所，殉葬7人，无棺木，室后置猪、牛、羊三牲。后藏室为储藏食物库房，有近百件大型铜、铁、陶制炊具和容器。出土文物共千余件（套），金印是国内首次出土的汉代帝王金印。这些出土文物对研究秦汉时期岭南土地开发、生产、文化、贸易、建筑等状况以及南越国历史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价值。南越文王墓的出土，被誉为近代中国五大考古新发现之一。西汉南越王墓已开辟为博物馆。现就陵墓及部分珍贵文物作较详细的介绍。

　　编辑本段彩画石室大墓

　　彩画石室大墓是一座西汉彩画石室大墓，墓主是南越国第二代王赵昧（赵佗之孙），距今已有2000多年。

　　1983年，在解放北路象岗山上一个工地发现的这个大墓。深入地下20米，用750多块砂岩大石构筑。陵墓面积约100平方米，分前后两部分，共有7个室。前室居中，室的四面及顶部都绘有朱、墨两色的云纹图案，象征朝堂。斜坡墓道残长1046米，宽236～259米。墓内的前、后两部分各设有一道双扇的石门。

　　南越王墓是岭南地区发现规模最大、出土文物最丰富多样、墓主人身份规格最高的一座汉墓，是中国境内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彩绘壁画石室大墓。这座墓堪称地下宝库，共出土各类文物达1000多件（套），内涵非常丰富，尤以铜、铁、陶、玉四者所占比重最大。而“文帝行玺”金印是中国考古发掘首次发现的“皇帝”印玺，最为珍贵。

　　南越王墓的发现，其社会、历史、文化科学价值不但震撼岭南大地，而且惊动全国，闻名世界，从考古学界、社会各界到新闻界，无不感到惊奇。有人评价这是“令无数人苦苦探寻了2000多年的隐秘，中国考古史上最辉煌的发现之一”。墓中的宝贝被形容为：“珍宝灿烂”，“金灿灿”，“银闪闪”，“玉器之最”，“碧玉之宝”，“稀世之宝”，”汉玉中价值连城的绝品”，还有许多“罕见”、“首次”、“惟一”、“独一无二”、“精美绝伦”、“无法替代”等顶级评价。随着新华社消息的播发及《人民日报》等媒体文章的发表，全世界都在强烈地感到中国岭南地区古老文化的震撼，同时，又激发了人们对寻找赵佗墓的希望，迷茫中似乎露出了曙光！

钮雕的历史是和印章连在一起的，有印才有钮。据有关历史考证，最早的印章始于周朝，距今己有三千多年。最初的印章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是王侯将相、达官显贵的专用品。最初的印钮也十分简单、纯朴，只在印钮上方钻一孔，用来穿绳系结以便携带，因此印钮也称“印鼻子”。随着历史的不断向前发展，印章在材料和钮饰上，根据使用者不同的权位和官衔，出现了严格的等级制度。如秦时的官印，除了用金、银、铜等质料的不同来区分官爵的高低外，还在印钮的装饰上加以区别。到了汉代，皇帝用玉玺虎钮，皇后用金玺虎钮，诸侯王用金玺驼钮，皇太子、列侯、丞相、太尉、三公及左右将军则用金印龟钮，俸禄二千石的官，用的是银印龟钮，二百石至千石的，则用铜印象钮，此后，历代王朝，上至君王下至各品官员所用印钮，以职位高低，多为螭、狮、龙、凤、虎、辟邪、饕餮、麒麟、驼、龟、熊、蝙蝠以及十二生肖中的其它动物。

自元代工冕以花乳石为印章肇始，因石印易于受刀，为时人竞相采用，遂至盛行。以寿山石作印材，除了柔而易攻之外，尚有洁净如玉，色彩斑斓等优点，备受各方人士青睐。寿山石印章广泛使用钮雕，也于明代勃兴起来，成为寿山石雕的一种特殊品种和艺术。本世纪50年代初，福建泉州苏大山先生捐献的明朝李卓吾遗印两枚，是清朝同治年间修林李小宗词时出土的，一镌白文“李贽”，一镌朱文“卓吾”，钮刻单狮，蹲坐侧首，神态淳朴。这是迄今仅见的明代寿山石印钮艺术晶。

古代印章的材料通常使用金银铜玉，而非石头。20世纪50年代，湖南长沙一带相继出土了40多枚西汉滑石印，多为鼻钮、台钮、桥钮及龟钮。考古界据此认为，石印的历史应该始于秦汉。由于石印易于受刀，所以时人竞相采用，很快在文人雅士中得以盛行。直至到了元代，王冕首创以花乳石作为印章材料，寿山石的钮雕历史才得以翻开第一页。因为寿山石不仅柔而易攻，而且洁净如玉、色彩斑斓，因此备受各方人士青睐，寿山石印钮的历史也从这个时候开始发祥。到了明代，寿山石印钮开始勃兴盛行，成为寿山石雕的一个特殊品种。明代思想家李贽就有两枚印章“李贽”和“卓吾”，均钮刻单狮，蹲坐侧首，神态淳朴，是迄今仅见的明代寿山石印钮艺术精品。清初，寿山石钮雕的技法逐渐发展到博古图案、翎毛、鱼虫、花果、人物等品类。在小小的印钮之上，倾注着许多石雕艺术家的心血，他们以高超的技法和深厚的艺术修养，赋盈盈方寸以万种风流。一代宗师杨璇、周彬都是钮雕高手。杨璇的钮饰风是集古代玉玺铜印的规范，充分发挥寿山石柔而易攻的特色，施以精艺，突出兽钮的神形与情趣，因而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周彬制钮的风格则以朴茂、清灵、流畅著称，其钮雕常常外形夸张，境界神妙。他还善于撷取夔纹图案刻博古平钮，并在印台四周刻浮雕锦褥纹和取古铜器图案加以演变作边纹，其博古图案直处平整，转角处圆浑流畅，图案间隔紧密，有针线难入之妙，堪称一绝。

汉代以钮制作为区别官阶的表征。应劭《汉官仪》载:诸侯王,黄金玺,橐驼钮。列侯乃至丞相、太尉与三公、前后左右将军,黄金印龟钮。中二千石,银印龟钮。说明至少在汉代,官印中已产生了龟钮,且使用范围较广。上至王侯,下至乡官均可用龟钮,至于民间私印,则未做具体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