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一历史的第二课原始农耕文化的起因和特点是什么？

原始农耕一词，遵从教育部新发之历史课程标准，其《中华文明的起源》有一节内容为：“以半坡遗址和河姆渡遗址为例，简述中国原始农耕文化的特征。”根据李根蟠等著《中国原始社会经济研究》一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我国原始社会若按“生活资料生产方式的演进”划分，可分为“原始采猎业”和“原始农业牧业”两大阶段，而“农业的发明是人类历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是由攫取经济到生产经济的伟大革命性转变。人类第一次通过自己的活动来增殖天然的产品，从而改变了整个社会的经济面貌，对人类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第71页）。据最新考古材料可知，我国黄河流域最早的农业遗址，为黄河中下游的河北武安磁山文化、河南新郑裴李岗文化遗址等，碳－14数据表明，这些遗址年代都在公元前6000年至前5000年，即距今七八千年。这些都比半坡和河姆渡的农耕文化略早。一般来说，原始农耕时代相当于石器时代的新石器时代，也相当于以社会结构为演进标志的氏族公社繁荣阶段。

伏羲氏教民熟食、结网捕鱼

伏羲氏是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圣贤，是著名的“三皇”之一。古史上又称庖牺氏或宓牺氏。《三皇本纪》称他“养牺牲以供庖厨”，是说他教给人民畜牧以供厨下的肉食。《周易》又载庖牺氏“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唐代史学家司马贞把这两个记载结合起来：“结网罟以教佃渔，故曰宓牺氏，养牺牲以庖厨，故曰庖牺。”是把教给人民结网打鱼和驯养禽畜的功劳全归在伏羲氏一人身上了。

神农氏教民播种五谷

关于神农氏教民播种五谷的传说，古史多有记载，如《周易》说：“神农氏作，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拾遗记》说：“时有丹雀衔五穗禾，其坠地者，帝乃拾之，以植于田，食者老而不死。”《白虎通》说：“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课本上的引言和古文引文便源自上述《逸周书》和《白虎通》。此外，《淮南子》上尚记载有“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和“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等功劳。

河姆渡的磨制石器

河姆渡的磨制石器，主要器形有石斧、石锛等，还有专门用作木材加工的原始刨光工具石扁铲，和用于加工木板的石楔等，共出土约九十件。河姆渡原始居民用骨器多于石器，出土各种骨器七倍于石器，最常见的有骨耜。骨耜上部安装一根木棍，称为耒。用耒耜耕作，称为耜耕农业。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水稻的国家

世界上的人工栽培稻，有亚洲稻和非洲稻两种。目前已知的最早非洲栽培稻，考古学家认为起源于非洲西部的尼日利亚，最早可追溯到3500年前。亚洲栽培稻要比非洲稻早得多。长期以来学术界大多认为印度是亚洲稻的起源中心，印度曾发现过公元前两千多年的人工栽培稻遗存，20世纪70年代又发现公元前六千至四千多年的人工稻遗址。而我国河姆渡遗址和另一处浙江桐乡罗家角遗址出土的人工稻谷距今七千年左右。1988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又在湖南澧县彭头山发现了更早的碳化稻壳遗迹，距今年代为九千年至八千年。后来，考古工作者又发现了距今约一万年的湖南道县玉蟾岩的人工栽培水稻。一些学者认为，我国是水稻的发源地。而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中国和印度都应是亚洲稻的主要起源中心之一。

干栏式的房子

河姆渡居民住在干栏式房子里。这是一种木结构的地面建筑。浙江地区地势低洼，潮湿温热。我国先民为了居住地能有良好的通风和防潮性能，于是盖造干栏式房屋。这种木建筑房屋，一般都由若干木桩、圆木、木板组成，下部有木柱构成底架，高出地面，底架采取打桩的方法建成。桩木打成后，上架横梁，再铺板材，然后在木板上立柱构梁架和屋顶，形成架空的建筑房屋。干栏式建筑，既可防蛇虫猛兽之害，又可避潮湿，下面还可养殖家禽家畜。至今，我国西南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尚采用这种古老建筑形式。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种粟的国家

世界农学界几乎都认为，粟的种植，是中国人的首创。我国和世界上发现的最早人工栽培粟，出土于河北武安磁山遗址，距今年代为七千三百年左右。此后，西安半坡原始居民，也大量种植粟，半坡遗址发现了窖藏和罐藏的粟子。日本农学家认为，大约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粟就向东传到日本、朝鲜，向西传入阿拉伯、小亚细亚、俄国等国家和地区。

半坡彩陶的烧制技术

半坡彩陶是由有制陶经验的妇女们制造的。她们选用粘性适度、泥质较细的泥土作陶土，并根据器物的不同用途，或淘洗掉泥土中的杂质，或掺和适量的沙子以便耐火。陶土调好后，搓成泥条用盘筑法或分段衔接法作坯，小器物则直接用手捏塑而成。接着是修饰陶坯，先用慢转陶轮修整器皿口部，又趁湿粘上或嵌入把手、器耳等附件。等陶坯半干后，要用陶垫托着内壁，细心地进行拍打，使之加大密度与光洁度。上彩之前要涂上一层白色或浅红色的陶衣。绘彩使用类似毛笔的工具，蘸上赤铁矿粉或氧化锰粉，在器皿上绘出红色或黑色的花纹来。最后放在窑中去烧成。由于当时的窑室封闭得还不够严密，陶土中的氧化铁得以充分氧化，因此成品绝大部分呈红色或红褐色。因为烧制火候估计有1000℃左右，所以烧出的陶器硬度相当高。

半坡原始居民已会纺线、织布、制衣

我国原始农耕时代，已出现了原始纺织业。最早的织机遗存出土于河姆渡遗址。这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织机。半坡原始遗址则出土了用以捻线的石制陶制纺轮。从半坡陶器底部发现的麻布印痕分析，当时最细的线纹直径0．5毫米，已和今天的线差不多。半坡居民使用原始的织机，织成麻布，制成衣服。

大汶口原始居民的农业生产

在大汶口原始居民时期，耜耕农业已占统治地位。这里出土的石耜多于砍伐用的石斧（石耜27件，石斧10件），还出土了一件52厘米长的鹿角鹤嘴锄，至于各种质料制作的镰刀，其总数超过了整地农具的数倍。耜用于翻地，鹤嘴锄用于中耕，镰刀用于收割，整套农具的出现，反映了大汶口原始居民时期农业技术的提高。当时农业已经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部门，家畜饲养业和制陶等手工业都有赖于它的发展。由于剩余粮食的出现，制陶已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部门，猪的饲养也得到很大发展。半坡氏族的猪，绝大部分是在幼小时宰杀掉的，因为那时人们的生活资料还比较缺乏。大汶口原始居民时期宰杀的，则多为一二岁的成年母猪，且猪的数量也很大。猪的饲养，间接地反映了大汶口原始居民时期农业的相对发达。

黑陶和白陶的烧制技术

黑陶和白陶，是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制陶业中出现的两个新品种，反映了当时制陶工艺的显著进步。这时的陶器，已用快转陶车来制造。陶车由轮盘和轮轴组成。使用时，由一人转动轮盘，使其急速旋转，由另一人借助陶轮转动形成的离心力，配以双手灵巧的动作，将陶土塑成需要的器皿。用快转陶车制坯，数量多，质量也好。烧制技术也有提高。扩大了窑室，缩小了火口，增加了火道支道和窑箅箅孔的数量，使热力分布更加均匀。这时采用了高温下严密封窑技术，使陶土中的铁元素得以还原，有的还在陶土中掺过炭，因此烧成的陶器多为黑色。白陶用高岭土制造，制造时努力保持陶土的纯洁，因而烧成了白色。白陶的出现有重大的意义，它为以后瓷器的制作奠定了技术基础。白陶上有的还有图案花纹。

大汶口墓葬反映的贫富分化

大汶口墓地的墓葬中，以教材提到的10号墓随葬品最多，数量居各墓之首，达一百七十多件，除大量的陶器和石器外，还有制作精美的玉器和大量的骨、牙、绿松石等质料的装饰品。据鉴定，墓主人是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妇女。此外，有两组墓葬（可能为两个父系大家族）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组7个墓，随葬品比较丰富，最多的一个墓有77件，最少的一个墓也有19件，都包括陶器、玉石器、猪头等；另一组4个墓，随葬品很贫乏，总共只有17件，为陶器、纺轮、獐牙等。墓葬随葬品悬殊之大，反映贫富分化已很显著。

中国文明起源的新观点

以前，我们长期认为，阶级社会是明时代的开始，我国从夏朝进入文明时代。也有一种传统意见认为，中华文明五千年，文明时代是应当从华夏族祖先黄帝开始的。近几年，考古界和古史研究专家另有新创。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提出了“古国──方国──帝国”的新学说体系。认为我国国家的形成发展应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古国”阶段，这一阶段的早期文明是古国、古城“满天星斗”式地遍布中华大地。著名的有红山文化的祭坛、女神庙、积石冢，已经形成了古国规模，“红山文化在距今五千年以前，率先跨入古国阶段”。“早期城邦式的原始国家已经产生”。而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是另一类型，“太湖流域的古文化古城古国，已可以由良渚文化上溯到先良渚文化”。其他还可以举出山西陶寺的“古城古国”，以及河南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古城址等。这些“古国”发展一步即是“方国”。时间大约距今四千年，史籍上“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夏有万邦”，都是古时方国存在的纪实。苏秉琦认为：“从‘古文化’‘古城’‘古国’的观点，到‘古国’‘方国’‘帝国’的理论，是中国各区系由氏族到国家具有普遍意义的发展道路”（《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1999年版）。

骨器是以哺乳动物的骨骼为材料制成的器具。远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我国的远古居民就已经制造出骨器，与石器并用了。到了新石器时代，尤其是在半坡原始居民的遗址中发现了骨制的箭头、鱼叉和鱼钩等。半坡的骨制箭头也叫镞，是一种狩猎用的工具。1953年，半坡遗址出土的箭头有三角形、圆柱形和柳叶形多种，共计三百多件。鱼叉和鱼钩都比较尖锐，是半坡人捕鱼的重要工具。这些骨制品的出土，标志着渔猎生产在社会经济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半坡遗址的房屋有圆形，也有方形，大多采用“半地穴式”的建筑形式。这种“半地穴式”房屋，一半在地下，一半在地上，是由穴居发展而来的一种土木合筑的建筑。每间房屋的面积多在二十平方米左右。房屋平面近似圆形，向南开门。在房屋中央，有灶坑正对门口。房屋周围的墙壁下部是用坑壁作墙基，上部是用草拌泥筑成的。墙壁中间立有很多根木柱支撑屋顶。屋顶用排列整齐的木椽架起来，外表盖着拌泥的草，以便抵御风雨。半坡还有少量从地面建筑起来的房屋。

半坡出土的纺纶

1955年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纺轮直径6厘米，中间有一圆孔，是陶制品。它是我国古代发明的最早的捻线工具，即在纺轮中间的小孔插一个杆，利用纺轮的旋转把纤维拧在一起，并用同样的方法把单股的纤维合成多股的更结实的“线”。在半坡以后的其他一些文化遗址，也出土了形式多样的陶质纺轮，可见当时这种捻线工具已被人们广泛使用。

特点

栽培谷物，聚族而居

居住环境

南北方居民房屋不同，两者都是因为当时自然条件，特别是地理因素的影响才选择不同的房屋．

前者处于浙江地区，浙江地势低洼，潮湿温热，所以建造干栏式房屋有利于防潮，防水，防毒蛇侵袭．

后者主要是因为黄河流域干旱，风沙大，气候又比较寒冷，所以选择这种可以抵风挡雨，又可以保暖的半地穴式房屋。

遗址

1仰韶文化。1921年首先发现于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故名。这是中原地区分布十分广泛的一种新石器文化。现已发现的遗址达1000多处，其重点发掘有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宝鸡北首岭，河南陕县庙底沟、洛阳王湾，郑州大河村、安阳后岗等，分为若干个不同类型。仰韶文化的地理分布，以关中平原、河东盆地和豫西沿河谷地为中心，东至豫东、冀南，西及陇西，北过河套，南达鄂西北，影响所及的地区更为广泛。据碳—14测定，距今约六七千年，前后延续达2000年之久。

2河北。河北武安磁山文化和河南新郑裴李岗文化。据测定距今七千年以上，与仰韶文化有一定的源流关系。黄河上游以洮河流域为中心地区，亦发现早于仰韶文化的大地湾文化遗址，受仰韶文化影响并具有一定地方特色的马家窑文化，时代较仰韶文化稍晚。

与游牧文明的比较

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是中华民族古代的两种不同文明，存在着互补性。

农耕文明起源于母系氏族繁荣期，是指以农耕生产为主的一切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包括农耕技术、石器、陶器生产，定居方式、自然崇拜与祖先崇拜等方面内容）。

半坡聚落与河姆渡聚落均属农耕文明阶段。

“聚落”一词与以往称为“氏族”不同。“聚落”就是早期人类的定居地。“氏族”又称“氏族公社”，是按血缘关系组成的比较固定的社会群体（集团）。聚落从地域意义上说，它应包含着很多氏族，半坡居民和河姆渡居民可能是由若干个氏族组成的一个大公社、一个大的聚落。

半坡聚落与河姆渡聚落有共性，也有其各自的特性。

共性是：

①两者都处于大致相同的发展阶段，属母系氏族阶段；②都是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经济形态，兼有饲养、渔猎、采集等经济活动；③都会建筑房屋，过着定居生活；④都会使用和制作磨制石器和陶器。

相异之处是：

①地理环境不同；②建筑房屋的特点不同；③农作物不同；④陶器制作的风格不同。

因此，我们常认为半坡聚落反映了北方半干旱地区农耕文明的特点，是黄河流域母系氏族文化的代表；河姆渡聚落反映了南方湿润地区农耕文明的特点，是长江流域母系氏族文化的代表。

新石器时代，长江流域原始农耕文明的代表是河姆渡原始居民．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水稻的国家，生活在距今约七千年浙江省余姚市（长江流域）的河姆渡原始居民，使用磨制石器、骨器、用耒耜耕地，住干栏式房屋，过着定居生活，种植水稻．他们还饲养家畜，会制造陶器、简单的玉器和原始乐器，会挖水井．

本题考查了河姆渡原始居民．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水稻的国家．

本题考查学生对历史知识的灵活运用能力，需要灵活运用河姆渡原始居民的生活区域

农耕文明，是指由农民在长期农业生产中形成的一种适应农业生产、生活需要的国家制度、礼俗制度、文化教育等的文化集合。农耕文明集合了儒家文化，及各类宗教文化为一体，形成了自己独特文化内容和特征，但主体包括国家管理理念、人际交往理念以及语言，戏剧，民歌，风俗及各类祭祀活动等，是世界上存在最为广泛的文化集成。

男耕女织，规模小，分工简单，不用于商品交换。农耕文明，受封建思想束缚，闭关自守。 中国古代并没有形成典型的农牧结合的经济结构。农耕文明发展的后期，越来越限制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而相对的海洋文明而讲，就是清代没落的最主要原因。

时间段：

此阶段主要是指现代印刷术发明前的一段时间，即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19世纪初）之间的时期。

标志：

长期从事农业生产，以个体劳动为主，社会还未形成一种长期固定的专门机构，国家处于高度集中的状态。

北齐金饰

中国金银器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阶段。每一时期的金银器都具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内涵。让我们追溯那古老的岁月，去大致了解一下它的发展轨迹吧。

商周金银器：小巧简约

中国迄今在考古发掘中发现最早的黄金制品是商代的，距今已有3000余年的历史。商代金器的分布范围主要是以商文化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以及商王朝北部、西北部和偏西南的少数民族地区。在今天的河南、河北、山东、内蒙古、甘肃、青海及四川等地，都曾发现过这一时期的金器。一般地讲，这个时期的金器，形制工艺比较简单，器形小巧，纹饰少见，大多为装饰品。

如果将商王朝统治区与周边地区出土的金器进行对照，就会发现，它们似乎是分别在几条互不干扰的并行线上发展起来的。在形制和偶有发现的纹饰上，地区文化的特点十分鲜明。商王朝统治区的黄金制品，大多为金箔、金叶和金片，主要用于器物装饰。在商王朝北部和西北部地区的金饰品，主要是人身佩戴的黄金首饰。这个时期所发现的金器中，最令人瞩目的是四川广汉三星堆早期蜀文化遗址出土的一批金器。不仅数量多，而且形制别具一格。其中颇为独特的金面罩、金杖和各种金饰件，也都是商文化及其它地区文化所未见的。金银器早期的发展情况，也反映出中国早期文明发展的多元性和不平衡性。这是由于中国幅员广大和自然条件复杂所决定的。

商周时期青铜工艺的繁荣和发展，为金银器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和技术基础，同时青铜、玉雕、漆器等工艺的发展，也促进了金银工艺的发展；并使金银器得以在更广阔的领域中，以更多样的形式发挥其审美功能。早期的金银制品大多为装饰品，而最常见的金箔，多是用于其它器物上的饰件，或者说，是以和其它器物相结合的形式来增强器物的美感。最迟在西周时期，金银平脱工艺就出现了。

战国，公元1972年内蒙古自治区杭锦旗阿鲁柴登匈奴墓出土，冠高73厘米，冠带长30厘米，周长60厘米，共重1394克。冠顶呈半球形，上面饰有四狼噬四羊的浮雕图案。顶部傲立一只雄鹰，呈展翅向下俯视状。其身与尾部系用薄金片打制成型，体内空。身上压印有羽状纹，喙部突出，呈钩状。头和颈部镶嵌有绿松石，头颈及尾部皆以金丝与鹰体相连，可摇摆活动。金冠带由三条半圆形金带组成。冠带前部有两条上下相接，未端用榫铆相连。带的中段均作辫纹，两端或作卧虎形，或作盘角羊形，或为马形。此金冠顶和金冠带为战国时期匈奴王的遗物，弥足珍贵。其构思独特，制作精美，造型生动。具有北方草原民族所特有的文化特征，同时代表了当时匈奴地区贵金属工艺的最高水平。现藏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

春秋战国金银器：清新活泼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变革带来了生产、生活领域中的重大变化。大量错金银器的出现，几乎成为这个时期工艺水平高度发展的一个标志。

出土地点看，这一时期的金银器分布区域明显扩大，在南、北方都有发现。金银器的形制种类增多。其中金银器皿的出现，及相当一部分银器的出现，十分引人注目。从金银器艺术特色和制作工艺看，南北方差异较大，风格迥异。北方匈奴墓出土的大量金银器及其金细工艺的高度发展，尤令人瞠目。

这个时期，在中原地区的墓葬遗址中，以陜西宝鸡益门村2号秦国墓葬、河南洛阳金村古墓、河南辉县固围村魏国墓地、河北平山县中山王墓出土的金银器最有代表性。此时南方地区出土的金银器虽然数量不多，但却十分引人注目。最为重要的发现，当属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一批金器。中原和南方地区的金银器，大体看来，与北方匈奴少数民族地区金银器的形制风格截然不同，多为器皿、带钩等，或是与铜、铁、漆、玉等相结合的制品，其制作技法仍大多来自青铜工艺。

汉代 发簪

秦汉金银器：繁荣发展

秦代金银器迄今为止极为少见。曾在山东淄博窝托村西汉齐王刘襄陪葬器物中，发现一件秦始皇三十三年造的鎏金刻花银盘。制作精细，装饰讲究。这种在银器花纹处鎏金的作法，唐代以后十分盛行，金花银盘亦为唐代金银器中很有特色的主要品种。

根据对这些金银配件的研究已能证明，秦朝的金银器制作已综合使用了铸造、焊接、掐丝、嵌铸法、锉磨、抛光、多种机械连接及胶粘等工艺技术，而且达到很高的水平。

东汉，公元1969年河北省定县北陵头村43号东汉墓出土。残长42厘米。龙首细长，吻部似鳄鱼，用掐丝法制成。上面焊有掐丝制成的口、鼻、眼，额部用粗金丝焊作龙角，角上又缠以细金丝。龙体以金片卷作圆筒状，嵌于龙颈下，镂空作鳞纹，并焊缀有细小的金珠。但下部已残缺。此金饰作工极为精巧。加之红、绿等色料石的镶嵌与配色，更显华美富丽。它反映了东汉时期金银钿工所具有的高超技艺。现藏河北省定县博物馆。

汉王朝是充满蓬勃朝气的大一统封建帝国，国力十分强盛。在汉代墓葬中出土的金银器，无论是数量，还是品种，抑或是制作工艺，都远远超过了先秦时代。总体上说，金银器中最为常见的仍是饰品，金银器皿不多，金质容器更少见，可能因为这个时期鎏金的作法盛行，遂以鎏金器充代之故。迄今考古发掘中所见汉代金银器皿，大多为银制，银质的碗、盘、壶、匜盒等，在各地均有发现。一般器形较简洁，多为素面。

汉代金银制品，除继续用包、镶、镀、错等方法用于装饰铜器和铁器外，还将金银制成金箔或泥屑，用于漆器和丝织物上，以增强富丽感，最为重要的是，汉代金细工艺本身逐渐发展成熟，最终脱离青铜工艺的传统技术，走向独立发展的道路。汉代金钿工艺的成熟，使金银的形制，纹饰以及色彩更加精巧玲珑，富丽多姿，并为以后金银器的发展繁荣奠定了基础。

汉代金银器在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湖南、广西、广东、陜西、甘肃、吉林、内蒙古、新疆、云南等地均有发现。除大量金银饰品外，主要还有车马器、带钩、器皿、金印和金银医针等，涉及面较为广泛。在吉林省通榆的北方鲜卑族墓葬、西北新疆乌孙墓葬、车师国故地、焉耆古城等遗址，以及云南晋宁石寨山滇族墓地也发现了金银器，大多为金银饰品，如牌饰、金花、首饰、带扣等，具有较浓厚的民族色彩。

魏晋南北朝金银器：独具异域风采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乱，朝代更替频繁，社会经济亦遭受破坏。然而另一方面，各民族在长期共存的生活中，逐渐相互融合，对外交流进一步扩大，加之佛教及其艺术的传播，使这个时期的文化艺术空前发展。这些在金银器的形制纹样发展中，都曾打上了明显的烙印。

从考古发掘的情况看，这个时期的金银器数量较多。金银器的社会功能进一步扩大，制作技术更加娴熟，器形、图案也不断创新。较为常见的金银器仍为饰品。

在这个时期的墓葬中，常可以看到民族间相互影响和融合的迹象。辽宁北票冯素弗墓中出土了“范阳公章”龟纽金印、金冠饰、人物纹山形金饰，镂空山形金饰片等，这些金银器既有汉族传统文化的特色，又有北方游牧民族的风格特点。

这个时期的金银器皿仍不多见，且所见大都带有外来色彩。如山西大同小站村封和突墓中出土的鎏金银盘，银高足杯和银耳杯等，除耳杯外，鎏金银盘和银高足杯均为波斯萨珊朝制品。

同时，随着佛教及其艺术的传播，这个时期金银器的制作和功能亦颇受影响。江苏镇江东晋墓出土一件金佛像牌，呈长方形，正面线刻有裸体全身佛像，头顶灵光，面带稚气，应为释迦出土童像。这种用于佛教奉献的金银制品在唐宋以后极为常见。

蓝色水晶坠饰——唐代

长4、宽26、厚12cm。宁夏回族自治区原州区南郊乡羊坊村史索岩夫妇合葬墓出土，固原博物馆藏。形状不规则，上嵌水晶。水晶泛蓝，表面鼓起，上有几处凹痕。水晶之下为一鎏金底托，下部稍翘，上有一短柄，柄环已残

唐代金银器:绚丽多彩

唐石榴花纹玉簪饰——长10、宽28、厚01-015厘米。白玉，青白色，薄片状，两面花纹相同，雕一束繁茂的枝叶，三朵盛开的海棠，顶部雕出石榴，花束枝茎上有细镂孔，下端枝茎上钻一细孔，在很薄的玉片上要雕琢不同层次的花卉枝叶，需要高超的技巧。

唐代，金银器制作有了重大发展。近几十年来的几次大宗发现，金光闪闪，银光熠熠的金银器，又成了显示唐王朝富丽堂皇、灿烂夺目的标志之一。不是吗？当你看到那数量众多，类别丰富、造型别致，纹饰精美的金银器时，一定会联想到唐文化艺术的雄健、华美和自然秀颖。

可以说：中国古代金银器皿是在唐代及其以后兴盛起来而金银器皿是在唐代及其以后兴盛起来而金银器皿又代表了金属工艺的最高水平。唐代金银器从器物种类来说，可以分为食器、饮器、容器、药具、日用杂器、装饰品

宋代金银器是在唐代基础上不断创新，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崭新风貌。虽不及唐代金银器那样丰满富丽，然而却具有典雅秀美的独特风格。这种风格与宋代艺术的总体风格是一致的。有人认为，宋代艺术没有唐代的宏放魄力，但是其民族风格却更为完美。与唐代相比，宋代金银器的造型玲珑奇巧，新颖雅致，多姿多彩。相比之下，唐代金银器皿显得气势博大，而宋代则以轻薄精巧而别具一格。宋代金银器在造型上极为讲究，可谓花式繁多。

　　五花头凤鸟纹金簪(宋代出品)

　　重605g，在江阴夏港出土。这支簪子在《奢华之色——宋元明金银器研究》一书中也有介绍：正面看来，簪梁上一溜儿五枚造型略如展开之摺叠扇的花头。装饰了穿花的凤和凰，还有牡丹和菊花。

宋代金银器的纹饰总的说来，以清素典雅为特色。虽没有唐代纹饰那样细腻华美，然而其洗炼精纯亦非唐所及。素面者，讲究造型，光泽悦目；纹饰者则以花鸟为大宗，并使丰富多采的装饰纹样，与变化多姿的器物造型巧妙结合，达到合谐统一。比之唐代，宋代纹饰的题材来源于社会生活，其表现内容更为广阔，亦更为世俗化，具有很强的写实性和浓郁的生活气息。

从宋代金银器的制作工艺看，自秦以来流行的掐丝镶嵌、焊缀金珠的技法几乎无见。而较多运用锤鍱、錾刻、镂雕、铸造、焊接等技法。具有厚重艺术效果的夹层技法，为宋代以前金银器制作中所未见。镂雕工艺在唐代基础上进一步精进。最有特色的是，宋代金银器采用了立雕装饰和浮雕型凸花工艺。

宋代金银器在其本身的纵向发展中，还出现了大量横向结合的作品。金银与漆、木等其它材料合壁，金银用于服饰、书画等。

两宋时期的辽、西夏、金、大理等国的金银器也有较多发现。大体上看，其作工和形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唐宋金银器制作的影响，同时又具有浓厚的地方民族特色。从而使这一时期的金银器展现出异彩纷呈的景象。

　　福禄寿三星银果盒(元代出品)

　　重430g。1980年江阴申港张家店元墓出土。

元代金银器在宋代的基础上，其形制、品种都有进一步的发展，并形成了比较明显的时代风格。与宋代和明代相比，迄今为止见到的元代金银器为数不甚多。然而从文献材料上看，当时的金银器饰并不稀见。

从总体上看，元代金银器与宋代相近似。银器数量多。金银器品种除日用器皿和饰品外，陈设品增多，如瓶、盒、樽、奁、架等。元代大多数金银器均刻有铭款，这对研究元代金银器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从造型纹饰看，元代金银器仍讲究造型，素面者较多，纹饰者大多比较洗练，或只于局部点缀装饰。然而，元代某些金银器亦表现出一种纹饰华丽繁复的趋向。这种趋向对明以后金银器风格的转变，显然有着重要的影响。

左图：明《唐白云夫人像》中的金丝狄髻与头面（首饰），安徽博物院藏；右图：明成化嵌宝石宝相花金簪，重768克，北京右安门外明墓出土，首都博物馆藏

孝全成皇后《璇宫春霭图》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玉粹轩通景画》（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如意卷云纹金锁（北京市海淀区大柳树地区出土）

明神宗定陵出土四顶凤冠，两顶为皇后礼服（翟衣）冠，两顶为皇后燕居（常服）冠，分属孝端显皇后与孝靖皇后（礼服冠、燕居冠各一）。其中九龙九凤冠、十二龙九凤冠为礼服冠，六龙三凤冠、三龙二凤冠为燕居冠。两种冠明显的区别是：燕居冠两侧有金龙所衔两串珍珠挑牌，礼服冠没有

明清金银器：华丽繁缛

明万历鎏金累丝嵌玉石人物纹银簪

北京昌平区十三陵定陵地宫出土。长128厘米，宽3厘米，重137克。银簪扁锥形，顶部为仙人骑凤，凤昂首展翅，翅上嵌红宝石一块。尾羽高高翅起，形成背托。仙人骑在凤背上，两颊微鼓，笑容可掬，双手持如意。

定陵地宫出土，为孝靖皇后之物。通长58厘米，兔高24厘米，圆形金耳环下，系一嵌红宝石的玉兔耳坠，玉色青白细润。兔竖耳、红睛、直立，抱杵

万历孝靖后嵌珠宝点翠凤冠

所示为顶九龙九凤凤冠，是专属于孝靖皇后王氏的凤冠，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该凤冠高27厘米，口径237厘米，重2320克（大约4斤6两），全冠共镶大小红蓝宝石100多粒，珍珠5000余粒，样式上基本承袭了宋代皇后用金银镶嵌珠宝的凤冠制度。

明清两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文化发展的总势趋于保守。其金银器制作一改唐宋以来或丰满富丽、生机勃勃；或清秀典雅，意趣恬淡风格，而越来越趋于华丽、浓艳，宫廷气息愈来愈浓厚。如果你从中国金银器的历史长廊中浏览而过，那么当你信步走到这里时，便会产生一种截然不同的感觉。那器形的雍容华贵，宝石镶嵌的色彩斑斓，特别是那满目皆是的龙凤图案，象征着不可企及的高贵与权势。这一切都和明清两代整个宫廷装饰艺术的总体风格相和谐一致，但是却和贴进世俗生活的宋元金银器迥然有别。然而，明清两代的金银器，其发展轨迹可谓明晰可见，但其分野之界亦是如此鲜明。大体上说，明代金银器仍未脱尽生动古朴，而清代金银器却极为工整华丽。在工艺技巧上，清代金银器那种细腻精工，也是明代所不可及的。

嵌蓝宝石金戒指——明正统四年（1439年），直径19、宽06cm，南京中华门外将军山沐晟墓出土。戒指为金质，圆形，戒面突起椭圆形金托，内嵌蓝宝石。四周饰连珠纹，两侧錾刻如意云纹。（来源：撷芳殿洒扫）

在明代金银器的纹饰中，龙凤形象或图案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这一变化到了清代，更加推向极致。与宋元相比，明代金银器中素面者少见，大多纹饰结构趋向繁密，花纹组织通常布满器物周身，除细线錾刻外，亦有不少浮雕型装饰，对以后清代的金银器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

镶珠宝玉花蝶金簪

明神宗定陵出土，插戴于孝端显皇后“棕帽”（属狄髻类）上，一对，其中一件通长156、簪首长7、宽27厘米，重28克，簪体上部镂刻古钱形花纹，正面中部浅刻流云纹，簪首缀白玉花卉、绿玉蝴蝶、红玉花，并嵌有红蓝宝石及珍珠。

明万历镶宝玉花金钗

定陵地宫出土，它的下部呈双叉形，上部为花丝编制的叶形金托，中心镶白玉花，玉花的四周有金叶形饰，下部及两侧各有一只金制的小蜜蜂，在花心及叶子上镶嵌着红、黄、蓝宝石，金钗装饰华丽，制作精细，是难得的佳品。

明万历 珠石网坠白玉环花卧龙点翠金簪

定陵地宫出土，是同类首饰中的精品簪身呈半圆弧锥形，顶部有一直立花朵和金托相连，金托上又置亚腰形白玉镂空缠枝牡丹花托，周围系有珍珠，宝石编缀成菱形格网状的网坠，玉托上装饰分上、下两层，下层以白玉牡丹花嵌宝石，其间插置有花丝制作的花卉、翠云等，共同组成底座。上层置一蹲龙，昂首翘尾，上系宝石滴，额部及二目嵌猫睛石及红宝石，龙的旁边置一绿玉描金火珠，火珠中心系一珍珠，整个簪顶组成优美的龙戏珠立体造型，全簪共嵌宝石八十一块，珍珠一百零七颗，簪造型独特，装饰富丽。

（孝靖皇后棺内出土）

清代金银器保留下来的极多，大部分为传世品。从风格上看，清代金银器既有传统风格的继承，也有其它艺术、宗教及外来文化的影响。正是在这种继承吸收古今中外多重文化营养因素的基础上，清代金银器工艺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从而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洋洋大观和多姿多彩。

清代金银器的器型和纹饰也变化很大，已全无古朴之意，同时反映了宫廷金银艺术品所特有的一味追求富丽华贵的倾向。其造型随着器物功能的多样化而更加绚丽多彩，纹饰则以繁密瑰丽为特征。或格调高雅，或富丽堂皇，再加上加工精致的各色宝石的点缀搭配，整个器物更是色彩缤纷、金碧辉煌。清代金银器的加工特点，可以用精、细二字概括。在器物的造型、纹饰、色彩调配上，均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

继宋、元、明以来，清代的复合工艺亦很发达。金银器与珐琅、珠玉、宝石等结合，相映成辉，更增添了器物的高贵与华美。

清代传世品中，亦保留了不少各少数民族的金银器。这些金银器反映了当时各少数民族的传统风俗与爱好，具有明显的地方色彩和浓郁的民族风格。

金镶宝石蜻蜓簪

碧玺珠翠手串

银镀金嵌珠宝蝴蝶簪

翠镶金里扳指

祖母绿戒指

铜镀金累丝点翠嵌珠石凤钿

金镶珠石点翠簪

点翠钿子

金镶青金石领约

金镶青金石金约

碧玺雕松鼠葡萄佩

翠嵌珠宝蜂纹耳环

金镶珠宝二龙戏珠钿口

金嵌珠宝圆花

金累丝九凤钿口

白玉嵌莲荷纹扁方

总之，清代的金银器丰富多采，技艺精湛。其制作工艺包括了范铸、锤鍱、炸珠、焊接、镌镂、掐丝、镶嵌、点翠等，并综合了起突、隐起、阴线、阳线、镂空等各种手法。应该说，清代金银工艺的繁荣，不仅继承了中国传统工艺技法而又有所发展，并且为今天金银工艺的发展创新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结语

纵观金银器的发展，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到，每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艺术风格，这种风格既是那个时代审美意识的反映，亦能展示出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从历史长河的纵向发展看，金银器的发展有其历史传承性，而在同一时代中，金银器的发展也会受到来自其它文化艺术领域的横向渗透和影响。金银器是在中国丰富多采的文化土壤上产生并发展的，它从其它文化艺术领域中汲取营养，并形成了自身独具的艺术风格，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一枝奇葩。如果说，中国文化是一条浩荡壮阔的大江，而每一支汇入其中的细流，都使她更加博大而辉煌，都使她得以更加色彩斑斓、仪态万方的面貌呈现；那么，具有神奇瑰丽色彩的金银器，不也是为中国文化这一巨大实体注入活力和风采的一支涓涓细流吗？

花丝镶嵌工艺产品是珠宝奢侈品的一种，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在古代，算是为皇室贵族所喜爱的珠宝首饰工艺品所进行的“高级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