翡翠和玉有什么区别吗？

属于一系的，， 玉，在我国是美石的同义语。古人视玉为宝，今人又把珍贵的玉石称为宝玉。我国是一个玉石之国，但目前国内的珠宝界、考古界和地质界对玉、玉石和宝石的定义是有区别的。目前国际上统称的玉专指软玉和硬玉（即我们通常说的翡翠），其它玉雕石料统称为玉石。宝石是由一种或多种矿物组成的具有特殊光学效应的集合体，绝大多数都是某种矿物的单晶体，如钻石、红宝石、蓝宝石、祖母绿、猫眼石、碧玺、紫牙乌等。 一、硬玉 19世纪后半叶，法国矿物学家德穆尔将中国的“玉”分为软玉和硬玉（见地质情报所：《翡翠冲的《国外地质科技》，1981年第2期）两类。硬玉，我国俗称“翡翠”，是我国传统玉石中的后起之秀，又是近代所有玉石中的上品。 翡翠不管是“山料”（原生矿石）还是“籽料”（次生矿石），主要是由硬玉矿物组成的致密块体。在显微镜下观察，组成翡翠的硬玉矿物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形成翡翠的纤维状结构。这种紧密的纤维状结构，使翡翠具有细腻和坚韧的特点。 硬玉是由一种钢和铝的硅酸盐矿物组成，纯净者无色或白色。其块体的化学成分为：二氧化硅占5828％，氧化钠占1394％，氧化钙占162％，氧化镁占O91％，三氧化二铁占O64％，此外还含有微量的铬、镍等。其中，铬是使翡翠具有翠绿色的主要因素。通常翡翠含氧化铬O2～O5％，个别达2～375％以上。 翡翠硬度为7，比重333。矿物折光率：Ng=1667，Np=1654；重折率0012。 常见的翡翠颜色有白、灰、粉、淡褐、绿、翠绿、黄绿、紫红等，多数不透明，个别半透明，有玻璃光泽。按颜色和质地分，有宝石绿、艳绿、黄阳绿、阳俏绿、玻璃绿、鹦哥绿、菠菜绿、浅水绿、浅阳绿、蛙绿、瓜皮绿、梅花绿、蓝绿、灰绿、油绿，以及紫罗兰和藕粉地等二十多个品种。 翡翠在我国明确地称为硬玉，可能始于宋代。而汉代张衡的《西京赋》、班固的《西都赋》以及六朝徐陵的《玉台新咏诗序》提到的翡翠都有可能指软玉中的碧玉，而非硬玉。正因为硬玉在唐代已不可考，故李善注《文选》、颜师古往《汉书》均未尝及之。近来英国历史学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三卷中称：在18世纪以前，中国人并不知道硬玉这种东西。以后，硬玉才从缅甸产地经云南输入中国。前不久，苏联地质学家基也夫林科也指出，缅甸度冒、缅冒、潘冒和南奈冒的次生翡翠矿发现于1871年，至今已开采了一百多年，仍未采空。缅甸乌龙江河谷的原生翡翠早在13世纪（宋末至元初）已经采矿（见《国外地质科技》）。而我国目前从宫廷珍藏和出土文物中尚未发现明朝以前的翡翠。因此，中国人何时称硬玉为翡翠，缅甸翡翠何时输入中国，一直是未弄清楚的历史之谜。我们期待考古工作者能有新的发现，来解决这一历史悬案。 二、软玉 软玉是我国矿物学家对英文Nephrite的译名。这一英文名称源于希腊语，有“肾脏”之意。这是因为古代洲认为将这种玉石佩挂在腰部可以治愈肾病（久术武夫：《宝石贵金属辞典》）。看来，古欧洲人和我国古代人一样，都迷信于玉。中国古人不仅认为饰用这种玉可以辟邪，而且认为饮用玉粉可以治病。然而不论欧洲人也好，喜欢玉器的墨西哥和新西兰人也好，都没有中国人使用软玉的历史悠久。中国在世界上有“玉石之国”之称，这同发现和使用软玉的悠久历史有关。 软玉在我国有白玉、青玉、碧玉、黄玉和墨玉等品种。它们与硬玉不同，是由角闪石族矿物中透闪石阳起石矿物（以透闪石为主）组成的致密块体。在显微镜下观察，软玉同硬玉一样也呈纤维状结构。这种由透闪石或阳起石组成的纤维状结构，是软玉具有细腻和坚韧性质的主要原因。透闪石是一种含水和氟的钙镁硅酸盐，其成分中常含有4％以下的铁，当铁含量超过4％时即过渡为阳起石。我国新疆软玉块体的化学分析结果是：二氧化硅占576O％，氧化铝025％，三氧化二铁066％，氧化锰016％，氧化镁2561％，氧化钙268％，其它杂质274％。硬度6～65。比重296～317。矿物折光率：透闪石为Np=1599～1619，Nm=1612～1630，Ng=1622～1640，重折率0O21～0023；阳起石为Np=1619～1688，Nm=1630～1697，Ng=1640～1705，重折率0021～0027。 软玉常见颜色有白、灰白、绿、暗绿、黄、黑等色。多数不透明，个别半透明，有玻璃光泽。软玉的品种主要是按颜色不同来划分的。白玉中最佳者白如羊脂，称“羊脂玉”。青玉呈灰白至青白色，目前有人将灰白色的青玉称为“青白玉”。碧玉呈绿至暗绿色，有时可见黑色脏点，是含杂质如铬尖晶石矿物等所致。当含杂质多而呈黑色时，即为珍贵的墨玉。黄玉也是一种较珍贵的品种。青玉中有糖水**皮壳，现有人称其为“糖玉”。白色略带粉红色者有人称为“粉玉”。虎皮色的则称为“虎皮玉”等。 目前所知，国内除台湾丰田地区产软玉外（包括透闪石猫眼石），主要产地在新疆。新疆和田玉的悠久历史，在《史记》、《汉书》、《魏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五代史》等古书中，均有记载。不过，西汉以前，史籍所载新疆产软玉的情况常夹带着不少神话故事。从《史记》中记载的《李斯谏逐客书》和《苏厉给赵惠文王书》中的几句话（“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此数宝者秦不生焉。”“代马胡犬不东下，昆仑之玉不出，此三宝者亦非王有已。”）来看，早在春秋战国至秦统一六国时，新疆的软玉已从昆仑山北麓和田诸地源源不断地输向内地。尤其是密尔岱所产的软玉块度较大，常有上万斤者。清时在乌沙克塔克台地区有密尔岱产的弃玉三块，大者万斤，次者八千斤，又次者重达三千斤。故宫博物院珍宝馆珍藏的“大禹治水玉山”原重一万零七百多斤，这一迄今为止的最大玉件，即产自密尔岱。 岫岩玉，简称岫玉，因产辽宁省岫岩县而得名。这种玉石的主要品种表面看来，同新疆的青玉或碧玉有些相似，但组成的矿物和硬度则不同。组成岫玉的主要矿物是蛇纹石。成分中常含有二价铁、三价铁，还混有锰、铝、镍、钴等杂质，这些混入物使岫岩玉具有各种颜色。岫玉的颜色有白、黄、淡黄、粉红、浅绿、绿、翠绿、暗绿、褐绿及其它杂色。其中常以绿色调为主，颜色介于青玉和碧玉之间。组成岫玉的蛇纹石矿物，通常占85％以上，常见少量方解石、透闪石等其它矿物。透闪石的混入，可增大岫玉的硬度。 岫玉的五质非常细腻，半透明至不透明，蜡状至油脂光泽。硬度25～55，比重25～28。蛇纹石矿物的平均折光率154～155。蛇纹石是镁质碳酸盐岩、镁质基性宕、超基性岩的交代蚀变矿物，也可与滑石、绿泥石等共生。 岫玉玉质同翡翠和软玉极易区分，主要是光泽（老带油脂光泽）和硬度的不同。 岫玉广泛产生接触变质的镁质大理岩中，我国很多地区具备这种地质环境，所以其产地相当广泛。目前已知有下述不同产地和以产地为名所划分的品种： 岫玉绿色，半透明至不透明，产地在辽宁省岫岩县瓦沟。化学成份是：二氧化硅4380％，氧化镁4210％，氧化钙056％，氧化铝0006％，三氧化二铁064％，水1181％，杂质1285％。硬度48～55，比重261。产于古老地层白云石大理岩中。 在我国江苏、浙江一带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的玉器中，经鉴定发现其中有岫玉（郑建：《江苏省吴县新石器遗址出土的古玉研究》）。殷墟妇好墓中有四十余件玉器，“其中多数与现在辽宁岫岩玉接近，少数与河南南阳玉接近，极个别与新疆和阗（田）玉相似。”（夏湘蓉、李仲均、王根元：《中国古代矿业开发史》第428页）。由此可见岫玉的开采史至少有三四千年历史了。 南方玉开采史不详，因产于广东省信宜县泗流地区，故又称“信宜玉”。玉质大多数由蛇纹石组成，并含有少量金云母、滑石、方解石、透闪石、绿泥石、绿帘石等。因含杂质多，颜色常与岫玉不同，色调暗绿至褐绿。同时产出的地质条件与岫玉也有差别，它产于云母片岩和条带状混合片麻岩组成的地层中，玉石矿体下面常有02～55米厚的滑石层。 祁连玉产祁连山，玉色暗绿，带有较多的黑色脏点，岫玉和南方玉没有这一特点。 京黄玉淡**，也由蛇纹石组成，因产北京十三陵老君堂接触变质大理岩中而得名。本世纪60年代发现，历史上是否开采过，情况不明。因产量过少，现已停采。 安绿石也是蛇纹石玉质，因首次发现于吉林集安县的绿水河而得名。产于蛇纹石化大理岩古老的地层中。玉质较纯，细腻光洁，苹果绿至墨绿色，微透明至半透明。 与岫玉相似的蛇纹石玉石还有不少产地和品种。因此，当我们鉴别新石器时代以来属于这类玉质的玉器时，切不可轻易断定玉质的来源。1977年，南京博物院在江苏吴县草鞋山、张陵山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玉器中，经鉴定有一件玉管为蛇纹石玉石，就不是辽宁产生的岫玉，玉料可能是江苏镇江的产物。 四、蓝田玉 蓝田玉的名称初见于《汉书·地理志》，美玉产自“京北（今西安北）蓝田山”。其后，《后汉书·外戚传》、张衡《西京赋》、《广雅》、《水经注》和《元和郡县图志》等古书，都有蓝田产玉的记载。至明万历年间，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称：“所谓蓝田，即葱岭（昆仑山）出玉之别名，而后也误以为西安之蓝田也。”从此引起后世人的纷争，有的说蓝田根本不产玉，有的说即使产玉可能是莱玉（色绿似菜叶的玉石）。近些年，陕西地质工作者在蓝田发现了蛇纹石化大理岩玉料，认为它就是古代记载的蓝田玉（1978年11月23日《 》）。这一发现不仅引起了寻找珠玉原料的地质界重视，也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兴趣。1982年，地质矿产部地质博物馆，展出了上述蓝田玉的原石。这种蛇纹石化强烈时，局部已经变成与岫玉相同的玉石了。玉质从外观上看，有**、浅绿色等不均匀的色调，并伴随浅白色的大理岩。这种玉石虽然不很美观，但因为蓝田地处西安古城附近，玉质硬度为4左右，容易加工，所以古人有可能采用做为装饰品。在汉代玉器中有两件很像现今的蓝田玉，一件是在陕西汉武帝茂陵附近出土的大型玉铺首嵌在古墓门上；另一件是故宫博物院藏的汉代玉佩。从这两件玉器玉质和色泽上看，很多地质学者都认为同现今的蓝田玉相似。但它是否真是古代的蓝田玉，则需加以进一步的考查。 五、南阳玉 南阳玉因产河南省南阳而得名，又因矿区在南阳的独山，故又称“独山玉”。 南阳玉色泽鲜艳，质地比较细腻，光泽好，硬度高，可同翡翠媲美。德国人曾称其为“南阳翡翠”，苏联地质学家基也夫林科曾把南阳玉归属于翡翠类型的玉石矿床。据河南地质工作者近几年的研究，探明南阳玉是一种蚀变斜长岩，组成矿物除斜长石外，还有黝帘石、绿帘石、透闪石、绢云母、黑云母和榍石等。经过显微镜鉴定，玉质含有多种蚀变矿物，蚀变作用以黝帘石化、绿帘石化和透闪石化为主。由于玉石中含各种金属杂质电素离子），所以玉质的颜色有多种色调，以绿、白、杂色为主，也见有紫、蓝、黄等色。 南阳玉硬度6～65。有玻璃光泽，多数不透明，少数微透明。化学分析的结果是：二氧化硅41～45％，氧化铝3071～3414％，氧化镁028～173％，氧化钾002～264％，三氧化二铁0～08％，氧化亚铁027～088％，氧化锰002～01％，三氧化二铬001～034％，结晶水023～074％，二氧化碳006～052％。南阳玉的微量元素分析结果是：铬001～05％，镍小于01％，钒0001～01％，锰001～005％，钛0001～05％。 据文字记载，南阳玉在汉代已开采是无疑问的。近来考古出土的资料将南阳玉的开采推到商晚期以前。1952年李济在《殷墟有刃石器图说》中指出，殷墟有刃石器凡四百四十四件，其中有玉器七件，而这七件玉器的质料全是南阳玉。《安阳殷墟五号墓的发掘报告》中也指出，殷墟妇好墓中出土的七百余件玉器，其中四十余件标本经初步鉴定，“其多数与现代辽宁岫岩玉接近，少数与河南南阳玉接近，极个别的与新疆和阗（田）玉相似。”（《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而1983年10月在四川成都“宝石讲座和学术交流会”上，河南省地质局在宣读关于南阳玉的一篇论文中说，在南阳县黄山出土一件南阳玉玉铲，经鉴定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产物，距今有六千多年的历史，可知南阳玉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被采用了。

耐心一点

毕竟这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的清的

1、从采玉时间上比较。

这里有两个可比点，即采玉时间的早晚和持续时间的长短。大约12000年以前，我国辽南原始居民就开始用蛇纹石打制砍砸器，7000年前的新乐文化出现了磨制较精的彩石石凿，河姆渡出现了彩石玉玦，距今6000——4000年的新疆罗布淖尔先民已经采用和阗玉磨制无孔石斧。在此后4000年里，我们祖先的治玉活动从未间断过。而国外最早使用玉器的是公元前3000——2000年的西伯利亚原始文化，他们用软玉制造工具和圆盘，但此后便销声匿迹，未再重现了。日本古代硬玉大珠出现于绳文时代中期（公元前2900年——公元前2300年），碧玉管出现于弥生时代（公元前300年——公元300年），到了古坟时代（公元300年——440年）治玉工艺便衰落以至消亡。印第安人玉器开始于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900年趋于消失。关于采玉时间的早晚，虽因检测手段不同，可能出现一定的误差，但可以肯定中国是用玉最早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是用玉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

2、从玉质、玉色上比较。

国外各产玉地点所出玉色泽较为单调，如日本、印第安玉器以翡翠为主，其软玉亦呈深浅绿色，欧洲软玉呈青、绿色，贝加尔湖附近所出玉石上带有墨点，孔东原始文化出白色软玉，而我国和阗玉除了青、碧、墨色之外，还有黄、白等色玉，其中尤以羊脂白玉最优。日本硬玉和碧玉，毛利人碧玉，印第安玛雅硬玉之质地均缺少温润晶莹之感，而我国和阗玉质地细腻缜密。因此，从玉质、玉色上比较，和阗玉亦是国外玉石所不及的。

3、从琢玉工具上比较。

我国琢玉用的旋转性工具，可能始于原始社会的红山文化与良渚文化，后来又逐渐发展为“水凳”。日本、西伯利亚、印第安玛雅等地又以何种工具琢玉呢？日本学者从现行攻玉法推论，认为日本古代玉器也是用旋转性工具碾琢的，此外不见其它论证材料。在印度，19世纪玉工操作旋转性工具的图示流传至今，为一老年玉工用右手推拉弓弦以带动圆砣旋转，左手执玉琢磨，估计操作不便，效率较低。这幅图中的琢玉工具比《天工开物》所描绘的水凳晚了3个世纪，在其结构、传动装置上也远比水凳落后。不容否认，中国古代旋转性琢玉工具在当时是最先进、最完善的。

4、从碾琢技艺上比较。

我国古代玉器工艺有7000余年的历史，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这方面日本、欧洲、毛利、玛雅和阿拉伯等地的碾玉技艺都是望尘莫及的。在这里须对痕都斯坦玉——莫卧儿玉的碾琢技艺作一下具体分析。我们承认痕都斯坦琢玉技艺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并对我国晚清及现代玉器工艺产生过较大影响。乾隆对痕玉有过极高的评价，他在诗文中说：“璞韫昆山，镂传印度”，“西昆率产玉，良匠出痕都”，并赞其玉器“莹薄如纸”，或比作“蝉翅”。又赞其琢磨精美：“叶簇见重层，刀斧浑无迹”，“细入毛发理，浑无斧凿痕”，“精镌本鬼工”，但费解的是他竟误认为痕玉是“水磨”而成。从现存的莫卧儿玉器考察，胎薄如纸者有之，但胎厚类瓷者亦不乏其例。苏州仿“蕃作”中也有薄胎的，其中菊瓣盘薄如蝉翼，呈半透明状态，说明苏州玉工有能力把玉器磨得很薄。那么为什么我国古代玉器中器胎偏厚者居多？这与玉材难得，价格昂贵有关，若琢磨得过薄，一则费工，二则使 玉材耗损过大，三则有损玉质美，给人以不坚实感，易与玻璃混淆，故治玉不提倡薄胎之工。清代晚期玉业接受了痕都斯坦玉器的莨茹科植物图案与宝石镶嵌两个特点，并发展成“仿蕃作”，这说明我国玉工对良玉技艺持扬长弃了其不符合我们民族传统的薄胎及阿拉伯器形等因素。

5、从玉器功能上比较。

我国古代玉器与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都有着密切联系，前面已经介绍了它所具有的五方面社会功能。欧洲人认为，。软玉（Nephrite）挂在腰间有治愈肾病的功效。这自然是一种迷信的认识，但其原始社会的玉器工具尚有一定的实和的价值；日本人对玉和玉器的认识较欧洲人复杂，他们认为玉除了装饰功能之外，尚有“咒术的、宝器的、祭祀的”功能；阿拉伯玉器大致也仅限于生活用玉和瓶盆之类；印第安玛雅人玉器与神官司的职司、祭祀有关，此外尚有生活用玉和装饰玉器。总之，上述各国玉器所具有的社会功能均不及中国古代玉器所产生的广泛的社会功能。

6、从玉器造型比较。

中国古代玉器型制相当丰富。国外古代玉器造型大致如下：日本古代玉器只限于珠、管、 、勾、栉形以及抽象化的动物，少见器皿；毛利人玉器仅见神像、佩、斧；西伯利亚新石器时代也仅有斧、凿、盘等工具和器皿，且造型也较简单；阿拉伯玉器以器皿为主，其器型别致，独具一格，但类型也较单纯；印第安玛雅玉器型制比上述各地稍多，有工具、珠、管、片、人物浮雕和象生玉等，但与中国古代玉器型制相比，玛雅玉器也显得相当单调了。

7、从玉器装饰图案上比较。

中国古代玉器之装饰图案，有几何形、动物、植物、文字以及绘画性，综合性等多种题材。而日本、欧洲、西伯利亚、毛利等地玉器则多呈光素状或饰简单的几何形图案，装饰其甚少。其中玛雅和阿拉伯等地玉器的装饰图饰图案，有其自己的独特风格，如痕玉之莨苕叶饰和“西蕃莲”与“铁线莲”等花纹。印第安玛雅玉器纹饰以人物图案为精，但与中国古代玉器图案装饰相比，便显得黯然失色，尤其是中国古玉上的绘画性图案，在世界琢玉史上独具特色。

　《谏逐客书》是李斯给秦王的一个奏章全篇以古论今，凭借他高超的文学水平和清晰的逻辑思路，成功的劝服了秦王嬴政。下面是由我为大家整理的“谏逐客书原文翻译及注解赏析”，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谏逐客书原文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邳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众，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良駃騠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说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韶》、《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借寇兵而赍盗粮”者也。

　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雠，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谏逐客书翻译

　我听说官吏在商议驱逐客卿这件事，私下里认为是错误的。

　从前秦穆公寻求贤士，西边从西戎取得由余，东边从宛地得到百里奚，又从宋国迎来蹇叔，还从晋国招来丕豹、公孙支。这五位贤人，不生在秦国，而秦穆公重用他们，吞并国家二十多个，于是称霸西戎。秦孝公采用商鞅的新法，移风易俗，人民因此殷实，国家因此富强，百姓乐意为国效力，诸侯亲附归服，战胜楚国、魏国的军队，攻取土地上千里，至今政治安定，国力强盛。秦惠王采纳张仪的计策，攻下三川地区，西进兼并巴、蜀两国，北上收得上郡，南下攻取汉中，席卷九夷各部，控制鄢、郢之地，东面占据成皋天险，割取肥田沃土，于是拆散六国的合纵同盟，使他们朝西侍奉秦国，功烈延续到今天。昭王得到范雎，废黜穰侯，驱逐华阳君，加强·巩固了王室的权力，堵塞了权贵垄断政治的局面，蚕食诸侯领土，使秦国成就帝王大业。这四位君主，都依靠了客卿的功劳。由此看来，客卿哪有什么对不住秦国的地方呢！倘若四位君主拒绝远客而不予接纳，疏远贤士而不加任用，这就会使国家没有丰厚的实力，而让秦国没有强大的名声了。

　如今陛下罗致昆山的美玉，宫中有随侯之珠，和氏之璧，衣饰上缀着光如明月的宝珠，身上佩带着太阿宝剑，乘坐的是名贵的纤离马，树立的是以翠凤羽毛为饰的旗子，陈设的是蒙着灵鼍之皮的好鼓。这些宝贵之物，没有一种是秦国产的，而陛下却很喜欢它们，这是为什么呢？如果一定要是秦国出产的才许可采用，那么这种夜光宝玉，决不会成为宫廷的装饰；犀角、象牙雕成的器物，也不会成为陛下的玩好之物；郑、卫二地能歌善舞的女子，也不会填满陛下的后宫；北方的名骥良马，决不会充实到陛下的马房；江南的金锡不会为陛下所用，西蜀的丹青也不会作为彩饰。用以装饰后宫、广充侍妾、爽心快意、悦人耳目的所有这些都要是秦国生长、生产的然后才可用的话，那么点缀有珠宝的簪子，耳上的玉坠，丝织的衣服，锦绣的装饰，就都不会进献到陛下面前；那些闲雅变化而能随俗推移的妖冶美好的佳丽，也不会立于陛下的身旁。那敲击瓦器，拍髀弹筝，乌乌呀呀地歌唱，能快人耳目的，确真是秦国的地道音乐了；那郑、卫桑间的歌声，《韶虞》《武象》等乐曲，可算是外国的音乐了。如今陛下却抛弃了秦国地道的敲击瓦器的音乐，而取用郑、卫*靡悦耳之音，不要秦筝而要《韶虞》，这是为什么呢？难道不是因为外国音乐可以快意，可以满足耳目功能的需要么？可陛下对用人却不是这样，不问是否可用，不管是非曲直，凡不是秦国的就要离开，凡是客卿都要驱逐。这样做就说明，陛下所看重的，只在珠玉声色方面；而所轻视的，却是人民大众。这不是能用来驾驭天下，制服诸侯的方法啊！

　我听说田地广就粮食多，国家大就人口众，武器精良将士就骁勇。因此，泰山不拒绝泥土，所以能成就它的高大；江河湖海不舍弃细流，所以能成就它的深邃；有志建立王业的人不嫌弃民众，所以能彰明他的德行。因此，土地不分东西南北，百姓不论异国它邦，那样便会一年四季富裕美好，天地鬼神降赐福运，这就是五帝、三王无可匹敌的缘故。抛弃百姓使之去帮助敌国，拒绝宾客使之去侍奉诸侯，使天下的贤士退却而不敢西进，裹足止步不入秦国，这就叫做“借武器给敌寇，送粮食给盗贼”啊。

　物品中不出产在秦国，而宝贵的却很多；贤士中不出生于秦，愿意效忠的很多。如今驱逐宾客来资助敌国，减损百姓来充实对手，内部自己造成空虚而外部在诸侯中构筑怨恨，那要谋求国家没有危难，是不可能的啊。

　 谏逐客书注解

　（1）过：错。

　（2）穆公：春秋秦君，姓嬴，名任好，都雍（今陕西凤翔县）。在位三十九年。

　（3）由余：春秋晋人。入戎，戎王命出使秦国，为秦穆公所用。献策攻戎，开境千里，使穆公称霸。

　（4）百里奚：春秋楚人，字井伯，为虞大夫。虞亡，走宛，为楚人所执。秦穆公闻其名，以五羖（公羊）皮赎他，用为相。

　（5）蹇叔：春秋时人，居宋，穆公迎为大夫。穆公出兵袭郑，蹇叔谏阻，不听。秦军为晋军在肴地击败。

　（6）丕豹：春秋晋人，父丕郑为晋惠公所杀，因奔秦，穆公用为大夫。公孙支：秦人，游晋，后归秦，穆公用为大夫。荐孟明于穆公，为人所称。

　（7）并国二十：指用由余而攻占的西戎二十部落。

　（8）孝公：战国秦君，名渠梁。在位二十四年。商鞅：即公孙鞅，战国卫人，仕魏为中庶子。入秦，说孝公变法，为左庶长。定变法令，废井田，开阡陌，倡农战，使国富兵强。封于商，称商君。孝公死，为惠王所杀。

　（9）获楚魏之师：商鞅率兵攻魏，虏公子卬，大破魏军。魏献河西地于秦。商鞅获楚师事不详。

　（10）惠王：秦孝公子，名驷。用张仪为相，使司马错灭蜀，又夺取楚汉中地六百里，始称王，在位二十七年。 张仪：战国魏人，与苏秦同师鬼谷子，同为纵横家。苏秦主合纵，合六国拒秦。张仪相秦惠王，主连横，散六国合纵，使六国西向事秦。惠王卒，仪到魏为相卒。

　（11）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张仪与司马错争论，张仪主张取三川，司马错主张取蜀，惠王用司马错取蜀。当时张仪为相，故归功张仪。惠王死，武王立。命甘茂取宜阳，通三川，也归功张仪。三川，东周以伊水、洛水、黄河为三川。巴蜀，指今四川省。

　（12）北收上郡：惠王十年，魏献上郡（今陕西省北部）十五县。

　（13）南取汉中：惠王十三年，攻楚汉中，取地六百里。汉中，今陕西南部。九夷：楚地的各种夷族。鄢郢：在今湖北宜城县。

　（14）成皋：在今河南汜水县。

　（15）昭王：战国秦武王弟，名稷。并西周，用范雎为相。范雎：参前《范雎说秦王》篇。

　（16）穰侯：魏冉，秦昭王母宣太后的异父同母弟。昭王即位，年少，宣太后用冉执政，封为穰侯。 华阳：芈戎，宣太后弟，封华阳君。华阳，在今陕西商县。

　（17）内：同纳。

　（18）昆山：即昆冈，出宝玉，在于阗（今属新疆）。随和之宝：相传春秋时随侯救了受伤的大蛇，后蛇于江中衔大珠以报，称随珠。春秋时楚人卞和得璞，剖璞得宝玉，琢为璧，称和璧。明月之珠：即夜光珠。

　（19）太阿：春秋时楚王命欧冶子、干将铸龙渊、太阿、工布三宝剑。纤离：良马名。翠凤：用翡翠羽毛作成凤形装饰的旗子。灵鼍（tuó驼）之鼓：用扬子鳄皮制成的鼓。

　（20）说：同“悦”。

　（21）駃騠（juétí决提）：北狄良马。

　（22）下陈：犹后列。

　（23）宛珠之簪：用宛（今河南南阳县）地的珠来装饰的簪。簪，定发髻的长针。傅玑之珥：装有玑的耳饰。玑，不圆的珠。阿缟：东阿（在今山东）出产的丝织品。

　（24）随俗雅化：随着世俗使俗变为雅。

　（25）搏髀（bì闭）：拍大腿以节歌。

　（26）郑卫桑间：《礼·乐记》：“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桑间，卫国濮水上的地名。以上指当时民间的音乐。韶虞武象：韶是虞舜时的音乐。武是周武王时的乐舞，故称武象。以上指当时的雅乐。

　（27）五帝：《史记·五帝本纪》以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三王：指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

　（28）黔首：以黑巾裹头，指平民。业：立功业。赍（jī几）：给。

谏逐客书赏析

　《谏逐客书》是李斯给秦王的一个奏章。这件事是在秦王嬴政十年。秦国宗室贵族借韩国派水工修灌溉渠，阴谋消耗秦的国力，谏秦皇下令驱逐一切客卿。秦王读了李斯这一奏章，取消了逐客令。可见本文说服力之强。

　作者先谈历史，以穆公、孝公、惠王、昭王四位国君召士纳贤为例，强调重用客卿之重要。接着再谈现实，作者列举秦王的爱好，诸如昆山之玉，随和之宝，明月之珠，以及所佩太阿剑，所乘之纤离之马等等，都是来自诸侯各国。

　实效性：

　首先是《谏逐客书》具有明显的实效性。实效，就是要讲求实用，注重效果，这就涉及到公文的目的及功能。公文不像艺文那样，优游浸渍，潜移默化，以美感人，公文乃是“政事之先务”，它的目的是为了完成特定的公务，它的功能是可以解决实际的问题。从本质上说公文是一种实用性程式性的文书，以此区别于一般的文章或文学作品。公文所产生的客观效果是衡量公文实用性大小的一个重要尺度。所以公文撰制时必须事先预计效果，办理时讲究效率，客观上注重功效。徐望之《公牍通论》指出：“事前体察周详，令出务求实效。”这说的是下行公文。上行公文也要做到“下情不壅于上闻，谋事惟期其必达”。一篇公文，如果实用性不大，效果不显著，就很难说是上乘之作。因此，实效性显著，应是好公文的重要条件。以此看来《谏逐客书》正是具有实效性显著的特点。这篇公文最成功之处就在于，该文一上秦王，就达到预期的目的，收到满意的效果。司马迁在《李斯列传》中曾这样叙述过李斯上书的前因后果：“秦王拜斯为客卿。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斯乃上书曰：“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当时秦王的逐客令已下，李斯也在被逐之列，而凭此上书，竟能使秦王收回成命，由逐客变为留客、用客、重客，这就不能不承认《谏逐客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公文的实效性在这里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论断典范：

　其次，《谏逐客书》在“对事的论断”方面堪称典范。笔者以为“对事的论断”应视为公文的一个重要特征。事是公文的内容，论断是对公文内容的表达方式。“对事的论断”体现了公文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显然，公文须有事，刘勰所说“言事于主”、“指事造实”，徐望之所说“谋事惟期其必达”、“尚实事不尚虚文”，都指出公文的内容就是事，因为公文就是办实事的。但是公文在表达事时，不必对其来龙去脉进行具体的叙述，往往是高度概括，或者点到为止。公文对于事，主要是用“论断”的方法。正如《公牍通论》所述，“陈言论事”、“公文本质，重论断”。论断是个合成词，包含论和断两个方面。断，判断、决断之谓，对事的是非、得失、功过等表示肯定或否定的态度，对事的实施提出一定的办法。论是论事理，要受文者承办事务，必须把事理论说明白。简言之，断就是要办什么事，论就是办这事的理由。论是断的前提，如果不把事理论清说透，断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缺乏说服力。在古代公文中，由于文种不同，对事论断的情况也有差别，如下行的君命文种，比较偏重于断，凡戒敕、废立、告谕、政令等，都显示独断的至高权威，而上行文种的章、奏、表、议等则较侧重于论（当然也应有断），凡谏说、劝请、陈乞、弹劾、执异等，本身就需要有充分的理由，不论说何以达其目的。况且上奏文种面对的是国君这个特殊对象，更要情至理足。《谏逐客书》在这一点上，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全文的断就是开头一句话：“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希望通过这一判断成立，使秦王接受，并收回成命，不要逐。为此在下文展开了有力的论说。开头这一断语的

　特点是，在客卿已被逐的紧急情势下（《史记集解·新序》：“斯在逐中，道上上谏书。”），用非常警醒而委婉的言辞开宗明义，起句发意振聋发聩。本文尤具特色的更在其论的部分，对事理的论说充分深刻，令人信服。这里有必要指出两点，其一是用重笔浓墨，铺张排比，列举事例。如文中铺排了四君用客的大量事实，铺陈了秦王所喜爱的大量生活享用，由于事例充实，铺垫充足，加强了与下文的对比，因而得出的结论极其有力。而这些事例都有所依傍，且经过精心选择，因而显得可靠典型。从铺排的技巧来说，排比句接踵联翩，文意饱满，文气流畅，文势充沛，极有感染力。其二，在论证上的特点是正反并反复对比，层层深化。如在论证的首层，四君用客（实笔）与“却客不内”（虚笔）的对比，首层四君用客与次层秦王轻客的对比，次层重物与轻人的对比，处处在对比之中显示逐客之谬误。全文在逻辑关系上是步步推进，层层深化。时间上由远到近，推移有序：先言古代，次论现实，再次言及未来。在言及逐客的危害时，程度上由轻到重，步步升级：先说如果没有客卿，秦国就不会“富利”和“强大”；接着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直接落到统一天下这个关键问题，比上层更切近要害；再说弃

　黔首、却宾客，是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资助了敌人削弱了自己，对秦国的不利更严重些；最后指出“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不仅不能统一天下，而且有亡国的危险，把逐客的危害引申到极点。这种由轻到重、步步推进的说理过程，避免一开始就突兀冲撞，造成相反结果，它符合人的心理接受规律。

　针对性：

　再者《谏逐客书》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公文的针对性一方面是指每件公文都是针对某一具体的事务而发，另方面也指公文具有比较具体的的受文对象，受文者具有确定性。周知性的公文读者面较宽，但也有一定的范围；下行文受文的面相对说要窄一些，在现代的公文中有的还规定了阅读传达范围；上行文一般是给一个上级机关，受文对象很具体。古代的上奏文种是专门给君主的，对象最明确。公文写作时都视受文者的不同情况进行斟酌，有的放矢。《谏逐客书》的针对性，从内容上来说，是对着逐客这事而发，全文紧紧扣住逐客以论说其错误。文章这样处理很高明，因这逐客的起因是韩国人郑国劝秦王修筑一条灌溉渠，其目的是企图以浩大的工程耗费秦国的财力，使之不能对外用兵，如果就此事进行辩解，显然是没有道理的。李斯避开这个起因不谈，只抓住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完全从秦国的利益着眼，这就容易使秦王接受。另外，李斯当时也无辜受牵连，但他在上书中片言不涉及自己，这样完全符合公文的本质要求，徐望之说：“公文本质之可贵，贵在一字一句皆从民生国计上着想。”针对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正是从国计民生着想的体现。

　《谏逐客书》的针对性，还表现在针对特定的受文者来采取谏说的策略。李斯上书是给秦王政这个具体的人看的，如果不熟悉这个人，不揣摩这个人的愿望、想法，不去迎合他的心理需求，那就很容易碰壁。对这个问题，刘勰有中肯的评价：“烦（顺）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出之喜说者也。”顺着秦王的感情、心理，引到统一六国的关键问题，符合主要任务的需要。当时秦王的最大欲望是兼并天下，凡是违反这一欲望，就难以立足，凡是利于达到这一欲望，就容易被接受。李斯紧紧抓住秦王的这一心理，把秦国的霸业作为整篇谏书的灵魂，贯串始终。在论说的首层以秦王政的祖先重用客卿造成“霸西戎”、“治强”、“散六国之从”、“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等成就去耸动秦王；在论说的次层则把用客卿提到“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的高度；再接着以古代五帝三王“不却众庶”无敌天下去打动秦王。总之，每个层次都反复论述这样一个根本的利害关系：纳客就能统一天下，逐客就有亡国危险。以利劝之，以害怵之，这就紧紧抓住了秦王的心，深深击中其要害，使秦王顺理成章地接纳其意见，并收回逐客令，达到了上书的目的。

　以上论述了《谏逐客书》是如何有针对性地、成功地对逐客之事加以论断，使该公文收到了显著的实效。实效性、针对性、对事加以论断，这三个特征在文中体现最为突出。当然，该文还有个别其他的公文特征，像当时李斯已在被逐之中，写这篇上书必须十分注意时效，除了“道上上谏书”急就此文之外，在写法上开头单刀直入，指出逐客之错，使秦王为之震动。可见首句发意、开门见山，既为当时紧急情势决定，也是公文时效性的要求。

主题

此卷《清明上河图》描绘的是明朝中期时的苏州，反映的是当时苏州城的繁荣。画作中的深宅大院、高大城墙与鳞次栉比的商铺，无一不彰显了这一点。

从画中细节来看，“描金漆器”、“精裱诗画”、“打造锡器”、“染坊”、“打造诸般铜器”均为明代苏州特色，而“青楼”、“书坊”、“南货”、“鲜明花朵”、“女工铜针”等足可让人感受到明代苏州的风致。

色彩

此卷《清明上河图》是重彩风俗画，其在色彩运用上非常灵活亦恰到好处，无处不体现了作者的匠心独具。

《清明上河图》是明代画家仇英创作的一幅重彩风俗画作品，现收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现存世作品《清明上河图》有多本传为仇英所作，除此卷外，另有青州市博物馆藏本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本，以及多本流落私人之手。

而辽宁省博物馆藏的此卷《清明上河图》，流传有绪，现学术界一般认为其为仇英真迹。

扩展资料：

创作背景

时代背景

明代中期（约1435~1572年），社会整体经济的日趋繁荣昌盛，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商品生产、交换买卖观念，逐渐渗透到了当时文化艺术界的领域当中，并积极促进了文化、艺术的直线繁荣。

这一阶段的绘画很多一部分都是沿袭之前宋元的传统艺术文化，再加入一些欧洲传教士和优秀商人们带来的、有关文艺复兴阶段所附有的绘画思想精神，让这一时期的美术整体发展变得更加有生命力、更加活力无限。

题材来源

明代绘画内容大多都是以商品货物的买卖场景为主的，每个地方都有作画的场所，用以进行古画的临摹工作，正是如此绘画者大多都会为了迎合做官人士以及普通百姓的爱好进行绘画题材选择，之后再进行绘画。

当时的画家在进行临摹的过程中对原作者的作品并不是全部接受，也不会一成不变。绘画者会与时俱进依照当时的经济形势和自我感觉对图画实行适当增加以及删除，在全新演绎绘画内容的同时也将民间的生活状态以及经济状况、民众娱乐内容描绘出来。

昌耀《河床》原文阅读

作者:昌耀 加入日期：08-03-15

　

河 床——《青藏高原的形体》之一

作者 昌耀

　　我从白头的巴颜喀拉走下。

　　白头的雪豹默默卧在鹰的城堡，目送我走向远方。

　　但我更是值得骄傲的一个。

　　我老远就听到了唐古特人的那些马车。

　　我轻轻地笑着，并不出声。

　　我让那些早早上路的马车，沿着我的堤坡，鱼贯而行。

　　那些马车响着刮木、像奏着迎神的喇叭，登上了我的胸脯。

　　轮子跳动在我鼓囊囊的肌块。

　　那些裹着冬装的唐古特车夫也伴着他们的辕马

　　谨小慎微地举步，随时准备拽紧握在他们手心的刹绳。

　　他们说我是巨人般躺倒的河床。

　　他们说我是巨人般屹立的河床。

　　是的，我从白头的巴颜喀拉走下。我是滋润的河床，

　　我是枯干的河床，我是浩荡的河床。

　　我的令名如雷贯耳。

　　我坚实、宽厚、壮阔，我是发育完备的雄性美。

　　我创造，我须臾不停地

　　向东方大海排泻我那不竭的精力。

　　我刺肤纹身，让精心显示的那些图形可被仰观而不可近狎。

　　我喜欢向霜风透露我体魄之多毛。

　　我让万山洞开，好叫钟情的众水投入我博爱的襟怀。

　　我是父亲。

　　我爱听秃鹰长唳，他有少年的声带，他的目光有少女的媚眼。

　　他的翼轮双展之舞可让血流沸腾。

　　我称誉在我隘口的深雪潜伏达旦的猎人。

　　也同等地欣赏那头三条腿的母狼。

　　她在长夏的每一次黄昏都要从我的阴影跛向天边的彤云。

　　也永远怀念你们——消逝了的黄河象

　　我在每一个瞬间都同时看到你们。

　　我在每一个瞬间都表现为大千众相。

　　我是屈曲的峰峦，是下陷的断层，是切开的地峡，是眩晕的飓风。

　　是纵的河床，是横的河床，是总谱的主旋律。

　　我一身织锦，一身珠宝，一身黄金。

　　我张弛如弓，我拓荒千里。

　　我是时间，是古迹，是宇宙洪荒的一片腭骨化石。

　　是始皇帝，我是排列成阵的帆墙，是广场，是通都大邑，是展开的景观。

　　是不可测度的深渊，是结构力，是驰道，是不可克的球门。

　　我把龙的形象重新推上世界的前台。

　　而现在我仍转向你们白头的巴颜喀拉。——

　　你们的马车已满载昆山之玉，走向归程。

　　你们的麦种在农妇的胝掌准时的亮了。

　　你们的团栾月正从我的脐蒂升起。

　　我答应过你们，我说潮汛即刻到来，

　　而潮汛已经到来……

昌耀的《河床》，以辐射性的构思，无限伸展的空间序列形式，为我们勾勒了一幅黄河源河床的巨人般躺倒、巨人般屹立的形象。这首诗，通篇采用了“自述”的形式，诗人代替河床发言，这就避免了我们读诗时“隔”的感觉，也避免了我们已经不感到新鲜的“母亲”呀、“摇篮”呀之类的肤浅的赞美。当我们读到这首诗的第一行“我从白头的巴颜喀拉走下”时，从审美心理上就已经与河床成为一体了，审美距离也随着诗歌感性的递进而递进，直至消失。这正是诗人巧妙的抒情手法的成功。另外，这首诗的意象构成也是十分独特的，有实有虚，虚实相生，显得既不拥塞又不空洞。实的如“白头的雪豹默默卧在鹰的城堡，目送我走向远方”，“唐古特人的那些马车”，“在我隘口的深雪潜伏达旦的那个猎人”等，给人以具体的视觉刺激。虚的如“我坚实宽厚、壮阔。我是发育完备的雄性美”，“我是父亲”，“我在每一个瞬间都表现为大千众相”，“是眩晕的飓风”，“我是时间，是古迹。是宇宙洪荒的一片腭骨化石。是始皇帝”，“是不可测度的深渊”，“是结构力，是驰道。是不可攻克的球门”等，有给人以空洞虚幻的美感。读这样的诗，我们感到的不是什么画面，而是具有质感、有体积感的河床本身。诗人的思绪纷纷扬扬，但又都像辐条一样紧紧地辐辏在所咏唱的核心意象河床上，这就避免了由于庞杂给人造成的审美疲劳，同时又获得了“真力弥满，万象在旁”的审美享受。在为数众多的歌唱黄河的诗中，昌耀的这首河床真正称得上独标逸韵另铸伟辞了。

谏逐客书原文：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邳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纵，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良駃騠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说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韶》、《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借寇兵而继盗粮」者也。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泰山 一作：太山)

谏逐客书翻译及注释

翻译　我听说官吏在商议驱逐客卿这件事，私下里认为是错误的。　　从前秦穆公寻求贤士，西边从西戎取得由余，东边从宛地得到百里奚，又从宋国迎来蹇叔，还从晋国招来丕豹、公孙支。这五位贤人，不生在秦国，而秦穆公重用他们，吞并国家二十多个，于是称霸西戎。秦孝公采用商鞅的新法，移风易俗，人民因此殷实，国家因此富强，百姓乐意为国效力，诸侯亲附归服，战胜楚国、魏国的军队，攻取土地上千里，至今政治安定，国力强盛。秦惠王采纳张仪的计策，攻下三川地区，西进兼并巴、蜀两国，北上收得上郡，南下攻取汉中，席卷九夷各部，控制鄢、郢之地，东面占据成皋天险，割取肥田沃土，于是拆散六国的合纵同盟，使他们朝西事奉秦国，功烈延续到今天。昭王得到范雎，废黜穰侯，驱逐华阳君，加强·巩固了王室的权力，堵塞了权贵垄断政治的局面，蚕食诸侯领土，使秦国成就帝王大业。这四位君主，都依靠了客卿的功劳。由此看来，客卿哪有什么对不住秦国的地方呢！倘若四位君主拒绝远客而不予接纳，疏远贤士而不加任用，这就会使国家没有丰厚的实力，而让秦国没有强大的名声了。　　陛下罗致昆山的美玉，宫中有随侯之珠，和氏之璧，衣饰上缀著光如明月的宝珠，身上佩带着太阿宝剑，乘坐的是名贵的纤离马，树立的是以翠凤羽毛为饰的旗子，陈设的是蒙着灵鼍之皮的好鼓。这些宝贵之物，没有一种是秦国产的，而陛下却很喜欢它们，这是为什么呢？如果一定要是秦国出产的才许可采用，那么这种夜光宝玉，决不会成为秦廷的装饰；犀角、象牙雕成的器物，也不会成为陛下的玩好之物；郑、卫二地能歌善舞的女子，也不会填满陛下的后宫；北方的名骥良马，决不会充实到陛下的马房；江南的金锡不会为陛下所用，西蜀的丹青也不会作为彩饰。用以装饰后宫、广充侍妾、爽心快意、悦入耳目的所有这些都要是秦国生长、生产的然后才可用的话，那么点缀有珠宝的簪子，耳上的玉坠，丝织的衣服，锦绣的装饰，就都不会进献到陛下面前；那些闲雅变化而能随俗推移的妖冶美好的佳丽，也不会立于陛下的身旁。那敲击瓦器，拍髀弹筝，乌乌呀呀地歌唱，能快人耳目的，确真是秦国的地道音乐了；那郑、卫桑间的歌声，《韶虞》《武象》等乐曲，可算是外国的音乐了。如今陛下却抛弃了秦国地道的敲击瓦器的音乐，而取用郑、卫 悦耳之音，不要秦筝而要《韶虞》，这是为什么呢？难道不是因为外国音乐可以快意，可以满足耳目官能的需要么？可陛下对用人却不是这样，不问是否可用，不管是非曲直，凡不是秦国的就要离开，凡是客卿都要驱逐。这样做就说明，陛下所看重的，只在珠玉声色方面；而所轻视的，却是人民士众。这不是能用来驾驭天下，制服诸侯的方法啊！　　我听说田地广就粮食多，国家大就人口众，武器精良将士就骁勇。因此，泰山不拒绝泥土，所以能成就它的高大；江河湖海不舍弃细流，所以能成就它的深邃；有志建立王业的人不嫌弃民众，所以能彰明他的德行。因此，土地不分东西南北，百姓不论异国它邦，那样便会一年四季富裕美好，天地鬼神降赐福运，这就是五帝、三王无可匹敌的缘故。抛弃百姓使之去帮助敌国，拒绝宾客使之去事奉诸侯，使天下的贤士退却而不敢西进，裹足止步不入秦国，这就叫做「借武器给敌寇，送粮食给盗贼」啊。　　物品中不出产在秦国，而宝贵的却很多；贤士中不出生于秦，愿意效忠的很多。如今驱逐宾客来资助敌国，减损百姓来充实对手，内部自己造成空虚而外部在诸侯中构筑怨恨，那要谋求国家没有危难，是不可能的啊。

注释 （1）「由余」，亦作「繇余」，戎王的臣子，是晋人的后裔。穆公屡次使人设法招致他归秦，以客礼待之。入秦后，受到秦穆公重用，帮助秦国攻灭西戎众多小国，称霸西戎。「戎」，古代中原人多称西方少数部族为戎。此指秦国西北部的西戎，活动范围约在今陕西西南、甘肃东部、宁夏南部一带。（2）「百里奚」，原为虞国大夫。晋灭虞被俘，后作为秦穆公夫人的陪嫁臣妾之一送往秦国。逃亡到宛，被楚人所执。秦穆公用五张黑公羊皮赎出，用上大夫，故称「五羖大夫」。是辅佐秦穆公称霸的重臣。「宛」（yuān），楚国邑名，在今河南南阳市。（3）「蹇（jiǎn）叔」，百里奚的好友，经百里奚推荐，秦穆公把他从宋国请来，委任为上大夫。百里奚对穆公说：「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贤而世莫知」。「宋」，国名，或称「商」、「殷」，子姓，始封君为商纣王庶兄微子启，西周初周公平定武庚叛乱后将商旧都周围地区封给微子启，都于商丘（今河南商丘县南），约有今河南东南部及所邻山东、江苏、安徽接界之地。公元前三世纪中叶，大臣剔成肸（即司城子罕）逐杀宋桓侯，戴氏代宋。公元前286年被齐国所灭。（4）「邳豹」，晋国大夫邳郑之子，邳郑被晋惠公杀死后，邳豹投奔秦国，秦穆公任为大夫。「公孙支」，「支」或作「枝」，字子桑，秦人，曾游晋，后返秦任大夫。「晋」，国名，姬姓，始封君为周成王之弟叔虞，建都于唐（今陕西翼城县西），约有今山西西南部之地。春秋时，晋献公迁都于绛，亦称「翼」（今山西翼城县东南），陆续攻灭周围小国；晋文公成为继齐桓公之后的霸主；晋景公迁都新田（今山西侯马市西），亦称「新绛」，兼并赤狄，疆域扩展到今山西大部、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和陕西一角。春秋后期，公室衰微，六卿强大。战国初，被执政的韩、赵、魏三家所瓜分。公元前369年，最后一位国君晋桓公被废为庶人，国灭祀绝。（5）「产」，生，出生。「并」，吞并。（6）「并国二十，遂霸西戎」，《秦本纪》云秦缪公」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这里的「二十」当是约数。（7）「孝公」，即秦孝公。「商鞅」，卫国公族，氏公孙，亦称公孙鞅，初为魏相公叔座家臣，公叔座死后入秦，受到秦孝公重用，任左庶长、大良造，因功封于商（今山西商县东南）十五邑，号称商君。于公元前356年和前350年两次实行变法，奠定秦国富强的基础。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被车裂身死。（8）「殷」，多，众多。「殷盛」，指百姓众多而且富裕。（9）「魏」，国名，始封君魏文侯，系晋国大夫毕万后裔，于公元前403年与韩景侯、赵烈侯联合瓜分晋国，被周威烈王封为诸侯，建都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魏文侯任用李悝改革内政，成为强国。梁惠王时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市），因亦称」梁」。后国势衰败，公元前225年被秦国所灭。「获楚、魏之师」，指战胜楚国、魏国的军队。公元前340年，商鞅设计诱杀魏军主将公子昂，大败魏军。同年又与楚战，战况不详，据此，当也是秦军获胜。（10）「惠王」，即秦惠王，名驷，秦孝公之子，公元前337年至前311年在位。于公元前325年称王。「张仪」，魏人，秦惠王时数次任秦相，鼓吹「连横」，游说各国诸侯事奉秦国，辅佐秦惠文君称王，封武信君。秦武王即位，入魏为相。于公元前310年去世。此句以下诸事，并非都是张仪之计，因为张仪曾经作为宰相，就把功劳归功到他身上了。（11）「三川之地」，指黄河、雒水、伊水三川之地，在今河南西北部黄河以南的洛水、伊水流域。韩宣王在此设三川郡。公元前308年秦武王派兵攻取三川大县宜阳（今河南宜阳县西）。公元前249年秦灭东周，取得韩三川全郡，重设三川郡。（12）「巴」，国名，周武王灭商后被封为子国，称巴子国，在今四川东部、湖北西部一带。战国中期建都于巴（今四川重庆节）。公元前316年秦惠王派张仪、司马错等领兵攻灭巴国，在其地设置巴郡。「蜀」，国名，周武王时曾参加灭商的盟会，有今四川中部偏西地区。战国中期建都于成都（今四川成都市）。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派张仪、司马错等领兵灭蜀，在其地设置蜀郡。（13）「上郡」，郡名，本来是楚地，在现在的陕西的榆林。魏文侯时置，辖境有今陕西洛河以东，黄梁河以北，东北到子长县、延安市一带。公元前328年魏割上郡十五县给秦，前312年又将整个上郡献秦。秦国于公元前304年于此设置上郡。（14）「汉中」，郡名，在现在的陕西汉中。楚怀王时置，辖境有陕西东南和湖北西北的汉水流域。公元前312年，被秦将魏章领兵攻取，秦于此重置汉中郡。（15）「包」，这里有并吞的意思。「九夷」，此指楚国境内西北部的少数部族，在今陕西、湖北、四川三省交界地区。（16）「鄢」，音yān，楚国别都，在今湖北宜城县东南。春秋时楚惠王曾都于此。「郢」（yǐng），楚国都城，在今湖北江陵市西北纪南城。公元前279年秦将白起攻取鄢，翌年又攻取郢。（17）「成皋」，邑名，在今河南荥阳县汜水镇，地势险要，是著名的军事重地。春秋时属郑国称虎牢，公元前375年韩国灭郑属韩，公元前249年被秦军攻取。（18）「六国」，韩、魏、燕、赵、齐、楚。「施」，音yi，蔓延，延续。（19）「昭王」，即秦昭王，名稷，一作侧或则，秦惠王之子，秦武王异母弟，公元前306年至前251年在位。「范雎jū」，一作「范且」，亦称范叔，魏人，入秦后改名张禄，受到秦昭王信任，为秦相，对内力主废除外戚专权，对外采取远交近攻策略，封于应（今河南宝丰县西南），亦称应侯，死于公元前255年。（20）「穰」，音rang。「穰侯」，即魏冉，楚人后裔，秦昭王母宣太后之异父弟，秦武王去世，拥立秦昭王，任将军，多次为相，受封于穰（今河南邓县），故称穰侯，后又加封陶（今山东定陶县西北）。因秦昭王听用范雎之言，被免去相职，终老于陶。（21）「华阳」，即华阳君芈戎，楚昭王母宣太后之同父弟，曾任将军等职，与魏冉同掌国政，先受封于华阳（今河南新郑县北），故称华阳君，后封于新城（今河南密县东南），故又称新城君。公元前266年，与魏冉同被免职遣归封地。（22）「蚕食」，比喻像蚕吃桑叶那样逐渐吞食侵占。（23）「向使」，假使，倘若。「内」，同「纳」，接纳。（24）「陛下」，对帝王的尊称，「致」，求得，收罗。「昆山」，即昆仑山。（25）「随、和之宝」，即所谓「随侯珠」和「和氏璧」，传说中春秋时随侯所得的夜明珠和楚人卞和来得的美玉。（26）「明月」，宝珠名。（27）「太阿（ē）」，亦称「泰阿」，宝剑名，相传为春秋著名工匠欧冶子、干将所铸。（28）「纤离」，骏马名。（29）「翠凤之旗」，用翠凤羽毛作为装饰的旗帜。（30）「鼍」（tuo）亦称扬子鳄，俗称猪婆龙，皮可蒙鼓。（31）「说」，通「悦」，喜悦，喜爱。（32）「犀象之器」，指用犀牛角和象牙制成的器具。（33）「郑」，国名，姬姓，始封君为周宣王弟友，公元前806年分封于郑（今陕西华县东）。春秋时建都新郑（今河南新郑县），有今河南中部之地，公元的375年被韩国所灭。「卫」，国名，姬姓，始封君为周武王弟康叔，初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后迁都楚丘（今河南滑县）、帝丘（今河南濮阳县），有今河南北部、山东西部之地。公元前254年被魏国所灭。「郑、卫之女」，此时郑、卫已亡，当指郑、卫故地的女子。「后宫」，嫔妃所居的宫室，也可用作嫔妃的代称。（34）「駃騠」，音jue ti，骏马名。「外厩（jiu）」，宫外的马圈。（35）「江南」，长江以南地区。此指长江以南的楚地，素以出产金、锡著名。（36）「丹」，丹砂，可以制成红色颜料。「青」，青，可以制成青黑色颜料。「西蜀丹青」，蜀地素以出产丹青矿石出名。「采」，彩色，彩绘。（37）「下陈」，殿堂下陈放礼器、站立傧从的地方。「充下陈」，此泛指将财物、美女充买府库后宫。（38）「宛」，宛转，缠绕。」宛珠之簪」，缀绕珍珠的发簪。或以「宛」为地名，指用宛（今河南南阳市）地出产的珍珠所作装饰的发簪。（39）「傅」，附着，镶嵌。「玑」，不圆的珠子。此泛指珠子。「珥」，音er，耳饰。（40）「阿」，细缯，一种轻细的丝织物。或以「阿」为地名，指齐国东阿（今山东东阿县）。（41）「缟」，音gǎo，未经染色的绢。（42）「随俗雅化」，随合时俗而雅致不凡。「佳」，美好，美丽。「冶」，妖冶，艳丽。「窈窕」，音yǎo tiǎo，美好的样子。「赵」，国名，始封君赵烈侯，系晋国大夫赵衰后裔，于公元前403年与魏文侯、韩景侯联合瓜分晋国，被周威烈王封为诸侯，建都晋阳（今山西太原市东南），有今山西中部、陕西东北角、河北西南部。公元前三八六年迁都邯郸（今河北邯郸市）。公元前二二二年被秦国所灭。古人多以燕、赵为出美女之地。（43）「瓮」，音weng，陶制的容器，古人用米打水。「缶」，音fǒu，一种口小腹大的陶器。秦人将瓮、缶作为打击乐器。「搏」，击打，拍打。「髀」，音bi，大腿。「搏髀」，拍打大腿，以此掌握音乐唱歌的节奏。（44）「《郑》」，指郑国故地的音乐。「《卫》」，指卫国故地的音乐。「《桑间》」，桑间为卫国濮水边上地名，在今河南濮阳县南，有男女聚会唱歌的风俗。此指桑间的音乐，即本书《乐书》的「桑间濮上之音」。「《昭》」，通「韶」，《史记集解》引徐广曰：「昭，一作『韶』。」歌颂虞舜的舞乐。」《虞》」，按《史记会注考证校补》引南化本、枫山本、三条本等作「护」，当为歌颂商汤的舞乐。「《武》」，歌颂周武王的舞乐。「《象》」，歌颂周文王的舞乐。（45）「太山」，即泰山。「让」，辞让，拒绝。（46）「择」，舍弃，抛弃。细流，小水。（47）「却」，推却，拒绝。（48）「五帝」，指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三王」，指夏、商、周三代开国君主，即夏禹、商汤、周文王和周武王。（49）「黔首」，无爵平民不能服冠，只能以黑巾裹头，故称黔首。此泛指百姓。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正式称百姓为黔首。《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二十六年，「更名民曰黔首」。「资」，资助，供给。（50）「业」，从业，从事，事奉。（51）「继」（jī）送，送给。这句是说，把武器粮食供给寇盗。（52）「益」，增益，增多。「仇」，通「仇」，仇敌。减少该国的人口而增加敌国的人力。（53）「外树怨于诸侯」，指宾客被驱逐出外必投奔其它诸侯，从而构树新怨。

谏逐客书赏析

　《谏逐客书》是李斯给秦王的一个奏章。这件事是在秦王赢政十年。秦国宗室贵族借韩国派水工修灌溉渠，阴谋消耗秦的国力，谏秦皇下令驱逐一切客卿。秦王读了李斯这一奏章，取消了逐客令。可见本文说服力之强。　　作者先谈历史，以穆公、孝公、惠王、昭王四位国君召士纳贤为例，强调重用客卿之重要。接着再谈现实，作者列举秦王的爱好，诸如昆山之玉，随和之宝，明月之珠，以及所佩太阿剑，所乘之纤离之马等等，都是来自诸侯各国。

实效性　首先是《谏逐客书》具有明显的实效性。实效，就是要讲求实用，注重效果，这就涉及到公文的目的及功能。公文不像艺文那样，优游浸渍，潜移默化，以美感人，公文乃是「政事之先务」，它的目的是为了完成特定的公务，它的功能是可以解决实际的问题。从本质上说公文是一种实用性程式性的文书，以此区别于一般的文章或文学作品。公文所产生的客观效果是衡量公文实用性大小的一个重要尺度。所以公文撰制时必须事先预计效果，办理时讲究效率，客观上注重功效。徐望之《公牍通论》指出：「事前体察周详，令出务求实效。」这说的是下行公文。上行公文也要做到「下情不壅于上闻，谋事惟期其必达」。一篇公文，如果实用性不大，效果不显著，就很难说是上乘之作。因此，实效性显著，应是好公文的重要条件。以此看来《，谏逐客书》正是具有实效性显著的特点。这篇公文最成功之处就在于，该文一上秦王，就达到预期的目的，收到满意的效果。司马迁在《李斯列传》中曾这样叙述过李斯上书的前因后果：「秦王拜斯为客卿。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斯乃上书曰：「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当时秦王的逐客令已下，李斯也在被逐之列，而凭此上书,竟能使秦王收回成命，由逐客变为留客、用客、重客，这就不能不承认《谏逐客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公文的实效性在这里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论断典范　其次，《谏逐客书》在「对事的论断」方面堪称典范。笔者以为「对事的论断」应视为公文的一个重要特征。事是公文的内容，论断是对公文内容的表达方式。「对事的论断」体现了公文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显然，公文须有事，刘勰所说「言事于主」、「指事造实」，徐望之所说「谋事惟期其必达」、「尚实事不尚虚文」，都指出公文的内容就是事，因为公文就是办实事的。但是公文在表达事时，不必对其来龙去脉进行具体的叙述，往往是高度概括，或者点到为止。公文对于事，主要是用「论断」的方法。正如《公牍通论》所述，「陈言论事」、「公文本质，重论断」。论断是个合成词，包含论和断两个方面。断，判断、决断之谓，对事的是非、得失、功过等表示肯定或否定的态度，对事的实施提出一定的办法。论是论事理，要受文者承办事务，必须把事理论说明白。简言之，断就是要办什么事，论就是办这事的理由。论是断的前提，如果不把事理论清说透，断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缺乏说服力。在古代公文中，由于文种不同，对事论断的情况也有差别，如下行的君命文种，比较偏重于断,凡戒敕、废立、告谕、政令等，都显示独断的至高权威，而上行文种的章、奏、表、议等则较侧重于论（当然也应有断），凡谏说、劝请、陈乞、弹劾、执异等，本身就需要有充分的理由，不论说何以达其目的。况且上奏文种面对的是国君这个特殊对象，更要情至理足。《谏逐客书》在这一点上，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全文的断就是开头一句话：「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希望通过这一判断成立，使秦王接受，并收回成命，不要逐。为此在下文展开了有力的论说。开头这一断语的　　特点是，在客卿已被逐的紧急情势下（《史记集解·新序》：「斯在逐中，道上上谏书。」），用非常警醒而委婉的言辞开宗明义，起句发意振聋发聩。本文尤具特色的更在其论的部分，对事理的论说充分深刻，令人信服。这里有必要指出两点，其一是用重笔浓墨，铺张排比，列举事例。如文中铺排了四君用客的大量事实，铺陈了秦王所喜爱的大量生活享用，由于事例充实，铺垫充足，加强了与下文的对比，因而得出的结论极其有力。而这些事例都有所依傍，且经过精心选择，因而显得可靠典型。从铺排的技巧来说，排比句接踵联翩，文意饱满，文气流畅，文势充沛,极有感染力。其二，在论证上的特点是正反并反复对比，层层深化。如在论证的首层，四君用客（实笔） 与「却客不内」（虚笔） 的对比，首层四君用客与次层秦王轻客的对比，次层重物与轻人的对比，处处在对比之中显示逐客之谬误。全文在逻辑关系上是步步推进，层层深化。时间上由远到近，推移有序：先言古代，次论现实，再次言及未来。在言及逐客的危害时，程度上由轻到重，步步升级：先说如果没有客卿，秦国就不会「富利」和「强大」；接着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直接落到统一天下这个关键问题，比上层更切近要害；再说弃　　黔首、却宾客，是所谓「藉寇兵而继盗粮」，资助了敌人削弱了自己，对秦国的不利更严重些；最后指出「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不仅不能统一天下，而且有亡国的危险，把逐客的危害引申到极点。这种由轻到重、步步推进的说理过程，避免一开始就突兀冲撞，造成相反结果，它符合人的心理接受规律。

针对性　再者《，谏逐客书》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公文的针对性一方面是指每件公文都是针对某一具体的事务而发，另方面也指公文具有比较具体的的受文对象，受文者具有确定性。周知性的公文读者面较宽,但也有一定的范围；下行文受文的面相对说要窄一些，在现代的公文中有的还规定了阅读传达范围；上行文一般是给一个上级机关，受文对像很具体。古代的上奏文种是专门给君主的，对像最明确。公文写作时都视受文者的不同情况进行斟酌，有的放矢。《谏逐客书》的针对性，从内容上来说，是对着逐客这事而发，全文紧紧扣住逐客以论说其错误。文章这样处理很高明，因这逐客的起因是韩国人郑国劝秦王修筑一条灌溉渠，其目的是企图以浩大的工程耗费秦国的财力，使之不能对外用兵，如果就此事进行辩解，显然是没有道理的。李斯避开这个起因不谈，只抓住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完全从秦国的利益着眼，这就容易使秦王接受。另外，李斯当时也无辜受牵连，但他在上书中片言不涉及自己，这样完全符合公文的本质要求，徐望之说：「公文本质之可贵，贵在一字一句皆从民生国计上着想。」针对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正是从国计民生着想的体现。　　《谏逐客书》的针对性，还表现在针对特定的受文者来采取谏说的策略。李斯上书是给秦王政这个具体的人看的，如果不熟悉这个人，不揣摩这个人的愿望、想法，不去迎合他的心理需求，那就很容易碰壁。对这个问题，刘勰有中肯的评价：「烦（顺） 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出之喜说者也。」顺着秦王的感情、心理，引到统一六国的关键问题，符合主要任务的需要。当时秦王的最大欲望是兼并天下,凡是违反这一欲望，就难以立足，凡是利于达到这一欲望，就容易被接受。李斯紧紧抓住秦王的这一心理，把秦国的霸业作为整篇谏书的灵魂，贯串始终。在论说的首层以秦王政的祖先重用客卿造成「霸西戎」、「治强」、「散六国之从」、「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等成就去耸动秦王；在论说的次层则把用客卿提到「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的高度；再接着以古代五帝三王「不却众庶」无敌天下去打动秦王。总之，每个层次都反复论述这样一个根本的利害关系：纳客就能统一天下，逐客就有亡国危险。以利劝之，以害怵之，这就紧紧抓住了秦王的心，深深击中其要害，使秦王顺理成章地接纳其意见，并收回逐客令，达到了上书的目的。　　以上论述了《谏逐客书》是如何有针对性地、成功地对逐客之事加以论断，使该公文收到了显著的实效。实效性、针对性、对事加以论断，这三个特征在文中体现最为突出。当然，该文还有个别其他的公文特征，像当时李斯已在被逐之中，写这篇上书必须十分注意时效，除了「道上上谏书」急就此文之外，在写法上开头单刀直入，指出逐客之错，使秦王为之震动。可见首句发意、开门见山，既为当时紧急情势决定，也是公文时效性的要求。

诗词作品： 谏逐客书 诗词作者： 先秦 李斯 诗词归类： 古文观止、公文